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远
1923年10月到1926年5月，陈毅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法大学度过的。在这里，他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为促进北京地区的国共合作，推动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毅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1921年10月参加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以“过激党”的罪名，强行遣送回国。抵上海后，经过多次斗争，北洋政府答应在北京中法大学开设一个专门班，接受这批回国学生，由各省政府资助官费入学。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和好友金满城都入了学。为了援助继续留法求学的1000多名同学，陈毅和喻正衡等人被推为代表，回四川去向各界呼吁援助，未获结果。这时，陈毅常给《新蜀报》投稿，被社长漆南熏聘为《新蜀报》主笔。在此期间，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陈毅写了一篇军阀部队残害民众的文章，触怒了四川军阀，杨森下了“礼送陈毅出境”的命令，要他“克日离川”。陈毅推荐肖楚女接替了自己的工作，于1923 年10月离开重庆，在万山红遍——西山红叶无限好的金秋时节，来到了北京中法大学。
中法大学是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创办的。早在1918年，李石曾在西山碧云寺先后开办了生物研究所和法语预备学校，在此基础上于1920年成立了中法大学西山学院，李石曾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1923年蔡元培离京，由李石曾兼任校长，下设文、理二科。
陈毅到京后，入学却受到了教务主任宋春舫的刁难，他怕陈毅闹事，借口校舍已满，拒绝接收。陈毅只好去找住在附近“拙园”的李石曾，提出了充足的入学理由：第一，四川回国的35名学生中有陈毅的大名；第二，四川省政府拨有专款给学校。李石曾怕同学闹事，遂答应陈毅入学。
陈毅入学后，先住在罗汉堂边的一个偏殿的集体宿舍，又脏又挤，后搬入建在半山坡的云木山庄学生宿舍，每人有一间斗室，陈毅和保定同学石学曾住在一起。当时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仅有一点官费，除吃饭外，还要买书、买纸、买灯油。陈毅曾在《早年回忆》中说：那时“常苦于无固定收入，生活很清苦。每天生活费仅两角钱，常常买点馒头就白开水充饥。后来，进北京城里做工作，也是在艰难中挣扎。没有住处，去找朋友家，朋友只答应招待一次，去多了，朋友上床睡觉，不留宿。不得已，到火车站、图书馆去取暖，还曾深夜在大街上踯躅，被警察疑心为小偷，饱尝了穷苦生活的屈辱”。
当时中法大学的条件也极差，图书馆、实验室不如一个省立中学，没有食堂，没有澡堂，没有自来水，学生喝水要自己挑。上课的教室原是善男信女们的庙堂，墙上的白灰剥落，露出的是阴曹地府，什么牛头马面、刀山油锅、轮回转世，应有尽有。冬天滴水成冰，也没有火炉。
为了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由陈毅、石学曾、傅增湜等七人联名贴出一张大幅意见书，要求改善办学条件，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指责宋不认真办学，专去北京城里官场、名利场、风月场中鬼混，只有任用新人，学校才能办好。陈毅又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不料，李石曾、宋春舫等人恼羞成怒，竟然宣布将陈毅等七人开除，结果引起文科学生的罢课，不久，理科学生也参加了罢课。后来校方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自来水，盖了简易澡堂，砌了热水炉，人事上也作了调整，罢课才告结束。
陈毅在中法大学学习文科，当时主要开设的课程有：李石曾讲生物学，李书华讲相对论，张竞生讲孔德的实证哲学，宋春舫讲戏剧学，李璜讲世界史和法国文学。北京大学的教授范文澜、马叙伦、胡适等人也来讲课。陈毅偏爱哲学、文学、历史、法语等课。他在学习上刻苦努力，严肃认真。有一次胡适来讲演，题目是“谈谈读书和翻译”，强调翻译时要尊重原著，最后还念了一首顺口溜说：“多攒几个钱，少买几亩田，千万买部好字典，携它到天边，你若常常请教它，管保少丢几次脸。”胡走后，陈毅对同学郭麟阁说：“胡博士劝我们买部好字典，要尊重原著，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做到。我们都读过他译的《二渔夫》，他把这篇的题目也随心所欲地胡翻乱译，将‘朋友’译成了‘渔夫’，还谈什么尊重原著！”
学校罢课后，陈毅仍坚持自学。1925年春，他和金满城、李嵩高三位爱好文学的青年，搬到香山脚下的宋氏别墅，生活条件有所改善。4月，由陈毅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西山文社”，4月5日，在《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成立宣言。这是一个文学团体，主要工作有四项：1组织文学研究会；2举行报告会；3成立图书室；4出版作品。该社社员多通法文，还要负责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此外，陈毅还同好友，组织了一个“斗千社”，意思是与“千夫”所指的敌人斗争。陈毅因从事文学活动，结识了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
这一时期，陈毅积极地从事文学创作，他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说：“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他以“仲宏”、“曲秋”等笔名在《燕风》半月刊、《晨报》文学旬刊、《京报》副刊、《月报》、《烈火》半月刊等处发表文章20多篇，有散文、、诗歌，也有译文和译诗。这些作品虽还不够成熟，但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史上也留下了他的印记。
陈毅入中法大学不久，就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由团转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北京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是刘伯庄，组织委员是陈为人，宣传委员是邓洁。下设东部、南部、西部三个委员会，中法大学属西部委员会，书记是乐天宇，组织委员是陶季玉，宣传委员是邓必开。下设18个党支部，党员200多人。不久，陈毅担任了中法大学支部书记，下面还领导着卧佛寺、温泉中学、香山慈幼院三个党小组。
