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安
早年，东北有两个“大帅”。一个叫吴俊升，行伍出身，大字不识，从小兵到排连长，一步步升到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另一位“大帅”，就是号称“关外王”、绿林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他先被清廷“招安”，后又投靠袁世凯，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成为奉系军阀首领，打败直系军阀后又出任“安国军司令”，宣言“反共讨赤”。两个“大帅”走的路虽不同，可却是殊途同归。两人都升了官发了财，而且成了金兰之友，不同生而能同死：1927年都被日本关东军埋藏的定时炸弹给炸飞了。
我在县城读书时，就羡慕两位大帅有钱有势，听老辈人说他们是星宿下凡，我也相信。我父亲是个地主，更相信算命，特请盲先生给我批八字。盲先生说我的命虽没法儿跟两位大帅相比，但若出去闯一番，当个县太爷或团长什么的还是有希望。就这样，我初中毕业后，于1925年16岁时，考入沈阳北大营陆军军士教导队第四期步兵科当学兵，开始了我的升官发财梦。
教导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三个步兵营，是个小小的混合兵团，队长是张学良。上校队附叫王瑞华，嘴上留一簇小黑胡子，人们都叫他“王胡子”。他是实际上的队长，少帅太忙，顾不到教导队。队部还有名教育副官邵文凯，日军占领北平时当上了宪兵司令，铁杆汉奸一个。日军投降后，邵和女特务川岛芳子一同被国民党政府给枪毙了。
我分在二营八连当学兵，连长叫王士元，年纪20多岁，身体不太结实。学兵生活比学生生活要艰苦严肃得多。每天术科在大操场操练，分“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和“连教练”；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还有阵中勤务令等。这都是学日本的，而日本又是学德国的。教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绝对服从”四个字。学兵大多数是各旅团保送的班长和士兵，报考来的学生为数甚微，我是连里最年轻的学兵。
我们上午在操场紧张地进行术科教练，下午在课堂学习典范令，间杂有野外实弹演习。术科第一课是学习“立正”姿势，这是术科的基本功，学好了它，其他的姿势就有了根基，千军万马的一举一动就仿如一人了。初学“立正”，很少有不挨班长拳头的。班长不停地在吼：“挺胸！”“收小肚子！”“两腿伸直！”“两足跟靠拢！”“两眼向前平视！”吓得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因为那时军队有体罚的规定：打手心，打屁股。连部门口就挂着一根半截黑色、半截红色的军棍，黑红色代表水与火，水火无情，谁犯了军规都要褪下裤子，乖乖地趴倒在地上，由一人按头一人压脚，执刑的人则高举水火棍，朝着屁股与大腿接合处“嘭嘭啪啪”地一通狠打，挨军棍的人还须高声喊：“连长饶命啊！”就算是象征性地打，也得喊饶命，水火无情嘛！
旧军队最痛恨偷贼，发现小偷必定是一打二革，绝不轻饶。执行棍刑时，全连官兵都要认真看着，以表示杀一儆百。而对于搞同性恋的，官兵们仿佛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连长甚至认为同性恋可以使开小差的减少。
一日，全队正在上早操，队附突然命令号兵吹集合号。10分钟后，全体学兵扛着枪向北大营南门外跑步前进。宽敞的大道是向沈阳城伸展的，跑出约千米远，队附即发口令，叫全体学兵分成两队，站立在大道两旁，面朝外注视前方。原来，这是为少帅来北大营视察布置警戒线。半小时后，两辆黑色小轿车在我们身后驶过，我们又立即变成四路纵队，跟着汽车跑回北大营。
