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俊义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分东、北两路向四川挺进，先后一举攻克川东南、川西北各县，直逼重庆和成都，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了。我因多年追随原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后任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受到这个特务头子的器重，于1949年7月被保送入“游干班四期”受训，11月下旬奉派为绵阳区特委会助理秘书，到职几天后，因见形势急剧变化复返成都。当时，四川最大的特务机关——省特委会，正急忙改组为四川省反共救国军别动总队（以下简称“别动总队”），徐中齐自任总队长，准备撤退川南一带顽抗。接着，徐中齐任命他的连襟、夹江县长李祥麟（原名曾英，任过省特委会秘书）为总队部副参谋长，我为代理副官组长，叫我先到夹江协同李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12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由陕西溃逃成都，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12月7日晨，徐中齐发来加急电报，要我当天下午5时前返回成都待命。由于交通阻滞，我回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时，已经是下午5时半了。我一进去，就看见一片慌乱，并有许多不认识的军人正在领取武器。我一问，才知道是特委会的骨干艾九如最近新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编组为别动总队警卫一支队一大队，准备次日撤走“打游击”。再进去，看见天井内摆着两口大铁锅，正在烧毁档案。
当时，徐中齐不在，我转到秘书室找龚速度（省特委会秘书，已伏法）、罗慧开（省特委会秘书、军统保密局蓉站军法官，已伏法）。龚问：“收到电报了吗？”我说：“收到了。今天确实很狼狈，路上连一点东西都买不到吃。”他立即叫工役给我端了两碗面。龚、罗二人接着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明天就要全部撤退夹江，特别要你回来讲一讲夹江的布置情况，住房、给养有无问题。”我回答后说：“准备回家去看看。”罗说：“不行！我已经下了命令，现在准进不准出，等一下秘书长要来，还有重要行动。”我想，可能还要捕人，怕有人出去通消息。这时，省特委会的吴翰文提了一包麻绳和一捆白布交给罗慧开。龚速度叫我去到院子里监督烧档案。
不一会儿，徐中齐来了，问我：“好久回来的？”我向他报告后，叫龚、罗随他去办公室。他们关门密谈了一点多钟。徐出来准备要走时，一见到我又折转身叫我进办公室去，对龚、罗和我三人说：“本来我是决心和大家一起撤退的，现在总裁（蒋介石）要我先到台湾，我只好先去，明天不能与你们一道走。”他叫我协助龚速度、罗慧开、李祥麟把别动队队伍带着，如果在四川不能坚持，就向滇缅边境撤退，并说整个行动计划已向龚、罗交代清楚。同时，他还给了我一瓶粉红色烈性毒药，上面贴有“效忠党国，杀身成仁”的标签。他最后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交你同吴翰文二人负责，具体办法和行动，到时候龚秘书和罗秘书会给你布置。”
我们送走徐中齐后，一同回秘书室。龚速度说：“总队长已批准你为总队部副官组组长。”并将派令交给我。罗慧开又叫吴翰文来秘书室开会，龚请罗布置任务。罗说：“现在东路共军已经过了内江，北路过了剑阁，南路正向乐山推进；总裁召见四川将领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未去，情况不明，据报云南的卢汉也有问题。总之，情况非常紧急。原计划是等各区、县特委会人员到齐改编后再撤退，现在不能等了，要提前撤退。已通令各区、县会人员到夹江报到集中。总裁决定要在成都进行大会战，把成都交胡宗南部的第三军盛文防守，非战斗部队必须迅速撤离成都。我们总队部明天一早向夹江撤退，在撤退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奉总裁密令，在撤退前要将看守所的全部人犯处决。