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初，我被任命为一个山区乡的党委宣传委员，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曾在这里驻扎；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战。这又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和我曾经挂点的村所在乡一样，属省定特困乡。
上任第一天，部里安排的吉普车在崇山峻岭中奔波了近两个钟头才到乡政府。卸下行李铺盖，在接待室与同日到任的党政班子其他成员见过面，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食堂多搞了几个菜欢迎我们这些新成员。正吃着饭呢，耳边忽然传来急促震耳的金属敲击声，当、当、当、当——“岭上着火啰！岭上着火啰！”
在场的人立即放下饭碗快步走到屋外。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拿一块汽车减震钢板在一个挂着的废旧汽车钢圈上使劲地边敲边喊。打火去！大家纷纷回各自办公室换上胶鞋带上砍刀。我接过党政办文书递过来的砍刀夹在人群中朝火场赶去。
沿途不断有闻讯自发赶来的群众加入进来。文书热心地告诉我，山里民风淳朴，遇到森林火灾都会主动参加扑救，打火的经验也丰富。他接着抓住路上这段空隙赶紧给我科普了一些扑打初发火、地表火、树冠火、上山火、下山火和夜间火的基本要领。到得火场，眼见几个着火的山头上腾起阵阵浓烟，先一步赶到的村民们正沿着火线举着树枝奋力扑打。我有样学样，砍一根枝叶茂盛的杉树条，和几名乡干部一起追着火线扑打起来。
山火扑灭后，大家在政府院内的篮球场上歇息，虽然彼此还不熟悉，但有了刚才这一通并肩作战，相互并不感觉陌生。不知是谁调侃道：“来这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发生山火，是不是要给我们来一个下马威呀！”
我立马接上：“不对，我们这是新官上任一把火，工作首日开门红！”
众人异口同声：“好兆头！”
党委新班子平均年龄30出头，书记34岁，7名成员中30岁以下占大多数。一群年轻干部“敢”字当头，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把一个偏僻山乡搅得热乎起来。改革第一刀率先砍向乡党委政府自己。以“定岗定员、转变职能、联责计酬”为主要内容的机构改革使乡机关人员减少十分之一强，内设机构减少了一半多，党政班子成员交叉分工，身兼数职。我除宣传工作之外，还兼党委秘书、协助书记处理重要文件文稿；兼教办主任、协助副书记分管教育；兼工办主任、协助常务副乡长分管工业。这种下沉一级的分工在当时的乡镇极为少见。其它改革分线推进。我主要参与了乡办企业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探索。
接手工办主任的时候，乡办企业普遍亏损严重，债台高筑，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犹如病入膏肓的人，沉疴难起，奄奄一息，靠输血和吸氧续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还是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又由于涉及集体资产和银行债务处置这类政策性强却还没有政策的重大问题，乡一级地方政府不愿、不敢也不能让其“安乐死”。因为死不起，所以死不成，那就不能死，于是帮企业跑银行找钱，让能动的“病号”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
说服银行放款必须有新的思路和举措。艰难的日子里，我成了农行营业所主任送不走的不速之客。难隔几天，两人就要闭门谢客，手执黑白争胜负，清泉煮茶论英雄。终局复盘的时候，常把企业的死活和棋子的死活交替推演，寻找做活的“眼位”。反复斟酌、几经打磨，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为主线的改革方案终于成型。方案实施后，确实收到了“延气”的功效，几家骨干企业一度迎来了一个小阳春。
教育体制改革缘起糟糕的教学质量，全乡十所小学在全县教育考核中长期位居后三名，群众意见很大。我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走访每一所学校，不时出现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静静地听课，突然出现在老师办公室听大家集体备课，经常出现在校长、教导主任面前讨教问计，逐渐形成了“一手抓从优待教，提高民办和代课老师工资，增设校长、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为老师家属安排乡办企业就业指标；一手抓从严治教，实行职称评聘分开、允许凭业绩低资高聘和高资低聘，工资按绩兑现、适当拉开差距”的改革思路。
到1994年上学期，一批中青年教育教学骨干迅速成长，崭露头角，最年轻的校长27岁，最年轻的教导主任才19岁；教学质量跃升到全县前列。那段时间，我身边常常围着一圈年轻教师，大家兴高采烈地讨论素质教育，也会很文艺地谈论朦胧诗；而当地的人们茶余饭后聊到教育的变化，时常会提起“那个戴眼镜的辛委员”。
