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五年夏，在朱元璋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徐寿辉也渡过长江。在此之前，元朝廷已经被张士诚戏耍了两次，但他们似乎不愿在红巾军之外树立更多的对手。于是，第三次派出使者招抚张士诚，许以更高的官职。元廷的低头姿态，更加助长了张士诚的嚣张气焰。尤其是在高邮奇迹般地逃脱覆灭的命运后，张士诚深信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更加瞧不起虚弱的元朝廷。当元朝的使者到来后，张士诚再一次无情地戏弄了元廷，杀死了使者，和前两次做得完全一样。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失信于元廷的同时，也同时失信于他的追随者。
攻克太平后，朱元璋一直在为攻取集庆（南京）做着前期准备，前两次攻打集庆是为了探敌虚实，消灭异己，全面接手郭子兴部。而此时，朱元璋采取的是先取四周、孤立集庆的进攻方略。至正十六年（1356年）初春，朱元璋亲自督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尽得城中军民五十余万人。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再掩饰自己夺取天下的雄心。放眼望去，那些曾经在他之前登上王位者，业已凋零大半，而无力觊觎权杖之人，只能在黑暗中攥紧刀把子，恨不得攥出血来。霸业成功在望，朱元璋不需要再伪装下去。他若是黄土里刨食的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就像一只飞鸟从天空遁迹，它的羽毛与骨骼的影像，仍在大地之上流传。朱元璋幼年时听父亲说过，他的先人曾经就住在集庆附近的朱家巷。
朱元璋这时候二十九岁，攻下集庆，意味着霸业初定，一个成功男人的心态难以名状。他派人找了好几天，发现朱家巷不过是集庆城外的一座村落。那些穷困潦倒居住于此的朱姓后代，听说朱元璋是他们的远支本家，一个个像是盼来了救星，扶老携幼，进城来见他们的本家。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虽然他与这些人素未谋面，但不排除内心涌动着某种认同感。朱元璋与他们坐在一起，追忆朱家往事、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进入南京城，朱元璋于第一时间贴出安民告示：“元朝失政，生民涂炭，百姓可各安其业。愿从我建功立业者，我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除去。”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相应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附属机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府机构。南京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吴以来，立国东南者，都要把都城设在这里。六朝以来，东南为财赋之区，而南京刚好处于东南最富庶之地。能够将根据地设在这里，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如果说在渡江之前，他在元廷和各路诸侯的眼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那么攻下集庆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环顾四周，对朱元璋来说已是强敌环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面是元朝的军队，北面是红巾军统帅刘福通正在和元军主力捉对厮杀。
相对于其他几股势力，朱元璋的实力最为不济。他的军队处于军事包围圈的中间地带，搞不好就有可能会被大鱼吃小鱼，成了人家的口中食。想要不显山露水，将自己隐身起来是难以做到的。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朱元璋决定以集庆为根据地，为自己抢得先机。攻下集庆以后，他又先后夺取了镇江、广德等地。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张，小明王不得不提高他的地位。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自称吴国公仍兼江南行中书平章、都元帅。随后又置江南行枢密院，帐前都指挥使司，左、右、前、后、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镇抚司、提刑按察司、兵马指挥司等。朱元璋以吴国公的身份直接统率所有军政部门，从一开始就构建了高度集权的模式。在担任军队的都元帅后很长一段时间，朱元璋都是以龙凤政权的名义在号令全军，而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号令来指挥军队。如果这种双线并行模式无法改变，朱元璋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独立性，一个完整的集团板块就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邵荣是朱元璋在濠州时期的老朋友，此人文韬武略，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将领，他与徐达、常遇春并称三杰。《明史》中有两句记载：“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三人之中，邵荣最擅长打仗。若是按照加入红巾军的时间排序，邵荣的地位排在徐达、常遇春之上。龙凤政权授予邵荣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朱元璋的行中书省丞相。徐达任行中书省右丞，要比邵荣低一个等级，中书参政常遇春又等而下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郭子兴旧部的邵荣都属于集团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人物，他在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与朱元璋不相上下。如果说朱元璋是集团内的“大当家”，邵荣就是“二当家”。他是郭子兴的嫡系将领，与朱元璋本非同源。早在郭天叙与张天祐战殁、郭天爵被朱元璋诛杀后，邵荣就控制了军中有郭子兴旧部色彩的一部分势力。邵荣的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而远高于诸将，能统领全军主力而战功卓著、威名远扬，对朱元璋的地位和声望构成挑战。更何况邵荣、赵继祖等人又亲历郭天叙、张天祐被陷杀的过程，目睹郭天爵被诛杀，他们不会无动于衷。
虽然朱元璋对邵荣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是邵荣的命运似乎并不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因为他的升迁与否在于龙凤政权。这时候的朱元璋还不是一个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之主，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一只处于半自由状态的风筝。飞得越来越高，风筝线却始终在别人的手里攥着。对朱元璋来说，只有倚重龙凤政权才能够有效地号令红巾军。既然为形势所迫，也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龙凤政权机构设置基本上照搬元朝体制的那一套，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地方则置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因此，朱元璋所设置的江南行枢密院等同于红巾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龙凤政权在任命朱元璋为中书省的丞相时，同为平章的邵荣也相应地升任为行枢密院的最高官员——行枢密院同知。这也就意味着，邵荣虽然只是军队的二当家，但他已经掌控了集团的最高统军权。如此一来，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声望受到了来自邵荣的威胁与冲击。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最危险的对手。
邵荣不是平庸之辈，用现在的话说，此人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战斗。他在对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役中均有上佳表现，尤其是对张士诚部。据说，只要提到邵荣的名号，敌人就闻风而逃。不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对邵荣的评价却并不高：“虽然邵荣也是朱元璋起事时的老伙伴，在明军将领中也身居高位，但他在见于史籍的有名战役占中并非赫赫有名。他从苗人手中收复处州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独立作战的成果。”据说，张士诚乘苗军叛乱之机派军攻打诸全，李文忠当时就是打着邵荣的旗号吓退了敌人。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邵荣虽身居高位，但他的能力又不足以载起他的高位，长此以往，他的内心起了变化，增长了不满情绪；而这时候，朱元璋刚好打着变革军队制度的旗号，要对集团内部的权重进行重新划分。朱元璋的变革，加剧了邵荣内心的不安和不满。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朱元璋刻意针对邵荣的可能性。经过制度层面上的一番打磨，朱元璋通过行中书省的下属机构，依靠文吏直接越过行枢密院处理军务，某种程度上等于架空了行枢密院这一最高军事机构的权力，而邵荣作为行枢密院的领导者，就这样被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边缘化。
至正二十一年年初，龙凤政权将身在亳州的朱元璋提升为吴国公。至此，他由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变成凌驾于行省之上的吴国公。虽然在龙凤政权中位极人臣，但朱元璋并没有撤下小明王的大宋旗号。在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他暂时还不想脱离小明王。公、侯、伯本来就是极高的荣誉爵位，朱元璋的势力与日俱增。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极力掩饰日益膨胀起来的野心。朱元璋一直甘心居于小明王的旗号之下，使用龙凤年号。当了吴王之后，发布命令时还是会写“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人的欲望就像一个缓缓提起的水闸，那些被生活的河流裹挟而来的杂物，堵塞在其中。要让一切流畅起来，唯有再提高闸门。
闸门提高，会让泥沙俱下，但也会让这摊水活起来。两个月之后，朱元璋又将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将枢密院同佥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调整为大都督，当时枢密院虽然改为大都督府，但其成员还是原班人马。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经过一番人事调整，从表面上看，邵荣的权力得到提升，从行枢密院同知升为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朱元璋。其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只是巧妙地将他的权力来了一次移花接木。邵荣本来就应该拥有这支红巾军的指挥权，虽然朱元璋做了一些限制，但他仍然掌控着绝大部分主动权。朱元璋提升了他的职务，把他从相对独立的行枢密院调入行中书省，直接受自己的控制。也就是说，在权力排序中，邵荣已沦为朱元璋的一枚棋子。与此同时，行中书省里又有李善长等一干亲信文吏在处理具体事务，邵荣在不知不觉中被朱元璋架空。在我们可见的世界之外，仍有暗网一样的隐形世界存在。那里面的手段是我们无法想象，却可以理解的。
次年七月，邵荣平定处州苗帅叛乱后回到应天。他自觉功劳至伟，行事愈发骄横，慢慢便对朱元璋的位置起了觊觎之心。在他看来，朱元璋所做出的权力调整已经严重伤害了他的利益。有人在这时候暗中向朱元璋告密，邵荣经常在外面说些针对他的怨恨之语。朱元璋让那些告密之人带话给邵荣，让他好自为之。或许是朱元璋的话刺激到了邵荣的敏感神经，邵荣不出意料地落入朱元璋为他专门设下的圈套。于是，邵荣与另一位大将赵继祖密谋发动叛乱。两人的谋划虽然秘密，但是难免被属下发现端倪。有人得知后将要告发，邵荣、赵继祖不得已便提前发动了兵变。
这一天，朱元璋在三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于门内埋伏甲兵，准备等其入门的那一刻突然发难，将其杀死。当朱元璋往回走时，突然狂风大作，军旗抽打在朱元璋的身上，让他预感到将有不祥之事发生。于是，他赶紧换了一套衣服避开来路，从另外一门进入城中。邵荣、赵继祖空等一场，计划落空。随后，元帅宋国兴得知他们调兵埋伏后，便赶忙将此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便将二人抓捕了起来。
朱元璋就这样化身为罪与罚的操刀手，一团展示力道的火焰。他不但要长出森森的利齿，还要变成足以吞噬羔羊和挡路者的狮子。等到乱局平定，朱元璋与他们相对而饮，大有英雄相惜的感慨。朱元璋让他们安心上路，家中老小会替他们安排好。邵荣听到这句话，面如死灰，亲情让他在这时候显得英雄气短。朱元璋问：“二位与我同起濠州，尝尽艰辛，眼看着版图扩张，实力日强，开国立基指日可待，本以为能与二位共享荣华，为何竟生歹心，欲加害于我？”
邵荣愤愤不平地说：“想当年在濠州，我们是何等融洽。哪像现在，见你要左通报右通报，通报了半天还不一定能见到。”他越说越激动，指着朱元璋身旁的李善长、刘基等人继续道，“在濠州，你是大小事都与我们这些兄弟商议，可现在你是宁愿听他们的，也听不进去我们半句。对我们喜怒无常，动则训斥。”
邵荣将碗中酒一饮而尽，继续道：“我等常年在外厮杀，攻讨城池，多受劳苦，你却把我等之妻子老少软禁在应天，使我等骨肉分离，不得团聚。你这么做，早已不顾兄弟之情，全是为了你自己！我等造反，亦是不得已！”说着，不觉流出了眼泪。邵荣的眼泪，不值得同情。他谋反就是为了应天政权的首领之位。至于不能与妻子团聚之类的瞎话，以及看似对朱元璋悔过的流泪，不过为了博取朱元璋的同情，得到饶恕。相对于他的合作伙伴赵继祖，邵荣要更贪恋生命，也符合他“粗勇善战”的人设。据说，朱元璋当时唏嘘不已，陪着他一同落泪。而他的同谋赵继祖看不惯邵荣的作态，愤然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赵继祖说这话，其实也有点瞧不起他。
朱元璋就像是一条正待慢慢蜕皮的蛇，虽然处于蜕变过程中，但已显示出老辣的手段。邵荣毕竟是他多年生死与共的老友、是同乡，邵荣的命运不只属于他一个人，他还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尤其是郭子兴的旧部。朱元璋要收拢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感情，对昔日的兄弟们得有个交代。不能让他们从邵荣的结局读解出自己的命运走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朱元璋要尽可能地展现出让人信服的坦荡，以此凸显自己内心的纠结与悲痛。他将军队集合起来，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邵荣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朱元璋本来打算将邵荣禁锢终生，以此来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即使邵荣有了谋叛的行为，朱元璋心里有千万个杀他的念头，也不能擅杀。王，也有王的不自由。人生之累，对彼时的朱元璋而言，确实是很深的业力。他在征求将领们意见时，说：我一直视邵荣为腹心，没想到他却要置我于死地，你们替我拿个主意，应如何处置？
为了昭示自己内心的纠结，朱元璋有意识地将处置权让渡与那些将领。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朱元璋举起的锋刃，再也不会放下。他就像一头置身丛林深处的怪兽，在与对手的撕咬中，突然发现真正的危险来自身后。他将邵荣的命运交给他的战友，并以此来考量手下将领对自己的忠诚度。邵荣必死，在一个背叛与情义并行的时代，他并不盲目。在这个问题上，将领们也都有各自的看法。常遇春就认为：“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平心而论，朱元璋在这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嗜杀成性的地步。他在邵荣面前落下的眼泪，并不全是鳄鱼的眼泪，其中有他仁慈的一面。
常遇春以武人的眼光和直率，看待着波诡云谲的权力争夺。而他的一番话着实具有说服力，这些话便成了朱元璋后来残酷处理此类事件的理论支撑。正是这样的话起了化学反应，才让朱元璋动了杀邵荣的心思。这样的话，虽然是从常遇春嘴里说出来的，但朱元璋何尝不是这么想的。这番话之所以会击中朱元璋的内心，是因为集团内部两派间的夺权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邵荣难以自圆其说的回答不知是为跟随自己的部下开脱，还是在为自己求饶。与他的同谋相比，只有赵继祖痛悔没有早日举事。由此可见，他们早在郭天爵被杀时就已经有了除掉朱元璋的念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动手，除了想要依仗邵荣刚刚在平定处州叛乱时提升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朱元璋在经过浙东、江西两次大规模叛乱后，根基有所松动。在铲除邵荣之后，集团内部已经没人对朱元璋构成真正的威胁。
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朱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也同时让他学会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让他学会毫无真情的逢场作戏，用最为冠冕堂皇的姿态和理由应酬答对。朱元璋将自己内心虚弱的部分一点点地摘除，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要慢慢习惯这种做法。如果说“情义”二字是举兵初期笼络人心的法宝，那么暴力机器则是唯一合法酿制疼痛与仇恨的温床。那些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之人，必然要施以更为强硬的手段使之屈服，或者直接扼杀。
他要学会把自身与灵魂剥离，以便随时进行二次、三次组装，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虽然在这条路上，我们还可以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筹码，但在暴力的刀片面前，筹码越多，个人要承受的痛苦会越深，风险也就越大。
这种自身与情感的对立，让一个人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平定邵荣叛乱后，朱元璋最为忌惮的两股势力——郭子兴的后人和其旧部的独立势力已经不复存在。邵荣叛乱事件，是朱元璋除掉郭天叙、张天祐和郭天爵的后续动作，是他实施清洗的具体体现。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他以自伤元气换取对集团的绝对领导权。人在危急的情形下，多半会借助于本能的存在以显明存在。是非并不颠倒，黑白总有分界。人性的落魄下陷，是每个人都需要提防的。
邵荣事件是一个节点，从此以后，朱元璋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还会一度陷于危境，但再也没有遇到来自集团内部的挑战。很多时候，纯洁队伍比战胜敌人更为重要。他用邵荣的一堆烂肉，给那些摇晃的追随者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一个坚定如一的人，否则，邵荣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秋，朱元璋率领水军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和兵力上的优势将朱元璋死死地拖住，战事一时间陷入僵持阶段。
