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八王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山东琅琊国临沂的王家决定举族迁徙到相对安定的东南地区去。王家的王导即将渡过淮河的时候，担心前途，找到大占卜家郭璞算命。郭璞给算了一卦，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于是王家高高兴兴南下去了，果真如郭璞所言在南方繁衍生息，成为南朝第一大名门望族。
王家的举族迁徙，只是发生在公元310年前后的著名的永嘉南渡的一部分而已。
在永嘉南渡中，许多北方的名门望族、朝堂大臣带着族人，裹着金银细软，吆喝着仆从车驾，逃过淮河，来到了长江下游沿岸。乱哄哄的这股移民潮，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大约90万的新人口。琅琊王氏除了王导外，还有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兄弟和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子侄辈，统统搬迁到了原来的东吴旧都建邺（今江苏南京）。王家在秦淮河边一条叫乌衣巷的街道里聚族而居。来自陈郡的谢家紧随其后，也搬到了这条巷子里，和王家作起了邻居。
事实上，尽管王家对南渡心存疑虑，但南渡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王导和堂兄弟王敦、王旷向琅琊王司马睿建议的。兄弟几人认为北方正遭受少数民族铁骑的蹂躏，官军无力抵抗，不如转移到东南地区，留得青山在再想报仇复国的大业。
此时的王家，还只是晋朝若干二流家族之一，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不紧密。琅琊王家最大的骄傲是家族道德凛然，家风高尚。王导的曾祖母朱氏是曾祖父的续弦，对王导的伯祖父王祥和祖父王览极尽虐待之能事。王祥两兄弟无怨无悔，真心侍奉后母。朱氏就变着法子地折磨两个孩子。寒冬腊月，朱氏深夜要吃鱼，逼王祥去捉活鱼。王祥跑到河边，开始凿厚厚的冰层，准备捕鱼。不料，冰面自动裂开，两条鲜活的鲤鱼蹦到王祥脚下。这就是《二十四孝》中“卧病求鲤”的故事。王览则进入了《二十四悌图》，为了防止朱氏给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替兄弟尝毒。兄弟俩的道德故事感天动地，惊动了以道德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汉朝政府。东汉政府多次征辟两兄弟做官，都被兄弟俩拒绝了。直到年老了，王祥才干呼万唤始出来，出任了曹魏王朝的徐州别驾。这是琅琊王氏家族步入政坛的开始。
可见，王家的政治根基并不深。但他们一来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政治冤家和夙敌，二来树立了超高的道德标准，把握了官场升迁的利器，官越当越大。王祥、王览两人先后担任了朝廷重臣。等到甘露五年（260年），司马昭发动政变，杀死小皇帝曹髦的时候，图谋篡位的司马家族已经不得不考虑王家的意见了。当时小皇帝的尸体还没有人殓，司马昭一再催促王祥来商量后事。王祥很聪明，来了后先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一场，自责救驾来迟，可又赞同司马昭的后事安排。在这里，王祥给家人树立了既重视道德说教，又注重政治实效的好榜样。王祥死前，对王览说：你的后人会大红大紫的。果然王览的孙子辈飞黄腾达。先是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这个人平日里不干正事，迎合西晋初年社会思想观念开始从儒家道德向虚幻的玄学转变的趋势，整天拿着一把拂尘夸夸其谈，信口雌黄。暗地里，王衍意识到了危险，早设计了王家“狡兔三窟”的退路，得到了祖父辈的真传。
王家政治上崛起的时期，正是西晋八王之乱时期。王衍被乱军推倒墙，压死了。那一边，永兴二年（305年）八王之一、东海王司马越授意同阵营的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并派东海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王导的入场，比王衍、王敦几个堂兄弟都要晚，但站好了队、跟对了人。这个人就是琅琊王司马睿。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309年搬到了建邺。
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那时候的江浙人不像现在这么温文尔雅，民风彪悍得很，但同时又像现在一样现实势利。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他要向上追溯到司马懿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铁打的州县，流水的官。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附。
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南方土著排斥司马睿就是间接地排斥王家。司马睿在南方站不住脚，王家等人也站不住脚。于是在南下建邺的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三日“修禊节”，秦淮河边出现了这么一幕：
司马睿坐在奢华的肩舆之上，在皇家仪仗的簇拥下，缓缓而来。王导等北方世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随其后。整个队伍威严肃穆又不失豪华热闹，将西晋王朝的泱泱皇室风范展现给了当时在江边过节的江南世人。江东的纪瞻、顾荣等著名大族都在江边搭着席位，占着地盘过节。目睹这一幕，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皇室骨肉相残之后竟然还能保持这么威严的阵势；原来司马睿在北方的地位这么高，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支持；原来司马睿等人还知道南方的节日，主动参加，与民同乐。震撼之余，南方人士纷纷拜倒在路旁。司马睿落座后，江东各大族的代表人物纷纷前来拜见。司马睿、王导等人专门挑一些南方人不知道的新闻、礼仪、赏赐来说事，把那些世代居住在江东的世族大家们听得晕头转向的。回家后，世族大家们纷纷感叹，司马睿这批人不可小瞧啊。
紧接着，南方各大人物和名流先后接到了司马睿的聘书。司马睿一下子征辟了一百零六十个幕僚，许诺以高官厚爵。东吴灭亡后，江东士人的仕途变得很不顺畅。如今司马睿大施恩惠，迅速将带士人团结在了身边。史载：“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南方是安定了，北方则出了大麻烦。318年4月，长安被匈奴攻破，晋愍帝遇害。王导赶紧劝说司马睿继承帝位。东晋王朝很快在建康（建邺改名）建立了，司马睿就是晋元帝。司马睿和王导的“王马搭档”也就升级为了司马睿当皇帝，王导当丞相的政治结构。至此，王导让司马睿势力在南方扎下了根，也让自己在南方政坛扎下了根，更为琅琊王家奠定了富贵百年的基业。