大家气喘吁吁地回到大操场上，不少人盼望能见见少帅。谁知队附传下话说：“学兵要加紧训练，说不定会有什么新任务。”余下只字不提了。学兵有的小声嘀咕：“见少帅一面这么难！”我心里却十分得意：“我两年前就见过少帅了！”现在想来可笑，其实那只是念中学时，在县城的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看见过少帅的照片，可当时确令我“自豪”了一阵子。
眼看到了6月下旬。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凌晨两点，队部突然命令举行夜行军演习。连长和排长分头到各宿舍，命令大家赶快穿衣服，到兵器房摸黑取出自己的步枪，迅速在院中站队。连长小声发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枪上肩，跑步走！”队伍还没跑出营门，我的裤腰带因没扎好掉了，可又不敢停下来，只好一手握枪，一手提着裤子，黑更半夜跑了整整两个小时。当时又狼狈又尴尬，自己也说不出是想哭还是想笑，真是活受罪。
7月初的一天夜间，众人睡得正香，突然有人大叫起床。我愣怔地坐起来，以为又是搞夜间行军演习，心里直嘀咕：“这回一定要把裤腰带扎紧，再掉裤腰带那就太丢人了！”我正在忙乱地穿衣服，有的人已经跑出门去兵器房拿枪。排长进来了，高声说：“这不是夜间演习。队部传下命令，咱们教导队接受任务去上海。现在快去伙房领饭，抓紧吃，然后各班按次序去拿枪。这回每支枪还发给一百颗子弹。”听到这儿，不禁有人“啊”了一声，真要去玩命啦！
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高粱米饭，小葱蘸大酱还没吃够劲儿，外面的集合号就吹响了。连长发出口令，我们都背上枪支弹药、水壶干粮袋，腰上还挂着北大营兵工厂制造的4颗木把手榴弹，最后脖子上又套了一条灰军毯，活像拉车的马脖子上的套包。那时我个子不算高，力气也不怎么大，这么一大堆家什真压得我够呛。没法子，这不是咱自己上杆子找的吗？！
营门外停着不少大卡车，有的车已经轰轰隆隆地开走了，大概我们营是在最后。等我们的车开动，我悄悄地回头看了一眼，人去营空，鼻子觉得酸酸的，真有点想娘了……
天刚亮赶到了沈阳火车站，就见一列列铁闷罐车靠着站台，队附正在指手画脚地指挥人们上车。我长这么大，火车坐过几回，可还没有坐过这不是运货就是运牲口的闷罐车。无怪乎老百姓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们的闷罐车一开起来，就显出它的神气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快车，都得给我们让路。“谁有枪杆谁横”，出门闯荡，图的不就是没人敢惹吗？这么一想，对娘的思恋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除了机车上水，闷罐列车一般不停，只有每天朦朦亮时，列车才停在旷野荒郊，让学兵们下车大小便。一逢那当口，列车两旁蹲着一片数不清的蘑菇似的灰点，骚臭气和机车喷出的烟气一掺和，那个味儿，你随便想吧。
我们这些学兵，大多数没有出过省见过世面，如今去上海打仗，身不由己，怕也没用，“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矮子”，随它去了。更何况几年前，祖父为了想去上海和父亲吵了一架都没去成，如今要知道我是免费去大上海，没准儿还会说“我这个孙子，八字就是生的好”呢！
一个暖洋洋的大晴天，闷罐列车停在浦口车站，两扇大铁门拉开，阳光照射进来，人们从懵懂中苏醒。有人说，过了长江就是南京下关车站，离上海不远了，等着上洋船吧。
