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镇是很多乡镇干部千方百计想要挤进去的地方。做着乡镇的工作，过着城里的生活，空降到这里任职，简直是瞎眼的鸡崽跌落米箩里，走了狗屎运。但是福兮祸所伏，在这里我经历了我的职场首败。
换届后的镇党政班子中，书记是省党代表，在城关镇稳扎稳打十几年；镇长是省人大代表，顶着全国优秀农民女企业家的桂冠；镇长和我从外单位调入，其他人原职原位没有挪动，晋升之路被堵得严严实实。这种党政主官强强搭配和大换届小调整的人事安排事与愿违，留下了结构性矛盾的硬伤，给后来党政主官从强强联手变成强大对手，班子产生严重内耗埋下了伏笔。在镇人代会的选举环节，一名副镇长竟然拿计票室计票说事，质疑镇长得票的真实性，并鼓动一些代表反映到县委和县人大。锋芒所向，直指镇长和我这个党群书记兼县委组织员。虽然上级经核实和核准，确认了计票程序和结果都合法有效，但同样确定的是，这场风波是班子内斗的不祥之兆。
镇机关干部中几乎谁都能和县里的科级干部甚至更大的领导干部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不少人直接就是领导府中的贵公子大小姐、七大姑八大姨的，伸手碍公，缩脚碍婆，哪个都不好惹、碰不得。你只要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一张矮小的鸭婆板凳绊个人仰马翻。
记得有一天机关支部通知大家缴党费，正依次交着钱呢，突然就看见人送外号“谢专员”的干部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党费证在机关院内的空地上大喊大叫：“大家快来看啊，大家快来看啊，某书记八个月没有交党费了，按照《党章》规定要作自动退党处理！”他这个外号源于他总喜欢在生人面前展示一封有行署谢副专员签字的信而得名。他口中的这个书记是镇里的纪委书记。
旁边的人想劝他冷静一下，他却揣着这本党费证一溜烟地跑到了县委组织部，不依不饶地说：“县委如果不处理，我就马上去地委。”结果，这个纪委书记受了个党纪处分，灰头土脸地到一个县直单位当纪检组长去了。
深水之下，必有暗流涌动。镇机关干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也使得机关风气变幻莫测、人心向背真假难辨。
年底县委进行乡镇班子考察，按惯例会有人事调整。组织机关干部对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时，我的不称职票接近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危险的结果，如果不称职票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是要做组织处理的。可是不出半月，书记先进城当局长，位置空缺。这时县委又组织对乡镇班子成员开展年度考评。测评和被测评的人员都没有发生变化，我也没有与任何人做过事前沟通，我的测评结果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优秀票超过九成，高居测评榜首。
强人掌权的现象在下辖的村和企业比较常见。城中村大都比较有钱，别说是村，有的一个村小组公共积累都有上百万元。能当上村书记、村长的都不是怂人，竞争残酷，胜出者财大气粗，有的逐渐养成了尾大不掉的习气，甚至成为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除非镇里的一二把手，其他干部在他们面前说话基本不管用，甚至门都难进、脸更难看。企业的境况虽不如村里，但厂长们在气势上不输村干部。我在汽修厂就亲眼看到厂长在镇长等一干人面前跺脚、摔门、拍桌子。旁边的职工小声告诉我：“这是镇里书记原来的小车司机。”
身陷是非之地，我却浑然不觉；待到警醒之日，已是无力回天。这是我在城关镇工作期间最真切的写照。上班不久，我就被书记、镇长的双重器重厚厚地包裹起来。书记去北京、山西考察招商叫上我；镇长去虎门、深圳考察招商也叫上我。书记的摩托车钥匙扔给我；镇长的摩托车钥匙也扔给我。书记大事小事不时喊进喊出，“辛甘书记请过来一下！”镇长大事小事也不时喊进喊出，“辛甘书记请过来一下！”一时间，风光无俩，我成了书记镇长双双倚重的红人，也很快使一些人眼红起来。“有的人还不就是命好，生得有背景、后台硬！”开始有冷言冷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是我没有理睬，心想顾忌这么多就什么事也不要干。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什么事都很难干。两位主官看问题的视角和处事方法有明显区别。书记偏好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用行政理念推动企业经营；镇长习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政治，用企业经验施行政府管理；书记说话留半句，有时让人难琢磨；镇长说话多直白，有时让人难接受；书记深耕多年，强调稳定优先；镇长初来乍到，主张变革当头。两人互不相让，一时一事的意见不合逐渐演变激化成了全局性的政见分歧。道不同不相与为谋，两人表面和和气气，内心各自猜疑。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我夹在两强中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岂料“虽然一公一母，还是相争二虎”。有心劝和吧，可能弄巧成拙被虎伤；退避三舍吧，可能临阵摇摆招虎恨；向上汇报吧，更恐人微言轻招嫌疑。无奈之下，无为而为，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唯此下策，再无选择。两股力量暗中较劲，谁都难以置身事外。时间在焦虑迷茫中飞逝。就象金灿荣先生后来描述的那样，不做工作不好意思，多做工作什么意思？做点工作意思意思，做来做去没有意思！一年下来，乏善可陈，一事无成。这样的班子，这样的业绩，别说群众不满意，组织不满意，我自己也非常不满意。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磁器活。以我当时的修炼，还不具备及时洞察如此复杂形势的能力，更不具备控制如此复杂局面的能力；又加上不重视协调，不善于平衡，只顾一股脑儿地往前冲，竟致不为环境所容，落得个做好不说、救人无功的下场，被打下擂台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结局。我充其量还只是个轻量级选手，打不了大级别的比赛。
1997年2月下旬，新来的县委书记召开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部署干部作风整顿。我的座位靠背的位置比旁边的座位缺了一块板子。没有“靠山”！农历新年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坐到一个这样的位子，彩头不好！我眉头一皱，心头掠过一丝不安。果然，县委书记在报告中历数干部作风存在的种种问题，其中点到有的乡镇党政主官不和，班子内耗严重，工作徘徊不前。我心生强烈的不祥预感，看来自己马上就要调离城关镇了。
散会后，几位好友邀约小酌。才二两白酒下肚，我竟然未待散席就醉倒在桌上，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