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胡珀（1495～1555）
在宗教论战的日子里，没有谁对同一世代的贡献超过那位发出一丝“光亮”的人。教会内硝烟弥漫的喧嚣争闹中，兴奋的辩论者激起的尘烟当中，正反双方各自的论证激烈碰撞之时，勤于思考的人往往会喊出将死的哲学家之言——“我需要更多灵光，给我更多灵光。”在庄稼只有一穗时，让庄稼长出两穗的人，当然应该称为人类的恩人。就当时的神学问题给出些许新光的人，当然是为教会和整个世界作出了贡献。
当我决定要写“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他的时代、生平和观点”这一篇人物传记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以上的想法。我写这篇传记是有原因的。我一直感到，在如今这个时代，英国改教家的生平和观点值得深入研究。我认为约翰·胡珀的生平带来的启发极其有益于当代的核心利益。
今日，罗马教会竭力重夺在英格兰失去的权力，而且得到了成千上万英格兰人的帮助。英格兰教士中的个别极端礼仪派对罗马教的帮助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们有意无意地为罗马教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为罗马教的列车铺设了铁轨。他们正在让成千上万的人熟悉罗马教的仪式——天主教的着装、程序、举止、姿势和夸张、重在感官刺激的敬拜形式。他们胆大包天地传讲、宣扬赤裸裸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真实临在、仪式中祭司的角色、向神职人员告解并由他们赦罪。他们高声宣扬重新并入罗马天主教的意愿。简言之，似乎宗教改革的战斗还要重新打响。在倒退回罗马教之前，让我们认真地来看看英国天主教化会带来什么结果。愿我们能照亮众人，不要“在黑暗中随波逐流”。
当今世代，许多教士公开嘲笑宗教改革，奚落改教家。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这些人却辱骂中伤他们，完全不承认他们的死是殉道。这些教士称克兰麦为“胆小的叛徒”，拉蒂默是“粗鄙无知的蛮子”！他们把宗教改革说成“一场十足的灾难”，“淫贼、杀人犯和盗贼策划阴谋促成的变迁”（参见《教会时报》，1867年3月14日）。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研究一位改教领袖，看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与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都是朋友，是一同为改教大业奋斗的战友。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讲道和思想，以及他怎样死去。我要重申，让我们打开灯，发出光辉。
今时今日，大多数人对英国国教的印象是最奇怪的谬传，而非其真实面貌。全国上下，许许多多的人指责“更正教”这个说法却不以为耻，告诉人们说“福音派”教士并不是真正的教士！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不从国教者、循道主义者、狂热分子，诸如此类，应该离开国教，各走各的路！但我们用一些清楚的事实来检验一下这种说法。
我们来察看一下胡珀流传下来的观点吧。国教的信纲和公祷书都是在这位神学家起草的基础上作出细微的改动后定稿的。看看胡珀主教所写、所思、所教导的。不要匆忙退让，承认礼仪派和高级教士才是英国国教真正的代表。“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我要又一次强调，打开灯照照吧。
首先，我要讲述一下胡珀主教所处的时代。那时的宗教观如何呢？我从福克斯、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郎特的记述中整理到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
胡珀生于1495年，卒于1555年。他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间得到光照明白真理，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殉难于火刑柱上。从亨利八世即位到爱德华六世驾崩，他都经历了，因此见证了这两位国王统治之下的变革。他六十年的人生涵盖了英格兰历史上最富变革的时期之一。1495年和1555年的英格兰差别有多大，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按照信仰和道德的观点出发，整个国家都颠倒了。胡珀出生时，宗教改革还未开始，统治英格兰的罗马教会还稳如泰山。而他死时，宗教改革已经深深扎根，不管是争论是逼迫都无法使之屈服。
宗教改革前英格兰的信仰有什么主要特点呢？胡珀所见证并亲身推动的巨大变革给了我们的祖先什么样的影响呢？简言之，胡珀参与领导的英格兰天主教的瓦解和更正教的确立是怎样进行的？我试着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遗憾，人们似乎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同胞大众对三百年前的历史一片茫然。尽管各方都在呼吁解决教育问题，但对自己国家历史如此无知，真是悲哀、骇人听闻、令人沮丧。我无法相信，如果英格兰人知道自己欠了宗教改革多少债，那么极端礼仪派还会赢得这样多的拥趸。只要他们知道教皇制度是个什么玩意儿，就一定不会容让罗马教了。
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愚昧无知。所有阶层都显然毫不知晓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厚厚的乌云笼罩了英格兰这片土地，一片黑暗。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对基督福音的认识能达到今天随便一个懂事的主日学小朋友的水平。
无须对此感到惊讶。那时的人既上不了学也没有《圣经》。亨利八世的《圣经》印行之前唯一的英文《圣经》译本——威克里夫的新约——价值两英镑十六先令三便士。教会的祷告用拉丁文进行，当然人们听不懂。人们也很少听到讲道。每季度的证道实际上是讲给教士听的，而且也没有持续下去。拉蒂默说，教会没有哪个主日会忽略弥撒，但二十个主日过去没有一场证道，都不会有人因此受到责难。毕竟，就算有证道，也是完全无益的，后来要是有谁讲道，就会被怀疑是异端。
例如，胡珀1551年受命担任格洛斯特教区主教时的统计清楚地表明了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是多么无知。整个教区三百一十一名教士中，有一百六十八人背不出十诫，其中有三十一人甚至找不到十诫在《圣经》的哪一部分；有四十人找不到主祷文在哪卷经文里，其中甚至有三十一人不知道主祷文是谁说的！
如果这都不算是无知，不知道怎样才算。如果牧者们都如此，广大民众又会怎样！如果牧师们的知识水平都只是这样子，人民大众的水平可想而知！
然而，这还没完。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迷信到极点，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怀疑少有人对这种迷信的程度有些许的认识。
那时，男男女女的良知往往都不安，想要得到解脱。他们需要面对悲伤、疾病和死亡，与我们一样。那他们能怎么做呢？可以去找谁帮助呢？没人告诉他们神的爱和基督中保的工作，告诉他们得自由的好消息、完全的救恩、因信称义、恩典、信心、盼望和悔改。他们只能去找神甫，而这些人自己也一无所知，没法给他们帮助。“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一句话，胡珀之前，我们祖先的信仰只不过是有组织地敬拜童贞女马利亚、圣徒、肖像圣物，朝圣、施舍、恪守形式和仪式、列队游行、屈身、跪拜、划十字、禁食、告解、宣告赦罪、弥撒、苦修以及盲目地顺从神甫。这种信仰通过代理人来事奉未知之神，完全是无知和杂乱无章的偶像崇拜。实际结果只能是让神甫们用民众的钱中饱私囊，而人们给神甫的钱越多，就越是确信自己能去天堂，完全是在自我谄媚。