浩浩荡荡的长江，过去我在课本上、地图上见过，现在真的见到了！摸得到，看得见，但却不能拥抱，一无命令，二不会游水，请多包涵啦！我们这一群土包子兵，小心翼翼地踏着跳板，一步步上了渡轮。高大的洋船，粗大乌黑的烟筒，小楼似的铁房子，我好奇地敲敲这儿，碰碰那儿。嗬！都是硬邦邦的。
下关车站比沈阳车站壮观得多，天气也比沈阳热多了。大家刚在站台上排好队坐下，没有多大工夫，像变戏法儿似的，车站人员给我们每人拿来四个大馒头。这白玩意儿比高粱米饭可好吃多了。肚子喂饱了，我们又踏上了去上海的客车。客车上条件好多了，不但能眺望车外的江南景色，还有人给送开水，态度也显着友好，好像我们这些人是去给他们干什么好事似的。
下午4点多，列车徐徐进入上海市闸北火车站。我们顺序下车排队时，看到站台上围了很多很多人，手里举着红绿色的小纸旗，高声呼喊：“关宁（欢迎）！关宁！”我们不懂是什么意思，偶然看见写在车站墙上的标语“欢迎你们”，这才知道是冲我们来的。从来百姓躲大兵，我们还真没有见过老百姓不但不怕穿老虎皮的，反而像见了亲人一般，令人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火车站闹闹哄哄了一个多小时，才有人带我们到了驻地——闸北宝山路天佑里。弄堂里都是三层楼房，有好多排，除我们外，这里还住了不少纱厂女工。我们进驻时，正赶上她们下工回家，说话叽哩呱啦的一点也听不懂，可是能明白都是善意友好的。
早上醒来快10点了，几天来的奔波可真够受的。我正穿衣服，三排长进来伸手递过一张报纸，他文化低，是想让我告诉他上面说了些啥。我一眼就看到那条用头号字印的大标题——“欢迎学生军纪实”，接下去便是什么“张大帅的学生兵都是念过中学的，大半都能说英语”，“年轻武士们爱国是热血沸腾的，他们是来上海支援工农商学和一切爱国人士。一定坚决彻底和日英帝国主义干到底”，“要给死难的工友顾正红报仇雪恨！大家欢呼吧！学生军万岁”。三排长瞪着眼对我说：“我现在才明白咱们来的任务是干啥。”
开饭了，领来的又是大白馒头，热汤热菜，里面还有大块猪肉，能吃多少就请尊便。吃罢饭，排长在队前宣布说：“市工会给咱们包了两个澡堂子，给大家接风洗尘，另外还每人发给大洋一块。”我心里想，这次军事行动上海人不知要花多少钱哪？
我们哪见过这样的澡堂。墙是雪白的，地是瓷砖铺的；水池分三等，温的、热的，还有热得下不去的；靠墙处还有一排高的铁莲蓬头。服务员一边给大家讲用法，一边还笑个不停，可能是在笑话我们连淋浴也没见过。更可笑的是，我们不会用南方的座桶，有人只好蹲在桶上大便，拉得里外都是，甚至还有人从桶上滑下来，真是洋相出尽。
没过几天，队内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水土不服，拉开稀了。能不拉稀吗？顿顿有肉，汤也肥，加之不少人还有从小养成的饭后喝凉水的习惯，直弄得厕所里脏得几乎下不去脚。病号多，出勤的自然少了，来时也没见有军医同行。好在问题不大，“傻小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过几天也就缓过来了。
我那时对帝国主义这个词不懂，三排长见马路上的洋车上也插着“打倒日英帝国主义”的小旗子，便来问我，我也只得所答非所问地糊弄他。有一天，队部通知去全皖会馆听工商会学生代表讲话，要大家全副武装，显显军人的派头。我们早早赶到会馆，几百人把礼堂站了个满满当当。趁代表们未到，王队附站在台上，摸着小胡子，声音坚定地训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服从谁呢？服从自己的长官。没有自己长官的命令，别人谁说什么，你们也不要听。记住这话就中！”
