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的应天府（南京城），似乎在一夜之间，这里坊巷庭院由最初的热闹走向平静，又似乎不是一般意义的平静，像是一场狂欢来临前的期盼与等待。从洪武门到承天门，在这条城市的中轴线上，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粉刷一新，各家商铺换了颜面。随着人流穿过御街（先借用这个名称），两侧是即将启用的大明中央机关府衙。过了承天门，就进入了即将启用的宫城。
朱元璋登基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已完全就绪：新的“皇历”《戊申（1368年）岁大统历》已经颁布，新的法律《律令》及《律令直解》已经颁行，皇帝即位朝服、后妃官员朝贺礼服都已齐备。皇帝即位册立皇后、皇太子等各种仪礼已经起草完毕，包括皇帝仪仗的各种演习都已经相当精熟。
就在徐达的北伐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向元腹地挺进的时候，朱元璋登上权力巅峰的时机已经瓜熟蒂落。虽然徐达所统领的军队还没有夺取大都，元顺帝还没有退位，但决胜天下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再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还是很满意这一出君臣之间的双簧戏。当皇帝像是活在一场春秋大梦里，来得虚幻。不要说让别人认可，就是自我说服，也需要一个情绪的缓冲。当群臣打着天下民意的旗号将那个即将成为皇帝的人绑架于权力塔顶的时候，任谁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自己既然是来拯救万民的，为什么不能舍身取大义呢？
第二天，李善长等文武百官再次恳请：“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
其实那些准帝王比谁心里都要着急上火，恨不得一步登天。越到跟前，表面上越要推三阻四，做出谦虚低调的姿态。正所谓越高位，越要低调。
历朝的开国皇帝，不管是武力打拼来的，还是靠阴谋篡夺来的，都要践行“三推三让”的程序，好像唯有如此，才合乎天道。“三推三让”是礼，以礼来表现继位者内心的仁。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憋了几年几十年，天下皆知，但是即位之前，还要像演戏似的“三推三让”。这种做法，无非是要告诉别人，当这个皇帝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天命难违，是民意难抗，不得不为之。
为了摘掉造反者的帽子，朱元璋称自己“乐生于有元之世”“取天下于群雄之中，不在元氏之手”。他笼络作为社会精英的缙绅和文人，加速融入儒家传统，借此证明取天下的合法性。登基前，他摆出一副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姿态，凡有耳者当聆听，凡有心者当铭记。身为官员要体察圣心，瞅准最合适的时机，做出最恰如其分的试探。朱元璋环顾整个朝堂，发现没有比左丞相李善长更合适的人选。更为重要的是，凭李善长的能力，他完全胜任这样一个角色。
登基对于新皇来说是极为隆重的事。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究的是开局顺，事事顺。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天皇城全面竣工。刘基参考了天地阴阳消长之规律，判断来年正月初四应该是一个大吉之日，于是登基大典就定在那一天。
十二月份常常是雨雪连绵的阴天，如果到了即位那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就是一种不祥之兆。这一天，迁居新宫，祭告上苍，朱元璋说：“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如果上天认为他可以做天下苍生之主，登基之日就会天气晴朗；如果认为不够这个资格，那么老天爷就给个明示。时间一天天过去，一连十几天都是狂风暴雪。到了正月初一，上天仿佛得到了神明的某种暗示，风雪消停，朱元璋和文武官员大大松了一口气。
四十岁的朱元璋就这样站在了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看上去踌躇满志，意气风发。1368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说新，其实也并无多少新意。中国历史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过后，就会迎来一个所谓的新朝。
在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扯旗造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一个旧体制，打造一个新体制。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自己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既是投机思维，也是普遍心态。翻阅历史时，我们一次次扼腕叹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机器模子倒出来的产品，庞大的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茨威格在名著《异端的权利》里说：“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像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他们只要能有一口气活下去，什么不公和屈辱都能忍受。一旦统治者残暴贪渎得超过限度，让他们活不下去，那种既不惜自己的命更不管别人的命的凶残和嗜血就会被释放出来，陷入非理性的互害丛林当中。
新旧交替，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表面的污垢被暂时清除。新朝之主看起来较为英明，官员们也较为清明，封建地主的剥削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如昙花般绚烂于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会变得污浊不堪，王朝的统治又会陷入前朝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不同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头者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
历史的发展，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明朝也不例外。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朱元璋，肯定还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元统治的目的。这一天是正月初四，整个天空像是被风雪洗过般洁净湛蓝，南京城沉浸于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氛。天朗气清预示着上天对朱元璋即位这件事是欣然接受的，也预示着大明王朝会有一个天朗地阔的未来。在大队仪仗的簇拥之下，朱元璋率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前往郊祀坛。郊祀坛是“天地合祀”之所，与后来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所不同，它不是分开的。到了郊祀坛，敬天拜地，中国由此迎来新的君主。臣民们憧憬着朱元璋能够带领他们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为自己躬逢盛事而欢欣鼓舞。
朱元璋把命运终于活成了一个深藏的奥义，一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他将朱家从艰难苟活的困境里拖了出来，活成了一副不知今夕何夕的幸福模样。
