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中旬，我终于结束了过渡期，调入县委宣传部，分在理论科，同时参加宣教科的工作。虽然单位的名气听起来挺响亮，但条件其实挺简陋的。也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人手一桌一笔一叠纸便是全部的家当。而且做的事情感觉特别软，日常功课就是写点理论文章、消息通讯之类的瞄着地级以上报刊杂志投投稿；部里自办了一份油印的《宣传简讯》，有时也在这上面发些内部参阅的材料。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围绕当时的社会热点话题拟了个访谈提纲，一个人进企业、下乡村、跑学校，乃至到街头巷尾、茶店菜场和社会各色人等聊天，采写了一篇社情民意的调查报告发在《宣传简讯》上，却立即引起时任地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注意。参加地委宣传部主编的党员教育教材编写，月底交稿时也得到了主编的特别赞赏。很快，我成了部长下基层时如影随行的陪同人员。引起领导的领导对你的重视和肯定或许是年轻人脱颖而出的一条便捷途径。
可是形势多变。年底，三年一轮的县级换届启动了，老部长即将卸任。凛冬已至，我犹如齐秦歌中那匹来自北方的狼，在漫漫的黄沙中祼奔。
新年的春节刚过，部里要派一个干部去农村挂点转移。这有点类似今天的脱贫攻坚，但艰苦远非现在可比。每个县直单位要包一个贫困村，叫包村挂点；包村单位每年要派出一名以上的干部到挂点村帮助工作，叫挂点转移。我进部里的时间最晚，又最年轻，想都没想就主动提出了申请。当时女儿出生才半个月，而且因为新生儿肺炎住院才刚刚出院，各方面困难还是挺大的。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心里特难受。
挂点村所在乡是省定特困乡，离县城近50公里，靠一条沙土路曲曲折折与外界相连。挂点村与乡政府隔河相望，从乡政府走过去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县里要求下派干部吃住在村，但村上只有开党员组长会时才会偶尔生火做饭，有时炒菜连油都放不起，不得不吃红锅。村部很破旧，平时冷锅冷灶的，也没有地方住。乡村干部都是有中心工作时才会到村部来。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象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年轻人要孤零零地吃住在村里，一天两天可以，长年累月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在乡政府安了间客房，在机关食堂搭膳。有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和乡里的干部一样去走村串户做工作，没有的时候就在田头地角或房前屋后掏出自己的卷烟来换老俵的生烟叶子，拉拉家常、问问农事。一年下来，对村里没什么帮助，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倒是不那么陌生了。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后来去乡镇工作少出了很多洋相，说起话来少了一些书卷气。
在宣传部工作的第三年平淡无奇。兢兢业业埋头笔耕，把各种写作文体试了个遍，从豆腐块到长篇通讯陆续见诸于报刊杂志。看起来成绩不俗，心里却莫名地慌张和躁动起来。宣传工作是“虚功”，县级宣传部门的重头戏主要看在地级以上媒体发表了多少文稿，其中有多少个头版头条，类似新闻机构却没有新闻机构的权威。抛开这一点，在其它方面“虚功实做”的努力大都像糊在墙上的纸，风一刮就落，甚至本身就像一阵风。好的宣传工作能够贴近实际、联系实际、反映实际、服务实际，为实际工作鸣锣开道、加油鼓劲，但终究不是实际工作本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种与实际始终保有清晰距离的工作状况对于受过哲学熏陶却崇尚实践的我而言无疑是难以满足的。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的春天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拉开了帷幕。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春潮涌动。离开机关下海经商、创办经济实体，做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这句话直击我心。