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扑朔迷离的东陵贪腐案，不仅案情重大，而且牵涉面极广，一度掀起了朝堂上下暗流汹涌，结果却大事化小，模糊处理。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琦琛。琦琛是新任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总兵是清朝的正二品武官职位，麾下将士成千上万，统辖特定区域。内务府负责皇帝事务，大到皇室财政收支，小到皇宫的吃穿用度，都归内务府统管。它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政府部门。总管内务府大臣也是正二品。琦琛同时兼任这两大实职，完全算得上是位高权重，威震一方。道光十九年（19年）七月二十四日，新官上任的琦琛来到任所直隶遵化马兰镇，正式就任。
遵化这个地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遵化原本是直隶蓟州下属的一个县，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死后，埋葬在遵化，建起了孝陵。从此，遵化就成了清代皇帝、后妃死后埋葬的陵园所在。到道光朝时，一共有三位皇帝即顺治、康熙、乾隆以及他们的后妃葬在这里。这些陵寝统称为东陵。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又在直隶易县营建陵墓群，称为西陵。东陵和西陵遥相呼应。遵化因为东陵的缘故升级为州，下领玉田、丰润两县；易县也升级为易州，下辖涞水、广昌两县。遵化州的地位非常重要。朝廷在此屯兵，守护祖宗陵寝，而马兰镇总兵就是负责东陵安全的最高军事长官。
朝廷各个部门在东陵有诸多派出机构，各司其职。比如，礼部在东陵派驻司一级的官员，负责礼仪、祭祀等事务；工部也派驻了司官，负责有关工程事务。但是，陵墓主要归内务府负责，所以内务府派驻东陵官员最多，责任最重，起主导作用，礼部、工部等派驻官员变成配合内务府工作了。为了统筹诸多部门的事务，做好东陵的日常维护与管理，朝廷往往加派一名总管内务府大臣常驻负责。琦琛就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显然是为了做好统筹的需要。他一肩挑了马兰镇总兵和内务府大臣两副担子，正可谓是位高权重，是东陵地区的一把手了，
但是，琦琛上任后迅速发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了，很多事情根本做小了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形同傀儡。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是谁在侵夺他的实权呢？
不如来看看琦琛都遇到了哪些事情。首先，他在遵化城的大街上常常见到拖运巨大木材的马队。琦琛一问，这都是内务府派驻东陵的筹备库管库郎中庆玉的财产，都要拉到庆玉在遵化及其周围开设的木材厂去。琦琛一打听，这个庆玉不仅是朝廷命官，更是隐形富豪。在遵化开设了钱庄、当铺、铁铺、绸缎庄，还把生意做到了京城。琦琛从下属官兵和派驻官员嘴里多次听到，庆玉家在直隶各地都有土地和房屋，光在遵化的住宅就超过一千间房屋，房屋装修雕梁画栋，台阶都是汉白玉的。大家谈起庆玉，就是一个词：有钱！
其次，官员们虽然对庆玉的财富羡慕嫉妒恨，但都爱往庆玉家里跑，都和庆玉关系不错。琦琛发现遵化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庆玉为核心的“隐形网络”。不单单是朝廷各衙门派驻东陵的办事官员，就连马兰镇的官兵，甚至遵化州的地方官员，都唯庆玉马首是瞻。大到皇陵的修缮祭祀安排，小到总兵衙门的办公经费短缺，官员们都习惯于去找庆玉解决。遵化的衙门口就差粉刷一条标语了：有事没事，找庆大人聊聊！
琦琛决定会会这个庆玉。借着下属参见新上任长官的机会，琦琛见到了内务府管库郎中庆玉：年逾古稀，须发皆白，但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琦琛在和他谈话过程中，觉得这个人确实有能力，经验丰富，而且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完全算得上是一个“东陵通”。庆玉从嘉庆十六年（1811年）起就在东陵办理有关修建工程，一开始和其他司官共同办理，慢慢地独当一面，最后又包揽了粮仓、财税等事务，一干就是二十八年，从一个壮年变成了一个古稀老人。东陵的事情，明的、暗的、远的、近的，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记不住的。清朝的郎中是正五品官，庆玉因为资历和功劳的关系早升为了正四品。可他宁愿高官低配，不愿返回京城，屈尊当一个正五品的郎中，在遵化山区安家定居。
那么，庆玉是一个一心扎根艰苦地区、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好官吗？显然不是。
庆玉交结遵化文武官员，交接应酬，每年还定期往来京城馈赠厚礼，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庆玉规模惊人的豪宅、遍布各地的耕地、满大街的店铺，这些钱又是哪里来的？琦琛早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东陵有一个土豪“庆郎中”。家资丰厚、出手阔绰。只是谈起他的发家史，大家又都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别人不说琦琛也明白：庆玉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都来自朝廷给东陵的拨款。顺治、康熙、乾隆三位先帝及其后妃的陵寝，修建完成后都要定期维护。道光皇帝登基后即在东陵选定自己的“万年吉地”，修建陵墓。道光陵墓工程持续七年之久，耗费白银超过二百万两；第八年发现陵墓渗水，抢修无果后决定弃用拆除，又耗银六七十万两。这一建一拆，主要发生在庆玉实际运作期间。此外，朝廷在遵化设置永济仓，向八旗子弟发放粮米。永济仓也归庆玉负责。庆玉有没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琦琛很快就查明，庆玉的木材厂拖运的大木头，就来自皇陵拆卸修缮工程；庆玉家的装修，也直接挪用了皇陵的工程物料。此外，庆玉仗着自己人脉广，在京城有后台，作风蛮横行事霸道，常常在家中处理公务，违规违法操作，简直把公务和家务混为一谈，有把东陵当作私人财产的嫌疑。
琦琛确信庆玉劣迹斑斑，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决心将庆玉绳之以法！
在清朝，自下而上的反腐败，最危险的不是涉腐的嫌疑人，也不是反腐的监察和司法人员，而是反腐的发起人！如何保护自己，同时把庆玉彻底击倒，是摆在琦琛面前的课题。琦琛当然知道庆玉有庞大的人脉网络保护着他，自己不知道谁在这张网络的顶端；琦琛也知道庆玉的斑斑劣迹，要逐条落实，每条都找到确凿的证据，不然就会被反咬为诬告。总之，除掉庆玉的难度很大。
琦琛不怕。宦海沉浮几十年，琦琛以“狷介”著称，即做事讲原则，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人。这个性格特点让他吃了不少的亏，但也让他一路走得心安理得，赢得了部分力量的支持。因为不合群，琦琛不能出任外省的巡抚、部院的尚书，而是来到了东陵。同样是二品官，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并非很好的职位。得知琦琛的任命后，睿亲王仁寿、内阁学士禧恩都暗中与他联络过。仁寿、禧恩都是多尔衮的后裔，都知道庆玉在东陵胡作非为，也都很痛心疾首。列祖列宗长眠之地，怎能容忍宵小胡来？他们都支持琦琛法办庆玉。禧恩曾经担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庆玉打过交道，可能给了琦琛一些直接的指点。狷介的琦琛，有了部分宗室成员的支持，更有信心除掉庆玉了。
琦琛从整顿政务入手。庆玉一心求财，为了运送木材方便，竟然修改了马兰镇新东口城门，城内大道随处可见木材车的车辙痕迹。琦琛到任后，将东口门改回原处，又出告示重申城内秩序。同时，他暗中查访庆玉的所作所为。经过小半年的酝酿，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琦琛正式上奏揭露庆玉贪腐，打响了“东陵贪腐案”的第一枪。这关键的第一枪，琦琛是怎么射击的呢？
东陵内务府筹备库每年十一月都要清理账目，把当年的银两收支核实造册，报送北京的内务府核题。这原本是一项常规工作，一般由筹备库发起申报，总管内务府大臣过目后报到北京，就算完成了。但是本年十一月，琦琛突然新派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拿着到任时庆玉呈递给自己的筹备库清册，逐款逐项详细审查账目。一切收支都以书面文书为据。这一查，就查出问题来了：