神甫们欺骗老百姓的荒唐恶劣手段罄竹难书，在此只需给出一点点实例。
格洛斯特郡的黑尔斯修道院，司铎把一个药水瓶给施舍的人看，说里面有基督的血。亨利八世时期，稽查的结果是瓶子里面放的不过是鸭血，每周更换一次。
肯特郡的贝克斯利，人们对教会竖起的一个耶稣受难像尊敬有加，奉献了许多财物，因为据说展出期间会连续出现神迹。如果有人献上铜币，塑像就面色凝重；如果献上的是银子，就会稍有缓解；如果是金子，就会当众露出笑容。亨利八世时对这个塑像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塑像里面有机关，神甫藉此改变塑像的脸，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想要的面容。
在伯克郡的雷丁修道院，人们无比虔诚地敬拜许多圣物，包括一尊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像、刺透过救主肋旁的矛头、两片十字架残骸、圣雅各的手、圣腓利的披肩以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一块骨头。
在萨福克郡的圣爱德蒙贝里，神甫摆出了烧死圣劳伦斯的煤块、圣爱德蒙的指甲、托马斯·贝克特的折叠刀和靴子，还有数不清的救主的十字架碎片，要是合在一起，足够一整个大十字架了。
在萨默塞特郡的布拉德利女修道院，敬拜者可以看到童贞女马利亚的衣服、最后的晚餐时所吃的饼，还有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时躺卧的马槽的一小片。
萨默塞特郡的布鲁顿女修道院有一根童贞女马利亚的红色丝绸腰带。当妇女生产时，修女会把这个庄严的圣物送去，保佑他们生产顺利。在威尔特郡的法利修道院有一根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白色腰带，也有同样的用途。但可以肯定，这两处地方百姓都需要给僧侣金钱，他们才会把圣物送去(1)。
这样的事愚蠢而荒诞，让人哭笑不得。但列出这些事情很有必要，可以让人看到宗教改革前，我们的祖辈持守的是什么样的信仰。这些事听起来挺不可思议，但别忘了那时代的英格兰人就是这个样子。围城和封锁造成的饥荒会让饿汉饥不择食，为了活命连耗子都能吃下去。所以，如果祖辈从事这么奴颜婢膝的迷信活动是在努力寻求安慰，那么不应过多地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神的话语。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宗教信仰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无处不在的不圣洁和败德之事。总的来说，神职人员的生活令人不齿，而俗众的道德品味也自然处于最低潮。当然，荆棘里结不出葡萄，蒺藜里结不出无花果。无知与迷信已经遍布整个国家，指望这样的根除了败坏之外还能结出什么好果子，就太荒唐了。然而，全盛时期的罗马天主教腐败得更彻底，让人无法想象，英格兰的教士和僧侣在他们面前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因为荒宴醉酒、赌博作乐，教区内的神职人员不幸都声名狼藉。
布郎特教授在他出色的宗教改革历史作品中说：“往往，他们都出身底层，拥有这一阶层所有的粗俗恶习。他们出入酒馆、赌场，死记硬背也几乎念不出祷文，往往背不出十诫。大群教士只会读自己的每日祷词，除此之外目不识丁。各人往往都有不懂拉丁语的约翰爵士、咕哝着晨祷的约翰爵士或说话含糊的瞎子约翰爵士等带贬义的绰号。其实，宗教改革前，他们肉欲横流的生活、肥胖的肚腹、圣职人员普遍的世俗态度，众所周知。”
宗教改革前的神职人员以无耻的贪婪著称。只要某人慷慨地把钱捐给像托马斯·贝克特这类圣徒的神龛，教士就会赦免他几乎一切罪。只要某个暴徒或者罪犯给僧侣厚利，就可以将这些僧侣的修道院领地当作避难所，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法律都无法处置他们。不过，罗拉德派和威克里夫派人士却丝毫得不到怜悯。有些古老的教会建筑上还存留着讲述这类事情的石刻、木刻，为今时今日的人提供了铁证。这些雕刻往往把托钵修士刻画成狐狸在讲道，帽檐后露出一根偷来的鹅颈；或者是狼在进行赦罪礼，而一只羊被包进他们的斗篷里；或者是坐在病床边的猿猴，一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手则在掏病人的口袋。人们如此公开地嘲弄神职人员，定然是信仰状况处于低潮。
但是，宗教改革前英格兰神职人员最黑暗的污点让人难以启齿。他们的生活淫乱，对第七条诫命置若罔闻。起誓独身的人听人告解，造成的结果我都不敢讲了。让正值壮年的男男女女关在修道院里结果怎样，我不会详述，免得玷污读者的思维。可以说，亨利八世的调查团发现的许多所谓“宗教”院宇里面的状况，几乎没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些逃避罪和世界的表面上的“圣”地里，许许多多“圣”男“圣”女的所作所为，让人想不到还有比之更不“圣洁”之事！如果存在某种貌似有理，实际结果却南辕北辙的理论，那一定就是独身和隐修能提高圣洁程度这套理论了。巴特尔、格拉斯顿伯里、博尔顿、科克斯托尔、弗内斯、克罗伊兰、布里和亭特恩等地修道院的毁灭可能会令浪漫的小伙子和多愁善感的姑娘哀恸。但我敢大胆断言，有太多这样的宗教院宇充满了罪孽，太多修士修女令基督教震惊。
当然，我坦率地承认，并不算是所有修道院都一样糟糕。我承认有一些修道院非常虔诚，比如牛津附近的戈斯托女修道院，就享有无瑕的美誉。但恐怕这些光鲜的都是凤毛麟角，只是证明了修道院普遍的堕落。基于亨利八世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修道院解散法案》序文陈述了普遍的事实，不可忽略。文中说：“僧侣和教士在修道院、修女院和其他一些修道场所里每天在犯明显的罪、行恶事、放纵色欲和生活得十分可憎。尽管两百多年里，诚实宽厚的改革措施不断出现，意图修正此种不洁、色欲的可憎生活，但不管怎样都收效甚微，而罪恶的生活却恬不知耻地愈演愈烈。”
毕竟，要提高败德的程度，没什么比“粮食饱足，大享安逸”更有把握。任意数量的男男女女，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哪一阶层，让他们起誓独身，关在房子里，不愁吃喝，无所事事，最重要的，不让他们读《圣经》，没有真正的信仰，听不到传讲福音，没有人检查，也没有公众的监督，如果这样一来结果不是可憎地大规模违反第七条诫命，那我只能承认自己对人性的洞察错了。
我不会因谈论这些事而道歉。这幅画面令人痛苦蒙羞，但对于那个时代应该小心地看待，而不是抛到一旁。在论及某些当代的教士对宗教改革的恶毒攻击之前，我希望英格兰人了解一下，宗教改革将我们从怎样的状况中解救出来。在我们定意放弃更正教，重拾罗马教和隐修制度之前，让我们弄清楚罗马教掌权时英格兰是什么情况。我相信，对于英格兰，没有那场变迁比得上宗教改革那么迫切，没有哪些人比得上胡珀及其同工改教家们的贡献更大。简言之，除非能证明福克斯、富勒、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郎特记载的这些清楚的历史事实并不存在，否则除了疯子外，谁都必须承认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非常糟糕。英格兰欠更正教改教家的太多了，其他任何群体都比不上。如果我们不感恩，拒绝偿还我们的亏欠，那简直是恬不知耻。
