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亏空案是道光二十三年的户部银库失窃案。
户部主管全国财政，天下税收最终汇集到户部银库。“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出纳均有常经。各省岁输田赋、盐课、关税、杂赋，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者咸入焉。”户部银库便是清朝的国库。“国库”二字，就给人戒备森严、律令严肃的高大上之感，怎么会发生“失窃”的低级问题？窃贼是怎么做到的？此案又会如何处理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北京城里万泰银号的掌柜张亨智，想为其子张利鸿捐纳知州官职。知州是一州行政首长，一般是从五品，介于知县与知府之间，捐纳的费用总共在白银一万两出头。办完前期手续后，十一月初二，张家人托付其亲家周二将一万一千四百七十四两银子分成十一袋送到户部银库交钱。
当天，户部银库集中接收捐纳银两，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巧合的是，张亨智的弟弟张诚保是银库当差的库丁，当天负责银两的检验收纳。周二和帮手张五一起，将一袋袋白银携进库门，逐一交给张诚保。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将第二袋误报成了第三袋。现场的监察御史、库官等官员都没有听出来。见一旁官员没有注意，张诚保就故意蒙混，继续多报袋数，实际只验收了七袋银子，却报成了十一袋。周二、张五两人办完所有手续，身边还剩下四袋银子，约四千一百两。买官少花了这么多钱，他俩很高兴，拿着四袋银子就要回家
然而，现场官员虽然没有发现张诚保的伎俩，其他库丁却是看在眼里，嫉在心里。见周二高高兴兴地走出银库，这些库丁一哄而上，拦住去路，讨要好处。周二自然不愿意，双方便推搡冲突起来库丁们抢走了部分银两，周二最后只拿三千七百两银子回到张亨智的万泰银号。几位知情的银号管事人，这时也向张亨智讨要好处。作为银号的东家，张亨智完成了一桩大事，散给伙计们一些礼金，图个一团和气，也是应该的。可估计张亨智是个吝啬的掌柜，沉浸在四百两银子的“意外”损失之中，看到银号管事们也来要钱，气不打一处，把几个人痛骂了一顿。几位管事失望之余，不甘受辱，联名到衙门控告。他们告什么呢？他们一不告掌柜辱骂，二不告掌柜买官，单单告发户部银库库丁张诚保串通哥哥张亨智，偷漏国库银两！
几位管事怄气一般的控告，砸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的大门！
也许是几位原告找到了直达天听的渠道，也许是有官员不嫌事大暗中相助，状纸成功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道光皇帝是个庸才，眼界寻常，但在一项事情上感觉敏锐、富于联想，那便是银子！张诚保偷漏银两一事，道光迅速判断情况属实。他关心的是这是一起个案，还是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道光担心“此等积惯瓣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自从嘉庆早期以后，朝廷已经四十多年没有盘查过家底了。这次全面盘查，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刑部尚书惟勤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后人自然无法目睹惟勤当日盘查的景象，惟勤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笔者只能从同时代的类似记载中想见当日景象。比惟勤稍晚的吏部官员何刚德参与过多次对户部各仓库的盘查，他在笔记《春明梦录》中留下了形象的盘查仓库记录，向后人展现了户部仓库光怪陆离的内幕。何刚德记载最详细的是缎匹库，缎匹库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国家储存布匹。布匹都存在库中二层楼内，何刚德发现，楼上积土常年没有打扫。询问管库官吏得知，库藏已经两百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尘土堆积太厚就在上面加盖芦席，层层叠叠不知加盖了几次，也不知底下是否腐朽空虚。何刚德脚踩在上面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同时一脚下去灰尘四处飞扬。查缎匹库的官员有十几人，大家分楼查点。