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中人眼里，浙东集团的首脑人物是刘基。刘基的才华毋庸置疑，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先生”。元末之际，“浙东四先生”在浙东地区已是久负盛名的贤士。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先生”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并无拉帮结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斗争时，浙东人士也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相抗。
刘基，字伯温，浙东青田人。不同于穷酸书生，刘基出生青田大族，虽不比钟鸣鼎食，但温饱有余，吃穿不愁。相较于朱元璋而言，刘基简直是天意眷顾的幸运儿。优越的生活环境，让刘基自小便在心里埋下读书入仕的种子。入郡求学后，刘基在读书方面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分。焦竑在《玉堂丛语》说：“为文有奇气，绝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据说，他曾经在元大都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书店的主人见他手不释卷，便要将此书相赠，刘基谢绝好意，他说自己可以将全书默写出来。
元朝至顺年间，二十三岁的刘基考中进士。他的科举座师揭傒斯见到他，不由惊叹：“此人是魏征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之人。”经过三年的注官守阙，经过铨选，刘基受命赴江西担任瑞州西安县丞。时人眼中，刘基绝对是一个世间奇人。他的奇，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弭，反倒如陈年的酒，越久越香，越久味越浓。他的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奇在相貌，满脸的络腮胡子，身材高挑而魁梧；二是奇在言行，常有惊人之言、惊人之举。生就一张张飞的脸，满腹却是诸葛亮的才情。《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情绪外露的感性文人。
刘基的学问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未卜先知之能。民间传说中，人们更是将他与“推背图”联系在一起，颇具神秘色彩。世人以为他的神奇，神奇在他所掌握的阴阳风角之术，其实他的学问不止于此。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亲口承认：伯温敷陈王道，数次用孔子的话教导我，岂有阴阳风角的影子？
这一时期，浙江一带灾异频仍，河南、广东、四川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之下，刘基刚刚起步的仕途风波不息。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考验个人在官僚体制中的适应能力。刘基虽有治乱之心，但仅凭一腔热血，也难以在浊浪翻滚的世道中求得安稳。他在执法期间间接或直接触犯了得到官员庇护的不法分子，让他体验到官途的黑暗与小民的苦难。
辞官江西后，刘基除了隐居修学，还踏上游历之途，增长见闻。这一年，浙东出现了一个在海上打劫财物的悍匪蔡乱头。就在元军例行抓捕之时，方家的仇人却趁机指证方国珍兄弟和蔡乱头是同党。方国珍做贼心虚，和几个弟弟杀死仇家，随即亡命海上。刘基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建议“方氏首乱，宜捕而斩之”。为了剿抚反元义军，刘基奔走于南北，南下永嘉，北上杭州，沿途但见瘦马路人、城池荒芜，只觉心中万般凄凉，写下诗篇，诗曰：
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
健儿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
诗又曰：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
正当刘基准备大干一番时，方国珍突然掉转方向归顺元朝。元朝政府为了招抚方国珍，更是将刘基及其家属羁困于绍兴。长达三年的监困，让这个青田才俊吃尽了苦头。无乱可平的刘基被削夺兵权，弃官返回青田故里。愤然离去之时，他不禁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空有一腔报国志，怎奈天不遂人愿。刘基尚有未竟之志，并不甘心就此老于林泉。既然无法再为元廷效力，他只能被迫调整人生方向。
以刘基的神奇，天下大势又岂能躲过他的一双慧眼？北方红巾军如同被蝼蚁啃咬的河堤，随时有决堤之势；江南群雄中，方国珍、陈友定不思进取，苟安一隅，张士诚虽为豪杰，但甘于安逸，更主动请降于元，失去天下人心。纵观天下，仅陈友谅与朱元璋二人可代元成为江山新主，使天下归一。但陈友谅其人，威有余而恩不足，生性猜疑，为人狠辣；朱元璋出身布衣，处事谦善，善用人才，但此人似有骑墙之势，让人不明就里。在刘基看来，他们都不像是成事之主，倒像是趁火打劫的流寇、浑水摸鱼的强盗，不值得他以性命相托。
既然无法实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落个清风明月自在怀，见机行事、随机而动，也是不选之选。朱元璋对刘基动心思，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那时，他正在四处寻访人才。进入浙东前，他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金华宋濂、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人自然逃不出朱元璋的视线。朱元璋刚到滁州时，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宋濂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说，他的才学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带到应天来见朱元璋。朱元璋开出优厚的条件，想要留下刘基帮他。刘基不为所动，朱元璋只好将其放回。为了留下刘基，朱元璋还专门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试图打动对方，刘基坚辞不就。这让朱元璋大为恼火，他为此找来宋濂问其原因。宋濂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一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就羞于再来做朱元璋的官。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指示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说刘基出山。孙炎接到指示后，并没有亲自登门去请刘基，而是派使者前往。刘基不肯出山，只是回赠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孙炎拒绝收下刘基回赠的宝剑，他说：“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于是封还之。孙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陈说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或许为朱元璋的诚意打动，又或许是折服于孙炎的人格魅力，刘基决意走出林泉。据说，早在刘基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祥瑞，准备当场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彼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之人皆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吓得那些胆小怕事的读书人躲得远远的。他们在刘基面前抱怨，说他将要连累他们被抄家灭族。据说刘基临行之际，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他的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照他的意思，他前番拒绝朱元璋，今日又来投奔，一切皆是定数，自己不过是顺天而为。所谓“天命”，不过是我命由我的托词。古人习惯于拿天做文章，因为没有什么比天更大。又或者说，他真的相信，朱元璋的出现迎合了他所想象的“天命”。对方的一再征召，让他颇为纠结。
一个乱世书生，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刘基想要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既不现实，也不够真诚。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隐，是因为天下无道；不隐，是因为天下道现。这种归隐不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一种追求生活的格调，而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人家找上门来，藏是藏不住的，刘基必须做出抉择。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乡处州，如果他有心复出，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虽说“一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枷锁束缚着他，但在纷扰的世道面前，道德只是幌子，不是现实本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已快到知命之年的刘基在应天府与朱元璋见面，朱元璋问他的第一句话是：“能诗乎？”
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朱元璋指着手中的斑竹箸，让刘基当场赋诗一首。
刘基随口吟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这首诗并不合朱元璋的口味，他说：“你这首诗充满了酸儒之气。”
刘基话锋一转，说道：“此言差矣。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如果说，前一句诗让朱元璋领略了刘基的文采，后一句诗则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政治胸襟。经过一番交流，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术士变而为一介酸儒，再变为张良似的纵横国士。初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朱元璋曾谦卑地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
刘基绝不是单纯的术士，也不是只会写诗填词的文人，而是具有远大抱负的儒生。他向朱元璋呈献的那篇《时务十八策》就是极为高明的策论，可谓字字珠玑。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朱元璋授予刘基弘文馆学士时说过：“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的老百姓对我还不够信任，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说到底，刘基的出山，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则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刘基来投之日，正赶上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守将花云以及朱元璋的义子朱文逊。朱元璋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手下将领各说各理，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而刘基却向他献策：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被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奋力一战，争取胜利。朱元璋大喜，当场赐刘基一把宝剑，令诸将拜他为军师，如有不服者，立斩之。
此次会面，刘基还为朱元璋带来了一幅堪比隆中对时诸葛亮献给刘备的那幅军事战略图。当刘基在朱元璋面前打开这幅亲手绘制的地图，山峦、河流、湖泊、城镇、关隘一目了然，帝国军事战略跃然纸上。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朱家军被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廷压制在江南一隅。三面强敌，一面背海，形势岌岌可危。只有先弱后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北定中原，才能一举奠定乾坤。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诚如朱元璋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朱元璋将其视为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在朱元璋的竭力敦促下，以宋濂、刘基为首的一批江南学者接受任命，到南京礼贤馆就职。他们在新设立的一个叫儒学提举司的机构里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朱元璋时年八岁的儿子、未来的太子朱标讲授经学。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1361年，刘基的母亲富氏去世。此时，正值安庆、江州之战，刘基虽然悲恸欲绝，但出于战争的需要与朱元璋的挽留，他并没有及时回家奔丧。翌年三月，刘基回乡葬母，在江西与老家青田途中，恰逢洪都降将祝宗、康泰叛乱，好友叶琛遇害。刘基在经历丧母失友之痛中协助地方守将平定金华、处州的苗军之乱，延误了回乡葬母的日期。刘基回乡时已是其年四月，至第二年正月，他一直在家丁忧服丧。在这期间“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朱元璋时常以军国大事咨询刘基，他都回书一一作答。朱元璋在人前称其为“吾之子房”。
等到帝国建制后，君是君、臣是臣，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他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圈神秘的光环。这个精明的浙江人，为自己涂上一层天然的保护色，让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有一种叫作“李子”的水果。此果未成熟时，咬上去酸涩无比，一旦成熟便会在其表面涂上一层粉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表皮分泌出一种天然保护物。李子尚未成熟时，在枝头上散发着青色勃勃的光泽，一旦蒙上粉霜，便灰蒙蒙得毫不起眼。在朱元璋看来，刘基就是枝头上的一颗李子，熟透了的那颗。他心底里一定藏着发痒的冲动，蓄积着不可遏制的力量。君臣之间，投桃报李显然不是叙事的结论。刘基不是淮河边上浪荡的游民，是生于浙江富足之地的读书人，朱元璋无法不对他怀有戒备之心。
刘基在南京时，虽然朱元璋优礼甚厚，但并不完全信任；虽然授予职位不低的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刘基缜密的思维，对于形势的判断，以及战略眼光，让人刮目相看。朱元璋感谢命运将这样一个人推送到他的面前，庆幸他不是作为对手而存在。从龙湾战役、安丰战役、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一直到灭元之战，朱元璋想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刘基全都替他想到了。很多时候静下来，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朱元璋会不由倒吸凉气，脊梁骨直冒虚汗。亏得刘基是自己的人，他若是早年跟随其他人，还能有老朱家今日的荣耀吗？这样的权谋之臣让人读不透，而读不透，心就会悬在那里。朱元璋突然意识到，将刘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他不敢冒这个险。
淮西与浙东两大集团开始了明争暗斗，这或许也是朱元璋希望看到的。他对淮西官员除了乡情之外，还掺杂着驭臣之术。所有的邪恶中，控制人是最邪恶的。在浙东人看来，朱元璋有意压制刘基的威望，逐渐淡化他对政局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开始有意无意培植淮西集团，制衡刘基、宋濂等江左名士。朱元璋对刘基既依赖又忌惮，他对李善长同样如此。有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丞相人选问题而展开，刘基劝说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说：“他数次想要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说话？”
刘基说：“这就像是给一间大房子换柱子，必须换最大的那根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换上去，这间房子很快就会坍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要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接着问：“你看胡惟庸这个人怎么样？”
刘基说：“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你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故意试探他：“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
刘基的脸上马上现出惶恐谦卑之色，说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合适。”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听刘基的，继任的丞相，他还是先用杨宪，再用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才登场。据说刘基私下里很是失落，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些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天下百姓有福，大明王朝有福。”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离开南京北巡，命李善长留守京师，授权他一切便宜行事，直与监国无异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李彬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糊不明。诸多版本中，有一版近乎家言，说的是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一座京城权贵的销魂窟。他四处搜罗美女，还有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虏来的娇姬美眷。张士诚有一套纯银打造的家具也被他搬进这里。这里的餐食酒菜，不输于朱元璋所享用的御宴。而到这里消费的，不仅要有钱，要有官衔品级，还需要推荐人。朱元璋对于嫖娼的官员惩处极为严酷，丢官事小，掉脑袋事大。趁着夜色，偷偷来此消费的人，都是出于对李彬的极度信任。
李彬是淮西人，他是李善长的同乡和死党，官任中书省都事。那些来此消费的人，不光冲着李彬而来，更是冲着他背后的靠山李善长而来。他们表面上是来享用美色和美食，暗地里是买官。据说，李彬承诺他们最高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每晚的成交额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在当时的京城，就有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而发现这里的人，正是杨宪，一个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犬的人物。
朱元璋离京前，委托李善长与刘基共同负责担任留守。李善长负责行政事务，刘基负责监察百官。朱元璋再三敲打他们，不希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百官懈怠，朝政松弛。李善长并未将朱元璋的话放在心上，放眼朝堂，淮西人占据了体制内的许多重要位置。作为淮西人的主心骨，李善长无疑是百僚之首。李善长挟监国之威，风头一时无两。身为御史中丞的刘基则显得忧心忡忡。他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个人中也会有八个人是淮西人。《明史纪事本末》曰：“基素刚严，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启皇太子捕置法；宿卫、舍人弈棋于直舍，按治人，人皆测足立”，刘基性格耿正，执法向来严苛。朱元璋前脚离开南京，杨宪就将小宰相府的事报告给刘基。刘基着人搜查小宰相府，并控制住李彬。在李善长看来，刘基纠察百官，大多都是冲着他和淮西官员来的。
应天府当时流传着一句诗：“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朝中六部百司，一大半权贵要员来自李善长的淮西同乡，而一品以上的官员当中，徐达、常遇春、冯胜、汤和等也都是淮西出身。他们占据着要津高位，盘根错节，潜在势力极大。这些掌权派不可能不犯错，刘基得罪他们，就是得罪朝中的掌权派。中书省都事李彬事发，将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完全公开化。李彬犯贪纵罪，落在刘基的手里，被投进大牢。