有一项石门岁修工程用银三千八百五十两三钱四分三厘，但是工部事先核定的价格只有八百五十一两三钱四分三厘，多支出的三千两白银没有依据。查账郎中质询庆玉，庆玉回答，本年度三月份曾发文暂借白银三千两。又问他，实际多支出的银两，有没有报销呢？庆玉这才拿出了又一份内务府公文。查账郎中一看，这是当年三月份内务府确认的报销依据，庆玉隐藏在家里长达八个月之久，没有呈堂画到。而且内务府公文同意报销的只有八百六十八两一钱四分。既然事后内务府只同意多报销八百多两银子，那么庆玉接到文件后就应该把预先多领的两千一百余两缴库归款。庆玉竟然将公文在家隐匿八个月之久，而且不及时缴还多领的银两，还进一步把这笔钱算入实际开支款项中。琦琛认为他故意隐匿公文，想蒙混过关侵吞公款。说到侵吞公款，确实还查到庆玉存在几起赤裸裸的贪污行为。本年三月份，遵化州地方官府押解五百两官银到库，庆玉私自收下，过了八个月都没有缴纳库房；另外，报销清单内有修理房间门座工程，庆玉于本年六月领走白银三百七十两。经查，这项工程纯属子虚乌有，庆玉涉嫌虚构工程冒领款项。
调查还发现了庆玉有收藏公文的“癖好”。各衙门的公文，应当收存在衙门里。但是，查账官员并没有在筹备库衙门发现这些作为凭证的公文稿案，一问，庆玉承认都在自己家里放着呢！尤其是有关钱粮工程的财务公文，大多数都在庆玉家中收藏着。庆玉手里拿着这些文书和单据，想干什么？琦琛在奏折中直言，这恐怕是庆玉盘踞衙门、把持工作、乘机蒙混舞弊的重要手段。
庆玉的胆子远比旁人想象的要大，做事情毫无顾忌。琦琛不用多费周折，就探访出许多严重问题来。比如，庆玉贪婪到连皇帝的陵墓都不放过，雁过拔毛。琦琛秘密探访得知，庆玉在修缮顺治皇帝陵墓孝陵的隆恩殿时，拆下多件楠木，仅交给石门工部楠木七件，其余都占为已有，存在自己开的木材厂内。他家装修很多地方都用了楠木，还用汉白玉做台价，这些好东西都是哪来的？“庆玉将回干树株，成做房间木料数十间”都堆在庆兴估衣铺内。又比如，舆论盛传，庆玉的儿子副内管领魁明，孙子主事恒龄，都在家吸食鸦片。道光朝严禁鸦片，重罚吸食者。在职官员吸食鸦片，是要革职查办的。
之前，庆玉给外人的感觉是经验丰富、办事能力还是可以的。琦琛查访发现，这也是假象。十二月初十，琦琛专门上奏，查出庆玉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修理孝陵隆恩殿时，指挥拉运石料的重车，直接从孝陵的神路和五孔桥上通过，轧坏路面，过了一年多车辙痕迹尚存。同时，庆玉还把宫门西间的门框碰损约长二寸五分、宽一寸五分，用红油遮盖。在整个过程中，庆玉不仅亲眼看见，还公然骑马从孝陵的神路和五孔桥上通过。皇陵是圣地，神路轻易不能踩踏，只有皇室祭奠时才能使用。庆玉在上面骑马，指挥工程都是严重的逾制。事发后，庆玉报修神路和五孔桥，试图掩盖此事。朝廷没有同意，罪证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琦琛在揭露庆玉的奏折里将这些初步发现的问题一一罗列，最后指出：“庆玉系此处积年大蠹，遇事惯于蒙混舞弊。奴才到任时，即知其为人，恐露消息，未敢祥查又访得种种不法，深堪发指。”所以，琦琛请旨将内务府四品衔郎中庆玉革职；庆玉的同僚、东陵内务府郎中明吉，员外郎色钦、魁安等人免职，一起交给内务府议处；奏请钦派公正廉明的大臣前来查办此次贪腐大案。
应该说，琦琛进攻的弹药比较充足，对庆玉的揭露也是有的放矢。道光皇帝看到奏折后，大吃了一惊。想不到在祖宗长眠之侧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贪官，提笔写下了“殊属可恶”四个字。圣旨要求，庆玉立即革职，拿问抄家，涉及官员免职听候调查。派遣工部侍郎文蔚为钦差大臣，赶赴遵化与琦琛一起查办。
东陵贪腐案的第一枪，琦琛打得很不错，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么，庆玉及其背后的力量会做什么样的辩解或者反击呢？
道光皇帝下令将庆玉拿问抄家时，特地提醒琦琛“亲赴该员家内查抄，毋许走漏风声，致有藏匿寄顿”。
这里的“藏匿”指的是把财富隐藏起来，“寄顿”指的是把财富转移给他人。如果嫌疑人提前处理了赃款赃物，案情就没有凭证了，案件非但没法结案，琦琛还可能落一个诬告的罪责。所以，不用道光皇帝提醒，琦琛也知道争分夺秒抄家，查封罪证。
琦琛能不能彻底扳倒庆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完整查获罪证，也就是庆玉的巨额家产。
道光皇帝是十二月初八颁布圣旨，下令将庆玉抄家查办的。初十，琦琛就上报了查抄庆玉家中的情形。可见，琦琛早就做好了准备，没有耽搁一分一秒。他初九接到圣旨，立即把庆玉拿下，看管起来，又亲自率领官兵，飞奔庆玉家中查抄。
抄家的官兵到了庆玉家，估计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庆玉家实在是太奢华了。就连见过世面、在京城逛过王府的琦琛，也在奏折中描述“庆玉家中房间甚多，院落曲折”，财产实在太多，一时间无法彻底查抄，就下令把各屋门窗都用封印封闭，派兵看守，以便将来详细查抄。庆玉家中不但有汉白玉台阶，很多室内装修使用了楠木，而且琦琛在房屋里看到了行宫陈设的字画，甚至有皇家更衣殿的陈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区别身份的重要标记就是吃穿用度。不同身份的人只能使用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器具物品，否则就乱套了。皇帝御用物品，其他人尤其不能错用，否则就是僭越大罪。如果说庆玉只是在房间里僭越使用行宫物品，还能解释说是他偷偷摆谱，满足虚荣心。问题是，琦琛发现庆玉家所盖房间有斜山角梁、万寿重椽、垂花门、抄手游廊、厂亭等，简直是仿照行宫款式建造的。这种明目张胆的僭越，只能解释为庆玉胆大包天，有恃无恐，一点都不加掩饰了。琦琛还派兵查看庆玉给自己提前建造的茔地阳宅，发现坟墓前有连座九间十檩大房（这是非常高规格的阳宅），装饰着汉白玉刻字对联、金漆装修等，虽然不算是僭越，但超过了四品官员能够享受的死后哀荣，属于违制。
另外一路官兵，查封了庆玉在遵化开设的南北木厂，发现厂内堆贮着大量木材，其中有大小楠木多件（庆玉家后院也堆积着楠木）；查封庆兴估衣铺，发现其中也堆贮着回干松木房料。此外查封的庆玉产业，在马兰峪有店铺两家，在遵化城内有当铺一座，在平安城有钱铺一座、烧锅一座，在邦均镇有当铺一座、布铺一座，在马伸桥有钱铺一座。庆玉的买卖做得不小。琦琛得知庆玉在北京城有乾元寺住房一所、庆祥绸缎铺一座、广立木厂一处。另有中立木厂一处，虽然不是庆玉的商铺，但庆玉每年回干树做成房料，大多数由中立木厂代销，是重要的利益关联厂商。所似，琦琛奏请道光皇帝下令步军统领衙门查抄上述产业，同时捉拿庆玉产业的看守审讯。
查抄过程有一个小插曲。庆玉有一处空闲的宅院，有一百零二间房屋，规模很大，借给了奕絪居住。奕絪是谁呢？奕絪是出自乾隆帝第八子仪亲王世系的第三代贝勒，道光皇帝的堂侄子。
清朝皇帝在各处祖宗陵寝安排了守陵的宗室，奕絪是看守东陵的宗室贝勒。他所居住的宅院也在查抄范围内。奕絪不得不奏明自己借住宅院的原因。他说，守陵宗室的随任府第房间墙垣门座年久坍塌，木材糟朽不能用，没法居住了。从道光三年起，前来守陵的宗室都借住庆玉的空房，到他已经是第六任宗室了。也就是说，庆玉通过免费出借一个空闲的宅院，把前后六位贝勒爷纳入自己的关系圈子。而他这处大宅院，算不算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呢？道光皇帝接到奕絪奏折后，下令把这处应当查抄的宅院，直接赏给守陵贝勒居住。
内务府郎中五品官，年俸是八十两白银，就算庆玉按照四品衔领取年俸，也才一百零五两银子。他的巨额产业是从何而来的？那些奢华的装饰又是从何而来的？
除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外，庆玉家中还起获了大量稿案公文。庆玉几乎是把自己家当作衙门的档案室了。他私藏公文，又想干什么呢？在这些公文中，最重量级的是，庆玉家竟然藏有二十多年前，嘉庆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年，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长安接到的皇帝朱批十四件。奏折经过皇帝用红笔批示后，称为“朱批”，朱批一般直接发给相关官员处理，是君臣之间一对一直接而私密的交流。按照清朝档案文书制度规定，官员每年年底要将朱批缴回。庆玉私藏朱批，不仅暴露他胆大妄为，也暴露之前东陵政务管理混乱。前任大臣福长安在政务上过于依赖庆玉，违规将朱批转交庆玉处理。每一个胡作非为的下属背后，都有一个昏庸无能的上司。可惜，福长安已经于嘉庆二十二年病逝，没有办法出来说明情况了。
庆玉还有比朱批更让人吃惊的“私人收藏”。琦琛在他家查抄出了多张已经盖了章的空白公文！盖章的空白公文，那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庆玉能够发挥的空间可就太大了。稍微想一下，都知道其中的隐患有多大！
最后，琦琛在庆玉儿子魁明、孙子恒龄的卧室里查获烟枪、蜡捻、玻璃灯罩等抽鸦片的工具，并且查获装有鸦片的银盒。这些显然是魁明、恒龄抽鸦片的罪证。琦琛把抄家的情况奏报道光皇帝，应该说庆玉罪证累累，琦琛在法办庆玉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庆玉倒台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是，法办庆玉真的会如此顺利吗？庆玉有恃无恐背后的势力，又会做些什么小动作呢？
