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轼
抗日战争时期，我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在成都期间，我曾亲自查明办理击落日空军领队奥田大佐飞机一事，现仅就回忆所及，概述如下：
1939年11月4日，敌机出动54架，反复四次侵入成都市区投弹，经过我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共同出击，空战十分激烈。敌机被击伤击落数架，余皆仓皇逸去。解除警报后，防空司令部接到仁寿、简阳两地对空监视哨报告，在仁简交界附近，坠落敌机一架，有白晃晃的东西着陆，可能有敌人跳伞空降。防空代司令朱瑛闻报后，先命令我率领宪兵一排赶赴现场，会同地方驻军加紧搜捕，并对坠毁飞机进行检查，将武器文件带回。他还一再嘱咐说，空军已先派人出发，无论如何要抢先一步取得战利品。当时我提出，宪兵惯居城市，对各县乡间人地不熟，难以收效。不如先行电令两县县长及驻军部队，迅速就地严密搜索封锁，俟我赶到后再会同地方部署查缉。时参谋长高炯在座，亦表示同意。朱瑛最后改变决定，派我单独前往办理。
当天我赶到简阳，已黄昏时分，与县长张某商量部署后，即乘马夜行赶到三岔坝，与驻军第十七师某营营长会面，他说，肯定没有跳降落伞这回事，当见到飞机坠落时，他就马上率部赶到现场，缴获了机上的轻机关枪数挺、小炮两门及手枪数支。我说：“你做得很好，武器暂时予以保管，然后送缴成都。”
第二日凌晨，我赶到观音桥，和当地区长会晤，他同样说，没有降落伞掉下来，并已派人守护现场。我们又去到离观音桥20里许的现场，见到敌机破碎的残骸和烧成一堆约有七八具敌人尸体，我将在机上检查到的文件、地图及三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日机领队奥田大佐），一并收藏准备带回。
当时有该地区防空监视哨情报员王某赶来向我报告说：“早晨成都来电话，昨夜敌台广播，日本宣称，他们的航空队远征成都，胜利凯旋，不幸损失飞机二架，领队奥田大佐光荣遇难云云。要我转达你查验尸体有无奥田在内。”我说：“这些尸体烧成这般模样，根本无从辨认，只有将文件带回翻译核实再说。”我又问：“根据你们监视敌机坠落情况，这架飞机究竟是主机还是僚机？”他答：“是前面领航的一架。”因此，我初步判定是领队的飞机。至于监视哨报告中提到“白晃晃的东西”并非空降，想是脱离机身坠地的银色机翼。现在敌机残破不全，很难判断是空军还是高炮击中。除立即动员民工将残机抬运至仁寿文公场候车运蓉外，我与防空司令部通电话，请派卡车到文公场接运敌机残骸。
返回成都，我向朱瑛报告经过，交呈文件、地图、相片。朱很高兴，嘱我立将文件、图片送交航委会周至柔主任过目。我往见周，周问我：“你遇到我们（指空军）的人吗？”我答：“在简阳途间见到。”他看了文件、图片即交有关部门翻译查证，认定该机是领队奥田的，对我完成任务表示赞赏。过后空军司令部的人向我表示，敌机是他们击落的。我向朱瑛请示，朱说：“当然是空军与高炮部队配合取得的战果，空军是首功。”
两天后在百花潭康庄开庆功会，由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主持，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及其他军政要员均出席。黄致辞时，笑逐颜开地说：“这次是空勤、地勤和防空情报人员联合制胜所奏的凯歌！可惜抗战尚未全面胜利，等那一天到来，我们男女老幼都要狂欢庆祝，跳起舞来，大大地庆贺一番！”他高度赞扬所有出力人员，不只是空军，颇为公允，众皆翕服。
事后，中江县又缴获击落的敌机一架运至成都，连同奥田的领航机残骸，陈列在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动物园，公开展览，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