朱元璋离京北巡，人不在南京。李善长只好去找刘基说情，刘基秉公执法，坚持要将此事报告于朱元璋。这是一起典型的卖官贪腐案件，朱元璋平生最恨的就是贪腐。他当即传话回京，命令处死李彬，绝不姑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虽然愤怒但却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李善长编造了一个理由。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李善长明知刘基深谙天文之道，却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让李善长没想到的是，刘基给出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天有不测风云，刘基这次真的失算了，南京果然许久不见一滴雨。刘基如此决绝，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李彬被依法处死，李善长也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反击。为了既成的仇恨而仇恨，自然会招来更多的仇恨。这个仇恨的爆发点，不是别人的有意为之，而是自己将仇恨的血吞回肠胃，是发自身体内的爆炸。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开始爆发。他跑到朱元璋面前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惹得天怒人怨。李善长嫌个人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围而攻之。在围攻刘基的官员中，自然以淮人居多。对于淮西集团的官员而言，刘基成了他们捞取权力资本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朱元璋并不急于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征求刘基意见。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有数万人之众，阴气郁结。另外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依计照办，但老天仍不下雨。刘基惹恼了朱元璋和丞相，只能以自己的黯然退场为代价。
刘基这个人，是个还算有节操的读书人，虽然声望颇高，但从来不会主动挑事。可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看来，朝堂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淮西人，另一种是非淮西人。刘基是“非淮西人”，后世学者专门开辟一个新的名词，说他是“浙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李善长的众多假想敌中，刘基排名靠前。不管浙东士子有无集团化倾向，刘基都是淮西人的绊脚石。洪武初年，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而李彬案涉案金额之巨令人震惊。诚如李亚平所言：
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诱因之一。
而刘基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政治的根本，想要回避却已经来不及，他掌握王佐之术却掌控不了自身的命运。立德、立言、立功，三立于一身，三立皆达到顶峰，极目茫茫，这样的人历史上能有几个？朱元璋将其列为打压对象，其实是为了能够完全驾驭他。
洪武元年八月，刘基借着妻子过世，便向朱元璋请求“告归”。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离开政坛。临行前，他向朱元璋提出忠告：一是不要迁都凤阳，二是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就在当年年底，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将刘基召回南京，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朱元璋信任更胜以往，每次召见刘基，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
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弘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李善长和刘基的相继离开，对于朝廷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此二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一为萧何，一为张良。如今，天下已定，朱元璋难道真的不需要他们了吗？有人据此揣测，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诱因。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 ”，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朱元璋也有罢免之意。刘基则不同，当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
刘基真的有些不安，主动提出致仕。眼前的刘基已不复神采，白发稀疏，步履维艰。朱元璋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放他回家了却余生。历史学家孟森感慨，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朱元璋还写信去向他请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刘基劝朱元璋，让他放弃严刑峻法，告诉他仁君当以宽大治国。这样的话，显然入不得朱元璋的耳中。不过，朱元璋还是礼节性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叱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的朋友宋濂，与同郡人吴德基一起致仕时，曾问吴愿不愿意接受长者的教诲。吴德基表示愿听指教，宋濂说是“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不知宋濂与刘基交流时是否说过类似的话。总之，刘基回到青田老家，布衣粗食，饮酒下棋，不问世事。他或许感觉到，远在应天的朱元璋仍在时刻关注着他，帝国的每个角落布下的眼睛和耳朵也在盯着他。诚如他在一首叫作《梁甫吟》诗中所写：
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
谁谓江水清？崤之不必一斗泥。
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溪。
谁说，这秋天的月亮格外明，只要很小的一团云气就可以将它遮住；谁说，这奔腾的江水格外清，只要很少的泥沙就可以将它变得浑浊。在世间，人情世故早晚翻覆，平地忽然就化作山中的小溪。
为了与大明体制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是闲云野鹤，刘基从来不与地方官员见面。据说，青田县令想见他而不得，打扮成乡民的样子前去寻访。刘基正在溪边洗脚，就让儿子将客人引入茅舍，烧了一锅黍饭招待他，称自己不过一介草民，何劳大人亲自造访。即使这般谨小慎微，也难逃事后清算。
在刘基的老家瓯江、括苍山间，南抵福建界有一处叫谈洋的地方，长期被盐枭占据。盐枭不服管制，埋下诸多不安定因素，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他为此写了一份奏章，遣长子刘琏带到南京，直接送达朱元璋。那时，胡惟庸刚升任左丞相，掌中书省，所有奏章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交到皇帝面前。中书省有权在皇帝御览之前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被截留于中书省。按照正常程序，胡惟庸不会让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胡惟庸意识到，攻击刘基的机会来了。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谈洋之地有王气，他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他让朝廷设立巡检司的真正目的是驱逐百姓，争抢地盘。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只是剥夺了他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此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不罪而罪，更让人惶惶不安。
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来说，着实头疼。此时的刘基已进入生命中的暮年时分，诚如他在文章中感慨，“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十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踸踔不能趋”。刘基身在青田，心底的忧患却在京都。他害怕祸从天降，不顾老病之躯，急忙赶赴南京城向朱元璋澄清事实。朱元璋没有怪罪他，因此他也找不到机会做任何辩解。
朱元璋在他入京次月停发了刘基一个月薪俸，理由是他在一次祭孔典礼上不陪祭而受胙，这本是小事，朱元璋却小题大做，让刘基颜面扫地。此后年余，刘基进退两难，在朝无职事，青田归不得。他不知该以何面目与旧僚相处，更不知如何面对朱元璋，只能以诚意伯的空衔随朝陪侍。有时接一些临时性任务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有时也会出门应酬，不久就卧床不起了。
1375年春天，朱元璋决定赐刘基“还山以便侍养”。离京南归的日子定在二月三日，此前一天，朱元璋关心刘基病情，特召宋濂来问，宋濂答是患“霜露之疾”。宋濂步至丹墀，朱元璋让内使把一部新刊刻出版的文集赐予宋濂。后来，宋濂得知，这部文集受赐的唯自己与李善长、胡惟庸三人，没有给刘基。宋濂意识到，皇帝对这个老臣已是非常嫌恶。
一辆破旧的牛车“辚辚”地驶出南京聚宝门，载着刘基离开了这座沸沸扬扬的都城。驿道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新枝，浮出了绿油油的春意。一群燕子从柳树的枝丫间飞起，掠向巍峨的城楼。刘基回头望了一眼冷冰冰的城郭，大开的城门仿佛命运敞开的巨大黑洞，将自己那些波澜往事吸附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躺在牛车上的一副嶙峋瘦骨的老人。
刘基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取出皇帝赐予他的那道圣旨《赐归老青田诏书》，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朱元璋在这封诏书里，用词极为严苛。里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诘臭名……”我们可以想象，刘基在拿到诏书后，那微微发颤的身体和内心的怅惘。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朱元璋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备受恩宠到君子绝交，当年荣邀至南京的盛大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往事已成过眼烟云。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自然而然地将人性导向黑暗语境中的耻辱记忆。存在，或是不存在，都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王朝的惩罚逻辑和血性法则，有没有得到配合与落实。刘基的离开，不是因为刘基，而是因为这一切符合价值逻辑。朱元璋正在逐渐淡化自己与功臣之间的战友关系，他要让森严的君臣等级变得越来越清晰。
刘基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两个半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油尽灯枯的地步。直到临死，刘基还遥望着京都，幻想朱元璋有朝一日还能够念起他。他对儿子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关于刘基的死因，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哑谜。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几段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他还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朱元璋还对其他大臣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此说难以成立，刘基返乡两月有余，何种慢性毒药能够两个半月再发作毙命。吴晗给出这样的观点：“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被明太祖所利用。”
在返乡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基有足够的时间梳理自己的人生。在他那部留存后世的《郁离子》一书中，他曾喟叹“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刘基就算能掐会算，也算不出可为与不可为之间，有着怎样的游走空间。时人称其“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从追随朱元璋的那一刻起，他就活在可为与不为皆要为之的无奈中。他死之后，还得成为朱元璋手中的一颗棋子，是幸，还是不幸？这里有个事件颇为可疑，刘基的长子刘琏，后来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堕井而亡，有人以此作为胡惟庸毒死刘基的旁证。甚至有家言，刘基生前就已布好这场弈局，布局的真正目的是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基之死具有某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
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集团相抗，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一介狷介、倔强的南方书生，生亦沉默，死亦沉默。
——检校及杨宪之死
中书省是丞相的办事机构，是朝廷的中枢，因此成为皇帝和大臣关注的焦点。朱元璋能够感受到来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潜在威胁，他希望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刘基善于揣测朱元璋的心意，不想卷入权力争夺，怕引来杀身之祸，萌生去意。朱元璋心目中的三个人选，刘基将其全部否定。朱元璋没有听他的，先是起用杨宪，再用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正式登场。
当时最有可能代替李善长的是杨宪，朱元璋多次说：“杨宪可居相位。”把他由御史中丞调任中书省左丞之职。杨宪其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刘基说他“有相才无相器”。史书对其评价是“有才辨，明敏善决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辄以事中伤之。在中书，欲近易省中故事，凡旧吏皆罢去，更用己所亲信者。”
认识杨宪，就要先认识检校这个组织。朱元璋骨子里天生就有敏感、偏执的成分，对人抱有警惕之心，凡事持怀疑态度。他的这种疑惧之心，只要受到外界的小小刺激，就会引发巨大的心理振荡。如果有人关注锦衣卫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会发现有这样一批人潜伏于大明的内廷与外朝。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和名，他们只有一个称呼——“检校”。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他人的阴私勾当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就因为他们如魅似鬼地存在，让朱元璋觉得，自己混沌的双眼成了一双千里眼，幻听的耳朵成了一对顺风耳，无论品级多高的官员见了他们也都会惧怕三分。情报工作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谋血腥是斗争的常态化。早在开国以前，他已在身边豢养了这样一批由他调控、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检校。当时天下群雄四起，想要从中脱颖而出，战时的情报工作必不可少。
等到时局稳定，朱元璋并没有忘记那些藏于暗处的耳朵与眼睛。他不仅没有解散检校，还赋予他们新的内容，由前期的侦搜战时情报，转为监察帝国上下的一举一动。尤其察听京城大小衙门的官吏，他们所干下的不公不法之事，还有风闻之事，甚至连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也要随时监听，及时向他报告。监听的范围不断扩展和延伸，从上到下，如一张巨型之网涵盖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不光在职官员和退休官员，甚至连他们的家属、普通老百姓，也在监控范围之内。应天府那个崭新的门楼消隐在一株巨大的古树之后，像是湛然无绺的青天伸出的一双手，拨弄着人间的庸常与极端。
日光下的蠢蠢欲动、黑暗中的窃窃私语，因受制于制度的漏洞和官家的体面而无法施展。于是，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系统刚好弥补了这些遗憾，几乎是无孔不入。他曾征集了一大批的元末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被征调，参与编纂《孟子节文》。一日，他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朝出暮归的诸般艰辛，不禁悲从中来。他本是个诗人，郁闷愁苦助长了他的诗兴，张嘴就来：“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不料牢骚诗句被暗中跟踪的检校听到。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将钱宰找来问话：“听说爱卿昨日作了一首好诗，不过诗的意境值得商榷。寡人从未‘嫌’你上朝迟啊，你看改作‘忧’字是否更贴切？”钱宰冷汗直冒，忙不迭地磕头谢罪。这个向朱元璋打报告的检校成员，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轻书生，还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讨价还价的路人甲，又或者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
总之，无人不是检校，无处不有检校。检校里大多是好事之徒，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风也可卷起三尺浪。朱元璋喜欢怀疑人，他们就将丁点大的事儿放在显微镜下审视。朱元璋通过锦衣卫与巡检司两个机构，在全国布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无论官僚还是百姓，均处于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
检校从事的脑力劳动，通常是由文官担任。儒家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戳心剖腹的残酷浮现于他们的脸上。朱元璋早期的亲信幕僚大多为检校出身，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等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干的就是告发人隐私的勾当，朱元璋视他们为自己所豢养的恶犬，人见人怕的恶犬。检校，无品无级，甚至连办公机构和人员编制都没有，他们不过是被安插于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隐形人。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无法做到事必躬亲，需要有人替他分忧。杨宪是最好的选择，他是检校成员，而且是核心人物。
检校不分白天黑夜，像幽灵一样四下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向皇帝报告。于是，臣僚们退朝后的一举一动，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里请客。第二天，朱元璋就找他问话：“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是谁？吃些什么菜？”宋濂面露惊诧之色，只好如实回答。朱元璋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图，图上准确地标出赴宴者的座次顺序。宋濂脸色大变，汗如雨下。
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事在家中独自生闷气，暗中监视他的检校便将他生气的表情画了下来，报告于朱元璋。待到上朝时，朱元璋便问宋讷，为何在家中生闷气，是不是生他这个皇帝的气。宋讷叩头如捣蒜，说自己是因为夫妻关系不睦而生气。他问朱元璋如何得知，朱元璋便将锦衣卫为宋讷画的像递给他。当他看到自己面带怒容的画像时，脸色异常难看。
吏部尚书吴琳已告老回湖北黄冈，但朱元璋对他还是不太放心。朱元璋怕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下面做出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于是，便派检校前往侦察。这个检校到了吴琳的家乡，并不直奔吴宅，而是东溜西逛，打算收集一些关于吴琳图谋不轨的传闻。这名检校经过一片稻田，看见一个农夫模样的老人坐于田边休息，便上前问他：“可知此地有个吴尚书？”不料老人答道：“敝人便是。”检校见其苍老的模样，与山村野夫并无区别，便如实向朱元璋报告。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朱元璋编织的这张网络体系让整个帝国处于监控之下。在这里，借用一个禅门公案来形容监控与被监控之间的奥妙——老和尚与小和尚下山。当看到一个酒家的酒旗被风吹动时，老和尚便问小和尚是“风在动”，还是“旗在动”。小和尚说“旗在动”，老和尚摇头。于是，小和尚改口道“风在动”。老和尚还是摇头。小和尚很是奇怪，既不是旗在动，也不是风在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动？老和尚给出的答案是：你的心在动。这个问答的机锋在朱元璋和官员的心里，也有着类似的观照。每个人都是一面旗帜，用别人的眼睛看，我们都活得猎猎作响。即使你活得静默无语，而在我看来，依然是那面不安分的旗帜。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怀疑与防范才会成为人性的必然选项。应天府那个崭新的门楼消隐在一株巨大的古树之后，像是湛然无绺的青天伸出的一双手，拨弄着人间的庸常与极端。检校从事的脑力劳动，通常是由文官担任。儒家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戳心剖腹的残酷浮现于他们的脸上。元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在他的地盘上设立浙东行省。朱元璋专门派自己的外甥朱文忠（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同时让杨宪作为属官随行辅佐。
