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
1938年2月26日，在晋西隰县午城镇内一所大院落的北房里，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50多岁的人，他身穿黄色的细呢军服，风纪扣紧扣着，金丝编织的领章上的两颗将星闪闪发光，他就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张培梅将军。
突然，他双手捂住了肚子，脸色变得煞白，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沉重的太师椅也随着他的身躯撞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
门外的卫兵听见声响，立即跑进屋来，一见张培梅脸色不好，马上又唤来了张培梅的两个儿子。他们架着张培梅躺在床上，给他解开了衣扣。张培梅的大儿子的目光扫过屋里的摆设，盯住了炉子旁的一个搪瓷缸子，他走过去拿起缸子一闻，不禁大惊失色：“不好了，爹喝大烟了，快灌泻药！”
泻药调好以后，张培梅紧闭牙关不肯喝，急得他的两个儿子直跺脚，马上叫卫兵去唤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赵戴文急火火地赶到了，他看到脸色铁青的张培梅躺在床上，连声唤道：“鹤峰（张培梅的字）！鹤峰！还有许多事要你去办，你怎么能这样！”说着，他把张培梅的两个儿子拉到床前说：“孩子，给你爹跪下，他不喝泻药，你们就不起来！”
两个孩子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哭着说：“爹！您不能这样，快喝泻药吧！”赵戴文朝卫兵一伸手，卫兵连忙把调好的泻药递过来，赵戴文端着药碗来到床前说：“鹤峰，你不要这么倔，听我一回，看在我和孩子的面子上把药喝下去。”
张培梅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对赵戴文说：“次陇（赵戴文的字）弟，我是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却不能处决抗战不力的王靖国，我早就说过，军法如不能绳之这种人，必绳之于我，百川（阎锡山的字）平时只知养羊，不知养虎，这次将山西大片土地丢掉了，我心疼呀！我发过誓，绝不活着退过黄河，誓与家乡共存亡。我不行了，喝泻药也晚了，你告诉百川，赏给我孩子一口饭吃，你们要使劲与日本鬼子打到底，绝不能丢掉山西……”
当天晚上，张培梅将军因鸦片中毒去世。
张培梅1885年阴历九月十七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中泥河村。他自幼丧母失父，由叔父抚养成人。1904年，张培梅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后在崞县安家庄任教。他目睹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民众生活痛苦不堪，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的情景，决心从军报国。
1905年，张培梅考入山西陆军小学堂。1907年，由于其学业优秀被选送入保定军校的前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并与蒋介石、张钫、钱鼎等人为同期同学。当时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虽是直属清朝陆军部管辖的学校，但因学员多系青年，思想相当活跃，同盟会也在该校暗中活动。张培梅思想进步，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并加入了同盟会，从事推翻清王朝，推行民主共和的革命活动。
1910年，张培梅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任阎锡山担任标统的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三营前队排长，他积极从事反清联络工作，结交下层士兵，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并迅速取得初步胜利。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同盟会会员乘此良机，一举推翻封建清朝政府。10月22日，陕西新军在张凤翙、钱鼎等人的率领下，也高举义旗，响应武昌起义，并迅速占领了西安城。这一消息传来，给驻扎仅一河之隔的山西新军极大震动，张培梅等同盟会员也决定立即起义。他们开会议定起义部队分兵进攻巡抚院前、后门及太原市内的满城和军械库，当会议决定由张培梅率队进攻巡抚院后门时，有人说：“鹤峰，担当此重任，应不要命。”张培梅慨然答道：“要命者绝不革命。”
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在太原发动起义，随即攻占山西巡抚院，击毙了清巡抚陆钟麒。张培梅率队进攻巡抚院后门，击毙了顽抗义军的统领谭某。
太原起义后，起义人员推举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并在山西咨议局的原地建立了都督府，开始行使权力。这时，清朝政府正调集重兵，准备扑灭各地起义。起义各省中，山西离北京最近，必首当其冲受到进攻，而且晋北一线的清军还在顽抗。于是，张培梅受命在龙泉关布防，并率军进攻在代县顽抗义军的清军，然后出兵雁门关，直趋北京。不料行至仁怀一线，与清朝重兵遭遇，此时，清军卢永祥部又在娘子关攻破义军防线，阎锡山也被迫放弃太原。张培梅只好退回宁武与阎锡山相会，并率军自河曲、偏关渡黄河北上。后连克托克托、包头、萨拉齐。正准备攻打归绥时，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进入山西的北洋军也退出了山西，张培梅又率军随阎锡山返回太原，并升任团长。