“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我在台历上重重地写下了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后来才知道，也是在这一年，马云成立了海博翻译社，经常背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冯仑、潘石屹在海南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许家印以休假的名义离开舞阳钢铁厂去深圳找工作……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心痒难耐，磨拳擦掌。
机会好像来了。3、4月间，部长们悄悄酝酿着和文化局合办一个经济实体的事情。我听到风声立马到部长那儿主动请缨，申请参与这项工作。即奏即准，大喜过望！
合办的经济实体取名公益服务公司，依托电影公司危旧库房拆旧新建一栋三层小洋楼，经营餐饮、歌舞、电子游戏，楼名“凤来仪”，出自成语有凤来仪，既寓意吉祥，又有盛赞来客谦谦君子的高雅之义；将文化局在老务前街上的录像厅的一楼稍加装修经营服装和典當业务，匾书“公益商行”，带一点复古色彩，也使经商赢利的目的不那么打眼。公司设一正三副，我是三个副总之一。
新建大楼需要时间，而现房装修就快了，所以商行最先运营。面向社会招了几名店员，都不是新手。50多岁、祖上就开过當店的老杨头，黑瘦的脸如被刀削过，一对宇宙黑洞般的眼睛总让人捉摸不透，而当他给其中一只套上眼罩式放大镜时，那种當房先生幽灵般的神态即刻活灵活现。爱戴一副夸张的黑框眼镜的大白脸小何，面试时绘声绘色满脸得意地吹嘘自己每天是怎样怀揣50块钱到宜春火车站倒腾水果回来贩卖竟能养活一家人的情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面相温婉、心思缜密的芦花，自个儿练摊多年，是个“捉猴”高手，顾客只要打她面前走过，未待开口内心便被看了个透亮。这样一群身手不凡的草根能人聚在一起，日后内斗起来只差没有让我崩溃。
第一次外出进货，去的是福建石狮。这是一个刚成立不久、靠一块布托起来的县级市，其服装产业从卖“旧洋衣”的故衣摊逐渐发展成闻名全国的服装之都，生产的服装品种多、款式新，传说今天在巴黎时装发布会上刚露面的新款明天仿冒品就会出现在石狮的批发市场上。到这里进货的客商来自全国各地，每天数以十万计。
一队人马开着文化局一辆破旧的7座面包车兴奋地上路了。那时候的路很不好走，800多公里大部分是狭窄的沙土路，而且总是在偏僻的山区穿行。一路上车子毛病不断，还没到目的地呢，车厢的门就脱落了，只好从里面用一根竹竿把门和车厢拴在一起，咣当咣当地响了一路。
进入市区，繁华夺目。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大街小巷两边商铺林立，各式服装琳琅满目，真是“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大小道路中间三轮车小货车往来穿梭，打货客的大包小包将这些车辆堆成一座座活动的小山。
批发市场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三步一店五步一铺，左也是店右也是铺。环顾四周，五颜六色的衣服拼出一个硕大的调色盘，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来动手摸一摸，亲手描上一笔两笔。难怪作家蒋子龙会感叹“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打货的时候像极了如今在大医院里看专家，一两分钟打个照面，“要不要？要，付钱打包！不要，走人！”没有软磨硬泡、讨价还价。店主人脖子上、手腕上、直至脚踝上筷子般粗细的金项链闪耀着点点星光，粗暴地宣示着这里遍地黄金，也提醒着来人时间就是金钱。人头攒动，人声嘈杂。人们轰拥在这里编织和实现着自己的财富梦想，营造出梦境般的迷幻。
老实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闹喧哗的场景。置身其中，自己仿佛就是刚刚进城的陈焕生、误闯大观园的刘姥姥，免不了时而一惊一乍，时而大惊小怪，在一群下属面前竟然忘却了副总经理的矜持和持重。
一路颠簸，满载而归。马不停蹄地请县文工团的男女演员在舞台上穿着这批新潮服装轮番走秀，从县电视台找来一个摄像录成一盒带子，配上时髦的重金属音乐，开业的时候在靠店门口最近的柜台上架一台大彩电反复播放，甚是惹人心动。一个月下来，算盘一拍，净赚了4万多块钱。乐不可支，屁颠屁颠地跑到部长那儿神气地笑问：“要不给大家发点奖金？！”