临行前，朱元璋特地叮嘱：“朱文忠是我的外甥，年轻且未经过历练。地方事由你做主张，如有差失，罪只归你。”他这么做，是让杨宪帮他盯着朱文忠。杨宪到任不久就密报朱元璋，说朱文忠图谋不轨，任用儒士干预公事。这是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为了防止朱文忠这样的实权派武将自立门户，朱元璋规定不许他们任用文人。收到杨宪的上书，朱元璋将朱文忠重用的五人押解进京，杀了其中的两人，其他三人罚做抄写手。
随后不久，杨宪又将同僚张昶陷害致死。张昶是元朝旧臣。察罕横扫中原之时，他担心自己的军队被元廷吃掉，有意通好察罕。朱元璋曾两次派使者携带重礼和亲笔信前往察罕处求和。而元廷也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宣命诏书”来南京招安朱元璋。后来察罕被刺身亡，风云突变，朱元璋改变主意，不但拒绝接受元廷的招安，而且将张昶扣留下来。
张昶在元廷任职多年，精通朝章法典。朱元璋的文臣谋士大多是元朝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元朝高官，因此对张昶极为敬重。为了让张昶死心塌地效忠自己，朱元璋用一个死囚替代张昶，将其押往刑场处死。杨宪与张昶在中书省相识相交，出于职业习惯，杨宪将自己恶犬似的眼睛和耳朵长在了张昶的身上，时常窥测他。当时元朝气数尚未散尽，北方地区仍拥有较强的势力。张昶出使被困，元廷高官要员却成为朱元璋的普通官员，或许这种身份上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有一天，或许是憋得实在难受，他向所谓好友杨宪倾诉：“我如果能够回到元朝，仍会不失富贵。我是元朝旧臣，将我勉强困在这里，实在是思念故居。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北方，不知她们现在过得怎样？”
当时元臣守节不辱被朱元璋放回的事例有很多，况且杨宪又是他的同僚兼好友，张昶并未设防。待到朱文忠收复杭州时，又将那些俘虏来的元朝高官放还大都。张昶得知此事后，非常羡慕，暗中让那些遣返人员带表章给元顺帝，带家书给自己的儿子。结果底稿落到了杨宪的手里，杨宪随即呈递给了朱元璋。在审问过程中，张昶在简牍背面写道：“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让朱元璋大为震怒，只好将其处死。
杨宪的斗争欲望太过强烈，居然连张昶都不放过，他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现实与宿命，不管是让现在预言过去，还是让过去告诉未来。那些最先辨识政治风向的读书人，很容易陷入简单的是非选择中。杨宪的举动为文人集团所齿冷。在他们看来，杨宪是一个阴险狡诈、出卖朋友的小人。虽然他为同僚所不容，但是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好可以作为安插进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钉子。然而杨宪很快就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李善长、胡惟庸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同时，刘基也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胡惟庸对这个山西阳曲人耿耿于怀，他和左丞相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刀尖碰着鼻尖，有时恐惧比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面对血肉的决绝，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身不摇晃心不动。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有病，把陕西参政汪广洋晋升为中书省右丞。杨宪位居左丞。汪广洋初来乍到，表现得十分低调，依偎于其间。杨宪仍不满意，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要求将其调回陕西。不久，又奏请皇帝将其调往海南。
杨宪如此上蹿下跳，无容人之忍，让朱元璋大为不满。李善长立即上了一道奏疏，指责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于是，朱元璋下令逮捕刘炳。杨宪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但罪不至死。问题在于，无论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在这个世界上。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想让朱元璋把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处死杨宪的问题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欲置杨宪于死地。
杨宪是洪武年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高官。他死于朱元璋为其设定的恶犬职业。他自以为有皇帝宠着，就可以不管不顾地向所有人发出挑战，逮谁咬谁。现实却并非如此。随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反而将自己逼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他检校人员也都没有落得好下场：高见贤、夏煜、丁光眼等人告讦他人，结果被人反告讦，导致被杀。
检校人员不断被杀，证明了一个道理：咬人的狗都不会有好下场。庙堂与江湖之间地域漫漶，仅有一条并不明显的模糊界限。庙堂不是人性的跑马场，江湖也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投名状。一个有了出路却走上绝路的人，一个明知归宿是与刀锋对撞的人，还是没有躲过命运的劫难。杨宪之死只是一个开端，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警惕。
杨宪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官僚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略，而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控制的领域，那么它的命运之路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使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不久，中书省右丞杨宪被处死，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杨宪死后，朱元璋重新召回汪广洋，恢复中书省右丞之职。
——帝国的分封与差异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初九日清晨，朱元璋率群臣以武成告于郊庙，诏谕文武群臣：“尔等戮力王家，着有茂绩，非有世赏，何以报心。”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与整个王朝相始终。
朱元璋下敕给中书省，他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单独的功臣庙，把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大小分作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对于那些文臣武将来说，能够进入帝国的功臣庙，无疑是巨大的荣耀。游民出身的朱元璋没当过家，更没治过国。做了皇帝，只能参照前朝，依葫芦画瓢地为自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至于方不方，圆不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不久前，征虏大将军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李文忠奉诏从北方班师回京。次日早朝，朱元璋驾临奉天殿，皇太子朱标、诸位亲王、百官朝服陪列。先是徐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接着李文忠上《贺表》。官样文章，少不了一番吹捧。天下归一、人心大定，太祖朱元璋自然高兴。他当场宣布大封文武功臣的决定，确定封功原则。群臣欢呼，各自分头准备封功的大事。“忠”字怎么写？上“中”下“心”，“中”是旗帜中心的圆环，引申为旗帜，旗是原始民族的精神图腾，“忠”字就是心随旗帜而动。古人造字，自有奇妙的道理可言。过往时代的“忠”，是朗朗乾坤、罡风猎猎，而“义”则是江湖血性、结盟抱团。“忠”借助“义”涂抹了一层嗜杀的气象，而“义”则借助“忠”坚定立场，改变个人命运。
朱元璋从洪武二年（1369年）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1375年），功臣庙里总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所谓功臣庙，其实就是皇帝心里的忠义庙，忠与义犹如剑之双刃，又如两面飞扬的旗帜。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拔刀相助、扶弱锄强等侠义行为。所谓的“侠义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向社会层面的延伸，体现在任侠上就是“忠敬勇死”四个字。诚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在司马迁看来，侠义精神表现在“为他、反主流、敬事、谦逊”四个方面。
侠义的本质即在于“为他”。“为他”是注重公义，也就是后世俗语所说的“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当时侠的“为他”与后世的“为他”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由于道德感的激发，站出来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像是侠士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先秦的侠大多来自“大夫”“士”两个阶层。大夫，多是执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员。自西周以来，这是一个相对固化的圈子，他们世代相承，几百年来逐渐养成了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经过了世事的变动，公共事务早就交到了各级官僚手上，但由责任和荣誉形成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权专制扫荡得干干净净，必然还会残留在一些早已没落的贵族的身上，只要机会合适还是会冒出头。那些贵族的侠，他们在体制内有权力、在社会上有势力，可谓名利皆有。而那些身处闾巷的布衣之侠，也就是所谓的“游侠”，他们靠的是自己的打拼和修行，得到世人的认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游侠与游民的地位相去无几，或许只是比一般游民具有更强的暴力指数，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指挥人的才能。班固在他的《两都赋》里说：“乡间的豪俊和游侠中的佼佼者，名节上追慕平原君、孟尝君，名声上仅次于春申君、信陵君，他们互相联合交往，驰骋遨游于其间”。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在当地都是略有点人脉和势力的。
到朱元璋的时代，侠义精神开始延伸至社会末端，逐渐混同于江湖义气，带有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朱元璋和他的合作者们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将他们掰开，个个命如草芥。为了生存，他们凭着嗅觉开始寻找各自的“兄弟”，而不问是非善恶。我们从元末明初的史料中，以及《英烈传》各种版本的传记作品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现如今，大明开国，“兄弟”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江湖义气将化为他们的地位和荣耀。坐在皇位上的朱元璋，看着当年仅凭“义气”二字就追随自己的兄弟，心里百感交集。曾几何时，他们口称“有肉一起吃，有事一起当”，如今肉来了，就看朱元璋怎么来分这块肉。
次日五鼓，朱元璋驾临奉天殿。皇太子及诸王、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率文武百官朝礼毕，分列丹墀左右。太祖诏谕群臣：
汝等其听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己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创业之初，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故皆无成。朕本无意天下，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十一月十一日，按照司天监早已择好的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仪式。朱元璋大加封赏，金銮殿上跪满了功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大殿上响起。公封完了，侯封完了，伯封完了，然而，在宣封的声音中迟迟没有响起刘基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才给刘基补封了一个诚意伯，年俸禄二百四十石。有人议论，说功劳在刘基之下的后勤总管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是刘基的十几倍。嚼舌之人并非无中生有，他们轻易就识破了事物的本质。即使在伯爵中，刘基的俸禄也是最低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朱元璋是一个举着权力之灯照明的人，在他看来，那些接近皇权的人未尝不是如此。天下初定，一切都有推倒重来的可能。如此想来，朱元璋寝食难安。
开基之始，朱元璋就想大封功臣，只因天下尚未进入完全的太平时期，武将们还在四处征战，功过不好衡量，此事便一拖再拖。文武大臣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朱元璋而言，这也是皇权运行的一次重大考验。此次分封，朱元璋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上榜之人由此成为大明朝第一批勋贵，构成明初勋贵的主体。按照分封体系，应该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朱元璋却将子、男追封给那些战死的功臣。皇帝不是完全自由人，朱元璋同样处于游戏规则之下，他也要以富贵与热情维系上下左右各方关系。朱元璋给了有功之臣足够的尊崇，按照品级划分，公、侯、伯的权威要高于一品大员。他的封赏在天下臣民看来，虽然有些贤明君主的宏大气象，但在貌似公正奖赏的背后，也有个人的算计在里面。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公正，而朱元璋的公正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皇权的基础上。
对于分封之事，朱元璋有自己的考量。正因如此，他从建立君臣尊卑有序、防止左右上下纷争的原则出发，按照功劳大小，分为三六九等，依次封赏。封赏功臣向来是皆大欢喜之事，但是处理不当也会引发各方纷争，为帝国埋下斗争的隐患，是一颗随时会爆的定时炸弹。朱元璋在封赏之前，就已经向大臣们反复做了强调：封谁？怎么封？都是由他一手定下的，绝对是公正无私的，不存在厚此薄彼。不同意见者可以当面提，一旦他做了决定，就不希望再听见不和谐的声音。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莽夫，似乎比那些老谋深算的智者更能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按照所说的公正无私，六公按地位高低依次为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此六人即明初六公，全部令子孙世袭，只有常茂，如无子嗣，即以兄终弟继的形式世袭。
那些被封公爵之人，他们的功劳毋庸置疑。受封者的心里很清楚，关键是他们要识时务，可偏偏有人就是做不到。六个人各有优势，其他几人都是凭着战场上出生入死军功卓著受封的，文臣仅李善长一人，可见他在朱元璋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就特别强调：善长虽无汗马军功，但功劳甚大，连汉时的萧何也不一定及得上，由是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虽然李善长得圣眷之隆，无人出其右，但在分封的大原则下，总体来看武人的封赏还是高于文臣。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没人相信，自己苦苦争取来的功名转瞬即逝。攻打滁州时，李善长就追随在朱元璋身边。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功劳非常人所及，所以朱元璋才会将其封为“公”。除了此六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之外，二十八个侯全部来自能征惯战的武将。在此，公侯伯的分封需要一个条件：凡是封侯的，都是武臣，带兵打仗的；封伯的，是文臣。
洪武三年的这次分封，只封了两个伯，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汪广洋，他们都是文臣。当年所经历的浮萍般的漂泊生涯，让朱元璋懂得了读书对个人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戎马生涯里，读书成为朱元璋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业之始，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地方大儒。他们往往有辩才，替人出谋划策，很是高明。谁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体验到存在的价值，给予他们良好物质条件，他们就为谁奔走出力。开国君王在打天下的时候，身边都会笼络一批谋臣，他们备受主子的恩宠。“养士”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不养，别人也会养，别人养了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对手，成为你的祸患。造反之初，养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之事，他要尽可能养天下可养之士。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禁止武将和文臣结交，更不允许武将私下养士。每占领一地，他就做出规定，将领在占领区域，不能同当地的文化名流接触。他会在第一时间派人将各地文人接到他的面前，如果条件允许，他会亲自登门接待。朱元璋还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的高低，将他们的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铁券定为七个等级。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做出具体的限制。
历史无错，错的都是人。铁券是朱元璋赐予勋贵功臣免罪免死的凭证，因取坚久之意，乃以铁铸之。其形似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着本人爵位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铁券可以传世，故亦称世券。铁券制是汉高祖刘邦首创。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正式开启了庙堂与江湖的联欢，马蹄踏出的山河大地，把这样一大批人赶进了他的乌托邦世界，旧的体制像一柄折断的剑，被重新抛入熔炉进行锻造。各个王朝对铁券制一直都没有形成严密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典章制度，时用时废。为了巩固皇权，笼络这批功臣，朱元璋将封爵与赐券进行二合一处理，铁券也就成了明朝重要的典制。有道是，美人如霜，草木如刀。好看与实用兼而有之，面子与里子都要讲究。
朱元璋和他的功臣们都明白，免死金牌只是暂时的隆恩崇誉，刻上字的铁牌子真的能免死吗？当功臣们囚于槛车、押赴刑场，免死铁牌又何曾起过丝毫作用？铁券并不是朱元璋赐给功臣的护身符，它既以维护皇权利益而开启免罪功能，又同样以损害皇家利益而失去免罪功能。说到底，真正决定铁券是否有效的还是朱元璋这个制定者，毕竟它是为皇权服务的。分封的二十八个侯爵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
人生两大苦楚：想要而不得，不想要而得。对于权力的得失，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朱元璋既没有按照官职高低，也没有按照俸禄多寡，而是按照投奔自己的时间先后排定。这一原则将濠州红巾军旧将，也就是将汤和到吴祯等十四人的排名向前提。时间分先后，人分三六九，朱元璋有意将部分位高名重的战将排在了那些平庸战将的后面，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骁勇善战的傅友德便是如此。投奔时间越靠前的人，忠诚度越高。他们在朱元璋身处险境、居于低微之时，就将身家性命交付于他，感情是不一样的。
分封的这些人物中，汤和算是个例外。这个像锅汤一样和和气气的男人，于朱元璋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年朱元璋被他的一封信忽悠到这条路上来，再也回不到顺民之路。必须承认，在那个封赏的具体场域中，声名比死亡更锋利。汤和是资格最老的红巾军将领，也是最早与朱元璋相识，又立下了封公之勋。虽然犯过小错误被朱元璋贬封为“侯”，但在朱元璋分封的侯爵中仍处于第一的位置。朱元璋向官员们强调封爵规则时说过，汤和、赵庸、廖永忠、郭子兴等四人各有罪责，“止封为侯”。