在遵化城查抄庆玉家产的同时，道光皇帝秘密下令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庆玉在京城的产业。步军统领衙门不敢怠慢，立刻行动起来。但是，京城的查抄行为，却出现了大问题！
官兵查抄乾元寺庆玉住房，共计房屋七十二间半、游廊三十一间，发现屋内仅有粗劣的家具和笨重的器具，并无衣服银两。官兵们放眼望去，都是破杂木桌、破玻璃灯、破木箱。这可是庆玉的老家，法律意义上真正的住宅啊！怎么就寒酸成这样，和遵化的豪宅完全是天壤之别呢？负责查抄官员发现各处房屋内有家具新移动的痕迹，怀疑有人事先转移了财产。官兵抓住负责看守庆玉老家的佣人麻老审讯。麻老是遵化人，受雇于庆玉，看守京城老宅已经多年了。麻老招供说：本月初九（请注意这个时间，这是道光皇帝下旨抄家的第二天、遵化抄家行动开始的当天），麻老的遵化老乡张三前来送信，说庆玉在遵化的产业已被查封。麻老赶紧派人给京城里广立木厂、中立木厂、庆祥绸缎铺等庆玉的关联产业通风报信。同时，麻老把随同自己在北京的家属送到交情颇深的内务府镶黄旗骁骑校得里布家里借住，将自己的物品也一起搬到得里布家存放。麻老说，他并没有动过雇主庆玉的东西，房屋里搬家的痕迹是他搬运自己物品的时候留下的。
麻老的说法，可信吗？反正，步军统领衙门不相信，认为他们肯定有转移财产的行为。
官兵同时查抄了西四牌楼路西的庆祥绸缎铺。绸缎铺租用了内务府的十间官房，另外又租用了九间民房。绸缎铺负责人赵士文供称，铺子是庆玉在道光五年出本钱八千两白银开设的。绸缎铺里抄出了绸缎、银两、账簿等物品，看起来没有来得及转移资产。
广立木厂、中立木厂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两家木厂都在鼓楼东边。中立木厂开设比较早，是庆玉的亲戚李中道一个人创办的。道光八年，庆玉化名“李荫庭”，出本钱一万吊（将近一万两白银），李中道和解秉栋各出本钱一千吊（将近一千两白银），租赁了原来中立木厂的十间房子，新开设了广立木厂。广立木厂在事实上取代了中立木厂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查抄的时候有灰瓦房六十一间，其中大部分房间提供给来往交易的商人居住。可见广立木厂买卖兴隆，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木材牙行。官兵在厂内查抄了木料一千一百八十三件。也许是木材体积庞大又重，搬运麻烦，所以广立木厂没有转移它们。股东李中道招供说，最近一次是在本年度的二月七日，收到庆玉送来的十几车木材。庆玉又不是伐木工，他的木材是哪里来的呢？因为李中道对运来的木材根本就不入账，所以无从查起。
步军统领衙门认为，查抄庆玉京城产业行动走漏了消息。而其中的关键线索就是看守庆玉老宅的麻老。他们反复审讯麻老。对方一口咬定没有转移财产。无奈之下，统领衙门一面暂时羁押相关人员、查封相关产业；一面遵旨将麻老押解到马兰镇归案审讯。
到底有没有人事先走漏消息，给庆玉通风报信呢？有！
琦琛发现了残酷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十二月初九，琦琛查抄庆玉家，当时为了求速度，先将房屋门窗封闭，派兵看守，并没有翻箱倒柜、详细登记。等把庆玉相关产业全部查封后，琦琛开始着手深入查验物品。他再一次来到庆玉豪宅，一个屋一个屋地认真检查资产。然而，各屋的箱子柜子打开后，大多数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数有东西的，也都是一些旧衣烂衫。琦琛心中暗暗叫苦，预感自己遭到了强硬的阻力。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庆玉提前转移了财产。自己在抄家圣旨发布的第二天就行动了，有人比自己更早得知了圣旨，而且更快展开了行动。这个人，或者这群人会是谁呢？
不过，琦琛来不及深究幕后黑手，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这些转移掉的财产。他立刻安排麾下官兵，密布遵化各地查访。琦琛又张贴告示，晓谕军民人等，如果有收存庆玉家寄顿的物品，应立即呈报交出，如果隐匿不报，一经查出，严加治罪。
很快查出庆玉近期在振隆当铺典当了皮衣十二件，在永济当铺典当了皮衣十件、金镯六只。十二月初十，驻军翼长西林交出庆玉寄顿箱子两个、包袱一个，章京丽淳交出箱子两个、包袱两个，已革八旗总管业普肯交出箱子四个、包袱二十三个、匣子三个，领催丰伸布交出箱子一个、包袱三个；差役泊淳交出箱子三个、包袱八个。同时，秘密查访的官兵在已革郎中博启通额家查出庆玉寄放的箱子四个、包袱大个。
琦琛逐一查看这些人交出的物品，其中业普肯上交的衣物较多，里面有元狐腋褂、元狐马褂等贵重衣物，其他人交的都是些平常衣物，甚至有旧衣服破旧褥子。琦琛也不是好骗的，他当即派军官前往这些人的家里检查有无庆玉寄放的其他财产。这一招果然奏效。丽淳又上交金镯一只、金簪等十五件、沉香手串两挂、褂表一个、白银一千五百六十七两。而差役伯淳则连夜雇车，企图再次转移庆玉寄放到他那的财产，结果被琦琛安插的官兵人赃并获，当场搜出包袱两个、匣子三个、帽盒二个。当天夜晚，庆玉家人宋当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有九件女式狐皮大衣，形迹可疑，被巡街官兵抓住。宋当现场招供，这都是伯淳让他去找当铺典当的。看来，这个伯淳最不老实了。他们肯冒险替庆玉隐藏财产，因为大家都是庆玉搭建的营私舞弊圈子的一员。可见，庆玉盘踞东陵，营建了多么庞大的关系网络。
琦琛担心帮庆玉转移财产不止上述几家，交出和查出的物品也并不是全部：他上奏道光皇帝，请求将上述官员，加上查访得知参与转移财产的内管领广运，内管领文志，章京富勒欢，庆玉侄子、员外郎魁安，一并革职，请求将庆玉幕僚、秀才孙缙，家丁、车夫等五十余名一并关押审讯，彻底追究庆玉转移的财产和没有查出的田地、债权。道光皇帝基本同意了琦琛的奏请，只是认为业普肯等官员既然主动上交了赃物，还有畏法之心，可以免于革职，不用查抄家产，只是免职交给琦琛，会同钦差大臣文蔚一起审讯。
幸亏琦琛措施得当，补救及时，基本查获了庆玉转移的产业。但是谁走漏了消息呢？
追究通风报信的人是深挖庆玉案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而追查通风报信的人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审讯最先得到消息的看护庆玉北京老宅的麻老等人。道光皇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定郡王载铨。
载铨办事效率还算可以，很快就从麻老那里得到口供，十二月初九当天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遵化老乡张三来报信说庆玉的产业要被查抄了，而是庆玉在北京的侄子、秀才恒伦送的信。当天一早，恒伦就匆忙赶过来，说庆玉要被朝廷抄家了，大家赶紧准备。随即，载铨传讯恒伦。恒伦招供自己在户部主事全孚家住家求学。十二月初八晚上，老师全孚回到家中，告诉自己朝廷要将庆玉抄家查问。事情开始牵涉在职京官。载铨继续传讯全孚到案。
全孚到案后，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十二月初八日午后，全孚在办公，家人全成禀报说，工部尚书陈官俊陈大人叫老爷去说话。全孚是陈官俊的乡试门生。明清时期的科举师生关系，是带有很强约束力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现职官员之间。老师传见，全孚本来应该马上就去。但是当天工作实在太多，全孚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赶到陈官俊府邸拜见。陈官俊对学生的迟到很不满意，一见面就问：“怎么这么久不来见我？”全孚赶紧道歉：“学生最近被派到神机营办差，那边事务很忙，因此没有及时来向老师请安。”
陈官俊摆摆手，示意全孚坐近了说话：全孚刚坐下，陈官俊上来就问：“你知道东陵派钦差了吗？”
全孚的脑袋瓜子立刻转了起来。一个月前，陈官俊承修东陵小碎亭等工程，携带全孚前往遵化验收。当时接待的是内务府郎中庆玉。全孚能回忆起来的自己和东陵的关系，就是这些。于是，他回答陈官俊：“学生不知道。”
陈官俊说：“今日，奉旨派工部侍郎文蔚前去东陵办案，查办的就是庆玉的事。”全孚问：“老师怎么就知道是为庆玉去的？”
“我在工部过堂的时候，听见穆中堂说的。弹劾庆玉十七款罪状，都是有凭有据的。”停顿了一会，陈官俊又说，“将来，他的家是要被抄的。”
全孚看出陈官俊闷闷不乐，就宽慰老师说：“庆玉名声本来就不好、至于具体查办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告辞回家后，全孚把消息告诉了学生恒伦。最后，全孚向载铨承认：“这实在是出自陈大人之口，入我之耳，并无一字妄供。”
全孚的供状，可是一颗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陈官俊是谁？