后来又去了几趟石狮，还去过江苏常熟的招商场和湖南株洲的芦淞服装批发市场。常熟招商场离阿庆嫂当年开茶馆的沙家浜很近。市场正在改扩建，新的营业区尚未建成，玻璃钢结构的大棚内密集分布着众多摊位，也是经营舶来品和本地仿制以及自产的服装服饰，品种和品质方面要逊于石狮。芦淞服装批发市场因为株洲是中国中部交通枢纽这一特殊位置而出名，也由于这个原因，它更象是一个二级批发市场，人无我有的特色不那么鲜明。比来比去，终究是石狮给人的印象百看不厌，日新月异，每每教人揣着鼓起的钱包飞身投入她的怀抱，然后因为经不住诱惑而在踏上归途时囊中羞涩。
盛夏时节，到广西的凭祥和东兴转了一圈。从1979年起，中越战争打了十年，中越边境是和战火硝烟联系在一起的。停战才三年多，听说边境贸易开始活跃起来了，这更加使人好奇。
绿皮硬座车厢顶上的电扇嗡嗡嗡嗡地响个不停，尽管开着车窗，汗溲味仍然混杂在滚烫的空气中到处飘散。坐立不安，索性在座位底下铺几张报纸，人躺在上面，摇摇晃晃地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下午临近博白车站的时候，一个身材瘦小、肤色干涩、头发枯黄，穿宽松迷彩服，背黑色双肩包的小伙子突然走到我的座位旁边。稍过片刻，列车开始减速，眼看就要进站了。他侧身挤到车窗边，手攀窗沿，脚蹬座椅，一个翻身，人就挂在了车厢外。我同行的几个人猜想他是要跳车，纷纷劝阻。我还拉住他的一只手，一边劝说一边想把他拉回来。但是他一边挣脱一边示意我放手。只见他双手一松，整个人如一片树叶般飘落到地面，又随着巨大的惯性仰面朝天如一枚水漂般在铁轨旁边的碎石路肩上几起几落地漂了一段距离。列车远去，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车到南宁，再换乘南凭线抵达凭祥。这个6月份才刚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的地方其名气尚不及其境内号称南疆雄关的友谊关。火车站前挤满了载客的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一拨一拨地把出站旅客送往浦寨或弄尧。这两个分别位于15号和16号界碑附近的小山村被开辟为边民贸易互市点。什么是互市点？简单来说就是两国边境线上居民互相交易买卖的地点；也可以幽默地理解为条件简陋，有市无场，只能算得上一个点。
两个互市点相隔不远，样貌也长得相似。两列连绵的山峰中间一条千多米长的山沟里，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两边摆满了摊点。头戴圆锥形斗笠的大都是越南边民，售卖海马、龟壳、蛤蚧等药材的较多。头顶支块棚布的大多是中方边民，销售的主要是服装、鞋子、小五金、小家电等日常生活用品。货物进出全靠肩挑人扛，买卖双方现金交易，支付时有的用人民币，有的用越南盾。赶巧的话，能看到摊主因为生意太过红火或者接了大单在收款的时候只用一把直尺比划一下一扎纸币的厚度，然后朝身旁齐肩高的麻袋里一扔的奇特景象。麻袋里是成扎成捆的越南纸币。向旁人一打听，原来中越币值的汇率是一比三千多，做一千元人民币的买卖，折合成越南盾就是三百多万元，怪不得要用麻袋装钱！
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深一脚浅一脚地逛了一遍，耳旁说话的声音南腔北调，看来象我这样不远千里的外来客还真不少。“一条路，两排树，到了凭祥没吃住”。开放之初的凭祥吃住条件太差，于是转身去往东兴。
东兴是国务院批准命名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去的时候批文正在路上，市场已一片沸腾。这个边陲小镇隔北仑河与越南芒街东西相望。连接两岸的中越友谊大桥在交战时被越方炸断，只剩下残缺的桥墩孤单地伫立在河中间。过河全凭大大小小的木船。狭长的河道上艄公的竹竿林立，舟楫遮蔽了水面。放眼望去，不是成垛的货物就是密密麻麻的人影。
花两块钱请人办了张边境通行证，挤上一条小船到了对岸。路边乞讨的幼童端着塑料盘子一路小跑跟着你，向你微笑。当你在盘子里放上一个两个硬币后，他们便会停下脚步向你连连鞠躬。沿途的建筑生得低矮却长得膀大腰圆。一栋仅有两层的邮局，里面的柱子粗到一个人合抱不过来。猜想设计的时候考虑了战时要求。街道两旁看不到想象中的法式建筑和法国风情，据说是边境战争爆发后当地人拆屋取砖到后方盖房子造成了这种结果。
小商品市场如马戏场一般大小，设在一个圆形的钢管骨架、白色帆布顶的阳光大棚内。摊位档口或摆或挂着女人喜欢的香水、口红、纱巾和男人钟情的手表、皮带、打火机等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都说是正宗的法国货，真假莫辨。
大宗的边境贸易发生在小商品市场外面。整车整车的红木筒料和生橡胶、无烟煤等待着卸车装船运往东兴；整船整船的啤酒饮料等待着在芒街上岸装车。