正当朱元璋苦思良策之际，刘基向他推荐了朱升。他们说，朱升与一般的儒士不同，尤其与那些当红的理学家像是跑在两条道上的马车。他治学务实严谨，平日事师交友，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即便对方是一个乡野村妇，只要能够让他从中获益，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向人家请教。正因为如此，他掌握了一整套超乎常人的经世致用的本领，经济、地理、天文、历法乃至算命、占卦无所不晓。
朱元璋还从刘基口中得知，朱升是皖南人，早年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儒学名家。二十年来，他一直过着耕读于乡里的田园生活，常年在自己的家乡休宁、歙县一带开馆讲学。直到五十岁才算勉强进入体制，但是他却不愿意放弃耕作。他任池州学正时，南北学者云集，颇有号召力。可是他并不恋栈，等到任期满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皖南，在家乡石门山过起了隐居生活。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崇高声望，就连朱元璋也要称呼他一声“宗长”，也算是对同姓长辈的尊称。这样的儒学大才，朱元璋又岂能错过。他学着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做法，一再上门求教。朱升为朱元璋的诚意所打动，愿意暂时放下自己所留恋的田园生活，出山辅佐。
两人初次相见，朱升就送给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如果说在此之前朱元璋的生存策略是一种被动的应对，那么从这一刻起，他有了更为深远的军事计划，更为内敛而膨胀的军事野心。对于乱世求生存的各路霸主而言，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不要学那些占上一个山头，就急着称孤道寡的草头王。称一时之王，莫如称百世之王。
朱元璋一生行事，都是一个“稳”字当头，积小胜为大胜。虽然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是朱升提出来的，但这又何尝不是朱元璋的想法，只不过朱升在无意中把准了他的脉而已。诚如朱元璋常说的那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他并不看重虚名小利，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虽然有人在称王这件事上劝过他，可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朱元璋是各支反元力量中最后一个称王称帝的，也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男人都有坐天下的梦想，天下很大，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使当了皇帝，天下也只是在人的想象中存在。对于皇帝来说，孤岛似的宫殿才是他的天下，刚好可以容纳他的野心。是他的死穴，也是他的生门。上天在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副出色的大脑。而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除了赋予他一副结实的身板，也同样给了他一颗勇敢而冷酷的心，给了他异于常人的自控力。就算具备了这些特质，他也不过是一块值得打磨的生铁而已。要想将这块生铁锻造为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最后还是离不开战场的淬炼，战场从来都是男人锻筋炼骨的大熔炉。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为他们提供生命熔炉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朱元璋从二十五岁投军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和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不可谓不天才。攻占应天，初步实现了当年冯国用为他谋划的天下蓝图中最重要的一步棋。一个人的运势，会帮他打开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象。所谓运势，从来不是自家酿造，而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这时候的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地带向四面扩张。各路诸侯已经将他锁定为前进道路上的生死对手，尤其是居于应天两侧的陈友谅和张士诚。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下游的张士诚更是实力雄厚。朱元璋中居应天一带，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在这两大天王之间，又岂能容他酣睡？陈友谅率先把他个人的内陆水军拿来做赌本，企图攻下应天，彻底摧毁朱元璋的势力。
如果说，渡江之前，朱元璋仅仅满足自我保全；那么，等到渡江之后，他的军事策略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保守型的发展变为进攻性的拓展。在战略的选择上，他对自己的对手有了更加精准的定位。早在朱元璋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
当时的陈友谅，无论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收服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刘基给出的答案是：“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为了统一思想，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此人出身渔家。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有一卜者在察看过其祖先的墓地之后说：“日后定会富贵。”或许这句话冥冥之中给了陈友谅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富贵”二字的诱惑力太大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搏上一搏。陈友谅曾任县里的小吏，但这并非他的人生终极目标。种种情形表明，陈友谅都算得上是一个有胆有识、出手狠辣的角色，可惜的是胸襟不够，好搬弄权术。诚如《明史》对他的评价：“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簿书掾，即文书一类的小官。事实证明，陈友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择手段和狠辣，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他：“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在一个天崩地裂的纷乱世道，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无非是“胆色”二字，陈友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质让丞相倪文俊嗅到了动物般同类的凶悍气息。有人赏识，又加上自己的勇猛作风，陈友谅很快就升任为元帅。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联手将太师邹普胜排挤出决策层。等到倪文俊大权独揽，根本没将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徐寿辉又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
倪文俊只好逃奔黄州，投奔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陈友谅。他希望能够说服陈友谅和自己合作，联手除掉徐寿辉，由自己取而代之。权衡之下，陈友谅临阵倒戈杀了倪文俊，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随即又称平章政事，就此成为天完国第一重臣。陈友谅先是追随倪文俊，又将其杀害，这是集团内部分裂的一个强烈信号。倪文俊在集团中频频制造矛盾，陈友谅将其除掉，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使得军队在抗元理念上能够暂时保持一致。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友谅算是为徐寿辉集团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杀了倪文俊后，军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由此可见陈友谅身上所具有的枭雄本色和特质。
无限江山，见时容易别时难。那是一个傍晚时分，陈友谅再次置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以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徐寿辉的脑袋，随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徐寿辉虽然早就将天完国的权柄交到陈友谅的手上，自己只保留一个虚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天完国君权的象征，对红巾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干着不义之事，却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就在所有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时，他又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天完国，一个近乎荒唐的“天赐的完美之国”就这样在内部的血腥纷争中消失了。这时候的陈友谅已经膨胀得找不到方向，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然黄袍加身，也挡不住手下将士离心离德。
此时的江南，正值令人缠绵销魂的梅雨季节。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的变化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地里的各色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踌躇满志的朱元璋无暇顾及眼前的景象，虽然农家的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陈友谅的身上。在经过湖南永州地界时，有些日子没有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提笔写下：
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这时候的朱元璋将陈友谅作为第一攻击目标，借以打破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也使自己摆脱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战略危机。谋略者，往往谋的是人，而不是事。人不同，则事有变。
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朱元璋首先遇到的是陈友谅的部将赵普胜。此人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来投降了徐寿辉，骁勇异常，善施双刀，江湖人称“双刀赵”，为陈友谅攻城略地立下无数战功。对朱元璋来说，赵普胜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既然是绊脚石，那就要想办法清除。本着对陈友谅的了解，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他量身定制了离间之计。朱元璋放出口风，谎称赵普胜意欲投靠他。陈友谅不出意料地中了对方的圈套，在没做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将赵普胜草率地处死。赵普胜的军队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赵普胜的死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锋的胜负手，一边元气大损，一边实力大增。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自己的头号劲敌，他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西线战事，连克衢州、处州等地，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与之应战。陈友谅昔日恶行所结出来的恶果，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显现出来。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先后杀死。一支队伍最怕的是人心散了，人心散了，队伍也就离瓦解不远了。还没等陈友谅进一步整合人心，徐寿辉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朗、傅友德等人陆续叛投朱元璋。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朱元璋通过夺取陈友谅的一支完整的舰队而扩大了自己的水师，这就使得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主宰着长江中游的水域。
历史是一个势利鬼，辜负它的人，也终将被它所辜负。不去尽人事，何来天命听？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的大将。丁普朗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极为重义的兄弟。尤其是丁普郎（也称丁普朗），他对陈友谅背信弃义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后来他在面对陈友谅的军队时，所采用的都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明史》记载：“普郎身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也就是说，在鄱阳湖大战中，此人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是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仍保持着手持兵刃、一副要冲上去与人搏命的姿态。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采用如此搏命的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交战双方的士气。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战神重回人间。
朱元璋刚攻下集庆时，因为考虑到江左、浙右各州县有可能会被张士诚、徐寿辉的军队占领，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镇江。随后，他又派常遇春、廖永安等人自铜陵进取池州。由于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交织状态，而朱元璋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军事集团日渐式微。他们不仅没有实力与朱元璋一较高下，也无法做到抱团作战。这几支力量呈“品”字形将朱元璋包围，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占据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而张士诚则占据浙西一带。拿下太平后，陈友谅完全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眼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看低了对手的竞争力，以至于军事部署频频失误。
一方的失误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作为他的对手，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醒。朱元璋又一次听从了谋士刘基所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白日煌煌，人心茫茫。这里既没有站出来讲什么主义，更谈不上高举什么信仰，讲的只是对于输赢的慎重考量。如同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选择了刘基给出的建议。也正是自己的这份坚持，才让不可能实现的命运转机成为一种可能。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各种假设和推演，此时的朱元璋正满心希望地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
而陈友谅也同样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中，现在的他已经是大汉的皇帝，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执君臣之礼。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这片苍茫大地以及这里的子民都将是他的附属之物。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陈友谅量身定制了一款游戏软件，名叫“双面间谍”，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康茂才的人。此人原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康茂才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即将倒戈，让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拆除，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应天城下。
陈友谅大喜过望，表示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人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当陈友谅依计行事，发现木桥变成石桥，本就不够坚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很快就放弃了从江东桥登陆的计划。而他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朱元璋军队。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待到所有的士兵进入伏击圈后，朱元璋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当隐藏于石灰山后、应天城南、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天而降，虽然没有摇旗呐喊，但那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还是让人为之胆寒。陈友谅这才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敌人就在面前，用一种诡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是拎着刀的屠户看着自家圈里的猪羊，令人毛骨悚然。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兵败如山倒。陈友谅狼狈地挤上一条能够开动的小船逃命，一路逃到九江。陈友谅由此失去太平、安庆，手下不少将领将所占地盘也拱手献给了朱元璋。
