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蕤[1]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当时我正在河南大学读文史系，谁也不愿再过“读死书、读书死”的日子，便离开学校，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我是学文的，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支笔。我决心从事新闻工作，为抗日宣传贡献一分微薄的力量。
恰好当时郑州创办了一份《大刚报》，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我便前往报名投考。总编辑刘人熙看了我发表过的一些作品，和我交谈了一下对抗战的看法，便录用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先做内勤，编国际新闻。1937年冬，改任战地新闻记者，到豫北前线采访，写了《在汤阴前线》、《悼战士中的一个》等通讯报告，对于波澜壮阔的前线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8年春，徐州大战开始。这次大战，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全国将星云集，打得十分出色。4 月3日的台儿庄大捷，杀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溃退，赫赫有名的板垣师团被击溃，打破了日本兵不可阻挡的神话。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大刚报》派我作为报社的特派记者，前往台儿庄战场报道战地情况。我当然欣然愿往，立刻登程。
和我同路前往的，还有开封《河南民国日报》特派记者乔秋远。乔秋远是豫西偃师人，原名乔冠生，和我在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他喜欢文学，我们在学校时曾一同编过文学副刊《晨曦》，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两个人在火车上抵膝长谈，说说笑笑，毫不寂寞，很快便到了徐州。
当时的徐州，充满大战后的欢乐气氛，人群熙来攘往，满面笑容，大小商店照常开门营业，社会秩序井然，满街是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标语，庆祝的锣鼓声不绝于耳。我们下榻到朝阳旅社，立刻遇到了从全国各地大报派来的记者，不少是久已闻名而未相见的，见面十分亲切。其中有：《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原名范希天），《新华日报》特派员陆诒，《新蜀报》特派记者高天（原名高紫瑜），中央社特派记者曹聚仁，《和平日报》记者张剑心，《武汉日报》记者韩清涛、周海萍，《华西日报》石宝瑚等。大家笑着说：这次徐州大会战，把我们的笔杆子也调到一起来了，真是机会难得！有人说：一支秃笔胜过十万毛瑟，我们的笔杆子拧成一股绳，也会使敌人心惊胆战！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关心支持，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孤单。
在我们这一群战地记者中，《大公报》的范长江同志，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中心”。当时的《大公报》是地位最高的报纸，范长江是全国知名的第一流记者，他的许多通讯报告，在国内外已名声远扬。但他却毫无骄矜之色，作风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对所有的到前线采访的记者，不论大报小报有名无名，都和弟兄们一样关心爱护，尽力之所及，为我们采访创造便利条件。他因与高级指挥员熟悉，即组织我们听李宗仁关于整个战争形势的报告，使我们思想上高屋建瓴，明了全局，不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亲笔给我们写介绍信，为我们介绍前线的中级将领，免除了我们东撞西碰、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到台儿庄的前一夜，北风骤起，天气转寒，他担心我们衣服单薄，半夜派人给我们送来两件大衣。这一切使我们从心里感到友谊的温暖。
