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以至于明太祖在建国后十分注意政风甚至达到矫枉过正的地步。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 [4]。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 [6]。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明太祖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监控官员。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二、经过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对官场腐败现象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这一年，他怀疑时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的赵全德，以及户部侍郎郭桓等人涉嫌共同舞弊，随即下令进行调查。这一系列调查最终揭露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涉及范围之广、金额之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据史料记载，郭桓等人通过多种手段贪污公款，其中包括私吞太平府、镇江府等地的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私吞浙西地区应上缴的秋粮，实际缴纳量远低于规定数额；在征收赋税过程中，擅自设立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如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以此中饱私囊。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牵涉到了郭桓本人，还波及到了其他多位高官，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整个案件影响了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主要行政区划。据估计，此案共导致国家损失精粮约两千四百万担，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
面对如此严重的贪污事件，明太祖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以示警戒。他命令审刑司吴庸负责此案的审理工作，希望通过严惩腐败分子来恢复政府形象，增强民众对朝廷的信任。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追赃行动过于激烈，甚至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许多无辜的富人也因此遭受重创，家破人亡。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明太祖试图通过牺牲直接责任人来平息民愤。最终，他下令处死了审刑司的吴庸，并公开声称，虽然实际追回的赃粮为两千四百多万石，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恐慌，对外宣称只有七百万石。
三、结语
郭桓案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具体时间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根据《明史·刑法二》的记载，郭桓时任户部侍郎，明太祖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的赵全德等人与郭桓合伙谋取私利。这一起贪污案不仅涉及郭桓本人，还牵连到了中央六部的左右侍郎，最终导致了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众多官员被处死，涉案金额高达七百万石粮食，连带直省各级官吏，因此而丧生者数以万计。
明太祖对此案深感震惊，他在《大诰》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称古往今来，虽然贪赃枉法之事屡见不鲜，但像郭桓案这样严重的情况却极为罕见。为了警示后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明太祖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不仅严惩了涉案官员，还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肃贪行动。这一行动被称为“重典肃贪”，其目的是要彻底清除官场腐败，树立清正廉洁的政治风气。
郭桓案之前，还有一次著名的空印案。空印案是指官员利用空白文书进行贪污的行为，同样遭到了明太祖的严厉打击。这两起案件成为了明代初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标志，表明了明太祖对于治理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通过这些举措，明太祖成功地在官员中树立了一种畏惧心理，即便是身处偏远地区的官员，即便距离京城万里之外，也无不感到胆战心惊，仿佛明太祖的威严就在他们身边，不敢有丝毫放纵。
郭桓案与空印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它们不仅震慑了当时的官员，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太祖通过这些案例，向全体官员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试图挑战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严刑峻法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如官员因害怕而不敢作为，或在执行政策时过于谨慎，从而影响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