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家镛
1949年12月7日下午5时，我在亲友的多方营救下，从四川省特委会监牢里取保出狱了。一出狱，我立即与各方面联系，准备秘密劫狱，营救杨伯恺、于渊、王干青、许寿真等30多位尚囚禁狱中的难友。可是，一天当我和于民权（于渊的长子）到将军衙门监狱探视时，早已人去监空。接着，我便与一些出狱同志和在狱同志的家属，分头到处查找他们的下落。
正当我们忙于查找的时候，发生了胡宗南军队的成都防卫司令盛文部攻打起义将领刘文辉公馆的事。为了防止意外，大家只好分头疏散到乡下去了。我和王觉群、徐芳等同志疏散到龙潭寺仁命堂“钟卖糖”家。不久，成都和平解放，我们立即赶回市区，继续查找监狱中同志的去向。
为了有利于查找工作，我们专门建立了由出狱同志和未出狱同志家属组成的联谊会。出狱同志有马力可、王觉群、张载、杨志聪、杨海山、李维品和我。家属中除于民权外，还有晏子良的爱人潘培林和黄子万的爱人刘世美。马力可年纪较长，我们推她做主席，日常的登记接待工作，则由我负责主持。
联谊会的会址设在青年会，后迁到《西方日报》报社。一天，姚文芳同志告诉我们说：“狱中同志可能被押到新津去了。”于民权立即驱车前往，但遍查无着。不久，华西大学的学生向我们提供说：“外西十二桥左前方的防空壕沟里，被野狗拖出一些人头和人腿，踩在沟土上还有弹性，很可能是狱中同志被活埋在那里了。”我先后请徐芳、谢季昭同志去复查。他们捡回一条被踩得很脏的白色面巾，推断十有八九是狱中同志被活埋或杀害在那里了。
1949年12月27日，联谊会的同志都到北门外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并由于民权抱起狱中老同志杨伯恺的小女儿，向贺龙司令员献花。大家散发欢迎代电、传单，沿途张贴标语，高兴地扭起秧歌，以自己最大的热忱迎接人民子弟兵。欢迎活动近尾声时我和王觉群、张载、杨志聪、于民权等看见邓锡侯坐在车上，我们就驱车到邓公馆，向他打听狱中同志下落。他没有多的话，只说：“你们准备为烈士办丧事吧！”看来，狱中同志真的遭到敌人暗算了。从此我们便开始积极办理烈士丧事的筹备工作。
解放军一进城，就在督院街成立了成都军管会，马力可即先派杨志聪、张载去联系，后又派我去联系。我去以前向马说：“既然办烈士丧事，就应估计有多少名烈士，需要多少治丧费。我们多是20来岁的青年，没有办过这类事。”马力可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钱，马约我去省女师找罗家蕙校长商量，我们估计烈士有50人左右，每人需治丧费100块银圆，共计5000元。如有剩余，作为烈士家属和出狱同志的善后费用。商定以后，我就带着介绍信去找军管会，那里的工作人员叫我去找文艺处。为了节省时间，我请那位工作同志把我的私章带给杜桴生（时任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长。1946年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店工作时，我们就认识）。不一会儿，杜桴生出来接见，并叫我一同到他办公室，还没坐下，他开口就问：“原来的同志哪些还在？哪些没有出问题？”一连串的询问，体现了同志、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经过反复磋商、研究，最后，杜在其昌银行召集有关方面和我们联谊会的代表，成立成都殉难烈士治丧善后委员会时，当场批了折合当时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圆1300元，作为善后会第一笔费用。为了安全起见，李保鲁提议用他的小轿车送我去军管会取款。回来后，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分工：翁季常（也是出狱同志）和张载负责财务；王觉群和烈士家属王伯康（王伯高之弟）负责总务；李维品和杨志聪负责秘书工作；我和于民权负责联络工作。马力可因在省女师，省女师的工作很忙，不能每天来，一切丧事就由我们分头办理。马力可的私章和联谊会的公章，也交我们分别掌管使用。
善后委员会是由中共、各民主党派、军管会的代表和有关人士组成的，杜桴生任主任委员。在筹备之初，叛徒于庾混入善后会，篡夺了财务、秘书职权，并曾保管善后会的公章；文化特务张君冒充出狱人，篡夺了善后会副主任委员职权。他们搞了一些破坏活动，露出了破绽，被出狱同志和烈属揭发，后来，公安机关把他们逮捕，并先后镇压了。