王导这个人，是东晋王朝和琅琊王家的关键人物。他继承了王家与人为善，为政务实的作风。在王朝南迁、万事草创的东晋初期，王导的这一性格和执政思想，适应了形势的需要。一个初建的王朝最需要什么？安定。这种安定既包括政治军事上的安定，也包括人心上的安定。南北方世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原少数民族对南方的觊觎，都威胁着东晋的安全。王导觉得，内乱也好，北伐也好，都会给脆弱得经不起折腾的新王朝带来致命的危险。最好的对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出乱子就好。所以王导的执政核心就一个字：静。调和南北方世族的关系，在政策上清静无为。
王导经常大摆筵席、款待宾客。邻居谢家的小孩子谢安在若干年后依然对王导谈笑风生的形象和王家气氛和恰的酒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一次，南方名士刘真长来拜访王导。时值盛夏，王导正把大腹便便的肚子贴在弹棋盘降暑。他看到刘真长来，忙自嘲自己的不雅动作，说：“何乃淘？”淘是南方方言中冷的意思，整句话就是“真凉快”的意思。刘真长出来后，旁人问他：“王公这个人怎么样啊？”他感叹：“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听到他在说吴语。”小小的一句吴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政府和南方世族的距离。还有一次，众人在长江边的新亭观赏江南美景。周顗感叹道：“风景没什么不同，但却只能看到长江，看不到黄河了啊！”想起国破南逃，在座的许多人落下泪来。王导见状愀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学作楚囚，相对哭泣！”王导其实是不赞成北伐的，但他能用一句口号振奋人心，扭转士气，不愧有政治家风度。
朝廷刚成立的时候，国库空虚，只有练布数千端。王导灵机一动，做了一套宽大的布衣服，穿在身上出去走了一圈。结果，朝野官员和建康的士人认定这是服装界的新风尚，纷纷购买练布做衣服。国库中的练布很快就以“一端一金”的高价销售一空。府库充裕了，王导在士人中的号召力也得到了验证。
正是因为王导有这样的号召力，他的思想很言行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王导的执政，客观上“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把“静”和“无为”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东晋的政局和人心得到了稳定，但政坛的进取心和事业心也受到了压抑。对于世族大家来说，平静固定的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王导时期扩充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世族势力在南朝恶性膨胀，大家族大人物们以清谈玄学为风尚，耻于干具体政务了。南方各大家族（包括琅琊王家）日后的思想转变，多少是由王导推动的。
司马睿登基之日，感慨万分，对王导的辅助和拥立之功深深感激。他竟然在庄严肃穆、百官队列的时候，拍拍龙椅的空处，招呼王导“升御床共坐”。当皇帝哪能是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王导连忙推辞。司马睿招呼他三四次，言辞恳切。王导眼看再僵持下去，登基大典要泡汤了，只好跪地启奏：“如果天上的太阳和地下的万物一样升列高位，苍生到底要仰照哪一个呢？”司马睿一想，原来皇帝是天上的太阳，一天的确不能有二日，这才不再坚持要王导同坐了。民间用一个俗语形象地形容这一幕：王与马，共天下。这句俗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王家的权势。东晋初期，司马睿完全信任王导，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王导也经常劝谏司马睿克己勤俭，优待南方，与人为善。司马睿和王导在草创期上演了一场君臣相敬相爱的佳话。琅琊王家也达到了权势的高峰，除了王导担任丞相，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兵强马壮；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员是王家人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另外，王家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王导主观上不敢与司马睿共坐龙椅，但说王家和司马家族共享天下，也并不过分。
等司马睿坐稳了龙椅，慢慢开始享受独一无二的太阳的感觉后，开始对“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产生了酸酸的感觉。王家势力的膨胀侵犯了皇权独尊的敏感神经。司马睿开始暗中限制、削弱王家的势力。他提升重用琅琊王时的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刘刁两人没什么本事，但对尊马抑王一事不遗余力，不断出头打压王家势力。
王导被疏远了。我们知道王导既为人为善又很务实，面对皇权的打压，他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司马睿一时也找不到理由，也不想进一步动把王导怎么样。可王导忍得了，堂兄弟王敦就忍不了。王敦和王导是兄弟，性格则截然不同。王导主静，王敦好动。他放荡不羁，性情外露，对王家受到打压愤慨难平，并把怒气表现了出来。鉴于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各州的政权和军队，司马睿派刘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图钳制王敦的势力。这一下，王敦干脆造反了，招呼兄长王含等人带上大军，顺江而下，冲向建康找司马睿等人算账。
对王导来说，司马睿的打压不是什么大问题，王敦的造反却带来了棘手的大麻烦。造反是诛灭满门的重罪。王导赶紧给领军冲在前面的王含写信，劝他罢手。王敦、王含等人坚持造反。王导只得选择鉴定地站在司马睿一边，反对王敦等人造反。王导认为东晋初建，安定是最大的王朝利益；王家还不具备推翻东晋，出头当皇帝的实力，必须依靠东晋政权，才能保持权势。所以，王导从琅琊王氏的安全和最高利益考虑，必须与王敦划清界限，拥戴司马睿。听说刘隗和刁协已经在劝司马睿诛杀王导和王家的所有成员了，王导赶紧带上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每天跪到宫门外候罪。
王家的危险得到了许多朝臣的同情。王导平日经营的人情关系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尚书仆射周顗就认为：“皇帝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但大臣（指王敦）怎么可以举兵造反？”他决定进宫保王导等人。周顗来到官门口，王导情急之下冲着他大呼：“伯仁（周顗的字），我一家老小百余口性命都交到你手上了！”周顗是来帮王家的，却不能把它外露出来，让司马睿觉得自己就是来当说客的——这是说服的技巧。所以周顗看都不看王导，从他身边径直进宫去了。