1911年后，当时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乘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政局混乱之际，宣布“独立”，并出兵入绥远等地，攻打包头、张家口一线。1913年，张培梅奉令率军援助在大佘太坚守的中国军队，打击外蒙古叛乱王公贵族的军队。作战中，张培梅身先士卒，勇猛无比，连挫敌人于包头、五原、百灵庙等地，以战功升任旅长职务。
1914年春，张培梅率军返回山西。张培梅是崞县人，应属阎锡山的晋北派，在山西官场上有这样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特别重视乡土观念，对五台、崞县一带的人都另眼看待，后来在阎锡山统治集团中飞黄腾达的多是晋北的人。但是，阎锡山用人除了用家乡人以外，更喜欢那种会顺从他的意志、听他的话、能围着他团团转的人。张培梅是个直性子，不善于官场上阿谀奉承那一套，不会看阎锡山的脸色行事，所以，并不太受阎锡山的重用。张培梅每次谈到阎锡山的用人之道时，总是愤愤不平地说：“老总（指阎锡山）总是喜欢养羊（指听话、爱拍马的人），而不敢养虎（指敢干敢闯作战勇猛的人）。”
返回山西以后，张培梅就被安上个少将参议的空头职衔而闲居乡里。但是，张培梅为人正派，办事认真，能征善战，打起仗来勇猛无比，敢作敢当，从不手软，在这点上又得到阎锡山的喜爱。因此，一遇有重大的战事或棘手难办的事，阎锡山又常调张培梅出来主事。
1916年，张培梅任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后又调任晋南镇守使，驻节临汾。1917年，陕西军阀郭坚率部自临晋县的吴王渡和荣河县的庙前渡偷渡黄河，分兵两路向新绛、运城前进，企图占领河东十数县晋南最富庶的地盘，以便大捞一把，中饱私囊。郭坚的部队军纪虽然不好，但作战敢于拼杀，一打冲锋就号叫着猛扑，所以这股敌人是很不容易对付的。
这时，张培梅以晋南镇守使的职务，受命指挥其直辖的混成团、盐务缉私营、山西步兵第四团与郭坚作战，在河津、荣河、临晋一线与郭部展开激战，最后将郭坚部斩成几截，将其大部歼灭，郭坚只身带着几个亲信逃回陕西去了。这一仗使张培梅勇敢善战的名声远扬。
1924年，张培梅任正太路护路军总司令。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来吴佩孚战败，阎锡山决定派四个旅的部队兵出娘子关，阻截吴佩孚调兵北上，援助其失败的军队，因为这将是一场硬仗，阎锡山急调张培梅担任左翼总指挥。此时张培梅指挥的是山西陆军第五旅和第七旅，旅长是刘树藩和龚奉山，而这个龚奉山原来曾任阎锡山的卫队团团长，他作威作福有余，真到打仗就不行了。当时吴佩孚系统的寇英杰部曾向晋军沙河阵地猛攻，经激战后被击退了，但这两个旅长害怕敌人再进攻，就用电话向张培梅请示说：“敌人虽已后退，但是我军力量单薄，希望赶快增援。”
张培梅最讨厌怕死胆小的人，一听电话就有了三分气，马上命令龚、刘两人来当面报告。龚、刘两位素来害怕张培梅，就派他们的两个参谋长去见张培梅。张培梅一见两个旅长没来，倔脾气就上来了，说：“你们两个滚回去，叫你们旅长来！”这样，龚、刘两人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指挥部见张。张培梅见到这两人，立即责骂道：“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叫你们自己来，却派参谋长来代见。”不料，龚奉山仗着是阎锡山的亲信，就当场狡辩起来。原来，龚奉山过去经常随侍在阎锡山的左右，张培梅每次与阎见面，龚奉山常在旁说东道西，指鹿为马，这最为张培梅所看不起，今天张培梅见龚奉山不遵守命令，还敢当着众人顶撞，分明是凭借阎锡山的后台，瞧不起他这个总指挥。张培梅可是个胆大得出奇，且从不手软的人，他钢牙一咬，立即下令将龚奉山、刘树藩当场斩首示众。当时随军没有专门杀人的刽子手，都没有“斩首”的经验，尤其是杀两位旅长，士兵有些手软，一连砍了好几刀，才将人头砍下，张培梅立即命令将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营门示众，这一下树立了张培梅的威信，将士个个用命，在石家庄附近筑好了工事，构筑了许多堡垒，命名为“鹤峰堡”，准备与来犯的寇英杰大杀一场。不料，寇英杰得知吴佩孚已逃往武汉，再也没有心思与晋军死战，偷偷地撤回了河南。
张培梅敢于一下子处决两名旅长，在晋军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此张培梅的威名远扬。但是，也有人对阎锡山说：“鹤峰要造反呀！”阎锡山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可是非常不痛快。
1926年，张培梅晋升为陆军中将。
张培梅是个典型的旧式军人，他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慈不掌兵”、“军中不斩不整”等信条。他治军严格，当年辛亥起义时，他率部到代县与清军作战，战后有士兵趁机抢劫财物，他立即集合部队，将盗贼当众斩首，并教育部队应自爱自洁。而且，他保持着农民朴素的生活作风，喜吃粗茶淡饭，每日早起即操练、读书，短途外出从不骑马乘车，较之当时许多官员骄奢淫逸，确有很大的不同。
张培梅不仅治军严，也善于带兵，他在率部与叛乱的外蒙古王公的军队在蜈蚣霸作战时，一次粮食补给断绝，他亲自率人到附近村庄去买粮食，回来做饭后，先让前线的士兵吃，而后自己才吃，深受士兵的拥戴。
