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伟大的女性，邓颖超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她功高德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她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死后一无所求的高尚情操，因而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在座谈会上对邓颖超同志的思想境界给予高度评价：邓大姐和周恩来同志的崇高思想、美德懿行将长驻人间，永不消逝。如何学习邓大姐，他提出两点以自勉：一是6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邓大姐题为“庆祝党的生日，加快改革开放”的文章，她勉励全国人民“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当时她的健康情况不好，但她仍然奋不顾身，一心为党，发表了这样重要的政治主张，使人钦佩，感人肺腑，我们应该学习她“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二是邓颖超同志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也给人以极大的教育和启迪，她在这封信上写下的“端正党风”四个赫然大字，正是亿万人民对党的恳切要求和普遍心态的深刻反映，我们悼念邓大姐，就应该学习她对党风的高度重视，有主张更要有行动，这是顺利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之途，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并且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早在入党前就对邓大姐的为人推崇备至。在凝视邓大姐的遗容时，她想起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几句古人的话。她认为在邓大姐的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理想，凝聚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德。这次公布的遗书，短短几百字，其震撼人心的力量，胜过千万字的长文。她深有感触地说：“邓大姐对我教育最深的，还是她以自己的言行，教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过去常常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邓大姐的才能、威望、资历，她是能担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的。但是她从全局出发，继续倾注全力，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当铺路石，她还甘居幕后，甘当配角，长时期为周总理做着默默无闻的后勤工作，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钱正英副主席是1953年调到北京、并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在这期间，她没有机会接触邓大姐，因为邓大姐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严格地遵守工作制度，绝对不参与周总理的工作。“文革”开始时，邓大姐受周总理委托，在中南海接待外地来京的第一批“红卫兵”，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中南海的一个家庭妇女。”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钦佩，表现了邓大姐豁达大度、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与邓颖超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在发言中谈到邓大姐的不幸去世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她终生难忘的是1946年，她和马叙伦等到南京和平请愿时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邓大姐闻讯赶到医院看望并亲自帮她换掉血衣，给她极大的安慰。解放后，她在从事妇女工作和担任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过程中，多次受到邓大姐的帮助，获益良多。雷洁琼说：邓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她大公无私、为人正派。她那廉洁奉公、洁白无瑕的一生，她那光明磊落、一无所求的遗愿，唤起人们无尽的哀思，受到中外人士深深的敬仰。
邓颖超同志的逝世使全国政协常委、六届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在很早就受到邓大姐的亲切教诲，如今回忆起来仍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他详细地叙述了初见邓大姐的情形：那是1944年的秋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同志的窑洞中。当时，周恩来找他谈话，当中陈毅同志来商量事情，邓大姐看到杨拯民在一旁十分拘谨，便亲切询问他的家庭、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陈毅走后，周恩来又继续和他交谈，此时大姐就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谈完话，周恩来和大姐又带他到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食堂吃饭。途中，有人找周恩来谈话，邓大姐则上来与杨拯民交谈，并说现在的条件已大大改善，可以多吃一点。邓大姐热情周到的关心，一下子缓解了青年杨拯民紧张的心绪。这件事说明邓大姐的确是遵守党的政治生活准则的模范，真正地做到了从不参与周恩来同志的公务。1978年，杨拯民同志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见到邓大姐的机会也就多了，尤其是在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后，接受邓大姐的直接领导，对邓大姐坚定的政治原则性、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和浓浓的人情味有着更为清晰的印象。他说：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后，亲自视察机关办公室，密切联系群众。向大姐请示工作，最多一天时间就能得到答复，而且十分明确。1985年，杜聿明先生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在大姐的亲自干预下，烦琐的入港手续只用了24小时就全部办妥；华罗庚副主席在东京病逝，经过大姐的周到安排，政协机关也只用了36个小时就办完验证、火化、运送骨灰到八宝山安葬的全过程。平时，大姐总是十分注意了解周围同志的情况，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杨拯民回忆道：1979年，他第一次突发心肌梗死，大姐知道后，亲自打电话指示医院全力抢救；1987年，他第二次突发心肌梗死，当时作为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再一次给予了慈母般的关怀，此后，又批准杨拯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演员于蓝满怀深情地叙述她与邓大姐交往的件件往事。她说，“十年动乱”，切断了文艺界、电影界与邓妈妈的联系，但邓妈妈的心却始终和大家联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她到处打听大家的下落。1979年春天，我患了乳腺癌住院。邓妈妈得知后，给我写了两页长长的信，深情地惦记我能否战胜病魔，并嘱咐我要学习《革命家庭》中女主角的坚强性格，希望我在同病魔的斗争中能给她带去欣慰，这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力量。我出院后，邓妈妈还接我到西花厅相见，我自幼失去母爱，可邓妈妈的关怀却使我顿时感受到母爱的暖流注入周身。