“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穿戴衮冕，率领文武百官，在郊坛之南面北行礼，向上天祷告。他定1368年为洪武元年，顾名思义，这个年号暗示开国立本的赫赫武功。即位的第二天，朱元璋在和身边的官员交流治国之道时，不无忧虑道：“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创业不容易，守业会更加艰难，自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第三天，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宴群臣，并说起自己当了皇帝的感受，他说“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说的是皇帝该说的套话，但其中不乏真诚。为了将那些陷于痛苦和灾难中的人解救出来，而让自己的人生奋斗变得崇高起来。尽管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可造神运动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息。或许是看到朱元璋做了皇帝还如此忧虑，御史中丞刘基安抚道：“过去天下未定，皇上焦虑难安可以理解，如今四海一家，你应该少些忧虑。”自己和天下相比，太渺小了。一个人走路还有可能会摔跤，饮食生活不当还会引发疾病，何况一身担天下之重。
按说当了皇帝后，朱元璋应该放松下来，享受帝王生活。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重到必须时时警醒自己。即使宴请群臣，歌舞升平，他也不忘语言上的敲打。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更不允许自己产生乐极一时的暴发户心态。一辆车子在险峻的路上往往会走得稳当，平坦的道路稍一颠簸就有倾覆的危险。守天下就如同车夫驾车，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乎所以，不然就会江山不稳，帝业不牢。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思维。出生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在人生的旅途中备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他设计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朱元璋将自己的这种忧患意识归结为“三畏”。他曾对文臣宋濂说：做人不能无知无畏，人只有有所“畏”，才不会胡乱来。自己“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无时无刻都不敢疏忽，生怕所作所为违背“天地之道”，违背老百姓的意愿，触犯老百姓的利益。朱元璋从早到晚都抱着兢惕自持的心态，作为一国之君，若是无法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那么就会失去天下民心，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自从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常因为琢磨身边的人和事，寝食难安。
那么大一份家业，朱元璋总是担心哪一天被人颠覆，这皇城宫殿不是归别人所有，便是被一把火烧了；子孙妻妾不是被杀个精光，就是被掠去为奴做婢。念及于此，他就浑身出冷汗。眼前这帮王侯公卿没有一个吃素的，都是刀头舔血过来的。尤其是徐达、常遇春、蓝玉、胡惟庸等人，个个都是狠角色。所谓的礼义纲常不过是花架子，能唬住庸人可唬不住他们。为了不让自己迷失了方向、麻木了神经、忘却了忧患，朱元璋特地让人搜集和编纂历史上那些无道昏君的恶劣事迹，供他借鉴。历史上的那些帝王，无论是向善，还是为恶，他都可以拿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少走弯路。
从游民领袖到一代帝王，社会地位的变迁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两种身份似乎有高下之分，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规则体系里生存绵延，异曲同工。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其他的皇帝，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深植于同一种文化的土壤，他们深信自己的个人意志应有绝对自由的空间，并具有自由伸张的绝对权力。他们确认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为及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具有绝对的真理性，都代表着上天的意志。
一个叫“明”的王朝开启大幕，统一全国的战争还在向前继续推进。天下指日可待，朱元璋需要那些为他炮制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和他一道筑造这个时代的乌托邦。大明是天下民众都在盼望的一个光明世界，寄托着朱元璋的治国理想。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国号，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也有的国号寄托了开国者的政治理想。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未明世界里奔走，一个人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在走向光明呢？如果说“明”是智慧的本性，那么它又何尝不是在警示朱元璋和他的后世子孙：从光明到黑暗，是很正常的事。
大明的“明”来源于明教的“明”，小明王宣扬的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将会给天下人带来幸福生活。红巾军要实现夺权，小明王是最好的一面旗帜。既然明王出世可以带来光明，那么就要在现实里找到一个明王带领大家推翻黑暗的现实。这是红巾军所信奉的宗教，也是红巾军所提出的政治理念。
当年，红巾军迎立韩林儿为“大宋皇帝”，使用“龙凤”年号。为了扩大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影响力，朱元璋打着小明王的旗号。由此，他与小明王结下不了之缘，也与明教结下不解之缘。小明王是一块金字招牌，创业之始，人人都需要。每年的正月初一，朱元璋都要在军帐中专门设立一个座位——御座。虽然韩林儿没来，但那个座位也是属于韩林儿的，文武官员都要向着那个座位行叩拜之礼。虽然刘基等人私下称呼韩林儿为“牧竖耳”，但朱元璋表面上一直将其奉为正朔。
朱元璋在那篇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说过元朝末年有很多人“酷信弥勒之真有”，误中妖术，“聚为烧香之党”，大家纷纷起兵，“焚烧城郭，杀戮士夫，无端万状”。祸害民众的怪力乱神只会给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不可能迎来一个真正的光明世界。如果说“明”仅止于小明王的明，是摩尼教的明，人民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儒家也难以接受。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全方位改造，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
一年前，他派部将廖永忠准备将安置在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接到南京来。船行至长江瓜步渡口即今日江苏六合附近，风起浪翻天，一船人全部沉没于江中。据护送小明王随行的官兵描述，船翻后，廖永忠亲自跳入隆冬刺骨的江水中援救，怎奈天意绝人。小明王沉江后，朱元璋就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的红巾军完全脱离。他不再需要别人的金字招牌，自己就是招牌。