当然，神在宗教改革中使用了许多器皿，要在某些人身上挑刺非常容易。无疑亨利八世——主导了《圣经》的翻译，任命克兰麦和拉蒂默为主教，封禁了修道院——是个粗鲁的坏家伙。我可不想为他辩解。但经常由坏人来达成好事，结果才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的。不过，倾向于罗马教的朋友最好还是别过多地批评像亨利八世这么糟糕的人。不管怎样，他的道德水平跟许多教皇比起来还不那么不堪入目，他好歹已经结婚了。
另一方面，要批评胡珀和并肩战斗的改教家们做得不好、支持许多糟糕的做法、还有许多事做得不完全，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确实有这些问题。但公正地说，人们应该考虑他们面对的巨大困难，他们要清除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了。我之所以惊奇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太少，不如说他们做事无往不利。
毕竟，就算能说的都说了，还是会有异议。但众多清楚的事实无法抹去，就让人说去吧，让他们去吹毛求疵吧，不管怎样都没法否认这些史实。宗教改革给了英格兰人一本英语《圣经》，让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自由。宗教改革让他们知晓了与神和好的道路，知道了每个罪人都可以借着信心径直来到基督面前，无须主教、神甫或者牧师来转达。宗教改革让他们知晓了《圣经》的道德标准，《圣经》关于圣洁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我们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对于这些无法估量的恩惠，我们当永远心怀感谢！应当永远牢牢持守，决不能淡忘！我坚持认为，要是谁夺走这些权利，把我们拽回宗教改革前无知、迷信、不圣洁的环境，那就是英格兰的敌人，应该坚决反对。
现在来看胡珀本人。虽然花了这么多笔墨来讲述他所处的时代，但我认为很值得。若不了解公共人物所处的时代，就无法正确地评价他。除非我们了解宗教改革之前英格兰的状况，否则就无法充分理解任何一位英格兰改教家。要知道胡珀和战友们需要应对的都是什么样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来看看胡珀本人。
约翰·胡珀1495年生于萨默塞特郡乡下，当时是亨利七世在位。他的出生地是在哪个教区已经无从得知，甚至一点线索都没有。就此而言，胡珀和罗兰·泰勒在英格兰殉道者中有些特别。克兰麦、里德利、拉蒂默、罗杰斯、布拉德福德、菲尔波特和费拉的出生地都已经弄清楚了。同样，胡珀的家庭在乡下属于什么阶层也无从得知。不过，有理由认为他父亲不仅仅是个自耕农，而且还拥有可观的财富。
这位伟大的改教家的早年经历有太多谜团。1514年，时年十九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在他一位担任校董的叔父手下受教。1518年他二十三岁时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再未攻读更高学位。关于他二十三岁前的事，现在清楚的也就这么多了。1518到1539年间——超过二十一年的时间——他的情况如何，今人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段时间里，他无疑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塑造了他在余生的形象。传统的说法是，他在牛津拿到学位后就当了修士，起先是在萨默塞特郡沃切特附近老克里夫的熙笃会修道院，后来又去了格洛斯特郡的一间熙笃会修道院。传统上还认为，他厌倦了僧侣的生活，还俗回到牛津居住，不过具体日期不详。传统的说法证据是，加德纳判他死刑的时候，说他“曾是克里夫修道院的熙笃会修士”。不过得承认，他存世的文字里，从未提到过僧侣生涯。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非常确定。1518年至1539年的二十一年间，胡珀看清了罗马天主教教义虚假，其实践不合《圣经》，尽管具体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在写给瑞士改教家布林格的信中，他说自己“在王宫里当侍臣，过宫廷生活时”，看到了慈运理的一些作品，以及布林格关于保罗书信的一些解经书，研读之后得以从天主教中解脱，灵魂重生得救。这封富有价值的信收录在帕克协会出版的《苏黎世来鸿原文》一书中。不过很不幸，关于信中提到的“宫廷生活”、“王宫”，这封信里没有任何线索。
另一件胡珀在此期间的事就不那么确定了。1539年，他不得不离开牛津，因为半天主教的《六条信纲》已经开始实行。就因为这份信纲，拉蒂默辞去了主教职位以示抗议。殉道史家福克斯斩钉截铁地断言，胡珀支持宗教改革原则的态度传开了，引起牛津当局——尤其是神学教授史密斯博士——的注意。结果，胡珀不得不离开牛津大学，好像再也没有回来。
1539年，离开牛津后，胡珀给托马斯·阿朗戴尔爵士当了一阵子管家和家庭教士。在这里，他坚持的更正教原则又一次惹了麻烦。雇主喜欢他，但不喜欢他的观点。结果，雇主送他去了加德纳主教那里，并附上一封私人信件，请加德纳“帮帮他的家庭牧师”。然而，加德纳跟他谈了四五天，也根本没法动摇他的观念。结果，福克斯说：“加德纳将托马斯爵士的仆人送回主人那里去，恰如其分地赞赏了他的学问和智慧，却对胡珀怀恨在心。”不幸，多年后加德纳的恨意没有消解，反而带来了更加苦毒的后果。
此后，胡珀没有在托马斯·阿朗戴尔爵士那里待多久。这个更正教家庭教士感到在英格兰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于是像当时的许多好人那样逃去欧洲大陆，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九年。起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后来又去了巴塞尔，最后定居在苏黎世。无疑，就是在此期间，他打下了真理的根基，后来在祖国高尚地捍卫这些清楚、明确的真理教义。同样在这期间，他结交了布林格、布塞、拉斯科以及其他欧陆改教家，他们后来都对他怀着深厚的感情。也是在此期间，大约在1546年，他娶了勃艮第女子安娜·德策克拉斯，妻子在各方面都是他的好帮手。
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爱德华六世继位，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统治。很快，胡珀感到自己有负担为祖国的改教事业出力。于是，深情告别了苏黎世的朋友之后，他启程回英格兰。他的离别赠言令人痛苦，像是预言，却又感人肺腑。朋友们满心期待他能在故乡升到高位，希望他不会忘了老朋友，时常写信给他们。胡珀保证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友善，允诺不时给他们写信，并用下列千古流芳的话来作为临别赠言：“布林格长老，最后的消息将会是我无法再写信了。因为在那里，我会经历极度的痛楚，你会听到我被烧成灰烬。那就是最后的消息，是我没法写信告诉你的。但你会听到这关于我的消息。”
1549年5月，胡珀抵达伦敦。进行宗教改革的朋友们欣喜地接待了他。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克兰麦和里德利还是在缓慢推进宗教改革。他像是战斗正酣时加入的生力军，大大增强了宗教改革事业的力量。他被视为稳固、博学、有能力的人，在他还未归国时，名声就已经传开了。很快，他被任命为护国公萨默赛特公爵的随从教士。他以无比的热情立即投身于教导的工作，一般每天讲道两次，广受欢迎，甚至教堂都坐不下蜂拥而来听他讲道的人群了。即使他的仇敌史密斯博士也承认“百姓倾慕他，视他为先知。不但如此，他们简直把他当成神了。”