于蓝说：邓妈妈没有任何私心，她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五个不要”，字字铿然有声，震动着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弦，她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英杰，她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全国政协委员谢飞和邓大姐在长征途中就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大姐的去世，给她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她动情地叙述了长征途中的桩桩往事。1934年，她和大姐开始参加长征，一路上同吃同住。因此，大姐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深厚的母爱都给她留下了深厚的印象。长征途中最艰难的时候，大姐却不幸患上肺病，组织上给她安排一匹马和一副担架，但大姐为了减轻民夫的痛苦，总是尽量步行，以坚强的革命意志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随后，贺子珍生孩子，条件特别艰苦，每天都要面临敌机的轰炸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大姐还是妥善地处理好贺子珍生孩子的一切善后事宜，如精心照顾母子、给孩子起名字、委托老乡代为抚养等，后来孩子找不到了，但大姐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谢飞还说：在长征途中，最关心我的就是大姐和贺子珍同志，当我因病丢失了除身上以外的全部衣服时，是大姐将自己的衣服送给我，这真是雪中送炭，充分表现了大姐舍己为人的忘我情怀。大姐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在政治上、思想上也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我将永远怀念邓大姐。
全国政协常委韩克华在书面发言中叙述了他所经历的一件往事：1982年的一天，当时身为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接到国家教委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称周总理的一位侄女现在内蒙古工作，打算将其调回北京，她本人愿到旅游部门，我表示很快答复。次日，我把这件事提到局党组讨论并表示个人同意，党组全体成员也都表示同意，我很快答复了国家教委的那位负责同志。不久，我突然接到赵炜秘书的电话，问有没有接受周总理一位侄女到旅游部门工作的事情，我回答：有，这主要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感情。赵炜同志随即转达邓大姐的意见，表示越是对周总理有感情越不能这样做，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这说明邓大姐在端正党风方面是毫不含糊的，她是以她的言传身教发挥表率作用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因病未能到会，但出于对邓大姐的深情厚意，仍派人送来了歌颂邓大姐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的《邓颖超大姐挽诗》：早抱移山志，智勇战险阻。长征越雪岷，雄辩挫狼虎。公馆集群贤，恩不遗一姥。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月，美锦助衮补。及主政协坛，德周而利溥。煌煌十六字，八海红旗舞。晚岁善恬静，无言如钟杵。时然后一鸣，深入人心腑。我感翁媪知，教诲兼慰抚。因循负所期，老大滋钝鲁。西厅太平花，年年蒙赐与。勉我志毋忘，力击和平鼓。今春视媪疾，教我劳逸术。无逸而能逸，弛弓保劲弩。温语见深慈，留影存千古。往事堪回思，点滴增酸楚。非为一人哀，天下失慈母！
邓颖超同志从“五四”运动时期就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并且始终把它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从而成为一位众口皆碑的妇女领袖。
钱正英副主席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是1949年春天，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邓大姐在会上殷切希望各地妇女代表，不仅要有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今后更需要有经济建设的本领。钱正英说，1951年国庆节，我带领治淮代表团来京参加观礼，当我将治淮女劳模李秀英同志介绍给邓大姐时，邓大姐高兴地站在我们两人中间合影留念。我亲切地感到：作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开拓者，她对中国妇女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去年“三八”节，全国政协妇女青年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妇女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当罗琼同志向邓大姐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后，她非常高兴，不顾年高体弱，决定和全国妇联的同志一起接见我们，这寄托着她老人家对妇女科技工作者的无限深情。今年“三八”节，罗琼同志向邓大姐请示后，决定组织部分女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者，去北京远郊平谷县和农村妇女联欢，并带去邓大姐给全国农村妇女的一封信。这次活动很成功，回到北京后，我去医院探望大姐，向她汇报了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由于大姐的身体极度衰弱，赵炜同志严格限制了会见的时间。我的汇报刚结束，赵炜就拉着我的一只手，拖我离开房间，但是邓大姐却拉住了我的另一只手，殷切嘱咐：“政协是进行妇女工作的很好阵地，过去我主持政协工作时，没有时间照顾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你们好好利用这块阵地，开展妇女工作。”其言谆谆，其情切切，这是她老人家对我们政协妇女工作的最后指示。回想此情此景，怎不催人泪下！
雷洁琼副委员长也对邓大姐这位德高望重、坚强刚毅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表示由衷的钦佩。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的情形：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邓大姐在会上作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并代表共产党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雷洁琼说：新中国成立后，我有幸参加了全国妇联，受到邓大姐教育多年，她鼓励我要努力做好妇女工作，提高妇女素质。她认为妇女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解散全国妇联，以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种理想和远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邓大姐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妇女运动的理想主义者。
全国政协常委谭惕吾对邓大姐不遗余力地投身妇女运动有着深刻的体验。她说：抗战初期，邓大姐和周恩来同志倡议将战区儿童从前线撤到后方，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随后，邓大姐领导武汉各界妇女，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在许多地区建立了难童收容站，从战火中先后抢救了两万多名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工作中团结了大批进步妇女。抗日战争后，我参加了李德全大姐和邓大姐组织的“中国妇女联谊会”，并被推荐起草《中国妇女联谊会宣言》，号召各界妇女为实现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这个宣言由几十名知名妇女签名并在《新华日报》发表，引起了极大反响，邓大姐在这里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干。