前几天毛先生（毛人凤）、徐先生（徐中齐）和徐处长（徐远举）、周处长（周迅予）、吕站长（保密局蓉站站长吕仕昆）等开会，审查了处决名册，并按毛、徐两先生的指示送请王主席（王陵基）批准。”罗随将毛人凤的手令和王陵基在名册上批的“秘密处决”及签名给我看了。罗又说：“原定明天晚上12时执行，刑场设在龙泉驿山上。现因情况紧急，提前在今晚12时执行，地点改在新西门外十二桥一块菜地里的防空壕，这样便于尽快掩埋。只是距市区太近，警戒布置要特别严，动作要快，要秘密，不准暴露。”龚速度插话说：“今晚上的任务，由我们（指省特委会）负责警戒，布置刑场，担任掩埋；稽查处负责行刑。”接着，罗慧开指定我负责布置警戒，指挥掩埋，吴翰文负责监视行刑。
当晚10时，罗慧开即打电话通知稽查处马上派人来。龚速度叫吴翰文将一大包麻绳、白布和棉花拿出去准备好，等稽查处的人一来就行动。龚同我继续谈话间，稽查处的人来了，罗慧开要我出去相互介绍一下，并叫稽查处带队的唐体尧过来与我见面。我问唐带来多少人，他说16名，罗叫吴翰文通知别动总队一大队队长艾九如挑选队员16人，由一个中队长带进来；又叫特务王大富出去调一部好卡车进来。罗还说，等卡车进来后，把大门关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开门，宪兵也不准出去（外面是宪二团的一个营部）。我问罗派不派宪兵担任警戒，他瞪了我一眼，把我拉到会客室说：“你真糊涂！宪兵！宪兵不可靠了。总裁11月30号在重庆起飞时，由下江撤到白市驿的宪兵团，把飞机挡着不准起飞，要求补发欠饷，不是毛先生（毛人凤）立即从山洞派了一个加强支队前去弹压，并拿了几箱银圆发放，还不能起飞。”
快11时，吴翰文问罗慧开，是不是开始提人？他说：“好，开始。”罗即叫艾九如派人从里面会客室门口起，三公尺一岗，一直排到看守所门口。然后，罗对我和唐体尧、吴翰文交代任务说，今晚共处决32人，每部车捆装16人，我们也上16人，一人看一个。执行由稽查处的人负责，警戒和掩埋由特委会的人负责。具体分派是：由我负责布置警戒和指挥掩埋，如有意外情况发生，应由我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处理；吴、唐专门负责行刑，一切行动要快，要保密，不准惊动老百姓。
罗慧开布置完后，叫看守所管理员谢鲁进来说，“现在就开始，按照名单上的次序，一个一个地送出来，外面敲三下门，你就送出一个，同时向他们讲是转移地方。在外面提人的不准进去，只能在外面接，一定要使里面的人不恐惧，防止他们吼起来。”罗又叫吴翰文将麻绳、白布、棉花抱出来，并叫省特委会和稽查处双方各派一人到看守所门外提人。罗慧开拿着名册站在过厅上，当由两个特务挟着一位“政治犯”出来时，他问明其姓名，就在处决名单上勾一笔，然后由特务队员们进行捆绑，给他口内塞进一团棉花，用白布蒙上眼睛，一面捆绑一面诡称：“不要怕，是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去。”这些专搞行动的特务，捆绑动作既熟练、又快速，而且又是那样凶残歹毒，有的把革命人士被反绑的双手扯到了后颈下，向他口内塞棉花塞得很紧，把脸都胀红了。当绑到第三个人时，我也不忍再看下去，便走进会客室坐下休息。忽听到“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吗”的怒吼声，我站起到门口问：“是哪一个在吼？”特务王大富说：“是王干青。”匪徒们在捆绑时，都把他们身上好的衣服强脱下来据为己有。如一个特务就假借不好捆绑，将黄子万的棉军服剥下来自己披上。被捆绑的人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个心存畏惧，都是昂首阔步地走到罗慧开面前，用怒视的目光射着他。杨伯恺、于渊两人正准备质问罗时，就被棉花塞住了嘴。
捆绑完毕已到夜间11时，罗慧开下令出发。上车前，我交代了几件注意事项：“一、车到新西门稍停一下，由唐体尧去通知城墙上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驻所，说是稽查处奉主席急令办理特别任务，叫他们听见枪声不准过来看；另外要他们派两个卫兵到十二桥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二、到达目的地后，无论稽查处或特委会的人，都将临时符号白布条拴在左膀上。三、不准打电筒，不准吸烟，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呼名道姓地叫人。担任警戒的不准随便移动位置。四、要防止一切意外，不准任何人进入警戒线内。”