可是，每处的布匹成百上千匹，有的以一二十匹为一捆，有的以数十匹为一捆，负责官员焦头烂额，只能抽查其中一二捆而已。何刚德负责清查库存的三线罗，发现有数百捆馆藏，每捆几乎高达屋顶。怎么查呢？何刚德就命令户部当差的库役从最高处拿下一捆抽查。库役百般不情愿，可又不好拒绝，搬来梯子爬上去，高举一捆布，倒掷地上，顿时楼上尘土飞扬。查验之时正好是盛暑，清代的仓库空气流通又差，人待在仓库里时间一长就挥汗如雨，汗水和积尘一混合，何刚德便面色黧黑。这是库役嫌何刚德苛察，恶作剧来整他。何刚德也不好发作，转身和同僚谈及此事，同僚反倒埋怨他：“谁叫你多事！”负责盘查的官员就一笑而散。至于真实的库藏情况，何刚德认为“日积月累，几不可数计”。缎匹库如此，其他仓库情况类似。
惟勤盘查银库，遭遇的情形类似，但是彻查的结果却不同。银库内的银两，每千两装载一袋，码放整理。盘查官员无意间触碰了一下银袋，手感不对，打开一看，所谓的“每袋千金”竟然是用白布裹着木头冒充的！惟勤等人一一清查，发现银袋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大清的银库都快变成“木头库”了。
惟勤又惊又怕。惊的是，户部银库显然管理失职，亏空骇人听闻；怕的是，这是一起要掀起朝廷血雨腥风的大案！不知多少人要顶戴落地、脑袋搬家。自己要不要做那个拉响大杀戮警报的人？户部所辖各仓库虽然是其下属机构，但由皇帝直接选派的”管理户部三库大臣”（简称管库大臣）控制。银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管库大臣肯定难辞其咎。而历任管库大臣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军机大臣，甚至还有王爷贝勒等宗室贵戚，哪个他都惹不起。当时的管库大臣就是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四年，其中又有十四年任首席军机，深得道光帝宠信、门生故旧遍天下，权势熏天。之前长达数十年没有盘查银库，有人颇有微词，但忌惮穆彰阿的势力，谁也不敢多嘴。如今，惟勤是该闭嘴呢，还是该多嘴呢？
惟勤好歹也是刑部尚书，非等闲之辈，这个让惟勤都担惊受怕的穆彰阿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势呢？
道光朝的行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以“多磕头少说话”而闻名的曹振镛掌权，后期就是穆彰阿掌权。这二人的名声都很糟糕，曹振镛是昏庸无能，穆彰阿则被后来继位的咸丰皇帝评价为“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穆彰阿一味揣摩圣意，不但无所作为，而且还结党营私，打压忠良，比曹振镛还不如。
穆彰阿历任朝廷各部院首长，对局势的改观没有任何创见，相反，还在鸦片战争期间力主求和妥协，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合约。
对于王鼎、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员，穆彰阿坚决打压；对于汹涌而来的弹劾浪潮，穆彰阿满不在乎。相反，穆彰阿长期占据要职，关系盘根错节，隐约形成了“穆党”。
据说，广东顺德才子罗惇衍年少及第，一次通过选拔即将外放学差。罗惇衍便去拜谢状元出身的内阁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得知罗惇衍没有先去拜见穆彰阿，大惊失色，惋惜道：“你没见穆中堂就先来见我，大好前程可就没了。”罗惇衍不信。次日，宫中传旨罗惇衍年纪尚轻，不胜外任，某某学差另派他人前往。清朝二百多年，已被放差却又收回成命者仅此一例。况且，罗惇衍并非当年外派学差中最年轻的人。穆彰阿的势力和作为，可见一斑。
穆彰阿遗留的言行不多，仔细分析略显单薄的经历，笔者发现他并非一贯如此。穆彰阿进士出身，逐步升迁为侍郎。嘉庆二十年，穆彰阿署理刑部侍郎，因一日之内呈上二十多件斩立决的奏本，反而被嘉庆皇帝认为是积压案件，贬为光禄寺卿。之后的整个嘉庆朝，穆彰阿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几乎成了一个“千年侍郎”。原本勇于任事励精图治的行为，反而遭到皇帝误会，仕途严重受挫，穆彰阿在打击之后思想观念大变，变得保守圆融，明哲保身。这种状态在道光皇帝看来却是老成持重，穆彰阿在道光时期得以扶摇直上，最后掌握大权二十年。客观地说，穆彰阿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相反，他拥有较敏锐的眼光和较高的行政能力，素养在“中人之上ot。