全国政协委员吴全衡，这位闻名的妇女工作者原是记者出身，1949年，她从香港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邓大姐鼓励她改行做妇女工作，并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打消了她想去新华社工作的念头。从此，她就在邓大姐的直接领导下一直从事妇女工作，获益颇丰。邓大姐曾在天津说过：“只要我的生命一天不结束，我就要关心妇女工作。”1988年，邓大姐在会见妇联的同志时又说：“谋求妇女解放，终生不渝。”所以，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她都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三八”节联欢会。她还特别重视政协的妇女工作，殷切希望政协要扩大妇女工作的内容和范围。吴全衡表示：作为后辈，我们应该永志不忘。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同志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各阶层、各党派、各族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为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六届全国政协秘书长的周绍铮回忆：他有幸在邓大姐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时，直接接受邓大姐的领导，聆听邓大姐的亲切教诲，从而构成他一生中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深深地感到：邓大姐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严肃认真的。为了调动政协委员的政治积极性，邓大姐上任之初，即以耄耋之年，竭尽全力，搞好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工作，她还为此亲自到几个省市检查督促，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难的政治任务。在政协的日常工作中，她严格依照政协章程，认真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经常提请全会和常委会协商国家的大政方针，鼓励和支持委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为了帮助委员知情，她要求政协办公厅组织委员进行经常性的专题调查和视察活动，她还主张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应该不限时间、不限人数。这些做法对增强政协的民主气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邓大姐对全国政协机关的建设，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她一再谆谆嘱咐要搞好机关内部的党派合作，特别是党内外秘书长之间的合作共事，正副秘书长应与党外副主席建立密切的联系；政协机关应成为“委员之家”，不要蜕变为衙门，要反对歪风邪气。周绍铮说：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办事，即便遇到困难，也一定能够得到邓大姐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邓大姐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
杨拯民作为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与周绍铮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邓大姐特别重视健全政协的民主制度，她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认真倾听委员发言，在听取别人意见时总是从善如流，抓住一切机会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在回顾周总理、邓大姐与杨家两代人的长期交往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动情地说：周总理、邓大姐对“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及其家属，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一次，邓大姐到西安视察工作，百忙之中专门派赵炜秘书去探望长期因病卧床的继母张惠兰，并带去了礼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条件。今年3月，重病缠身的邓大姐得知我生病住院的消息，也派人看望，嘱我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早日康复。邓大姐对“西安事变”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8年，同“西安事变”有关的在京人士曾在北京饭店聚会纪念，邓大姐在百忙之中将与会人员请到自己家中交谈、照相。去年12月，召开“西安事变”55周年纪念会，邓大姐生病住院，仍然派人代她作了书面发言，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敬意，实在令人感动。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曾多次陪同邓大姐会见台、港、澳人士，对邓大姐呕心沥血致力祖国统一的工作精神深表钦佩。座谈会上，他深情地吟读为悼念邓大姐而写的挽持：“献身革命七十年，伟绩丰功四海传。呕心统一成效著，女权沥血日健全。深临虎穴经千险，抱病长征历万艰，‘五不’遗言情意重，教人痛读无私篇。”他说：台、港、澳客人每次见到邓大姐都有着感人至深的印象，他们讲邓大姐平易近人，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因此，邓大姐做祖国统一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她高瞻远瞩，主持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对台政策。先是强调要落实大陆台胞和去台人员家属的政策；19年，又提出要和蒋经国谈判；1984年指出要注意“台独”的危险。海峡两岸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邓大姐是很有功劳的。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指出：邓大姐不仅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敬重的革命老大姐，而且也是深受归侨、侨眷、华侨、华人敬重的，和海内外侨界心连心的老大姐。邓大姐生前十分关心侨务工作，她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始终吸引和激励着海内外的侨心。他说：我的父亲庄希泉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得到周总理、邓大姐的关心、教育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庄希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更深切地感受到周总理、邓大姐对海内外侨胞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关心。无论是制定维护华侨权益的一系列侨务政策，还是接待、安置回国定居的归侨，周总理、邓大姐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凝结着他们对海外赤子的深厚感情。1986年，全国侨联成立30周年，邓大姐年事已高，仍欣然命笔，为侨联30周年纪念册题写书名，使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深受鼓舞。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女士是邓大姐多年的老朋友。今年3月，韩素音女士的五卷本“自传”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邓大姐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为《韩素音自传》题写书名，并请赵炜同志代她出席首发式，表达她对韩素音女士情真意切的关怀。韩素音女士深有感触地说，她对新中国的了解和热爱，直接来源于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她这样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的难以言喻的关心和帮助。庄炎林表示：要以邓大姐为楷模，充分发挥广大归侨、侨眷、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传统，抓好侨联各项工作，以丰硕的成果告慰同我们侨界心连心的邓大姐的英灵。
