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年
“最大的幸运只在于生逢曲折多变，危险丛生的乱世，提着头走路，终于走过来了。”这句话是《人民日报》1987年7月1日发表的“日记一则”所述。这位“提着头走路”的人就是当年闻名江东的热血青年刘季平，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央教育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在发表刘季平逝世的消息中说：“无论在枪林弹雨中，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他始终英勇坚定，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本文正是从这些方面记述了青年时代刘季平所走过的道路——
刘季平，原名刘焕宗，1908年5月生于江苏如东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教人向上，爱国爱乡的家训自幼便熏陶着刘季平。
1922年，刘季平就学于南通甲种商校。其时，正是国内军阀割据，国际上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时期，不少学生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持无所谓的态度，从早到晚死啃书本。而刘季平却利用课后国内外一些进步书刊，还常到操场上去打网球、篮球、锻炼身体，以期有朝一日，报效祖国。1924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刘季平考进如皋师范，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并于1927年2月，在北伐战争的紧要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8月，反动当局派一国民党少校军官进驻学校，担任训育主任，严禁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无理开除进步学生。刘季平约请石俊等党员商量，决定坚持合法斗争，以牙还牙。他们发动大部分学生，先在校园内召开各种会议，张贴标语传单，并悬挂在临街的教室楼上，接着又发表宣言，揭露反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罪状，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很快兴起了威震如皋的学潮。如皋学潮使反动当局极为光火，决定逮捕刘季平等“为首分子”。刘季平、石俊等因已听到消息，转移到附近的天后宫，隐藏在菩萨背后没有被发现，但仍遭到学校开除。
1928年2月，刘季平经进步人士介绍，到南京城郊劳山脚下的晓庄师范继续学习。刘季平为干一番英雄事业，曾化名“剑雄”。他在师生中生龙活虎，识力过人，深为上下赏识，连校长陶行知、生活教导主任张宗麟（解放后曾任中央教育部中教司司长）也表器重。当年夏，刘季平根据南京地下党的部署，在晓庄师范组建了中共党支部，并首任党支部书记。此时，他认为要参加革命活动，必须亲自到大风大浪中去冲撞、去锻炼，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撞击火花，所以又化名“力花”。在晓庄师范里有国民党区党部，独占了学校一间办公室，门口还挂着牌子，但门面虽设而常锁。晓庄学校用房较紧，师生对此十分不满。刘季平早就想削弱国民党在学校的影响，于是和石俊、方与严等同学商量后，决定捅一捅这个“马蜂窝”。
晓庄的宿舍当时是由师生公推的一名“村长”负责的，外来客人按规定留宿得向村长事先报告。刘季平首先通过做工作，将那一间办公室改为公用房间，作为宿舍管理。一天，刘季平发现国民党县党部的一名官员，未经报告村长即擅自住在该处。天黑后，刘季平找到村长，如此这般一说，夜间巡逻队便进了办公室，从头查到脚，认认真真地盘查了此人一番，后经人说情才将其放过，大灭了国民党的威风。