1950年1月3日午后，开始在外西十二桥畔发掘烈士遗体。为了预防意外，先由工兵探测此处有无地雷，未发现，才下令开挖。这是一条长约50米，宽、深约1米的防空壕，挖开后发现，遇难烈士们的遗体横七竖八地堆在壕里，他们的头部都被敌特用一张两尺多见方的布条，将眼、鼻、口紧紧地蒙住，双臂被绳索反绑着，全身都已浮肿变形，模糊不清。人们很难一下辨认出他们，大家推我负责辨认，我也怕认不准，临时找王觉群、张载和一些家属共同辨认。第一个挖出来的是王伯高烈士，接着挖出来的是黄子万等五位烈士，但黄的头是从附近的荒草中找到的。这是第一天的掘尸工作。第二天（1月4日）继续加快进行，又陆续挖出杨伯恺、于渊、许寿真等全部烈士的遗体。于渊穿着呢大衣，左胸上有一个枪眼，连大衣一起穿透。许寿真的衣袋中还有一本《彷徨》书。张大成的尸体缺了一条腿。特别是姜乾良的尸体就只有几块碎骨肉和一些布衣片了。此一处共掘出烈士遗体32具。每具都用酒精洗净，白大绸裹尸，再装入棺木内。4日下午5时许，就在附近坟地，举行了起灵封柩仪式。然后运送灵柩到支矶石层板厂内停放吊唁。在发掘装殓过程中，在场的同志和烈属看见烈士遗体的惨状，无不失声痛哭，悲恸万分，愤恨敌特的残暴。烈士晏子良的夫人泣不成声，曾昏死过去；范月琼（烈士杨辅宸之妻）也悲痛得昏厥过去，李君（烈士曾鸣飞之妻）哭得死去活来。裹尸工人成鸿顺气愤地说：“这些人死得好惨啊！我活了52岁了，还没有见过这样残忍的事，匪徒的心太狠了。”现场围观的群众，也都目不忍睹，异常悲愤，低声啜泣。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的同志和各新闻单位的记者，及时采访并摄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和纪录片。1月7日又在外西王建墓（即抚琴台）寻找挖掘到刘仲宣等三烈士的遗体，一并寄灵于层板厂吊唁。
1950年1月19日上午，在原空军层板厂内，隆重举行了“成都市各界公祭革命被难烈士大会”。当时，是由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维舟将军代表主任委员贺龙司令员主祭的。到会陪祭的有杜桴生、李筱亭、张志和、韩文畦、邱翥双、杜重石、黄瑾怀、王兴智等党政军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还有各界代表、大中学校师生和人民群众千余人列队参加大会悼念。
会场十分庄严肃穆，入口处竖立着用黄纱絮扎成的彩牌坊，上面挂着在雪白纱绸上衬贴15个黄色大字的公祭大会的横幅，左右两侧悬挂着一副夺目的对联：“以一死促民国之终，送断青天悬白日；为众人创共和之始，流将赤血染红旗。”走进会场，在通道和四周都陈列着各单位、各界人士和烈士亲友敬赠悼念英烈们的花圈、挽联和祭幛。彩仗业工人们的挽词是：“痛诸君为民主尽忠为民族尽孝杀身成仁谋解放，庆今朝拯人民于危拯国家于难血染芙蓉尸首春。”尤引人注目。
烈士灵堂设在五间厂房内，无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市民、青年学生、老人和孩子们，川流不息地向烈士灵柩献花，肃穆地鞠躬、致敬，无不万分悲痛，深切志哀。年仅14岁的女孩吴惠仙则爬在她爸爸吴惠安烈士的灵柩上哭喊着：“苍天呀！你睁开眼吧！爸爸！你死得好惨啊！”
上午11时半左右，灵堂外的会场已挤满了人群。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的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首先由王维舟将军向烈士敬献鲜花，宣读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各机关、团体及各界人士的联合祭文，并致辞说：对匪特退却时残杀烈士们，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愤慨，表示要坚决捉拿刽子手，为死难烈士报仇；号召每个中华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未竟事业，应该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人民的新中国、新四川而出力。最后，由烈士家属代表马力可致了谢词。会毕，又在哀乐声中，由各党、政、军机关，各学校团体，各文化单位等分别祭柩，直至午后3时许，还有不少手持花圈、挽联的人，向层板厂祭场走去。
第二天（1月20日），又为烈士们举行公葬送葬入墓式。当天我任灵场副总指挥。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奔走联络，特在少城公园租借了10辆自行车，组织临时纠察队。
10时许，先举行了公葬祭奠。接着起灵送葬，人们举着烈士们遗像（由美专郑明志、邓镛二位出狱同志和他们的同学画的），扛着大批挽联、花圈、祭幛在前引导；接着是35具烈士棺木队徐徐前进；然后是烈士家属，出狱同志和各界代表，各大、中学校师生，怀着沉痛的心情尾随送葬。队伍在哀乐声中，从支矶石层板厂出发，经实业街、商业街、祠堂街、东城根街、金河街、新西门环城路回到十二桥西南方的青羊宫二仙庵墓园。沿途人民群众组成一条长长的人巷，默立两旁，以寄托对烈士们的哀思。下午2时许，按照划定的方位，把烈士们的棺木一具一具庄严地放入墓穴，杨伯恺、于渊、王干青三烈士位于正中。我和大家都以无比眷念和沉痛的心情，向遇难烈士们致敬，作了最后的告别。安息吧！革命烈士们！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