陈友谅虽然收复了一些城池，但是这种复得复失的恶性循环，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陈友谅是个特别有韧性的人，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当朱元璋赶往安丰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乘机向洪都城（江西南昌）发起了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与刘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张士诚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两面夹击朱元璋，这不光是朱元璋最为担心的事，也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办到的事。可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又表现得视而不见。陈友谅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他都没有抓住，准确地说，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机会。远的不说，这一年（1363年）的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兵救出小明王韩林儿。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祖孙三代。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陈友谅任凭机会接二连三地丧失。从安丰撤军途中，朱元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突然下达命令，让麾下两大主将徐达、常遇春围攻庐州（安徽合肥）的张士诚部。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陈友谅对此毫无反应。如此挥霍良机，上天又岂能眷顾于他。一直等到四月，陈友谅好像才从一场无边的大梦里翻个身醒过来。他率领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而在这期间，朱元璋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生怕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从背后杀将出来，令他腹背受敌。陈友谅像是生怕给对方添麻烦似的，居然这时做出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他要将八十万大军带往另一个方向——北纬三十度的洪都。
他就这样主动放弃了置敌于死地的机会，在洪都与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陈友谅显然低估了洪都守军的战斗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像一头恶狼将他死死地咬住不放。陈友谅将整个洪都铁桶似的围困了八十五天，漫长的胶着状态足以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消耗得士气全无，也足以将上天有可能赋予的无数机会付之东流。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朱元璋从从容容地纠正了自己战略上失误，将自己的主力部队从庐州城下撤回应天；然后又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出征的誓师大会后，才扬帆直入鄱阳湖。明军最初驶入湖内的目的是解救洪都，但是朱元璋很快收到洪都之围已解的消息。如此，朱元璋决定放弃搏命似打法，改而采用将陈友谅的汉军困在湖内的策略。
陈友谅早就做好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六十万的庞大兵力，制造了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兵力，一个带了二十万兵力，在鄱阳湖面展开一场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及所有的一切。而胜利者得到的将是这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失败者或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成王败寇的游戏千古亦然。
奔腾不休的鄱阳湖水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灭无常，一个是只为不再受人冷眼的渔民，一个是只为能够填饱肚子的游民。而今对他们来说，一边是天下，一边是死神，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特别是退路。不知道他们在决战前夜是否回望过他们走过的路，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回想那些曾经平凡的生活……能够在阴谋和背叛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为胜利而死，在他们心里一样的高贵。
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一步险棋，陈友谅走的就是一步臭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能够趁着应天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现状，出鄱阳湖口，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应天城下，那么朱元璋的军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将直接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严峻现实。陈友谅没有选择这个方案，朱元璋也就不用再做最坏的打算。
作为反元势力中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和陈友谅虽然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但他们并没有联手对抗元廷。你死我活的局面，虽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早已注定一切。在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当然朱元璋也是正统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反复投降蒙元朝廷，并且接受蒙元朝廷授予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说，已不能单纯地将他们称之为反元武装。
朱元璋虽然没有公开降元，但为形势所迫，在元军占据上风之际，也曾经试图与其通好。与元“通好”对朱元璋来说，既不是攻势，也不能算是一种守势。朱元璋根据己方的实际情况，做出权宜之计，一种称之为“缓势”的选择。为了能够纠集重兵向陈友谅发起致命的攻击，他需要缓和与元王朝的对立之势。他的联元反陈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就这样成了朱元璋手中的一件战利品。安庆是扼守长江天险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几股武装势力中，唯独陈友谅和元廷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的立场最为坚定。在和朱元璋正面交锋之前，陈友谅的军队始终冲杀于反元第一线，称雄江南。直到遇上朱元璋，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旋涡之中。
陈友谅本来想要联合张士诚共同对付朱元璋，可张士诚心不在此，他压根就没有吞并别人的野心，只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陈友谅只好孤军深入，结果招致大败。陈友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算是打不败的“小强”。无论是与朱元璋斗争，还是与蒙元朝廷周旋，虽一败再败，但他依然能够做到愈挫愈勇。可是打仗有时候不能光靠一个“勇”字，更多时候靠的是诈耍阴谋。直到败亡前夕，他还能做到“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不得不让人佩服，与其他对手相比，陈友谅不愧是一世枭雄。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火星撞地球似的鄱阳湖大战在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全面爆发。陈友谅手中最可依仗的便是水师势力，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黑压压的六十万大军从天边压将下来，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这场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只打得昏天黑地，场面极为酷烈。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
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事，可结局却有了另外一种走向。幸运女神在历史的转角处会将手中的绣球抛向谁？她并非不长眼睛。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无法断定他就一定比陈友谅强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时势可以造人，人也同样可以造时势。比如这时候的朱元璋，比如这时候的陈友谅。也就在鄱阳湖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徐寿辉帐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与陈友谅成为利益竞争对手。陈友谅也由此失去天完红巾军的绝对控制权，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
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号称六十万。其实值得一提、忠诚捍卫于他的将领只有两三员大将。那些被他强力整合进来的将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与其人数悬殊，这本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灭战，结果却弄成了你死我活的胶着战。如果有人拿陈友谅对待自己上司的手段，与朱元璋对待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相比较，他就会很容易发现，胜王败寇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对待小明王的态度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着变化。势力越强，他给予小明王的尊重也就越强，尽管这种尊重来自表面。
朱元璋之所以会冒险亲征，是因为这时候的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患得患失的少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尤为深刻，就算是握在手中的利益，也时刻担心被别人抢夺。这时候的朱元璋所担心的是，其他军事集团将小明王这块金字招牌从他手里抢走。朱元璋将小明王软禁于滁州，有些“挟小明王以令天下红巾军”的自私想法在里面。尽管小明王早已形同虚设，可他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朱元璋的清白和他所领导的这支军队的合法性。在小明王沉水溺亡之后，朱元璋还会在一些公开场合抬出这位早已不复存在的偶像来说服人心。
与朱元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友谅过早地杀了自己的主子徐寿辉，将自己置于天下仁义的对立面，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己方的正能量。他的节节败退，也遮掩不了内心的迷茫与空虚。失去道义，失去方向。就算是六十万大军也无法带给他想要的力量感，此时的他已经不奢望吃下整个天下，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潮涨潮落，带来带走一些泥沙和鱼虾。而这一次带走的是陈友谅，抑或朱元璋？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被活活困死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陈友谅的死讯迅速传开，明军大为振奋，打击了汉军仅存的一点士气。入夜，汉军舰队土崩瓦解，张定边率领小舰队逃走，裹挟着陈友谅的幼子而去，在逃回武昌时让他登上汉帝之位。面对陈友谅的战败身亡，朱元璋不无感叹：“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他之所以如此肯定陈友谅的存在价值，是因为“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也就是说，相对于张士诚、明玉珍和方国珍等其他几支红巾军队伍的谋私为己，陈友谅一直活跃于抗元第一线。
陈友谅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他是朱元璋前进道路上必须翻越的大山。如果不在发展之初将其消灭，将来难言胜负。陈友谅的败亡除了忤逆弑主导致人心涣散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人过于迷信武力。乱世求生存，没有人会怀疑枪杆子的重要性。殊不知征服人心才是王道所在，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显然要比他看得更加高远通透。陈友谅纵然拥有让任何对手都为之胆寒的武力，人心不齐也枉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不爱惜兵将、四处用兵，又不能做到战之能胜，时长日久只会让人心像流沙一样散失。他生性多疑，擅于用权术控制下属。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之人，却败给了朱元璋这样一个更加善于掌控权力的人。
陈友谅没想到这么快就败给朱元璋，在他看来，朱元璋算不上最强劲的对手。鄱阳湖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的自信心一度膨胀得如同随时要爆裂的氢气球。或许正是源于心态上的变化，让他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手下将官会因为一个反对意见，而招来杀身之祸。时间久了，谁也不敢进谏。军队的凝聚力降至最低点，很多将领阵前倒戈，带着军队直接归降了朱元璋。
与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胜在三个字“不折腾”。他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懂得积蓄力量，待时而战，战则必胜，永葆士气旺盛的战法诀窍。朱元璋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恰恰是陈友谅的软肋所在。陈友谅虽然有着打不垮的精神，关键是他总是打不赢，这种久拖未决的疲劳战术，严重影响了士气。虽然他拥兵数十万，但关键时刻攻不破、冲不上。故谓，善用兵者以一当十，不善用兵者以十当一。打仗是这样，人生中的好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鄱阳湖大战历时四十天，朱元璋面对兵力三倍于自己的陈友谅却能够做到从容解套，以漂亮的弯道超车将陈友谅甩在身后，并将其逼至死路，这让元政府和天下群雄为之震惊。
透过战争的全过程，朱元璋让他的对手和手下将领看到了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展现出来的凛凛局器。让他们打心里服他，也只有服他，才能为他所用。让朱元璋感到可笑的是，张士诚坐拥数十万大军竟然坐山观虎斗。倘若张士诚或他的手下有一批人多谋善断，避开洪都攻坚，直捣应天，最后鹿死谁手还真是难以预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基当时对时局进程的判断是何等准确，对陈、张二人个性的把握又是如此到位。陈友谅是个尚武之人，却不善于用兵。他与朱元璋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泥沼，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妄自托大，不能因势而进，等待他的也只有败亡一条路。
历史犹如暗夜里的火把，它在有光的墙壁上，将一个人勾描成两个不同的鬼物，相互排斥，又相互模仿。而那些执笔的史家对黑夜、对阴谋、对复仇，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口口声声反对酷烈的文化，但他们的笔又饱蘸复仇的血。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即朱元璋称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朱元璋八月出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眼看着就要踢开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走到与元朝廷生死对决的最后关头。谁也不会料到，朱元璋的身边会发生一场突然事故。此时有密探来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暗地里勾结张士诚，准备倒戈讨伐他。
消息传来，震动朝野，这让朱元璋始料未及。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连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也要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中国人向来喜欢看热闹，所谓看热闹，也就是看别人的笑话。此时的朱元璋根本不允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笑话给别人看，就是看，也要看他位尊威重成就霸业的荣光。他不能因为朱文正一人，毁了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创下的基业。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如果换作他人，朱元璋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机会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也就清静了。朱文正毕竟不同于旁人，他是朱家大哥朱重四的第二个孩子。朱元璋在攻占滁州后，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便派人四处寻访。这个小名叫作驴儿的少年得知叔父的消息后，便带着他的母亲、妹妹一道投奔而来。