御史大夫汤和与朱元璋从小玩到大，一起从军，一起建功立业。此人有一致命弱点，喝完酒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欢胡乱杀人，无视法度。他在镇守常州时，曾经有事想要向朱元璋当面请示，没得到批准。他借酒浇愁，酒后吐出一段愤懑之语：“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他认为自己镇守这座城池，就像坐在屋脊上，他帮谁谁就能赢。他要是当时投了张士诚，张士诚也能赢。茫茫黑夜，他成了点燃圣灯的人。他若是点灯人，那朱元璋又算得了什么？
凡事有度，富贵于人更是如此。富贵极致，难免让人心浮意骄，朱元璋焉能不察？他太了解汤和，这个家伙口无遮拦，挟功恃宠，朱元璋早就在心里给他立下尺规。汤和的情绪里，有对朱元璋的不满，也有对个人处境的不满。如果每个功臣都怀有这种不满的情绪，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很多事情不便说得过于通透，只得安一个“欲加之罪”，算是对每个人心底的疑惑有个形式上的交代。
除了看重分封之人的资历，如同绝大多数决策者，朱元璋也凭借个人好恶来确立他们所占的位次。对于开国功臣，他最为看重的是他们的忠诚度，以及他们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安全性。朱元璋的用心裁夺，让官员们感受到了皇权带来的压力。他要让他们知道，天下一切皆为其所用，都是属于他的，包括他们的身家性命。
封侯的同时，还有六个人与其他侯爵同时受到重赏，最后却没有捞到侯爵的封号。朱元璋本来打算分封三十个侯爵，最后剔除两人。他们是来自巢湖水军的汪兴祖和早年跟随赵均用、后来率泗州军队投奔而来的薛显。汪兴祖先是被封为东胜侯，后来有人向朱元璋告发他犯过错误，于是朱元璋将其从侯爵的大名单里抹去，只给了他一个都督的职务。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出兵征伐四川，汪兴祖受命戴罪立功，或许是立功心切，他战死于沙场。待到蜀平，朱元璋准备追封其子为东胜侯，赐予铁券。因其子年幼，停袭。
薛显曾经追随大将军徐达攻取中原，朱元璋曾当着众将的面夸赞此人。朱元璋说：“薛显勇冠三军，可当一方。”但这个人身上的戾气过重，经常拿身边的属吏、兽医、火者、马军开刀，动辄取人性命。分封时，朱元璋将其封为永城侯，并没有授予他免死铁券。没过多久，他被贬往海南。
分封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毕竟僧多粥少。宽袍大袖的官服之下，那一副副历练自江湖的筋骨，在夜深人静的夜晚，隐隐发出锵然之声。朱元璋在淮河岸边长大，他肯定体验过，人在河里游泳最危险的事，莫过于身处险境而不自知。何为险境？就是死水之地，看似无波无纹，水底却蕴藏着难以估量的迅猛之力。擅游者，不会往死水的地方游。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并不担心功臣们对于欲望的执念，反倒担心他们对于欲望的无所追求。为了安抚他们不安的心，朱元璋告诉他们，如果不满意封赏，可以当面说出来。
朱元璋虽然这么说，可是没人敢当面质疑。有些人心里虽有不平，但表面上还要装作欢喜。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这个社会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应该关起门来歌唱和舞蹈，而不是在暗处嘀咕和抱怨。
初登大位的朱元璋不敢懈怠，那些文武功臣结成的关系网过于庞杂，让他透不过气来。即使用非常规手段用力戳破几个血窟窿，也无法让他感觉到呼吸通透。大风卷起巨浪，哪管浪花发出的呜咽声。那些在朱元璋心中彷徨不定的想法，此时获得了一种“借力”落地的平静。事情就此注定。他知道，编织这张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十四位濠州旧将中，其中有十一个人来自濠州的钟离县，一人来自定远县，他们与朱元璋都是长于淮河岸边，同饮一河水。元代的濠州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濠州红军先起于定远，然后占据濠州，这些将领都来自钟离与定远，统称为濠州人。而后十四人绝大多数来自淮西地区，都不属于濠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华云龙、汤和、俞通海父子等，这些人都是游民出身。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他们或是沉沦游荡于社会底层，或是占山为王，或是地方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和传播者，游离于宗法网络之外，没有任何牵挂，来去自由，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在社会大动荡中，此类人是最积极的勇敢分子，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军事集团的铁血骨干。在火光乱窜的时代，无论是归去还是出山，都必须赤脚从火上踏过。只要不怕痛，以刀杀火，咬牙踩过去，一切皆有可能。都是方圆百里之内的乡人，在亲疏远近上，犹如大圈套小圈。偌大的朝堂，成了一个巨型的套娃，无人不套，无人不被套。历史充满了幽默感，让人无从可笑。朱元璋是钟离西乡人，与费聚、王志、顾时算是近邻同乡，这些人的位次都排在定远人华云龙之后。在地位更高的六位公爵中，除了徐达是钟离人，李善长、常遇春、冯胜都是来自濠州外围的定远、怀远，而李文忠、邓愈则来自泗州的盱眙、五河。
虽然他们都出自濠泗地区，与朱元璋属于大同乡，但是六位公爵除了徐达属于最早一批濠州红军追随者外，其他五人都是从濠州红军的其他派别、民间或其他社会组织投奔而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投奔朱元璋的时间，都要晚于十四位濠州侯爵。尽管如此，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却不比濠州旧将们差。
生于斯，长于斯，乡土成为游民们抱团而生的唯一理由，这个理由胜过一切说教。同饮一河水、同食一地粮、同说一乡音的地缘，像是一股热血从人的脚底板贯通至每个人的天灵盖。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比如婚姻。如何掌控这些同生共死的战友，除了封赏杀伐外，朱元璋选择了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手段——联姻。在他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多了一层关系——亲家情分。打天下时，朱元璋和那些功臣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而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处于幼年时期。等到坐天下以后，随着亲王、公主们渐渐长大，那些元勋宿将的孩子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将皇权这盘棋越下越大，朱元璋主动和他们攀亲，这当然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于是，在朱元璋的执政历史中，也因此留下一段暴力与媚眼交相辉映的特殊时期。
朱元璋犹如一只巨型蜘蛛，盘坐于宫殿的内部。乡土远近的亲疏关系是他吐出的丝，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也是他吐出的丝。千丝万缕，缠绕纠结，他在网中央，网住别人，也网住自己。当这张网越来越密，越来越紧，他的应急反应也随之变强。直到有一天，他将其撕扯得七零八落。皇太子朱标的岳父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其中和皇族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也主动将她们召入后宫。
邓愈和李善长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长了一辈，因为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可以想象，若是在家宴上，这些人的称呼怎一个乱字了得。至于那些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之人，他们也会主动和那些功臣联姻以求富贵。与此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分封到了全国各地。毕竟这时候还有仗可打，让皇子们以亲王的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控。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们，即那些被分封出去的皇子。如此一来，以朱元璋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关系远近为半径，在大明帝国画出一个封闭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圆。庞大的圆，像是朱元璋吹起来的泡泡，它将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都粘在一起。
朱元璋若信赖他们，他们的荣耀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亲密的联姻；朱元璋若是怀疑他们，那些东西也就不值一提。功臣联姻不再是维系个人和王朝安全的纽带，反倒成了相互勾结的罪证。出生入死换来的信任、得到的荣耀，完全建立在一座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一句话兴之，一句话亡之。权力有时候看上去硬如刀锋，实则薄如蝉翼，每一个局中人都是透明而脆弱的。
昔年，濠州城的红巾军南渡长江，一举奠定立国之基。那些在江北加入队伍的势力与濠州旧部，朱元璋用“从朕渡江”的“渡江旧人”称呼他们。“旧人们”也引以为荣，用“从上渡江”等话语来炫耀自己这一象征着荣誉的身份。同时期不同时间节点投奔的人，他们在排位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渡江前追随朱元璋的功臣，他们来自不同队伍、不同地域。之所以能够成功南渡，最后占领集庆，是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吸纳了巢湖水军。
如果按功劳划分，巢湖水军是渡江前投奔而来的。除濠州旧将外，他们是朱元璋集团中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朱元璋称霸水上、支持北方作战，完全得益于巢湖水军。令人不解的是，巢湖诸将却无一人跻身公爵，只有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在侯爵排行榜中占据四席。其主要首领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赵伯仲、张德胜等人则于洪武三年先后离世，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兄弟子侄。这些人的官位和战功虽然高于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很多人，但是得到的封赏与取得的功绩是不相称的。从表面上看，巢湖水军只是比常遇春等人晚一点投奔过来，但是投奔的对象有所不同。
至正十四年（1354年）是朱元璋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濠州城解围后，他就脱离大部队，回乡组建个人武装。当时只带了二十四名亲信回到定远，经过一番经营，收编二万人归属红巾军。朱元璋因此分得部分军兵，独自南下滁州。朱元璋军事集团的核心部分初步形成，其中包括徐达等旧属和李善长等新人。郭子兴去世，濠州红巾军接受龙凤政权的任命，朱元璋成为三号人物。此后不久，巢湖水军才投奔过来，而朱元璋还不是濠州红巾军的统帅，与巢湖水军的将领并没有建立起私人归属关系。渡江之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夺得军队的领导权。
那些早期没有追随的濠州旧将，以及巢湖水军和新归附降将，虽然他们对朱元璋的忠诚经受了同样的考验，但却无法建立起那种人在初始阶段患难见真情的私人关系。带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归属关系，往往会在一个人名位不彰时确立下来。
朱元璋要给他们设置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让他们在帝国秩序里分出等级。那些最早投奔他的追随者，属于濠州人群体，他们构成了公爵的全体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在洪武三年的勋贵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是朱元璋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而那些渡江前的归附者，其中以巢湖水军为主力，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濠州人。在朱元璋的早期关系网中，他们甚至没有资格涉足其中。这一部分人仅在侯爵中占据四席，还不如渡江后的归附者。至于渡江后的投降者，他们能够在帝国勋贵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大多仰仗其战功。他们虽然带来了战斗力十足的军队，但是朱元璋对他们仍存有防范之意。一言蔽之，洪武时期与勋贵有关的部署，与朱元璋刻意打造的体制结构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这场“有肉一起吃”的分封盛宴中，朱元璋煞费苦心。他既要做到貌似公正地封赏，甚至颁赐那块晃人眼的免死铁券，又要貌似合理地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同时还要避免天下人言而无信之讥。在他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同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于此埋下伏笔：若有人谋反，一律不得免死。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日后看来，反而成了催命符。
——李善长与淮人朋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帝国朝堂突然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功臣们似乎嗅到了帝国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心中那把无形的屠刀已缓缓举起。从无形到有形，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说，朱元璋是个暴君，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就想着杀戮功臣、清除异己。还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他与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极为形象。作为法人，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却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理，于是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管理国家。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让他的代理人享受政治待遇、得到经济效益。他希望用现实利益换得他们对他的赤胆忠心，以保证皇权独大，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虽然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无法淘尽这滚滚而来的恩仇与鲜血，但庙堂江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是歪理，有时也是真理。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高收益的职业。对于皇帝来说，要让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排除功臣造反的可能性。在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嫌疑。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致命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两位丞相：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大了十四岁。
李善长毕竟不是草根阶层，他是读书人，是修习过法家思想、有着深谋远虑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实用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过于温良，不足以固国安邦。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秦制两千年，不单单是朱元璋，每个帝王都会这么认为。信奉法家，即拥有无边的法力，这也使得他们在欲望的旷野上时刻与血肉相遇，而儒家只能在被语言架空如道德的天色里，想着如何飞，却飞不起来。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如鱼得水，可谓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时代背景下，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每天醒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掘得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到手，他们又会幻想着建立自己的财富王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打着道德的旗号，怀揣着不道德的心思。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有的只是个人的小我满足。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不愿意分权与人，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是人性在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朱元璋端坐于御座之上，好似真理在握。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若能有一秒钟的时间得以窥见真理的面目，甚至是灵魂的面目，就会哑然失语。在朱元璋看来，若能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该是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让他无法和各级官僚有效快捷地沟通。虽然宰相们唯他马首是瞻，但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一步当作几步跨，谈何容易。更何况鸡毛蒜皮之事，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多此一举。其实这种体制运行是有问题的，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个还算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若是摊上一个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很容易惹祸上身。宰相们也有钻制度空子的嫌疑，像是故意架空皇帝、瓜分皇权。
开国初期，朱元璋在朝廷设置三大权力机构，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督检察，而这三大机构的领导者都要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监察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朱元璋要用制度打穿一切纸上的字和无底的黑，在宫殿的幻象中高歌前行。新朝初立，正在过渡的人和事物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朱元璋感到焦虑。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而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稍逊一筹，只能算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人们常说帝王之道，聪明的帝王会将皇权的秘密埋在宫殿的某个角落。朱元璋无比珍视抢来的皇权，除了保留元朝沿袭的中书省，还设置了左、右丞相，让独大的中书省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一切，看上去都成了，但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并不明晰。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大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迟迟无法归位。如此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只有李善长一人。
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多年，有着极为高超的行政才能，在他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官僚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朱元璋没有当皇帝的经验，从帝王传、忠臣录的文字高处找到答案。纸上得来终须浅，现实被日光涂抹得不成样子，而让人有所觉察的总是生活的单面。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于是，有官员私下向朱元璋打小报告，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当时朱元璋并没有将这一妄评之言放在心上。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同乡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大多是乡党人士。在朱明王朝的权力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对此，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他才无法容忍。
