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讷仁
我与季方同志结为伉俪已50多年了。他生于1890年农历三月初四，百年冥寿在即。我也年近90岁，自从陪侍他住院而患脑血栓后，往事如烟，皆已依稀。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父亲早逝，全靠母亲独立支撑。所幸家人和睦，生活尚属温饱小康。我既不是“大家闺秀”，童年便爬树捉鸟，颇具“野性”。初不习针黹，倒向长工学编筐、织席。年稍长，不满包办婚姻，谋求学自立。我的兄长卖田为我退婚，我的嫂嫂出私房助我读书；来之不易倍可珍，我遂抱独身主义。
我初识正成（季方的“字”），已二十六七岁，是在婉扬家。婉扬是我嫂嫂婉清的嫡妹，又是正成的族妹，她想撮合我们。还有她们的弟媳杨德真（也是我的好友）与其兄杨惕深，亦有此意。斯事固然违我初衷，而季方前妻张怀德方逝，正成意在为爱子凡凡觅一继母，我是“粮户小姐，小脚伶仃”，自然谈不拢。年余季凡病故，其后正成另又娶妻生子。
彼时我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攻读产、儿、妇科，靠勤工俭学来维持我与侄儿宁康两人生活。往来亲友可数。与正成碰面次数多了，双方渐增了解；正成并教宁康古文。我与同窗好友六人结为异姓姊妹，尊正成为大哥。他为我们题名“讷”、“让”、“诲”、“谕”、“诒”、“诵”、“谦”，己则名“诚”，“讷仁”是他为我题的“号”。十年间我们情同手足，唯不言婚嫁——他尊重我独身主义的意愿，更为自己已有家室之累，从无稍涉轻薄的举止，品行方正，使我心折。
大哥自幼体弱，长期清苦的生活，忧患、劳累，使中年的他更多病。杨惕深对我说：
“大哥如果病死，不是你害的也是你害的！”
强成（正成的三弟，名“刚”）说：
“你如同意（嫁给大哥），大哥脚边头一定扫扫清爽，孩子也可以让她带走。”
当时我知正成久病，身体太差，又心想自己习医本为治病救人，何况他是我素所爱慕？遂对强成说：
“哪个父母不爱孩子？哪个孩子不爱父母？若我们为了爱而结合，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要使别人骨肉分离？她愿意改嫁，听其自由；她愿意同老太（正成的母亲）一起生活，也应尊其意愿。”
并毅然写信给正成：“我们结婚吧！”
正成接信后当即赶来：“我是乘卧铺回来的呢！”（平日是舍不得乘的）
但我母亲认为正成贫病多厄，年近50岁，与我相差十岁，又有孩子，而且孩子的母亲仍留在老太身边，反对这门婚事，只好请寄娘（干妈）出来主持。她是嫂嫂的母亲，素爱我，人又开通，便挺身为我们主婚。后来我母亲见正成温厚笃实，日益喜爱；婆母更称我“大囡”，以亲昵于“娘娘”（对媳妇客气的称呼）。解放后，我们将两位老母都接到身边奉养，均享年90余岁，这是后话。
婚后第二年春天生一女。婆母说：
“煮熟黄豆做不得‘种’！”
正成说：
“这是我们爱的结晶，我偏要做‘种’！”
当时在上海，我开一私人诊所维持全家生活，正成即以之为掩护。我只知他抗日，却不清楚他在“武抗”详情。说来有趣，后来我经向明同志介绍入党，也对他保密。回想起来，我本不问政治，实在是因为他，才携女相随到根据地。至于参加革命工作，最初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
整个抗战期间，即在环境最艰险的时候，我们也大多在一起。抗战胜利，内战又起，我与正成、女儿都不在一起，而各随组织北撤。这时我已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虽然牵肠挂肚，还是经住了严峻考验，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解放后，虽组织照顾总在同一城市，但他经常出差；而我在中南海门诊部和东大桥机关幼儿园工作时，更由于工作需要，干脆住在本单位，星期六才回家。
历经“文革”浩劫，我俩皆年逾耄耋，幸均健在。我已离休，他已退居二线。方期镇日相伴相守，不料病魔竟遽尔夺去他的生命！
大哥，我现在身体已基本康复，差可告慰。但行动不便，终日枯坐，抬头只见你从照片上向我微笑，侧有一联，上书：最难风雨故人来……
（1989年2月24日口述，女儿季明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