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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秋税

    陈志上奏给隆庆帝的奏折中,先是告诉了隆庆帝,国库现在的金银已经大半被铸币厂熔铸成了钱币,变法已经是正式的走上了开始。

    接着陈志告诉隆庆帝,已经七月了,北方种植小麦等作物已经开始要秋收了,询问隆庆帝,你的粮仓是否已经建成。

    是否能投入使用了。

    这件事隆庆帝交给了李芳去执行,且分别要求在县府设置大小仓,最后汇总入京师的太仓。

    而李芳没有辜负隆庆帝和朱翊釴的期望,已经在北直隶各县各府督造了大小不一的粮仓,就等着这变法之后的第一次民间主动卖粮。

    为此,朱翊釴按照往年北直隶征缴的税赋额度,紧急命铸币厂多铸造了一万圆的备用银币,为的就是防止突然被清丈出的田地卖粮而粮仓无钱可出。

    大明的田税分为官田和民田,而民田又区分为一等田,二等田,三等田,其中还有重租田,以及没官田。

    按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田税,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

    没官田则收一斗二升。

    草塌地收三合一勺。

    明代一石等于二斛,一斛五斗,一斗有十升,一升十合,一合有十勺。

    而明代一石约等于市斤一百零七点四斤,也就是一升等于一斤七分四厘。

    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四勺,也就等于现在的569斤。

    明代一亩大概是6144平方米,就算是没有现代的化肥等助产,一亩地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间浮动,取中间值为一百五十斤。

    而像普遍的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354斤,这还是一等田的田税,二等田甚至是更低,至于三等田,可能跟草塌地相同了。

    什么是草踏地,就是农村的荒草地,属于是连农民都不愿去开垦的无价值土地。

    但朱元璋为了鼓励农民开垦,依然将草塌地列入征税范围,逼着农民去开垦这些他们看不上的荒地。

    许多地主士绅喜欢用诡寄将自家的一等田改为草塌地,或者将自家的一等田转嫁给其他平民,让原本耕种二等田的农民去给他们缴一等田的税。

    朱翊釴在了解了大明的田税制度后,曾经不止一次的询问,为何每亩只交三斤多的税,农民还是活不下去?

    陈志这个户部尚书解答了朱翊釴的疑惑,就是地方摊派。

    地方税收是按照各地的田册进行定向征税的,假如大兴县田册规定每年无灾荒下应征缴到税粮十万石,而地主士绅早就通过各种手段暗改自家田地的等级。

    这样地方收上来就只有七万石,缺了三万石,缺的这三万石,朝廷自然不肯,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全县进行摊派。

    摊派也是讲究等级的,而地主士绅们在第一轮的缴税时,就已经逃避过一回了,他们的税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如今再摊派,原本二等田被转为一等田的农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摊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摊派。

    农民交完了田税,后面还有劳役,还有马税,还要交丁税,还有牛酒税,还有摊派劳役,朝廷还时不时的加饷银。

    加上地方税吏的粮耗等等敛财手段,一个有十亩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来,不说盈余,能温饱就不错了。

    这些还是在风调雨顺,且农民无病无灾的勤苦耕种下才能混个温饱,要是灾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庆帝以及陈志高拱等人的商谈中,就马税这个永乐帝一拍脑袋决定的税种进行改革。

    原先的马税,分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北方一户养一匹马,南方十一户共养一匹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马驹,则免去牧养农户该年之徭役。

    但是,这些毫无经验的农户,如何会养马,而且马畜并非只是喂养草料就可,如果照顾的不仔细,马匹受伤甚至是死亡,那对农户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朱元璋时,养马还只是自愿,而到了朱棣这个征塞狂魔,就变成了强制,规定拥地五十亩的必须牧养。

    朱翊釴提出必须停止这种强制农民养马的政策,一来加重农民的负担,二来农民牧养出来的马,并不适合用来当战马。

    为这些不适合当战马的马,搞得百姓怨气冲天,损人而不利己,必须予以杜绝。

    隆庆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议,认为应该重新恢复太祖时的自愿原则,不再强迫百姓牧养马匹。

    同时朱翊釴还提出,杜绝摊派劳役,且进行年甲制,规定每户男丁两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对流放制进行改革,以后的罪犯将不再进行流放充军,而是就近进行劳役服刑,用罪犯来填补年甲制出现后的徭役亏空。

    地方官需统计徭役人员缺损名额,由府省安排调度需流放服刑人员增补,牢狱服刑犯也需进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种种决定,为的就是减轻农户的负担,甚至以后大明进行全国牌照法施行,商税增加之后,可能会出现雇佣农户进行土木作业。

    在朱翊釴设想的蓝图下,朝廷不是为了税赋而征缴,而是要将大明的内需拉动。

    农户占据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只有让农户兜里有钱了,他们才会进行适当的消费,光靠地主士绅,远远拉动不了大明的内循环。

    在华夏这个重农抑商的制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不将主要的矛头对准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农户。

    只有农户这个占据大明五分之三的群体富裕了,肯消费了,大明的工商业便会被带动起来,只要工商业被带动起来,大明的商税便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库。

    而商税本身就是隐形税,是农户和商家共同承担,并不是商家亏了,而是他们少赚了而已。

    这也是国家变相的劫富济贫,同时工商业起来之后,科技多少也会被带动,君不见西方资本之下,各种技术层出不穷。

    朱翊釴就是要民间自发的去改进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个人教导某一种思想,去强制改变大明百姓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