全国政协委员沈醉以“敬爱的邓大姐，我们特赦人员永远感激您、怀念您”为题作了书面发言。沈醉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不断派遣特务对周总理、邓大姐搞过罪恶活动，当他就此当面向邓大姐请罪时，邓大姐笑着说：“过去你们搞的那一套，对我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要为这些而背包袱。”邓大姐这种无比宽阔、化敌为友的胸襟，使沈醉等人感激万分。沈醉说：我们这些战犯被特赦后，都经受了考验，没有人再犯严重错误，我们中不少人去过香港、美国，都没有因为别人的威逼利诱而有过不利于祖国和人民的言行，能够始终保持晚节。这不仅是党的宽大教育和统战政策的结果，也是周总理、邓大姐长期关心、教育和帮助的结果。他表示：一定不会辜负邓大姐的厚望，为祖国统一、为教育后代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黄森在书面发言中全面地回顾了邓颖超同志满腔热情地扶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黄森回忆道：六届全国政协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专业会议——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就是邓颖超同志在本届第一次常委会议上提出的。她要我们在三个月内，对文史资料工作做一个总结，在第二次常委会上提出总结报告和改进工作的计划。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张工作，如期完成会议的准备工作，于19年9月18日至24日召开了这次会议，邓颖超同志对会议很重视，拨冗阅看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和简报，并到会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她精辟地分析了政协机关工作的特性，提出政协工作包括“动”和“静”两个方面。协商、讨论、开会、视察等属于活动性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则属于静态性的工作，“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但从效果上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个讲话在各级政协和文史资料部门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增添了光荣感和责任感。邓颖超同志还十分关心文史资料的质量，要我们“精选精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她在外地视察工作，听到一些老同志反映，有些搞史料征集的同志，为了把稿子拿到手，要撰稿人随便写点印象时，认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立即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她在1985年4月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文史资料是历史的真实记载，要把征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分析和研究，去掉其中不真实的、错误的东西，这样发表出来的东西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同志对年青一代十分关怀并寄予很大的期望，因此，她特别重视发挥青年文史读物《纵横》的作用。她为《纵横》创刊号题词：“办好《纵横》丛刊，生动、具体地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对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是很重要和急需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庆祝《纵横》创刊五周年之际，她又写道：“希望青年们在学习历史中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建筑在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之上，积极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与祖国一道走向未来。”
1986年，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召开时，邓颖超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但她仍给会议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社会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社会，要在工作中多交朋友，同国内外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正是在邓颖超同志满腔热情的关怀下，文史资料工作才出现了新局面。黄森最后表示：今天缅怀邓颖超同志，重温她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亲切教导，我们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文史资料这个有益今人、惠及后代的事业推向前进。
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他最后说：从大家感人至深的回忆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党中央对邓颖超同志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邓颖超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不仅成为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而且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怀念。洪学智还高度评价邓颖超同志在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为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完善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助党和政府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加快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为加强人民政协的组织建设，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表示，我们这些从事人民政协工作的同志应该以邓颖超同志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邓颖超同志的未竟事业，以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悼念邓颖超同志。
（许水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