朱元璋总共有三位兄长，只留下驴儿这么一条朱家的“根”。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心里将驴儿看得极为重要，长年将其带在身边，视同己出，并取名朱文正。试想，如果这条“根”若是被他亲手斩断，他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父兄？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最让人马虎不得的事。二人虽有叔侄关系，但朱元璋只比他的侄儿大五六岁，叔侄二人甚至是少年时的玩伴。谁都知道少年时的朱元璋喜欢玩当皇帝的游戏，当年在他面前纳头便拜的孩子中间估计就有朱文正。
至正四年，对于漂泊无根的朱家来说，那是天翻地覆的大难之年，同时也是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瘟疫、蝗灾、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短短的二十多天，朱元璋的父母、大哥朱重四、大侄儿圣保（朱文正的哥哥）相继离世。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也不愿意再与已经“出幼”（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的小叔子朱元璋一起生活，便带着一子一女返回娘家度日。朱元璋成了一个无人疼爱、无人过问的孤儿。
那一年，朱元璋十七岁，朱文正只有十一二岁。叔侄二人在苦难岁月中共同打拼了十多个春秋。那段难忘的记忆，也让他们成为最熟悉的人，对方的性格、脾性和气度都相互烙印在彼此的心中。正是源于这份亲情和了解，让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也埋下了恩怨难了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那粒种子便会破土而出。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早就亡于纷乱的世道，而亲生儿子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无兄弟可依，也无亲子上阵。为了组建“朱家军”，他开始大肆收养义子。先是将二姐夫李贞带来的外甥取名朱文忠，又将在濠州城收养的沐英取名为朱文英，另外还有朱文逊、朱文辉等人。这些养子均以“文”字辈作为他们的大名，从而形成以“文”字辈作为养子们共同的朱氏“辈分字”。朱文正是朱元璋诸多养子中的带头大哥，也是“朱家军”的一员猛将。朱元璋夫妇抚育文正、文忠及沐英等数人，“爱如己出，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话虽说得漂亮，但亲生子与义子怎么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朱元璋渡江那年，朱文正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人们都说，他的性格和长相与其叔父非常相近。或许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这个侄儿总是另眼相看。其实在朱元璋的建军体系里，他是一直想将自己最亲近之人安排在最为关键的位置。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就是利用这种直系亲属关系，在自己的权力版图扎起一道朱姓藩篱，使其成为“朱家军”的核心人物。此时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男性亲属，除了尚未成年的儿子们，还有养子、自己的侄子和外甥。在这其中，作为亲侄儿的朱文正是年龄最长、血缘最近，职务也最高的将领。如果朱元璋要从中选择一个朱家军的领军人物，朱文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元璋实在无法理解，自己将来当了皇帝，他朱文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宗亲，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为何偏偏选择在这时候横生枝节。在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王朝时代，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凭借着皇帝的亲侄儿兼养子的身份，朱文正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前程。
当初为了能够稳固朱文正在大都督府中的地位，朱元璋煞费苦心。他将原任于枢密院，职务高于朱文正的邵荣、徐达以及平级的常遇春等武将先后调到中书省任职，使这几位军中主帅直接受朱元璋的节制。如此一来，新改设的大都督府成了一个独立的衙门，朱元璋授予自己侄儿大都督一职，品级定为从一品。这样一来，军权等于全部都被划拉到叔侄二人的口袋中。朱文正是朱元璋军事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暴发户，他凭借着自己身体里流淌着朱家的血液，又加上自己的勇猛善战，职务升迁之快、级别之高，都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当初朱元璋让他与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经验也比他丰富的徐达共统一军，也是为了能够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和在军中的话语权。由于徐达所参加的战役几乎都以全胜告终，如此一来，胜利的果实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朱文正的身上。朱元璋为其搭建的平台，以及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成就了朱文正。从一个乡野村夫到最高军事机关的一把手，朱文正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便步入自己人生岁月最辉煌的阶段。血统固然重要，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太多的天才将领，而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朱文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客观地说，朱文正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大明开国的任何一员名将。他最为光彩的时刻，都集中展现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洪都保卫战。
安丰就像是应天城的一道屏障，若安丰失守，应天将会门户大开，朱明政权的根据地将会陷入险境。当年，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的最后据点安丰。朱元璋率兵渡江救援安丰。如此一来，无形之中给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陈友谅一个偷袭的机会。陈友谅对朱元璋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找个机会将其一口吞并，几度东征都铩羽而归。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救援安丰，江南由此陷入空虚之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陈友谅决定夺取洪都，然后兵锋直指应天，趁机将朱元璋的势力从帝国版图上抹去。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陈友谅上路了。
当他率领着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抵达洪都城下时，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文正。洪都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地处赣北平原，位于赣江的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谁也没有料到，朱元璋会将镇守洪都的重任交到朱文正的手上，在此之前，大家对朱文正的评价并不高。朱元璋之所以会置流言汹汹于不顾，除了看中朱文正的能力，更多是源于“信任”二字。
有人说，朱文正压根就没把镇守洪都当成一件大事。据说，他接手洪都之后，不思固城练兵，整日流连于烟花之所，沉湎于酒色，甚至学人家附庸风雅，在自己的官邸排练起歌舞。此等做派根本不像是来打硬仗之人，倒像是来享受的。就连最基本的军事布防，他也交给下属去操办。洪都城内的官兵虽心有怨言，却没人敢吱声。当他们听说陈友谅领着六十万大军即将杀奔而来，惊悚之余，也只能听天由命。
当陈友谅的数十万水军、数百艘巨舰，遮天蔽日杀将而来。朱文正接到了朱元璋下达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卫洪都，等待援军到来。临战前的动员会上，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朱文正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慷慨陈词地说出了一番血性之语。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怎么喜欢我朱文正，甚至有人在背后还骂我。这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也不喜欢你们这帮毫无生活情趣之人。如今，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想要投降保命者现在就可以出城，我并不阻拦。愿意留下来的，我朱文正陪你们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
陈友谅在南中国的迅速崛起，靠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不过此人有着典型的偏执狂倾向，发挥长项固然没有错，但是过分依赖就没必要了。如果真能在江河湖海上做到无敌，也能说得过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最后还是败在鄱阳湖。朱文正真的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还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洪都是一座坚固的城池，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门太多。前后左右共有抚州、宫步、土步、桥步、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此外还有水道门。城门多是一个城市繁华的象征，但当这座城市面对六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这样的繁华也就变成了一场醒不了的噩梦。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可以同时攻打各门，防守一方往往会顾此失彼。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越是困难和险境，就越能考验一个领军者的能力。
朱文正无疑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用的兵力用来防守本来就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将其调配得井井有条。到底是朱文正守住了洪都，还是洪都这座城池成就了朱文正？总之，依凭着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明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破败不堪的防御工事将陈友谅的几十万军队死死咬住不放。最后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价挡住了陈友谅六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也由此造就了朱文正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此将他推上了元末明初传奇将领的神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就连陈友谅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朱元璋麾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朱文正以区区两万人，将陈友谅数十万大军挡在南昌城下。朱文正能守住洪都，一是因为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二是陈友谅的部队陆战能力的确一般。在接下来的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派人烧毁陈友谅的粮船，致使陈友谅的汉军军心大乱。因屡立战功朱文正被擢升为枢密院同佥，朱元璋事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当什么级别的官，他的回答是：“叔父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国是大梦，家是小梦。对于帝王来说，家国一体，家毕竟连着人的血脉。
朱文正的这句话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深为侄子高人一筹的见解感到欣慰。要知道，雄心与野心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即破。今天你怀揣着雄心，明天成了一番气候就化作野心；也可能原本揣着的是一颗野心，只不过用端正朴素的外衣遮掩着罢了。朱文正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封赏，而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封赏。
洪都之战，确定了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天下格局就此成型。就算他不是朱元璋的侄子，凭借如此军功也足以名列功臣宿将，何况他手里还握着“血亲”这张王牌。在人性的复杂层面上，朱元璋最讨厌的是贪婪与背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将邵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结果被人告发，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至元二十三年（1363年），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又起叛乱，同样被他以强力手段剿杀。谢再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朱文正的岳父。朱文正与张士诚勾结一处，很有可能受其岳父的影响。
谢再兴是濠州旧将，他和朱文正是翁婿关系，朱元璋因此称他为“亲家”。攀上皇亲，却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这让谢再兴很是不满。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受到朱元璋的故意排挤。谢再兴负责守卫诸暨，这里是朱元璋与张士诚接壤的前沿阵地，守卫的压力颇大。张士诚趁着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张士信。战事结束后，谢再兴派其心腹潜入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这本不是什么大事，朱元璋却将两个心腹都杀了，并将他们的头颅悬于谢再兴的官邸之外，以示警告。
后来，朱元璋又作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事前并未征得谢再兴的同意。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参军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恼火，他抱怨道：“嫁女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像是犯官亲属配给将领一样，还让我听从别人节制。”谢再兴一怒之下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
朱文正所辖防区远离张士诚，两者并无交集。朱文正的所为只能说明谢再兴对他施加了影响。外人有异心，尚可理解，连自己的亲侄儿也要加入叛将之列，这让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一个宗室，本就处于权力要害，如果再与手握兵权的将领抱成一团，未来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处置本是亲侄、如今又是养子的朱文正，朱元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朱文正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谁不知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子，如今又是膝下养子。如在他身上枉法，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朱元璋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知夫人马秀英。马秀英也是忧心忡忡，要是别人，她都可以淡然处之。而朱文正、朱文忠，还有朱文英（沐英），虽不是她亲生的孩子，但从小在她跟前长大，她将他们视如己出。朱元璋在给外甥李文忠的信中提到了意图谋反的朱文正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伤害，他说：“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教你知道驴马（驴儿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朱文正）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士诚家盐场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士诚家买盐，江上把截不得，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的许多。”
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等到江山稳固、皇权在手，和维护自己家天下的利益相比，所谓 “亲情”“仁孝”都要绝对服从并服务于皇权。皇氏宗亲既是一块躺在上面吃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福利，又是一把悬在脖颈子上的双刃剑。封建社会奉行严格的血统传承，人的基因高于一切。
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可当了皇帝也难以做到无穷，所以说富贵人生各有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权力世系能维持五世就算是人间奇迹了，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个人的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是有“种”了，但当了皇帝就可以有“种”，可以传至久远。即便是天下大乱、黄钟毁弃，也只有皇氏宗亲才有资格出头收拾残局，其他人做了就是“僭越”。