我和秋远到台儿庄察看战场的遗迹时，战场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但敌人被打坏的枪支，随地抛置的弹药，被踩在泥里的太阳旗，仍狼藉遍地；敌人的战壕里，仍可以看到大片的血迹，散发着恶臭；被打坏的坦克车，东一个西一个，歪歪斜斜躺在烂泥中，有的被烧得只剩一副骨架，像一个骷髅，有的还在冒烟，完全成为一堆废铁，其中有一辆特别高大，像一头大象，从外表看还很完整，但内燃机机件已被炸毁，不能动弹。我们去的时候，不少人围着它拍照留念。我们发现，两鬓已有白发的曹聚仁和他年轻的夫人，也在拍照。曹聚仁见了我们，说：“机会难得，你们替我俩拍一张吧！”一边说一边很费气力地爬到坦克顶盖上，把他的夫人也拉上去，合拍了一张，然后又让我和秋远也爬上顶盖，他替我们拍一张。当我们站在敌人的坦克顶盖上拍照的时候，长久被压迫的屈辱得到发泄的机会，止不住振臂高呼：“中国胜利万岁！”因为，抗战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胜利。
在前线，我们访问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举止言谈温文尔雅，从表面看，像一个书生，丝毫没有叱咤风云的赳赳武夫的模样。他年龄还在中年，但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他十分谦逊，问及他在台儿庄的战功时，只微微一笑，说：“仗是大家打的，我们只不过拔了老虎几颗牙齿！”谈到今后的抱负时，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从民国12年我们东北沦陷那一天起，日本鬼子便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东北军全体将士，做梦也是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我们朝也盼，晚也盼，好容易才盼到举国抗日这一天。不把鬼子赶过鸭绿江，我死也不会瞑目！”他的话道出了东北军将士的心声。我们访问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时，也都异口同声这样回答。
我们访问了西北军将领孙连仲。他身材高大，相貌魁梧，浓眉大眼，声如洪钟。谈起话来，直来直去，一镢头一块，但态度和于学忠一样，十分谦逊。当我们问他的战功时他摆摆手，大笑着说：“不值得一提！你们要问这些，我就倒茶送客！”我们只好另转话题，但当他谈到感想时，话就收不住了。他谈到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当年领导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前线抗日的事，眉飞色舞。他说：“那时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手里只有大刀片。可是照样把鬼子杀得呼爹叫娘……可惜孤军奋战，失败了。鬼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如果那时候就全国一条心，早就把鬼子赶跑了。”言下有无限感慨。
从前线回到徐州，我写了《板垣师团的溃灭》、《于学忠访问记》等报告通讯，但战局很快便发生逆转，交通中断，徐州被围，这些稿子便没有下落了。
在徐州前线采访期间，我们一群战地记者，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徐州城西南郊有一座山，名叫云龙山。山上树木葱茏，风景秀丽，有时大家躲警报，便在那里聚会。大家敞开思想，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大家对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当然都是高兴的，认为这一仗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打破了日本兵不可阻挡的神话，大大提高了全国民众的信心，这是好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又感到和敌人硬碰硬地打阵地战，从战略眼光看，恐怕不是好办法，认为要想持久，最好是发动群众，多打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这个问题谈起，便联系到如何发动群众。大家认为截至目前，还是只靠政府和军队抗战，没有把民众看成依靠的力量，人民群众只有出粮出兵的义务，没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鲜明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范长江。我们许多人都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从这个问题又联系到新闻工作问题，大家认为新闻由国民党一家垄断是不利于抗战的。当时的中央社不讲真话，明明敌机轰炸造成很大损失，却报道“弹落荒郊，我无损失”；明明是吃了败仗，向后撤退，却欺骗读者，说“我军转移新阵地”，久而久之，群众讥讽中央社是“造谣社”，威信极低。范长江建议，新闻工作者应该团结起来，争取以有利于抗战为基础的民主自由，打破国民党一家垄断新闻的局面。这建议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1938年夏，范长江、胡愈之、刘尊棋等在武汉发起筹备的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便是这个精神的实现。这两个先进的组织，以后在新闻战线作出很大的贡献，其胚胎是在徐州的云龙山便初步成形的。
