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明朝初年的外交政策体现了其统治者对于构建和谐国际秩序的愿景，这种愿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尤其是对于“不 征 之 国”的规定，表明了明朝希望以和平而非武力的方式来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完全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是希望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达到不动干戈而使其他国家自愿臣服的效果。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继续并扩展了这一外交策略，特别是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朱棣不仅派遣使者前往东南亚诸国，还通过南征安南等行动强化了明朝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郑和的远洋航行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和军事支持。郑和的航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访问，它还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明朝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的恢复与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海船建造业的兴盛，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明朝政府在南京、苏州、松江、镇江等地设立的官营造船厂，生产出了能够承载大量货物和人员的大海船，这些船只不仅载重能力强，而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抗沉性，为远洋航行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科技条件方面，明朝时期的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对成熟的航海技术和丰富的航海经验。罗盘的广泛使用、《大明混一图》等航海图的编制、以及“牵星术”等天文导航方法的应用，都是这一时期航海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郑和船队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多次远航，离不开这些先进技术的支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造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海船采用了独特的“鱼鳞式”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增加了船体的坚固性，还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此外，海船上配备了完善的生活设施，确保了长时间航行中船员的生活质量，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二、起因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在历史上有着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视角和研究重点。《明史·郑和传》中提到的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以及其他如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出于宗教目的等说法，共同构成了对这一历史事件多元化的解释。
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谜团。明成祖朱棣在取得皇位后，对于建文帝的去向始终存有疑虑。一些历史文献和学者认为，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以彻底消除潜在的政治威胁。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明代顾起元的记载中，随后被郑晓、沈德符等人引用，并在《罪惟录》、《明书》及清代《明史》中得到记录。然而，这一说法受到了不少质疑。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性格仁弱，即便逃亡海外，也不会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实质性威胁。此外，郑和下西洋历时多年，朱棣的皇位早已稳固，因此每次出海都不大可能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寻找建文帝作为一个辅助动因的可能性。
与寻找建文帝相比，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有更多原始史料支持，也是学界较为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根据这一观点，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明朝的强大国力，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学界对此有不同解读：一种观点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践行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明成祖个人的好大喜功，希望通过展示军事力量使外国畏威怀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下西洋更侧重于宣扬德化，而非炫耀武力。无论哪种解读，都反映出明朝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说法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一定的军事目的。例如，有学者提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应对帖木儿帝国的威胁。然而，当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与明朝关系友好，且帖木儿帝国正处于分裂状态，不再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一说法并不被广泛接受。另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还有防止张士诚旧部通倭的作用。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后，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加入郑和船队，既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又能避免他们勾结倭寇。李新峰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认为朱棣可能对南方军士组成的水军缺乏信任，因此在北伐期间派遣水军出洋，以减少潜在的内部威胁。
三、经过
第一次下西洋发生在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出发，途经麻喏八歇国时，该国东西二王交战，西王误杀了郑和船队登岸的人员。西王派使者谢罪，郑和鉴于西王请罪受罚，对该事件予以克制。在三佛齐旧港，郑和招谕当地海盗陈祖义，陈祖义诈降，图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击败了他，杀敌五千余人，烧毁敌船十艘，俘获敌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三人。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明成祖下令斩杀了陈祖义等三人，又宽恕了谢罪的西王，并对郑和此行感到满意，赏赐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因郑和称航海期间天妃多有感应，明成祖遣朱焯加以祭告。
第二次下西洋发生在郑和回国后不久，主要任务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为目的地。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第三次下西洋始于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访问了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地，郑和奉成祖命招敕，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树碑并建立满剌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感念明朝的帮助，后曾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敌军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还朝。成祖赦免了亚烈苦奈儿，下诏另择贤君，进一步提高了明帝国在东南亚的威信。对于下西洋将士，成祖下令在太仓宴请犒劳。
第四次下西洋始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出发，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到苏门答剌时，苏干剌刚刚弑君篡位，明朝方面认为他是“伪王”，他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以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追击到喃渤利国，生擒了苏干剌。船队还曾在三宝垄休整一个月，期间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此后，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九月，郑和等人献俘于北京，明廷诛杀苏干剌，赏赐立功将士。同年十一月，麻林国等国使者向明廷进献“麒麟”等兽。此“麒麟”被认为可能是长颈鹿，显示出郑和使团首次对东非沿岸国家所进行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次年，成祖御制碑文，树立“天妃宫碑”以示对天妃庇佑下西洋船队的感谢。
第五次下西洋始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郑和等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据署名蒲和日所立的“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郑和在泉州行香。同年秋后，郑和率船队出发，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郑和船队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国，当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朱棣下诏，按等级对下西洋将士进行赏赐。
第六次下西洋始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使节。
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调整了其父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诏书中，明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明史》称，郑和是在返航后方才得知成祖去世，本次出航也是《明史》记载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另说郑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郑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率下西洋的明军镇守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始于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出使西洋忽鲁磨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宣德六年二月七日（1431年3月20日），明宣宗因获悉满剌加国王欲亲自前来朝贡、但被暹罗阻碍，故令郑和向暹罗国王传达敕谕，要求暹罗与邻为善。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 竹 步 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
四、结果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队出使苏门答腊等南洋国家， [109-111]船队约在年末回国。 [112-113]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同年，随王景弘船队入贡的苏门答腊国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国王老耄，明廷嘉许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 [114-115]
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苏门答腊等十一国使臣随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请爪哇国王分送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国。 [116-117]一说，辅政大臣还曾于该年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并由此终止下西洋贸易； [118-119]这与《明实录》原文有出入，或为误读。 [120-121]但无论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 [109]
天顺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监福安几次向明英宗派陈奏自下西洋停罢后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 [122-125]并曾请求派官员下西洋采购黄金，为明英宗所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