在朱元璋看来，身为第一代皇室宗亲的朱文正更不能心怀二志。如果自己念及亲情放他一马，他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头。十多年后，朱元璋在给靖江王朱守谦（朱文正儿子）的敕谕中如此说道：“朕与尔父（朱文正）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后因尔父（朱文正）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
这时候已在皇帝宝座上待了十二个年头的朱元璋，已经站上了礼法的制高点，有了凌驾一切的话语权。从他事后留下的文字可以知晓，他在给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定下的罪行大致有三条：一是阻挠自己在江西开设专门监察百官的按察司衙门；二是违反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到张士诚处走私买盐；三是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有敢向官府告其状的，他就灭人全家。他需要朱文正给他一个交代，念兹在兹者，亲也。人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你翅膀硬了，就可能会忘了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别人固然可以不管不问，可是自己不能忘本啊！
朱元璋在刘基、宋濂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洪都，据说他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内心的愤怒和纠结可以用“煎熬”二字来形容。朱元璋无法理解，那只变得陌生的雄鹰是他一手调教和放飞的吗？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朱文正走到这一步，还是他训导无方？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有一日自己坐得江山，却失去更多。就像今日，就算是枕着价值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让他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他宁愿战场之上快意恩仇，也不愿面对亲人的背叛。
朱元璋坐船抵达城下，召来朱文正当面质问。朱文正仓皇出迎，朱元璋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一直用眼神逼视着他。朱文正的眼神中透着难以名状的苦楚与恐惧，这让朱元璋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想起了他那死去的穷鬼大哥。在兄弟几人中，朱元璋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稍显刻薄的大哥、朱文正的父亲。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那个大哥经常有顶撞父母的不孝言行。正因为如此，等到朱文正死后，朱元璋将他的一切罪恶源头都归结于他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长兄朱重四。他说：“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正因为老子是忤逆之人，所以生出的儿子也是忤逆之子。
朱元璋拿过鞭子狠狠地抽在朱文正的身上，一声紧似一声地逼问他：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到底想要干什么？虽然朱元璋的怒火足以震慑在场其他人，但却无法征服朱文正那反叛执拗的灵魂。朱元璋没有想到，朱文正会摆出那样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让他下不了台。他是打给身边那些人看的，使得“桀傲者懔懔知畏”。他要告诉他们，何谓主宰？他才是那个左手掂着刀的屠夫，而他们则是案板上的肉，他想切谁就切谁。人性底下的这点东西，他比谁都拎得清。要让别人听话，最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让他处于恐怖之中，第二是给他足够的利益。当这两个办法都失去效力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他要的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的掌控权。
一个合格的利益主宰者，通常也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朱元璋拿出按察使李饮冰的证词，质问他为何要背叛自己，投入敌人的怀抱。欲望固然是个好东西，可在这家的王国里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除非你也想做利益的主宰者。朱文正非但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悔过之意，反而当面指责朱元璋。他振振有词道：叔父为了扫除自己当皇帝的阻碍，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小明王韩林儿及其部下，根本不顾洪都城内上万名将士和侄儿的安危。如果不是我朱文正死守洪都八十五天，就不会有安丰、鄱阳湖两大战役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叔父今日的荣耀。
朱文正说的每一句话像是刀子戳在朱元璋的心窝上，让他痛苦无言。朱文正的小名不愧叫驴儿，真是活脱脱的一头死犟死犟的驴。一系列事件证明，朱文正是一个看似混沌、内心却极其强悍的人，他那种骄纵狂放的性格和杀伐果决，超过了同时期的诸多将领。在一个天崩地裂的乱世，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是胆识。朱元璋下令以“不谏阻”之罪，将朱文正身边的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等元帅杀掉，又将其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然后将他带回应天。
马夫人得知朱元璋要处死朱文正，出面劝说：“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野先，营取应天，多有战功，坚守江西，使陈氏强军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且是骨肉亲侄儿，就饶了他吧！”
一些大臣也前来说情，宋濂说：“文正直罪固当死，陛下应体谅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侄儿，还是将他贬往外地为好。”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朱元璋也考虑到他毕竟是兄长留下的唯一血脉，如果真是按律将其处决，未免显得太过绝情绝义，害怕有一天死后到了地府，也没办法向父母兄长交代。朱元璋虽然免去朱文正的死罪，但还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将其安置于桐城居住。贬往外地的朱文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昨天还是身居高位的大都督，如今就从权力的高台跌落为庶人的残酷现实。在朱文正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朱元璋太过绝情。丧失理性的他，偷偷地命道士用红笔书写叔父的生辰八字，“钉地压之”，这就是阴毒的诅咒魇压之法。只要朱元璋死了，自己就可以一呼百应，另立山头。历朝历代，针对皇家的巫蛊之术是一项仅次于谋反的大罪。
此事被告发后，朱元璋将朱文正囚禁于应天城内苑，可是朱文正仍每日口出不逊之言，扬言上天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重新改写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话一再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无法做到充耳未闻，他认为朱文正这时候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再也不是他所信任的侄儿。在朱元璋看来，将朱文正留在身边，只能是留下一个祸患。云在青天水在瓶，凡事问心不问天，不是他朱元璋要向自己的亲侄儿举起屠刀，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时候，又是马夫人站出来劝阻夫君。她说：“文正这孩子本性不坏，只是性子刚烈，他根本没有背叛你的心思。何况他的母亲还健在，当念其母子之情，且见亲亲之义。”
马夫人的话在朱元璋这里还是很起作用的，他又一次放过了朱文正。等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收复濠州后，朱元璋将朱文正解送回老家看守先人坟冢，希望他能在先人的坟冢前，好好地反思己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落到这步田地，朱文正也毫不收敛自己的言行。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到手的东西。在濠州期间，他非但没有对朱元璋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一天到晚都在琢磨谋逆之事。身边人将情况秘密告发于朱元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朱文正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分明是在故意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他再一次提审朱文正，他实在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自己。先是“心有异志”，接着用巫术咒他，然后“谋奔敌国”。不要说是自己的亲侄儿，就是自己厚待三分的外人，也会懂得知恩图报。
当朱元璋面对曾经宠爱无比的侄儿时，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朱文正能够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更加激怒对方。朱文正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荒淫之主”。朱元璋惊骇的同时，内心充满了愤怒。朱元璋在其所撰写的《御制纪非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愤恨道：“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在朱元璋看来，他的一忍再忍不但没有换来朱文正的迷途知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他夺过鞭子，狠狠地抽打在朱文正的身上。他要亲手打死这个不孝逆子，与敌国勾连、为非作歹，这些他都可以大事化小。唯独这“逆天之罪”，是他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涉及大明纲常礼法的大事。
命运，仿佛一张冲不出去的网。这时候的朱元璋不光是朱文正的叔父，更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朱文正虽然是皇帝的亲侄儿，但更是大明的臣子。君臣间应该以敬为主，敬为礼之本。纲常礼法是治国之本，朱文正当着外臣的面将朱元璋个人及政权最见不得人的隐秘撕得粉碎，这完全突破了朱元璋的容忍底线，死亡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局。
朱文正的罪行从诬陷、奸淫、杀人、违法，到僭越、叛逆、“逆天之罪”“神人亦所不容”——凡是人间丑行恶事，朱文正都占全了。这种死后定罪的套数在洪武年间，被朱元璋反复用于那些被他处死的罪臣逆党。一旦定型的历史，往往不可变易立场。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等到时间覆盖真相，只剩下记录者的牙齿，个人的言说已经无关紧要。我本有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朱元璋本想自己亲掌中书省，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以朱氏家族来掌控大明政权。他的这一执政思路，随着朱文正的获罪被杀，被生生地撕裂。自朱文正获罪后，朱元璋就不再设立“大都督”一职。朱文正的死成为朱元璋的政治布局中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找不到信任的人替代朱文正的职务，那也就意味着无人手握大都督府之权柄。
这时候的朱元璋对军事大权极为敏感，他最信任的儿子们还没有成人。他只能将侄儿朱文正、外甥李文忠视为心腹之人，而朱文正的变故，给朱元璋上了惨痛的一课。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会背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相信自己，还能相信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朱元璋实在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侄儿。但既然选择成为一国之君，搞了政治，也就不应该再感情用事。但朱文正的率性而为，已经使他与朱元璋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血口子。
朱文正最后的结局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和《明太祖实录》里只用了“文正卒”三字就一笔带过，并没有说明原因。按照《国初事迹》《罪惟录》的记载，朱元璋是在马皇后劝阻之下，饶过了朱文正，后来命他前往濠州祭祀，有人告发朱文正有怨言，有异志，所以“太祖废之”。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二日，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落日静静地沉没于天际。对于置身于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来说，他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朱元璋派人来接自己去南京。据说，那一夜他辗转难眠，或许还做了一个囫囵梦。在梦境里，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和朝拜。在梦里，朱元璋领着一帮文武官员一脸肃穆，踩着庄严的宫廷鼓乐，手持朝笏鱼贯而入。
梦里呈现的祥瑞景象一定让小明王笑醒了，醒来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神。直到有人来报，朱元璋派来接他的船已经停靠在滁河岸边，他不得不掐灭自己的白日梦，用手整了整绣有龙纹的服装和帽子。他取过一面铜镜，仔细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平日里柔和有余硬朗不足的五官，隐然间生出几分不怒自威的王者之气和顾盼生风的风采，这让他内心愉悦不已。
滁河的码头比往日冷清许多，有很多官兵在周围持戟而立。小明王在廖永忠的引领下，进入一艘并不起眼的官船。不知是否因为还沉浸于黎明前的那场梦境，小明王走得慢条斯理，揉着眼睛四下观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有时候现实与梦境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捅一捅或许就真的能够看见梦想照进现实。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
韩林儿自从称帝以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小明王，凡事都由丞相刘福通当家做主。韩林儿在坐享无边荣华富贵的时候，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丝忧惧？将一个小人物的信念放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幕布上，看上去略显单纯，甚至透着几分傻气。他或许还来不及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与权谋，但严酷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什么是谎言与暴力。
多年征战，红巾军虽然打出了气势，也扩张了地盘，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始终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状态。几方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号令，又加上天生狭隘的小农意识，军纪不振，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时的红巾军主力已经被元军打散了，只剩下山东地区的一部分军力翼护着小明王的帝都安丰。当益都被扩廓贴木儿包围，刘福通前往救援，结果也是惨败而回。益都陷落，安丰也就成了军事意义上的一座孤城。
我们且回到历史的现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围困安丰达数月之久。城内粮尽弹绝，外面的援助也运不进去，城里出现了人吃人甚至吃腐尸和人油炸泥丸子的人间惨景。面对如此困局，小明王韩林儿心中是万分惊惧，多日来一直躲在行宫内哀叹不止。军情紧急，生死事大，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朱元璋发出救援的请求。在救与不救之间，朱元璋与他的谋士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刘基认为，小明王是名义上的“君”，朱元璋是“臣”，过去朱元璋与小明王各处大江两侧，相安无事。若此番救出小明王，又该将其置于何处？今日正好可借他人之手将其除掉，免得将来再去背个弑君篡位的罪名。朱元璋的顾虑之处在于如果发兵，陈友谅在背后乘虚进攻，那么他将会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如若不救，万一安丰失守，应天就将失去一面坚固的屏障。是进亦忧退亦忧，可这世间哪里会有两全其美的事？元顺帝不会允许另外一个与他并行的皇帝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这时候的小明王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捧不得，也丢不掉。如果朱元璋将其接手，那么他的军队将会成为元军的主攻方向。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在是一桩赔本的买卖。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还是决定亲自领兵前往救援。