5月上旬，战局便开始逆转。板垣师团溃败之后，日军恼羞成怒，大举增兵，采取大迂回包抄战术，从商丘一带切断陇海路。军事当局宣称这只是小股敌人滋扰，不日即可消灭。5月12日消息说已恢复通车。长江通知我们，抓紧机会，迅速撤退。我和乔秋远、高天等一行，便立即购票西行。
走到徐州车站，正是黎明时分。月台上躺着成百上千的重伤号，在等待向后方运送。我听到他们的呻吟声，心疼如绞，我想：这几天，敌人不断空袭，天一明，敌人的飞机一来，这些伤号连走都不能走，岂不白白送命？我们到处找负责的人，可一个也没有找到。开车的命令声响了，只好长叹一声，登车而去。
火车开到杨楼车站，便停下来不走了。问站长，他告诉我们：“前边又有了新情况，铁路又被切断了。”没有办法，只有在站长的办公室耐心等待。寒风阵阵袭来，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迟缓地移动着，使人想起白居易的《村居苦寒》中的“守坐夜待晨”的诗句。不同的是，除了“苦寒”外，还有内心的焦灼，更加不安而已。
好不容易盼到天明，通车不仅毫无消息，而且从几公里外传来轻重机关枪的响声，说明附近也有了敌人。此时敌人的飞机也出现了，在上空盘旋，低飞扫射。我们慌忙跑到车站附近的麦田里躲避，连飞机上的日本国徽和驾驶员的身影都看得清清楚楚。待飞机走后，我们再回到杨楼车站，票房已都弹痕累累，人群开始纷纷东逃。站长开诚布公地对我们讲，看来短时间内通车已无希望，劝我们仍先回徐州再说。我们认为也只有如此。但西行的车路断了，自然往东更没有火车。我们把行李衣物请那位站长代为保存，待通车后再专程来取，他也十分自信地说：“天内通了车，我负责把你们的东西送到你们的报社。”我们郑重道谢，和他握手告别，徒步又回徐州。
黄昏时分，我们才到了徐州。大小商店早已关门闭户，连路旁的小摊贩也没有了。行人来去匆匆，一片惊恐不安的气氛。部队的驻地，本来便是保密的，无处寻觅；党政机关，也只剩下一块空牌子，找不到负责人。我和秋远商量，决定绕一个大圈子，乘津浦路火车南下，然后到安徽乘轮船到汉口，再回河南。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恰好有一列南下的火车，升火待发，我们急急忙忙爬上了火车，席地坐下。待火车吼叫一声开始蠕动了，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却感到散了骨架般的疲倦，肚子也咕咕噜噜响起来。原来我们从杨楼到徐州，整整走了一个下午，连晚饭也没有吃，怎能不疲倦和饥饿呢？不过，饥饿也罢，疲倦也罢，毕竟上了火车，有了回家的活路，心里还是宽慰的。
但，万万没有想到，火车到了南宿州，又突然停下不开了。一问，津浦路南段又被敌人切断了。
逃难的人群被这突然到来的变化惊呆了，妇孺老弱哭的哭、喊的喊，乱成一团。有的人守着一堆行李放声大哭，有的人扶老携幼到附近农村投亲靠友，更多的人是折转回来，又返回徐州。我和秋远这时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的包围圈里了！怎么办呢？我们想来想去，实在一筹莫展：往西，路断了；往南绕道西归，也不行了，再回徐州，等于死路一条。而我们知道，包围圈在一步步缩小。一想到有成为俘虏的可能，真是不寒而栗。我们商定，如果到了这一步，宁可早一点自杀。我们也曾认真考虑，化装成难民或乞丐，往苏北灵璧一带躲躲，再作他图，但对苏北灵璧一带，我们完全陌生，不仅无亲无友，连路怎么走也不知道。无可奈何，只好随着逃难的人群，又回到徐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又逢到了范长江。
那一天我和秋远正在烟尘滚滚的街道上坐着发愁，忽然一个人从我们面前走过，瞥了我们一眼，又折回身来，走到我们面前，上下打量我们一番，惊呼道：“哎呀，你们两个怎么成了这副样子？”我们抬头一看，这个脚穿一双麻鞋，身穿一套农民服装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范长江！我们高兴得像发了疯，拉住他的手，向他诉说了两天来的遭遇。他听了，微笑着说：“不要着急，我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再讲。”一边说，一边拉着我们走向一个树木茂密的村庄。在田间小路上，他告诉我们：“你们真是吉人天相，今天晚上，便有一个大军团突围，路线是经过安徽的涡阳、蒙城，河南的周口。有一个大军团保护你们，保险你们可以安全回到你们的故乡！”我们听了他的话，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他的帮助，我们可以不当敌人的俘虏了。我们心里想：范长江你真是我们的救命菩萨！但嘴里只说：“那真是太好了！”
