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烈九
1949年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但面对满目疮痍的重镇，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日理万机，仍不忘将为和平解放武汉出过力及为中华民族生存做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党外朋友一一找回，统筹安排。在一长串名单中，“孙鸿仪”三字赫然写在纸上。
孙鸿仪其人颇有资历，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指挥官中有他，袁氏政府与域外驻华使节周旋的外交官中也有他。但孙鸿仪归蒋后却甚不得意，尽管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长城抗战，曾官至中将，而后则是光杆司令一个，连护身卫队都被撤销了。孙鸿仪生性耿直，不计较荣辱，更不甘寂寞，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参加了抗日团体“党政会”，并在“华北分会”工作。此时，孙鸿仪已年逾花甲。
一个深秋寒夜，太行山下一间普通窑洞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正与一位重庆来客促膝长谈。来客腰背直挺，声音洪亮，他就是由李济深派来与朱总司令联系工作的孙鸿仪。朱德以商量的口吻道：“孙先生，我们新四军第五师正在豫鄂之沿坚持抗敌，给养、武器、医药都很匮乏。不知孙先生能否舍弃华北党政分会的差事，而去与武汉日军斡旋，想必对我第五师的抗战大有裨益。当然，这完全取决于先生的意愿。”孙鸿仪十分坦诚地回答：“只要于抗日有益的事我都愿意去干。总司令也对我孙某了解，说话办事从不模棱含糊。让我亲身抗日，抛头颅洒鲜血无所畏惧，若去当汉奸，断然难从。”口气斩钉截铁。朱德一笑：“唯其忍辱负重，作用才更大，这在《兵书》上不无论述。何况中国共产党说话算数，更有历史评说。”孙鸿仪高兴起来：“不任伪职，可为‘伪商’，对第五师所需定有帮助。”朱德动情地说：“好。何时成行？我会为先生安排，还有与鄂中党组织的联系等事宜。望先生当心……”
至卫兵几次剪灯加油，主客始停止叙谈，牵出战马，冒着西北风起程。朱德十里相送，双方互道珍重，紧紧握别。
1940年，驻武汉的日酋已是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男惟畿。12月末，阿男突然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中写道：
阿男惟畿兄：
一别十余载，无恙否？人世沧桑，记念友情日胜。弟如今对政治军事均乏味矣！正是身多疾病思田里。不知阿男兄旧谊尚存否？很想谋面，以叙别情。
孙鸿仪
信后还注明了沪—汉班船的船名与班次。
阿男经一番仔细推敲，遂复电一份：“盼迅即来汉。”
这一天，“广岛丸”轮由沪到达江汉关码头，阿男亲自出马，身后跟着十余人的欢迎队伍和车辆前来迎接。
当晚，在杨森花园举行欢迎孙鸿仪的宴会。席间，阿男“慷慨陈词”：“皇军在华中取得大大的胜利，缴获中国军队枪械20万。若孙君组织军队，粮饷全由我供给。我保证，你的军队如果将蒋介石、共产党的队伍打垮，绝对推荐你当贵国领袖。那时候，我们皇军统统地、一个不留地退出中国，中日建立世世代代的友好邦交。舍此之外，孙君，大日本帝国尚有何求？”
孙鸿仪绝不“上钩”，自有打算，只顾忆旧，“阿男君，该记得在北京的那些时日？”
阿男兴致正高，随口说：“孙君，在中国军人中，我认为你是真正的军人。清末，你以普通一兵擢升为指挥官，为大总统侍卫武官，还兼外交工作，确实不易。因此，我们才有机会结识，成为朋友。是吧？”
孙鸿仪叹息一声，说：“你那时不过是一名驻北京领事馆的少佐武官，如今已成派遣军中将司令了。这是阿男兄奋斗的结果，也是机遇啊。”
阿男接道：“孙君不也是机缘所致，官运亨通，荣膺少将，还与当代名将冯玉祥拜把拈香，成为莫逆吗？只可惜归蒋之后，蒋先生以升为降，拿掉了你的兵权，将你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有何意义呢？所以我完全懂得孙君‘身多疾病思田里’之说的含义。如今你来汉找我，是形势必然。我开头的话，谅孙君已经入耳，应该尽快作出抉择。人未老，宝刀在，显露一番身手给蒋先生看看！”
孙鸿仪见阿男又引入“正题”，便还他个“开门见山”：“谢谢司令官对孙某如此真切关怀。不过，弟早已脱离军事，对国是更少情趣。此次投友，只求有个赚钱的机会，积聚钱财，便于安度晚年。舍此之外，再无他图矣。”稍停后，见对方毫无反应，又继续往下说：“如允许我沟通货源，必收大利，所得之资，老友也可均沾。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切勿顾忌。”