在宫中，周顗竭力向司马睿担保王导的忠诚，言辞恳切。本来，劝完皇帝，周顗可以出来安慰王导了。可周顗是个酒鬼，在宫中喝得酩酊大醉才出来。王导在宫外跪了一天了，又向周顗呼救。大醉的周顗还在伪装，这次不但不搭理王导，还转头对随从说：“我要杀尽乱臣贼子，换取金印，挂在手肘后！”在这种情况下，换了谁，都会对周顗产生误会。王导就对周顗恨之入骨不知道他在力保自己，更不知道他回家后还上书力证王家无罪。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竞出臣族！”司马睿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
王家的危机解决了，不想王敦的军队攻占了建康。刘隗和刁协一个逃亡北方，一个被杀。王敦把持了朝政，官员进退操于其手。王敦因为周顗声望很高，想让他出任三司，特地跑来征询王导的意见。王导没说话。王敦就想降低任用周顗，王导还是沉默。既然周顗不能用，王敦说：“那就只有杀掉了。”王导依然不说话，看着王敦下令斩周顗。后来王导从文书中得知真相，大哭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王敦的叛乱，并没有给东晋王朝造成太大的伤害。只有少数人死于战乱，朝野官员基本各安其位。司马睿依然做他的皇帝，只是王敦不愿意见他。继续当丞相的王导就在王敦和司马睿之间充当沟通的桥梁，努力维持着朝廷的稳定。对于王敦进一步擅权逼官的做法，王导坚决抵制。王敦起初也没有自己做皇帝的想法，不久退兵长江中游，局势进一步降温。不想，王敦退兵后身体越来越差，却在周边宵小的蛊惑下，重新发兵进攻建康。这次他摆出了倾覆朝廷的样式。王导再次坚决站在司马睿一边，主动挂帅，提兵与王敦叛军作战。王敦随即病死，兄长王含、继子王应被杀，叛乱彻底消除。
王导对策得当，让琅琊王家非但没有没有受牵连，还因讨伐王敦有功得到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升湘州刺史，王彬任度支尚书。王家跨过这道坎，保持了天下第一望族的地位。
王敦之乱后，王导作为世族大家的代表和朝廷的稳定中坚，继续存在。
王导的老搭档司马睿在王敦第一次叛乱后不久郁闷而死。王导等人拥立太子司马绍即位。司马绍当了三年皇帝，也死了。王导等人又拥戴5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即位。
司马绍临死前，考虑到继承人年幼，留下遗诏，让太保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一同辅政。司马衍即位，司马绍的皇后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庾亮是庾太后的弟弟，当今皇帝的舅舅，很快就把实权集中到了自己手中。尽管王导是三朝元老，皇帝对他下诏书都是用敬语，但王导离实权越来越远了。见惯荣辱浮沉的王导淡然处之。庾亮是个有很多想法的年轻人，雄心勃勃。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擅权，对王导不利，劝王导多加防备。王导说：“他若逼我，我就一身布衣服，回家养老去，有什么可怕呢？”后来苏峻起兵叛乱，建康遭焚。朝廷一度考虑迁都，有人建议迁都豫章，有人要求南迁会稽。王导则哪都不去，坚持定都建康。许多朝臣对照王导的恬淡无争，引为榜样。之后尽管东晋屡次出现政治变动，朝廷始终保持了大致稳定，变动也没有波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王导的“静”和“无争”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朝廷一有动静，政治一有裂缝，他就上前和稀泥。
东晋朝臣给晚年的王导起了一个雅号：糊涂宰相。原因是王导每年考察官员的时候，都流于形式，考察的结果你好他好大家好。有人有意见，王导就说，害国之鱼我们都能容忍，何必每年纠缠于那些小鱼小虾呢？的确，王导的一生对威胁王朝利益的大问题都采取拖延、打太极的对策，让时间去消化它们，根本就没必要在每年的官员考核上较真。他晚年常说：“现在说我糊涂，只怕将来有人还要怀念我的糊涂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64岁。
王导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
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司马家族的东晋王朝稳定了，才有琅琊王氏遮风挡雨的地盘。结果王导辅助司马家族为王家赢得了一份远远超过了遮风挡雨需要的大地盘，风光得很，都可以和皇帝“排排坐分果果”了。好在王导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恭敬自律，没有反称司马睿“你真是我的刘邦啊”，更没有跑上去坐在龙椅上拍拍司马睿的肩膀套近乎，所以琅琊王家在东晋初期根基日渐深入，繁衍昌盛。
西晋末期，豫章（今南昌）曾经发生一桩震惊一时的凶杀案。
时任荆州刺史王澄受琅琊王司马睿征召去建邺途中，在豫章被堂弟、扬州刺史王敦杀害。
事情是王澄挑起的。他在荆州当地头蛇当惯了，加上性格桀骜不驯、出道比王敦早，所以在豫章盛气凌人，对王敦很不客气，多有谩骂之语。王敦也是桀骜不驯的人，也很傲慢，竟然对堂兄弟起了杀心。可是王澄功夫不错，随身带有玉枕自卫，还有卫士二十人，如何下手呢？知情者描述是这样的：王敦先招待荆州的卫士痛饮，将他们灌醉，然后向王澄借玉枕“欣赏”。拿到玉枕之后，王敦脸色突变，随即诬陷王澄叛乱，要就地正法。王澄发觉上当，马上扑过来和王敦拼命。王敦被他撕掉了衣带，成功逃脱了。在激烈打斗中，王澄爬上了房梁，对王敦破口大骂，可惜寡不敌众，被王敦带人杀死了。
这桩血案将王敦的性格暴露无遗。王敦和王导是堂兄弟，但他们俩继承了政治世家不同的风范。
龙生龙，凤生凤，世家子弟自然有不同于普通人家子弟的风范。他们受到家风和政治环境的过早熏陶，往往继承家族的政治遗产和行为风范。先不说政治世家对子弟仕途的帮助作用，我们只看世族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风范。一是大家族从丰富的政治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积累的做事稳重、言行成熟的风范；二是豪迈爽快，言谈睿智，行为潇洒的风范。王导主要继承了家族的第一类风范，王敦则继承了后者。王敦从小就是个潇洒的公子哥，光鲜亮丽，放荡不羁，自尊心强，睚眦必报，是那种一眼就能从人堆里看出来的焦点人物。在讲述魏晋豪爽气度的《世说新语》一书中，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要角色。