张培梅表面上粗鲁、好杀，实际上是个颇有计谋的人。在他任旅长率部驻扎在包头时，其部下五连的一群士兵乘天黑去刺杀师长未遂，当时，张培梅已知凶手是五连的一伙人，但恐怕打草惊蛇，引起兵乱，就集合部队说，已得知昨天行刺师长的是驻在城外的六连。命令四连前去擒拿，你们五连也携带绳子帮助捉拿。五连的几个乱兵一听，以为已能嫁祸于别人就随全连出城去了，到达六连驻地，只见六连荷枪实弹，四连也掉转枪口，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五连的乱兵全部拿获了。原来，张培梅是用话稳住五连，并密令六连、四连做好准备，才这样顺利解决了乱兵的隐患。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集团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晋、绥、察、冀及平津两市，据说，张培梅原曾被任定担任绥远都统，但他坚辞不肯就任。从此，张培梅返回家乡居住，他每天早上起来，也一身土布衣服，背着粪筐到村口拾粪，不知底细的人，哪会知道这就是在晋军中威震四方的张培梅将军。
张培梅虽然有些事情上与阎锡山不合，但他对阎锡山还是相当忠实的，而且张培梅的脾气很怪，越是阎锡山权柄在手，众多人围着他转的时候，他越不十分亲近阎，可是在阎锡山吃败仗倒霉的时候，他却能站出来，追随阎锡山左右。1930年秋，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准备到大连避难。当时，乱兵难民堵塞道路，秩序很乱，也很危险，可张培梅却肩负行李一卷，一身农民打扮，保卫着装成店老板的阎锡山，坐大马车、汽车，又乘火车、轮船，到处躲避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搜捕，一路艰险，一路风尘，将阎锡山护送到大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阎锡山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准备抵抗日军的进攻。
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大批援军于8月底占领平津以后，就沿平绥、平汉路西进南下，并抵进雁门关一线。阎锡山见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即将遭到日军的践踏，也终于坚定了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阎锡山深知与装备和训练均优于中国军队的日军作战，中国军队必然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为保证战场军纪的执行，敦促全体官兵不畏牺牲，为保卫祖国和家乡而战，必须选派一名坚强能干的军法执行官，于是，在这种攸关自己团体事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阎锡山又想起了以强悍无畏而著称的张培梅将军，决定调他出山，就任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
张培梅将军得知日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消息后，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上战场，率三晋健儿与日军血战一场，他每天都报纸，常常长吁短叹，并上书阎锡山，要求率军上阵杀敌，保卫家乡。当他得到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的委任状时，激动万分，当下向乡亲们表示：誓死保卫家乡，绝不退过黄河，誓与山西共存亡。他火速赶到太原报到，就任了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
1937年9月，日军向山西发动进攻，奉令据守雁北天镇、阳高一线的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渐渐不支，加上他认为阎锡山这次对日作战也会和每次内战一样，要保存实力，不会让他拼死抵抗，消耗部队的实力，就下令撤退，致使雁北各县很快沦于日军之手，山西门户洞开，日军自雁北两路攻入山西，顿时，全国舆论哗然。
张培梅就任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李服膺是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又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先生的干儿子，是晋军中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对这样有后台，影响很大，但抗日作战不坚决的人敢不敢严肃执法，是对张培梅的严峻考验。当张培梅得知李服膺下令撤退，致使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山西的大会战还未展开，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我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而对那些抗日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坚决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保证山西抗战的顺利开展。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会对全国其他战场及全国友军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当时，阎锡山本不想处死李服膺，但看到张培梅力主坚持严肃军纪，也怕对这种人不严肃处理，会造成军心不服，导致山西抗战不利。而李服膺在雁北作战失利，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阎锡山偷工减料修筑国防工事，致使工事不坚固而造成的，阎锡山怕李服膺将这些情况透露出去，引起国人指责，也想杀人灭口，最后，也就同意了对李服膺绳之以法。