阿男惟畿至此已心领神会，微笑默许。阿男当即叫来日军副官，叽里咕噜一阵，随后一纸盖有日军驻武汉司令部关防的蓝色特种证件交到了孙鸿仪手中。
对于孙鸿仪来说，能弄到这证件，确实是交上“好运”，使他通向成功之路。这特种证件在武汉沦陷区只有少数日本将、佐级军官持有，而且均为执行特别任务者。持证者除了可通行于日军驻汉口第十一军总司令部之外，尚可往来于信阳、应城、安陆、岳州、宜昌、南昌、九江、沙市、咸宁、当阳等日军驻地，可谓畅行无阻。
凭着阿男惟畿一纸手令，日军库门洞开，成队的运输车“调”出后，立时喷上油漆，盖上日军军徽，再写上“洪谊公司”字样，又从汉水、长江边调来驳船、机动船，插上“洪谊”三角旗，编写出醒目的船号。于是，岸上跑的、水中游的尽是“洪谊”的盐车盐船。它们往返于长江沿岸，后来又发展到湘江地区和汉江中上游。孙鸿仪之所以看中了贩盐的生意，正因其本小利大，那时一担上等稻谷才能换一斤食盐，所以开张不久，日钞、银圆便滚滚流入“洪谊公司”。偌大一个武汉，经营食盐生意的，竟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孙鸿仪很快成为武汉有名的富翁、阔佬，住宅前还有日本宪兵日夜把守。
表面看，孙鸿仪简直是不可一世，但其内心在想什么，却令当地富翁、巨贾大惑不解。其间，有个乡下大财主特登孙府求见：“孙大老板，汉沔交界大片柴山湖水，出产极丰。天上飞来，地下生来，水里流来，应有尽有。如购置一片，可享利永年，至于手续诸事，小的愿为老板效犬马之劳，不知尊意……”孙鸿仪毫不经意地答道：“本人无子嗣，无意于那些身外之物。在这个世道，若国之不存，焉有家私之说？多谢美意。”有一汉口房产大亨向孙鸿仪献策：“像孙先生这样巨富，可购地皮建成英式别墅，远避市尘，方显绅士派头。您只开口，我包揽一切，到时我送钥匙到府上，先生即可迁入享受。”孙鸿仪则以礼相答：“本人老矣，不愿淘神费劲。人生在世，随遇而安，那地皮别墅让他人享受吧。”噎得地皮商唯唯而退。对所有此类来人，他都一一打发，礼貌拒之。
1941年端阳节，一位“乡绅”忽然来到“孙府”。来人仅手提“黄鹤楼”酒两瓶，见到“洪谊”老板，只说：“华北一别，大半载已过，大老板重托谅已实现。今奉命拜见，专程为四老板琐事前来。”孙鸿仪眼睛一亮，赶上前拉住“乡绅”双手，激动地说：“候君久矣！候君久矣！”遂挽其臂进入卧室，俩人密谈竟夜。
“乡绅”走后几天，“洪谊”的一批货船即开往汉水中游一个特定的小码头，并由此将大批货物转运他乡。不久，孙鸿仪便收到了新四军方面的致谢信，信中写道：“……所运货物按单收讫，可谓正在时中。近日生意尚佳，犹需如下货物：一、药品，二、……三、……”于是，信中所需又夹藏于盐包之内装上了拖驳、民船，扬起“洪谊”的风帆，昼夜运发至新四军军部。对这些货物孙老板关照备至，每次装运都亲自到现场监督。对方未付分文，仅答以“收到”二字，竟能使得孙老板狂喜异常，而往往令其夫人莫名其妙。
1943年，日军新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到任，阿男卸职临行前对冈部作了特别介绍：“在汉口，我唯一的中国朋友是‘洪谊’老板孙鸿仪，望多加关照。”阿男对孙的举动毫无觉察，孙鸿仪更加快了对新四军五师的物资援助，药品及其他军工物资无所不包。
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躲在重庆的“大后方人”急急顺水东下，乘机劫收大武汉。“接收大员”们对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乃至统战人士大加威胁。中共党组织及时通知孙鸿仪立即隐蔽，并告之去大别山区，自有人接待。但孙鸿仪说：“我没有担任任何日伪职务，绝非汉奸，更没有做伤天害理对不住民众的坏事，堂堂正正，何惧之有？”中共党组织一再劝告：国民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须高度警惕，若赴太行不便，可就近避于汉水之北。孙鸿仪这才答应将手中“业务”与有关人员安置妥当再离开。
同年底，孙鸿仪忽又接到党的“紧急通知”，乘车往豫南去见李先念。当他看到所经车站张贴的通缉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不得不放弃乘车，化装步行至信阳时，终被熟人识破，遭到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师扣押。
孙鸿仪在被关押期间并无人提审。过了一个多月，方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先后前来“问候”，并和颜悦色地“开导”孙鸿仪：“孙先生，你受屈了、受苦了。然而这是人所不愿，大势所趋，为曲线救国身陷囹圄者何止先生一人。听说汉口光复前，各界名流、巨富都吐出了日钞，兑换出大量黄金、白银。想先生富甲江汉，鼎鼎商界巨头，也不会例外吧？金银财物，身外之物，玉体遭殃，何苦呢！与其如此，倒莫如破产保命。不知先生听不听得入耳？”孙鸿仪受此侮辱，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根本不与之计较，只是沉默不语，直到对方无趣离开。关在一起的人忍不住对他说：“人家既然‘提引’，您何苦放掉得到自由的机会呢？先生可以要价，看他如何开价嘛！”