西晋建立者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召集当时的名流和世家子弟，讨论伎艺。在座的人都畅所欲言，争着在司马炎面前表现自己，只有王敦一副与己无关、满脸不屑的样子。司马炎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会什么。王敦回答说会打鼓，司马炎就给了他一面鼓。王敦卷起袖子，离开座位，“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自我陶醉起来。当时是满座皆惊，司马炎很喜欢王敦这个相貌不凡、举止雄豪的孩子，就把女儿襄城公主嫁给了他。王敦幸运地做了驸马爷。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王敦，家族内外都有人把他看作“问题少年”。太子洗马潘滔曾评价王敦“处仲（王敦的字）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他说，王敦的样子不是一般人，不是害人，就是被别人害死。王恺和石崇比富的时候，王恺宴请宾客时都让美女陪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杀掉陪酒女郎。王敦去他家作客的时候，坚决不喝酒，陪酒的美女悲声哀求，王敦都傲然不视。先后三个陪酒美女都被杀了，王敦一直无动于衷。王导也去了，不会喝酒的他不忍心美女被杀，竭力喝酒。后来，王敦去石崇家作客。石家的厕所里有十多个婢女充当服务员。她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甲煎粉、沉香等东西，服侍宾客上厕所，宾客出来前还给他换上新衣服。客人们一般都不好意思在石家上厕所。王敦却大方地接受婢女们的服侍，脱衣穿衣，喷香抹粉，神色傲然。婢女们私下里议论：“这个客人日后一定做贼！”
当然，王敦身上也有令人称赞的一面。贾南风专权，将太子陷害到许昌幽禁。她下令太子离京时，官属不得相送。时任太子舍人的王敦和太子洗马的江统、潘滔等人却不畏强权，公开前往相送。天下大乱之初，王敦将妻子襄城公主的一百多个侍婢和自家的金银财宝全都分发给手下。可见，王敦的特立独行有时候也用对了地方。
王敦这样的人很适合乱世。
因为王衍的提携，王敦在西晋末年早早成为封疆大吏。他所辖的扬州境内有许多乱匪。王敦知人善任，提拔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等人，数载苦战，肃清了境内的乱匪。因为他掌握军队，能力不俗，更因为王家对东晋王朝的拥戴之功，王敦在东晋初年成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被封为汉安侯，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他和王导，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可王敦很快就造反了。为什么？首先，王敦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导的清静无为和朝廷的安然无事，让王敦“淡”出心理问题来了。他不适应慢慢老去的生活。其次，王敦身边聚集了一批奸佞小人。不安分的权臣身边容易聚集奸佞小人，就像有裂缝的鸡蛋容易招来苍蝇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规律。王敦身边就聚集了王含、王虞等同族，开始骄横专擅起来。第三，司马睿等人对王家的打压，推动了轻狂的王敦的造反。在司马睿的授意下，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左仆射刁协全力抑制王氏势力，暗中作军事部署。王敦对此愤愤不平，常常在酒后手持玉如意，边击痰盂边吟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王敦先是上书指责司马睿，为王导抱不平。上书送到建康后，先到达王导手中，老好人王导把它退给了王敦。王敦不甘心，第二次直接给司马睿上书。这一次，王导不知道，更阻拦不了。司马睿看完王敦的上书，第一反应就是王敦可能要发兵造反了。他赶紧派戴渊镇守合肥；刘隗镇守泗口，预防王敦顺江东下。王敦毕竟是名门之后，先客气地给刘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国家大义劝说刘隗和自己联手，共扶朝政。“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可刘隗是个得志小人，粗鲁地回信说像他这样的朝廷股肱之臣，是不会和王敦同流合污的，他要效忠皇室，做个大忠臣。这分明是把王敦推到了对立面。他似乎忘记了王敦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王敦果然大怒，决心给刘隗一个去地狱作忠臣的机会。于是，王敦就这么造反了。
王敦在武昌兴兵东进，举起的大旗是：清君侧。他说司马睿宠信奸臣，弄得民不聊生，他这才出兵清除奸贼，拯救百姓的。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叛军迅速推进到建康附近。司马睿派出的刁协、戴渊、刘隗等人，都不是王敦的对手。早在王敦起兵之初，刘隗和刁协就劝司马睿尽诛王氏全族。司马睿离不开王家的支持，没有答应，刘隗等人“始有惧色”。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最高层间的权力游戏，刘隗这样的初学者注定要是牺牲品。三个月后，建康石头城的守将周札给王敦打开了城门，叛军兵不血刃入城。王敦胜利了！司马睿陷入狼狈的境地，身边一度只剩下一个警卫将领和两个侍中。他放了个马后炮，说：“王敦如果没有忘记社稷宗庙，则天下尚可共安；如果想要我的龙椅，早点说嘛，我自己会回琅琊去，何必骚扰百姓？”王敦的性格决定，社稷宗庙在他心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他又不想尊奉司马睿这个打压王家的皇帝。他进入石头城后，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放纵士卒劫掠。
很明显，司马睿和王敦两个人，谁都不能彻底离开谁。
王大将军还算是个厚道人。他没有废黜司马睿，更没有对他动刀子，而是保留了司马睿政权。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拒绝接受。
司马睿曾派公卿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丝毫不改豪杰本色、名士风范，坐在上座，先去戏问手下败将戴渊：“之前打仗，你输了。当时还有余力吗？”戴渊坦言：“哪里还有余力，真的是力量不足！”王敦问他：“天下会怎么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戴渊暗中顶了一句：“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意思是说，只有真正理解你内心的人还知道怎么回事，从表面来看是乱臣贼子所为。王敦哈哈一笑，夸戴渊是“能言之人”。王敦又对周顗说：“伯仁，你对不起我！”周顗依然满不在乎地说：“王公举兵，下官亲帅六军，没有成功抵挡住贵军，致使朝廷军队落败。在这一点上，我对不起你！”既然是清君侧，就要杀死几个奸臣。王敦最后挑选了周顗、戴渊杀鸡儆猴，并在朝野职位上安插了若干党羽，打道回武昌去了。
