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曾升
1902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山西巡抚岑春煊索取有关山西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用来建“山西大学堂”。6月达成协议，决定“十年内由李提摩太董其事。”
大学堂是西式楼房，规模宏壮，为西北教育界之巨观，富藏仪器书籍。大学堂当门有大钟楼，是太原城内最早之大钟。我三四岁时奶妈常领我去看钟，钟鸣时全条街都能听到。当时钟表难得，太原规矩，午正，各城楼对天放炮一发报时，叫“放午炮”，每天将及12时，常有人在校门前看时钟，果然时针分针一重合，钟声与午炮齐鸣。
大学堂分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前者以国学为主，后者以法学为主（理工各科系若干年后才有）。历史课本，最初是原文本《迈尔通史》由洋人主讲，少数洋人才能讲汉语。
学生来源，由山西各府县选送优秀生员充当。各府县提名时，被选者多不愿去，因历来是科举考试，又皆是诸生，乡试考中后可为举人，如若殿试，又可能成为进士，突然要进“大学堂”，又系“洋鬼子”所办，且家庭阻力很大，都怕子弟染上洋教不再敬祖先。巡抚无法，后议定，凡就学之生员免缴纳食、宿、书籍费，且每月每人发给银圆八元，等于花钱雇学生读书。再者，众生员见科举制已是尽头，才陆续到太原就学。这些人就是山西大学堂第一班学生。山西省105县之精英皆荟萃于此。
我父仇元（字绍楼），六岁称神童，十余岁时被称晋南才子，属选送之列，我堂兄仇曾诒、仇曾祜也被选。该班学生中还有南桂馨、王用宾、冀贡泉、武汉三、李尚仁、崔文振、王禄勋、王宪、池子良、贾景德等。
这批学生都是30岁左右，约60人，仇元为班长。他们原处僻壤，见闻不广，现经聚集，加以广泛交游，谈论时政，所以反清意识逐渐增强。毕业后组成“寿团”，每人生辰时胪欢终日并交谈时政。后阎锡山拥袁世凯称帝，他们以“寿团”名义公开反阎，成为在山西与阎锡山对立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的大本营即山西大学堂。
大学堂为洋人建有西式厕所，中国人不得入内，大家不服。一天，几个学生潜入其中大开眼界，见有抽水马桶，洗手处挂有毛巾，这些土包子研究了一番说：“怎么！洋鬼子解便原来不用草纸，要用毛巾，这倒不错。”大家都试用了一下。学监是中国人，知后大怒，查出仇元、武汉三、南桂馨、李尚仁等八人，立即挂牌开除。这些人就搬到校外去住。
坎拿大医学博士卡瑞在大学堂任教，他见这些学生成绩一个赛一个，非常高兴。仇等被挂牌后，他立即找到巡抚说：“我明天要回国了，不再教书了。”巡抚很惊奇，忙问原因，卡瑞说：“我一辈子就教了这么几个好学生，被你们全部开除了，我不教了。”巡抚着了急，当着卡瑞的面把学监传到，痛骂一通，并令立即将这八人请回学校，卡瑞才罢。
1905年9月废止科举。几年后，山西大学堂第一班学生毕业。第一名给予进士。二名以下给予举人。中斋第一名为贾景德，西斋第一名为仇元。他二人须进京行释褐礼并给宣统小皇帝叩头，各举人也须上京听候授官，不再殿试。这是科举制过渡到学堂制的怪现象。
至京后，仇元被分任河南某州知州。当时听鼓者颇多，进士被称为“老虎班”，从不候缺，必须立即分发官职，因之为众所羡。仇元却不就，径返太原于山西大学堂任教。其实他早经景梅九、温寿泉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并另有任务。
这班学生都不愿为清朝官员，纷纷出国留学，留日的如李尚仁、南桂馨等，留英的如武汉三、王宪等。我父仇元欲留英，老家中之祖母知情后，即来信说：“你敢到外国喝洋水，你前脚走，我随后上吊。”
于是他只好留“中”了。
王用宾，猗氏人，乃仇元童年时共练拳棒之友，后被清廷以革命党人罪捕囚于猗氏，拷打成重伤，同盟会同志决定劫狱，因仇元武功最好，以弹腿闻名，由他一人于夜间潜入牢房砍开锁链，将王背出直到城墙上，后来他对我回忆说：“我把辫子盘在顶上，捆好他（王）站好骑马步，双手提起他——你看，那时我的力气有多大——顺着城墙，用绳子将他坠到城外，自己再拉着绳子，蹬着城墙，滑到城外……”
城外的接应者立即将王送往天津，坐船到东京。不久，中山先生派王用宾回太原主持同盟会支部。命仇元担任《晋阳公报》（《晋阳日报》）主笔。当时，《晋阳公报》社中同人基本是同盟会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颁令禁种植罂粟（鸦片），分六年禁绝，山西巡抚丁某向上谎报业已禁绝。1910年3月朝廷将派员检查，丁某着慌，遂令督练公所教练外帮办夏学津率兵令农民铲除烟苗。交城、文水交界处之开栅镇附近各村向来种罂粟，并以此为生。夏铲除烟苗时，农民跪倒哀求，夏学津却下令开枪，致使农民死数十人。《晋阳公报》将此事公诸报端，并由仇元撰文，以“草菅人命”为题，指向丁某，直刺清廷。丁某即下令逮捕报社多人，仇元和王用宾出走外省，史称“交文惨案”。