村子里戒备森严。长江领我们进入一个大院，找到了值勤的军官，殷殷地向他嘱咐：“这两位是战地记者、我的好朋友，和你们一路突围，一路请多多照顾！”那位军官十分客气，很亲切地说：“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同生死，共患难！何况又是你的好朋友！路上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们，尽力解决！”说完这些，又转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可有一条，得说到前头，这次突围是轻装前进，又是急行军。除了司令因为年龄关系有一副担架以外，一律都是徒步，没有车坐，没有马骑，只能靠自己的‘11号汽车’，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们都是拿笔杆的秀才，脚板上缺少这种功夫，可得有思想准备。”我们说：“我们都年轻，才20多岁，又都是农村长大的，绝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当时并非故作豪言壮语，心里也确实这样想的。为了抗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何况突围是死中求生呢？
那位军官替我们安排了热菜热饭，让我们饱餐一顿，又领我们洗了热水澡，安安稳稳睡了一觉，养精蓄锐，准备夜晚行军，一切照顾得十分周到。范长江临和我们话别时，向那位值勤军官道谢，一面叮咛照顾我们，一面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说：“这次突围本身，便是战斗。说着容易，千里突围，日夜不停，不是容易的事，请你们多多保重。”
黄昏时候，突围正式开始。我和秋远被编在部队的文职人员和卫生人员的行列中。每人发了一个军用水壶，一袋炒面，一条围在脖子里作为标记的毛巾。领队的人，宣布了几条夜行军的纪律，如不准喧哗、不准点火吸烟，等等。一声令下“开步走”，便一齐举步。中途休息，一声令下“原地休息”，便坐下休息。头一两天，我们还没有什么，到了第三四天，便不行了。双脚起了血泡，腰酸背疼，两条腿像两条木棍，由酸变疼渐渐变成麻木，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由于一连几个昼夜没有合眼，眼皮仿佛有千斤重，睁也睁不开。有时，两条腿还在走，大脑却已经入睡了，自己不知道，却已走进了麦田。惊醒后，想起了行前长江的鼓励，便咬定牙关，紧跟部队前进。说也奇怪，到了第五六天，反而习惯了，一声“坐下，休息”，往地上一坐，立刻便睡着了；一声“起立，走”，便立刻惊醒，像一根弹簧一样，跃身而起，继续前进。不少部队的老参谋人员和女医务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叫苦和掉队的。从这里我惊奇地发现，为了生存，人的生命力是有很大的延展性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终必战胜一切苦难的曙光。
行军过程中，一个中年妇女和她八岁的男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们从始至终，紧跟着我们的队伍，寸步不离。他们不属于部队的成员，没有军用水壶和一袋干粮，休息的时候，小孩子便飞跑到路旁的田里，挖几块“红薯母”，在路旁的水沟里洗一洗，递给母亲充饥，渴了，就在路旁有泉水的地方，用手捧着喝几口解渴。母子两人精神没有委靡，没听他们叹过一口气。问他们，才知道，他们要到汉口，投奔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我想：千里迢迢，路上等待他们的，该会有数不尽的艰难，何时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呢？这样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太平岁月里，该是正读小学的时候，却这么早便背负祖国的苦难，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愧对他们。而他竟这样出奇地勇敢坚强，又使我们从内心升起对他的敬意，从他的身上，看到下一代的希望。想着想着，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后来，我在洛阳编《新儿童》的时候，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战火中的中国儿童”，便是记述这对母子的坚毅和勇敢的。
到了安徽的涡阳、蒙城，部队的人告诉我们，已经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以埋锅造饭，宿营休息了。我和乔秋远听到了歇军半日的消息，找到一个装满稻草的小屋，倒头便睡着了。天空机声轧轧，又来侦察扫射，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此时此刻，最甜蜜的享受就是睡眠，谁管它炸弹不炸弹呢。