北京当时正处在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统治之下。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执行部，但因环境险恶，经费困难，各项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中法大学远离城区，党的活动主要是在学校范围之内，有时也到农村做些宣传和调查工作。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来到北京后，北京地区的革命形势由低潮转入高潮。此时，陈毅虽仍在中法大学学习，但主要精力已用于从事革命活动。他自己回忆说：“1925年以后，我主要是从事党分配给我的工作，从此停止了我的文学生活，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这时，重组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为了坚持国共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中共北京地委内成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专做国民党的工作，李大钊指定由陈毅负责。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又委他兼任国民党市党部委员，《革命周报》的编委。同时，陈毅还兼任学会总会的中共党团书记，负责联系八所学校。
1925年秋，中法大学文科迁至城里东黄城根，成立了文学院，并以法国文学家服尔德命名为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校长也换成了思想比较进步的李麟玉。陈毅和石学曾、王斐然等七八个同学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文华公寓，同北京大学红楼隔河相望，这给陈毅的革命活动更提供了方便。在此期间，陈毅领导了北京医学院“改校运动”的罢课斗争，支持了女子师范大学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又帮助清华大学杜钢百、谭祖尧等人组织了“四川革命青年社”和“革命新军社”等团体。在支援“五卅”运动中、在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中、在反对段祺瑞的大示威运动中，都有数万群众参加，青年学生为主力军，陈毅是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925年冬，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更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工作，担任了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在他努力下，国民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有4000多人，下设九个区分部，设在农业大学的第九区分部，就是陈毅（代表共产党）和郭春涛（代表国民党）共同创建的。
1926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北京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陈毅负责文书股工作，下设新闻、速记、缮写、校对等组。实际上许多事务性工作，都落在他这个市党部常委身上，他亲自租借了故宫太和殿作纪念会场，又率领学生打扫了关闭15年的故宫三大殿。3月12日至14日，悼念活动进行了三天，参加群众达70万人。
当时，不仅要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斗，还要同国民党右派斗。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了西山会议，公然背弃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放肆地进行反共活动。李大钊、陈毅等人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次年3 月13日，陈毅在清华大学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有些人说国民党要实行共产，就是想攫取他人的财产为己有。实际上，实行共产“乃使天下之人，共天下之产，同享幸福”罢了。国民党的工作就在于此，对于这一点，“我们绝不否认”。又说：有人骂我们“赤化”，众所周知，世界各族人民的“肤色虽不同，而血色则皆红，夫如此，则人类不应有不平等之待遇也。国民党的工作，在谋各族之自由平等”，如果说这是“赤化”，我们也不否认。陈毅坦率而幽默的讲话，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在“三一八”反帝斗争中，陈毅也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3月17日，他和陈日新、王布仁、辛焕文等四人被推为代表，亲去国务院进行交涉。“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陈毅就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曾多次冒死抢救战友。事后，在反动政府已下令通缉的情况下，3月23日，陈毅又亲自主持了北京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并积极领导了善后工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随李大钊等人转入地下斗争。
1926年5月，四川军阀杨森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派喻正衡来北京找李大钊联系，请求派人前去，改造其部队。陈毅引喻正衡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决定派陈毅回四川工作。从此，陈毅离开北京，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军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