还未等朱元璋赶到，等不及的刘福通便簇拥着小明王趁着月黑风高突围而出，刘福通在突围中被杀。朱元璋摆设金銮玉扇，将小明王接到滁州暂住，并将其临时皇宫里的人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防护极为严格。在龙凤政权中，小明王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他的丞相，韩林儿的地位在名义上比刘福通要高。当吕珍向安丰发起总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这时候都被困于城中。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到的朱元璋带回滁州。有人推测，刘福通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上。此时的小明王名为皇帝，实则是朱元璋的俘虏，完全受他控制。由于救驾有功，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的祖上三代。朱元璋为表达感激，连夜撰写《朱氏世德碑》，记叙自己贫寒的家世和小明王对朱家先人的封赠。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中，做人能够做到小明王韩林儿这个份上，享受着流亡皇帝的待遇，然后再以个人名义发出“圣旨”四方传布，似乎是一件幸运的事。然而不幸的是，从这个年轻人被当作宋宗室后裔供奉之日起，他一生的悲剧也就注定了，他要为这短暂而虚幻的风光付出更为真实和惨痛的代价。从本质上说，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属于利益纠葛。龙凤政权强大时，朱元璋扮演的是一个依附者的角色；随着龙凤政权在北方战场上接连失利并败退安丰，与此相对应的是，朱元璋的地盘不断扩张，他在红巾军中的威望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或许可以苟活世间，要是一旦被人发掘身上具有某种奇异的价值，而发掘这种价值的又偏偏是野心家或不安于现状的枭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小明王不论是在刘福通的手里，还是在朱元璋的手里，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表面尊贵的小明王，实际上是一个被人圈养、操纵的“超级玩偶”。像他这样一个活在权力世界中的玩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他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若论资质，小明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登上历史舞台。可就是这样一拨人，却因缘际会，被人发掘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奇异价值，最终成为大时代演进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种人物。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他们的幸运，只是那些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玩偶的个体悲哀。
小明王一直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而朱元璋隶属其下，对他一直是毕恭毕敬。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朱元璋的实力不断壮大，此消彼长，打破了他和小明王之间原先的君臣秩序。身为王者，朱元璋又岂能甘居人下，他早已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放眼整个天下，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荣辱还是时间的打磨，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他依然毕恭毕敬地向小明王执君臣礼，为他建造宫殿。
小明王就这样被他像个宠物似的圈养起来，就连身边伺候他的侍宦都是朱元璋为他安排好的。小明王的一举一动，这时候都处于监控之下。小明王已经徒有虚名，手下将领几乎伤亡殆尽，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然心存疑忌。他的吴王身份并不是小明王封的，而是自立为王。在别人看来，只要小明王还活在这个世界一天，他的头上就会套着一道无法摆脱的“紧箍咒”。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心甘情愿地居于人下，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让他无法接受。
在小明王的龙凤政权里，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谁有兵权谁当家，可是小明王系宋徽宗后裔的名声早已传播在外。不要小看这无中生有的名头，在元朝统治不得民心的时候，这个名头就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路红巾军还是愿意打着小明王的旗号从纷乱的世道里捞取利益。对于朱元璋来说，为小明王扛着这面大旗，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只要将他圈养在自己身边，让他好吃好喝，而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势力并没有受到制衡与限制。在当时，几乎所有反元势力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在江湖上闯名堂。红巾军的主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元政权被铺天盖地的红巾军折腾得疲于应付。红巾军的分支众多，让元政府军左支右绌，根本忙不过来，这也为朱元璋在江淮地区赢得了发展的良机。红巾军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朱元璋比谁都心里清楚，龙凤政权和小明王的存在对他有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张士诚的部队围困小明王所居的安丰时，他才会亲自领兵前去救援。
军师刘基劝朱元璋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恐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不好安置小明王。在这件事上，朱元璋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而刘基却只看到了表象。小明王拥有号令群雄的帝王名号，这让他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同时也成了野心家们借壳上市的一个法宝。刘基所担心的，显然是前一种可能。他不希望朱元璋在这件事受到掣肘，也不希望朱元璋将来因为小明王一事处理不当给外界留下口实，失去人心。刘基考虑问题如有神助，总是先人好几步。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板。
乱世求生存，所有问题的归属都是基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政治上的便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你敢不敢去做。刘基显然高估了朱元璋的觉悟，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德行，以为朱元璋解救小明王仅限于“道义”“君臣”“迎圣”这些神圣堂皇的指向。随着朱元璋的势力不断做大，元朝皇帝想用笼络张士诚的那一套怀柔术稳住他。他们派遣使者主动向朱元璋招安，朱元璋并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与其他同时期的政治对手相比，朱元璋的做法好像更合乎生存游戏所遵循的规则。比如说陈友谅，在生存圈子里的人看来，他应该算是徐寿辉的部下。可是等到徐寿辉兵败来投，他不但没有向自己的主子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杀了对方。另外像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他们在革命的彻底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待蒙元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
虽然元政权曾经将他们分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但是时局一变，他们便会翻脸无情。这种反复无常的秉性，从他们使用的年号上可见一斑。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和他们的反复无常相比，朱元璋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虽然他手里这时候已拥有足够的资本，但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还是把“龙凤”这个空头招牌在肩上一扛就是十二年。朱元璋也想砸烂它，打造属于自己的政治品牌。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一锤定音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1367年的那艘船上，用文字尽可能复原那个诡谲的历史时刻：黑云滚过，天光渐渐被静寂无声的江水吞没，江面的能见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远处的景致影影绰绰，一切如在梦中。几只战船护卫着一艘飘扬着巨大“宋”字旗的官船，船头甲板上竖立着曲柄黄金伞，显示着翠华摇摇的威仪。船队即将抵达六合县境的瓜步山水域，一直站在御舟甲板上的廖永忠却在这时候进入底舱。他一个人躲在底舱的黑暗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在橹桨发出的沉闷而又单调的声音里，昏昏沉沉的他像是进入了一场梦境。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清醒。他用眼神的余光透过舷窗恰好能够锁定那艘承载着小明王的官船。自从领着小明王上路，他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在每天的计算中，目的地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又慢慢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炸雷似的一声吼，“将军，大事不好，龙凤皇帝的船翻了！”
小明王的死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刘福通败亡之后，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这样的龙凤皇帝，随时可以让他“禅让”。这时候除掉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都能让他享受一个“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的待遇。廖永忠是安徽巢州人，他和兄长廖永安在渡江前随巢湖水师投奔明军，成为朱元璋的水军将领，廖永安在征讨张士诚时阵亡。随后，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掀起滔天巨浪。廖永忠与俞通海等人用七条船载着芦荻，趁着风势放火，烧毁陈友谅军几百艘大船。又率领六条船深入敌阵搏杀，再冲杀一圈出来，敌军惊呼他为神人。
第二天，廖永忠又在泾江口拦击陈友谅，陈友谅战死。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推演，而是勇气与勇气的搏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也正是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中，廖永忠一跃成为水军的领军人物。回到京城，朱元璋用漆牌写了“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赐给廖永忠。
这时候的廖永忠在巢湖水师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来投奔自己，是想要大富大贵吗。
廖永忠的回答是：“跟随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我所愿。”
一个人能够在箭矢如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做到凛然无惧、从容应对，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朱元璋一番权衡之下，将迎接小明王这一重要任务交到廖永忠的手上。临行前，朱元璋特地将廖永忠召进自己的吴王宫，屏退了身边的所有从人。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在外人看来，似乎要酝酿一场倾国倾城的阴谋。据说，朱元璋故意压低声音，简单交代了一番此行的任务，其余什么话也没有多说。烛影摇晃，廖永忠退去时的眼神里散发着阴鸷的光芒。那一刻，或许他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在外界和后人看来，廖永忠杀死小明王，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出自朱元璋的授意，二是他自己拿定的主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明王的人间蒸发，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朱元璋不会把即将到手的皇位让给小明王，既然如此，小明王的存在也就成了他皇权之路上最大的包袱。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宁愿小明王是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狭路相逢的对手，那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复杂。除掉小明王，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简单是因为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量，复杂是因为贴在朱元璋身上的道义标签还没到完全撕去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能够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
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文臣武将都清楚，他们都是韩林儿的臣属，韩林儿才是他们名义上的皇帝。如今王霸之业已定，一国难容二主，韩林儿又该作何处置呢？或许朱元璋此时才意识到，当初刘基不让他出兵救韩林儿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既生韩林儿，何生朱元璋？朱元璋若突然翻脸将自己的主子除掉，这显然违背了一个王者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独立领军以来，朱元璋向天下人所展示的都是仁义忠孝的一面。除非这时候他认为天下尽在掌控，自己可以完全抛弃先前的理念，撕掉儒家的伪善外衣，将王道直接化为霸道。
如果朱元璋还想让天下人相信自己得天下是天命所归的事。那么他在处理韩林儿这个问题上，就不得不谨慎从事。正因为如此，他宁愿选择与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刺刀见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有点棘手的难题很快就随着一艘船的沉没而烟消云散，一个能够为自己主子排忧解难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恩宠。廖永忠不是一个傻子，很多时候他比一只猴还要精明。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已经看透了主子的心思。就算一个眼神，他也能揣摩其中深意。
廖永忠内心清楚，自己所要去做的，就是要替自己的主子背上这个黑锅，他要把“不义”“弑主”这些罪名全都一个人扛下来。他一定认为他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不然朱元璋又怎会将那么重要的一项任务交到他的手上，这完全是基于一份信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君臣之间的信任来得更加实惠？有了信任，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不管是廖永忠自作主张杀了小明王，还是朱元璋在事前向他传递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暗示，总之，小明王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
尽管事后朱元璋在人前表现出一种如丧考妣的慌乱与痛苦，但内心的轻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对于小明王的死，他没有理由不暗自兴奋。而廖永忠的结局似乎也印证了某种事实。让我们再次将时间钟拨快，拨到洪武八年（1375年）。从这一年的年初，朱元璋就病倒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他须发白了大半。谋划国事之用心，可谓深远且细密，不累皇帝又累谁。人处于愁病之中往往会陷入悲观和不安，朱元璋常常会在梦中被一幅画面惊醒，梦中有一位将军，手持利剑，向他发出要挟。
梦中之人，轮廓模糊，朱元璋醒来后细细回想，总觉得梦中之人是廖永忠。廖永忠此时已经成为太子朱标名义上的辅佐，经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职责，并说出类似于“太子必成太平之主”的话。要知道，这可是犯了皇家大忌。因为朱元璋还活得好好的，他说的那些话过于超前，甚至是大逆之言。廖永忠插手朝廷事务的态度和他本身所具有的功臣身份，都让他说的话成为压在朱元璋心头的一块巨石。要搬开这块巨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得太过直接，必然会引起功臣集团的恐慌和不满。可是要做得不露痕迹，以廖永忠的为人和行事，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将其治罪的把柄。
正当朱元璋苦于无计可施之时，他想到了自己几年前无意中为功臣们挖下的那个坑。当年廖永忠接小明王来应天的时候，也一同运送来了大量龙凤朝廷的御用器物。小明王死后，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被朱元璋留下，剩下的则分赐给廖永忠等人。既然是皇帝所赐之物，自然不会让它闲置，所以廖永忠便开始使用这些器物，其中包括卧床器用、鞍辔靴镫等物。谁也没料到，朱元璋早已在廖永忠家中布下眼线，搜集到了一些私密的情报。当时使用这些器物的将领并不在少数，就算是追究起来，也是法不责众。或许连廖永忠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依然将那些看上去花里胡哨的碗碟摆在自家餐桌上。也就在这时，有廖府仆人密奏，廖永忠在家里偷偷“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由于此前廖永忠身上已经背负溺死小明王、勾结杨宪等罪名，数罪并罚，朱元璋派出专人前往廖家收集罪证，并将廖永忠绑了来。当床帐、器皿、鞍辔、靴、雕金钑花、龙凤纹样僭用御物等说不清的罪证摆放于廖永忠眼前时，他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朱元璋强撑着病体，厉声喝问道：“廖永忠，你知罪吗？”
“臣已知罪！”廖永忠还想为自己辩护几句，话到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下，他明白一切早已注定。人活在这个世界能够体会到的悲哀有许多种，只有无法开口道出的，才是真正的悲哀。廖永忠虽然不认同那些附着于自己身上的罪名，但是他却认同时势逼人的道理。他并不后悔当初所做的一切，即使昨天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天的一切也会发生。
朱元璋步步紧逼道：“你知何罪？”
“天下已定，臣又岂能无罪？”眼前的廖永忠苍老了许多，官帽已经掩盖不住他的满头白发。看来这些年，他背着沉沉的心事活在这个世上，有多么辛苦。
朱元璋继续道：“你以为朕是汉高祖，你是韩信吗？”