朱元璋仿佛是一个分身有术之人，隐身于光明的背面，看着自己建立的光明国。他必须要用这个“明”字，不能抛弃那些为了追求光明世界而追随他的部众，不能让他们失望。他要彻底改变信奉明教的红巾军部众无组织、无纪律的生存状态，要以“仁义”行天下，得天下。他身边不乏饱学之士，他们都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之所以会接受“明”字来做国号，是因为他们赋予了“明”字一个新的含义。
明是什么？明是日月同辉。中国古代有日月崇拜。历朝历代的京都之地都设有日坛、月坛，要祭祀朝日，祭祀夕月。皇帝们都说自己做皇帝是奉天承运，皇权是神授的，因此要敬日、敬月，日月相合就是明。他们赋予了“明”字新的含义。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阴阳五行居于主导地位。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南方为火，北方为水；南方属火，火神为祝融；北方属水，水神为玄冥。每个皇朝都占有五行中的一种德运，哪一种德运兴盛，哪个皇朝就会兴起。元朝起自北方为水德，明朝起自南方为火德，水火相克，明朝取代了元朝，就是火克了水。
吴元年（1367年）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前行的仓皇脚步，江南天空下的花红柳绿仍如往年那般绚烂。节气中的春天是从立春开始，而人们视觉里的春天却要等到春分才会姗姗而来。再过上几天，应天城外的桃花沾上春雨几点，那就不光是春色满园的小景致了，而是漫山遍野的浩大春景。
如同眼前这闹腾的春色，人体内各种不安分的情绪也会在这样一个蓬勃的季节里呼之欲出。天下大势只一握，此时的万里江山已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那些一路追随着他南征北讨的文臣武将都盼望着他能够早日登基，就好像一个上市公司在创业阶段让员工们入了干股，如今只等着分红，上演一场一夜暴富的戏码。那些自认为“老子功劳天下第一”的功臣早就搬好了凳子坐在位子上，等着分享胜利的果实。本是充满江湖烟火气的兄弟聚义，到了最后仍免不了走向军国大事的雅正、礼仪盛典的宏大、官场沉浮的挣扎。历史不会因为它的无趣而脱离既行的轨道，此时的应天城上空早已弥漫着一股欲望的铜臭味。虽然朱元璋的内心也颇不宁静，但他还是示意大家要少安勿躁，再等一等。
一路走来，无论起家比他早的，还是晚的，只要手里有几个兵将，能够划拉一块地盘，就忙着称孤道寡。朱元璋倒好，整个中华大地已大半在手，仍是哼哼哈哈，不急不躁。那些早就心潮翻涌的大臣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又一声悠长的叹息。他们实在搞不明白，自己的主子怎会如此沉得住气，连当皇帝这么美的差事都不急，这天下还有什么可急之事。栏杆拍遍，谁又能解君王的心思。且由他去，反正又不是自家的天下，一个打工的，操那份闲心干什么。
在各路军事集团中，朱元璋是最为稳重的一个，在攻防转换之间，他尤其擅长于最佳时机的选择。其实朱元璋这时候称王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中国北方的天空依然硝烟弥漫，但已遮掩不了大明既起的那道夺目曙光。对于急吼吼想让他尽快登基的群臣，朱元璋这样告诉他们：“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皇皇？”在请求朱元璋登基的那些大臣中间，只有一个人心里最清楚，那个人就是朱升。他曾经送给朱元璋一个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让朱元璋打好基础，别忙着挑旗称王出风头。
朱升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早年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当世儒学名家，十九岁中秀才，四十六岁中举人。时人将其称之为“休宁理学九贤”之一，“新安理学名儒”。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朱升一直过着耕读于乡里的田园生活，常年在自己的家乡休宁、歙县一带开馆讲学。直到五十岁时，朱升才在江浙行省举办的科举考试中成为乡贡进士，随后出任池州路儒学学正。无论是披着布衣还是官袍，他枯瘦的身体里，都应该藏有一份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对“道统”的坚守。中国历史上那些怀揣着理想的文人，他们身处于帝王的朝廷，内心却守护着一座属于自己的江山，那就是传之久远的“道统”。朱升任池州学正时，政绩非常突出，大江南北的饱学之士闻风而至。由此可见他在读书人中的号召力。这时候的他虽然勉强进入体制，但并不恋栈，也不愿意放弃安宁的耕读生活。等到任期满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归山林，在家乡石门山过起了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
朱元璋亲率大军出征浙东，途经徽州。休宁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自古以来英杰辈出，被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来到此处，朱元璋让那些文臣武将为自己推荐当地的文化精英。三军总管、大将邓愈在这里向朱元璋推荐了朱升，说此人是个饱学之士，在当地文人士子中颇具影响力，人称“诸葛亮”。刘基也知晓此人，说朱升与一般的儒士，尤其是那些名声大噪的理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治学严谨，平日事师交友，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即便对方是一个乡野村妇，只要能够让他从中获益，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向人家请教。正因为如此，朱升掌握了一整套超乎常人的经世致用的本领，可以说他在经济、地理、天文、历法乃至算命、占卦等各个领域都有所长，完全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朱元璋恨不得将天下英才尽入彀中，遂决定登门拜访时为布衣的朱升。招揽人才这件事不仅考人才，也考求才之人。有时候就像是礼佛，重在“虔诚”二字。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凭什么天下英才都入了你的彀，而不是其他人的彀？战场上的胜负其实早在战场之外就已经注定。朱元璋此行是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并试探一下朱升是不是真像传闻中的那般厉害。虽然朱元璋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但他并没有见到这个人。尽管如此，朱升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锦囊计，劝他亲临指挥必能收到奇效。
同时，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一个忠告：“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没有露面的朱升还是奉上了“仁义”这面镜子，以此试探朱元璋。朱元璋捧着朱升留给他的这个锦囊，估计脸上会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手里拿着的不止一面“仁义”的镜子，先前投于帐下的读书人都会送给他这样一面镜子。至于让他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朱元璋也是依计而行。他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同时传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一举获胜，这让朱元璋更加钦佩朱升，也坚定了要将其招入麾下的信念。