但是，穆彰阿没有把能力用来干实事，反而严诫弟子门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穆彰阿没有把眼光用来革故鼎新，把握大势，反而用来维护既有的制度与利益。他最终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侍郎，消磨成了暮气深重且老奸巨猾的权相。《清史稿》穆彰阿的传记相当粗糙，几乎是他的官场履历的罗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留下什么阐述观点的文献，也没有突出的政治作为，恰好体现了穆彰阿的执政特点和道光朝的政治风气。
穆彰阿担任户部银库管库大臣十多年。银库暴露出来严重问题，首先要找他问责。可是，惟勤面对如此强大的问责对象，哪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甚至连揭露真相的勇气都不足。事实上，户部银库之前就陆续暴露出很多问题。道光九年发生过“户部库丁吞帑、书吏过贿案”，道光十二年接连发生了“户部银库围墙外库丁跨沟建房案”。“户部库丁戴云峰等舞弊案”。这些弊案无不表明国库管理混乱，官银存在巨大隐患。可是，所有案子都大事化小，如同尘埃一般散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这桩新案会不会像往常一样随风而逝呢？
张诚保偷漏银两发生的时间，注定了此案不会轻易了结。事件暴露的几个月之前，道光二十二年夏天，穆彰阿不顾反对，主导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群情激愤，形成了一个抨击穆彰阿丧权辱国，要求惩治奸臣的群体。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科举，以道德相互号召、以品行相互砥砺，且集中在翰林院、都察院等清要部门，人们将其与占据行政要津、负责实务的官僚群体相区别，称之为“清流党”。清流党聚集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身边，早就想找机会扳倒穆彰阿了。
北京城里无秘密，银库盘点的情况很快流传到了官场。穆彰阿长期管理的国库严重亏空，这简直是给政敌天降大杀器！清流党们如获至宝，哪肯轻易放过？于是，由大学士潘世恩领衔，祁寯藻（军机大臣）、李振祜（刑部尚书）、祝庆蕃（礼部尚书）等列名，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十八日将张诚保盗银案连同户库亏空情况一起上奏道光皇帝，要求彻查追责。
受命查库的惟勤此时不能再“捂盖子”了，三月二十六日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惟勤督率官吏核查户部的账簿，结合到银库实地盘点，统计“实应存银一千二百十八万二千一百十六两七钱四分七厘”，而银库“实共存银二百九十二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两四钱四分，较原册所开之数实亏银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两三钱七厘”。九百二十五万余两白银不翼而飞！这是什么概念？道光中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在四千万两上下白银，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不见了！而库存的二百九十二余万两银子，连当年京师应发饷银、俸禄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刚刚签订的给英国人的赔款了！
道光皇帝接到潘世恩等人的奏折，已经料到国库会有严重亏空，但以为本朝开国两百年，多少还有一点家底。谁料想，看了惟勤的盘查报告，自然根本谈不上家底，连“一贫如洗”都算不上，实是站在了国家破产的边缘。道光皇帝感叹“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将何谕”。他对严酷的事实无言以对，不知如何是好了！
措手不及的道光皇帝已经六十一岁高龄了。
道光在历史上出了名的节俭，节俭到了对自己吝啬的地步。为了节省银两，道光皇帝严格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据说，道光皇帝听说购买汤粉费用高昂，就放弃了这道偏爱的小吃；皇后生日庆宴，他只准宰两头猪，竟然用打卤面招待群臣。道光皇帝可能是古代唯一一个穿打着补丁的龙袍的皇帝。不用说，目的也是省钱。可就是这么一个节俭的皇帝，还是一直缺钱。道光朝最大的内忧就是财政问题。