过了一会儿，代表到了，一共有六七个人。领头的是个头发长长的、满脸胡碴子，穿一件绸长衫的人，其余几位穿着工作服或学生装。他们讲话时满脸都带着气，声音也很响亮，就是说得快些，什么“鬼家”（鬼子）、“沙本宁”（日本人），我们简直听不懂。穿绸衫的那位先生，“乒乓”地拍桌子，有的代表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怒发冲冠，再看台下的人都愣着，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不知这是在干什么。散会后回到驻地，连长问：“你们都听了些什么呀？”“什么也没听懂。”得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听不懂就好啊！”连长满得意地笑着。原来，他们是在装门面，就希望这是一次“对牛弹琴”。
为了对外造成学生军战事频繁的假象，长官还叫我们分排分连坐上火车，东游西转，甚至在郊区的破庙或是乡村小学里夜宿几小时再回来。乡间到处蚊子成阵，直咬得我们满脸都是红疙瘩。这一作假，当官的脸上有光，可我们的脸却几乎叫人没法儿看了。
假的就是假的。没过多久，弄堂内的女工遇到我们都不屑一顾了，报纸上也登出我们的军官夜里换上便衣去逛“大世界”，还在四马路“打野鸡”，更甚者竟赤裸裸地称：“学生军是乘人之危，来占江苏省的地盘来了。”“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子眼通气。”报童也开始对我们仇视，收了钱，故意把报纸扔在地上，边走边甩下一声：“瘪三！”
白吃、白喝、白拿钱，上澡堂，逛大街，什么事也不干，报纸说我们趁火打劫，真不冤枉。一霎时我们成了上海人的“敌人”，可热烈欢迎的声音还隐约在耳边响，那时我的见识短浅，对摆在眼前的情景不知该怎样解释。一个漆黑的夜晚，一道命令传到队部，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天佑里。
到闸北火车站时，已经午夜1点了。站台上灯火昏暗，只有很少几个员工在站台上走动，与来时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都上了客车，车厢内气氛异常沉闷。列车徐徐地开动了，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想心事。上海的土地不是中国的吗？上海的百姓不是中国人吗？我们是军人，是中国的军人，可在人家危难之时，我们的枪口却朝着哪儿呢？
回程火车仿佛开得比来时快，大有送瘟神的势头。在下关车站上，拥挤着那么多奉军官兵，无怪人家说趁火打劫，一点儿也没瞎说。听说南京的军阀已经被打跑了，这里已是张大元帅的天下，有的长官竟大言不惭地称，若论功行赏的话，咱们少帅的教导队应得头功，真不知功从何来？
自浦口车站我们又钻进了闷罐车，好在是往北走，越走越凉快，心里也觉着好受些。
回到北大营，进了自家的宿舍，“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
一晃秋天到了，传来了坏消息。据说孙传芳秘密组织了五省联军，把张大帅派去的封疆大吏赶出了南京。张大帅怒气冲天，欲派少帅和郭松龄军长挥军南下，活捉孙传芳报此一箭之仇。
郭军长是个瘦高个子，满脸黄胡子，活像个俄国人，人称“郭鬼子”。自从他来到沈阳，张氏父子对他优礼有加，尤其是少帅，跟他好得像一个人。他奉命开始整理部队，淘汰不称职的大小军官，大量成立新军，成立各种军事训练班、军官教育班、军士教导队，还成立东北航空署……弄得大老粗们人人自危。
谁料到，就在郭军长实权在握，张大帅想要他尽快活捉孙传芳之际，他却突然倒戈，回兵向沈阳打来。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张少帅大梦初醒，立即率领爱将王以哲和另外一位团长，从滦州上了专列，急如星火地奔向沈阳。回到沈阳后，少帅立即下令：教导队提前结业；各旅团送来的学员，部队在关外的速返回原部队，不能回去的以及报考来的学员原地待命，听候分配。呼啦一下，连里空荡荡的了。