朱元璋初次登门没有见到朱升，却收到对方留给他的一条锦囊妙计。衡量之下，朱元璋决定再顾茅庐。一蓑烟雨任平生，像朱升这样甘于平淡生活的乡间知识精英，如果不是碰上那样一个新旧时代交错的年份，是很难被君王直接起用的。如果说打破一个旧制度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让日渐固化的社会阶层来一次重新洗牌，让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无论居于社会金字塔的哪个位置，都会有向上流动的可能。
这一次，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并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过浙江，越过连岭，悄悄抵达朱升教馆所在地。在那些眼高手低者看来，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显得有些夸张。朱元璋的突然出现也让朱升很是为难，他不愿意成为权力者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可朱元璋的诚意还是打动了他，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而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崇高声望。二人见面，朱元璋不但收敛起自己的王者风范，更是一口一声“宗长”地称呼，这也算是对同姓长辈的尊称。他请求朱升能够出山帮助他这个晚辈，为他们老朱家打下百世基业。
在朱元璋糖衣炮弹的作用下，朱升愿意暂时放下自己所留恋的田园生活，等处理完家中事务就出山辅佐他。然而，此时在朱元璋的心里，没有任何事比得到朱升更加迫切的。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大明英烈传》，总觉得主公与军师之间很像情人关系，越得不到越想得到，茶饭不思。等待的每一天都是漫长的，朱元璋攻处州不下，再度遣书急召朱升前来军门效力，他在信中写道，允升宗长阁下：“去冬伐婺州，宗长占得贞屯悔豫卦，道是主公得天下之象。从前晋文公得此卦而复国，今伐婺州果然便得。……此次商议进兵处州，宗长又占得复卦，二爻有变，说是要等到十一月阳生阴消，此城可得。遵照您的教诲，已经据守九个月了。……今特差人赍书诣请，快来议决大事，万勿迟误，幸甚！”
秧池水漫，白鹭乱飞，做一个耕读乡间的农夫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朱升愿意出山辅佐朱元璋，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其中。与其他人不同，朱升的出山并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或政治上的投资分红心理，而是源自一种家国情怀。为了天下大局，他觉得需要一个稳定而权威的中央朝廷，更何况是他们朱家的天下，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总之，驱使着朱升不管不顾投奔朱元璋的原动力，是从古至今文人士大夫所坚守的“风骨”二字，而不是一心想要依附一种政治体制的欲望。
朱元璋和朱升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朱升就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简明扼要地为他献上三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便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九言策”。这九字方略就像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打通了弟子的任督二脉，为朱元璋平定天下指明了方向。“九言策”不但指引着朱元璋平定江南、统一天下，也为新王朝的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铸造了三百年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特质与政治特征。
如果说在此之前朱元璋所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方式，那么从“九言策”提出的这一刻起，他已有了更为深远的军事计划，更为内敛而膨胀的军事野心。对于朱元璋而言，与朱升彻夜长谈，无疑是一次政治视野的开拓与升华。茫茫九派，江天万里，这是指点江山的雄论和大气魄。对于乱世求生存的各路霸主而言，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提升自己的生存指数，不让自己在这场竞争中出局，只有那些不被对手踢出局的霸主，才能谈得上发展壮大。而在这个过程中，高筑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真正的高手对决，并不急于出招。在元政权和其他争锋势力互相撕咬的时候，朱元璋却将自己关在屋里，和刘基一帮人研究那张被他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或者督促各处将领修筑工事、巩固城防，用实际行动践行朱升“高筑墙”的策略。他的军队绕开了各方主力，别人在大马金刀地打天下，而他却在认认真真地捡地盘。
我们再来看一看朱升送给朱元璋的最后三言——缓称王。朱升告诉朱元璋，让他不要学那些草头王，刚打下一块根据地，就急着穿上龙袍，戴上平顶冠。让他懂得真正的王者，不会只称一时之王，而要称百世之王。朱升这句话正好契合了朱元璋当时的心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将自己与那些只知道烧杀抢掠的农民军区别开来，他的军队已经深深打上了朱元璋的个人烙印。在指挥作战时，朱元璋并不像其他武装势力那样凭着一时的血气之勇。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生存字典里，“谨慎”二字是立身之本。朱元璋历来行事，讲究一个稳字当头，积小胜为大胜。他的一切活动，尤其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
在现实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朱元璋，在利益方面有着自己的取舍与算计。他有着极度理性的思维，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干冲动犯险之事。在起兵之初，别人信奉流寇主义，而他则埋头致力于根据地建设。虽然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是儒士朱升提出来的，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在无意中把准了朱元璋的脉而已。朱元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
从一个过河小卒，到坐进深宫宝座，什么事没经历过，什么人没领教过？朱元璋说他并不看重那些虚名小利，他所看重的是那些长远的利益。虽然早就有人在称王这件事上劝过他，可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在各支反元力量中，他是最后一个称王的，也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1367年11月下旬，朱元璋正式发布北伐的命令。徐达和常遇春照常统领二十万人的主力军去征服北方。他们在这一年即将结束时拿下了济南，然后花了两个月时间一步步消解山东的抵抗。而此时的南方，明军由陆路进入福建，汤和和廖永忠所带的水军则沿海岸线南驶，从海上进攻福建和广东。此情此景，无异于势如破竹。
盛夏已过，秋意渐浓，玄武湖的荷花倏忽间就收起它的涟涟艳光。难得放松的朱元璋这一天正和朱升、刘基等人在湖边闲谈，谈话的主题只有一个：尽快拿下元大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场上的胶着状态这时候已经被朱元璋完全打破，南北大局基本趋于稳定。尤其是在平灭陈友谅、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已领有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盘，这几个地方是彼时中国最为富庶之地。朱元璋已成为各路军阀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地方势力，兵多将广，钱多粮足。