国民党陆军第六十一军中将军长李服膺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高级将领。他的伏法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鼓舞全国各地，尤其是正在山西与凶残的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抗日军队，“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成为当时中国抗日军队官兵的口头禅，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晋军高级将领中那种恐日、惧日的情绪，坚定了全体官兵的抗日决心。
1937年9月中旬，日军连续突破雁门关等地，直扑太原。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派来的数万中央军及陕西、河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并集中晋绥军全部精锐步、炮主力在山西忻口一线布设阵地，准备顽强抗击侵犯的日军。阎锡山命令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及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坚守崞县和原平镇，阻止日军南进。从10月初开始，日军主力扑向崞县及原平镇，双方展开激战。张培梅亲自给王靖国去信一封，上书：
王军长览：
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天之幸。再失此城，国法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
梅手字。
张培梅还亲自组织执法队，在通往前线的各地路口设立检查站，凡私自撤退者一律就地正法。不久，著名的忻口保卫战打响了，这是中国抗日军队在华北抗战中所进行的最大规模、战斗最为惨烈的正规阵地战，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掩护下，猛烈冲击忻口我军阵地，中国各个系统的抗日军队浴血奋战，阵地反复争夺，双方死伤惨重，中国军队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高级将领均在战斗中牺牲殉国。忻口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有的部队虽整团整营被打垮，但还坚持了23天之久，这除了因为抗日爱国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外，还和张培梅亲赴前线督战，严肃军纪，使前线将士人人树立了“不死于战场，就会死于国法”的观念而拼死作战分不开的。
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阎锡山对赴前线视察督战表示犹豫，张培梅除力劝敦促外，还陪他亲赴前线。
但是，由于日军在军事上的优势，忻口会战以中国军队撤退而结束了。接着，山西省城太原失守，第二战区长官部退至临汾。日军步步进逼，向晋西发动攻势。
1938年2月，日军进犯晋西，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奉令率部坚守隰县以北的石口镇，阻击日军。这时由于忻口会战中晋军损失严重，阎锡山害怕自己的军队过于削弱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开始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常常不战即退。王靖国是阎锡山的心腹大将，对阎锡山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张培梅和赵戴文则亲赴石口镇督促王靖国坚守阵地，阻止日军向晋西进犯。
王靖国深知张培梅的威名，不敢对其不恭，就找借口说：“三天之内可以守住，三天以外不保。”张培梅立即对王靖国表示：“三天之内我一定找增援部队支援你，三天之内只要守住石口就与你无关。”随后，张培梅返回隰县，立即与驻临汾的阎锡山联系，商议调部队增援石口守军的事宜。
不料，第二天张培梅却得知石口已经失守，王靖国早已逃之夭夭，立即勃然大怒，坚决要求处决临阵脱逃、贻误战机的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并亲自带执法队员乘车寻找王靖国，以便就地处决他。王靖国一见张培梅寻找他，吓得魂飞魄散，立即逃到阎锡山那里，在阎锡山的庇护下躲藏起来。
张培梅到处寻不见王靖国，就找到阎锡山那里，不料，阎锡山反而劝张培梅不要追究王靖国的罪责。张培梅与阎锡山争辩说：“抗日救国，不成功，便成仁，吾法不行之人，当行之己，吾若效彼败军之将，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
在激愤的情绪中，张培梅将军眼见日军侵吞我国土，烧杀抢掠，怜惜三晋家乡父老，痛恨贪生怕死的那些晋军高级将领，怨恨阎锡山袒护这种无能之辈，又愤于自己身为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却不能履行职责，处决临阵脱逃的王靖国，百感交集，心如刀绞，遂于1938年2月26日在隰县吞食鸦片自杀，以死抗争，表明自己不怕牺牲，坚决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8年3月，在西北大后方西安市举行了张培梅将军的追悼会，第十八集团军驻晋办事处也送了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