有一天，上级送来七八十名新兵，衣履不整，面容憔悴，年龄差别也较大，大的有六十岁，年轻的只十五六岁。上前打听他们是从哪里招募来的，他们吞吞吐吐地说：“监狱长叫报名参加的。”啊？原来是一群犯人！上峰可不管那些，当天就给这些人发了冬衣、步枪，还有200粒子弹，不管会放不会放，拿在手里总能唬一下。而我们这些正牌教导队出来的，则加入了新编的机关枪旅，原来的连长王士元升为营长，连附当了连长。我做了上士文书，要是多长几岁，至少能当个排长。“上士也不能小看，俗称是兵之头。总算和官挨上了。”我心里这样想。
没过几天，张大帅府上传出话来，要新编部队尉官以上人员都到大帅府集合听训话，大帅要给大家打打气，无论何人，只要肯为大帅卖命，当官是不难的。为此，连长一再嘱咐：“在大帅府谁都不要乱说乱动，尿不急尽量憋着点儿，实在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连部还有不少新衣服，回来我给你换新的。”临出发时，连长把我也拉上了，要我去边听边记录。向营长一请示，中了！能和尉级以上军官一起听大帅训话，真是个“荣耀”。
大帅府到底比北大营气派多了，院内站了两百多名军官一点儿不显窄巴。不一会儿，大帅迈着方步，一晃一晃地走出来，穿的是狐皮长袍，戴一顶水濑便帽，可能是离敌人尚远的缘故，他神色很自然。但也听说大帅的专列车已装满金银细软，几位太太也早上了专列的包房，以防万一。大帅有话，真要日本皇军不给出力，咱就到吉林找张作相老哥们儿，上长白山打游击去。
训话开始了。大帅一张口就来了个：“他妈拉个巴子！”接着便是：“郭鬼子是个什么东西，刚来时只有一把破茶壶、两个土饭碗，我们爷们儿待他不薄，每顿饭不和他一同吃，就觉着吃得不舒坦。他小子没良心，良心叫狗吃了。你们只要掏出良心来，我保你们升官发财！他郭鬼子要造反，咱们爷们儿陪着他，看看到底谁有本事。妈拉个巴子！王八羔子……”骂声一句挨一句，我越听越不知怎么记录。
不几天，我们新编的机关枪旅就向新民县出发了。路过一个村庄，我们住了下来，大家又冷又饿。“离前线还远着呢！”连长说，“放心吧！小兄弟。走，跟我去打猎”。我背着“三八式”，他提着德国造的盒子枪，在村里转开了。哪儿是打猎呀？老百姓都吓跑了，是打人家带不走的猪啊、羊啊、鸡狗什么的，回去改善生活。
我们接连住了多日，一个敌人的影儿还没见，便听说郭松龄夫妇在辽中县老达房村被抓住了。还传说，立功的是黑龙江省的一个骑兵旅旅长穆春，张大帅为避免日本人说三道四，命令就地将郭枪决，然后把尸体运到沈阳小河沿公园暴尸三日。管他真假，一仗没打，总比打起来让人家崩了强。
郭松龄死后，我们机关枪旅重新调整，我被提升到王以哲团三营十二连当准尉司务长。官衔不大，但总是个好开头，何况我才17岁，升官的道儿还长着呢！
1926年春节过后，我跟叔叔去到北京。他没有叫我再当准尉司务长，而把我送入张少帅新成立的卫队当卫士，中士级。表面上衔降了，可更贴近“上边儿”啦！
那时少帅还在专列上办公，卫队只有30多人，都是教导队第四期的学兵，其中有两位还似曾相识。一天我正在列车旁站岗，突然来了一位很好看的大姑娘，只是没留大辫子。我和同伴卫士刚要问她找谁，恰巧列车上下来一位穿着皮袍的官儿。那官儿一见这个大姑娘，就回头向车内喊：“少帅，少帅，小梅来看你啦！”下岗后，那个伙伴对我说：“你看那小伙子好看吧？他叫梅兰芳，是个唱戏的，名气很大，跟咱少帅非常要好。”我听了一怔，闹了半天不是个大姑娘！自以为走了趟大上海，开了眼界，到头来还是个土包子。他又说：“那个官儿就是有名的张宗昌，山东人，外号叫‘狗肉将军’，又叫‘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有多少太太。他净拍咱少帅的马屁。”
没有多久，我们从列车上搬到了西四帝王庙。卫队长姜化南是我叔叔的同学，年纪二十三四岁，日本士官毕业，长得很英武；队附叫刘多荃，后来当过热河省主席；还有一个叫闻殿佐的官儿，每月发饷都由他办理；有个排长叫黄万贵，大个子，两颗大龅牙，粗里粗气的，据说是讲武堂毕业的，卫士每天值班由他安排。