“臣是不是韩信，不是臣说了算，而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陛下心里比谁都清楚。”命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准备接小明王渡江那一刻起，廖永忠就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为了堵住天下臣民的悠悠之口，朱元璋命刑部将那些从廖家搜罗出的所有物品罗列出来，榜示天下。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一个功臣来说算不得什么罪过，而放着美人在侧，说自己性冷淡的功臣才是最可怕的。朱元璋就这样将一个相对安全的开国元勋除掉了，用了一个算不上多大罪过的借口——“僭用龙凤不法”。要人命的八个字，几乎将一个臣子的狼子野心彰显无遗。私下里穿了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以逾制为由将其除掉。说得过去，又好像说不过去。
等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再次将廖永忠之死归罪于擅杀韩林儿“不义”。一个王朝，一件事，让一个人如此反复，到底图的是什么？有人说，廖永忠是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也有人说，廖永忠被打了四十廷杖后，暴死于家中。一代名将廖永忠之死，就这样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后发生的首例杀戮外姓功臣的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被朱元璋第一个推出来祭旗的开国功臣。在遭到诛杀的大批功臣宿将中，廖永忠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论功勋，他与李善长、刘伯温这些人无法相比；论殒命，他不如蓝玉一案株连得那么深广。
解决了朱文正与小明王后，朱元璋的心情豁然开朗，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了他的意。坐在应天府的大殿上，他终于可以定下心来考虑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虽然说元政权是块难啃的骨头，毕竟只是骨头，血肉和魂魄早就不复存在。张士诚属于非红巾军系义军，红巾军系与非红巾军系义军最大的区别是对待元朝廷的态度。红巾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廷势同水火；非红巾军系则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廷朝三暮四，态度十分暧昧，张士诚更是此中好手。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就主动请降，担任元朝廷的淮南、江北行省平章知事。吃人家饭砸人家锅，没过多久就造了人家的反。不久，他就挑出大旗自称诚王，没做几天王，他又向元廷投去降书。元朝廷并不嫌弃他，又授其太尉。这就像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傍上了痴情汉，当然痴情汉也不是傻子。元朝廷之所以一再姑息张士诚，是因为他们需要他解决大都运粮问题。
张士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元朝廷玩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策略。他的西线进攻受阻于朱元璋，而东边又与元廷苗族将领杨完者不和，可谓两面受敌。张士诚所盘踞的地区是江浙沪的富庶之地，鱼盐丰聚；他的另一盟友方国珍拥兵海上，水路通达。两人由此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这世间看得最多的是，合作归合作，但又各怀心思，互相拆台。两人的结合基于一种利益关系，并不牢固。在这期间，他们每年都要向元大都运载十几万石粮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由于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随着张士诚与朱元璋势力不断壮大，双方领地有了大面积的接壤，在边界时起战端。等到进剿武昌后，朱元璋开始集中优势兵力向张士诚发起进攻。张士诚出生于泰州（江苏盐城大丰）白驹场一个盐户之家。泰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东南沿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彼时的泰州滨海共有三十六处盐场，隶属于两淮盐运使司，而张士诚所在的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元朝廷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解盐所办盐课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去相当大比重。盐价虽然不断翻番，但是真正的盐户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他们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夏季这里都要遭到台风的侵袭。等到海水退去，那一块块被海水浸泡过的良田就变成盐碱地，庄稼没法种了。中国有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地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那些生活在盐场附近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另谋出路，他们撑船运盐，在官府运盐的纲船上寻找生活的出路。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士诚早就投身于此，为个人的生存努力打拼。少年时期的张士诚具备了一个江湖人的所有性格特质，算是一个讲义气、重情谊的男人。虽然自家穷得揭不开锅，但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会慷慨相助，时间久了，在当地盐户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样一个游走于江湖之人，你让他安分守己做个替官府运盐的盐户，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份聊以糊口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他需要面子，更需要经营自己的圈子。一个男人如果不活在圈子里，就觉得浑身难受，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坐标。
在这种情况下，张士诚拉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干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在运输官盐的过程中，夹带一部分食盐，偷偷卖给当地的富户。从春秋时代的齐国开始，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就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由于食盐专卖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对贩卖私盐的行为进行打击，元朝也不例外。元朝的惩罚措施是“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
贩卖私盐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营生，这时候元朝廷在全国各地的盐场都设置了盐官和盐吏，专门稽查私盐贩子。那些私盐贩子既要面对官府的严查，同时还要面临购盐者的欺辱。而购盐的富户为了能够拖欠盐钱，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对他们也是百般凌辱。本来就是违法行为，又加上低微的身份，让张士诚这样的私盐贩子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行当让他们尝尽了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也激发了他们超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心性。
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阳气上行，白昼渐长；但是从气候来说，依然处于交冬数九，中国南方地区的寒冷还没到完全结束的时候。做了一年买卖的盐贩子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焦躁不安。辛苦了一年，他们不但没有收到半毛钱的利润，就连投进去的本钱也打了水漂。也不知怎么了，一个叫丘义的弓箭手就盯上了张士诚，没事就上门找茬，动辄抓他的人，扣押他的货物。既然你不让我活下去，我也就索性豁出去了。张士诚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夜带领他的弟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丘义。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是个死，一帮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砸开仓库的大门，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又点起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干净净。
张士诚就势扯出一面造反的旗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领导的起义军队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反元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或许是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张士诚没想到庞大的元政权不过是一只看上去吓人的纸老虎，一戳便穿，没费多大力气，他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家乡泰州与邻近的兴化、高邮等地。运气一旦来了，挡也挡不住。
朱元璋太了解张士诚这个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为这个沸腾的大时代而生的，又都来自喝人血的江湖。天高地阔，他们都不会安分守己地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一份勉强糊口的职业。他们深邃的骨子里都有着难以梳理的复杂性，精明之中透着沉稳和干练，狡诈之中又有着江湖人的重信守义与慷慨大度。身为乱世群雄中的一员，张士诚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张士诚这样的人对他们极具吸引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无所依凭，谁也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有一天，有人给他们钱花，给他们酒喝，带他们领略这个世界的罪与罚。这种感觉如同江湖上的草莽英雄只要听闻一声“及时雨宋江”，纳头便拜他的公明哥哥。有一天，他呼啦啦竖起一面“义”字大旗，那些地痞流氓、小商小贩和失意的文人都卷着铺盖赶了过来，这也是张士诚能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一支上万人队伍的主要原因。
高邮是张士诚的根据地，他在建立起一方政权之后，对于那些拎着脑袋和自己一同创业的兄弟还是很够义气的，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那些投奔而来的文人士大夫抱着友善的态度，对辖地老百姓也能够做到轻徭薄赋。正因为如此，张士诚在底层民众中具有一定的美誉度，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率。如果能够将陈友谅与张士诚合为一体，那将是一个较为完美的造反者形象。天意使然，朱元璋的出现可以说是二者的结合体。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能够笑到最后，而他们却半途离席的深层道理。
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临时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又自称“诚王”。高邮政权刚刚建立起来，元朝廷就派来重兵讨伐，想要将张士诚的新政权扼杀于摇篮。结果遭到张士诚部的奋力反抗，元军以失败而告终。张士诚借机扩张自己在江苏地界的领地，并由此牢牢掌控运河。如此一来，等于掐断了元朝运粮和赋税北运元大都的通道。为张士诚冲锋陷阵、统治领地的是他几个亲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是一个贪图享受之人，张士义和张士德算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至正十九年（1359年）九月，元朝廷派人给张士诚送来了好几坛御酒，还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精美的官服。在对待张士诚这件事上，元朝廷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元朝廷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张士诚继续给他们供粮。与此同时，元朝廷又传诏至杭州，要方国珍出船，将张士诚的粮食从海路运往大都。那些自认为“离了老子地球都不转”的人尖儿向来缺乏合作精神。蒙元朝廷的分工，并不能促使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提升信任。外力越起作用，他们之间就会越相互猜疑。张士诚怕方国珍吞没了他的粮食，让他赔了粮食而无功劳；而方国珍又怕张士诚趁机扣押了他的船只，并乘虚向他发起进攻，在背后捅他一刀。
秋色宜人，好风好水，到元大都的顺风船也不过半个月的行程。经过元朝廷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从中斡旋，张士诚交出了大批粮食。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张士诚索性出兵帮助元廷攻占了大宋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也由此成为红巾军的头号死敌。张士诚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理念，那就是借重元朝廷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说，他在叛降元朝廷之前，“始要王爵”，后又“请爵为三公”，一步步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凡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总是痛苦大于快乐，元廷最后封了张士诚一个太尉，据守杭州。
一个政治家往往是在艰难绝境的磨炼中走向成熟，他在与元官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方的骄横与跋扈。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张士诚在降元后，虽然脑袋上还顶着元廷的名爵，但是他根本不听对方调度。无论是城池、府库、甲兵还是钱谷，统统被自己收入囊中。他甚至还趁元军在苏北、鲁南地区兵力空虚之机，积极抢占地盘，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济宁。他仗着自己手中的兵力和地盘，一直在与元朝廷讨价还价，希望能够捞到更多的好处。
张士诚集团占领浙西地区后，很快就发生质的变化。攻占平江后，他开始设学士员，开弘文馆，大量搜罗、重用元朝官吏和儒士，他的这一做法与朱元璋不谋而合。史载张士诚“持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馈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张士诚好脸面，能容人，尤为礼待读书人。用人不问贤良与否，只要来投，往往委以重任，所以才使得“东南文人多往依之”。相对于其他政权而言，张士诚以较为开明的姿态对待文人，为他们营造了较为宽松的话语空间和政治氛围。
在元政权的高压态势之下，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说什么致尧舜兼济天下，没有舞台如何施展？没有舞台连吃顿饱饭都困难。纵使你有盖世才华，也只能一辈子沉沦下僚，或者沉默到死，遭遇一个时代的白眼。天下衮衮，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也大致可以看出端倪。元曲固然是中华文化艺术园地里的瑰宝，但也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是一个时代的悲鸣之声。
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罢，他们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出发的某种可能性。不少儒士和蒙元朝廷的官吏在这时候选择投奔他们，很多人在元朝廷混得如同讨饭的乞丐。手下人才济济，军队和领地也在不断地扩张。这种上升的势头，让张士诚产生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他以为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势力最大，又博取了元朝廷的信任，谁也不敢小瞧了他。正是这种心态的变化，加上身边围绕着一帮享乐型人才，让张士诚陷入一种虚妄的精神幻觉。
于是，不断有人来向朱元璋报告张士诚此时的动向。说他开始大造宫殿王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惠馆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日夜歌舞升平；又说他的手下将领们纷纷跟着效仿，忙着享受生活，无心打仗。即使将领们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是张士诚集团内部最大的腐败分子。张士信拥有妻妾数百人，生活极其奢靡。就连后花园里那艘巧夺天工的采莲舟，都是用沉香檀木打造的。前方战事吃紧，可他举行一场宴会，动辄耗用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他也不忘带着四处搜罗来的绝色女子，每日莺歌燕舞，其乐陶陶。
张士诚变了，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话不多、有器量的男人。但是从他现实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却是一个缺乏远见卓识的人。分析这个人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谋士李善长、刘基等人一致认为，张士诚是一个懒得过问政事、性格固执、过于武断之人。这样的人眼界并不高，只要能够保住眼前的富贵对他来说就已经满足了。正因为如此，往往难以成就大事。让人想不通的是，天下纷扰、硝烟弥漫，张士诚这时候却躲在宫里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皇帝，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不知今夕是何年。在利益的驱动下，文人士大夫们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他们很快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