殉道史家福克斯显然熟识胡珀，为当时他所得的恩赐、所蒙的恩典作出了如下见证：“他在教义上热情认真，语言雄辩，精通《圣经》，在痛苦中也不屈不挠。他的生活纯洁，行为良好，找不到任何瑕疵可以借以诽谤他。他身体壮实，体魄强健，思维敏捷。他毅力坚强，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难逆境，都能忍耐，承受得住。他断定是非绝不朝三暮四。他饮食节俭，言语慎重，珍惜光阴。不过待客他却很大方，有时甚至超出了自己的开支范围。简言之，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要求监督应具有的所有美德和优点，他都具备，我不知道有哪一点是他缺乏的。”
具有如此品格的人正是爱德华六世时期担任主教的不二人选。回到英格兰不到一年，苏黎世朋友们的预言就实现了。在国王面前讲了一系列四旬斋节期的讲道之后，1550年，布林格的朋友、苏黎世流亡者、当时最受欢迎的传道人约翰·胡珀被提名填补格洛斯特主教的空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英国国教的历史上，像这次提名一样，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例子实在是太罕见太少有了。
然而，对胡珀的提名让他与克兰麦和里德利之间就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爆发了一场最不愉快的冲突。他坚决拒绝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主教誓言，拒绝穿戴传统的主教服饰。他认为起誓的对象绝对不符合《圣经》，因为是指着圣徒起誓，像指着神起誓一样。至于服饰则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残留，应该清除干净。
胡珀与两位伟大的同工立即争论起来，令他的就职典礼几乎拖延了一整年，并造成了巨大的损伤。起初争论的原因越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争论双方就越激动、越固执。几经磋商，里德利与这个争辩的弟兄也没能取得一致。爱德华六世与枢密院写信给克兰麦，允诺如果他“省去一些”冒犯主教候选人的“仪式、过场”，也不会给他任何处罚，但没有奏效。外国改教家写来长信，劝双方都各退一步，也没起作用。争论愈演愈烈，以至于枢密院厌烦了胡珀的固执，干脆把他关进了弗利特监狱！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胡珀为了平息争端，对某些事不再坚持。他同意在就职典礼上，在国王面前，在自己的主教堂，这些特定的公共场合，穿上讨厌的道袍。而国王亲自免去了讨厌的主教誓言。1551年3月8日，监狱门打开了，所有真正的更正教信徒都欢喜雀跃，胡珀就任格洛斯特主教。
胡珀与两位伟大的对手之间可悲的争论让人伤心，正如所有好人之间的争论一样。当然我们无须惊讶。最好的人也不过是人。如果保罗和巴拿巴会争执后分开，彼得和保罗在安提阿会公开冲突，那么就算英格兰改教家之间并不能时时一致，我们也决不能过于严苛地论断他们。但无可否认，这场著名的争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种下的种子直至今天还在结出有害的果实。
我坦率地承认，时间已经过了三百年，所以我们无法恰当地对整件事作出判断。两边无疑都或多或少有过错，唯一的问题是，哪方错更大。我很清楚，照通常的看法，错在胡珀。然而，说实话，我断不能苟同。仔细权衡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我慎重地得出结论——胡珀很可能是对的，克兰麦和里德利很可能错了。
我相信，事实就是胡珀比他的这两位杰出同工眼光要高远得多。他走在了时代前头，看到了英国国教内出现罪恶的可能性，而这是克兰麦和里德利未曾想到的。胡珀先知般地预见到了在我们的疆域中留下未来罗马教的虫卵是多么巨大的危险。他预见，教皇一党会利用锡安的墙上最后一条裂缝，如果所有裂缝都堵上，他才会安心。他不愿留下一个楔子，让罗马化的教士重新把可憎的弥撒教义挂上去。我肯定他是正确的。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良心为此不安是对的。我相信，如果克兰麦和里德利静下心来听他的意见，抓住机会彻底按照更正教的方式解决整个“服饰”的问题，那英国国教定会受益匪浅。一句话，如果采纳了胡珀的意见，今日一半的关于仪式的争议就不会出现了。
这个可悲的争议解决后，胡珀立即担负起主教的职责，一刻也没有耽搁。1551年3月8日就任，他就立刻在教区内殷勤讲道，以致健康堪忧。妻子4月给布林格写信说：“我请求您劝胡珀长老做工要适度。他每天讲道四次，最少也有三次。我怕他这么卖力会让他未老先衰。”爱德华时代的所有主教中，唯独他一人在主教的事工上留下了这么充分的证据。克兰麦当然倾力于指定整个改教方案，因为他是首席缔造者。里德利的岗位在伦敦，同宫廷和兰柏宫关系密切，需要时常给国王和重臣当顾问。真的在教区里做工，树立英格兰更正教主教的榜样，只有约翰·胡珀做到了。不奇怪，政府很快又任命他兼任伍斯特主教。马儿愿出力，自然干活儿多；一个人做得越多，要他干的事往往也会更多。
胡珀手下教士的糟糕状况显然带给他巨大的麻烦。前文已经讲过，格洛斯特教区许多教士甚至不能背出十诫，讲不出主祷文的作者。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无知，而且普遍敌视宗教改革的教义。然而，只要能过日子，任何东西他们都愿意遵从，愿意支持！因此，胡珀为他们起草了一份精彩的“五十条信纲”大纲，要求每个担任圣职者都要赞同。他也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规定了他们的职责。另外，还将他们中比较好的部分人任命为监督，管理其他人。除此之外，他没法再做些什么了，不管状况有多么令人痛苦、令人不满。最好的主教，满怀热情，也没法赐下恩典，没法改变教士的心。
教众的状况也跟教士一样令人头疼。当然，这是自然而然的。“牧者怎样，百姓也怎样。”对他们，胡珀当然做不了什么，只有尽可能地去改善教区的道德水准，并进行检查。关于胡珀既坚决又公正的做法，苏黎世信函中约翰·阿布乌尔米斯的信记下了一个非凡的例子。他说，胡珀主教把格洛斯特的一个头面人物安东尼·金斯顿爵士叫来，严厉地斥责了他，因为他被控通奸。他则恶言相对，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份，要在法庭上施暴。但胡珀不为所动，将案件上报伦敦的枢密院，结果格洛斯特郡的这位爵士受了严厉的处罚，罚金高达五百磅，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因为圣俗人等都状况糟糕，格洛斯特和伍斯特两个主教座堂对胡珀而言成了巨大的考验。说来奇怪，就是300年前，主教座堂也似乎对英国国教没什么帮助。胡珀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国王的国务秘书长威廉·塞西尔爵士，说：“哎！秘书长大人，要是主教座堂里有好人的话，神会更得荣耀，人们也会更顺服国王陛下，可怜的百姓也会懂得更多。国家需要最应该显为正的教堂发出亮光来。”然后，他以感人肺腑的话结束了这封信：“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叫我们能明智且有力地担当好我们的职分。没有人是靠脸上流汗来吃饭的，只有在公共职位上的人才如此。秘书长大人，你的工作很出色，但我的很难。现在，我感到在私营领域干活就跟玩儿似的，私营部门的工作轻松又宁静。神是我们的帮助！”
总之，对胡珀主教职任最棒的记述是福克斯《殉道史》这本众所周知的古老金书。福克斯显然是胡珀的朋友，也是仰慕者，怀着深深的感情写下了胡珀的事迹。但福克斯的书总的看来是准确的，应当信赖。许多仇敌恶毒地中伤他这本伟大的书，但从未成功地推翻其中记述的事实。他们可能挠伤这位君子的脸，但从没能伤到他的骨头。弗劳德是一位完全公正的证人，他主动声明相信福克斯的记述是可信的。汤森德为《行为与丰碑》最出色最完整的一版写了一篇长序，逐一反驳了福克斯仇敌的攻击。简言之，当代那些称福克斯是“骗子”的轻浮写手只不过在暴露自己的无知，暴露他们对真实的更正教的仇恨，因此我们可以安心。听听福克斯说胡珀在任时是怎样当主教的吧：
