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1224年，正值南宋嘉定十七年，这一年对于南宋王朝而言，是充满变数的一年。宋宁宗赵扩因长期患病，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当时，朝中的权力格局十分微妙，宰相史弥远在朝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与权力。然而，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却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宋宁宗无子，其养子济国公赵竑因为对史弥远不满，被视为潜在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局势，史弥远采取了果断行动。
宋宁宗病重之际，史弥远担心一旦赵竑即位，自己的地位将难保，甚至可能遭遇报复。因此，他决定先发制人，秘密联络杨皇后的侄子杨谷与杨石，共同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他们利用宋宁宗病重的机会，假传圣旨，立沂王赵贵诚为皇子，并迅速控制了局面。当宋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时，赵贵诚已经被确立为新的皇位继承人，顺利继位，即后来的宋理宗。
宋理宗继位之初，由于年幼且缺乏实际政治经验，朝廷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史弥远手中。史弥远凭借拥立新帝的功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南宋实际上的主宰者。在他的统治下，南宋的政局经历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变迁。这期间，史弥远一方面积极排除异己，确保自己权力的稳固；另一方面，他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加重税收等措施，以应对国家财政的紧张状况。然而，这些政策虽然短期内稳定了政权，但长期来看，却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怨沸腾，国力逐渐衰退。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宋理宗将1234年改为端平元年，沉默了十年的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出台了改革措施。
二、罢黜史党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1234年（端平元年）五月，流放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的袁韶、因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的赵善湘，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三、慎择宰相
宋理宗赵昀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深受史弥远专权影响的朝廷。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开始谨慎地选拔宰相，力求通过平衡权力结构来稳定政局。这一时期，宋理宗任用了多位宰相，其中一些人的表现对南宋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郑清之作为宋理宗的老师，同时也是史弥远支持的宰相候选人，深得理宗的信任。郑清之的为政风格与史弥远截然不同，他更加注重配合皇帝进行改革，而非独断专行。端平更化时，即使是在史弥远去世后，郑清之的相位也没有受到动摇，显示了他在朝中的威望。然而，当宋理宗因军事失利而发布罪己诏时，郑清之主动辞职，体现了他作为臣子的责任感。尽管如此，理宗对他的眷顾并未减少，继续给予他高度的信任和支持。
端平二年，乔行简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离职后，乔行简独自担任宰相三年。乔行简以其“历练老成”的形象著称，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以及推荐贤能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他的长期任职，为南宋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嘉熙三年，乔行简因年老体弱改任平章军国重事，但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李宗勉虽然只担任了两年宰相，但因其“守法度”的品质，被誉为“公清之相”。史嵩之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既是能臣也是史弥远的侄子。尽管他识人有方，推荐了许多后来成为贤相的人才，如董槐、吴潜等，但由于其家族背景，他始终未能摆脱舆论的非议。最终，宋理宗在舆论的压力下，让史嵩之守丧，此后未再起用。
随后，范锺与杜范并相。范锺以“清正守法”著称，而杜范的任命更是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载道欢呼”。两人的合作为南宋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嘉熙五年，杜范不幸病逝，游似与范锺并相。尽管两人政见不和，但他们都能保持克制，相互配合，维护了政局的稳定。
到了1247年（淳祐七年），随着边疆战事的紧张，宋理宗再次启用了郑清之。然而，这次复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郑清之不仅没有显著贡献，其子还因卖官鬻爵而使郑清之的声誉大受损害。1251年（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谢方叔与吴潜接替宰相之职。吴潜同样被称为“贤相”，但仅在位一年。谢方叔则一直担任宰相至1255年（宝祐三年），此时，宋理宗的政策已经从前期的更化图治转向了后期的嗜欲怠政。
四、亲擢台谏
史弥远专政，台谏被权相控制。史弥远一死，宋理宗就宣布亲自管理台谏。这一时期，宋理宗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
五、澄清吏治
宋理宗赵昀继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吏治极度败坏的国家。自宋光宗、宋宁宗时期以来，朝廷贪腐之风盛行，贿赂公行，官场风气极为恶劣。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理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澄清吏治，恢复朝廷的清明与高效。
首先，宋理宗亲自撰写了《审刑铭》和《训廉铭》，将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相结合，强调官员廉洁的重要性。他规定，官员若犯赃罪，将与谋杀、故意杀人、放火等重罪同等对待，贪赃挪用公款者将被没收家产。这些严厉的法律措施，旨在从制度上遏制贪污腐败现象，恢复官场的清廉风气。
其次，针对官吏冗滥的问题，宋理宗采取了多项措施。当时，官场上普遍存在多人竞逐一个候补官缺的现象，这不仅浪费了国家财政资源，还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跑官买官的不正之风。为此，宋理宗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
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指权臣通过私人关系直接任命官员的一种陋习。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权臣专政，还为内部恩赐和滥授美差提供了便利。宋理宗取消了这一陋规，杜绝了权臣通过私人关系干预人事任命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官场上的不正之风。
减少官吏权摄：权摄是指不具备任职资格的人代理官职，导致官员队伍膨胀。宋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这些地区的官缺不再被权摄。这一措施有效地减少了不合格人员占据官位的情况，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年间，宋理宗通过六次科举考试，平均每届录取约四百五十人。相比之下，宝祐以后的七次科举考试，平均每届录取约六百人。为了减少冗官，宋理宗有意控制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平均每届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的录取名额。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还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和行政效率。
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的现象，宋理宗制定了严格的升迁制度。他规定，朝中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地方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曾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不得进入中央担任郎官，已经在中央担任郎官的官员必须补上这一任。这一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裙带关系和官场上的投机行为，确保了官员的晋升基于能力和业绩，而不是私人关系或金钱交易。
六、整顿财政
端平更化时期发行的货币 [8]
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应对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纸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
七、尊崇理学
宋理宗赵昀在位期间，对理学的尊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过程始于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本人在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习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这些都表明他对理学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
1227年（宝庆三年），宋理宗进封朱熹为信国公，这是对朱熹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随后，理宗在端平元年（1234年）下令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理学大家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将入祀孔庙的名单扩大，增加了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等人。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理宗对理学的推崇，也标志着理学正式成为官方正统儒学。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朱熹一同被封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将其列入孔庙入祀。这一系列追封活动，进一步巩固了理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的“万世罪人”，将其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也被迁出孔庙。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王安石新学的否定，也反映了理宗对理学的坚定支持。
宋理宗不仅在理论上尊崇理学，还在实践中大力擢用理学之士。真德秀和魏了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真德秀和魏了翁曾被史弥远排挤出朝，但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时人并称为“二贤”。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为直学士院。当时，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人民对他们的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然而，真德秀和魏了翁入朝后，虽然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但在解决物价问题上收效甚微，民谚失望地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
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个月后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尽管真德秀和魏了翁在实际政务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理宗召用他们主要还是为了借此弘扬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