王敦的这一次叛乱，轻率地置王家于族诛的危险边缘，在家族内部遭到了反对。王导战前劝说王敦、王含罢兵，战后努力做王敦和司马睿沟通的桥梁，尽量让事件平安结束。另一个堂兄弟王彬在王敦杀周顗时，公开去给周顗哭别，哭得悲切异常。王彬见王敦时，并没有一丝悲痛之情。王敦不解，王彬回答：“我哭周顗是情不自禁。”对于王敦，王彬痛批他不义，批得声泪俱下！王敦当场大怒，扬言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作和事佬，拉王彬跪下谢罪。王彬却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差点气背过去，逼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依然不卑不亢地看着他。王敦毕竟厚道，对同族人很客气，没有把王彬怎么样。
王敦的豪杰性格决定了他做不了政治家。王敦不屑于花时间去学习繁琐的政治技巧、营造各种人脉关系，更没时间像兄弟王导那样参与实际事务。他起兵反对司马睿，是仓促起兵，并没有成熟的设想，更谈不上详细的善后措施了。他的成功只是反证了刘隗等人更加无能，证明了离开王敦等实力人物支持的司马睿政权是多么的虚弱，根本不能说明王敦的强大和正确。历史上，像王敦这样光芒四射的明星，注定是昙花一现的流星，成不了政治家。政治家是需要耐心、细致和脚踏实地的性格，王敦显然不是。
那么掌握了更大实权的大侠、大名人王敦怎么样了呢？绝对的、硕大的权力让王敦迅速腐化堕落。史载“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可见，他没有收敛张扬的个性，更没有学会稳重地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而是疯狂享受着从各地搜刮来的珍宝财富和支配人事调动的乐趣。更糟糕的是，王敦宠信沈充和钱凤，听任他们二人胡作非为。这两个人出身土豪，也不是政治家，得势后“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把所有得罪他们的人都整死。朝野上下、官僚百姓都希望做尽坏事的沈王等人，顺带也希望王敦集团早点失败才好。
在建康，司马睿忧愤死后，继位的司马绍一心铲除王敦集团。
王敦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人将死的时候，头脑都特别清醒。王敦意识到自己和王家的力量都不能推翻东晋王朝，而在无力推翻朝廷的前提下做个与朝廷不和的权臣是没有前途的。病重的王敦很明白自己的继子王应年纪很小，担心自己死后王应指控不了部队。他给部属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兵武昌，屯兵自卫，同时和朝廷和睦共处；下策是趁着自己还活着，集中全力推翻朝廷，万一侥幸就能开创一个新王朝了。钱凤和沈充等人却觉得王敦的下策是上策，决定挟着王敦的余威，兴兵作乱。
王敦身不由己，将军队向东移，自己任命自己为扬州牧，并大肆任命党羽为朝官和地方官吏。王敦没有儿子，兄长王含把儿子王应过继给他。现在，王敦假传圣旨拜王应为武卫将军，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司马绍于是正式下诏讨伐王敦。王敦派王含率领水陆大军，气势汹汹杀向建康。朝廷方面是王导挂帅。他知道王敦病重，出兵前率领宗族子弟为王敦“发哀”，宣传王敦已死。假消息越传越广，朝廷阵营军心大振，王敦阵营人心大慌。王含也实在没用，大败而归。王敦气急败坏，痛骂兄长是没用的老婢，挣扎着要带病亲征。走了没多远，王敦就病死了。党羽沈充等人继续进攻建康，无奈大势已去，被一一讨平。王含、王应父子俩逃离战场，去投靠族人、荆州刺史王舒。王舒不是王敦那样的豪杰，也不是王含那样志大才疏的小人，做出了最平稳的选择：大义灭亲。王舒把王含父子俩痛殴一顿后扔进长江喂鱼去了。
王敦的命运最悲惨，葬入了坟墓还被挖出来，尸体被戮，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王敦是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物，是一代豪杰，但他被过于放荡不羁的个性，被要求安定团结的东晋政治大环境给埋葬了。可惜，可叹！王敦之后的乱臣贼子，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那样的豪爽、率性、不羁和惊天动地。王敦因此成为许多雄心勃勃或者蠢蠢欲动的豪杰志士的标杆、榜样。有后来人曾说：“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这句话可以看作为是对王敦一生的莫大评价。
南朝是个宣扬个性的时代，怪人怪事特多。这不，东晋王朝承平日久，出现了有人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不愿升官的奇闻。而且这个人，还是世代为官的琅琊王氏子弟、江州刺史王羲之。
王羲之的才华就不用说了，在江州刺史任上干得也不错，朝廷屡次提升他让他来做京官，王羲之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说他傻。王羲之回信表白说：“我没有庙廊之志。”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有无数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想当官，我没有野心。但那多数是虚伪的表演。王羲之则是真的没有庙廊之志，不像攀爬权力的金字塔。他追求的是人生的品质，追求理想的修为。听说安徽宣城的风光不错，王羲之向朝廷请求，希望能去宣城当太守。朝廷原来是想把王羲之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了，没料到王羲之要求官越当越小，要去一个小郡当太守，当然不干了。朝廷的世家高官们更不干了：你王羲之可是天下第一望族的子弟，去当什么宣城太守不怕掉价，我们这些同伴还觉得掉价呢？于是，也不征询王羲之本人的意见，朝廷宣布提升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王羲之会接受吗？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南大郡，是江东世族和南渡大族的聚居地，地位突出。会稽内史的地位自然也很重要。这一回，王羲之高兴地接受了提拔自己的任命——因为他早就听说会稽山水秀美，人文典雅。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顾恺之形容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的会稽。千年之后，我们会发现王羲之的这个选择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王羲之，王览曾孙，王导之侄，王旷之子。父亲王旷做过淮南太守，曾劝司马睿南迁。据说王家南迁后信奉五斗米道教，给子弟取名都带个“之”字。除王羲之外，平辈的还有王胡之、王彪之、王晏之、王允之等兄弟，晚辈的有王徽之、王献之、王恢之等人。这似乎是区分王家子弟的一大特征。
被无数父母挂在嘴边用来教育小孩子的“聪明孩子”王羲之，小的时候一点都不聪明，相反还有点笨，连话都说不好。虽然名士周顗曾摸着13岁的王羲之的脑袋，说孺子可教，前途不可限量，但一般人还是把这看做是周顗判断失误。王羲之20岁的时候，太尉郗鉴想和王家攀亲戚，把女儿嫁入王家。王导说，我们家人才济济，你随便挑吧。郗家就真的派人来挑女婿了。回去后，郗鉴问有什么好人选。