返回时夜宿南宁。与在《广西日报》做记者的老乡聊起近几个月的经历。“石狮沿海，常熟沿江，株洲沿路，凭祥、东兴沿边，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难道与它们所处的位置有关吗？”老乡接过话茬：“你的观察很仔细很敏锐。围绕这四个‘沿’，国家这几年陆续形成并正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四沿战略’，因地制宜分批设立了不同类型的开放开发试验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有利好政策加持，发展当然更快。地方经济首先是地理经济。经济优势首先是区位优势。‘四沿’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往往处在物流人流信息流集散的节点位置，是各种经济要素的集散中心、交换中心。人们带着各自的资源禀赋和需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互通有无，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大市场。有市场就会有生产，所以你在石狮和常熟看到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有了生产和市场，才可能形成产业。大市场孕育大产业；大产业促成大发展。”
“哦！难怪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我们却总是蚂蟥听水响。”
“区位优势就是先发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就没有发展机会。”老乡继续他的宏论，“随着产业链条的扩展延伸，会产生新的节点、新的聚散中心，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崛起也会形成新的节点、新的集散中心，从而在地域上呈现为梯度发展。大到一个地方，小到一个经济人，只有抢抓机遇，主动融入这样的集散中心，或者争取成为这样的集散中心，才能抢占发展先机。”
想想也是，这些年孔雀东南飞掀起热潮，不正是人们抢抓机遇的积极行动么！“离开区位条件而妄言落后的观念导致发展落后简直就是扯谈！”我自言自语，若有所悟。
“凤来仪”开业后生意火爆，音响设备超负荷运转，烧坏了两个音箱。我用一个帆布袋装着音箱上拆下来的铁喇叭去广州维修，顺便买些外烟回来。最先把我和广州这座城市联系起来的是父亲从广州买回来的一块乓乒球拍，它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尽的快乐。
这次是一个人出远门，细心的妻子在我的背心贴胸位置衬一块布料缝了个口袋，叮嘱把钱放在这个袋子里。出广州火车站已是下午3点多钟，这个时间点上也不好安排什么事情，心里想着干脆先把隔天的返程票买了再去住旅社，于是来到售票大厅。
大厅里烟雾弥漫，浓烈的烟草味呛入肺腑。排队买票的人群占满了整个大厅，黑压压一片。争吵声、喝斥声、甚至打斗声、哭喊声时断时续。售票窗口的窗沿上不时有武警手持警棍匍匐着驱赶插队加塞买票的人。窗台下面票贩子们活跃在购票的队伍里，游说旅客加价买他们手中的车票或者加钱由他们代买车票。眼看快到窗口，如果旅客还是不从，票贩子们便会围住这个旅客，拉扯出买票的队伍一顿怒骂甚至拳脚相加。势单力薄的旅客大多都敌不住这种阵势，自己买到票的很少。我站在队伍里冷眼看了小半天，自忖下午买票无望，转身向站前广场走去。
隐约感觉身后有人跟随，我警觉地停下脚步。一个身材瘦长、脸上白净、戴近视眼镜的小伙子趋步上来，怯懦地说他从南昌来出差，恳求和我结伴一起走。或许是售票大厅的一幕把这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吓到了！我略加思索，“行！”
广场上游走着招徕旅客的女子，手里举着写有旅店名称的纸壳牌。看到旅客驻足观望，她们会立即上前卖力地拉客。一块写着“三元里”的牌子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曾经发生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光辉事迹的英雄地名使我颇生好感。坐上接送旅客的倒驳车，十几分钟就到了下榻的地方。这是一家三元里街道集体办的旅店，一座临街三层的半新建筑。办完登记手续，在二楼的一间双人房要了个床位安顿下来。
