陈天杭
1934年，我考入江苏省私立扬州中学读书。不久，即闻政府通知：各校高中一年级学生集中各省会军事训练三个月；高中二年级学生须持有军训毕业证书，否则不予升级等。学校当局很快忙碌起来，首先精简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其他各科也只发摘要讲义，每日白天上课时间不够，晚间还要点灯上课。在各科赶完教学之时，集中军训已迫在眉睫。
农历三月一个微雨的早晨，我们班40多人在军号声中整队渡江来到镇江，先在江边休息一会儿，而后开进南门外三十六标（兵营）。在大操场上聚集了各校受训的学生，一会儿便有人开始将我们拆散重新编排，组成十个中队。我分在第三大队第九中队第九小队，全小队11个人，住进了指定房间。我们搬进铺盖，展开被褥，方欲稍事休息，忽闻哨声大响。原来是小队长训话，叫我们一律剪成“和尚头”。本来只有几句话，却结结巴巴讲了好一阵子，大家自然只能照办。晚饭后，同学们正要互相走访，哨子又响，结果还是老一套，不过知照大家夜间应注意事项而已。
第二天天刚亮，哨子一响，大家赶忙跳起来集合上操。操场在三十六标南侧200米左右，是××军养马溜缰的地方，面积不算小，可以容纳千余人。
我们列队到操场，一时气氛严肃，大家亦保持“立正”姿势。中队长说明科目要求后，我们便开始徒手教练。小队长叫李耀庭（30多岁，湖南人），乡音较重，但还听得懂，他教我们稍息、立正……要求严格，与在校时马马虎虎大不相同。训练一步步加大难度，从持枪姿势直到背枪起步等。背枪起步大家一时总不能做得干净利落，队长教了又教，我们学了又学，才算差强人意。队长还直说我们聪明，比起招募来的士兵强得多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我们都是些高中学生，我们也只有暗笑罢了。
如今回忆起来，最令人头痛的，莫过于“走（俗称‘爬’）正步”，要两目向前平视，胸部自然突出，小腹向后收，两手紧贴裤缝线，急促而又自然地向前起步；走过检阅台时，一定要两目注视在台上的人物。这算是最难的了，队长常怪我们不用心，不能顺利通过这一关，有时竟大声呵斥一番，我们也只有忍受而已。有一次，一位同学竟大胆提出：请各位小队长“示范”表演。此事几经反映终于实现了。十几位小队长，由一位叫口令，跻跻锵锵地走了一阵，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后来一位小队长私下对我们说，这种“爬”正步，只用于大检阅，上阵时毫无用处，但上级规定必须遵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么！大家听了，精神上才有些安慰。
我们军训背的总是空枪，虽有放枪前后的种种准备工作，但都是纸上谈兵。在城西有个设备齐全的射击场，射击的规范动作我们也早已学过，但是在实习中理论与实践总对不上号。我们摆好姿势，屏息定神，扳机一扣，子弹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小队长不住地埋怨，反复示范，仍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我们每星期六上午除阴雨外都要“野外演习”。每次在总队附、大中小队长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镇江附近荒山上做“作战实习”。大家左右挎起水壶、干粮袋，足蹬篮球鞋，届时听到交代任务之后，便跟着小队长满山乱跑，相当自由。虽然小队长一再交代我们，要随时注意掩蔽，但我们依旧不管不顾，犹如放羊一般乱跑一气。记得那时的枪声是以放鞭炮代替的，尽管四周“毕毕剥剥”声不断，我们仍然挺枪乱冲，如入无人之境。小队长急得在后面大叫：“快掩蔽，要全军覆没了！”我们谁也没听进去。等到演习结束，小队长才气喘吁吁地赶来骂道：“你们干什么的，这还得了吗？”大家早餐只吃两个馒头和稀饭，跑到中午也没力气了，有谁还顾得上听那一套。后来时间长了，演习纪律更是松弛，个别小队长有时竟和学生们喝茶聊天了。