“交文惨案”震动晋局，次年武昌起义后十余日，山西即宣布独立。当时仇元早已返晋，往来于太原、曲沃之间，他领人给曲沃县城内家户各散发小旗一面，插在门前，以促使曲沃县光复。
山西大学堂从李提摩太手中收回后，改为“山西大学校”，后又改为“山西大学”。校长为王禄勋（又宸），仇元担任秘书长、训育主任，并兼法学、伦理学、经济学、文学教授。
20世纪20年代，中山先生途经太原，欲在火车站见仇元。消息传来，四处寻他。找着时，他与数友人醉于酒肆，已是夜间火车将到时，遂将他唤醒。他快步出门，恰有大车一辆（用马运货之木板车），登车后，他嫌执鞭人赶马不力，将其推下，亲自立在车上，一手勒马一手执鞭，马被勒得直立后仰，于是车翻，他倒于阳沟（太原市当时公路两旁有一尺余深之明沟，至今“海子边”旁犹有此迹），右眼球跌出眶外。幸神经、血管未断，被救起后，他手托眼球，由人扶往“山大”，找到卡瑞（时尚未回国），求老师治疗。卡瑞说：“活该，谁叫你喝酒来，眼好不了啦。”仇元一再向老师哀求，卡瑞说：“这都是不信上帝的缘故，你信上帝就能医好，信不信？”仇连说：“信，信！”卡瑞将眼球消毒后，复纳入眼眶。三个月后复明如初，直到他去世时视力都很好。
未会见中山先生，成为仇元的终生遗憾。
1931年仇元结束了21年的教学生涯，全家迁至北平，寓居于大翔凤胡同南桂馨宅第中，山西大学教授杜羲（仲甫）也一并来此。杜住正后院，我家住西跨院。三人本为好友，又都是老同盟会，正好畅谈古今。父亲常领我到杜的住房沏茶聊天，与其说聊天不如说听杜骂人，骂小日本、骂张学良、骂老蒋、骂国民党、骂北平市政，骂那个胡同。“奶奶的，一下雨，胡同就成了个臭墨盒。这些小子们，嘛玩意儿！”他那口天津附近的腔调今犹在耳。
一天午饭后，杜羲对父亲说：“绍楼，走，听广和楼去。”这照例要带着我的，一出大门杜就说：“你是老西儿（当时京人对晋人的贬称），一听你的口音人家就要抓唬你，因此不准你说话！”一出胡同口他就喊洋车：“车！”“二老上哪儿？”“别多问，往西拉！”拉到护国寺马路边了，他说：“往北拐西直门。”这不是朝相反方向拉吗！但原有协议由他指挥。车拉到西直门电车站前停下，他说：“快上电车。”父亲忍不住要问，他说：“你是老西儿，懂嘛事，这是站，有座儿，不吃亏。”
这车坐三站就是护国寺，再走七八站到前门，时间和车钱都多花了，这就是他的算盘。
有次在筵席上杜羲骂日本占领东北，再骂国民党，旁有一素为他所不齿的中年人，也附和着骂。只听“啪”的一声，杜羲给那人一个嘴巴，那人被打得莫名其妙，说：“你干吗打我？”他说：“你是嘛玩艺儿！配跟爷一起骂！”最后，杜羲把桌面也掀了。
1933年，风和日丽天，杜羲领我全家挤入厂甸，随人而流，他给我买了风筝和抖嗡。大家挤散，好不容易挤出圈外，好久他才挤出，他埋怨：“我一手举着风筝，一手举着抖嗡，你们嘛不看看这风筝呵？”
当然，他的钱包被扒了。
平时他练篆字，我在旁看，就教我认篆字，又教我读片假名，又跟我下象棋。
1934年底，仇元应居正、王用宾之邀至南京，次年，日寇在北平势力更强，杜羲迁居南京，他一到京，国民党中委发表他为“八百罗汉”之一，他怒而不应。假日他都来我家，骂日本，骂“朝政”。国是日非，他更消沉。
一天中午，我父亲回来很晚，一进门就哭了，对母亲说：“仲甫死了……”他是跳玄武湖自杀的。
南桂馨从北平赶来参加了丧礼。
再也听不见杜羲骂人了。
南桂馨字佩兰，山西大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20世纪20年代曾一度任天津市长。卸任后，寓居北平大翔凤胡同。这宅院可能是光绪年间左副都御史奕杕（dì）邸宅，共十一二所院落套连着，南的全家人包括仆人共30余人都住不完，加以他平时好客，乐于助人，所以山西老友来平者，多住其家。
我童年时常在此间嬉戏，对他的生活习惯也略知。他早饭固定不变，小馒头（比乒乓球略大些）两个、两小碟酱菜、两小碗小米粥，两个核桃，一生一糊。有时加个黑面馒头。他身穿蓝缎中式短衣裤，裤口用缎带绑紧，夏天也要绑裤腿。不留头发，脚下穿白底黑缎布鞋。坐在客厅里呼噜着水烟袋。如有生客来访，即将长衫罩上。
他的长随名赵宝山，身穿绸大褂，黑布鞋，南不准他穿短衣。赵宝山彬彬有礼，有外客来拜谒，由他先通报。30年代初常有日本人来访南，总被赵挡驾。如日本人进入南宅，赵就会被南责打。一次有个小胡子平头日本人，在大门口与赵交谈，日本人会写汉字，不会说汉话，赵宝山摸出拍纸簿用铅笔与他笔谈起来，我站在门槛上看见赵写着：“市长说，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他不会见你们的。”日本人连门槛都没能跨进。
七七事变后，南很快返晋，后到了西安。父亲曾对我说：“你南老伯是讲气节的，他绝不会当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