笔者来给道光二十三年的清朝算一笔账。之前蔓延三年的鸦片战争耗费军费二千五百万两白银，战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二干一百万银元，分四年交清，给清朝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当时的黄河也灾害频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天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道光二十二年夏天黄河在江苏桃园决口。朝廷堵决口赈灾民，又扔进去二千多万两白银。这些还算是额外开支，粮饷俸禄、土木丁程等常规开支每年大约四千万两。道光皇帝的家不好当，朝廷开支的压力贯穿道光皇帝的执政生涯，如影相随。他能做到的，一是日夜勤勉执政，及时处理各种政务，尽量维持朝廷畅通运转；二是对自己狠一点，能节省的就节省，就差变卖家产换钱了。令道光皇帝沮丧的是，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道光皇帝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道光皇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黄河水灾救济的时候，突然爆出国库空虚，亏空将近千万两，他是欲哭无泪。在道光看来，皇帝是合格的皇帝，那么问题就只能出在不称职的大臣们身上了。道光认定，国库亏空是大臣们倦怠失职，乃至贪污腐败的结果。
在接到惟勤盘查报告的当天，道光皇帝提笔痛责诸臣。他直言国库亏空如此巨大“实属从来未有之事”，有人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国库官银，简直是“丧心昧良，行同偝国盗贼”。道光历次派出的管库大臣、查库大臣，都是亲信大员，竟然也相率因循，毫无觉察，也没有一个大臣出来检举揭发，全都辜负了道光的信任。道光质问所有大臣：“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同时，道光也自责：“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把大臣们全部骂了一遍后，案子还是要查清楚。道光皇帝指派定郡王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组成专案组，调查亏空的原因，追究责任。
调查还在继续，国库亏空的后果迅速显现。委派专案组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下令压缩公共事业和土木工程的经费，凡是可以裁减的即行裁减，可节省的即行节省，之后，道光又下令由地方财政筹措对英国的战争赔款，而不是由中央财政支付。为了解决国库空虚见底的困境，道光皇帝的基本思路是压缩非必需开支，同时把财政压力下移给各省。结果，清朝投向社会管理的拨款越来越少，就连水旱灾难救济都难以顾及。例如，1844年至1850年间爆发了连续的大灾荒，波及黄河、长江流域的上千个州县。灾害程度比1841年至1843年间黄河决口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但清政府救济却仅有拨款九百多万两。同时，地方财政压力骤增后，各省拖欠户部应上缴税银大幅增加，晚清地方拖欠中央税款成为常态，进一步恶化了中央财力。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央财力微弱，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丧失，引发币值混乱、市场不稳等诸多现象。总之，道光二十三年的国库亏空案与鸦片哉争一起，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案历史意义重大。
当然，此案的专案组不会清楚案件的历史意义，他们埋头于案情的梳理。专案组计划调查银库之前的盘查记录，赫然发现银库有关道光三、四、五、九、十二年共五次查库的原始文钞，竟然也不翼而飞了。显然，有人想把银库的污水搅得更浑，也给专案组一个下马威。
任何案件，只要办案人员想查，方法总比困难多。天下没有查不清楚的案子，只有不想彻查的办案人员。领衔专案组的定郡王载铨，恰巧是个一心查案的主。载铨出身于乾隆皇帝早逝的长子一脉，是年长的宗室晚辈。道光皇帝多次委派他办差、查案。