家人报告说，王家的小伙子都挺好的，精心打扮，相貌堂堂，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躺在东边房间的床上，露着肚子啃东西吃呢。郗鉴一拍大腿，就是他了，我要选那个挺着肚子的小伙子。不用说，这个特立独行的小伙子就是王羲之。虽然郗鉴很自豪地夸王羲之是“东床快婿”，但多数人心中都不以为然，觉得郗老太尉也看走了眼。
事实上，王羲之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器晚成型的孩子。小时候不出色并不代表长大了不出色。一些小时候异常聪慧、高调领跑的孩子往往长大了平庸无奇，而小时候埋头低调学习的孩子，比如王羲之，常常是一鸣惊人的主。王羲之正常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了不俗的政治素质。王导之后，东晋王朝高层政治纷争不断。老有那么几个人鼓动北伐，想借北伐给自己贴金。殷浩北伐的时候，王羲之明确写信反对，劝阻他。担任地方官时，王羲之开仓赈灾，奏请朝廷减免苛捐杂税，很有父母官的样子。可令人不解的是，出身显赫、政绩不错的王羲之一直拒绝升官，比如这次的会稽内史的任职，放着更高的职位不要，摆明了心思就没在仕途之上。那些终日钻营官场的人看来，王羲之是一如既往的傻。
他们不知道，想当官容易，不想当官难。像王羲之这样进入仕途易如反掌，因为家族影响和个人能力在官场一帆风顺的人，他们不追求高官厚禄是因为看破了官场，开始追求其他的生活。官场吸引力之大，家族影响之深，他们能够不随波逐流，更加不易。
王羲之追求的便是平淡的生活，幽雅的精神。他来到清丽秀美的会稽，做官是次要的，享受是主要的。当时的会稽人文荟萃，有和王羲之伯父王导认识、正隐居在东山离“东山再起”还有段日子的谢安，有大人物都以得到他撰写的墓碑为荣的文人孙绰，有游寓江南、提出“色即为空”大论的名僧支遁，有隐居山林、大谈玄学和山水诗的隐士许询等等。王羲之很快就和这些人打成了一片，还组织了一个叫做“兰亭之会”的聚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修禊节。
这一天，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人齐聚会稽山阴城外的兰亭，洗洗身子，喝喝酒水，清谈闲聊。他们不知道，永和九年暮春的兰亭，将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根据王羲之的记载，当日的兰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的风光也相当对得起群众，“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因此虽然聚会上没有丝竹管弦、歌舞助兴，但聚会的文人雅士们一觞一咏，大到宇宙，下到具体的花草品类，畅叙幽情。恍惚之间，王羲之感叹上天公平地给予每个人一个生命，每个人都要走完一生，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感悟良多，有的人放浪形骸，殊途同归而已。行走之人，不知老之将至，常常是刚刚欣赏的东西转眼就成为陈迹。“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羲之的结论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若干年后的我们审视今天，就像今天的我们审视昨天一样。和王羲之一样，参会者纷纷提笔写文，抒发感想。这些文章，多少带有当时玄学为了玄专门写得让人看不懂的意思，更多的是抒发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
会后，众人把文章收集起来，集成一本小集子，委托王羲之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微醉，也不推辞，提笔立马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因为编辑需要被定名为“兰亭集序”的文章，一气呵成，初正楷后小草，庄中有变，变中有雅，令人赏心悦目，是书法和文章的双重瑰宝。后人有爱事者，认真察看了帖子，发现王羲之在里面没有写两个完全相同的“之”字。
据说，王羲之事后对原稿不甚满意，想重写一份，超越原稿。他聚精会神认真重写了几份，感觉都不如醉酒的时候写得好。索性，王羲之不写了，就将写于兰亭的、带有修改痕迹的原稿定为作品。
“兰亭集序”之所以成为书法极品，一大原因是王羲之将书法提高了一个新境界。之前人们是为了写字而写字，王羲之是为了欣赏而写字，为了表达而写字，为了内在的修养而写字、练字、赏字。书法开始在王羲之的手中，从实务超脱成了艺术。这是王羲之的书法境界，也成为中国书法的入门认识。
王羲之是琅琊王家最优秀的书法家，却不是唯一的书法家。官宦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家，家人文化素质高于常人。琅琊王家的前辈王衍、王戎等人都是书法家。二人擅长草书，轻便没有拘束，很符合玄学大家的气质。之后，王敦、王导、王廙、王旷等王羲之的父辈也都写了一手好字。与王家交往的谢家、庾家也出了多位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岳母郗夫人就是有“女中仙笔”美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样的环境中沾染了习书练字的风气，更得益于大家族的雄厚物质基础和优越生活，将书法从其他事情中独立出来，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也只有琅琊王家这样的门阀世家才能培养出新艺术门类的大师。
王羲之在书法的世界中越走越远，后人用八个字形容他的作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永和十一年（355年）初，厌倦了官场的王羲之弃官而去，在会稽金庭定居下来。晚年的他种地盖院子，教导子弟书画，也去河边放鹅钓鱼，悠然自得。
王羲之的身上完全没有了父辈辗转奔波、指点江山的气度了。同样褪去政治光芒和雄心的还有同辈的王胡之等人。王胡之是王虞的儿子，他们父子俩都是老庄之说的信徒。王胡之的经历和王羲之近似，在山水优美的吴兴当一个生活优裕的太守，心情很爽，不管朝廷怎么调动他的职位，就是在吴兴太守任上赖着不走。朝廷拿这样的“钉子户”无计可施。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和谢安的关系也不错，两人常有诗歌唱和。王胡之曾向谢安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在他看来，功成名就的姜子牙也好，不食周粟饿死的伯夷叔齐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他王胡之的理想就是高卧山林，听听风声，抚摩泉水。
