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问题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专权的现象始于唐玄宗时期，随着高力士的崛起而开始显现。到了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宦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他们不仅掌握了宫廷内的权力，甚至开始干涉国家大事。唐德宗时期，宦官的权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德宗逃往奉天之际，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因为保护皇帝有功，被授予神策中尉的职位，这标志着宦官正式掌握了禁军的控制权，从此宦官干政成为了唐朝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
与此同时，唐朝还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各地的节度使开始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形成了实际上的割据状态。唐德宗时期，这种割据现象更加严重，中央政府几乎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管辖。藩镇之间以及与中央之间时常爆发冲突，使得唐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建中四年（7年），泾原兵叛乱，拥立朱泚为帝，迫使唐德宗逃离长安，直到次年才返回首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朋党之争也在悄然形成。唐代初期，统治阶级主要由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构成，这些家族通过联姻等方式结成联盟，共同维护其统治地位。然而，随着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推广，一批来自南方的寒门士子开始崭露头角，进入权力中心。这些新贵与传统的士族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摩擦逐渐演变成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对立，即所谓的“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方的士族和南方的新兴士绅之间存在着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不同背景的人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倾轧，导致了朝堂上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内耗。
二、罢宫市五坊使
唐朝中后期，由于中央权力的衰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逐渐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负。其中，宫市和五坊使的问题尤为突出。
宫市是指皇宫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的行为，但实际上它常常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掠夺。宦官们假借为皇宫采购物品的名义，在市场上强行低价收购甚至直接夺取商品，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同时也加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白居易在其著名诗歌《卖炭翁》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这首诗不仅揭示了宫市的残酷性，也是对当时社会不公的一种强烈抗议。
早在唐顺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宫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打算向其父唐德宗提出废止的建议。然而，由于担心此举会被误解为太子意图收买民心，进而危及其继承权，当时的改革派人物王叔文劝阻了顺宗，因此宫市制度得以继续存在。
直至永贞年间（公元805年），即唐顺宗即位后，宫市制度终于被废止。这一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它不仅减轻了商贩和普通市民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政府对民情的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同样受到诟病的还有五坊使。五坊指的是专门负责饲养皇家猎鹰和其他宠物鸟类的机构，而那些充任五坊小使臣的宦官，则常常以搜寻和捕捉供皇室娱乐用的鸟雀为借口，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这些宦官利用职务之便，横征暴敛，严重扰乱了民间的生活秩序。因此，在宫市被取消的同时，五坊使也被撤销，这同样赢得了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三、取消进奉
朝中后期，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地方势力的增强，进奉制度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进奉是指地方官员，特别是节度使，为了讨好皇帝或者获取更高的政治地位，通过定期向朝廷进献财物的方式。这种制度原本是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腐败的手段，导致了大量的财富流失，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节度使们最初可能只是偶尔向朝廷进奉一些珍贵的特产或者金银财宝，但很快这种做法就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进奉行为。有的节度使甚至每月都要向朝廷进奉一次，称为“月进”，更有甚者每日都要进奉，称为“日进”。这种频繁的进奉不仅消耗了地方的财力，也加剧了地方官员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更多的腐败行为。
随着进奉制度的普及，不仅仅是节度使，就连州刺史甚至是幕僚也开始效仿，希望通过向皇帝进奉财物来获得青睐或晋升的机会。唐德宗时期，每年收到的进奉钱财数额巨大，多则达到五十万缗，即便是少的时候也不会低于三十万缗。这些数目庞大的财富并非都是从官员个人的财产中得来，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从百姓那里搜刮而来，这无疑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革新派意识到进奉制度的危害性，他们在唐顺宗即位后，积极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取消进奉。
四、打击贪官
打击贪官是唐朝中后期改革派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著名的案例展示了改革者的决心与行动，其中浙西观察使李锜和京兆尹李实的故事尤为引人注目。
李锜曾任诸道转运盐铁使，这是一个涉及财政的重要职位，负责监督和管理全国的盐铁贸易。由于盐铁贸易利润丰厚，李锜在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据史书记载，他将大量盐铁之利转移到私人府库之中，这表明他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了严重的贪污行为。王叔文当政后，为了打击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取消了李锜的转运盐铁使之职，这对李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显示了改革派清除腐败官员的决心。
另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是京兆尹李实，他是唐朝皇族成员，封为道王。李实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极端的专横和残暴。贞元年间（805年），关中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农作物歉收，百姓生活陷入困境。然而，李实却无视百姓疾苦，上报朝廷称该地区丰收，并强迫农民按照正常年份的标准缴纳赋税。为了凑齐税款，许多家庭不得不卖掉房屋和建筑材料来换取粮食缴纳税款，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面对这样的情况，改革派代表王叔文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罢免了李实的京兆尹官职，并将其贬为通州长史。
五、打击宦官