他是现任工部尚书。而工部执掌工程营造，东陵的诸多工程就由工部奏销一工部对工程贪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官俊自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他对朝廷查办庆玉一事，忧心忡忡。而陈官俊又是道光皇帝的宠臣。陈官俊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老师，奕纬是道光皇帝重点栽培的对象，道光皇帝一度想立奕纬为储。陈官俊对奕纬的教育很用心，道光皇帝曾经嘉奖陈官俊”训迪有方”。不幸的是，皇长子奕纬在道光十一年英年早逝。道光皇帝悲伤异常，似乎把对奕纬的怀念之情转移到了陈官俊身上，给陈官俊优厚的待遇。陈官俊屡次犯错，道光都礼遇有加、恩宠不减。所以，载铨对陈官俊涉案，忧心忡忡。
更让载铨担心的是，此案还可能牵涉“穆中堂”，也就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不仅是道光的宠臣，而且是首屈一指的权臣。他一直深得道光的信任和器重，案发时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因为穆彰阿曾任工部侍郎、尚书，以大学士之尊分管工部。清朝的中央各部院虽然有尚书，但同时皇帝分派内阁大学士分管各部工作，成为“管部大学士”，负责该部事务。据说，因为清朝的六部有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都是偶数，分管大学士来议事办公，各部都在大堂居中位置给管部大学士设座，传说“中堂”二字因此而来，逐渐代称内阁大学士。如果庆玉长期把持东陵工程、侵盗工程款项罪名坐实，穆中堂是有领导责任的。
穆彰阿是领班军机大臣，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圣旨内容，而且可能参与了道光皇帝的决策，甚至推荐了工部侍郎文蔚担任钦差大臣。按说，抄家查办的圣旨涉及机密，内容敏感，穆彰阿应该有保密的意识和义务。可是，他却在工部大堂，借着和即将上任的钦差大臣文蔚“谈工作”的机会，让陈官俊听到了消息，从而引发了后续的泄密。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穆彰阿这个举动非常可疑。
案情牵涉两位朝廷重臣，载铨不敢私自做主，把情况连同全孚的口供都奏报了道光皇帝。道光皇帝降旨将全孚免职，接受审讯；下令陈官俊去载铨那里把情况说清楚。
陈官俊来到了专案组，首先陈述了自己一个月前去东陵查看工程的情况。他说：“我同全孚一道赴东陵查工，当时就发现琦琛、庆玉两个人积怨很深，难以化解，势将决裂。我查看完工程当日就要离开。全孚要求多住一天，我催他早点走，他只好随我回来了。一路上，我们师生两人同宿在客栈中，全孚多次向我说起庆玉这个人有问题。”陈官俊首先陈述了自己和全孚之前与庆玉的关系，也为之后的供述作了铺垫。
接着，陈官俊承认自己在十二月初八傍晚把全孚叫到家里来说话。他说自己关心的是庆玉修建东陵工程的质量问题，就问全孚：“由庆玉经手、我们十一月份查验的工程项目，没有问题吗？”全孚回答：“庆玉办理的工程，质量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庆玉这个人贪污挪用、短缺仓库，横行不法，也是事实。如今既去了钦差，庆玉恐怕要大事不妙了。”陈官俊说：“庆玉如此不好，又多年把持工程钱粮，这种人耗损了朝廷的元气。只是朝廷虽然向东陵委派了钦差大臣，不知道是不是去查办庆玉的？”请注意陈官俊的措辞，他承认了自己知道有钦差去东陵，但否认知晓庆玉涉案，更否认听到过任何有关庆玉的信息。至于全孚之前供述的庆玉被参十七款等，陈官俊说我连查办哪个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是具体什么条款了。至于所谓的“十七款”，更是闻所未闻。
他说：“这段话是全然没有的，但不知全孚闻自何人，是何条款，可向他追问。再，我与庆玉素无往来，此案是否涉及庆玉，我不必求知，我亦无从得知。全孚是庆玉亲戚，自然是关切他的。他听我的话怎样转告他人，我实在全然不知。”陈官俊完全否认自己泄露消息，把责任全推给了全孚。
载铨又再次提审全孚。全孚说，初八傍晚陈官俊一开始确实问到之前东陵修的工程是否完固，说工程是庆玉经手的，他不太放心。全孚说，庆玉这个人虽然不好但办的工程还是靠得住的。
陈官俊又说：“现有钦差前往东陵查办案件，你知道吗？”全孚说不知道。陈官俊就说，今天穆彰阿大人到工部过堂，与文蔚商量挑选工部官员随行，马上动身到东陵去。随后，陈官俊再次问及庆玉到底有哪些问题，全孚揭露了庆玉的主要问题，说他的名声一直不太好。陈官俊当时叹了口气：“若果如此，怕要动家。”在泄露消息这个核心问题上，全孚一口咬定：“以上前情实因陈大人查问我经手工程无心向我谈及。”虽然他很委婉地加上了“无心”这个修饰词，但要害却是“谈及”两个字。
至于之前供述陈官俊提到穆彰阿提到庆玉被参十七款一事，全孚现在改口说记不清楚了：“那日同陈大人说话前后次第记忆不清，加上陈大人屡次严词讯问我，我心中慌乱，所以上次问话时说错了？其实，庆玉被参究竟有几款，我至今都不知道。”
陈官俊、全孚师生两人，各执一词。只有两个人在场的秘密会谈，旁人难辨真伪，只能由裁判者判断了。哪一方与裁判者的关系密切，哪一方就可能让自己的说法被采纳陈官俊是道光皇帝的宠臣，抓紧时机向道光皇帝上奏，坚持原来的说法，强调“至因何事查办庆玉，臣至今全然不知。臣所言句句皆实，不敢少有隐饰”。办案的载铨则督促官员，反复提审麻老、恒伦等人，甚至加以刑讯，无奈这几个人都咬定原供词不放。现在就看道光皇帝如何决断了。
道光皇帝是一个典型的守成之君，做事情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几乎没有自己的创见，也不愿意对既有规章制度进行改动。“求稳定”“不折腾”是道光执政的关键词。庆玉从道光列祖列宗的口袋里掏钱，道光皇帝自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是，道光只想查出庆玉到底贪腐了多少钱，并且追回损失，不想深究贪腐背后的详情，他也没有能力进行深究。如果道光彻底调查贪腐的前因后果，挖掘背景因素，进而进行改革，他就不是守成之君了，清朝国势也不会在他的手里江河日下了。道光拿到陈官俊和全孚两方面的口供，肯定怀疑背后有黑幕。可转念一想，挖黑幕不如追回损失。道光皇帝决定对陈官俊的处置高高挂起，轻轻落下。
于是，道光皇帝颁布圣旨，先是煞有介事地宣布要揪出送信之人，从严惩办，接着话锋一转，说“以情理而论，言者或出无心，听着早已有意”，开始维护陈官俊。他说陈官俊偶然言行不检点，如今遇到了这个案子，就应该据实说清楚。“朕亦断不疑陈官俊与庆玉有私，故为送信。”说清楚了就没事了，如果陈官俊仍然含混其词，就要把他革职审讯，动真格了。道光皇帝对陈官俊真的是很不错了，最后还不忘自我表扬一句：“勿谓朕薄待大臣也。”你都对陈官俊包庇到这个地步了，谁还会说你“薄待大臣”呢？
皇帝的态度公开后，下面的事情就顺水推舟了。陈官俊调整口供说：我在工部过堂时，只听到穆彰阿同文蔚商量随员，并没有其他话。我回家后把全孚叫来，说现在文蔚奉旨前往东陵查办案件，庆玉所做的事，你肯定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全孚说庆玉最大的问题是拆卸宝华峪工程，其次是经手的仓库短缺。我说如果真是这样，恐怕要抄家。谁知道全孚听了这话，信以为真。至于参劾十七条款，我全然不知。全孚明知我说的话都是出于无心，他因为被恒伦供出，没法推脱，反过来咬住我。这是我糊涂无知，辜负皇上天恩，请求从重治罪。
皇帝和老师都这么说了，全孚知道自己要成为泄密事件的“背锅侠”了。这锅是甩不掉了，尝试甩锅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干脆，全孚也改了供述，照搬了陈官俊的说法，最后说自己当时没记清楚，加上审讯时心中慌乱，所以之前的口供都不准确。
一天后，处理圣旨就下来了。全孚泄露消息，革职。陈官俊身为一品大员，言语不知检点，导致全孚以虚为实，走漏大案消息，责任难逃，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讨论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抄家的时候传送消息的专门条文。法无明文，就寻找最接近的条款处理，清朝法制的专门名词是“比附”。吏部比附提塘官（传递文书的官员）将密封事件私自拆开窃视以致泄露，严重者杖一百、徒三年。吏部建议将陈官俊革职，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道光皇帝批准了。看起来道光对陈官俊的处理非常重，但是一年多后陈官俊就东山再起，出任通政使，很快升任侍郎、尚书，重新担任了工部尚书，并在道光二十四年入阁拜相，达到了仕途巅峰。
全孚、陈官俊走漏消息一案，可算是东陵贪腐案的一个“案中案”。因为道光皇帝的包庇，真相究竟如何，陈官俊有没有被纳入庆玉的关系网络，穆彰阿是不是幕后大黑手，后人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道光对此事的处理，清晰地表明他只想把案子局限在东陵，限制在较低的层级。
庆玉到底贪污挪用了多少财富呢？举一个小例子。
庆玉案发后，东陵的工部派驻机构自查原材料账目，查出历年来庆玉借而不还、挪用拖欠的公物，计有通梢架木二千九百八十二根，大小板片二千一百一十块，竹竿五千一百九十二根，杉木柱子四百五十二根，索脚托柱四百二十一根，桥柱三百六十四根，桥下承重木二百三十三根，楞木三百三十六根，绳子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九斤二两三钱等。如此众多的原材料，不是被庆玉运来建造自己的豪宅茔地，就是通过自己开设的店铺销售出去了。