记得每天的学程安排，上午一般是操场训练（术科），下午便是学科了。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会》等，讲师大多为中队长以上人员。因为这些课程，须有些文化的人才能胜任。军训之初，即因此闹了一个笑话。一名姓谷的小队长，黄发红脸，性情粗暴。某天，由他给我们讲瓦斯防御。他本识不得几个字，每当读到化学元素符号，便跳了过去。同学们问他，他把原文描在黑板上却瞪着眼一言不发，同学们也就唧唧喳喳起来，他一怒夹起书走了。幸而中队长出来打“圆场”，同学们也就不说话了。后来总队部请来一位中央大学的高教授来专讲这一课，博引旁征，深入浅出，整整讲了两个钟头，同学们都静心听讲，连队长们也点头暗赞。
担任总政治教官的刘孟纯先生（此人一直追随张治中）讲课，极富口才，每次上课，先发提纲，不过寥寥几行，但经刘穿插阐明，每次两小时，无一句废话，无半字哼哈，极得学生敬仰。
在各课其间也常穿插“名人训话”。如我们来队第二天，便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当时陈果夫是军训总队长，周担任副总队长，另一位副总队长是省保安处长项致庄）来训话。他说，“国是如此，人人有责；但救国必须强身，团结一致。诸君于学习紧张中，能抽暇来此受训，实为可嘉。不过军事纪律性很严，必须耐苦耐劳，任重道远，勉之！勉之！”演说以沉痛恳挚之语出之，着实感动人。哪知抗战一开始，他自己便做了汉奸，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陈果夫也曾来过，其举止言语恍如我们的国文教师，看起来不疾不徐，貌不惊人，实际是胸怀丘壑，叵测前机。真是不可思议！项致庄则又是另一番模样，一身军服，整齐而严肃，走路挺有精神，讲话也有条理。
总队部邀来作报告的知名人士还有：
张治中，高高的身材，洪亮的声音（在千人礼堂讲话不用扩音机他是第一人），讲话慷慨激昂，有声有色，令人听得神往，的确是武人中有文化修养者。
陈立夫，大概是讲《唯生论》。此人极有口才，说话毫不费力，声音不高而清晰可闻，讲话时中外杂陈，连数理公式的变化也用上不少（他原是学工科的）。有人曾说他左右开弓，锋芒毕露，信然。
镇江师范校长曹×（名字记不清了），一副学者派头，身着哔叽制服，另有一番姿态。他的讲话含蓄不露，令人思考，应属精于言辞的人。
上海中学校长郑西谷，讲话由徐转疾，由慢转快，慷慨激昂，欲罢不能。他直说，友邦不友，便是敌人，对待敌人，只有狠打，团结一致，便是力量。中国是大国，中国绝不会亡，前方将士浴血，后方枕戈待旦。人同此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讲到激烈之处，几乎顿足捶胸，听者莫不动容。我曾听过不少名人演说，此公可谓佼佼者了。
本总队组织，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二人，都是名誉职。实际负责人是南京军政部训练总监处派来的徐组和谷梨光，职务都是总队附。大中队长全由各学校军事教官担任，按军阶各负其责。我所在的第三大队大队长是如皋师范的军事教官（忘其姓名），我们第九中队中队长是罗昭泽（湖南人），系南通中学军事教官。各小队长均系从各个部队抽调来的军官，经过洛阳分校训练三个月，再在本队实习三个月之后，仍回原部队。小队长们大半是行伍出身，文化不高，有的还很粗鲁。由于上级管教不严，且未说明原委，事情也就来了。有一天，有位姓谷的小队长（讲瓦斯防御的那位）在上术科时，揍了一位同学一拳，这位学生不服，扯过谷的武装带与之对打起来。此时全场操演，惹起很大风波。该学生坚持称教官不能打学生，我们不是真的兵；谷却说军官打兵是常事，扯我的“武装带”等于脱我的军装，是军人的耻辱。当晚，又发生了小队长们声言集体“罢教”的事。后来不知经谁向小队长们说明，此系学生，集训期满，仍回原校读书，对他们应该要求严格，但不必采取“体罚”的手段；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还希望郑重考虑，免生枝节等等。一番软硬兼施的说服，小队长们才闷闷无话可说了。