打击宦官专权是唐朝中后期改革派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他们不仅控制了宫廷内的权力，还掌握了禁军的兵权，这使得宦官成为了制约皇权、干扰朝政的一大障碍。为了削弱宦官的影响，改革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改革派着手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并停止发放部分宦官的俸禄。这一措施旨在削减宦官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力。具体来说，内侍郭忠政等19人的俸钱被停发，这不仅减少了宦官的经济来源，也向其他宦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继续干涉朝政，将会失去原有的特权。
其次，改革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的兵权。禁军是保卫京城的重要武装力量，一旦被宦官掌控，就成为了他们干预朝政的重要工具。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改革派决定任命经验丰富的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同时任命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这一人事调整的目的在于通过引入忠诚可靠的老将来重新掌握禁军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削弱宦官对军队的影响力。
范希朝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他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良好的声誉，被认为是能够胜任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而韩泰则以其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著称，担任行军司马的位置可以协助范希朝有效地管理和指挥禁军。
六、抑制藩镇
抑制藩镇势力是唐朝中后期改革派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各地的节度使逐渐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形成了实际上的割据状态。这一局面不仅威胁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频繁冲突，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这一背景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以便更好地维持割据状态。韦皋派遣刘辟前往京都，对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叔文进行威胁和利诱，希望能够完全控制剑南三川（包括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然而，王叔文坚定地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且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准备处决刘辟以示警戒。刘辟见状，只好匆忙逃回剑南。
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改革派试图通过强硬手段来抑制藩镇势力的决心。王叔文作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他深知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藩镇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通过拒绝韦皋的请求并展示出强硬的态度，王叔文试图向其他藩镇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央政府不会轻易妥协，任何企图扩大割据地盘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反对。
除了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上抑制藩镇，改革派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社会状况。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使她们能够回归家庭。根据记载，改革派放出了约300名宫女和大约600名教坊女乐，让她们能够与家人团聚。
七、改革经过
唐顺宗李诵即位之初，便展现出了改革新政的决心。早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已经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士结成了革新派，核心人物包括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顺宗即位后，这些人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改革活动。
顺宗即位后不久，便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王叔文还推荐了韦执谊担任尚书左丞兼同平章事，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这些任命使得革新派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由于顺宗本人因中风失声，无法亲自处理政务，因此所有事务都需要通过多层传递才能到达顺宗 手 中，这也使得改革的执行效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革新派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抑制藩镇势力、打击宦官专权以及改善民生的措施。其中，针对藩镇势力，他们首先解除了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之职，收回了被地方官员私吞的财政大权。此外，面对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扩张要求，革新派坚决予以拒绝，并准备采取严厉措施。
在打击宦官势力方面，革新派首先取消了扰民的宫市和五坊使，并削减了部分宦官的俸禄。随后，他们试图通过任命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以及任命韩泰为行军司马，来夺回禁军的控制权。然而，这一计划并未能成功实施，因为宦官们迅速反应过来，并阻止了权力的转移。
除此之外，革新派还致力于惩治贪官、任用贤能，并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们罢免了京兆尹李实，并召回了一些被贬的贤臣，如郑余庆等。同时，他们还规定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不得擅自征收其他税费，并免除了一部分百姓的积欠租税。
然而，改革之路并不平坦。革新派的行动很快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和御史中丞武元衡开始攻击革新派。同时，宦官俱文珍等人也联合起来反对革新派，并利用顺宗健康状况不佳的机会，推动立广陵王淳（后改名为纯）为太子。
到了五月，王叔文失去了翰林学士的职位，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发布机密诏令的能力。到了七月，王伾因母亲去世离开职位，革新派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削弱。同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地方势力也加入了反对革新派的行列。
最终，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革新派的改革活动被迫停止。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宦官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宪宗。顺宗退位后，宪宗即位，革新派的主要成员纷纷被贬谪。王伾和王叔文先后被贬，并最终分别死于贬所。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等其他革新派成员也被相继贬谪到偏远的地方。
八、改革结果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唐顺宗因身体原因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唐宪宗。这一事件史称“永贞内禅”。顺宗退位后，改元为永贞，但这个年号仅仅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顺宗禅位后不久，革新派的核心人物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并很快因病去世。另一核心人物王叔文则被贬为渝州司户。随着顺宗的退位，革新派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改革措施也难以继续推行。
唐宪宗即位后，对革新派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进一步打击了革新派的势力。宪宗将参与改革的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以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标志着永贞革新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