“关于华丽衣着的争论令人烦恼，事情过去后，胡珀长老终于进入自己的教区。主所赐予他在爱德华国王治下的时间，他都殷勤地利用起来。对于所有在他之后继任的主教，甚至整个英格兰不管哪个教区的主教而言，他的殷勤都令人叹为观止。他非常仔细地施行拯救灵魂的事工，关于以真实的救恩之道来训练基督的羊群，他既没有留下什么麻烦事没做，也没有留下什么方式没有尝试过，而是一以贯之地辛劳。其他人一般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渴望主教职位，有些人辛勤追求，甚至有人出钱买，就像人喜欢买爵位一样；他们一旦爬上了主教的位子，就不愿放手，因此不愿犯某些罪，因为世俗法律规定犯了这些罪就会失去主教职位。
“但胡珀长老恰恰跟这类人相反。他厌恶为了高官厚禄而做工，他一直努力做工是为了拯救、保守羊群的灵魂。他身兼两个教区的主教，却在两个教区都同样地管理、带领羊群，好像他只是在管理一个家庭。他去往各城各乡教训百姓，传道给他们听，操持家庭的父亲、园中的园丁、葡萄园里的农夫，没有哪个忙碌得比得上他牧养教区的群羊。
“除了讲道，他还要省下时间，或者听取公众诉讼，或者用于研读经文、祷告，视察学校。他也根据自己的一贯教导，谨慎适度地施行管教，尤其是对富人更为严厉，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家大业大、富得流油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无疑没有忽略任何一类人，而是对待所有人都不偏不倚，无论贵贱，足以令今日不少人汗颜。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热衷于取悦富贵之人，同时对穷人吝啬无比，但穷人是基督以同样的代价赎回来的。
“言归正传，继续来讲胡珀长老。他纯洁无暇的生活是教会和所有教牧同工的明灯和榜样。对后世之人，他的一生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功课，是一篇永恒的证道。由此，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德高望重，就算是那些憎恨他的恶人中最邪恶的，也没法些许地指责他的生活。
“前面已经说了他在教会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做法，而在家里的生活也无疑是高级教士的表率。尽管他的精力大部分用于照管基督的群羊，基督为之流血舍命的会众，但他对养育自己的子女也毫不疏忽，既认真培养他们学习知识，也认真培养他们良好的教养。无论是居家为父，还是在外身居主教之尊，他的行为举止都足堪表率，让人无法分清他究竟哪一方面更应得赞誉。因为无论在哪里，他持守信仰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因此，如果走进胡珀的官邸，你定然会以为到了哪间教堂里面。他家里各个角落都洋溢着美德，到处都是值得效法的模范，一家人或真诚地交流，或研读《圣经》。他家里没有人喧闹取乐，无所事事，也听不到浮华之事、不实之词、起誓之言。
“至于他的两份主教俸禄，他从不用来给自己购置什么美物。尽管这两份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并没有余下太多，但他仍乐善好施。我记得有两次，在伍斯特他家大厅里，看到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桌旁坐满了乞丐和穷人。我问他的仆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主人每天通常都要请城里一定数量的穷人吃晚餐。饭厅里有四个人服侍他们，给他们足够且健康的食物。饭前，由他或副手检查众人掌握主祷文、信纲和十诫的情况，客人吃完了，他自己才坐下来用餐(2)。
“在爱德华国王在位，信仰水平蒸蒸日上的两年多时间里。胡珀长老就是这样行使职权，一直是最为小心警惕的牧者。唯愿其他所有主教都同样殷勤、小心地履行职责。”
1553年，玛丽女王登基，胡珀富有成效的主教事工戛然而止。胡珀的主教事工只有短短两年，在此期间，没有哪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能像他那样为教会和教区做这么多的事，并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或许这样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1553年7月，爱德华六世驾崩，他的姐姐玛丽继位，当这位罗马教徒一登基，胡珀的麻烦便来了。逼迫的刀一出鞘，著名的更正教格洛斯特主教几乎就成了第一个打击对象。邦纳和加德纳跟他也有私怨，他跟这两人都有过冲突。整个英格兰都知道他是最大胆的更正教拥护者、最彻底反对罗马教的人之一。朋友警告他注意危险将至，但他从容地答道：“我曾经逃过，但现在，因为我蒙召到此地担任此职，完全相信应该留下，与羊群共存亡。”威胁的风暴很快就肆虐起来。8月29日，他来到里士满玛丽女王的顾问团面前，9月1日就被打入弗利特监狱。从那日起直到1555年2月9日，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都处于严密看守之下。最后，临刑的那日，死亡让他自由了，高贵的更正教囚徒自由了。
胡珀人生中这悲惨的十七个月的经历，远远比本书记述的要多得多。读者若想了解详情，必须研读一下《殉道史》。善良的格洛斯特兼伍斯特主教被残忍地囚禁在肮脏的监狱中近一年半，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加德纳、邦纳、达伊、希思及其同党三次审讯他，轮流侮辱、殴打、辱骂他，劝诱他放弃信仰；他则勇敢地持守更正教原则，在基督的真理上毫发不让；最终他因坚持神职人员结婚的权利以及否认化质说而被定罪。这些事，殉道史家福克斯都完整地记录下来了。但对于本书来说，这些内容太长，就不赘述了。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1555年2月4日，星期一，邦纳在新门监狱教堂正式剥夺胡珀的职权，将他交给世俗政权处置。那天晚上，他得知要被送到格洛斯特，在自己主教座堂所在的城市当众处以火刑，因而大感欣慰。周二凌晨4点，六个卫兵押着他上马启程。2月7日，周四下午，他安全抵达格洛斯特，大批群众涌上赛伦塞斯特路迎接他，为他哀哭不已。
在格洛斯特，他被安置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对面的因格拉姆家。这栋房子仍伫立在那里，外观没有太大变化。城市治安官简金斯和邦德本想把他押去北门监狱，但在负责押送他从伦敦回来的卫兵恳求之下，打消了这个念头。自这位圣徒般的囚犯抵达，到对他行刑，仅有一天时间。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祷告，不过，也有几次谈话，福克斯都记录下来了。
安东尼·金斯顿爵士，就是那位曾因犯罪被他责罚的人，来见他，声泪俱下地恳求他，为了生命发表放弃信仰的声明。爵士说：“想想，生则甜蜜，死却痛苦。活着今后还可以做有益的事。”对此，这位尊贵的基督精兵答出了万古流芳的话：“将至的永生更甜蜜，将至的永死更痛苦。”看到他不为所动，金斯顿痛苦地流泪，说：“认识您我很感恩，看到天父真的命您召我作他的孩子。借着您的教训，当我还在行淫通奸的时候，他教会了我憎恶、弃绝这些罪行。”胡珀接下来说，他因这次谈话而流的泪是下监的十七个月里最多的一次。
最后，夜幕降临，格洛斯特市长拉夫代、参议员和治安官都来了，亲切地问候他。他则愉快地同他们交谈，感谢他们的善意，请求在行刑时烧得快一点，并声明他是女王真正的顺民，但“宁愿死也不愿赞同罗马主教邪恶的天主教式宗教仪式”。
谈话结束后，圣徒般的主教开始准备与最后的仇敌——死亡——争战了。他说自己有好多事要记住，于是早早地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晚上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祷告。起床后，他要求行刑前一小时任何人都不要进卧室打搅他，他要单独待着。在那可怕的关头，他在默想什么，只有神知道。传统认为，他用煤在卧室墙上写了几句诗——