如此巨大的缺口是如何造成的呢？工部派驻司员怀秀等人解释道，东陵工部各项工程事件都是庆玉一人经手承办的，以往工部官员们干脆将日常政务也委托庆玉处理，怀秀等人落个清闲。
直到庆玉遭到革职拿问，他们才想起要查一下庆玉有没有给工部造成巨额窟窿。这一查，就发现了大问题。
琦琛在庆玉的各处工厂中发现了大多数侵占挪用的原材料。
上奏说，庆玉之所以能够将公物私存在自己家，恰恰是他平日里肆意盘踞把持的证据。工部派驻东陵郎中怀秀及员外郎桂龄、舒长、常安等人玩忽职守，罪责难逃，全部交部议处。
这还只是工部一个部门发现的问题，再加上之前提及的庆玉抄家抄出来的巨额资产，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庆玉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此外，在他家里发现盖章的空白公文、私藏的朱批和公文、吸食鸦片的工具，还有连北京官员都知道庆玉“名声不好”。
庆玉案似乎证据确凿，就等着最终宣判了。那么，庆玉会迅速遭到法办吗？东陵贪腐案会如此简单结案吗？
现实总是把它残酷的一面突然推送到人们的面前，让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就在大家以为庆玉要完蛋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三日，赶赴东陵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文蔚上奏了一则要逆转乾坤的劲爆消息：庆玉举报琦琛贪污索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蔚十四日抵达马兰镇，进入琦琛的总兵衙门居住，并接受案子的审讯工作。文蔚会同琦琛实地察看了各处地方、验看了相关物品，承认琦琛参劾庆玉各款确有其事。二十二日，文蔚提审了相关犯人。他先审讯了庆玉的儿子魁明。魁明当场揭发，说琦琛收了他二百两白银，并且接受了他们家行贿的大米、马匹等物品，所言不虚、画押为证。文蔚接着提审了庆玉。庆玉一把鼻涕一把泪、絮絮叨叨地谈了好久，留下了两份冗长的供状。幸亏文蔚将庆玉供状作为附件夹带在了奏折中，奏折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后人才得以看到这两份珍贵的文件。说它珍贵，不仅意味它能让后人知道庆玉胡搅蛮缠的手法，同时看清楚庆玉的真实嘴脸，了解当时衙门运行的诸多实情。道光皇帝非常认真地精读了供状，而且朱笔断句。下面，我们也和道光皇帝一样，认真研读一下：
琦大人到任后待我确实很优厚，每次谈论公事，我尽我所知回禀琦大人。（好一派上下关系和睦、同心共力工作的和谐景象！可是，庆玉第二句就来了一个“但是”。）但是，每当谈起陵寝工程，琦琛总不问我应该如何修理才能妥当、稳固，反而说什么他在西陵听到，在东陵当官一年可得五六干两银子。我据实回禀，这些话都是谣言，断不可信。陵寝工程最需要慎重，如果修理不妥，我们不仅赔修不起，罪过也就大了。（在这里，庆玉暗示了琦琛贪婪的嘴脸，塑造了自身廉洁奉公的形象。接下来就是他的自吹自擂了。）我庆玉蒙历任大人委派，从嘉庆十六年会同京中奉旨派出的大人一起监督修理工程至今，恭敬谨慎办事，从来不敢草率，所以我在东陵工作二十多年并无任何不妥或者赔偿重修的地方，也没有迟误，（宝华峪工程是道光给自己营建的陵寝，持续修了七年耗费两百多万两白银，修成后发现地宫渗水，返工不成最终废弃。庆玉竟然好意思说自己监修的工程妥当稳固，完全是睁眼说瞎话。）工程款项是从户部领出的二两标准的官银，从商人那里采办物料，如果有盈余，也只够解决参与工程的官吏们的伙食费。各位大人来到工程视察，还都需要自备盘费。琦大人听后非常不高兴，陆续把我的其他兼职裁退了，只有工程不准我辞退，让我继续监修。
琦大人又说他家老太太还在西陵，要派人去接。我马上送上盘费银二百两。琦大人家眷抵达后，衙门内的家具器皿都不齐备，大人又让我筹备。我就把自己家现有的家具器皿凑妥了送过去，家里没有的赶紧现做送过去。除瓷器外，我送给琦大人的家具器皿不下百十来件。至于琦大人全家上下吃的米，从七月到衙门上任至今，都是我购买送去的。开始，我买的是蓟州仓数十石大米，因为是存了一年的陈米，琦大人不愿吃；我只好现买本年的早稻粳米数十石，又从通州购买老米二十余石、从丰润购买桃花米二十五石。这些大米已送去二石，因琦大人衙门内无处收存，大约有六十石大米交给我暂时代存，将来陆续取用。琦大人还向遵化地方官员索要物品。他到任后就向遵化袁知州要麸料，喂养牲畜。琦大人到任时仅有两头骡子，却每样要八十石，估计拿到银号里换钱去了。现在，琦大人有两匹马，一匹是从京城买来的，另一匹还是我送的呢
除了工程项目，庆玉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永济仓。永济仓负责发放东陵周边八旗驻军的钱粮？清朝入关后，八旗军队及其家庭由国家供养，按时去官仓领取粮食和其他补贴。这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所以官仓的管理人员职位是人人羡慕的肥差当然，仓库的运营管理也非常琐碎。比如，永济仓的粮米是从南方漕运来的大米，需要仓库派人去通州领取，再统一发放；如此反复，粮食成本太高，转为命令南直隶省各州县向永济仓输送。可是，运输成本由谁承担？仓库额外租赁的场地费用，由谁承担？
这些都没有法定的核销项目，只能负责官员自己运筹解决。更不用说具体发放过程中，核对票据、接待军民等琐碎事务了。所以，永济仓的肥差同时也是一个苦差。庆玉说，自己并不想接手永济仓管理。可是，嘉庆十六年，前任马兰镇总兵福长安一定要他负责，庆玉这才“勉为其难”接手帮忙。庆玉说了很多工作中的难处，还说他接手的时候仓库就亏缺白银六七千两。而永济仓前后两任名义上的负责人、已革郎中三德、现任郎中三多等人，不愿干事，也不想蹬浑水，干脆绐总兵上了公文，说明以后永济仓管理得好也好，不足也罢，都由庆玉负责。庆玉得以实际负责永济仓事务二十多年。
由此笔者发现，东陵地区政务管理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像福长安、三德这样的庸官、昏官，不思作为，推卸责任，投机取巧，给了庆玉浑水摸鱼进而独霸一方的机会。在这二十多年中，也有其他官员发现永济仓管理混乱，甚至想弹劾查办；庆玉本人一度因为其他事情遭到处分，撤去永济仓负责职务。也许是庆玉早就放出风声，说仓库亏损严重；也许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么烦琐沉重的事情，很快又把庆玉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实际控制永济仓。至于永济仓底细到底如何，就只有庆玉知道了。也许永济仓真的是庆玉一个人在勉强支撑；也许庆玉是借口仓库事务繁重、亏损严重来吓唬潜在的可能接手者，方便长期霸占仓库。面对钦差大臣，庆玉强调对自己有利的潜规则，认为自己努力弥补亏缺，“亦俱有前任堂台所画之稿可凭，此皆系多年之事，俱以查问不提”。意思是，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历任上司都是认可的。
那么，在木厂和住宅里发现的大批木材，庆玉又作何解释呢？庆玉说，工程修缮过程中拆卸下来许多木材，都是应折应换之件，不能用在其他工程上，一般是当作烧火木柴变卖。庆玉发现其中有楠木，贱卖了太可惜，就放在自己的木厂里，以备将来用到楠木就不必买了。庆玉强调这么做是为了工作方便，自己并没有卖过一件工程拆卸木材，相反还给其他工程提供了便利。庆玉举了两个例子。第一，道光十七年，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委派庆玉修理丫髻山庙工佛楼，要用到楠木。清朝后期，楠木已经是珍稀树种了。当时从北京运来的都是新的小楠木，禧恩觉得质量不好，不愿使用。庚玉立即说明自己陆续拆存了一些楠木，并雇用车辆，拣选楠木十余件、柏木十余件运到庙里使用。第二，庆玉听说北京圆明园九洲清晏工程需要用二丈六尺的大柁木，刚好自己又收存了这么大尺寸的柁木，又送了六架大柁木到圆明园。禧恩也收纳了。这两笔木材都没有报销银两，为朝廷节约了经费。
在辩白自己的同时，庆玉摆事实讲历史，检举琦琛是个“大坏蛋”。他说：“琦大人为人胆大妄为，他在户部云南司时，弄虚作假，把没有存米的空仓封验，冒充粮仓。其人之欺诈如此，不问可知。抄我家的时候，都是绿营兵，没有一个八旗内务府的官兵：琦大人带领绿营兵到我家后，立刻把女眷撵出去，连随身衣物都不准拿出，作践我到这种地步。现在绿营兵在我家把能吃的都敞开吃，我听说连圈里的猪都不放过。”最后，庆玉说详细的内容自己不能再说了。因为琦大人也是审讯官之一，庆玉认为自己不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能撤换马兰镇官兵，换上遵化州政府负责看守，严禁马兰镇一人一丁进院打探，他才愿意继续招供。
以上就是庆玉口供的主要内容。原始的口供，庆玉说得非常琐碎、很不明晰，笔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庆玉絮絮叨叨了这么多，隐藏着三大目的：