虽然南方还有一些不甘受他牵制的军事力量，北方还有所谓的元政权，但已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前进的步伐。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时候的南征和北伐已经失去意义。消灭南方陈友定（陈友谅的弟弟）、方国珍、明升（明玉珍之子）等地方势力，已经不需要牵太多的军事力量。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向北方挺进。朱元璋在任命领军统帅时，刻意做了安排。他将自己最重要的两员将领徐达、常遇春派往北方，将实力相对逊色的汤和、吴贞派往南方。
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朱元璋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每前进一步，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北伐中原之前，朱元璋曾经与刘基等人仔细商定作战计划。在讨论如何北伐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谋臣刘基和开平王常遇春提出，军队这时候应该长驱直入，直捣蒙元大都。而朱元璋则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将进攻的目标直接锁定元大都，风险实在太高。
元大都是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难摧，非一般豆腐渣城池可比。如果明军直抵城下，一时半会攻不下来，后边的军队补给又跟不上，等到元朝的援军赶到，明军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增加十分之一的风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他选择了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朱元璋提出的“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北伐战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攻山东，继攻河南，占据潼关，撤大都之屏蔽；第二阶段，攻取河北及大都；第三阶段，由大都南下攻取山西，西掠陕甘，完成北方之一统。
按照朱元璋的战略部署，明军先夺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堵住甘陕方面元军自西向东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之后，元大都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到那时候，再围而攻之是最好的时机。攻下元大都后不要再继续向北挺进，而是掉转进攻方向，一路向西，拿下关陇之地。朱元璋的这条进攻路线并不是他的率性而为，这条路线沿着中国的传统农业区展开。“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连最为拙劣的将领都懂得的道理，朱元璋又怎能不晓。如果按照他所制定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元皇帝极有可能放弃北京这座孤城，遁入茫茫的北方草原，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
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不过他们并没有将剩下的军事实力用在朱元璋和其他小股叛乱之军身上。元的领军者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他们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其实这时候元军的总兵力非但不弱，而且还很强大。可惜的是，蒙古铁骑的刀锋并没有架在朱元璋的脖子上。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这时候居然将仅剩的力气用在了权力内耗上，分属的几个军事集团互相看不上眼，相互拆台。如此一来，就给了朱元璋的军队各个击破的机会。
朱元璋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军队，由淮水直下运河，北取中原。徐达长于谋略，谋定而后动；常遇春冲锋陷阵，长于恶战大仗。从战略上来讲，徐达能够忠实地执行朱元璋的军事战略并将其付诸实施，然后再由常遇春、冯胜等将领攻城略地。徐达、常遇春领军北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明军主力由连通江淮的京杭大运河北上，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攻下山东，在北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形势。明军以济宁为进攻河南的基地，减小了后勤线的长度。元军是高度机动的骑兵，抄袭敌军的粮道是他们的惯常伎俩。运河作为后勤动脉是建立在明水师的实力上的。徐达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拿下河南开封。接着在塔儿湾大败五万元军，分兵前去攻占潼关、夺取华州，然后乘势北上，直捣元大都——北平。
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的军队相继占领山东、河南，并开始着手进攻元大都。两个月后，朱元璋从南京出发，让李善长和刘基留守京师。经过二十六天的星夜赶路，抵达汴梁，并将汴梁改名为开封。曾经是王朝都城的开封如今宫宇颓圮、铜驼荆棘，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于荒烟蔓草之中。江山易主，又怎不让人生出黍离之悲？南宋偏安，才让蒙古人长驱直入。
朱元璋不敢耽误北伐的时机，刚到开封就召集徐达、常遇春和冯胜等将领商讨战略。冯胜也是安徽定远人，他在平定河南和潼关的战斗中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助手。徐达陪着朱元璋花了三天时间研究北伐计划，可以说，作战计划完全是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制订的。他在开封一直逗留了三个多月，不是他不相信那些将领，而是他希望能够用最小的牺牲换取利益的最大化。在敲定北伐计划的同时，朱元璋又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诸城市备粮三百万担来支持北伐战争。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与蒙古人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军粮的供给将直接决定成败。
安排完一切，当朱元璋准备返回南京时，徐达在开封又见了他最后一面。朱元璋对于大都城破之日如何对待大都百姓的问题作了指示。这时候，徐达向他请示，如果元政权撤出大都向草原北遁，明军是否要继续追击，以免为将来留下祸端。随后，徐达离开开封，率军北上。在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认为必须乘势迅速攻取大都，以防止扩廓帖睦尔（王保保）与李思齐联手向自己发起攻击。所以当徐达提出“进师之日，恐其（顺帝）北奔”的意见时，朱元璋虽然同意了他的观点，但是并没有下达决战紫禁之巅的命令，他有意为元顺帝北遁留出一条去路，将其放逐塞外，以减少抵抗。
对于中华地区的人来说，大都被攻占，便宣告了元朝的覆亡。等到新的政权稳定下来，然后再腾出手来扫灭各地残敌。如果元朝皇帝北遁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草原，徐达所率领的军队将无法深入草原腹地将其剿灭，毕竟那里才是蒙古人的天堂。朱元璋对战争结束后，元主北逃的结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他北伐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元的统治区域，然后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