很多人不理解琅琊王家在王导、王敦一代人之后就黯淡了呼风唤雨的权势，替王家惋惜。王羲之这一辈的多数人的确把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走了，但是王家的权势依然存在。王羲之等人占据着太守朝臣的高位，琅琊王家声望依旧冲天。东晋王朝建立在东南世家大族的支持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保障世家大族利益的制度，王羲之这一代人不需要创业干政就能保持权位。王家还像王导、王敦那样掌权掌军，反而会触动清静无为的东晋王朝的敏感神经。
既然大环境不希望你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本也不愿积极干政的王羲之他们，何乐而不从政坛转身而去，醉情艺术与山水。
那么，王家还有没有人留在朝堂中央呢？有。他就是王彪之。
东晋王朝一直将琅琊王家作为朝廷的依靠。是依靠，就得有人在权力中央，领取朝廷的官爵利益，也把家族的支持传达给中央。而王彪之就是沟通朝廷和王家的新一代桥梁。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是个典型的“少白头”，刚过20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他须发皆白的重要原因是读书太用功了，尤其对历代规章制度用力很深，举凡周礼儒学、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都认真学了。他一个人钻研浩如烟海的规章典籍，能不少白头吗？王彪之还有收集文献的习惯，把相关的学习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后来又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收入箱子里，让后人世代相传。王彪之的这个习惯成就了一门学问：王氏青箱学。
朝廷考虑到王彪之的实际情况，任命他为太常。太常是九卿之一，地位很高，但那是汉朝的事情了，到东晋太常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因为太常主管朝廷的典章制度，可算是朝廷中专业性最高的岗位了。专业性岗位始终敌不过政治性岗位，这是政治发展的一大趋势。
王彪之还真是很适合太常的岗位，学问深厚，为人严谨庄重。
早年，王彪之也任过会稽内史。他严于执法，六亲不认。当地横行乡里的中小世族大家对王彪之恨得牙痒，但想想斗不过琅琊王家，不得不收敛气焰。三万多户被世族大家逼得远走他乡的百姓先后回迁了。
桓家势力后来居上，与琅琊王家、陈郡谢家平分秋色之后，大将军桓温试图控制朝廷，桓家子弟镇守军事要地。许多世家子弟争相向桓家靠拢，派亲信向桓温表忠心。王彪之是极少数拒绝向桓温献媚的人之一。恒温对他怀恨于心，将王彪之操作罢官，还将他逮捕入狱。好在琅琊王家势力尚在，借一个大赦让王彪之先降职后调任回京，还升任了尚书仆射（相当于副丞相）。王彪之和谢安（他想通了，出来当官了）、王坦之（名字很像琅琊王家子弟，其实是太原王家的人）三个人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桓温日益膨胀的野心。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时只有11岁，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个人都不同意。桓温和王敦一样，身体不好，遇到挫折后病重了。临终时，桓温也决心最后一搏，向朝廷要求“九锡”（天子赐给权臣的礼器，后来演变成了奸臣篡逆的先兆），还让笔杆子袁宏草拟了《九锡文》。袁宏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讽刺他说：“你这样的大才，怎么写这种文章！”袁宏碰壁后，去找谢安。谢安的政治技巧很高，不说同意不同意，而是笑着让袁宏反复修改。袁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谢安都笑说不满意，只好又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知道谢安的用意，说：“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马上要死了，你着什么急啊？”袁宏恍然大悟，对《九锡文》也不再热心了。没多久，桓温先死了，请九锡的事情不了了之。
桓温被众人拖死后，朝廷由谢安、桓冲、王彪之三人辅政。桓家势力大降，谢家势力上升，政令大多出自谢安之手。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的关系不错，王彪之和谢安的私交也不错。但王彪之对谢安不合礼制的做法，毫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痛打落水狗，要把桓冲排挤出朝，表面上恭请皇太后临朝，深层次意思是方便谢家操纵实权。王彪之引经据典，认为谢安这么做不合制度，坚决反对。谢安政治手腕比王彪之厉害，成功排挤了桓冲，但不如王彪之为人严谨、自律。谢安艺术细胞比较多，讲排场，对修宫殿等“艺术行为”有浓厚的兴趣。王彪之坚持要与民生息，而且外面还有强敌呢，所以反对大兴土木扰民。王彪之立论严谨、义正词严，谢安反驳不了，在王彪之在世时都不能放开手脚进行“艺术创作”。
377年，王彪之逝世。他的一生，看似继承了王导、王敦父辈的衣钵，其实不然。王导这一代人奠定了家族兴旺发达的根基，是草创的英雄；王彪之则是守成的英雄，安分地扮演好王朝支柱的角色，不越位，不退缩。和王羲之等堂兄弟一样，王彪之也实现了角色的转变。
从王羲之开始，琅琊王家的声望更多的是从书法艺术而来。
王羲之一共有七子一女，这八个子女都在书法上小有成就。先说他的女儿。我们虽然不知道王羲之唯一女儿的名字，但知道她后来嫁给了浙江余姚的刘畅。她和刘畅有个孙女，嫁入了陈郡谢安，生了一个曾外孙，取名谢灵运。大诗人谢灵运就是王羲之的重外孙。
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是王献之。王献之曾担任过吴兴太守，官职终于中书令，但他最大的成就还在书法方面。书史上把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王家的人书法成就斐然，得益于家庭提供的优越物质基础，更是他们刻苦练习的结果。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时候，吃饭走路都不放过，人们常常看到他用手指在身上划来划去，因此王羲之的衣服换得特别勤。教科书中经常举两个王羲之练字的例子，鼓励现在的孩子以他为榜样。第一个例子是一次王羲之在书房练字忘了吃饭，家人把馒头送入书房，王羲之太投入了，摸了一个馒头就蘸着墨吃起来。家人进来收拾的时候，看到满嘴墨黑的王羲之还在啃“墨水馒头”呢。还有一个例子是王羲之洗砚把一池水都给洗墨了。人们把这样的水池称为“墨池”，现在绍兴、永嘉、庐山等地都争着说王羲之牌“墨池”在自己的地盘里。王献之开始练字的时候，问父亲王羲之书法的秘诀是什么。王羲之指着院子中满满的18口大水缸说，那就是秘诀。王献之练字研磨，把那么多水都给用完了，书法水平果真大进。王献之的书法，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又更加无拘无束。中国书法史上“一笔书”的狂草就是王献之的创举。