第一是避重就轻，刻意淡化自己的问题，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藏稿案公文，庆玉都没有提及。对于工程款项账目有误，庆玉只提到了一笔：本年为了修理仓廒，我和郎中三多暂领一千三百两白银，准备今年冬天备料明年春天修理。而收存木材、管理仓库等，庆玉虽然谈到了，但谈的是工作的不易、自己的贡献。相反，他时不时抛出琦琛的经济问题、工作作风问题，想把琦琛拉下马的意图非常明显。
第二是避实击虚，东拉西扯了许多事情，让案子变得更加复杂，方便掩饰自己的罪行。比如，庆玉花了大量时间谈永济仓的日常管理和存在问题。而在之前，琦琛等人并没有揭发永济仓的问题。又比如，庆玉选择性遗忘不少重大问题的同时，却对一些细节内容记忆深刻。琦琛原来有两头骡子，现在有两匹马之类的琐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三是绵里藏针，庆玉抓住一切机会攻击琦琛及其依靠的力量。庆玉在解释收存拆卸木材用途的时候，两次提到把部分木材送给了前任内务府大臣禧恩使用。另外，庆玉提到琦琛到任时告诉他，说禧恩和睿亲王仁寿都夸奖庆玉办事可靠。禧恩和仁寿有没有夸奖庆玉，不得而知。但庆玉反复提到这两位，却是用心歹毒。为什么这么说呢？
禧恩、仁寿都是出自睿亲王多尔衮血脉的宗室成员，前者是辅国公，后者是世袭的睿亲王。为防止宗室干政、结党营私，清朝严禁宗室成员交结大臣。大臣和宗室王公拉帮结派，就犯了皇帝的大忌。庆玉看似随口一提，却是直指琦琛、禧恩、仁寿三人结党！琦琛三人关系确实亲密，共同寻求法办庆玉仁寿、禧恩是琦琛在京城的后援：庆玉直指禧恩、仁寿，不一定能对两位王公造成实质性伤害，却能打乱对手的阵脚、阻断琦琛的援手。禧恩、仁寿两人相比，庆玉提到禧恩更多，则是因为禧恩在道光皇帝继位过程中出了大力气，深得道光宠信，历任要职，力量更强大。所以，庆玉对禧恩咬得更紧、攻击更多。
综上所述，庆玉的口供看似辩白，实质是一道道冷枪暗箭，他反咬琦琛，还咬得死死的，按照惯例，因为查案官员涉嫌需回避，琦琛不得不退出对庆玉案的审理，只剩下钦差大臣文蔚一人。文蔚上奏道光皇帝，认为庆玉难免有打击报复的嫌疑，但因为涉及会审官员且案情复杂，请求将此案上移京城办理。同时，文蔚率领随行官员从总兵衙门搬到石门驿居佳，恭候谕旨指示。道光皇帝决定将琦琛免职，连同此案全部人犯、卷宗都解送北京，交给由定郡王载铨、吏部尚书奕经和军机大臣组成的专案组，严加审讯。文蔚留在东陵，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详细清点庆玉家产，道光特别要求文蔚认真检查，申明：“经此次严查之后，傥尚有不实不尽，日后别经发觉，惟文蔚是问。”
琦琛、庆玉一行人被押解进京之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沿途连绵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途经的村镇弥漫着新年的味道，而琦琛步履沉重地前往京城接受调查。他原本一心为民除害，没想到被反咬一口，遭到如此处分，心情苦闷抑郁，可以想象。
琦琛早就知道庆玉是个卑鄙小人，防着庆玉继续作恶或销毁证据，但他没想到庆玉会捏造事实、中伤诬告自己。琦琛低估了坏人做人的底线。腐败者还遵守制度，想按照规矩来办事，可是腐败分子遵守制度就不是腐败分子了。造谣诬告是他们最廉价的武器，如果遇到不明真相的上级，还有和稀泥的大背景，造谣诬告就是最强大的武器。
如今，琦琛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自证清白。他在别人万家团圆的时候，在冰冷的旅途中奋笔疾书，书写很多原本不需要证明，或者根本意想不到的内容。比如，庆玉状告琦琛受贿了一匹马。琦琛断然否认：“我本来有三匹马，而且军营里还有良马百余匹，根本就不缺马？就算我贪马，又何必向庆玉索要，留下他日后挟制我的证据？”
庆玉指控琦琛受贿二百两银子来接家眷到任。琦琛说：“我到任次日就领取了养廉银三百八十余两，派家人带上一百两去接家眷。况且，当时我和庆玉刚刚见面，又没有深交，怎么会向他索要银两昵？我在中央任职多年，全北京都知道我洁身自好，甚至不近人情，是出了名的分毫不取。”
庆玉指控琦琛索要大米。琦琛同样否认：“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管理仓库的庆玉代领再送过来的。八月初，庆玉将我的米票要过去代领，送来时多了十四石大米。我当场就要把多送的大米退回去。庆玉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不敷使用，最后还是要他代买大米送来，再三恳求我收下。我收下十四石大米后，考虑到庆玉为人狡猾，担心日后被他当作把柄，所以将大米折合白银三十六两有零，当面交给庆玉的侄子魁安及两位同僚转交庆玉，并说明以后不准他代买米粮。之后我家需要用米，都是自己去市场上购买，有店铺可查。”
庆玉还指控琦琛逼迫遵化州政府供应麸料。琦琛解释说：“州县政府不需要向当地驻军衙门供应物资。我和遵化知州既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深交。况且，遵化袁知州是庆玉的密友，他有需要与内务府交涉的事情，都是庆玉代为办理；庆玉家催租告状等事，都是袁知州出面料理。我怎么敢逼迫袁知州供应麸料？”
最后，琦琛反问：“如果我和庆玉勾勾搭搭沆瀣一气，我又怎么会出面揭发弹劾他？反而是庆玉倚仗钱多，党羽众多，根深蒂固，知道自己被参各款都是事实，无法辩解，反过来咬我，企图翻案。”
应该说，琦琛自我辩解的各款都合情合理，而且提供了可以查实的证据，是可以相信的。基本可以断定庆玉在血口喷人，诬告陷害。他人品之低劣，可见一斑。现在问题就来了，庆玉如此拙劣的诬告，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证明真伪。钦差大臣文蔚为什么不事先查证，反而把庆玉的说法原封不动地上奏道光皇帝，导致琦琛免职接受调查呢？笔者不禁要对文蔚这个人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琦琛也觉得文蔚非常可疑，他在脑海中仔细梳理了此案的来龙去脉，发现这背后极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文蔚是十二月十四日一早到达石门驿站，琦琛派出差官持帖迎接，并告知自己在孝陵班房恭候钦差大人光临。过了约定时间，琦琛都没见到文蔚的影子，再次派人去石门驿站迎接，得知文蔚先是和遵化知州袁正林交谈了两个时辰，再到昭西陵同守陵宗室奕絪贝勒见面。琦琛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最终下午文蔚才带着随行官员来到孝陵。此时，琦琛已经在孝陵等了约四个时辰。
接着，琦琛陪同文蔚查看孝陵建筑遭损坏情况。孝陵神路上留有庆玉施工不当留下的轧辙痕迹。钦差随行的工部司员玉某，当场称这是新轧痕迹。第二天，一行人到庆玉家查看，看了斜山角梁房间、汉白玉台阶。这次是文蔚亲自出马替庆玉说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没有明文规定这套住宅违禁。琦琛忍不住，反驳说这些装饰明显是宫殿款式，常人不能使用。查看庆玉家里张贴的行宫字画挂屏时，文蔚又说，北京琉璃厂就有卖这些仿制的宫廷字画，不能确定就是庆玉私藏的行宫真迹。文蔚一行人至此已经毫不掩饰对庆玉的偏袒了。琦琛心中暗暗叫苦，无话可说。
从十六日开始，文蔚提审嫌犯，当天连问庆玉、魁明、恒龄子孙三人，一盏茶钟就散了。接下去，文蔚只是让随行官员审问庆玉，没再亲自过问。这样过了六天，突然出现了庆玉父子反过来控告琦琛贪污索贿。二十三日，文蔚一行就从总兵衙门搬回石门驿居住，和琦琛划清界限。当天，遵化知州袁正林来见琦琛，告诉琦琛十四日在石门驿时，钦差文蔚曾问起庆玉的各条罪状，有没有虚假，并询问琦琛有没有收受庆玉贿赂。同时，文蔚随带的工部司官玉某，曾到马兰峪修过工程，和庆玉交情深厚，所以审讯的时候，无论是私藏木材、碰坏陵墓门框、运石不遵旧章不用人抬而是用四轮车载、盗卖物资、子孙吸食鸦片等问题，多方引导庆玉等人回答，既不去寻求旁证，也没有审讯家人、车夫。
从这种种偏袒庆玉的行为中，琦琛痛苦地认识到：文蔚即便不是庆玉的同伙，也并非真心查办庆玉，这并不奇怪。庆玉盘踞东陵二十多年，经手的工程很多，有问题的项目数不胜数，如果一一查证落实，统管工程的最高机关——工部难逃罪责。有关官员要连带受罚。而文蔚是现任的工部侍郎，自然难辞其咎。为了部门利益，文蔚把庆玉案子大事化小是最现实的选择。所以，庆玉在会奏道光时，没有汇报查证庆玉被参各款的情况，反而是奏报了庆玉的诬告。同样，工部司官玉某罔顾事实替庆玉开脱、工部尚书陈官俊涉嫌给庆玉通风报信、分理工部的军机大臣穆彰阿选择文蔚担任钦差大臣并且涉嫌故意在工部大堂泄露查办消息，也都可以理解了。所谓“官官相护”，这就是例子。
琦琛把这一切写成多份奏折，报告道光皇帝。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道光下令将文蔚免职，调回北京接受调查。以仓场侍郎德兴署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继陈官俊、琦琛之后，文蔚成为庆玉案中第三位受到牵连的高官。他也不得不在万家团圆之际奋笔疾书，为自己辩解。文蔚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十四日到达石门驿的时候，遵化知州袁正林求见。我考虑刭此案与地方官无涉，而且今后事务难免需要地方官帮忙办理，当即传见。我早就知道庆玉是当地“大蠹”，担心他不甘心失败，生出枝节来。袁知州说他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俩并没有谈到案子的详情，我也没有问袁知州琦琛是否受贿。我吃完午饭继续起身，石门驿距昭西陵更近。我参拜后在昭西陵和奕絪贝勒见了一面，并未交谈。从昭西陵到孝陵后，再与琦琛相见。之前琦琛派人没把话说清楚，没有约随行官员一起到孝陵相见，所以等所有人聚齐又等了一段时间。