之所以他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他清楚，北遁的元残余力量大势已去，想要卷土重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固守长城边塞，防止元军队向南的侵扰。对于明军来说，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地区、赶回草原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放虎归山。在长城以南，明军暂时还没有能力消灭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元朝皇帝遁回草原后，将有可能会组织军队与朱元璋开创的新政权展开长期对峙。虽然朱元璋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一路向北，深入元腹地，将对方的残余势力全部消灭，但是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军队在地形不熟、作战方式不利的情况下与对手搏杀。他还是希望通过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两手策略，来实现自家王朝的统一大业。
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领的明军攻克通州，至此，元大都已经直接暴露在明军面前。徐达派出的哨兵抵达燕都城下，连一个敌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城上亦无旗帜，疑有伏兵而回。明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并没有元军出大都城来接战，统帅徐达只好做出攻城的决定。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攻，最后却失去了目标。自八月二日清晨开始，北京城外响彻了一夜的炮声就零落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纷乱的马蹄声。苍茫的天地之间，这座孤悬北方的城池被攻破了。来不及逃奔的元守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无情的箭矢将他们从城墙上射落，他们的身体犹如秋风落叶一般纷纷坠落。
曾经雄视天下的元朝皇帝知道孤城难守，早在徐达攻城的前一天便带着他的后妃、太子弃城而出，一路逃向漠北。成吉思汗的子孙再也无法像他的先祖那样，将雪亮的蒙古刀插进欧亚大陆的腹地。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将最后的马蹄声留在了紫禁城的上空。元朝皇帝明智地放弃了他们长达九十七年的中原统治，汉人将他们失去近百年的政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漠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纷乱无常。收到徐达的北伐军队向元腹地挺进的消息时，朱元璋知道，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时机已经瓜熟蒂落。虽然这时徐达所统领的军队还没有夺取大都，元顺帝还没有退位，但决胜天下的最后时刻已经全面来临。
谁都清楚，军队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皇帝的重要性。如果朱元璋的军队这时候能够将长城以南的元军队吃掉，那个所谓的元顺帝也就形同虚设。就在这时，朱元璋向徐达和常遇春发出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元最后的有生力量。当朱元璋和他的文武大臣们在策划新政权时，元朝廷的元顺帝并没有走远。蒙古人继承的全国性政权这时候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他们还是为自己保留着最后的生存底线——做一个地方皇帝。撤出元大都的元顺帝一路狂奔到了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离大都仅几百公里远的上都，继续做他的北元皇帝。北方平，则南方无恙。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象征这个以南方为根基的明政权能够长治久安。
元军队虽然一路惨败，但还远远没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虽然王朝只剩下一小块江山，但收拾好了也足够自己受用的。明军北伐到此终于和元军的几大军事集团展开正面作战，第一个是扩廓帖睦尔集团。扩廓帖睦尔并非蒙古人，他有一个汉人的名字王保保。其实此人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汉人，严格说他是汉人与色目人的混血儿。王保保的父亲是一个姓王的汉人，母亲则是察罕帖睦尔的姐姐（色目人）。正因为如此，他从幼年时起一直叫王保保。有汉人血统的王保保精通汉学，他曾经参加过元朝的科举考试，并且中过举人。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王保保运送军粮至元大都，受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接见，并被赐予蒙古名字“扩廓帖睦尔”，这是他以蒙古名字取代汉名“王保保”的开始。王保保是由显赫的乃蛮家族当作蒙古人抚养长大，这时统带着军队，足以威胁北平的安全。
由于他是元勤王军中最有威势的军人，他的存在将直接决定着北伐的成功与否。朱元璋对此人评价极高，在王保保死后多年，有一天他在与群臣谈话中还感慨不已。他问：谁是天下第一奇男子？群臣首推常遇春。朱元璋却摇头说：“常遇春虽能，吾得而臣之，而王保保吾竟不能臣之，真天下奇男子也！”
在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将领研究攻占上都的战略战术时，有探子来报：王保保已从太原引兵出雁门关，直奔元大都——北平而来。这对朱元璋和他的两位元帅来说，显然是个意外，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元军队居然还有胆量主动发起进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顺帝和他的丞相王保保（扩廓帖睦尔）认为有翻盘的机会。在他们看来，元铁骑之所以会败给朱元璋的军队，是因为兵力太过分散，更重要的是没有充分发挥王保保的指挥才能。大权在握的王保保，为了向元顺帝表达忠心，拟定了一个大胆的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决定亲率二十万精锐部队突然南下，并让陕西守将李思齐前来接应，准备重新夺回元大都。
王保保的想法是，自己率领的这支元军可以避实就虚，绕道居庸关攻大都。他料想明军主力轻易还打不到太原来。只要自己将大都围困，奔向太原的明军肯定会回援大都，到时再迎战明军，元朝廷必大发援兵支持自己，如此胜算又多了几成。王保保便率主力北出雁门关，准备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取北平。