刘季平领导的晓庄师范党支部积极和陶行知先生配合，使学校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民主气氛相当浓厚，革命力量很快得到发展壮大。晓庄师范党支部也因之被中共南京市委评为模范党支部，成为南京地下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当时，中共南京市委常把一些较大的集会放在劳山举行，由刘季平带领晓庄师范党支部的同志站岗放哨。后来，陈云同志视察南京党的工作给江苏省委的信中说：“现在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以晓庄师范最好。”刘季平把党的工作还做到了其他学校，他和中央大学一位同学交了朋友，借来一枚“中大”的学生证章，并争取在学生宿舍里安进了一个床位。从此，他能够在中央大学自由出入，并留宿在那里，秘密开展工作。
1930年1月，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派刘季平到上海学习“中国自由大同盟”公开活动的经验。其时的南京“黑云压城城欲摧”，军警虎视眈眈，暗探神出鬼没，一派恐怖气氛，哪有自由可言。刘季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市委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党支部，充分发动群众，尽快组建“中国自由大同盟南京分会”，但城里的各个学校均感困难。刘季平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做晓庄师范党支部的工作，得到响应。并出面联络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方大学、五卅中学等学校，商定了开会的日期、地点、方式。这一天，各校以组织春游为借口，集中到劳山脚下，召开成立大会，在宣言中坚定地提出：“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自由，自由不自由，打破我们的头，总归要自由！”大会一致选举刘季平为常委兼党团书记。会议在《国际歌》和“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声中结束。
事后，刘季平根据晓庄地处荒僻，常遭散兵土匪骚扰的情况，与各方相商，由陶行知校长出面，与村上联络，建立了联村自卫团，陶行知任团长、刘季平任副团长，拉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刘季平经常带领自卫团训练、放哨、巡逻，有效地保卫了村庄和学校。
1930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无视我国主权，竟派它的第一水雷舰队的军舰18艘在长江沿岸南京下关等处停泊。南京各界人士对此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其时，地处下关的英商和记蛋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举行罢工，遭到英国大班的抵制和黄色工会的破坏，十余名工人被开除，工人中的骨干分子遭到特务打手的殴打。市委为了支持和记蛋厂工人的斗争，指定刘季平、石俊担任正副指挥，举行示威游行。
4月5日，天不亮，各校的党员和群众集中到城里中央大学操场，有五六百人。刘季平、石俊等赤脚穿草鞋，作了简短的动员以后，举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向下关进发。南京当局立即通知第十、十一两分局警察关闭了通向下关的挹江门。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受阻。
刘季平走到守门的军警前面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听着，日本军舰强占了下关，和记蛋厂工人在流血！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日本鬼子、英国大班卖力？”
挹江门前静下来了。
“政府叫你们拦阻我们，你们何不做做样子？为什么要这样顶真？”刘季平劝说着。
有的军警说：“你要找我们的上峰，我们也无可奈何。”
“好！叫你们所长出来！”刘季平勇敢地站在前列，严正地质问道：“你们凭什么挡住我们的路？”
“报告！”所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奉政府的命令！不准学生出城，防止引起外交麻烦！”
这时石俊带领大家喊起口号：“我们要自由！不做亡国奴！”“为虎作伥没有好下场！”
刘季平因势利导，暗中布置了突击办法，只听见一声“冲呀”，各校师生冲向派出所长和守门军警，将他们拖的拖、拉的拉，拉到门两侧。此时，门两侧已排成声势浩大的人墙。