军训实在管得很严格，令初出家门的学生一时很难适应。私立南通中学一位学生偷着逃回家去，在家住了几天，又被父母送回总队部。结果，该生被带到大会上教育了一顿。至于参加军训的第十中队，则是另一样情景。该中队全是年龄不超过14岁的孩子，虽聪明伶俐，可惜身体跟不上。为了照顾他们，总队特成立了第十中队，并专派年轻好动，喜与孩子们为伍的陈屏先生（我校军事教官）为队长。莫看这些孩子学习成绩很好，但毕竟稚气未脱，坐下来就想爹妈，甚至经常人聚在一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将起来。这的确难为了陈先生，只得常给他们讲故事，搞各种比赛游戏，连“打野操”也不过高要求，总是提早回来。可队中偏偏有位镇江师范的学生不服气，说他已满14岁，只是个儿头小些，不愿受照顾。陈屏先生很为难，反映到上面去，总队不予考虑。此后那学生一直愁眉苦脸，总是拖在队尾走，几乎全大队的人都认识他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有人叫“立正”，全体起身肃立。原来，是陈果夫、周佛海、项致庄等一大群人前来视察伙食。他们左看看，右望望，一会儿便走开了，我们照旧进餐。过了几天，队方在晚间集会上宣布：“陈主席来检查伙食，发现质量较差。同学们军训消耗较大，从本月份起，每人每月增发伙食费1元……”这原本是件善事，谁知偏偏碰上个不成材的司务长，贪污了大家的伙食费，证据确凿。一天晚上，队方宣布其罪状，继而征求大家意见，是开除还是体罚。大家一致认为开除后工作难找，还是体罚示儆。于是来了两个士兵执竹枝叫打，不料刚虚张声势地打了七八下，竟惹起第八中队长火气，到房间拿出一根马鞭，掼在地上，责令士兵痛打。士兵不敢弄假，便抡起马鞭真正地将司务长痛打了一阵。他起先还“哇哇”叫，后来连叫也叫不出声了，这才被人抬了出去。
此事过后不久，又出了个“徐组事件”。我至今对总队附徐组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那恶面孔和一副破嗓子叫人讨厌。他在总队中相当有权，而且骂人特别来劲儿。记得自开学伊始，每逢“训话”他总是痛骂一阵。一天晚上，不知为何事，又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并叫大家立刻进行操演。本来挨骂之后便是解散休息的，这次却又要操演，大家心中也有些火了，因此操练得拖拖拉拉。徐组怒不可遏，几个动作之后，竟大声喝叫：“跪下，双膝跪下！”他一会儿叫随从打起手电筒一一检查下跪的情况，一会儿又叫我们站起来，再骂上一顿，折腾了好一阵才叫解散，而中小队长却被留下集中听训话。《步兵操典》中确有“跪下”这个动作，但那是“单膝跪下”，端枪瞄准前方便于射击的，这“双膝跪下”实不知出自哪家《操典》。在我们没精打采地回宿舍时，已隐隐闻到泣声了，回到宿舍更是越想越气，有的竟号啕大哭起来。队长们闻知赶过来，马上叫勤务兵打来热水，叫我们洗脸就寝。大家睡者自睡，大半仍倚床流泪……是夜，小队长们大多未睡觉，中队长怕出事，亲自在门外巡查……第二天大家都不起来，队方只得叫休息一天。
这样平静了十余天，徐组忽然不见了，由另一位队附谷梨光代理其职。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那天晚上训话后本来有个晚会，徐组特意带妻妾前来参观，后见学生秩序不好，才叫操演，不料操演令其大丢脸面，于是叫学生统统“跪下”，以骄其妻妾；还有人说，徐组被逮捕了；又有人说，徐组犯了罪，已经解往南京去了……小队长们闻知着了慌，忙称军中无戏言，扰乱人心要不得，学生们才不管这些。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消息终于从镇江师范透露出来。原来在徐组处罚学生那天晚上，徐组曾召开中小队长会议讨论此事，镇江师范军事教官以其资历较深，马上站起来称徐殊欠考虑，学生不比军队，不能压服，何况他们中一些人的家长系军政要人，万一联合控诉，不好对付……哪知此话触动徐组肝火，大骂之后，责令该教官“关禁闭”一周。岂料这位教官也非等闲之人，出来后，走门路，找关系，四处控告，最后从贪污入手，查明徐组确有贪污，且为数不少。徐组由是锒铛入狱。
大约7月15日，三个月的训练终于期满。大家忙着清点交还衣服等物，忙着回家，一天也不愿多待了。此一军训，课程荒芜不少，不得不加以复习，闹得整个暑假没有一天好好地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