带着忍耐满足吧，
有基督饮痛苦之杯。
他能、他会补偿给你
千羊之圈，令你欢畅。
愿无一物让你胆丧，
立刻起锚，扬起风帆，
离岸起航。
愿你确知将抵那方
驶入码头，就是存到
永恒之港。
无惧死亡和法官，
维系上主，我心所安；
他将向他们追讨你的血，
一旦你死去，必定明白，
只有为此才值得献身，
让死不再是死，而是永生。
切莫绝望：
任何暴君都不能惊吓你；
指引你的罗盘是神之道，
愿和风晴好。
这几行诗刊载在1559年印行的一份改教家写的单张里。在此因其价值而列出。
胡珀的生命就快走到尽头了。约翰·福克斯对这一幕的描述出色而又简洁，因此我认为应该完整地引述，一字不漏。福克斯说：
“2月9日星期六早晨大约八点，约翰·布里吉斯爵士、钱多斯勋爵带着一大帮人来了，其中有安东尼·金斯顿爵士、爱德蒙·布里吉斯爵士以及其他受命监刑的官员。九点钟，他们让胡珀准备好受刑，因为时间马上到了。很快，手拿命令和武器的治安官把他押出房间。他看到他们拿着那么多武器，就对他们说：‘治安官先生，我可不是叛国者，何须如此劳师动众带我去受刑之地呢？要是你们让我去，我一个人也会走上火刑柱，不用劳烦你们。’然后，他扫视拥挤的人群（当天是赶集日，很多人也想来看看他面对死亡时的表现，估计在场有七千人），对身旁的人说：‘看呐！为何这些人一起来到这里呢？或者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像从前一样。但是看呐！我已被禁言，而且他们都知道了我的死刑判决。当我受命来此作他们的牧者时，向他们传讲真实恳切的道理，都是出于《圣经》。因为我不愿把这样的真理算为异端、假道，所以才面临这种死刑。’
“于是他向前走去，两名治安官一左一右夹着他（仿佛是羔羊前往宰杀之地）。他身着房东的长袍，头戴帽子，拄着一根拐杖，免得跌跤，因为在狱中他落下了坐骨神经痛，走起路来有点跛脚。一路上，治安官严严地禁止他讲话，所以他一次也没有张口，只是望着一路为他痛苦哀号的百姓。有时他举目望天，有时欣慰地盯着他熟识的人。他脸上洋溢着欢喜，他还在这里牧养众民时，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情。到了受死之地，他笑看为他预备的火刑柱和柴薪。火刑柱旁边有一棵大榆树，对面是他常去讲道的教士学院。刑场周围、房子里还有树上都挤满了人。学院的神甫们则站在学院大门上面的厅堂里。然后他跪下来（因为不准他对百姓说话）祷告，并六七次示意一个他熟知的人听祷告，以便告知后人。这人认真倾听，伏在他肩上、怀里泪如泉涌。祷告基于《使徒信经》，持续了半小时。正当他已经祷告得很投入时，当局送来一个盒子，放在他面前的凳子上，里面有女王签署的赦令（至少他可以假装悔罪求得赦免），如果他回心转意，就能使用。然而，他一见到就高喊：‘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要是你爱我的灵魂，就拿走！’盒子拿走了，钱多斯勋爵说：‘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快送他上路吧！’胡珀长老说：‘好，大人。我相信你有权让我离去，结束我的祷告。’
“爱德蒙·布里吉斯爵士的儿子应胡珀长老的要求倾听他祷告，钱多斯勋爵对他说：‘爱德蒙，留心些，除了祷告，不要让他做别的。要是他做了，告诉我，我很快就会处置的。’话音还没落，就传来一阵没经允许的声音，胡珀长老说了以下的话：
“主啊，我是地狱，你是天堂。我不过是罪的渣滓，但你是恩典的神，慈悲怜悯的救赎主。求你照你的大怜悯，按你无法估量的良善，可怜我这个悲惨可憎的罪犯吧！你已升上高天，求你收纳我这尘世之子，使我得享你的喜乐，在那里你与父同享荣耀。主啊，我为何受刑，为何恶人要逼迫你可怜的仆人，你都清楚。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恶过犯，而是因为我不允许他们邪恶的行径玷污你的血，否认你的真理，而这真理是你乐意借着圣灵指教我的。我这蒙召的恶人殷勤传播这真理，奔向你的荣耀。我主我神，看看他们为你所造的人预备了怎样可怕残忍的折磨吧。主啊，没有你的力量，无人能忍受这种折磨。但在人不可能之事，在你却没有不可能。因此，求你以你的良善刚强我，让我在火中也不至于失去忍耐，或者除去可怕的疼痛。求你按最荣耀你的方式成就。
“记下这些话的人被市长看到了，于是他下令驱散他们，所以他们没能听到更多的话。祷告完毕，胡珀开始准备上火刑柱。他脱下房东的长袍，交给治安官，请求他们物归原主。又脱下其余衣服，准备只穿着紧身衣裤受刑。但治安官不允许（他们太贪婪了）(3)，于是这个好人乐意地顺从了，脱下了贴身衣裤和马甲。最后他只穿着衬衣走向火刑柱。他要求百姓与他一起念主祷文，为他祷告（百姓们在他受痛苦折磨时，流泪祷告）。他上了火刑柱，刽子手拿来三个铁箍，准备用来把他捆在火刑柱上：一个捆脖子，另一个捆腰，最后一个捆腿。但他拒绝了，说：‘你们无须自找麻烦，因为我毫不怀疑神会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忍受住火焰的烧灼。尽管肉体软弱，但我确信神的力量，你们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吧，我乐意。’所以刽子手只在他腰上套上铁箍，因为要套脖子和腿时，他坚决拒绝，不要他们套上，说：‘我肯定不会麻烦你们的。’
“准备妥当后，他环顾四围的百姓，这些人都看得到他（他本来就很高大，又站在高脚凳上），注目向他。每个角落，他都看到为他悲伤饮泣的民众。他举目抬手指向天空，为自己祷告。很快，奉命点火的刽子手来了，这人祈求他的宽恕。他问为什么要求宽恕，因为自己不知道对方有任何冒犯之处。那人说：‘哦，阁下，我是奉命来点火的。’胡珀说：‘那么，你丝毫没有冒犯我啊。愿神赦免你的罪孽。请办你的差事吧。’于是那人抛来了芦苇，胡珀用手拿了两捆芦苇，抱在怀里亲吻，然后一手夹一捆，又打手势示意应该如何堆放其余柴火，把需要添柴的地方指给刽子手看。
“点火命令下达了。因为湿柴不少，两匹马都驼不完，所以火并没有立时燃起来，好长时间才烧着柴堆上的芦苇。最后，火苗吞没了他。但风很大（那是个昏暗寒冷的清晨），把火焰吹开了，所以他似乎只被火苗舔了一下而已。
“过了一会儿，行刑者才又拿来一些干柴，另点了一堆火（芦苇没有了），烧到了他的下半身，但对上半身没起什么作用，只烧到了头发，稍稍烤焦了一点皮肤，因为风大。就在这次点火时，就跟第一次点火一样，他和善地祷告起来，声音并不大（就像没有任何痛苦的人）：‘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求你收纳我的灵魂！’第二堆火烧尽了，他双手揉了揉眼睛，望着众民，喊道：‘善良的人们啊，因神的爱，让火烧大一些吧！’这次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这时火只烧到了他下半身，因为柴薪太少，火势不熊，没有厉害地烧到他的上半身。
“行刑者很快又点燃了第三堆火，这堆火比上两堆要熊得多，于是起先放好的火药袋炸开了，但并没有让他好受多少，风太大了。他在火中稍微大声地祷告：‘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可怜我吧！主耶稣，收纳我的灵魂吧！’这是他最后让人听到的话。他的嘴烧黑了，舌头肿胀再也说不出话来，但嘴唇直到烧干到牙床上之前一直在动。他双手捶胸，一只手渐渐垂下来，下垂的指尖上滴下脂油、水和血，还有另一只手在捶。火势又大起来，他气力耗尽，手牢牢地被烧结在胸前的铁箍上。很快，他朝前倾倒，献出了生命。
“他在火中烧了三刻多钟，就像羔羊一般坚韧地忍受了极度的痛苦，既没有前扑后倒，也没有左右挣扎。他的下半身在火中烧灼，肠子掉出来了，他像孩子睡在床上一样宁静地死去。现在，他作为蒙福的殉道者，在天上的喜乐中作王了，这是在创世以先为忠于基督之人预备的，所有基督徒都会为他们的坚忍扬声赞美神。”
前文已经从摇篮到火刑柱追溯了胡珀的生平，现在该结束这位格洛斯特殉道者的故事了。他死了，永垂不朽。他的死与他的生交相辉映。
我不得不说，在玛丽治下，处死胡珀和难友的手段残忍得令人发指，没有任何借口可言。无疑，那是个严刑峻法的时代：死刑司空见惯；不幸，因异端罪处决人也不奇怪。但以此来为无比的罪行辩护太苍白了。英格兰殉道者的血是罗马教会抹不去的污点，是绝对的谋杀罪，无可推诿。