这时，他必须回到有宫殿和旗帜庇护的氛围中，成为皇帝，而不是淮西人的首领。这一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小股势力在边境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睦尔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那里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没有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朱元璋设定的皇权格局基本落定。他正在调整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计划，在诸多的计划中，首当其冲的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皇权的意象在紫禁城里是硬邦邦的行礼如仪，是软乎乎的尸体横陈。朱元璋习惯了在黑暗中淬火。中书省的存在于他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他要大权独揽，势必触及宰相的权力。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壁垒中打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师出无名。制度的缺口存在于人，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居于高位的权臣。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大自己十四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大事件中，李善长都扮演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还让他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他的手上。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他的兵权，甚至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听到消息后，李善长第一时间赶到朱元璋面前表达忠心，话语言及肺腑之处，涕泪满面。
对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很难找到一个杀他的理由。此时，朱元璋并没想过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不然他就不会给他们那么重的封赏，他还是有过与他们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想法。
朝中的实权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同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有人将中国的熟人社会比作丢入水中的石子，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时，李善长特地赶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此人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号称“里中长者”，就礼节性地接待了他。一番交流，顿生相见恨晚之意。从厚待李善长开始，聚集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是最为特殊的一员。朱元璋曾与他有过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作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必然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桥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联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
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着一个能够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进而荣升丞相，也就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居于何等位置。朱元璋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元朝以右为大，李善长已是朱元璋创业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安心作战。同时他还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
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并不妨碍对他的重用。朱元璋给出的褒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他还赐给李善长一副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朱元璋给予他的风光荣耀在那些开国功臣中绝对是首屈一指。
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官僚系统中炙手可热，淮西集团的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政治要塞，由他们释放出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明争暗斗则不可避免。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的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创业之始，就已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
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使得淮西集团的权势之火越烧越旺，烈焰沸腾。而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水面震荡，直至掀起滔天巨浪。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空间，淮西勋贵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与自己分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想尽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十七年时间，淮西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非淮人的生存空间，不给他们揽权的机会。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身为淮右党人的首领，李善长的权力越大，意味着集团势力在王朝体系中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李善长迎来他的巅峰时刻，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幻象迷惑。他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是朱元璋最为关注的地方。对于此人，朱元璋从未放松警惕。李善长比刘基难以对付，刘基毕竟是一个耿介之臣，而李善长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要曲折得多。淮西集团在帝国官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他打着同乡的旗号立于朝堂，权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个人权势炙手可热，亲友也遍布朝堂内外，盘根错节。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用之也忌之，用是因为确实好用，忌是怕他们功高震主。朱元璋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提醒对方：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就可能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怎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朱元璋向他敲警钟，让他学会低调，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保不了命。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致仕奏疏。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善长急于退出，是因为他已经嗅到朝堂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他在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精明如李善长，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朱元璋织下的这张庞大的蛛网而言，身陷其中、不得挣扎，越挣扎困得越紧，陷落得越快。别说李善长，就是朱元璋也不知道，今天和昨天会有多少不同，明天又将会走向怎样的命运。斜睨之处，余光所及，命运对他们并无另外一番心肠。李善长致仕回老家安徽定远，朱元璋赏赐了他土地若干顷，并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朝堂。这个世界，有些人的影响力是超越距离的。蜘蛛在困住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吐丝，延展自己的触角。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平日里仰其鼻息的朝中百官无不震惊。两个月前，李善长才被封为国公。转眼之间，就被打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之间，朝堂上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朱元璋在完成自我身份更迭的同时，也在将个人烙印深深刻于历史的天空。一个人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游民）、争夺天下的豪杰，直至坐上皇位。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生存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无非四件事，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人生亦无非四个头，休养于炕头、劳作于地头、最远来到村头、最终走向坟头。终其一生，仅此而已。在一个农民的心目中，土地是维系他们生存的根本；而对朱元璋这样一个当了皇帝的农民来讲，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田间地头。
有人说，人性的欲望就是由空荡荡的胃传导给这个世界。像朱元璋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里的孩子，生来是以世界上最粗劣的粮食来填充胃肠。少年时的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他生来是一个赤贫者，是最接近社会底层的人，遭受过人间最惨烈的困苦。
朱元璋从乡村社会出走，可他的一生都像是在原地打转转。离开的是他的身体，而他的精神气质早就钉在了那里。那里不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与懦弱，有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血肉横飞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他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他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传播得更深入、更广泛。
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遵循的生存逻辑是一种互相伤害，他的血越来越肉，心却越来越冷。这让他始终处于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中，并对人性深处的温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甚至有学者认为，朱元璋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已经患上相当严重的精神疾病，譬如迫害狂和被迫害狂。罗素曾经描述过此类疾患的病理，他说：
有些人幻觉他人企图杀害自己，囚禁自己，或者施以其他方式的侵害。由于想要保护自己免遭幻觉中迫害者的侵害，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暴力行动，因此，对他们的自由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
问题是朱元璋是皇帝，限制其自由的现实可能近乎无。董仲舒提出的“君权天授”论，目的也是想要将皇帝的统治权力限制在“德治”和“仁政”的范围内。
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尤其是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次次夯实论证，在热浪滚滚的皇权加持下，朱元璋也早已将自己视为天授之子。他是天子，何为天子？天子集诸多国家大权于一身，且其权力不受其他任何权力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限制和约束，天子的意志就是法律，天子一言而为天下法。
朱元璋写了《皇明祖训》，定下《大明律》，又颁布《大诰》，把大明王朝打造成了一只风雨不透的铁桶。就连什么人什么职业穿什么衣服什么鞋，住多少尺的房子，都要逐条逐项分列清楚。种种规定烦琐细密，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分清辨明的地步。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老百姓的行踪，朱元璋创建了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理想。老百姓要守着自己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要闲来无事惹祸端，更不要四处走动。一个人离开乡土超过百里，就要到地方县衙申请备案，让官府开具“路引”即“介绍信”，说清楚自己去往何处、几时回乡。私自出门者要打八十棍，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
有人说，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但凡制度，总有它的漏洞。可朱元璋不相信这一点，他用心编制了里甲这张大网对整个帝国进行管理。也就是将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如此一来，生活在大明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各有各的网格，各有各的位置，不可逾越。只有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大明王朝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
虽然说，人最宝贵的是自由，但一个人若是吃不饱穿不暖，任人欺凌宰割的日子真的比自由来得重要吗？在朱元璋的理想国里，每个人都好似生活于天罗地网般的牢笼之中。尽管如此，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脉脉温情，而那些官吏士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当他们由士绅而为土豪劣绅，由官吏而为贪官污吏，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情的诛杀。大明帝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广大农民处于塔底，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朱元璋端坐于顶部。各个阶层一级踩着一级，一层压着一层，撑起了大明朝的江山。
朱元璋来自最底层，他比谁都清楚那些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他们最容易得到满足，一室避风雨，一饱解千忧。当时，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证明身份的执照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非常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作为平民老百姓出入家门，下地忙农活、在家闭门睡懒觉，必须让你的乡邻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在忙些什么。你日常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一里地范围内，早晨出门，傍晚一定要回家。包括你何时睡觉、何时起床，都必须互相知道。而那些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人，都要统统流放到边远地区。对于这样的人，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如果坐视不问，一旦这些人犯了大罪，与之相邻相识之人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根知底，也就是所谓“知丁知业”。凡成年男子，从事何种职业、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社会破坏分子论处报官。
像朱元璋这样的社会游民，之所以能够夺得天下是因为参加了农民军。如今他做了皇帝，自然想尽办法杜绝历史的重演。民众的自由流动和接触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在他的帝国里出现另一个当年的自己。或许是这些看上去有些乖戾不祥的法令，让整个帝国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要让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牢笼，民众不仅没有空间流动的自由，也没有身份改变的自由，只是尽其本业，为朱明王朝提供赋税、徭役。
从底层一路拼杀，坐进皇宫宝座，朱元璋深知这座形似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并不牢靠。他太过于忧患，这种忧患来自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他既然可以从别人手里抢来江山，那么别人也同样可以从他的手里抢走江山。他穿着皇帝的新装，潜意识里还是那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游民，是那个刀头舔血的造反者。
刚开国那几年，朱元璋每次醒来的时候，不知今夕何夕，醒在何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而他的脑袋总是觉得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在摇晃。自古天下江山之失，有因外敌入侵，也有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所致。作为被统治者的广大群体，如农民、中小地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生存空间，他们并不会起事反抗，倒是官僚集团随时都有篡夺皇位的野心家。江山初定，大明中枢政制多沿袭元朝，在中枢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其下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居于其他官职之上，掌中央最高行政权。
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岁月让他备感凄凉。他偶尔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权力好似春药，给男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还有精神层面的勃发。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上了几道奏疏，说自己病已痊愈，希望朱元璋能够给他一个继续为国效忠的机会。李善长去年退休时，也才五十八岁，从他活到七十七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他的确算不上老。
可以想见，朱元璋看到奏疏时那副暗自窃喜的神情。他不想让李善长返回京都，便在凤阳给他安排了一个差事，命其在凤阳督建宫殿，再造一座皇城。凤阳定都计划是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的，朱元璋命令从江南、山西迁十四万户富裕人家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朱元璋说：“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朱元璋要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锲在凤阳，让他死了重返帝国中枢的心思。此时，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右丞相，胡惟庸出任中书省左丞。