刘季平顺利地从所长手中夺过城门钥匙，打开了城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通过了挹江门。
这时许多工人、市民也参加了队伍，到达下关时已形成了万人大军，吓得反动当局赶紧关闭了和记蛋厂的前后门，并在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形势相当紧张。和记蛋厂英国大班邀请日本军舰水兵登陆保护。刘季平闻讯派出学生代表与南京社会局谈判，找厂方交涉，不仅制止了日军登陆，而且还迫其答应了为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刘季平还带领队伍继续示威，喊着口号，绕和记蛋厂一周，并向在场的群众宣传、散发传单。当游行队伍沿下关江边行进时，对着江心停泊的日本军舰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舰滚出中国长江！”一直持续到晚上才分散回校。
这件事触怒了蒋介石。4月7日，蒋竟叫嚷什么：前天和记蛋厂发生工潮，随着学生上街游行，此事教育界同政府都是要负责任的。如果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团体……无故煽动风潮，政府必要严加制裁的！事后，蒋介石勒令封闭晓庄学校，通缉陶行知，追捕刘季平。在党的安排下，刘季平逃出了虎口。
1930年春，刘季平被调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4月下旬，市委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刘季平担任行委宣传部长，分工负责组织罢课。这项工作当时困难很大，想了许多办法，没有找到头绪，他更加着急了，不得已，便要求金陵大学负责利用5月25日星期天组织一次演出晚会，发动各校的活动分子参加，并带上预先印好号召罢课的传单，以场内闭幕熄灯为信号，大家一齐把传单散发出去。不料，当局对此早有警觉，预先布置了一些宪警密探在会场上。刘季平打量了一下会场，发现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贼头贼脑地窥视。他意识到，有便衣侦探混进来了。当熄灯信号发出以后，不少人不敢散发传单。刘季平知道如果这一个晚上再无结果而散，那么“红五月行动”就发动不起来了。他只好孤注一掷，指挥撒传单。但传单刚刚散发出去，几个密探便冲上来将刘季平架走了。
刘季平被押进国民党政府警察厅看守所，关进了牢房。
这里是生与死的边界。刘季平从出气窗口看见，差不多每天清晨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他与囚友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毫不畏惧。每天天不亮他们便穿好衣服，互相交代遗言，靠墙坐着等候。铁门打开，叫到谁的名字，谁就高呼口号准备去就义。
警察当局没有查出刘季平的底细，他被作为政治犯送到苏州司前街江苏高等法院十字监，并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刘季平在监狱中与党的特别支部接上关系，又过上了特别的组织生活。不久，省委指示要在苏州监狱准备暴动。刘季平被指定为一个纠察中队负责人。不料，监狱当局已有觉察，马上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刘季平与其他一些政治犯押送到镇江军法会审法庭处理，隔离在警察厅镇江麒麟巷侦察队里，秘密关押。刘季平从看押人员嘴里知道他们并不知其案情，于是有意放风说：“在这儿待就待几天吧，反正要特赦我们！”看押人员信以为真，真的放松了看管，只钉脚镣，不锁牢门，这使刘季平他们能瞅机会与警察闲聊几句，并和几个看守交上了“朋友”。刘季平认为时机成熟以后，便约了几个难友准备越狱。可是脚上戴着铁镣无法摆脱，他们想了很多主意都无济于事。
阴历年前，刘季平的父亲刘逸东正好来探监。在看守人员监视下父子相会，刘季平趁看守不注意时轻声提醒老父：“捎一把钢锉来！”刘逸东心领神会，在监狱前的一个点心店里交结了一个店小二。这个青年可以自由进出监狱。刘逸东将钢锉塞进酵条（一种长形馒头）找店小二传给了刘季平。刘季平等几个人事先将镣链铁环锉开一个缺口，用布条缠着。年初一白天，刘季平特地买了一些酒菜吃，装得若无其事，晚上很早就睡下，并偷偷拉断镣链，吊在裤管两腿上，把钢锉和钱藏在棉袍子里。