我得说一说，胡珀在受刑时展现出的忍耐和勇气绽放着光彩。直到世界的末了到来以先，对于基督在他百姓需要时能为他们做什么事，胡珀的受难过程都是典型。我们也绝不会忘记，让胡珀刚强的那位绝不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最后，我也得说一说罗马教会让胡珀与难友成为殉道者极为失策。我相信，罗马天主教没有什么其他行为对自身的损害比烧死改教家更大。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他们慷慨赴义带来的益处甚至胜过他们一生带来的益处。他们的殉道让成千上万从未听过他们讲道的人开始思考。无数人得出结论，像罗马教那样做出如此残忍可憎之行径的教会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会，而能够让受难者如此忍耐、无畏的事业必定是基督的事业、真理的事业。
不过，不管这些议题多么有意义，我都要停笔了。我只希望这些事成为思想的种子，有朝一日能在人们心里结出果子。
现在给读者展现的最后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前文已经谈论了胡珀的生平，现在希望读者再投入一些注意力，看看胡珀的观点。我已经告诉你们他的生、他的死，现在要说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教导，他所传讲的信息。我已经讲述了这个人，现在要为你们讲述他的教训。
如果只给读者“胡珀是个善良、热心、真挚的人”这样的模糊印象，而不讲述更多的事，那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希望人们明白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持有怎样的神学观点。我希望人清楚地看到，英格兰改教家教导的是什么样的教训。胡珀所言所写所传所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三百年前去教会的人持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呢？
很幸运，答案不难找。帕克协会出版了胡珀留下的两卷文集，作为宗教改革时期的领导者之一的胡珀，其神学思想在这两卷文集中如正午的阳光清楚地展现出来，读到的人都会明白无误地理解。从这两卷文集中，我抽取了两份文件，从中选取清楚的范例。
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基督宗教的信纲，由基督里的教父、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颁布，格洛斯特教区所有主管牧师、教区长、受俸牧师、教区牧师、助理牧师以及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应当一致拥护、持守之，就像遵循神话语的教义以及与神的道协和一致的圣礼。”
这份文件是对胡珀观点的权威声明，不可能伪造(4)。
信纲的第一条要求：“除了记述神圣道的书——即旧约和新约——包含的内容外，上述教士不得教导、传讲说任何事是人得救所必需的。他们要提防，不能允许从前迷信的天主教教义以任何方式存在，因为神的道否决了这些虚假教导。”
第四条要求：“教会是忠信之人组成的会众，要真实地传讲真道，恰当地按照基督的典章和他的圣言给我们的教导来执行圣礼；按他的圣言，教会并不是由主教、神甫和其他此类人组成，而是所有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组成。对此，所有教士，他们中每一个人，都要殷勤教训、传讲，免得有人自以为承接了任何主教和神甫的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读《圣经》，领受圣餐。”
第七条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教导、传讲唯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能靠任何人的善行，尽管称义之后必定会有善行，但称义之前善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
第九条里，胡珀要求他们记住：“炼狱、宽恕、为死人祷告、敬奉圣人、向圣人祷告、敬拜圣人或画像等教义，背离并有损我们唯一的中保、救主基督的尊荣，也违背了第一条、第二条诫命。”
第十条里，他写道：“圣餐中，饼和酒并未转化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基督不会以任何肉体的方式或真实临在的方式以饼和酒的形式出现，或者在饼和酒的形式之下出现，或者存在饼和酒中，基督是借着信心以属灵的方式于圣餐同在。”
第十一条里，他写道：“不配受洗、不配领圣餐的人，并不能从圣餐中获得真实的益处，尽管他们也领受了代表属灵含义的自然物质。”
第二十四条里，他写道：“被迷信地称为‘生产之工’的圣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作用，只有借着圣灵在施行者和参与者心中运行才会有作用。”
第四十一条中，他要求：“你们不得借着这些行为来伪造天主教弥撒：祝福主的桌、在福音书旁洗手、做作地领受圣餐、把《圣经》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圣餐后上下晃动圣餐杯、分发圣餐前公开展示，或者从事任何高举饼和酒的行为。不得敲弥撒圣别钟，或者在圣餐桌上点蜡烛。”
第四十三条里，他要求：“鉴于有人在宗教活动场所使用圣餐桌，有些使用祭坛，使没有文化的民众纷争，因此，为了在所有教区内实现敬虔的合一，而圣餐桌的形式更有助于无知民众脱离天主教弥撒的迷信观念，有助于正确地施行圣餐，所以劝你们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朴实的圣餐桌，得体地盖起来，要让在场的人都看到、听到并明白牧师和分领圣餐者在做什么。你们一定要除去所有祭坛。此外，牧师在领受圣餐和祷告的时候，要面向群众。”
这些就是宗教改革时期一位主教的命令。另外说一句，过去三百年间，英格兰许多教区如果把胡珀主教的命令分发给教士，要他们注意，那将带来极大的益处。
另一份我要引述的文件是《简明基督教信仰宣言》。这份文件应特别注意，因为是在1550年发布的，那一年胡珀成为格洛斯特主教。我从这份“信仰宣言”摘录一些片段。作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因为整个宣言都很不错，很难说引述这一段，忽略那一段。所以我只能告诉读者，未引述的内容跟下面引述的内容一样优秀。
在宣言的第二十六条，胡珀说：“我相信并告白基督受刑罚是为我得赦免；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救我；他降到阴间是为了我能升入天堂；他死我才得生；他流血我才得洁净，得以除去所有罪孽。因此我绝不领受、绝不相信任何其他的熬炼方式——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来世——能洁净我，我只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众人，直到永远。”
在第二十八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并非献祭，而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圣洁的献祭。所以不能把圣餐当神一样敬拜，基督也不在圣餐里面。敬拜基督只能借着信心，不可借着任何会朽坏之物。同样，我也相信并告白，罗马天主教弥撒是人的发明、人的规矩，是献祭给敌基督，亵渎了耶稣基督的献祭，即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受难。弥撒是恶臭肮脏的墓穴，遮蔽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所以，应当禁止弥撒，恢复主的圣餐，要再次强调他已经完成了。”