北平的意义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从战略上来说，一城得失或许不是致命影响；只是在政治上，元大都的得失却显得非常重要，影响人心甚巨。徐达当然不想北平有什么闪失，哪怕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把它夺回来。在占领北平以后，徐达便遣薛显、傅友德、陆聚等将领兵略山西大同，由于大同地近塞北草原，所以在取得一些战果后傅友德等人又不得不退了回来。傅友德等人在这里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王保保的山西元兵与他地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徐达没敢贸然突进。北平地区这时候虽然已经成为明军占领区，但是军队补给并不丰足。在这种情况下，徐达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朱元璋抵达开封后，随即命留守开封的冯胜率兵由河南北上，配合徐达的主力军进取山西。徐达并不害怕王保保攻打大都，因为他在那里留下了孙兴祖防守。换言之，如果徐达向对方的老巢太原发起攻击，王保保一定会反身来救。太原一旦陷落，王保保则进不得战，退无所依。如果他再回师救太原，肯定为自己所牵制，进退失利，最后也只能束手就擒。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死亡游戏，虽然已至北方的严冬酷寒之日，但是徐达的军队仍如一把利剑直插太原。还没等王保保的军队抵达北平城下，徐达的军队已兵临太原，直接点中了王保保的死穴。仓皇之间，王保保只能退兵保卫太原。狭路相逢，双方只能来一场遭遇战。战役进行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烈，史称王保保在帐中读《春秋》，郭英率明军骑兵夜袭元军大营，常遇春紧随其后，元军全面溃败。但是却让王保保逃了，据说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可见明军来时有多么迅猛。
太原战役的胜利及王保保集团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让朱元璋的军队腾出手来对付元军的另一个军事集团即李思齐、张良臣集团。陕甘方面还被元的十万军队所占领：李思齐驻凤翔，张良臣驻鹿台（今陕西高陵西南）以拱卫奉元（今陕西西安），扩廓帖睦尔则驻扎于塞外。徐达以常遇春为先遣部队渡黄河，然后根据李思齐和张良臣的不同兵力，本着先易后难的进攻套路，先攻临洮而后进取庆阳。陕西战役一路顺风顺水，只是在庆阳碰到了一点麻烦，张良臣在庆阳守到弹尽粮绝而后城破。
元顺帝认为自己的皇帝梦还远远未到破碎的时候，他关起门来盘算：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着山西、甘肃；丞相纳哈出还有二十余万军队在镇守辽东；此外，云南也有十余万军队。这些，似乎都是他可以在上都继续做皇帝的本钱。既然对手认为自己还没到末日一刻，朱元璋更没有理由过于轻敌。部署军队迎战扩廓帖睦尔，由徐达正面迎敌，常遇春迎战李思齐然后夺开平。徐达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在多年的战争中已被打磨得异常强悍，而昔日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早就失去了近百年前所向披靡的那种威力。一战下来，元军死伤过万，有四万多被俘。陕西守将李思齐见大势已去，由凤翔逃往临洮，根本不敢迎敌。扩廓后来成了沙漠之王，定西之战确立了明朝对陕西和甘肃走廊农业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则命徐达利用那一季的其余时间继续打扫北方战场。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正午的骄阳无情地炙烤着这片斑驳的北方大地，这片曾经见证过无数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大地。从柳河川（今河北赤城县西）到南京，这中间的信息传递大致需要六天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当常遇春七月七日暴亡时，身居南京奉天殿的朱元璋才刚刚接到开平大捷的消息。
如果说北伐对于朱元璋而言有什么惨痛的损失，那无疑是常遇春的暴亡。常遇春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他的马蹄过处没有踏不平的高墙壕沟，这一次同样没费多少周折就夺取了开平。他怀揣着满满的豪情壮志踏上了返京的旅途，身后拖着几万俘虏和大量缴获得来的财物，一路浩浩荡荡。当队伍行至柳河川时，他感觉浑身燥热，便下马卸去身上铠甲，准备歇息片刻再继续赶路。这一歇下来不要紧，竟然全身疼痛难忍。随军郎中在一番诊断之下，也不明病因，匆忙之中，只能临时杜撰一个病名，曰：卸甲风。顾名思义，常遇春是在卸甲时中风得病。既然无法探明病因，一时之间也就难以找到对症的良药。更令人心惊的是，随着病情的不断加剧，他身上痊愈已久的箭创旧伤也无端溃裂，血流不止。
突降大病，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常遇春急召副将李文忠进账交代军队事宜。北方边地的夜晚，风从塞外高原横扫下来，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千军万马发出的凄厉嘶鸣。也就在这白昼与夜晚的冷热交替中，常遇春走完了自己酷烈而又壮美的一生，年仅四十。常遇春一生忠于朱元璋，他与徐达为创建大明基业立下了不世功勋，二人犹如朱元璋身边的哼哈二将。徐达以谋略持重著称，而他以勇猛果敢闻名，正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朱元璋的军队才成为元末各路豪强中的最后赢家。也正因为如此，世人才会有“一时名将称徐与常”的说法。
常遇春暴亡的消息传至南京，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瞬间惊倒在那张在他看来尚不稳固的龙椅上。他疲惫地合上双眼，仿佛能够看到年轻的常遇春骑着他的那匹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刚毅果决的表情如石头般坚硬。那个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将军从他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驰过，他想拦住去路，却无法做到，只能目送飞扬的征袍像一面旗帜，消失于马踏黄沙的梦境。接到消息的朱元璋半天缓不过神，一个那么彪悍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朱元璋永远不会忘记1363年八月里发生的那场疯狂战事，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那场决定生死存亡、耗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大决战中，如果没有常遇春的出现，也就没有他朱元璋披着光鲜华丽的外衣坐在这里，享受着四方臣服、君临天下的快感。那一日双方攻防进入白热化，朱元璋的座船突然发生搁浅，进退不得。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常遇春像是从天而降，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
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朱元璋由此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朱元璋又将其擢升为平章政事。朱元璋曾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赞：“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即常遇春）。”一切就像是在昨天，朱元璋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招来刘基、李善长、宋濂等人商量安排常遇春后事。死后的常遇春享受到一个武将应得的最高荣誉。朱元璋将其追认为“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并追封开平王，谥曰：忠武！配享太庙。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战将，死后被封美谥“忠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恭，另一人则是死于“莫须有”的南宋名将岳飞，而常遇春是历史上的第三人。
常遇春的死让洪武皇帝很是伤心，以致他在闻讯后为之辍朝三日。没有人听到，在这三天时间里，朱元璋在宫殿里深长的叹息。或许他会转念，江山大局已定，战争机器将会暂时收敛它的血盆大口，像常遇春这样的功臣悍将也将会失去他的用武之地。在这个节骨眼上，失去常遇春这样的忠诚之士未必不是一件坏事。