作为百官之长，丞相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处于官僚组织的顶端，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又加上位居皇帝的“卧榻之侧”，比较接近皇权，地位十分特殊。朱元璋忌惮李善长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丞相之位，还在于他是淮西勋贵的首领。君臣关系本就十分微妙，丞相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引起和君权的冲突摩擦。
在通常情况下，封建社会最有组织性的集团当首推军队。除了军队之外，以丞相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就是最有组织性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官僚组织是一个组织严密、机构庞大的整体，而且在其内部还因科举制度、地缘因素而形成官员之间的师生关系、乡籍关系等非正式群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帝国权力的正室，还是偏房，李善长都是那个拍板做决定的“话事人”。
如果我们将皇权视为一块蛋糕，有资格分肥皇权的，不是农民，不是中小地主，而是丞相以及他背后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拥有知识，且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共同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因而也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有群体意识和整体性。丞相是官僚组织和士大夫的重心所在，而这势必成为朱元璋猜忌防范的首要对象。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也是安徽定远人。他在和州投身朱元璋幕府，授元帅府奏差，不久转为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以办事灵巧著称，再加李善长的举荐，一步步赢得朱元璋的赏识。先是擢太常少卿，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逐渐成长为帝国的高级文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帝国中枢，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撒手。他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刚好又是淮西人时。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胡惟庸，一来逢迎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帝国中枢，可谓一举两得。胡惟庸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不假手与人，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接班人。不久，胡惟庸又将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样，李、胡两家的来往更加密切。胡惟庸是淮西人，他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逐渐成为淮西集团的朝堂核心。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则要孤单许多，每日只知饮酒而不管事。胡惟庸的职位低于汪广洋，却“专决省中事”，反过来指责汪广洋“无所建白”，终于导致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升任为右丞相，任命陈宁为御史大夫、涂节为御史中丞。不久，胡惟庸又转任左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徐达虽然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又加上常年领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胡惟庸就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让人迷醉。《明史·胡惟庸传》写道：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隆。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朱元璋像是在故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在此之前，御史大夫韩宜可就对胡惟庸与陈宁、涂节之流恃宠擅权有所不满，当面向朱元璋递交弹劾奏疏，措辞犀利：“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疏，大为愤怒，破口大骂：“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当即把他押入锦衣卫诏狱。不久，国子监助教吴伯宗察觉胡惟庸的奸恶，不愿同流合污，被胡惟庸贬至凤阳，他上书皇帝：“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精明如朱元璋，又怎能视这样的话为耳旁风。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朱元璋不仅没动过胡惟庸，还放手甚至纵容他，以至于将其扶上“独相”的宝座。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为了让胡惟庸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官僚机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乃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力。朱元璋已经意识到相权之重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中书省权力过大，“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容易导致皇权旁落。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权力过重，御史台无法满足对官民监控的需要。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改革，其目的就是集中皇权，使“权不专于一司”。因此可以推断：相对于李善长和刘基的功劳、威信和才干，他们若身处宰相之位，朱元璋要想废除宰相制度，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再大胆揣测，朱元璋是有意在宰相之位上，放置胡惟庸这样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基。他需要在这个岗位上，放置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
人，只有在不安分中，才能露出更多破绽。一个撒欢尥蹶子的人，随时可能犯错误，而这也为朱元璋废除宰相提供借口。功高如李善长者都可以被朱元璋轻松挪开，更何况区区胡惟庸。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独揽相权，成为中书省第一人。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待到汪广洋被贬，胡惟庸任右丞相，这时的他，大权在握，风头一时无二。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地方权力高度集中的行中书省。这一年，他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将其封为驸马都尉。操办喜事时，李善长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当年的丞相，如今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朱元璋虽然委任他一些职务，但要想东山再起已不可能。相权带来的荣耀早已不复存在，李善长知道，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文官的当家人，经年经营地盘，这个羽翼丰满的官僚集团对于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本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看中他并无党羽，才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无视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投身李善长门下。世事如棋，李善长虽然离开丞相之位，但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还在，各个官僚机构的当家人大多是他布下的棋子。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枢，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他召回京城，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性情懦弱的汪广洋担任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最好的安排。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这让朱元璋感到皇权正在一点点被侵蚀。
此前左丞相李善长虽有威望，但处事谨慎，右丞相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后来的右丞相汪广洋也是无为而治，相权与皇权的矛盾隐而不显。朱元璋夺权之心日重，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让他们互相牵制。怎奈事不遂人愿，胡惟庸越来越胆大妄为，而汪广洋“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这让朱元璋大为不满。事已至此，朱元璋心里已有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拿人头祭旗才行。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太祖朱元璋参加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着胡惟庸等官僚高层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上，那些政治清明的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胡惟庸听来，不过是朱元璋在为自己捞取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胡惟庸的势力一天天坐大，他把大量亲信安插进了帝国官僚体制中，并利用手中权力把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对不听从号令的官员则大肆打击、罢黜。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朱元璋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使司。这个机构的横空出世传递出这样一个强烈信号：朱元璋准备为帝国官僚系统动一场大手术。
——奏事不许隔越中书
黑夜的屋顶上，亡灵的呼号穿云裂帛，只有活着的人浑然不知。这是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巡行各地，目的很简单，为了实现下情上传。通政司每天都要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呈报朱元璋，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理。设立通政司，负责“中外章疏敷奏封驳”，取代原来奏疏直接禀报丞相的做法。朱元璋想要减少对丞相的依赖，不允许他们代表皇权任意胡为。
新朝初立，很多制度都是参考元制而来。对朱元璋来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丞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丞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皇帝来做最后的拍板。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御案之上。在丞相们看来，官员的奏章需要分级别类，区别对待。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需要皇帝过目，这并不取决于皇帝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丞相来决定。作为丞相来说，这是他们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于作为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最不能容忍之事。在胡惟庸等帝国高官的门庭外，每一个黎明和夜晚都聚集着大批的人群，好人摇晃不定，坏人用钱铺路，那些黯淡的冤魂无人理会。朱元璋无法想象，他们背对着自己，隐藏了多少秘密和恶念。
设立通政使司，是为了破解这一切。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丞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思维惯性还在旧有的轨道上滑行。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丞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检校在无形之中成为朱元璋安插于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官员，还要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了冤大头。通政使司最初并没承担更多的职责，不过扮演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官僚体系中。
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朱元璋要掌握天下实情、掌握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他已经找到破解的密码，就不会再做无谓的等待。他随即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帝奏报就可以了。他无法做到无条件地信任，也无法做到无条件地怀疑。他每天在这里忙碌，旋转得像一个陀螺，却始终无法解除内心的困惑和迷津。朱元璋的精力极为旺盛，他将当皇帝视作田间劳作，而枯燥烦琐的事务如同长势喜人的庄稼，让他舍不得假手于人。根据《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朱元璋时常沉浸于帝国事务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会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他自己不以为意，还会戏称“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朱元璋的集权做法，对胡惟庸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丞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制度是王朝土壤里开出的花，而这朵花到底能开成什么样，则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天性。朱元璋怕自由，自由在理论上是永恒的，但在实践中则显得过分缥缈。制度是自由的对立面，如同笼中鸟与苍鹰的对话。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朱元璋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朱元璋接上头。这样一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一步步架空。
开国之初，朱元璋对外廷势力尚未腾出手来加以梳理，只是在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那一套。朱元璋对帝国的天空充满了向往，却对夜晚和星辰恐惧。自由会将一个人的影子带上天空，而恐惧会将他的敬畏之心洗劫一空。中书省的官僚结构设置是左、右相国（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平章政事，秩从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秩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等官员。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大到可以总领百官，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都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令、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官僚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
朱元璋坐在宫殿的宝座上，不像是皇帝，倒像是一个震慑人心的牌位。丞相的权力极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于北京城。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有个缺点，即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僚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为他打工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就不能用朱重八的脑子思考，也不能用刘基、李善长的脑子思考。丞相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过强势，丞相就会经常换人，甚至会换一个杀一个。若是皇帝太软弱，皇权便会被相权架空。
一旦局面形成，皇帝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颁发圣旨，其他不用操心。时人可以不知道皇帝是谁，但一定会知道丞相是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权力的哀歌与颂歌之间，朱元璋的选择由不得别人做主。他出身草根阶层，虽然当了皇帝，但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者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他肯定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他们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皇位上坐着的那个人。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权，比如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权力面前，人永远是有缺陷的，是病态的。
这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而这种忧虑也必将促使着他做出改变。他需要时间来为自己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是不二的选择。有人会问，既然他后来废除丞相，为什么当初还要设置丞相？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建立一套新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先拿旧体制应付着。
朱元璋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是他为新王朝量身定制的。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同当患难，同享富贵。身为开国皇帝，这种姿态一定是要有的。在帝国的创业阶段，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赫赫功勋。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量体裁衣，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散开的这张大网也到了收网阶段。在巩固政权时，朱元璋更多地表现出人性冷酷的一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该杀和不该杀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诛杀。有史家认为，说朱元璋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人的自尊采取的是贱视和蔑视的态度。他们匍匐于他的脚下，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他。朱元璋得感谢命运，它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注入了抗体。