第五十四条，胡珀说：“我相信《圣经》权威远超教会；他的话语足以教导我们所有关于救恩的事、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典范和完美的守则，所有忠信之人都应照此规范自己的生活，不偏离左右。他的话语不得改动，不得加添，不得删减。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完美的，尤其是他的话语。”
第六十四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是象征，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改变，仍与原来的物质是一样的。即，饼并没有改变转化（教皇一党和假教师欺骗民众，教导他们化质说），变成基督的身体，酒也没有转化成他的血。饼仍是饼，酒仍是酒，都保持之前的本质。”
第六十五条，胡珀说：“我相信圣餐使用得当，若不正确地使用，那么饼和酒跟其他普通的饼和酒并无分别。故而，我不相信基督的身体可以包含在饼里、隐藏在饼的形式下或附于饼中，不相信基督的血包含在酒里、隐藏在酒的形式下或附于酒中。相反，我相信并告白，基督真实的身体在天上，在父右边，我们常常按照基督的律例典章来领受饼和酒，就真的是领受了他的身体和血了。”
第六十六条，胡珀说：“我相信这样的领受并非肉体的领受，而是属灵的，借着真实鲜活的信心而实现。即，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为了口腹，滋养我们的身体，而是为了信心，滋养灵魂，帮助里面的人，以致永生。因此，我们无须基督从天上下到我们这里，相反我们应该升到他那里，借着鲜活的信心将心提到高处，去父的右边，基督坐在那里，而我们等待着他从那里施行救赎。我们绝不应当以这些肉体的形式来寻求基督。”
引述到此为止，已经足够清楚地显明胡珀持守的观点，他的神学观念。不知道读者对这些引文做何感想，但我要说说我的印象。
以上引文清楚地表明，更正教福音派信众秉持的观点并非新奇的现代观点，而是宗教改革的标志，三百年前的一位杰出信徒也持守这样的观点。愿他们刚强壮胆，不因反对者的冷嘲热讽而动摇。他们可以大胆地回答说，他们持守的是古旧的道路，他们是英国国教真正的代表。如果福音派信众错了，那么胡珀就是错的。如果胡珀是对的，那么他们也是对的。要是有谁胡言说福音派信徒的观点与殉道的格洛斯特主教有何实质的不同，我只能鄙视他。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尽可能简要地概述了胡珀的时代背景、生平和观点，他是最伟大的英格兰改教家之一。我不能就此结束，我还得给本书的读者两条实用的建议。这是我个人直接对每个读者的建议，恳求你仔细思量一下。
其一，我劝所有忠诚的信众英勇抵挡想让英格兰成为非更正教国家，重新顺服罗马教的行径。不要回到无知、迷信中，不要重新树立祭司制度，重新回到败德之中。我们的祖先多年前就审判了罗马教，义愤填膺地将之丢弃。不要倒退回到埃及。在罗马教摒弃错谬，与基督和好之前，不要休战。
要读《圣经》，用神话语中的论据来武装。一群勤读《圣经》的信众是国家抵挡对错谬最稳固的防线。如果信众尽本分，那我不担心英格兰更正教信仰的处境。
要读历史，看看过去的岁月罗马教都干了些什么。看看他们怎样践踏你祖国的自由，榨干你先祖的钱囊，让整个国家处于无知和败德的境况。读一读福克斯、斯特莱普、博内特、索姆斯和布郎特的书吧。不要忘了，罗马教会从未改变，还为此夸耀以此为荣。要是他们在英格兰有了绝对的权力，很快就会剜掉国家的眼睛，让英格兰像参孙一样沦为奴隶。
要看看世界上的种种事实。偏听所谓的自由主义似是而非的虚伪争辩之前，要三思。帮助恢复罗马天主教统治之前，请三思而后行！
其二，我敦促所有忠诚的教众，所有热爱纯正福音信仰的人在这个纷争的岁月团结一致，不要因琐碎小事分裂。愿那些要修改礼拜仪式的朋友稍稍把你喜爱的万灵药放一放，投身于在英国国教中维护福音的工作。愿喜悦复兴的朋友不要认为帮助反对罗马教是浪费时间。天主教一旦获胜，就不会再有复兴的自由了。我们不想失去朋友，我们的队伍已经人丁稀少了。英国国教需要每一位更正教福音派信众尽自己的本分。
我坦率承认，从各个方面看，局势都在倒退。但没有理由绝望。这一天还没过去，还有时间打赢一场战斗。不管会遇到何事，我们不要丢弃自己的立场，不要离弃美好的旧船。不要不发一弹就撤离要塞，令亲者痛仇者快。相反，要握紧武器，像善良的胡珀主教那样，靠着从上头来的力量在仇敌面前刚强壮胆。英国国教在过去的日子里带来了一些益处，还值得保护这个教会。如果我们要去争战，挥舞旌旗去吧。要像勇敢的庞贝哨兵一样站稳了，人人都不要离开岗位。我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认为，英国国教就算毁灭、四分五裂也强过离弃约翰·胡珀的原则，容忍弥撒献祭和忏悔告解。
在格洛斯特残忍地葬身火海前三周，胡珀长老在狱中写给一位朋友的这封信值得一读：
愿恩惠与你同在。阿们。
写这封信确实太晚了，信中要告诉你议会对宗教信仰的结论是多么极端。他们压制真理，提倡虚假之事，意欲让所有人都极端地赌咒发誓。他们让别人作教会的头，但这人不是教会的元首，甚至不是教会成员，而是按照神的话语和所有古代先辈的记载，这人是仇敌。因为没有律法和权威根据，他们会使用强制的极端手段，从该权威颁布时起，这种手法就是他们捍卫教皇及其教义的论据。但现在是试炼的时刻，要看看我们惧怕神还是惧怕人。在王公贵胄和世界都支持基督的时候，支持基督是件容易的事；但现在世界恨恶他，就试炼得出谁属于他了。为此，奉他圣灵的名，靠着他圣灵的美德、力量和权能，你要预备自己在任何逆境下都不屈不挠。当战斗时，就不要逃走。记住，除了勇敢战斗的人，无人能得冠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现在你必须把眼目从眼前的危险挪开，要留心危险之后的福乐。是在这个你仇敌的世界胜利，还是献出生命以便承受永恒的国。当心，今生福兮祸兮不要过多在意，因为对这些事挂虑过多，或爱或恨过于热切，都会让人远离。因此要思量，今生的福乐纵然好，但比起得神的喜悦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追求幸福可以，但要确保追求幸福不会失去神。留在今世的朋友中间固然好，但因逗留让神不悦，来生与鬼魔一起在永火里度过就不好了。在神之下没有任何事可以抓住不放，神在我们拥有的一切之上，决不能失去他。
至于逆境也一样。下监痛苦，但以罪恶为代价获得自由更痛苦。监狱固然臭气熏人，但还比不上缺乏对神的敬畏和真尊敬的温柔乡。他们单独关我禁闭，但有神与我同在，比起跟坏蛋在一起好十万八千里。财物的损失很大，但失去神的恩典和垂怜更可怕……回答那些浮华骄傲的恶人问话总强过在末日赤身露体站在天地之间，在公义的神面前受审。残忍之徒要取我性命了，但离世是福，离开了充满人间悲剧的今生，去到充满永恒喜乐的来生。离开亲人朋友令人痛苦悲伤，但失去恩典和天国更可怕。所以与来世是福是祸相比，今世不管是福是祸都没什么大不了。
我做不了别的，只能为你祷告。请你也为我祷告。至于我（感谢天父），已经定意遵循天父的旨意；他愿意如何，靠着他的恩典我就会如何。请你给我可怜的妻儿写信，也寄去我的信，就是那封最近写给D的。我听说，自从MS去过以后，她还未收到过我的信。信差真不像话，我都写几次了。愿主安慰他们，供应他们，因为在今世之事上，我已经无法做什么了。她是个敬虔的聪明妇人。如果我的意思实现，她会拥有所需要的东西。但我所希望的事，神能做，我把她和你都交到神手中。我现在是珍宝，在讲究地保护，从来没有那么讲究过。不管是我自己的人，还是家里的仆人，都不能来看我，我这里只有狱卒——一个愚蠢粗鲁的人，神知道。但我不在乎了。再见。1555年1月21日。
义不容辞的
约翰·胡珀
(1)以上内容得自斯特莱普和博内特的记述。
(2)请注意，那个年代可没有《济贫法》。
(3)治安官似乎可以把火刑犯的衣物当做外快。
(4)值得注意的事，里德利也于同一时间向伦敦教区的教士们发布了许多同样的信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