到了周口，踏上了河南的土地。敌人的包围圈算是摆脱了。部队要向南担任保卫大武汉的重任，我们要回我们的报社，只好告别。行前，我们向部队的指挥人员道了谢，他们也夸我们是“合格战地记者”，笑着说：“回到报社，他们应该为你们庆功！”
离开部队，又有了“自由”，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没有任何人来约束了。但与此同时而来的，是又成为两只离群的孤雁。从周口到漯河的大路，大军过处，麦田被践踏得乱七八糟，许多村庄逃得空空荡荡，没有人烟。有一夜无处投宿，只好睡在村头的打麦场里。打麦场上堆满了刚收割的麦子，还有一辆破牛车。我和秋远这时连大衣也没有了，只有一身单衣服，只好把散乱的麦子铺在牛车上，互相紧紧依偎，以双方的体温来互相取暖。夜半，北风骤起，冻得我们瑟瑟打战。无可奈何，只好抱了一些散乱的麦子，当做“被子”盖在我们的身上，度过漫漫长夜。这一记忆，即使天荒地老，也永远不会忘记。
到了漯河，我们爬上火车，相对苦笑，审视对方的狼狈相：秋远头发蓬乱，满面灰尘，两眼深陷，嘴唇裂得出血，不折不扣是个难民，哪里还有青年记者的风度？我自己知道，肯定比他难看得多。然而在相对苦笑的背后有内心的安慰。我们庆幸，经过八个昼夜的突围，总算回到家的大门口了。
但是在火车上，我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开封已经沦陷，蒋介石下令扒开了黄河，郑州也成第一线的危城了。
“我们报社回不去了。”秋远沮丧地说。
“先到我们报社住几天再讲吧！”我满有把握地回答。
到了郑州一问，才知道《大刚报》已经南迁，搬到信阳去了。
我和秋远对天长叹，握手洒泪而别。
我马不停蹄赶到信阳，东找西找，才找到《大刚报》新迁的地址。跨进大门的时候心里想：报社的当家人看到我回来，一定会又惊又喜的，因为，他们派到前线的记者十几天杳无消息，他们一定是焦灼万分的。编辑部的同事们，也会围上来问长问短，询问突围的经过。但进门一看，便感到空气有些异样。原来的老传达不见了，换的是新来的江西老表，他拦住我，不让进门。我找田涛，他说：“早走了！”我找张剑梅、徐林枫（编辑部的好友），他也摇摇头说：“疏散了。”找总编辑刘人熙，他答：“回江西吉安老家了。”问来问去，在这里负责的，只有经理王浩山。我通报了姓名，说明是报社的老编辑，请王经理出来见我，大半天，王经理才出来见我。一见面，也说了几句“你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接着便干咳几声，很不自然地说：“报社刚刚搬到这里，机器还没运齐，何时才能复刊，遥遥无期。报社欠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天催逼。实在无奈，只好疏散人员。老兄才高八斗，是国家有用之才，我们也不敢误你的远大前程……”十分明显，要赶我走。听了这些话，真像兜头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跟。这就是我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回到的“家”。我想，不要说我是《大刚报》创办时的老编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凭在战地采访，多次出生入死这一点说，也不该这样翻脸无情吧？满腔怒火，涌上心头。但我一直克制着自己，连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们编辑记者，名为“自由职业者”，实际只是一个雇员，老板有随时解雇你的自由。我结算了工资，便头也没回走开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徐州突围记”的报告，在范长江编的《胜利的退却》一书发表。但几经战乱，这本书却找不到了。今天重写这段回忆，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乔秋远早已作古，他是1939年奔赴延安，1940年和诗人高咏一道战死在太行山的；范长江同志也已经与世长辞。但他们的声音笑貌，他们的未竟事业，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头，对他们的怀念，也永远不会终止。从我自己说，这次采访，也是一个有益的锻炼，是成长中的一个年轮。我现在年已八旬，但我的血管里仍然流着年轻时代的热血。我愿这段回忆永远给我鞭策，给我当年突围时的力量。
[1]作者李蕤，原名赵鸿恩、赵悔深，河南荥阳县人。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南文联副主席，现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作协主席。作品有《土的故事》、《难忘的会见》、《水终必到海》、《文艺短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