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是从这洪太尉误走了妖魔后的20年，公元1079年开始的！
这一年是元丰二年，神宗赵顼（xū）在位。
湖州是位于太湖之滨的一座江南古城，天目山山脉耸立在湖州城的城西，其山势十分险峻，山下水流湍急；山上云雾变幻，让天目山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名满天下的湖州太守——苏轼，苏东坡，不对，现在我们的大学士还不叫“东坡先生”，他此刻就站在这天目山之巅。
学士头上戴一顶软脚幞头，外着圆领窄袖的长衫，腋下左右开衩，长衫的前摆撩起来掖在腰带里，脚下是一双乌底的蒲鞋，这样的着装非常适合登山，只是长衫显得人更加地清瘦了。
软脚幞头（fú tóu），宋代人称帽子为幞头，帽子后面还装饰有两条带子称为“脚”，软而下垂的叫软脚幞头，当然有软的就有硬的，硬的叫硬脚幞头。
宋人当时的衣着皆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上面是右衽的上衣，下面都穿裙子，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都这样。
这样的装束好处是很质朴、不奢华，但是人人都这样就没有了区别。
这就像现代在中学校园门口接孩子，放学时间一到，一片蓝色或者灰色的海潮涌出来，一色一款的校服，要想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难。
为了与他人区别开来，现代的中学生们就在鞋子上下功夫，一是拼命地买更贵的名牌，二是买颜色形状更奇异的鞋子。
古人与我们是一样的心理，既然衣服无法区别自己的特立独行，那就在帽子的两个脚上做文章。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于是，千奇百怪的样式就出现了：
软脚的、硬脚的、平脚的、交脚的、曲脚的、直脚的、花枝角的，角向上的、向下的、一支向上一支向下的……等等，成为大宋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山风凛冽，吹动着苏轼脑后的两条软脚飘带，我们高冷的大学士如雕塑般在山顶站了许久，可惜这样绝美的造型，居然没有人叫好。
如果这时有画师把自己摆帅的画面，纳入画中，悬挂在客厅里，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人生啊。
大学士孤独地叹了口气，可惜画师没有跟着一块来啊，据说很忙。
江山如画，一时让苏轼壮怀激烈！几次张口要把胸中的激荡情怀抒发出来，可惜，肚子中鼓满了气，就是从声带那里冲不出来。
这好比一个十月临盆的孕妇，做好了一切准备，痛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不出来！
大学士现在就如孕妇一般憋得难受。
和普通人一样，大学士心情不好也想骂人，想要寻找一个发泄口，环视一周，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若在平时，太守大人那可是“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从者如云，威风八面的！只是近段时间出了点状况，苏轼被一个叫何正臣的御史，抓住了小辫子，弄得他灰头土脸、生活渺茫，前途堪虑！
正是因为心里不痛快，所以学士就想去游天目山，热情地邀请平时的登山驴友们同去，结果……
结果一个也没有来！
据说，都很忙，实在是抽不出空闲。
这就不对了，反差太大啊！
以往出游是“千骑卷平岗”，现在是影只形单。
老苏预感到整个空气无比的压抑。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环顾四周，只有那个叫“飞儿”的小厮乖巧地站在他身后，虽然，空气压抑这事，跟小书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自己写不出诗来就怪小厮长得难看？
这理由好像也说不过去，大学士只好“哼哼”几声，憋屈地把气咽回自己的肚子里。
山河之壮美，却无法冲淡他此时胸中之块垒。
老苏同志这气儿不顺的起因，是王安石正在朝中大力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变法让朝中大臣分成两派，保守派和变法派，两派斗得不死不休，老苏是给保守派站队的，因此与变法派的王安石便是对头。
其实老苏平时处事还是很圆滑的，虽然为保守派站队却并没有冲在队伍的最前列，因为他清楚，皇上赵顼支持变法，所以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上。
反对皇上那就是作死！
反谁也不能反皇上啊，这个国家都是人家的，想弄死你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老苏拎得清轻重，从来不冲在最前面，只是偶尔发个小牢骚，表明一下立场，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看京中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有失控的意思，苏轼毫不犹豫地请调外地，皇上准了，老苏到湖州上任后，例行公事地上了个表——《湖州谢上表》。
这个《谢上表》其实就是和皇上客气一下，走个流程，大概意思说，“老苏”我这人在过去除了会写几首破词，实在是没有什么政绩可吹的，尽管我是这样的一个怂货，但是您仍然委我以重任，如此厚爱，因此我非常感谢“瞎了眼的您”！
就是这样的一篇“客气一下”的文章而已，不料却掀起一场泼天的大祸来，而且累计多达数百人！
原因是在这篇文稿后面，苏轼发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全句翻译成白话就是：皇上您知道我愚笨不会变通、不适应这个新法，难以符合王安石这些新人，您还委我以重任！您不是脑子坏了，就是觉得我年纪大了、不爱找事，这才让我守牧湖州的！
几句牢骚话而已，皇上赵顼看过笑笑，就扔一边了，没有当回事儿，奈何苏轼的名头太大了，他的只言片语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牢骚话被有心人翻了出来，成为反对新法的证据。
御史何正臣本来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为了欣赏老苏的文采而翻看这篇《谢上表》的，不料，当看到最后几句，眼前一亮，终于抓到了保守派的把柄了，他坚定地认为这是在攻击“伟大的变法”。
于是何正臣就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恶意攻击王安石，攻击伟大的变革。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宠信正浓呢，俩人好得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自然就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
说“老王”不好，那就是说我不好！
这可不行！于是神宗皇帝对苏轼的不满在何正臣的挑拨之下，像陈年的老酒越来越浓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