载铨磨炼出了高超的办案能力，且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载铨对穆彰阿妥协求和、把持朝政的做派也非常不满，对祖传的江山割让给英国、自家的银库白银神秘消失痛心疾首。因此，载铨下定决心要把银库亏空查个水落石出。
载铨调查的结论是：有人偷盗国库九百二十五万两白银，但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载铨基本上锁定在了银库的库丁。巨大亏空是库丁经年累月盗银，积少成多所致。惩办库丁，自然不是载铨的目的。既然库丁长年累月偷盗官银，那么监管和查库官员是否有责任呢？载铨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调查结论后面附上了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之间历任户部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名单。
那么，清朝对国库的监管制度是怎么设计的？库丁何以在监管之下，数十年如一日地往自己家里搬银子呢？
国库之重，毋庸多言。为了保证官银安全，朝廷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银库设置管库侍郎一员，负责日常管理。银库作为户部的下属机构，管库侍郎例由户部左侍郎兼任专职官员则有郎中、员外郎和司库等多人，下面还有数名书吏，处理银库的日常事务！为了预防官员结党营私，皇帝特派宰相级别的重臣充任管库大臣，作为国库的最高长官；委派御史定期稽查户部三库，简称“查库御史”；此外还不定期地选派“查库王大臣”，有权随时查验国库。这些委派官员都不是户部的官员。应该说，银库的监管制度是完备的。
银两验收、搬运、存储工作琐碎又费力，加上银库环境闷热难挨，因此征调了十二名库丁从事体力劳动。官员无权入银库，只有库丁才能进入银库劳作。为了防止库丁偷盗银两，清朝制定了堪称严苛的制度：库丁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裸体从官员面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劳作完毕再光溜溜出来，再次接受检查。检查时，库丁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然后抬臂拍手，跨过一个板凳，跨越时还要张嘴学鹅叫。这一套动作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都没有夹带银子。
如此严密的防范，库丁还能偷窃官银吗？答案是能！
终日与白花花的纹银为伍，激发出库丁们五花八门的偷盗手法。第一个是谷道藏银，就是将银子塞进肛门带出库房。这招得能吃苦，还要勤加练习。库丁要从小就用工具刺激肛门，使之逐步扩大，再用鸡蛋裹上香油塞进去扩张，再后用鸭蛋或鹅蛋塞进去扩张，最后使用铁丸扩张，直到能够塞进去十两重铁丸十颗就“学成出师”了。经过这样的训练再事先配合使用松骨药，一次用肛门夹带出银子六七锭就很平常了。据说，库丁们最喜欢江西省上缴的官银，因为江西银不仅成色足，而且外表最光洁，最适合谷道藏银。第二个手法是茶壶带银。库房闷热，允许库丁携带茶水入库，出库时将茶壶例扣，以示没有藏银。冬天时，库丁在壶里装上茶水，把银子藏进茶壶里，开盖使得银子冻在茶壶里，出库时自然倒不出来。另外，每次开库都要用清水洒地。挑水的库丁会设计带有夹层的水桶，把银子藏在夹层里偷带出来。第三个是“猕猴盗银”的奇招。银库曾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内库，谁知库丁利用猴子喜欢模仿人的习惯，教唆猕猴吸食鸦片，等猕猴上瘾之后，再教它去偷银子换鸦片。每当猕猴烟瘾上来，就会去为库丁偷银子。猕猴动作敏捷，成为库丁盗窃库银的得力帮凶。
后来银库停止养猴，这个手法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当然，以上手法，后人都是道听途说，无法目睹。有人经过严肃分析，认为库丁们不必使用肛门夹带等阴招损招，而是利用一些陋规。比如，外省解饷到国库，每万两银子须附加解费六十两。这笔千分之六的灰色收入，就是由银库官吏和库丁们分润。
此外，银库装白银的麻袋是刷砂浆缝制，每条麻袋重十五两，这样每出库一千两白银，就可以赚取十五两白银。最赚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利用银两标准不同来赚取差价。国库的库平银一千两比北京的京平银重三十六两。而各个衙门每月是按库平银标准领取饷银，但是发放的时候却是按照京平银标准发放，这样一千两白银出库就能落下三十六两利润。此外，库丁们可以在收银环节弄虚作假，类似于本案起因张诚保那般与外人串通少收银两，或者收受不足成分银两，比如将六七百两甚至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入库。
