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在明朝初期，尤其是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财政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各地政府定期向中央报告财政状况，确保中央对全国财政资源的有效控制。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需要向户部提交详细的财务报表，包括钱粮收入、支出以及税收情况等。这些报表必须精确无误，任何微小的差异都会导致整本账册被退回，地方官员需重新填写并加盖官印。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极为落后，加之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对于远离首都的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等边远地区的官员来说，将实物税款运送到南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损耗。这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可能导致账目与实物之间的不一致，进而引发账册被退回的情况。一旦账册被退回，地方官员就必须携带新的账册再次长途跋涉至南京，这无疑是一个耗时且耗费巨大的过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地方官员们采取了一种灵活应对的方式，即提前准备一些已经盖有官方印章的空白账册。当遇到账目不符需要重报时，他们可以迅速地在这些预盖章的空白账册上填写新的数据，避免了因重新申请官印而导致的长时间延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元朝时期就已存在的一种习惯性做法，并没有被明文禁止。
二、经过
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官场的腐败现象极其反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承袭自元朝的不良习惯。其中，“空印”事件就是一例典型。所谓“空印”，是指地方官员为了应对账册与实物不符的情况，预先准备好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以便在需要时迅速填写。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为贪污和舞弊提供了便利。
朱元璋发现“空印”现象后，感到极度愤怒。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朝廷权威的挑战，更是给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他下令严惩所有涉及“空印”的官员，主印官员被处死，副手以下则被杖责一百并充军。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丞相和御史等人也不敢进谏。
就在同一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星变。朱元璋为此下诏求言，希望听到更多关于国家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背景下，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为其兄郑士元辩护。郑士元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因“空印”案牵连入狱。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假公言私”，郑士利等到郑士元出狱后才将上书呈交给朱元璋。
郑士利的上书长达数千言，其中对“空印”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四个主要观点：
骑缝印的问题：郑士利指出，空印账册上盖的是骑缝印，每个页面上的印迹都不完整，即使流散出去也无法单独使用。此外，这些盖了章的空白账册并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因此很难被用于非法目的。
账目核对的复杂性：地方账目需要逐级上报，从府到省再到户部，每次核对错误都可能导致账册被退回，一次往返可能需要近一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先印后书的做法是一种合理的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
法律依据的问题：国家立法应当明确，法律条文应当清晰。然而，明朝立国之初并没有针对“空印”的具体法律规定，官员们一直沿用这种方式，并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如今突然治罪，难以服众。
人才培养的困难：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非常不易，能够担任郡守级别的官员更是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如果因为“空印”事件而大量处死或流放这些官员，将对国家的人才储备造成巨大损失。
朱元璋看完郑士利的上书后，非但没有被说服，反而更加愤怒，认为这是有人在背后策划。他命令丞相和御史追查幕后的主使者。郑士利对此表示：“我只是为国家言事，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谁会为我谋划？”最终，虽然没有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还是被流放。不仅如此，已经获释的郑士元也因郑士利的上书再次被捕，并被流放。
三、处置结果
“空印”案是明朝初期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官场的腐败问题，也反映了朱元璋对官僚体系的严厉整顿。关于“空印”案的具体人数和影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所出入，但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清洗。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有些材料提到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而《明史·郑士利传》则更为具体，指出主印官员被处死，副手以下则被杖责一百并充军远方。方孝孺在《叶郑传》中提到，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更是夸张地称，“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卷二一》中也记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柏桦在《朱元璋与空印案》中认为，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这些记载虽然在具体数字上有所不同，但都反映出“空印”案的严重性和广泛影响。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理极为严厉，主要原因在于他对元朝官僚腐败现象的深刻认识和强烈反感。他认为“空印”不仅是一种行政上的不当行为，更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败坏，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空印”案的发生背景是明朝初期财政管理的严格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要求各地政府定期向户部报告财政状况，确保中央对全国财政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和管理不善，地方官员在报送账册时经常出现账实不符的情况。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地方官员采取了预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以便在需要时迅速填写。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为贪污和舞弊提供了机会。
朱元璋发现这一现象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责一百并充军远方。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许多官员因此丧命或遭受重罚。郑士利的上书虽然试图为这些官员辩护，但并未能改变朱元璋的决心。相反，郑士利本人也因此被流放，其兄郑士元也再次被捕并被流放。
“空印”案的处理不仅显示了朱元璋对官僚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也反映了他在巩固政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决心。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朱元璋成功地树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也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流失，对明朝初期的官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