果然一周之后，又有人来“关照”孙鸿仪，念的“经”并无新意，仍是索要。孙鸿仪开口问：“不知需要多少？”来人没想到这次如此顺当，怔了片刻才故作神秘道：“明人不说暗语，你是华中阔佬，身价低了会惹人笑话。嘿，嘿，这也是为孙先生着想嘛！”孙鸿仪不耐烦地说：“少绕弯子，说个具体数目吧。”那人收敛笑容，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道：“2000根金条，如何？”孙鸿仪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想不到我孙鸿仪，以一年近七旬的老翁，居然如此值钱！笑话，天大的笑话。你想过没有，若有2000根金条，我愿意蹲在大牢里吃沙子饭吗？”那人转而又说：“孙先生，不要钱让你白白地走出去，旁人会讥笑先生一分钱也不值！”孙鸿仪笑答：“本来就是不值半分钱的老朽，而你们却偏偏当作摇钱树，我有什么法子。”对方仍不甘心，追问：“你的钱呢？”孙鸿仪戏谑道：“黄鹤楼上飞了金。哈哈哈！”
这样，又僵持了几个月，对方用尽欺诈、诳骗手段，终不得逞，始知孙鸿仪确实是手无寸金。直到一一九师换防，孙才被“移交”给信阳县政府。县长知孙鸿仪乃一大人物，不肯轻易放手，许以两根金条，方同意给孙自由。可是，孙鸿仪时下确属山穷水尽，孙太太四出奔走告贷，凑足了信阳县府所需价码，才扶回狱中的孙鸿仪。
浑身疮痂的孙鸿仪跨出监门，虽年近古稀，身无分文，但他硬汉硬撑，绝不向国民党政府伸手。那时，新四军第五师业已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转移他方，孙鸿仪与李先念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了。
在武汉，眼见身边只有忠诚的妻子陪伴，生活、看病都是弱妻在外筹措，孙鸿仪整日心绪难平。忽有一天，孙鸿仪自江岸归家，见妻子已备好晚餐：竹叶菜炒精肉、江鳝烧汤……还有一小瓶酒，便问：“今天为何开这般伙食？”妻子苦笑着回答：“上午刚结了编织毛衣的账，做些好吃的给你补补身体。”孙鸿仪一听，禁不住热泪盈眶，随后道出自己的心里话：“人生好比旅途上的过客，这脚下的地球有如旅栈。只有悟道的人，才能得到超脱。我今天去江边散步，突然遇到儿时的塾师，居然健康如昔，他一拍我的肩头，我顿感身轻心宽，他抓住我的手，连唤：‘回老家去吧！回老家去吧！’”妻子接道：“回老家也好。我愿意跟你走到天尽头，陪伴你，照拂你。”孙鸿仪摇摇头：“不需要了。塾师对我家了解，他说你还年轻，尚无子嗣，应该重新组织家庭，应该生儿育女，应该享受天伦之乐。我超脱了，我该遁迹空门了……”一番长谈，妻子无法挽回孙鸿仪的决断。
夫妇终于热泪洒别，各奔前程了。孙鸿仪以70岁高龄赴庐山削发为僧，从此销声匿迹，直至全国解放。
经过努力，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所列的知名人士均已找到，唯独缺少了孙鸿仪。李主席对此不止一次表示遗憾，并托信给各界人士，代为寻访，但三镇处处杳然无信。湖北知名人士韩大载是孙鸿仪的好友，曾受托代其保密行踪，当他看到李主席礼贤下士，真诚待友的情形，深受感动，终于打破沉默，对李主席讲了实话：“1947年，孙鸿仪先生在家计困难之时，抛家别妻，去庐山削发为僧，妻子亦遵嘱改嫁，无所依恋了。但目前寺庙已断香火，施主罕至，生活自然发生困难了。”李主席闻言感叹不已，立即派人专程前往庐山，打算请回孙先生。孙鸿仪却对使者说：“出家不还俗，是为古训。请转致问候李主席，感谢他的关怀。”李主席听到上述汇报后，十分感动，又派人送去旧币300万元，以济孙先生之“燃眉”。
时至1952年春天，李先念主席请出韩大载先生，代表省参事室再上庐山请驾。李主席真诚相邀，老友推心置腹苦苦相劝之下，孙先生始下山回到武汉。李主席立即接见了孙鸿仪，并将他安置到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不久，孙妻后夫亡故，又携子与他复婚。孙鸿仪的新家组成后，一人工资难以维持全家，几位旧友怂恿他：“朱总司令与你故交，如今已是国家领导人了，大权在握，何不写信求援？”孙鸿仪听后不由怒意顿生：“那我孙鸿仪不是向人民政府‘索债’了？我干不出。何况，总司令国事繁重，他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
孙鸿仪拒绝了朋友的建议，妻子也为家计参加了服务工作。全家收入虽不丰，但总过得下去，孙先生却常对好友说：“想不到晚年尚有如此安生。”
1962年，孙鸿仪先生，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以86岁高龄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