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回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出城赶赴龙江送自己的爱将最后一程。与此同时，他还将这时候置身南北两条战线的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可见他对于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灵枢运抵南京当天，朱元璋亲率文武百官前往祭奠。在宏大的哀乐声中，朱元璋手扶灵车泪流满面，并于棺前泣咏挽诗一首：
朕有千行铁液汁，平生不为儿女泣。
昨日忽闻常君薨，一洒乾坤草木湿。
常遇春是凤阳府怀远人（安徽怀远人），同样生于贫寒之家，他不甘于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困死于田间，不安分的他少时便随人习武。长大成人后，因不满底层生活困窘，更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就投奔了在怀远、定远一带活动的绿林大盗刘聚。仅仅过了数月，他发现刘聚不过是一个打家劫舍、四处抢掠的普通盗贼，并没有什么打算或远图。既然人生走到这一步，常遇春已经决定将造反当作一项事业经营。不安分的他萌生了脱离盗群，另寻出路的念头。也就在这时，他遇上了率军攻打和州的朱元璋。
两人初次见面，朱元璋问：“你能跟我打过长江去吗？”
常遇春无比坚定地说：“将军指到哪里，我愿打到哪里，渡江之日，愿为先锋。”
有人说，常遇春的表态是赤裸裸地在向自己的主子表达忠心。殊不知，他所臣服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臣服于自己内心的欲望。虽然这个世界没有所向无敌的神话，但是欲望所过之处，罕逢敌手。投靠了朱元璋，常遇春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最初的誓言。从二十五岁起追随朱元璋左右，为其南征北讨十五年。平心而论，朱元璋对常遇春是相当器重的。每逢大战来临，朱元璋都要单独召见他。
斯人已去，朱元璋悲不自禁，他命人打开棺木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爱将，令旁观者为之动容。他甚至脱下身上的龙袍盖在常遇春的遗体上。后又亲自为常遇春选择墓地——南京钟山北麓，悲痛之情可见一斑。我们在为常遇春壮年暴亡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同时为他感到庆幸。如果再多活上那么些年，他能躲过朱元璋在洪武年掀起的一轮又一轮权力清洗吗？
在元末明初那个大时代背景下，凭借着宏大的战争舞台，常遇春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从最初的游击战、运动战到后来平原旷野之上的大兵团对决，常遇春能打征战这是事实，就算是给他戴上一顶战神的帽子也不为过。而最令世人诟病的是他曾经有过杀戮降将的耻辱经历，这也是战神和枭雄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于视野和格局。至于常遇春到底是怎么死的，自明朝以来有着各种版本的演绎。
今日看来，常遇春死于“过劳”二字是最为合理的解释。一个一天到晚忙于军务，打起仗来又不惜命，体力脑力严重透支的武将，出现猝死的可能性极大。尤其在北伐期间，生于淮河流域的常遇春到了漠北极寒极燥之所，在饮食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无非是烈酒块肉，更谈不上精粮蔬菜。身为武将，他们身上的装备也有不同，常遇春身上披的铠甲到了北方，在舒适度上根本无法跟蒙古人穿的皮甲长袍保湿恒温相提并论。北方的七月份，日照时间长，阳光猛烈，护身的铠甲成了一副传热导体，一场恶仗打下来，大汗之后必然会导致全身脱水，又加上早晚温差大，冷风刺骨，按照现代中医的说法，就是“邪气入侵，中风致病”。随着天下既定，朱元璋在洪武年大行杀戮之风，很多开国功臣成为大明英烈谱上的一个个血腥的符号、屈死的冤魂。于是，关于常遇春之死，民间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明代王文禄就在他所著的《龙兴慈记》里记载：朱元璋奖赏屡立战功的常遇春两个貌美如花的侍姬。一天早晨，常遇春上朝之前，一位侍姬端洗脸盆伺候他梳洗，睡眼蒙眬的常遇春忍不住在她手上抚摸了一把，说了句“好白的手”，然后就出门了。等到晚上，常遇春刚进家门，他那个妒悍成性的夫人就派人奉上一个精美的礼品盒。常遇春还以为夫人是在和他玩浪漫，打开一看，吓得魂飞魄散，里面盛着他早上才称赞过的美女的双手。如此对待朱元璋赏赐的人，至少属于灭族的大不敬之罪。第二天朝会，朱元璋见常遇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君前不敢有戏言，常遇春不敢隐瞒就说出了实情。朱元璋淡淡一笑地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再送你两个便是。然后继续朝会，在这期间，朱元璋向前来奉茶的侍卫耳语了几句。朝会将散时，在场的高官都收到了一个御赐的匣子，上面贴了一张条子，写着四个大字：悍妇之肉。里面装的是被肢解的常遇春妻子，让现场的官员惊得目瞪口呆。据说常遇春的癫痫病就是这时候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与此颇有一些干系。
在各种演绎的版本里，有一个版本带着因果报应的“天谴论”色彩，那就是常遇春喜欢在战争过后，屠杀投诚过来的降将。从下面一组数据，我们可对常遇春这一血腥嗜好有一大概的了解。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九月，常遇春与陈友谅大战，活埋投降士兵三千多人。徐达阻拦未果，常遇春杀降将的理由是：“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
洪武元年（1368年），常遇春率兵攻伐张士诚所占据的泰州，结果遭遇城中百姓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惹得常遇春对泰州军民十分痛恨，杀心即起。后来他用水陆两路夹击的方法攻破泰州。他进城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大肆屠城，以泄心头之愤。同时朱元璋命人从高家堰放水淹淮扬，整个泰州随即成为一片汪洋泽国。一时间，泰州兵灾加水灾，百姓非死即逃，以致城空地荒。没办法，朱元璋下令迁移苏州部分百姓到泰州定居。同样是在这一年，常遇春从苏北长驱直入山东境内，在东进青岛途中，他的军队突然包围了鲁中重镇潍县城。守城的元士兵拼死抵抗，并强制不少当地青壮年男子上城保卫，使明军费了很多时日，做出重大牺牲才将县城攻下。恼羞成怒的常遇春在城破时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残忍地将全部元兵及大部分城内居民杀死。
洪武二年，常遇春手下部将严广追讨陈友谅部将饶鼎臣于湘潭，同样是令人恶心的屠城把戏。明嘉靖刊《湘潭县志》称其屠城后，仅余“潭民七户”。这次屠城使湘潭人口剧减，湘潭城内土著仅存数户，包括乡村，全县仅存四千六百五十三户，两万零五十三人，可见当时杀戮之惨。因为经历这场浩劫，湘乡、湘潭从此由州降为县。在中国战争史上，自古就有“杀降不祥”的说法。身为一代名将的常遇春却为何对“杀降屠城”情有独钟，难道他不怕遭遇天谴？
究其缘由，一是对于那些放弃自己阵营转而投靠他的士卒，常遇春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疑虑，认为他们可能是诈降。为了免除后患，便将他们一杀了之。二是因为某些城池久攻不下，使他的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生性孤傲、冷血多疑的常遇春，破城之时便成了他泄愤之时。还有一种说法是，降兵也要大量粮草养活，且收服不易。为了不给对手留下翻盘的机会，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常遇春也会选择将降兵杀掉，一了百了。一个对自己声誉都不爱惜的武将，就算再能打，就算民间社会将其捧上战神的高位，他在政治上都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图谋，充其量不过是一部战争的机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