上述种种表明，库丁在劳作的各个环节都可以中饱私囊，差使肥得流油。朝野公认库丁是杂役中最肥的差使，三年任期役满可以落下三四万两。进出库房比较频繁、手段比较灵活的库丁，收益就更高了。同样，户部所有官员中，银库郎中是最肥的职位。三年一任，任满能落下二十万两，就是廉洁自律的也能分得十万两灰色收入。整个银库闪耀着银子的万丈光芒，官吏、库丁们趋之若鹜，分享丰厚收益之余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满人依靠政策优势，把持了国库的所有差使，汉人无法染指。京城的汉族官员曾经笑谈，一个汉人就算荣升户部尚书，也不知道户部到底有多少银子。
也有人愤慨，监管官员难道就熟视无睹？朝廷设计的查库制度就不能发挥作用吗？
制度始终在正常运行，查库御史年年都在、盘查大臣不定期也来。一群官员煞有介事而来，调集账本、档案核验，抽取官吏、差役问话，一些认真细致的官员大不了再到库房现场查看，指点一二、训示若干。银库官吏唯唯诺诺之余，恭敬递上红包孝敬。嘉道时期，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必献上白银三千两，仆从门包亦可得银三百两。最后，大家得出一切如常的报告，皆大欢喜。
数十年中，也有少数想要认真执法的查库官员。道光二年，御史陈鸿奉命稽查银库。妻子要求陈鸿送自己回老家去，陈鸿惊问为什么？陈妻回答：“银库是美差，一旦有所染指，觊觎贪利之人很快就聚集到你身边。你将有不测之祸，我不忍看到你绑缚菜市口砍头那一天。”陈鸿指天发誓，要禁绝赂遗。到银库后，陈鸿发现银库中庭陈列着数盆花草，下令撤走，花草坠地盆碎，露出藏在里面的银子。陈鸿不为所动，上奏库秤年久铁陷，请求敕令工部选精铁重铸；官银送库之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银库库员检验；禁止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等弊端。库吏千方百计笼络陈鸿，他都不为所动，还请户部分别将收银、放银情况造册登记，盖印后逐月核查。之前，御史赵佩湘严格束缚书吏，死在了任上，大家怀疑他中毒而亡。陈鸿在查库期问，万分小心，银库里一勺水都不敢饮。躲在暗处的人没有办法，直到陈鸿出督云南学政，才松了一口气。还有一次，某位尚书监督搬运官银，突然一个水桶底部脱落，掉下夹层的银子。该尚书觉得自己不能不查办。身边府衙对他说：“您要兴大狱吗？不顾身家性命了吗？如果有人为此半夜刺杀您，冤不冤啊？”该尚书最后只得作罢。由于官员们的不作为，甚至劣币驱逐良币行为，户部银库的问题一直没揭盖，而且层层累积、积重难返。
银库库丁是这套规则的最大受益者。有些库丁子而孙，孙而子，把银库据为家产六十余年。开库之日，银库门外一群群武装保镖簇拥着库丁，聚在树下乘凉，那架势比户部官员们威风多了。这些保镖都是库丁私人雇佣的。因为库丁行业实在太赚钱了，总有人觊觎他们的钱财乃至差使，库丁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有库丁服役期满，补缺要向户部尚书及相关官员行贿六七千两白银。一旦补上了库丁，上下班都得有保镖护送，防止有人绑架。绑架之人不一定都勒索钱财，有竞争对手干脆把人绑到荒郊野外，让他延误上班遭除名，数千两的补缺经费就算打了水漂。还有人指出，库丁不能独吞巨大收益，还是要拿出大头来孝敬八旗的各级长官，小头才是自己的。
知晓了库丁们的生财之道，也就明白为什么银库里的银子会不翼而飞了。缺乏有效的监管，白花花的银子就是诱惑人犯罪的罪恶之源。
所有材料在道光的案头，静待皇帝定夺。
朝野公认，道光皇帝严于律己，是一个极为节俭的皇帝。他亦自诩为勤勉敬业之君，无奈君是明君，臣非正臣，书吏差役更是胡作非为，大大折损了君王的英明。道光皇帝深感挫败。这种挫败感在国库亏空案上尤其强烈。道光本人从牙缝抠出来的银子，都填进了贪官污吏的无底洞。无底洞仿佛吞噬一切的黑暗，是制度沦陷、官吏腐败的结果，也是培育贪官污吏的温床。道光皇帝决心向贪腐宣战，下令抓捕历任库丁审讯。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当年的库丁大多已经无从查起。近年来的库丁早就风闻查库消息，溜之大吉了。至于被盗库银自然杳无音信。