王献之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他先是娶二舅郗昙之女为妻，小两口子感情很深，但被迫与爱妻离婚，当了新安公主的驸马。王献之和新安公主生有一女，就是后来的安僖皇后。
王羲之后代中经历最传奇的是王徽之。王徽之也是书法家，但成就逊于父亲和弟弟王献之。他的官也小，只做过参军和黄门侍郎之类的中级官员，他的心思也不在官场上，平日不修边幅，工作时也是蓬首散带，根本不过问职责内的事情。一次桓温问他，王先生现在是什么职务啊？王徽之挠完痒痒，说看到衙门口马匹进进出出，可能是个管马的衙门（实际上是军府）。桓温又问，最近衙门里有马匹死亡吗？王徽之冷冷地说，我连衙门里有几匹活马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有几匹死马啊。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竟然让王徽之获得了玄学界的一致好评。上级知道这段奇闻后，脸上挂不住，找王徽之谈话，要求他工作要严肃，要好好上班。王徽之盯着天花板，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谈话结束后，王徽之干脆弃官而去。相比官场，王徽之更喜欢山阴的乡间生活。一夜，山阴大雪。半夜，王徽之醒来，发现大地白茫茫的一片，自饮自酌起来。彷徨间，王徽之想起了居住在剡县的好友戴逵，连夜叫人备船要去造访。当夜，皎月当空，一叶小舟穿行在浙东的水系之间。王徽之边饮酒，边吟诗，等天便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戴逵府前。奇怪，王徽之却叫船夫调头回山阴。船夫问其故，王徽之答：“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要的就是造访的过程和期待的感觉。
丞相谢安想和王家联姻，原先挑中的人选就是王徽之。听说王徽之“雪夜访戴”一事后，谢安反悔了，将侄女转嫁给了王徽之的哥哥王凝之。王徽之原本就是闲云野鹤之人，毫不介意。他的后半生与竹子为伴。浙江丘陵的竹子挺拔茂盛，成林后气象万千，王徽之自评生活不可一日无竹，最后终老竹林之中。
代替弟弟成为谢家女婿的王凝之，成绩不如兄弟，活得也不够潇洒。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会稽内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正赶上海匪孙恩起义，起义军围攻会稽。部下建议备战，王凝之却相信道家神祖能够保佑会稽无恙，只是终日闭门祈祷。部下催得急了，王凝之就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结果起义军长驱直入，杀入会稽。王凝之和子女一同遇害。后世喜欢用王凝之的极端例子，来证明王家势力的衰败，进而论证整个门阀世族势力在南朝的逐渐没落。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东晋南朝的大政治是清静无为，不喜欢出事情。后人想当然的奋发进取的政治姿态，并不利于世族势力的维持与发展，相反只能让他们与王朝政治格格不入，带来危险。既然制度保障世族的利益，所以世族子弟们选择清静，漫天神侃。王家选择从政治场走向艺术领域，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起码在整个东晋南朝，琅琊王家都保持了南朝第一家的地位。
唐朝初年，会稽有位老和尚智永在弥留之际，将弟子辨才叫到了自己床头。
正在辨才为师傅抽泣的时候，智永郑重其事地将一个包裹严密的匣子托付给了辨才。辨才打开，发现里面竟然是东晋著名书画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辨才疑惑地看着病重的师傅。智永缓缓地向辨才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智永和尚出家前姓王，正是王羲之的第7代嫡系子孙，保管着先辈的代表作《兰亭序》。《兰亭序》是王家的传家宝，被子孙世代珍藏。传到智永手中的时候，智永少年出家，虽然酷爱书法，无奈没有子嗣可以继续流传下去，只好在死前将《兰亭序》传给心爱的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和尚对书法也很有研究，自然知道《兰亭序》的价值，严肃地接过了师傅的临终嘱托，发誓不会辜负师傅，无论艰难困苦都会将这件书法名作保存下去。智永欣慰地合上了双眼。
辨才和尚将《兰亭序》藏在他卧室梁上特意凿好的一个洞内，小心守护，除了亲近和尚，从不给外人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辨才和尚保存着《兰亭序》的信息还是流传了出去，最后传到了唐太宗的耳朵里。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尤其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唐太宗广泛地征集王羲之的书法，献书者纷纷涌献，都获得了优厚的奖赏。李世民经常临习，但他梦寐以求的王羲之《兰亭序》一直没有现身。当他听说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序》在辨才和尚那里，便多次派人去索取。辨才和尚为了师傅的嘱托，硬是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皇帝的使者来一次，辨才和尚就推说一次不知真迹下落。辨才是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王羲之的真迹在手。
李世民还算是一个相当仁慈的皇帝，没有恼羞成怒，更没有发兵硬抢。李世民决定智取《兰亭序》。他派同样谙熟书法的监察御史萧翼装扮成书生模样，去与辨才接近，寻机取得《兰亭序》。萧翼对王羲之书法也很有研究，和辨才和尚谈得很投机。辨才和尚很信任这个书生。有一天，萧翼兴高采烈地来找辨才和尚。待两人寒暄之后，萧翼郑重其事地从怀里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给辨才和尚欣赏。这些都是萧翼从皇帝手中拿来的王羲之的真迹。辨才和尚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王羲之的作品，一时兴起，不以为然地说：“这些虽然是王羲之的真迹，但不是佳品。我这里有王羲之的代表作。”萧翼忙问是什么作品。辨才和尚兴奋地告诉他是《兰亭序》真迹。萧翼假装不信，说《兰亭序》早已从世间消失了。辨才和尚从屋梁上取下真迹给萧翼观看，萧翼一看，果真是《兰亭序》真迹，大声称赞。这一次，辨才和萧翼两人畅谈书法，通宵达旦。结果辨才和尚不知不觉，昏昏睡去。
等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辨才吃惊地发现《兰亭序》不知去向，书生萧翼也不知去向了。辨才和尚恍然大悟，方知上当。后来，辨才知道《兰亭序》进入了皇宫。他失去了真迹，内心不忍，积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此时，琅琊王家也没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