大庙很宽大，住30多人显得空荡荡的。这时，又添了几十名卫士，编为两个排，每天分班在庙门前站岗，一班两个人，每班两小时。我们穿的军衣和部队的士兵一样，都像灰老鼠皮似的，所不同的是我们每人左臂上别着一个圆铜牌，比银圆小一圈，黄底当中一个“卫”字是红色的。就这个小小的铜牌，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方军队中是首创。时间久了，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是少帅的亲兵卫队，走到哪儿都受到另眼看待。那时奉军的宪兵厉害，见官大一级，大兵可怕宪兵了，可宪兵看见少帅卫队，都要退避三舍。
西四那儿有个饭馆叫龙泉居，卫队在那里吃包饭，不管人多少，随到随开，一个人去也中。天天吃大米饭、白馒头，一盘炒菜、一碗鸡蛋汤，这生活连我这土地主家出来的都伸舌头。就凭这，也还是得跑出来闯荡，升官发财碰大运。
卫队要从帝王庙乔迁，搬到顺承王府了。可是，我和其他几个卫士却被派去少帅公馆看门。少帅公馆离顺承王府不远，是独门独院，门两边各有小石狮子一个，站岗累了还能坐坐，只要不怕硌屁股。公馆内院也不大，上房五间，大玻璃窗，两旁各有侧房，大概是佣人和厨子用的，后院假山上还有个凉亭。总之，比我家里的大院好多了。少帅好像不在家办公事，到公馆来的客人也不多，我们卫兵乐得轻闲。
少帅出入常穿着半旧的军常服，态度和和气气的，我们给他行举手礼，他总是面带微笑点点头；太太于凤至住在上房，很少看见她出来走动，想来她的社交活动很少；两位少爷也很少到大门外玩耍，稍小的那个少爷，见我不给他敬礼，还撅着嘴说我不懂礼貌。
当时北京的卫戍司令叫王怀庆，为了逞威风，他出巡时坐着两面都有宽踏脚板的大轿车，每面各站着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腰里别着盒子枪，肩头背着大砍刀，刀把上缠着红绿色绸布条。车子一跑起来，绸布条随风飘扬，吓得路人跌跌撞撞地躲闪，碰上谁，谁倒霉，上哪儿说理去。
那汽车专在戏院等热闹地处活动，碰见有谁滋事，王司令都要亲自审问一番，而后命宪兵轰开看热闹的市民，让出一块空地，大吼一声：“把扰乱治安的鬼东西砍了！”只听大砍刀“咔嚓”一声，顿时人头落地，鲜血四溅，一股腥臭气能让你恶心半个月。那年月，北京城的军民谁都怕栽到王司令和宪兵手里。
每天站完岗，我们闲得无事，常搭伙逛天桥，什么耍中幡的宝三儿，拉洋片的大金牙，卖梨膏糖带骂大街的大兵黄，咱都见过，甚至还去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那儿妓院林立，分三个等级：清吟小班为头等，二等叫茶室，三等为下处。我们几个虽然身穿“灰老鼠皮”，自己都觉得寒碜，可上街却是兵民无人敢欺，正是臂上那块小铜牌起的作用。
一个闷热的深夜，人们早已入睡了，前门外八大胡同方向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深更半夜，枪声格外清脆，老百姓都吓得要命，谁也不敢出来看个究竟。我们也弄不清出了什么事。一直到第二天吃完中午饭，我们的班长兴冲冲地从外面跑回来说：“宪兵叫逛窑子的打死了五个，里面还有一位排长。”大家听了不觉一怔，谁那么大胆儿敢杀宪兵？
原来，在八大胡同一家头等妓院，有个名妓女刚刚被选上“花国大总统”，成了“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宠妓。出事当晚，张宗昌部下的几个师旅长，带着马弁，到“花国大总统”那里打麻将。恰好，一位宪兵排长带着宪兵查窑子，见他们几人虽穿着便衣，可又带着护兵，于是一再盘问。这几位军官跟张宗昌都是生死哥们儿，宪兵在他们眼里算老几？可宪兵排长拿出宪兵官大一级的牌子压人，说什么“张少帅早有明令，军官涉足妓院有损军人名誉。你们张宗昌大帅也出过告示，禁止官兵逛窑子。你们违犯军纪，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在座的一位年纪较大的秃头军官，大概手气不佳输了钱，心里正窝着火，见这排长不识相，一再啰唆，便猛地一拍桌子，将麻将牌稀哩哗啦撒了一地，大吼一声：“小子们，打他们个秃孙！”