新春夜，万家灯火，值班的警察早就耐不住了，挤到一个房间里去吃夜宵。刘季平见时机已到，顺手穿上一件棉袍，打了一个暗号。他和几个难友悄悄地走出了监狱便门，跑过了麒麟巷，一溜烟走上了马路。这时，后面有人大喊：“犯人跑啦！”刘季平立即翻过了矮墙，打算跨过铁路向南走，可是这一段路身很低，他一脚踏空掉进了路沟里。几个警察沿着铁路找来了，他屏住气，蹲在水中不动。警察向西边找边骂：“他妈的，刚看到黑影，见鬼啦！”转过来又经过刘季平身旁，沿铁路向南寻找去了。
刘季平脱险后，即乘火车经常州转到了上海。
刘季平越狱成功后，他的父亲刘逸东也遭追捕。几个警察追到刘逸东的住所，遇上了刘逸东，可又认不得。为首的警察嚷道：“刘兔东哪里去啦？”（他们不认得“逸”字，只读成“兔”）刘逸东先生镇静地说：“你们找刘兔东吗？刚朝西去的！”几个家伙朝着刘逸东指的方向追下去了，刘逸东乘机走脱，藏在黄海边亲戚家几个月才幸免厄运。
刘季平到上海后，一掏棉袍口袋，才知慌忙中穿错了棉袍，钢锉和钱连自己的棉袍都丢在了监狱里，只剩下放在内衣口袋里的五元钱。他找了一家小客店暂时栖身。他按地址在上海找联系人，但没有找到。几天一过，身上可以典当的衣物都已变钱吃光，不仅无法去掉铁镣，吃住也成了问题。
一天傍晚，刘季平在路上碰上一个人，似乎面熟，但在乱世之中，情况复杂，不敢贸然相认。这时只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地喊：“力花！力花！”刘季平不理会，还是向前奔。那人显然有点发急了：“力花！我是与严！”刘季平一听是方与严同学，这才与之会面。刘季平激动地说：“晓庄一分手几年啦！今天幸遇！”方与严连连点头。刘季平这时更觉肚皮饿了：“身上有钱没有？我两天没吃饭啦！”“快！吃饭去！”两人拐进了一个小饭馆，刘季平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方与严陪刘季平到旅馆开了房间，又上街买来钢锉、钳子。待其他客人入睡后，他们下手了，关起房门锉镣圈。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刘季平先发制人，还有意找来茶房大声问道：“还有没有别的房间？这个房间老鼠闹得太厉害，咔嚓咔嚓的。”茶房连声说：“对不起，请将就这一夜吧！”茶房一走，他们关起房门又大干起来，一个晚上才锉下一只镣圈。第二天又换一个旅馆，悄悄地又锉断了另一只镣圈，终于解脱了。后来，刘季平准备绕道到中央苏区去，转移到广州时，曾在龙川师范暂时任教。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刘季平回到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他和两个朋友住在法租界的一个小阁楼上。房东规定一次要收三个月的房租，而他们三人身上的积蓄全凑上才勉强如数，吃饭顿时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生活，刘季平开始找关系赊销《申报》，卖一份《申报》可赚两个烧饼的钱。当时他负责筹建“上海教育者联盟”，并担任党内负责人，还兼管苏区教委工作。
6月里的一天，他在法租界带着一份党员名单正回自己的住处，不料被密探盯梢抓住。密探对刘季平说：“一起到局里走一趟！”刘季平料到难以逃脱，遂笑呵呵地说：“可以，我还没吃饭，请你一起上饭馆！”其实他身无分文，敌探正高兴地张罗下酒菜时，刘季平乘机将名单撕碎吞进嘴里。待敌人发觉时已咽下，敌探马上撬刘季平的嘴，好不容易掏出一块碎纸片，上面有“苏教”字样，刘季平再次被捕。后以政治犯罪名被“特区法院”判五年徒刑，关押在上海法租界马思南路监狱。刘季平因为有第一次被捕脱逃的“前科”，除只能捏造假姓名、假籍贯等以外，不敢上诉，以免闹到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去翻老账，来一个新账老账一起算。但是他又很不甘心，于是和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一个玩笑，写了一封抗议信，抗议无理没收他们的书籍。1933年春，刘季平与同监难友一起争取到一名同情革命的监狱卫生员的帮助，利用给病员送药之便帮助传递消息，发动全牢千名犯人成功地进行一次“大狱啸”，反对监狱当局的残酷迫害。敌人惊恐万状，又将刘季平等八名政治犯转移到山东烟台监狱关押。