现在回想起来，允许基层为解决实际问题自主进行各种触及体制机制的改革探索，彰显出当时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的浓厚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实际工作的指南针。那时候的基层领导干部敢想敢干，敢破敢立，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任务多么艰巨，都始终充满激情，活力四射。
“你们干”和“跟我来”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放手让基层先行先试、先走一步，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化解了很多现实矛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当然，一时一地的改革闯关能取得局部成效、产生典型经验，但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和高层引领，这种自主探索也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即时性、局限性，甚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难以持续和推广的先天缺陷。
1994年的夏天雨水特别多。7月22日上午，又是滂沱大雨。县城内河水位暴涨。地处低洼的民宅开始进水了。我的住处是紧挨着一个老祠堂的后墙搭建的附房。简陋的砖木结构，离屋顶净空约2米左右、相对的两面墙壁间疏密不一地横着几根木梁，木梁上面铺着参差不齐的木板，勉勉强强算得上是个阁楼。
县里要求乡镇干部全部返岗参加抗洪抢险。要出门了。我一只脚跨在家门口的门槛上。屋檐外的雨水如注。地面的积水已经淹没了门前的小路。隔壁有经验的老邻居们开始相互吆喝着将值钱的家什整理打包，准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立在原地，抬头看看天，又扭头望了望屋内。年过花甲的父亲一边哄着我4岁的女儿，一边收拾着他视作宝贝的物件，以防洪水万一进屋时措手不及。老人家看到我磨磨蹭蹭的样子，很不耐烦地朝我不停地挥手，催促我赶快回乡里去。女儿却扶着门框挡住路，哭着不让我离开。我抱了抱女儿，擦去她脸上的泪痕，走到屋外，赤脚站在没踝的积水中，隔着密实的雨帘再看了一眼门口女儿模糊的身影，转身趟水朝车站赶去。
十多天后，汛情退去。我回家才知道，那天我走后不久家里水深过腰。妻子和父亲把床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竭力将那时颇显贵重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沙发等家电家具一件一件绑牢，倚着一付简陋的木楼梯艰难地搬上阁楼。当晚停电，一家的老弱妇孺蜷缩在低矮逼仄的阁楼上担惊受怕地熬过了一个通霄。
快到年底的时候，很少生病的父亲和我说最近胃里老是发烧，要喝很烫很烫的开水才好受些。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听说后估计是胃溃疡，提议去做个钡餐。结果真的是胃小弯溃疡。外科大夫认为实际溃疡会比钡餐造影大，而且这个位置的溃疡药物疗效差，再考虑到年龄因素，建议立即手术。术后标本送检，癌变前腺组织增生。我惊出一身冷汗！
母亲去世后，父亲未再续弦。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慈父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成家前穿的每一件毛衣都是父亲一针一线编织而成。我一回家，他大鱼大肉买回来，甚至给我吃几块钱一斤的甲鱼，喝八块钱一瓶的茅台；我一走，他就一个人躲着吃腌菜下饭。我大学三年级时，他左脚膝盖粉碎性骨折，卧床拄拐3个多月，硬是对我瞒得密不透风。父亲如果因为我的粗心而有什么大的闪失和意外，我何以安生，又有什么脸面见人！
我请了长假，在医院陪护了父亲半个月。愧疚的是，直到十四年后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孤独离世，我再也没有这样长时间地陪伴过他。每忆及此，自责不已，无以释怀！
病来如山倒，高大魁梧的父亲变得瘦削而羸弱。我在忠孝之间摇摆不定，去留两难。我想起了魏晋时期的李密，想起了他的《陈情表》，想起了他的祖母刘，想起了他那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的传世名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犹豫再三，我斗胆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请求暂回城里工作，提不出也不敢提具体到哪个单位或部门。事后获悉，书记看到信中“乡里无我无以碍大局，家父无我无以终余年”两句话，发出一声感叹：“辛甘是个才子，也是个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