护兵们见宪兵趾高气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但听一声令下，便拔枪“砰砰啪啪”地一通乱打。火光中，宪兵排长首先倒下，院子里的宪兵也接连倒下了四个。随后，秃头军官一挥手，领着官兵们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及至警察手持短棍来到妓院，宪兵队的官兵前后脚赶到现场，除了吓得钻进床下的“花国大总统”，其他一无所获。
第二天，宪兵团几乎全体出动，抬着五具死尸，在西四大街抬棺游行。我个子小，被前面的人挡着什么也看不见，只听那些跟着看热闹的东北大兵幸灾乐祸地咒骂着：“他妈拉个巴子，再死一个不就半打了吗？鳖羔子，叫你们神气！”
秋风起，暑气渐消。一天半夜，姜队长亲自来到宿舍催促大家赶快集合，神情显得十分紧张，大家立时感到有什么重大事情来临了。
我们赶到火车站，随少帅登上专列直奔张家口。姜队长在车上告诉我们，驻在张北地区的穆春骑兵旅目无军法，聚众生事，大帅已命令派兵解决他们。今天少帅就是去传达大帅的命令，穆旅长已经被扣在专车上。咱们卫队要保护少帅的安全，一切行动听指挥。
专列在张家口站刚刚停下，卫队人员马上在四周布下警戒。我的岗位在少帅的车厢窗口下面，隐约能听到车厢里的对话。“你下去传达大帅的命令，叫他们把枪放下，听候处理。”这是少帅的声音。“你就是枪毙我，我也不能去。他们都是我多年的生死弟兄，拜过把子，不同生要同死……”不用问，这是穆旅长。停了一会儿，又听见姜队长说：“少帅，我去传达大帅的命令。这些家伙不怕天不怕地，无论如何你不能去。”站台上聚集了穆旅大小40多名军官，我正在瞎琢磨：“这些家伙真敢开枪？”忽听“啪”的一声枪响，紧接着站台上“乒乒啪啪”之声响成了一片，刚刚走下站台的姜队长应声倒地。我又听见车里少帅在吆喝：“你动，我就打死你！”一定是少帅用枪逼住了穆春……
骚乱平息下来，年轻的姜队长却殉职了。张少帅后来非常悲痛地说：“姜化南是替我死的。”并下令在姜的原籍为其修建了一座大墓。
继任姜队长的是少帅的爱将王以哲。王是我堂叔叔的盟弟，对我很是亲热，嘱咐我好好干，将来有机会送我到讲武堂学习深造。王队长来时，还带来一位副官管理我们大家的伙食，名叫魏辉芳。在教导队时魏是二营六连的连附，我是八连的学兵，星期天常在一起踢球，所以早就认识。同伴们知道我和新来的队长等人有关系，立刻都对我另眼看待，我也有点儿飘飘然。
过了几个月，张大帅到了北京，成了安国军总司令，我堂叔还弄了个上校处长的官儿。我们卫队随之扩编为卫队团，团部搬到旃檀寺，我们也大都当了班长。我心想这是个好兆头，时来运转，升官有望了。
正当自己春风得意之时，有一天忽然几个班长来找我，称魏副官管伙食贪污，还左一言右一语地说：“这事有损团长名誉，你是团长的盟侄岂能坐视不管？”经众人一抬举，我竟忘了东南西北，也没掂掂此事的斤两，便马上领头去王团长那里告了魏一状。不曾想，一无证二无据，空口说白话，一问三结巴，落了个诬告之名。团长大发雷霆：“你们若拿不出真凭实据，我这儿有水火无情的军棍等着呢！”
回到宿舍，想到那被军棍打得皮开肉绽的情景，我不由得心惊肉跳，左思右想，还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乘人不备，我悄悄跑去堂叔家避难。堂叔闻听，将我臭骂一顿：“魏副官是王团长的亲信。你告他贪污，不是明摆着往王团长脸上抹黑吗？都十七岁的人了，出来混这些日子，一点儿见识也不长。这节骨眼儿上，我有什么法子？回老家去，待些时候再说罢！”
就这样，为了碰大运，旧军营里涮了个过儿，“社会大学”念两年，结果是什么也没捞着，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家，算是做了一场升官发财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