午夜，另一位房客回来了，瘦高个头，齐耳长发，两颊黧黑，目光闪烁而飘忽，精明中透着狡黠。相互打过招呼，听出他的湖南口音。湘赣两地民众习惯互称老俵，或许湖南人和江西人真的有种天然的亲近，两人很快熟络起来。他来广州好几年了，长期包租住在这里，主要以搞火车票为生。他告诉我火车票这块的生意基本被湖南和四川两地的人结帮控制了，其它地方的人插不进手，旅客想自己动手就更难了！下午售票大厅的一幕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聊到投机处，听说我回宜春的车票还没有着落，他一拍胸脯，“没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晚上，他果然给我搞到了一张硬座票，还横竖不肯加价。嘿呀！实在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三天早上八、九点钟，我手提装着铁喇叭的帆布袋独自从旅店出来。在人行道上刚走几步，突然发现前方两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青年神色异常，他俩肩并肩低着头眼睛的余光却一直瞟着我。我警觉地侧身靠墙停下脚步给他俩让路。然而是祸已经躲不过！其中一人走到我身旁时故意朝我提着的帆布袋子踢了一脚。“哎——哟！”只听他一声惨叫。那只脚的当面骨上蹭掉一块皮，鲜血渗了出来。他踢到铁了！几乎同时，我感到有个硬梆梆象匕首一样的东西顶住了后腰。刚才的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此刻才发觉自己一出门就被人前后包夹！我被人挟持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反抗？先机已失，没有胜算。呼救？人地生疏，难有援手。逃跑？带着行李，脱身不易。鲁莽行动，可能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境地；静以待变是眼下最明智的选择。我在内心不断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冷静……
同伙踢到铁是个意外，可能打乱了这伙人熟悉的剧本，但未能改变他们打劫的初衷。他们在我的全身上下仔细地翻寻着每一个所能找到的口袋。左胸位置的口袋靠藏钱的背心最近。搜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我稳住呼吸，准备万一背心的秘密暴露就扔掉手里的东西给迎面的家伙致命一击后夺路突围。
搜寻一阵，一无所获。流血的那个家伙用威胁的口气厉声问我：“你说怎么办吧？”
我沉吟片刻，心想今天不破点财是不可能全身而退了，于是开口试探：“小兄弟的确因为碰着我提的行李才受伤的。这样吧，我赔几十块钱给你们，就算是医药费和营养费，有多呢，拿去喝杯酒，压压惊、消消气！不够呢，请多原谅！我出门走得急，没带多少钱，你们刚才都看到了。我尽最大努力，赔50块钱吧，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你们要是觉得行的话我就回房间取钱。”
三个家伙沉默了一会儿，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表示同意。站在我身后拿家伙的那个一边警告我不许报警一边闪出一个身位让我回旅店。钱一到手，这几个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不敢久留，收拾好行李，赶紧退房走人。
光天化日之下被当街打劫，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窝囊过。广州也是个折叠的世界，在错误的时间和错位的空间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隐藏着的另一个阴暗面——这里奉行丛林法则，全凭野蛮生存。
这次短暂的广州之行彻底摧毁了我对这座城市从小累积起来的好感！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金秋十月。国庆节后，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辛甘，县乡马上换届了。我会到政府那边去。你有什么想法？”事发突然，我没有听懂部长的话外音，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一时无语。
“你可以留在部里当副科级宣传员，也可以到乡镇去闯一闯，你好好考虑考虑！”部长提醒我。
这是要被提拔了吗？近4年来，除了主动申请入党，我没有向部领导提过个人的任何要求，提拔更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更遑论在领导面前谈论这样的话题。如今临别之际，领导没有撇下我不管。我不禁欣喜万分，低沉的嗓音里却饱含万般的不舍：“您都不再在部里了，我也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