刑车开过十二桥约100公尺停下后，吴翰文、唐体尧请我去查看地形，布置警戒。我带着他们和特委会的金中队长从公路左侧下去，顺着田间小路走约200公尺，吴翰文指着一条弯曲的防空壕（壕宽约一公尺，长约50公尺，深不到一公尺，是抗日战争中挖的）说，就是这里。我又带着金中队长顺着防空壕观察了周围地形，将警戒岗哨位置指定后，叫他带11个人过来布置警戒，把轻机枪安置在一个大坟包上，由金中队长流动查哨。
警戒布置好后已是午夜12时，我回到停车处，叫两部刑车上各留省特委会四人、稽查处六人看守，其余由唐体尧、吴翰文带领行刑。每次都由四个携枪的特务挟持两人奔向刑场杀害，如此来往奔跑了16次的大屠杀，使我神经极度紧张。当夜又是黑沉沉的，加上飒飒西风和蒙蒙细雨，我感到异常寒冷发抖，就爬进汽车司机台坐着静候。吴翰文、唐体尧曾跑转来问我：“刺刀剁不进！怎么办？”我问是哪个叫用刺刀的？吴翰文说是罗秘书。唐体尧接着说：“刺刀是你们今天才领到的，没有开口。”他还将刺刀举到车窗口说：“把刀剁弯了都剁不进！”我生气地说：“我的任务是警戒和掩埋，你们想怎样办就怎样办。”我在车上刚把烟点燃，他们又转过来说：“只好改用枪打了。”请我叫司机将车子发动，油门开大点，用噪声来掩盖枪声。我即令司机就地发动轰鸣。尽管汽车轰鸣狂吼，但王干青、张大成等人临刑时，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杨伯恺和于渊是同一次被杀害的，他们一被拉下车就喊：“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你们只有无耻地在夜间屠杀！”每当有人呼喊口号时，吴翰文都跑转来叫车上的特务，认真检查一下塞嘴的棉花、蒙眼的布条还有没有脱落。
午夜2时许，血腥屠杀完毕后，吴、唐二人带着稽查处行刑的特务十多人到停车处向我说，他们马上要回去向罗慧开复命，请我过去查看、掩埋。他们走后，我立即把特委会的金中队长找过来说：“留一人看车，只留四人警戒，机枪暂不撤，其余十余人赶快去掩埋。”并叫金先去检查和指挥掩土。过了一会儿，金又跑转来向我说：“还有一个没有打死，是不是补枪？”并说：“土很硬，圆锹铲不动，掩得很薄。”我便同他一道去检查，刚走到防空壕头上，就听到有呻吟声，一个特务正用圆锹乱砍致死，我令他赶快掩土。这时，青羊宫方面又忽然枪声大作，掩埋未完，大家惊慌。我叫人跑到十二桥去问卫兵发生什么事，同时叫人去附近找几个农民带上锄头来帮助掩埋。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来说，枪声的事在桥上的卫兵也不知道；但强行找来了带着锄头的农民父子三人。我对他们说：“你们帮着掩埋好，不准向任何人讲。”同时，我给金中队长说：“农民把土挖松后，你们就赶紧用圆锹铲，一定要在4时以前掩埋完。”我布置后，又叫人跑步到桥上向卫兵了解枪声不停的情况，他回来报告说，枪声发生在青羊宫军校的武器库，情况不明。直到8日晨5时许，刑场才掩埋完结。我和金中队长立即撤下警戒人员，带领十多个特务队员，慌忙乘车进城返省特委会。
我们在回程中，汽车司机也恐怖得神经紧张，在金河街桥上差点冲下桥去。我一回到特委会，罗慧开就出来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并问是不是32个都杀了，掩埋后检查过没有，我说：“检查过，但防空壕只有那么一点宽，人重人的，没法清点。”罗还说：“老弟，过去有人报告你不可靠，徐先生和我半信半疑，经过这次考查，一切怀疑都消失了。”他取出别人打的所谓“报告”当着我烧掉了。又问我：“天明后去不去送徐先生走？”我感到疲倦得很，表示不去。他让我休息，又给了我一支“可尔德”手枪。我躺在床上，惊魂未定，不能入寐。
12月8日，省特委会别动总队的匪特们即全部逃往夹江，几天后，我仍惊慌恐惧，也逃窜夹江寻找匪队，终被解放大军粉碎。解放初，我即被捕关押判刑劳改，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宽大为怀的惩处，给予了重新做人的新生之路。我感激万分，同时联想到特务头子徐中齐临逃前，“赏赐”我的竟是一瓶仍令誓死效忠蒋帮的烈性毒药，这就是忠实帮凶的可耻下场。对比之下，追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