朱元璋也许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不是皇帝，又怎知他这个皇帝内心深藏的忧惧不安。正是这种不安，让他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喜怒无常，怀疑一切。在他看来，体制内的“忠臣良民”太少，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写着“欲望”二字，他们寻找一切机会蚕食他所开创的基业。正因为如此，他才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对于皇帝来说，杀人是件容易的事，兴之所至、任意为之。人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后，精神感知会变得麻木迟钝，对他人所遭受的苦难会缺少常人应有的感觉，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痛苦。
——积疑成狱及其他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1377年）八月份发动的。这时候，胡惟庸将大量亲信盟友提拔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赶出要害部门。胡惟庸大肆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官员们感到恐慌的同时，更多的是愤怒。
御史韩宜可就在朝堂之上攻击胡惟庸及他的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悖逆于皇帝，僭越了皇权，要求将这帮人全部收监或者斩首。朱元璋记下了韩宜可的这句话，但是并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是命人将韩宜可交付有司并将其下狱，没有十足的把握，朱元璋不愿打草惊蛇。此次事件虽然没有撼动胡惟庸，却引起了朱元璋与诸臣的警醒。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他呈报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的，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的管理链条。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而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六部可以向他直接呈报。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形成了一种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一旦皇权与相权发生冲突，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尚书任何事情不能瞒着皇帝，皇帝才是帝国的一把手；但是尚书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折子绕不过中书省，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发布。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整日奔波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官员。如此繁复的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难免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看出其中的弊端，他早就想要掀起一场体制革命，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帝王的命运太过虚妄，它就像是一个光荣的象征，尽可能地不与神性混为一谈。朱元璋的精明是惜利者的精明，他只是在替自己看护一个庞大的庄园，容不得别人践踏。
1379年的10月，即洪武十一年的秋天，位于大明西南边陲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的消息。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外邦使者只好流落街头。这件事让朱元璋勃然大怒，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传将出去有辱大国名声。朱元璋当即传唤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最初还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不然不会公然挑衅李善长的权威。虽然弹劾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他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令人遗憾的是汪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多是逆境造就人、困境磨炼人。汪广洋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再参与到权斗的游戏中。多年的宦海生涯，最初的政治理想离他渐行渐远。虽然他还有一把风中的骨头属于自己，但他的魂魄已摇晃得散了架。汪广洋的存在于朱元璋而言就是一枚棋子，通过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这就像是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走，以为自己的移动是由身体带动的，却突然发现，一双隐藏在身体外的无形之手，提着自己在黑夜里奔走。这是多么可怕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惶恐不安。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他无意周旋，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样重大的外交事件，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他时，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没有任何关系。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礼部与中书省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火。他接连下了几道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该追究谁的责任，所以中书省与六部，一定要追究到底。”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宾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都被皇帝骂了一通，毫发未伤；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暴风雨。那段时间里，南京城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或许这一次不同往日。检校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汪广洋成了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也就是说他凡事不作为，抱着葫芦摇。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的位置上，本意是为了掣肘胡惟庸。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甩手掌柜，好端端的活棋走成了死棋。既然是死棋，作为棋子的他也就走向了死路。
汪广洋再次被贬往海南，朱元璋囚禁了其他附有连带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船行至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追加了一道圣旨。这道诏书追究了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的事，同时又细数他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下诏将其赐毒而死。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朱元璋对他痛下杀手。
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要知道，太平这个地方是汪广洋仕途的。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客居太平县，每日过着诗酒风月的恬淡生活，等待着人生机遇的突然降临。而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的军队突破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了他。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人生载浮载沉的不归之路。终点回到了，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清除相权的祭旗人。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一层阴霾。御史中丞涂节突然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可对于朱元璋来说，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治罪的理由。朱元璋接到涂节的报告后，立即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官方给出的案卷中，胡惟庸案的构成和经过并不复杂，也不难断，大罪小过充塞其间。在这里择其大者，表述如下：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胡惟庸老家旧宅的井里，忽然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有献媚者说，他家三代祖坟上，夜晚火光烛天，此为祥瑞。于是，胡惟庸心有所动。其后不久，他的儿子在大街上策马狂飙，恰好一辆马车经过，胡公子当场丧命轮下。胡惟庸丧子心痛，一怒之下杀了马车夫。有人将此事告到朱元璋那里，龙颜大怒，责令胡惟庸向马车夫的家属做出赔偿。当胡惟庸备好重金为自己赎罪时，朱元璋却将其拦下。罪不可赎，罪在其身，这让胡惟庸心生恐惧。于是，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图谋兵变，同时密告四方及追随自己的那些武将。其后不久，胡惟庸突然对外宣称，自家老宅的井里涌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为了表明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态度，胡惟庸邀请朱元璋临幸府上观赏稀罕之事。这一天，当朱元璋的龙辇行至西华门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突然拦住去路。他没有说话，却急得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卫士乱棒齐下，差点将云奇活活打死。无论怎么打，云奇却一直用手指着胡惟庸府邸的方向。朱元璋随即登上宫城远眺，发现胡惟庸的府邸，隐约埋伏着大量的士兵。于是，“即发羽林掩捕”之。
胡惟庸党案说法众多，真相莫辨，恐怕穿越回明朝也难以探知究竟。诚如吴晗先生所言：“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到了事过境迁之后，实在情形已被淹没，后来的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只要《实录》没有记载的，便只能闭门造车、以讹传讹，所以有诸多时间冲突、空间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明史》中所记涂节告变和《纪事本末》所记的云奇告变就存在冲突。若采信前者，则胡惟庸已服罪被诛，也就不存在朱元璋临幸府上观赏醴泉之事；若采信后者，胡惟庸当天被诛，也就不存在涂节告发之事。孰真孰假，或两者皆不可信，疑点重重，实在让人难辨真伪。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胡惟庸的罪名在他死后不断升级。治胡惟庸一人之罪，擅权植党就已足够，要扩大打击面，牵蔓其他功臣宿将难免让人觉得小题大做。比如，也有史家反复求证胡惟庸通倭、通虏之事，在这里聊作表述：胡惟庸通倭之事多采自《明史》和《实录》，文中以口供叙述胡惟庸的罪状，其中通倭投虏事，仅有两句：“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此事若成立，林贤和封绩此二人，便是胡惟庸案发时的漏网之鱼。林贤通倭，而那个叫封绩的元朝旧臣则通元。
明朝的两大强敌，所谓南倭北虏，胡惟庸都与他们有瓜葛。胡惟庸被诛后七年，《大诰》中提及林贤，说明州卫指挥使林贤在南京时，已经私通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一个叫归廷的日本朝贡使节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朝贡来大明的旗号，配合胡惟庸谋反；这件事随着林贤被举报而浮出水面。朱元璋知晓后，直接诛灭林贤九族。至于胡惟庸案牵涉中日关系，实在是无稽之谈。
在这里插一句，早在即位初期，朱元璋就宣布对东方和南方诸国实行不干涉政策。他坚持说，所有这些域外诸邦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但与中央王国不完全平等。他的《祖训》中列出一份“不征之国”的名单，还限制了名单内的三个国家的朝贡关系：大琉球、柬埔寨和暹罗。不知是因为他发现了胡惟庸曾想借日本人兵力来实施政变的计划，还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发展海外关系。洪武朝的对外关系用朱元璋的话说：“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侵犯，亦不祥也。”
再说那个叫封绩的元朝遗臣，更是毫无根据。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朱元璋不仅要做到罪臣有辞，还要营造出戏剧性的效果。于是，他在完善故事的过程中，也在替胡惟庸做合乎故事需要的逻辑推演，力求剧情合理、演员到位。而封绩就是他找到的演员，此人本是从未到过北方的江苏人，他用别人写好的台词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当成胡党造反的罪状。或许觉得剧情还不够合理，封绩又改籍为河南人，身份是元朝遗臣。他奉旨扮演的那个角色，除了要指控胡惟庸，还有李善长。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胡惟庸案发十年之后，早已死无对证。审查结果出来：胡惟庸谋反案坐实，不可不杀。与此同时，朱元璋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御使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辞其咎，因为有官员禀告，涂节也参与了谋反，见事情败露才站出来检举胡惟庸。此案由朱元璋“自临问之”，自正月甲午日（二日）廷臣审录，到戊戌日（六日）结案，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被全部处死。
新年伊始，帝国中枢一下子处决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处死宰相是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朝堂内外为之震骇。朱元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以平息人心躁动。第一道诏书，他告诫文武百官，朝廷设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设立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设立御史台“以括朝廷之纲纪”。“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因此他主张“革去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第二道诏书，他要大肆清算胡惟庸等人的罪状：“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贿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两道圣旨将帝国的体制运行做了重新布局，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如梦方醒。原来他们的皇帝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两道诏令绝非朝夕之间能够完成。朱元璋担心有人在诏令里做手脚，篡改他的意思。他从不假手于人，他宁愿用粗粝不堪的乡间俚语表明观点、做出决断，也不希望他们用圆融的文字在那里不知所云。
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宰相制度也就此废除，这项变革在中国政治史上堪称一重大事件。自汉代以来，丞相一直是官僚机构中的最高职位，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元璋将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部废除，只保留了一个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原本属于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分摊给原来由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监察机构在官僚系统内的地位。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在正式宣布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时，朱元璋言辞凿凿：“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因此他决定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大权归于朝廷。在帝国官僚系统的复式结构中，丞相作为体制结构最顶端的那尊大神，一直与皇权此消彼长地博弈。朱元璋索性连根拔除，为他的继任者们“拨刺”。
他说：“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他在这里打了一剂预防针，为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自己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以及对个别妄言者的警告。在发布的文告里，朱元璋给胡惟庸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大大的箩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后来，朱元璋命儒臣编撰《相鉴奸臣传》，他在序言中给胡惟庸定性：“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风格大变，由君臣共治转换为君权独大。更为要命的是，这架皇权机器被朱元璋打磨得异常锋利，犹如一台令人胆寒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平地起了一场龙卷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胡党”。
相比在朝廷中人脉广泛的胡惟庸，朱元璋反倒成了独坐于深宫禁院中的孤家寡人。像胡惟庸这样的权相，他的交往范围从朝廷文官蔓延至开国功勋和军队将领。当他被定性为“谋反罪”后，那些与他有来往之人就应该是同案犯。朱元璋有着强大的怀疑精神，人心如盗贼，眼里看见的也全是盗贼。他所做的任何决定，在分析家们看来，都充满了盗贼式的疑问。“谋反”不是小事情，牵涉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付出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朱元璋将胡惟庸参与谋反案坐实，是为了将更多的官员牵扯进来。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死者像是穿过黑暗的蝙蝠，生者像是在劫难逃的窃贼，赴死与逃亡，都在皇帝的掌控中。朱元璋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终于被斩落马下。朱元璋并不是突然提速，也不是突然采用激烈的手段。
他耗尽心力，不仅对文官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对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废黜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丞相的权力一分为六，分别给了六部；大都督的权力一分为五，分别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才是朱元璋的真实目的，那些躲躲闪闪的文臣武将，他们并不甘愿领受惩罚和喝下毒药似的解药。虽然这场体制革命的主刀者是朱元璋，但他从来就不是慈悲的济世者。
朱元璋并不具备主刀者的技能，他只有并不盲目的乐观。长胳膊拉不住短命鬼，他只能尽其所能护住自家的王朝。他发出诏令：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致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重。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经过整顿之后的政治舞台俨然成了皇帝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各部门只需要对朱元璋负责，受他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之间既能独立行使职权，又能相互掣肘。他们无法自由地发力，力道自然汇入皇帝的能量池。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它的监察范围，而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这是朱元璋最希望看到的一幕，他希望在他的王朝体系里，权力可以相生相克，没有一权独大。