张士诚在这种鼓噪声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信心，他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德。他认为自己已经吃定天下，富贵在手跑不掉了。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简直是掩耳盗铃的现实版。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给张士诚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朱元璋对他是有所警示的。朱元璋说：“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朱元璋在这里表达了“睦邻守境”的愿望。他将张士诚比作隗嚣，并说对方“擅号于姑”。隗嚣是汉代割据陇西的一个将军，起初依附于农民军更始帝刘玄，不久又投靠光武帝刘秀，随之叛降于割据四川的蜀王公孙述，最后被光武帝诛杀。
张士诚读出了朱元璋这封信的言外之意，他不仅没有回信，还扣押了朱元璋派去的信使杨宪。张士德是张士诚诸弟中最有谋略、最为强悍，功劳也是最大的。张士诚在淮东站稳脚跟后，又命他率军队由南通渡江，开辟江东地盘。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下的常州时，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中了徐达在常州附近设下的埋伏，张士德被俘。为除后患，朱元璋还是将他杀了。
张士德的死对张士诚的影响巨大，如失左右手。这件事进一步恶化了朱元璋与张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张士诚将政权交到其弟张士信的手中，以他为丞相。在张士诚的三个弟弟中，张士信最摆不上台面。如今其他两个弟弟都已经战死，他也只能将张士信推到前台。用史书最常用的盖棺定论的写法，张士信是个贪腐无能、妒忌贤能之辈，正是他将张士诚苦心经营的政权引向土崩瓦解。张士信在这一时期还重用了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等不擅长谋国理政的文人，真是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吴中的老百姓为此还专门编了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当无孔不入的情报人员将张士诚的情况告于朱元璋，只见他哭笑不得，不免为张士诚的事业感到惋惜。他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也就是说，天下最可信之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在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朱元璋前进的步伐。这让他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力量感，一想到繁花似锦的江山就要落到自己的手上，搁谁都会产生幸福的眩晕感。从来都是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里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当家做主，主宰别人的命运。
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一个将自己长期积压于心头的痛苦与仇恨一股脑地宣泄出去的机会。这种可怕的念头像是一头凶猛的怪兽，是他始终无法控制的。为了树立新政权代言人的形象，朱元璋要将过往岁月里自己所经受的那些苦难与屈辱全部抹去。他要让后人明白，自己生来就是皇权的化身，是一切正义力量的代表。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在这其中，肯定有比江湖义气之类更为重要的东西牵引着事态的发展。
作为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对未知的明天并没有多么长远的规划。他出身底层，对农业社会小富即安的心理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张士诚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能够占据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已经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并没有放眼天下的雄心大志，能够偏安一隅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忘了一点，狼顾虎视之下，他想要保存自己的一方基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朱元璋的军队将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使得张吴军队龟缩于苏杭地区。按照成王败寇论，张士诚明明握有一手好牌，却输得底朝天。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光是一个苏州城，朱元璋就围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攻取下来的。有人说，张士诚这几年只干了三件事：坐看陈友谅被朱元璋吃掉，坐看朱元璋蚕食地盘，坐看他的平江城一天天被包围。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政权，总是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
在此之前，朱元璋并没有与他全面开战，是担心陈友谅会乘隙东下，使明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敢不敢做，只有该不该做。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广袤的江南大地犹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弃婴，被久旱不雨的天空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日子对于朱元璋来说最熟悉不过，少年时的度荒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讨伐张士诚。既然张士诚缺乏战略眼光，那么朱元璋就用现实告诉他什么叫作高瞻远瞩。按照朱元璋的策略，“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如果先攻击杭州和其他地区，就可以剪除张士诚的羽翼，浙西也自然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所谓战略眼光，在成为现实之前，都不过是一个职业赌徒的豪赌而已，而这一次朱元璋又赌对了。
在出发前，朱元璋反复强调，在攻克城池之后不要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空空的地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张士诚是一个意气用事的草莽英雄，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有着中国传统江湖人的行为准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士诚，完全可以用“江湖浪荡客的一生”来形容。同样来自江湖，朱元璋更懂得收放之道。在建立割据政权之后，他对跟随自己的人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江湖在赋予张士诚草莽人特质的同时，也剥夺了一个成大事者应该具备的器量与才略。
这场战争并没有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地盘划拉到自己的名下。张士诚的残余部队退守苏杭一带，地盘虽然大不如从前，但这里向来是帝国的富庶之区，能够割据一方对这时候的张士诚来说，显然也是不错的选择。按照张士诚的性格分析，他应该相信，凭借他的实力，朱元璋不可能将其完全吃掉。江浙富庶之地，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口袋里有钱粮、手里有刀枪、后面有骁勇之士，乱世生存的三件法宝，张士诚一样都不缺少。
就连朱元璋手下那些谋略之士也看好张士诚的实力，李善长就说过：“（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拨。”李善长说得一点没错，争霸天下的三大要素张士诚都具备了。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并没有吓退朱元璋，朱元璋早就看透了这个对手，不然也不会向他发起挑战。徐达深谙朱元璋的意图，向他进言：“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
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只是沉溺于生活的享受。这样的人在创业阶段布小局尚能勉强应付，如果将其放到争霸天下的大局之中，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将自己那副重担挑盐的身子骨泡进后宫的温柔富贵乡，酥软了自己本应勃发的精神意志。握有一把好牌的张士诚，却不能赢得一场好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对手痛失好局，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迎来一场大胜。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平周檄》。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历数了张士诚的八条罪状：
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
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
有人说朱元璋的檄文写得过于吊诡，将自己从乱臣贼子的名单里摘除出来，与韩林儿、刘福通等人画出一条界线。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未必就能猜中朱元璋的心思，他当初加入造反人群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那时的他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毕竟要团结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而他那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苦难代言人。
此一时彼一时，朱元璋如今做了吴王，虽然富有四海，但同样需要用铁的法律与秩序对抗那些倔强难制者，需要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束缚天下臣民。时移事易，朱元璋摇身一变，从苦难代言人转换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这一切不过是逐利者的表演秀，又何必当真。一张讨伐檄文，朱元璋还不便于当着天下人的面公开叫骂。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元朝权力集团和天下士子们的眼里，他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窃国的盗贼，一个犯上作乱的暴民。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与那些成不了气候，又被世人视为乱民的人划清界限。
在这里，朱元璋没有骂张士诚如何辜负天下苍生，辜负追随他的那些文臣将佐，辜负他自己，而是骂他犯上作乱，辜负蒙元朝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一份讨张檄文让很多人读来，搞不清楚朱元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乍一看，还以为他是替蒙元政府发出的讨逆宣言，其实他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向世人证明，自己讨伐张士诚是顺天应人、光明正大的举动。自己既不同于草寇小贼，又不同于窃国大盗，自己是一个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是应该被天下人歌颂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张士诚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他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都交给了这位二弟。张士德兵败成为朱元璋的俘虏之后，他在监狱里带话给哥哥张士诚，宁愿投降元军，也要和朱元璋拼到最后。张士德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最后绝食而亡。张士德的死让张士诚如失左右手，也彻底粉碎了张士诚与朱元璋合作的最后可能性。二弟死后，张士诚将他那个能力最低的三弟推向了丞相的宝座。当然除了对弟弟的宠溺，张士诚对追随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也非常讲义气。以酒令为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让他们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的状态。
张士诚与他的文武官员尽情享受着轻歌曼舞的生活，宫墙外的金戈铁马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元璋的军队陆续抵达平江城外，对张士诚形成合围之势。在此之前，徐达已经相继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等地。包围平江后，朱元璋听取了谋士们的意见，采用锁城法。也就是将军队分驻各门，把张士诚死死困于城中，令其动弹不得。
由于围城的时间过于长久，城中已是弹尽粮绝。当时若能在城中捉住一只老鼠都能卖到上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实在不忍心城中百姓跟着自己走向死路，他流着泪要求百姓们自行散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这句话不说还好，说了反而要了更多人的性命。百姓们听了张士诚的这番话语，当时就伏地号哭，愿与诚王固守平江城，同生共死。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1367年10月1日平江城破，明军蜂拥而入。
城破之时，张士诚吩咐兵士点火烧了王府，但没有烧毁城中任何一户百姓的房屋。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人是极其包容的，稍微能给他们带来一点恩惠，他们就会还你更加绵长久远的回馈。在很长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张士诚不愿意做俘虏，他也不希望那些给自己带来无数欢愉时光的妻妾侍女遭人凌辱，于是，狠心将她们全部赶到齐云楼上，纵火焚毁。可怜那些娇俏如花的女子就这样做了权力的祭品，凄惨的哭喊声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平江城的夜空。取人性命是容易的，而要自己的命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押解至应天。朱元璋派自己的首席谋臣李善长审讯，张士诚的态度极其傲慢，自始至终不改自己的王者本色，根本不把李善长放在眼里。本来朱元璋安排李善长提审，也是故意羞辱于他。
既然张士诚不给李善长面子，朱元璋就亲自出马。他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朱元璋问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听到对方的臣服乞求之语。张士诚的回答却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这句话让朱元璋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忘我者，天也。”这句话让朱元璋恼恨不已，虽然他可以武力征服张士诚，但却无法令对方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朱元璋赏给他吃的，他拒不进食。朱元璋本想借机羞辱张士诚一番，结果却讨了个无趣，命人将其扛到竺桥打了四十大棍，一代枭雄当场毙命。朱元璋同时下令，将他的三位宠臣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腊制成肉干，悬挂于苏州城楼上。有人说，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有失人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天下群雄都看一看，与他为敌会有怎样的下场。既然他的最后胜出是顺天应人的事，那么其他人的抵抗也就成了逆天而行。
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年人，一个即将知天命的人，终于天命在握。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性的局限。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南方主要割据势力，等于控制了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朱元璋要建立一个理想国，自淮河以南，南方沃野千里。而下一步，朱元璋将目标锁定元大都，最后的决战就要到来。朱元璋并没有急于挥师北上，此时的元政权面临着分崩离析。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朱元璋步步为营，对每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都进行客观地分析与巧妙地闪避。他并没有盲从于一些激进派将领，理由很简单——“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朱元璋深知资本的积累来之不易，他毕竟是从小民一点点打拼出来的。他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然后再进攻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等到占据了主动，再全力进攻元都的战略。
应该说，这时候明军与元军的实力对比，强弱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攻克元都只是时间问题。当时元朝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忽必烈的后代们忙于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当长江流域各政权在南方互争雄长之时，中国北方经历的事变则是察罕帖睦尔的兴起和被害，以及他的继承者扩廓帖睦尔想把他的统治及其重新捏合在一切的企图。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很难再真正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如果说这是一项投资，朱元璋所做出的军事部署就是要把风险降到最低点。如此一来，耗费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对于精于算计的朱元璋来说，宁可多付出十倍的努力，也不愿意多增加十分之一的风险。
正是按照他的军事策略，北伐明军步步为营，慢慢耗尽元军的有生力量，毫无悬念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出师北伐到攻克元大都仅仅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南方群雄割据的各方势力中，朱元璋由最为弱小的一方慢慢变为最有竞争实力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