查案必须确实，有疑问就要深究。孝陵神路年久，但轧痕很新，随行官员有疑必问。琦琛当时就怒形于色，之后多次告诉我他怀疑随行官员偏袒庆玉，又说庆玉此案恐怕与工部有关。我同答说，一切秉公办理，不要说和本部有关，就是牵涉我本人，也要彻底追究。
十五日，我们一同查看庆玉住宅。垂花门等处都是官员住宅的常用款式，其中有斜山角梁房一座三间，上面盖布瓦，似乎与宫廷装饰雷同。至于汉白玉台阶是否违禁，法无明文。至于行宫字画等情况，京城确实有售卖的。除了铜表盘一件，沈源、曹夔音画作各一张，上面有澹怀堂贴落，其余物品没有查实是行宫物品。
向来审办案件，都是由随行官员先行审讯。审问吸食鸦片、追究寄顿物品，都是我督帅官员审讯的。至于碰坏孝陵门框，用车轧损石路，庆玉都供认了。连日提讯各犯并查抄家产寄顿物品，也都是我督饬司员讯问。二十二日我让官员再次审讯，原本可以画供定案。这都是和琦琛商量办理的。没想到，当天庆玉父子状词牵涉琦琛，我当即请琦琛来，当面告知他情况。琦琛照例回避。我既不与他会审，也不便住在琦琛的衙署，马兰镇又无公所可住，所以奏明皇上移往石门驿候旨。琦琛状告我偏袒庆玉，有意斡旋化解此案，没有确凿的证据，是污我名节。
文蔚虽然在喊冤，但是他的辩解确实不够有力。他也承认庆玉是一条“大蛀虫”，他也承认琦琛揭发的庆玉各条罪状基本属实，自己不必核实。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日奏报，不深入调查，追求彻底结案呢？相反，文蔚当了庆玉的传声筒，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
北京城里同时也涌起了波澜。琦琛向庆玉开火，是得到睿亲王仁寿、宗室禧恩支持的。庆玉在状告琦琛的同时，有意无意老提到仁寿、禧恩，暗示他们三人结党，犯了宗室不得干政的大忌。事后，琦琛专折奏报了自己与两位王公的关系。他说：“我赴任前，睿亲王仁寿说过庆玉人太奸猾，务必要小心防备他。阁学禧恩说过庆玉老奸巨猾，熟悉工程，近年来有些昏聩了。除了这些，并无别的话。”
睿亲王仁寿也不得不解释：“我和琦琛是亲戚关系，他赴任前，我告诉过他留心防备庆玉。”禧恩也说：“琦琛赴任时向我问及庆玉的为人，我说他在任多年、熟悉业务，你是明白人，到东陵一年半载后便知道他的为人了。并无别的话。”由于庆玉指认禧恩曾经收受自己私藏的楠木、柁木，没有按价支付料钱。禧恩不得不详细说明：“道光十六年修理圆明同九洲清宴工程需要用到大木，当时采购不到，庆玉说他那有大柁木六架，可以运来备用。木材运到后，发现木植间有糟朽，而且尺寸也不相符，所以就搁置在圆明园官厂暂存。我支付了庆玉三十两银子运费，但是没有支付料钱。”经过现任圆明园管理官员查验，其中四架大柁木后来截锯成零件，用来搭建戏台，还有两架大柁木继续闲置在官厂。禧恩陈述的是事实。
仁寿、禧恩算是把自己撇清了，道光皇帝没有继续追究。庆玉的检举看似没有对两位宗室王公造成实质影响，但是，仁寿、禧恩二人本来可以在琦琛与庆玉等人斗争过程中施以援手，如今被动挨打，自身难保，忙于撇清自己，事实上置琦琛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如此一看，庆玉在棋盘上轻轻动了一个棋子，下了一手好棋。
庆玉一案发展至此，反腐者琦琛反而成了调查对象。嫌疑人庆玉的问题迟迟没有调查清楚，琦琛的情况反而先被翻了一个底朝天。那么，道光皇帝会怎么处理琦琛呢？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道光公布了对琦琛的处理决定：琦琛以二品大员收受属员馈赠，交兵部治以应得之罪，二十日，兵部尚书奏请将琦琛革职。
琦琛是不是罪有应得呢？严格来讲，琦琛确实收受了下属的馈赠。比如，他在官衙中使用的家具、用器，就都是庆玉送来的。到任时，琦琛曾经问过下属，衙门里的木器、铺垫、帘子等物品都是谁的。下属回答，东陵本地并没有销售木器等家具和日用品，衙门里的物品大多数是向庆玉借来的，一旦遇到短缺，也都是向庆玉借用。大人将来升任时，还给他就是了。琦琛考虑到这是历代总兵的惯例，就默许了。这算不算收受馈赠呢？算。但是，清朝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给予地方官府行政费用。也就是说，地方官府办公是没有经费的。小到文房四宝，大到房屋修缮，都要官员自筹资金解决。官员多数选择是让下级官吏分摊或者把成本转嫁给辖区的商户、财主，暗示他们“孝敬”。在现实操作层面，下级官吏和辖区百姓，主动表示还来不及，根本不用官员操心，衙门乃至官员家里的一切用度自然有人操办。在这个问题上，琦琛没有免俗。而严格依法办事起来，琦琛就落了一个革职的结果。
琦琛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勇敢无畏地试图打破几十年的旧局面，解决老问题，揪出大蛀虫。可惜可叹的是，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大染缸，官官相护，孤独的反腐者没有同盟，卑鄙的腐败者没有下限。个别想刷新吏治、有所作为的挑战者，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失败者。琦琛就是这样的失败者，是道光年间那个大染缸的牺牲品。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初七，以定郡王载铨领衔的专案组，上报了庆玉“侵盗及僭越案”的审讯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庆玉“胡搅蛮缠”的本领：
首先，庆玉会睁眼睛说瞎话。比如，琦琛揭发庆玉承修孝陵工程时，违例在神路上拉运木料，轧下车迹、碰坏门框等。庆玉受审时供称，阶石太大，陵园内树茂路窄，难以拉运，必须从五孔桥上行走，自己曾经报备工部存案。想不到，石料太重了，在拉运过程中把神路轧出辙迹，又不小心把隆恩门西间门框碰坏了。这样一来，庆玉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了。结果专案组咨询工部一查，庆玉根本就没向工部报备过。
其次，庆玉习惯性地推卸责任，而且把责任推给已经过世的人。比如，琦琛揭发庆玉房屋采取行官款式，并用行宫字画及更衣殿陈设装饰。庆玉供称，自己奉命拆卸盘山行宫内澹怀堂时，工匠把随墙隔断带表盘画一件并沈源、曹夔音的画作各一件失手拆损。庆玉请示已故前任内务府总管明杰后，拿回家里揭裱，事后忘记上交了。明杰已经去世了，专案组没有办法找他核实：但是，即便明杰当时知情，庆玉把皇宫画作用作私家收藏，僭越的罪名是逃脱不了的。
再比如，从庆玉家中查获朱批奏折十四件和诸多空白印文、官文等。庚玉供称，嘉庆十六年间有已故的丰润县举人王秀凝在他家帮办笔墨，前任马兰镇总兵福长安有时候也请王秀凝代为处理奏折。查获的十四件朱批都是福长安没有及时上缴，存在王秀凝馆内的。王秀凝辞职后，庆玉说自己忘记呈交了。至于盖了公章的空白印文，都是历年封印时盖出来备用的。按照惯例，衙门的官印在年底要封存清洗，为了工作需要各个衙门都会预先盖几张空白印文备用，但是需要集中管理、事后销毁。庆玉以“查案事竣后忘未送回，以致数年来积压多件”为由，想推卸责任。这显然是庆玉为自己把持政务而诡辩。在这个问题上，庆玉使用了睁着眼睛说瞎话、推卸责任、避重就轻等诸多胡搅蛮缠的手法。
那么，庆玉的胡搅蛮缠能奏效吗？理论上，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中是没有胡搅蛮缠的官员生存空间的。事实上，东陵贪腐案能够一波三折、风起云涌，庆玉迟迟得不到处理，恰恰说明他的胡搅蛮缠是大环境酝酿产生的。不如来看看专案组是如何处理庆玉的诡辩的：
庆玉个人的巨额财富，来源不明。比如，庆玉开设了多家木厂，里面储存了大量木材，而且自家宅院用楠木装修。庆玉的解释是：自己承修皇家工程，拆卸下来的楠木有糟朽的，之前是充当薪柴变价销售。自己觉得把糟朽处锯掉、改大为小，还可以使用，就自己运回来储存备用。至于庆玉家木厂查出的木料，庆玉也辩称是每年工匠砍伐后，留下的次品。因为“历年既久，难计株数”。如果是认真的官员，一一核实皇家工程的次品数量，无法核实的就是庆玉贪污的；同时，就算是庆玉出于节约考虑，保留的次品，也不能私自变卖，把所得银两归为己有。但是专案组的处理是，咨询工部后认为换下旧料木材折成薪柴处理，是有制度依据的。他们认为庆玉此举的主要罪行是“垄断居奇”，而不是更严重的贪污。