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春节，大明建制以来最为特殊的日子。正月过后，朱元璋才算真正开始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现在的大明，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百无禁忌的巅峰状态，这让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愉悦，整个人都处于无比亢奋的状态。“事皆朝廷总之”，也就是由他这个皇帝总揽一切，他就是自己的丞相。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尽不完的义务，就算皇帝也不例外，除非皇帝“三观”尽毁，破罐子破摔。
没过多久，皇权运行所带来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一个有为的君主，其底线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百无禁忌的权力，带给朱元璋的不光是权力上的高度集中，更是繁重的工作压力。据吴晗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在这八天时间里，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皇帝的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他每天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这样的工作量，即便不眠不休，一个小时也要八千字以上，同时要在二十多件朝政事务上做出决断。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六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而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足两个小时。生于物质世界并沉迷于它的繁华和乐趣，必将累死于它的繁华和乐趣。
有人替朱元璋算过一笔账，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每天呈到他面前的奏章将近有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计约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拍板才能施行。文官都是文章好手，平常之事也能写出花，洋洋洒洒，文四骈六。一篇万言长文，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刑部主事茹太素曾经上过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听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大为愤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喟然长叹：“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注水成了万言书，当时像茹太素那样动辄上万言的奏章是很正常的。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对于一个生下四十二个子女的男人来说，他的身体绝对称得上健壮。面对繁重的朝政压力，朱元璋即使有着超强的精力，也耐不住无休止的耗损。他本就不是一团和气之人，长期置于满负荷状态，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朱元璋就像是一支脱弦而去的箭，不断被空气磨去飞行的力道，只剩下一截锐器延续着自己的前进方向。
一切并不如朱元璋想象中的乐观，他和官员进入一种角力状态。他虽然是皇帝，但是他与他的那些土里刨食的父老乡亲并无区别，他们将一个家庭扛在肩上，他将一个王朝扛在肩上，他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着同一个方向奔跑。一个人的家庭和朝堂并不会让意志坚定的人心生颓丧，只会让他们在内心里拥有一笔神秘的财富。
每天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今日忙不完，明日再忙，而明日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做主，帝国的运行效率随之慢了下来，官员落下一个行政不作为的恶名，自然遭到皇帝的严厉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朱元璋就像是一个端坐于高处的复仇者，每天都被愤怒的火焰点燃。
——体制，还是绞肉机
朱元璋将胡惟庸党案编织成了一个超级大箩筐，这个箩筐始终没有成形，越编越细，越织越密。从通倭、通虏，直至谋反，每编织一条罪名，就有人遭到清洗。那些功臣宿将的关系本来就是网状结构，从甲株连到乙，从乙株连到丙，每个人都是网中人，每个家族都是网络之家。杀人屠家，国家机器犹如绞肉机。为了提高效率，一击即中，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了锦衣卫。《大明会典》将其职责归结为两点：其一“直驾侍卫”，其二“巡察缉捕”。而在实际操控中，锦衣卫的第一个功能为人忽视，第二个功能令人生畏。神灵在先于人类认识欲望和疯狂之前，就埋下了恶念的种子。有人说，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是虎或狼的后代，他们血腥的恶习让人心惊胆战。有人将他们称之为，食人者。
如果说，检校是朱元璋释放出去的恶犬，那么锦衣卫就是虎狼。它是一个集特务、法庭、监狱三位一体的组织，其功能更加完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它的镇抚司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人犯，并且有自己的监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诏狱”。《明史·刑法志》曰：“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避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
一场场秋风扫落叶，一次次暗夜索冤魂，锦衣卫这头龇牙咧嘴的猛兽逐渐成形。朱元璋要的就是雷霆之撼，要的就是噩梦不断。正是在锦衣卫的协助下，朱元璋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他对功臣的肃清行动，行动稳健、准确，如同一架高效精密的仪器。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早晨出门上朝，心情如同上坟。因胡惟庸案牵连而死的高级官员不可胜数：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高级军官毛骧、李伯升、宋慎、丁玉和，甚至任太子师十余年的儒臣宋濂也被牵连，贬死茂州。
胡惟庸死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不断演绎中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轮廓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李善长，不是因为李善长真有什么故事，而是故事本身需要李善长。帝国中枢的大部分官员还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他们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
在朱元璋看来，要想实现皇权的最大化，就要想办法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千万不能再让他们抱团。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是他最为不安的地方。淮西集团虽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重创，但是只要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不会从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消失。生死之间，是谁在不断地转换着生者与死者的运道？在新的秩序和律令面前，死亡是最有效的解读方式。
事实上也如此，外廷的许多部门都由淮西勋贵集团的人把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成立的大理寺和都察院，它们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这是大明司法程序的三个支点。三法司多是文官，文官有党，他们都可能是胡惟庸的同党。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罪性质也由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
因胡惟庸案牵扯进来的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关联人员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官僚体制存在，数以万计的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为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陪葬。生者不断死去，有人不断通过死亡更新着生者与死者的群体。对此，生死之间失去了界限，现实的死亡与虚妄的生存相互转换。或许，这个时代的秘密就在于此。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注定这将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上。十年前，胡惟庸案发。十年，为什么要等上十年，而不是胡、李案并时而发？朱元璋打的就是时间差，胡惟庸案发时，他没有去惊扰李善长和一批武将。李善长和胡惟庸是同乡，且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结下姻亲关系。胡惟庸仕途得意，得益于李善长的举荐。胡惟庸案初始阶段，有人控告李善长也不干净，朱元璋并未追究。在这期间，御史台缺行政长官，朱元璋还将致仕归乡的李善长召回京城，主持御史台事务。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再度对李善长发起攻击，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朱元璋将李存义发配至崇明，对李善长仍没有采取行动。对此，他的解释是：“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前来投奔，说从此见天日了。那年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惩处。”果真如其所言，君臣情深吗？显然不是。李善长此时威信尚存，朱元璋仍有所忌惮。同时，帝国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无论是处置李善长，还是打击武将，都不是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在一道题为“谕太师李善长”的敕文中向李善长发出警示：
今卿年迈，故精力之为可期。不审为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夤昏定拟诡语，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所当为……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一千四百石。
朱元璋在当年颁发给李善长的“免死铁券”中，明白无误地写着“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敕文中“尔当三免极刑”，因此，削夺年薪抵其罪，以示警告。如果李善长的政治嗅觉足够敏锐，他应该能够感受到危险正在逼近。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他长期占据着淮西集团的首领地位。李氏家族势力越大，积怨越多。但是以其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背景，除非皇帝要动他，若不然，放眼朝堂之上谁又能动得了他？
这一年春天，李善长在凤阳府定远老家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那一刻，他不会想到死亡。阳光下，他抚摸着自己老迈的身体，幸福地眯起那双浑浊的老眼，就像是一个经历过风暴劫后余生的人，正在回味过往的时光。不久前，他的一段老房子的墙体突然倒塌，让这位古稀老人受到了惊吓。他只想安度余生，并没打算惊扰乡里。而这轰然一响，让他想到了昔日的战友，信国公汤和。于是，他给汤和写去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借自己三百名士兵帮助修葺房屋。
李善长与汤和的致仕有很大区别，汤和是全须全尾地退出。李善长则不同，他即使从朝堂上退出，其影响力还在，权力的触角还在。汤和在考虑是否借兵给李善长的同时，写了一封信将此事告知朱元璋。汤和是个识时务且宁静淡泊之人。开国初期，他第一个站出来表态。他说：“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他愿意交出兵权，回归故土。
当李善长糊涂到借兵帮忙时，汤和对此异常敏感。一直以来，他的乡居生活悠闲自得，每日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不谈国家大事，给人一副世间散人的印象。朱元璋对这个股肱之臣生出一份嫌恶，李善长就像是一个走在布满了陷阱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他毫无知觉地绕过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又在前面等着他。
这一年五月，京中一些被查处的下级官吏和犯人将发配边境，李善长数次请求赦免一个叫丁斌的人。据说此人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朱元璋密令刑部尚书、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这个案子，交代任务时，詹徽却在皇帝给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了极为准确的信息，他连夜拷问丁斌。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詹徽是个很会办事的人，他选择李存义为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弟弟，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
综合《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中所写，继续追查李存义，他也随即供出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证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游说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大为震惊，他拒绝道：你为何说出这样的话，要灭九族的。胡惟庸知道李善长贪婪，可以利诱，十多天后又派李存义上门游说：一旦举事成功，封你为淮西王。李善长惊讶不许，却心有所动。胡惟庸亲自前往游说，李善长还是没有许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存义又上门劝说，李善长叹息道：“吾老矣，吾死，尔等自为之。”胡惟庸闻讯大喜，他亲自去和李善长商量，两人屏退左右，密谈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胡惟庸欣然告辞。于是，胡惟庸立即指使林贤出海，邀请日本军队约期来会；又派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蒙古，请他们出兵接应。
如果李存义的说法成立，李善长造反未遂就是重罪。詹徽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罪名罗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府的家奴纷纷起来告状，编织了一个个造反有理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方才如梦初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到自己，大小官员口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有一名御史站出来弹劾李善长，劾状称，洪武十八年，蓝玉将军征讨蒙古时，捕获一名叫封绩的信使。此信使手中持有胡惟庸写给北元君主的一封亲笔信，此事后来被李善长暗中瞒报。墙倒众人推，就连钦天监的官员也赶来凑热闹，说什么天有异象，当诛杀大臣。这一年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条下录：“善长遂自缢，上命以礼葬之，厚恤其家。”可现实既无理可言，也无礼可讲。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被赐自缢，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七十七岁的李善长领着全家七十余人走上黄泉路。不知李善长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会否想起他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值青春勃发之年的朱元璋见到了当时刚过四十的李善长。朱元璋问他：天下英雄豪杰无数，为何独独选择追随我？
李善长的回答是：天下豪杰虽多，但得天下者非将军莫属。
朱元璋虚心向他请教。李善长说出了那番慷慨之辞，他说：
昔汉高祖以亭长起家，兵不过百人，将不过，终披荆斩棘开创大汉四百年江山，何也？惟善用人耳。今将军比高祖强盛多矣，我观天下大势，元失其鹿、汉人归心，正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良机，望将军胸怀万里而豁达大度、纳天下英才而知人善任、宽恕仁和而不嗜杀人，救天下民众于水火。
朱元璋当时许下重诺：“等到将来霸业有成，必回报当日之言！”也许他会后悔当日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命运之神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当年刘邦之路，那么被他称作“朕之萧何”的李善长却没有萧何的好命。朱元璋从来不否认李善长是大明开国的第一功臣，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他调兵转饷而无乏，他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等。正因为这些赫赫功绩，朱元璋才会封他为国公之首、大明第一任相国，赐他铁券，免其二死。有人对朱元璋处死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无法理解，对一个行将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为何还要穷追不舍？在朱元璋的皇权世界里，臣属不能走得太近，需要和他保持一个空白区域。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有安全感。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遍布朝堂各个角落，势力可谓盘根错节。他是帝国官僚集团的一支标杆，他的存在就是对皇位的最大威胁。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冒死向朱元璋呈上由翰林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这道奏折分析得透彻。在青年才子解缙看来，李善长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否则于理不通，于情不合，难以说服人心。至于说他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谬之千里。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即使他能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所得到的和今天的地位差不多，难道胡惟庸会与其半分天下？以李善长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绝不可能这么做。
朱元璋看完解缙的这封奏疏，无言以对。他并没有借此去寻解缙的麻烦，其实他也是那么认为。李善长遭到灭族，固然有朱元璋的原因，但和他参不透帝王心术也有很大的关系。解缙文中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地的刀锋。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叹。不知道李善长有无如此这般的慨叹。很多搅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所醒悟。生命就算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他们的心头好。解缙代王国用所写奏疏被载入史书：“韩国公李善长得罪死，缙代郎中王国用草疏白其冤。”或许这道奏折使朱元璋良心发现，让他体会到臣子的初衷。反正，在看了这份奏折后，向来多疑的朱元璋居然未予深究。——“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如此，使得挂名的王国用和捉刀代笔的解缙侥幸逃脱一劫，并得以青史留名。
到了明朝末年，钱谦益根据内阁所藏诏书，一一对照。他认为，李善长受胡惟庸案株连，“善长之罪，实由婚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呿，受惟庸之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大明体制的绞肉机已经启动，胡、李之死，只是最早的献祭。为了彰显这部机器的强大和凛然之气，还有更多的血肉将被它吞噬。胡惟庸案一再清算，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血缘相近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凡是牵扯上一星半点关系的，皆被连坐诛族，三万余人先后被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