烟台监狱的看守室设在中心，共有五排由中心向五个方向辐射出去的监房。刘季平等被关在专关少数死刑犯人的一条弄堂最末端的一个独居间里。这里与其他四条弄堂的犯人完全隔绝，环境实在坏透了。监房只有比双人床稍大一点的一小间，而臭虫却特别多，冬天冰冷，夏天闷热。刘季平被关在礼字监，直接由二科长管教。二科长姓何，脸上生着两道恶眉、一对三角眼，十分凶残。难友们背地里称他何阎王。有时监狱长外出，他就是监狱的“大拿”，为非作歹。刘季平被关在这里以后，何阎王知道他来历不凡，格外“照顾”，连查号的次数也比往常多。
一天何阎王心血来潮，提审刘季平。
“叫什么名字？”何阎王恶狠狠地问。
刘季平淡淡地回答：“生不换姓，死不改名，叫刘建人！”
“刘建人？你干什么的？”
刘季平着一身长衫，蓄了长长的胡子，他抖了抖两个衣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教书的！”
“教书匠？那为什么要反对政府？”
刘季平不愿和这种人面兽心的人搭讪，遂冷冷地说：“这要问你们的主子去！”说完便拖着重重的铁镣走开了。
这个被国民党当局标榜的“模范监狱”每天吃的是玉米屑汤，稀得能照见人，而且还有一股霉味。这里不准看书报，不准与外界通信。犯人在里面过着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刘季平知道，要生存只有斗争，要自由，就不能怕牺牲。他利用“放风”的机会，联络了一些难友，准备进行绝食斗争。
刘季平与难友们磋商后，找到何阎王，代表难友向监狱提出四项要求：一、全部打开脚镣过日子；二、南方人吃大米，不吃玉米，伙食要改善；三、发还所有被扣压的书籍，允许读书；四、通信有自由，不许扣压信件。这些合理的要求监狱不予理睬，刘季平便与一些难友宣布绝食。
一天过去了，狱中犯人粒米未尝。何阎王有点心虚了。他听说这批人闹过大狱啸，这次绝食，如果把事闹大了，恐上峰会拿他们问罪，于是派人检查牢房，看有没有藏着的食物；偷看尿罐子，看有没有尿水。结果什么也没有。何阎王怕饿死人，出大纰漏，有些慌了手脚，一天要到礼字监来三四趟。刘季平坚决地表示：“四项要求一定要达到，否则绝食到底！”就这样坚持了七天六夜，监狱长来到了礼字监，宣布答应四项要求，并派看守将刘季平等人能挪步的架着、不能走的背到中央门厅开镣，并由医生进行健康检查。这时的刘季平已经连话也说不出声了，生命在垂危之中。
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时，他上次寄出的那封抗议信也起了作用，上海巡捕房发还给刘季平的一箱书也送进了监房。其中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还有以《国色天香》书名作掩护的中共“六大”文献等。从此，《哲学的贫困》等书开始在难友中传阅，他自己则坚持自学。当时监狱还特准增发给他两个本来作为尿罐用的新瓦罐，一个放书用，一个用作坐凳，读书方便多了。
刘季平被关的弄堂里有八个独居间，他与另外七人被分别关在这些门对门的监房里，尽管谈话很不方便，但仍然可以互相讨论一些问题。有一次他们还为一件小事展开过辩论：按狱中惯例每天早晨先洗脸，再由看守带出去倒尿罐。但有一个冬日早晨，因洗脸水送迟了，看守提前带大家去倒尿罐，老王坚决不从，与看守几乎相打。刘季平怕老王吃亏，走过去劝架，而老林却提着尿罐向外走，其他的也跟上了。老王说老林是右倾机会主义，老林则反过来说老王是“左”倾盲动主义。八个人从此爆发了一场有关左、右倾两个“主义”的争论，前后延续了十一二天。最后刘季平联系党的历史经验和主要斗争对象，从理论原则的高度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方面谈问题，使大家基本上求得了一致的看法。在回忆这段狱中自学的情景时，刘季平曾这样写道：“斗室独处，臭虫无数，白天读书，傍晚踏步；探索哲理，奋力求知，小小囚徒，俨然书蠹。”
在狱中，刘季平曾以“满力涛”（满力即“马列”的谐音）为笔名，撰写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文章，并设法托一位愿意帮忙的看守转出狱去在进步刊物上发表。1936年春末夏初，刘季平写了一篇《日本当前的危机》在《现世界》上发表。1936年夏季，刘季平又被转送山东济南第二看守所羁押。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刘季平经组织营救，于同年8月获释。
刘季平出狱后，在上海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后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任党的特支委员，受苏中区党委安排陪同邹韬奋先生视察苏北，又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