琦琛揭发庆玉勾结工部书吏刘文涛，为自己承修的二程顺利通过验收提供方便，有刘文涛写给庆玉的书信为证。在信中，刘文涛说自己要随同工部司员爱山、王巽赴东陵验收工程。庆玉供称，自己和刘文涛很早就认识。之前，庆玉承办的工程验收，刘文涛随同爱山等人前来，向他索要银两。庆玉满口答应了下来，约定款项报销后分给他一百两白银，不料银子没领自己就被革职了，所以银两并没有付给刘文涛。专案组审讯刘文涛，两人的口供一致。刘文涛在信中称，工部此次工程验收，自己可以设法挽回；工部的其他工程，自己也可以设法办理。意思是自己在工部的实际权力很大，可以上下其手。但是，面对专案组，刘文涛坚持说信中都是胡说八道的，自己只是想多要点钱而已。其实，工部如何派人，如何验收，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书吏能够干预的。他给庆玉的书信，是个人行为，爱山等官员都不知情。就这样，刘文涛一个人把责任揽了下来。应该说，这封信件，可以揭开工部书吏上下其手，舞弊贿赂的情况。这是清朝工程验收腐败问题的黑幕一角，是一个非常好的反腐切入点。可是，专案组最后采纳了刘文涛的说法，把庆玉和他的这点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专案组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和稀泥”做法，在其他罪行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庆玉的女儿家中查出官金二百两。庆玉怎么藏有官金呢？庆玉的解释是：承办皇家工程时凡有镀金的活计，所领的官金只有七成品色，如果把官金发给工匠，恐怕工匠挑斥成色，导致折耗，所以就把黄金折成白银发给工匠。查获的二百两官金，都是他历次承办镀金活计领到的官金陆续积存下来的。对于这件事情，专案组倒是认认真真核查了。
工部回复说，东陵自嘉庆十八年后办过镀金活计共九次，共领过官金一千六十余两。专案组据此认为，庆玉供称的二百两官金是之前各次工程中陆续积存的，“尚非无据”。“尚非无据”四个字，就把庆玉的罪行给一笔带过了，也把专案组的责任给推卸掉了。
而且，专案组还为庆玉的做法开脱，说庆玉以金易银发匠镀饰，“虽系通融办理，尚未贻误要工”。看来，朝廷还要嘉奖庆玉通融办事的功劳喽？
这桩桩件件，都说明和稀泥的专案组和朝廷，都不想把东陵贪腐案彻查清楚，就连已经暴露出来的庆玉的罪状，都不想调查清楚。只是可怜了一心除害的揭发者琦琛，把自己给折了进去。
清朝北京城有民谣说：”树矮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句话的意思是：北京城里i出了一座新盖的豪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是新移植的，墙是新砌的，挂的画没有老画，而是新采购的当代画作，那么这人一定是在内务府当差了。北京城生活成本高昂，很多新科进士分配到中央部院当官，当了十几年京官还要到处租房住。但是，对于内务府的官吏来说，一切生活成本都不是问题。因为，全北京城都知道，内务府官吏吃拿卡要、贪污挪用，很快就成了暴发户。庆玉是其中的一个大暴发户。他土豪的名声，都传到几百里之外的京城了，京官们几乎人尽皆知。那么，他的巨额财富是如何聚敛的？庆玉估计没有料到朝廷会查办自己。所以家中的宫廷字画、楠木、官金和奏折、公文等都没有丝毫的隐藏。子孙吸食鸦片，也肆无忌惮。如果所有罪状真要处理，庆玉性命堪忧！
专案组审讯几个月后，认为庆玉隐匿公文、监守自盗，按律应斩监候。但是，庆玉能够把白银如数退出，应该按限内完赃例减二等，从死刑改为徒刑；庆玉种种僭越行为，种种贪污木材行为，照监守自盗律，拟判徒刑；庆玉承修孝陵工程，南神路进入隆恩门，导致神路轧下辙迹、碰损门框，属于玩忽职守，应杖一百、流二千里。数罪并罚，庆玉盘踞把持、贪墨营私，专案组奏请将他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庆玉年逾七十，本来可以从轻处罚，但因为情节较重，不准收赎。已革内管领魁明身任职官，违例吸食鸦片，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已革主事恒龄曾经吸食鸦片，专案组认为已经戒绝，勒令休致，因为已经革职，毋庸再议。工部书吏刘文涛随往长官验收工程，私下给庆玉信函索取贿赂，虽然没有支付，也应照律问拟。刘文涛应革退书吏，杖一百、徒三年，交给顺天府定地充徒。道光皇帝一一照准了。
东陵贪腐案除了庆玉的种种不法行径外，在案发后存在转移寄顿财产的问题，引发了案中案。专案组审讯过程，进一步查出庆玉在北京的财产，还有瑞复兴印局一处、胡天成等烟袋铺三处，并铁匠营地方房屋一所。
此外，文蔚查出的庆玉田契共计二百余顷土地，坐落在遵化州、蓟州、滦州、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县。专案组查明庆玉田地契约和收账的账簿不符，怀疑庆玉在京畿地区隐藏了大量的土地。之前，道光皇帝敕令直隶总督及各地官员，要求佃种庆玉田产的老百姓据实呈明。但是，专案组和直隶地方官员，并没有踏踏实实地查询土地情况，只把工作主要停留在审讯相关人员的程度。庆玉供称，自己置办的土地有总簿可以核对，至于历年收租的情况都是家人吕明等人经手的，自己并不清楚实收情况。专案组向吕明及陈八、马三、赵七、陈庆奎等人审讯，这些人都供称自己只是代庆玉收取地租而已，经手的田租都有底账可查。
至于庆玉土地究竟有多少，他们作为家人哪里知道？核查田地情况工作量大，专案组自己不愿意做，也没法做，就奏请将查出的庆玉田产总簿和收租账目，连同家人吕明等一并交给直隶总督会同马兰镇总兵，就近核查。这么做，就等于把问题推给未来了。
事实上，就连庆玉在遵化地区查获的家产到底有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前任钦差大臣文蔚上奏，查出庆玉宅院、茔地、木厂等，住房二百四十五间、衣服一千一百互十五件、金二百两、银一千六百六十余两，首饰、家具、房地契纸、租册、木植等。
继任的、署理马兰镇总兵德兴上奏，他和文蔚移交财产清单，一一核对，发现其中多有不符。文蔚解释说，一时匆忙，难免有错，来不及更正。德兴亲自查看，发现庆玉家各屋门窗虽然封锁了，而屋内物品都散乱在地，各箱衣服虽有件数也没有分类归清，而且各箱都只粘贴封条，没有钉锁。这样就押解进京，不仅运到北京后难以稽查，而且长途运载难免磨损。所以，德兴奏请开封逐一更正、分类归清，逐一核对后编号封箱、钉锁坚固，再加印封粘贴，
德兴仔细核查后，先发现庆玉有住房一所计二百四十五间，茔地房五十六间，地契二百十一张，房契七十九张计房间铺面五十所，紫檀桌椅等项共四十七件，花梨桌案共七件，楠木桌椅等项共一百零二件。收租账簿二十二本。当铺两座，钱铺一座，钱酒铺一座，酒铺一座，估衣铺一座，布铺一座，栅杠铺一座。二月初四，德兴又查出房地契约二十张，计地九十三顷三十余亩，计房三百六十余间。此外，庆玉有皮衣十二箱，共计三百二十件，金二百两，银一千六百六十余两，铜钱二百五十吊，人参三十一枝，大小金玉银簪并零星首饰三百七十件，朝珠玉玩四十九件。三月初九，遵化知州袁正林申报，查出庆玉家人王雨、梁明有寄顿皮衣、皮帽、钟表、烟壶、扳指、钱折及借钱契纸等件。大家关心，庆玉到底有多少财产？可惜的是，谁都不知道！庆玉的财富分布太广，业务太多，而且没有官员愿意埋头一一核查。这最终成了一笔糊涂账。
四月十一日，德兴奏请将由庆玉家内抄出的兵役米票二百八十二张，计米约八百七十九石，交官仓详查。庆玉称自己经管永济仓曾垫付白银数千两，经查纯属捏造。庆玉经管官仓，不追求照章办事，不想着把业务办理得清清楚楚，就是为了方便自己蒙混过关。公事公办，查办官员也没有俯身埋头，彻底调查此案。
即便是这笔糊涂账，也有人惦记。这里又引出了另一笔“糊涂账”。就在专案组即将结案的时候，庆玉长兄庆福之子、已故内管领华封之妻李氏等称，朝廷查封的庆玉财产，并非他一个人的，而是家族共同财产。李氏说，他们虽然与叔叔庆玉等人住在一起，但各自生活。因此，请求官府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查封家产发还。专案组审讯庆玉。庆玉供称，自己兄弟三人，胞兄庆福、庆吕都已经病故。庆玉在道光四年间，由亲戚作中，与侄媳妇李氏等将家产均分，立有单据。朝廷律例规定：官员查抄家产，即便兄弟没有分产，也应该将产业查明按股计算，只将罪犯名下财产入官。因此，专案组要求马兰镇总兵查明庆玉与庆福是否同胞兄弟，是否已经分家，查明后报告内务府照例办理。
有了专案组的意见后，庆昌之妻刘氏、华封之妻李氏又要求，除了讨要查抄的物件外，还请求将住宅、茔地发还自己那一股。因为庆玉住宅、茔地存在僭越之处，相关官员不敢决定，奏请皇帝处理。因为材料欠缺，笔者不知道庆玉的家产有没有被亲属拿回去一部分。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庆玉的巨额财产永远是一笔糊涂账；第二，对查抄家产的处理，也是一笔糊涂账。
清朝中期，雍正、乾隆对贪腐的从严、从重处理。相比而言，道光皇帝对东陵贪腐案的处理是一个大倒退。雍正朝有“追赃”制度，认为贪腐官员贪赃违法，根本上是为了家族亲属牟利，因此要“父债子偿”，追究到底。经过两代以后，到了道光朝就退步成了糊里糊涂，蒙混处理了。
东陵贪腐案以爆炸性的罪行开局，罪犯劣迹斑斑，案情牵涉众多，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糊涂结案。当时已经是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春天了。就在道光皇帝和相关官员为祖宗陵寝之地的纷争终于了结而轻松下来，就在涉案官吏和没有被挖出来的官吏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操纵着坚船利炮，劈风斩浪，气势汹汹而来。鸦片战争爆发了！一个黑暗昏庸的政权，即将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