道光皇帝的挫败感恶化为了沮丧。他要查问题反贪腐，却找不到对象。这就好像一个初次登场的演员，做好心理建设登上舞台，却发现台下空无一人。何况这个演员还是皇帝。道光的沮丧可想而知。他原本就对官员们荒怠玩忽不满，现在新账旧账一起算在他们头上。他先怒斥缉捕官员对交办的政务“经年累月，置若罔闻”，抓个人都抓不到。“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严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抓紧拿人，“毋许再有延宕！”
接着，道光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的库丁、银匠一律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便是在库外当差的栅栏库丁及银库皂隶等人，一律处绞，妻妾子孙均流放二千里安置。笔者不能保证在银库外当差的库丁和皂隶们的清白，但是一律绞死，难免会有罚大于罪的。至于株连妻妾子孙，执法就显得过于严苛了。
道光皇帝的“撒手锏”则是针对失职、渎职官员的。道光下令将历任国库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等人，查明造册登记，逐一筛别、逐一治罪。库丁们本质上是服役百姓，随时跑得了；官员们有家有业，在吏部留有详细资料，想跑都跑不了。道光皇帝把减少国库损失的希望寄托在了官员群体上。他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的四十三年间，历任银库职官、查库官员各按在任时间长短赔偿国库亏空，标准是：库官、御史每月赔银一千二百两；管库大臣每月赔银五百两；查库大臣每次赔银六千两；已故官员按照减半标准，由子孙赔偿。
道光皇帝此举看似苛刻，却是清朝中期开始的固定制度，称之为“追赔”。之前的朝代也存在勒令贪官及其家属赔偿官府损失的做法，但没有形成一项固定的制度。清朝把追赔作为一项制度，贯彻执行下去。雍正皇帝是追赔制度的创始人。雍正认为，经济犯罪的根源在于官员贪利。而官员贪财好利的目的，是为子孙和亲属聚敛财富，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对贪官及其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子上遏制官员贪腐的念头。雍正元年，雍正面对揭发出来的督抚贪腐案件，铁腕处置：“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他制定了追赔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作个穷人，方符朕意”。
追赔制度，使得清朝的贪腐案件做到了“惩治有律例，追赃无穷期”。追赔制度的内容很多，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雍正元年规定，亏空之官，查其子有出仕者，解任发追，赔补完亏空款项才能恢复官职。有一些官宦人家，几代人都套在处罚赔补的处分之中。追赔制度真正实现了严惩和警诫的立法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追赔剖度离严谨规范还有相当的距离。首先，无差别的追赔在理论上会误伤清廉官员。虽然多数经济案件没法清晰分辨涉案官员的具体责任，尤其是持续时间漫长、金额巨大的案件。但是理论上，并非所有涉案官员都是贪官。在厘不清具体责任的情况下，无差别的追赔对清廉者是不公平的。其次是缺乏赔偿的统一标准，通常是皇帝和极少数宰辅大臣随意确定赔偿标准，因此就会出现同性质案件、同情况官员分摊金额不同的情况。即便指标分解下达后，官员哭穷求情的情况也还存在，皇帝也会给予适当的优惠、减免。总之，追赔制度确实是震慑犯罪的良法，可惜受到权力因素影响，未臻完善。
道光皇帝为尽量弥补国库空虚，对官员追赔相当严厉。经查，案发期间一共有三百二十一位官员担任过户部库官或金库官员。按照上述标准，列名清单的多数官员的赔款金额在一万两上下。而穆彰阿担任银库管库大臣的时间最长，要赔款十一万零四百两，远远高于排名第二位的四万五千两。穆彰阿的赔款负担是最重的。但是无论是潘世恩，还是载铨都不是为了让他赔钱。
他们想借此案扳倒穆彰阿。载铨上奏官员清单时，就建议：凡担任过管库大臣的现任官员，理应照溺职罪革职。由于自己也担任过管库大臣，载铨自请处分，要求革去“郡王”爵位，显示出极高的姿态。潘世恩等清流党人的指责之声，自然也不必多说。
舆情汹汹，道光皇帝不得不将穆彰阿等人革职，随即却以“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为由，改为革职留任。穆彰阿轻轻松松逃过了一劫。道光皇帝实在是离不开穆彰阿，他们俩的配合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相得，而是政治理念和风格的一致。君臣二人都认可按部就班、徐图缓进的做派。只要道光皇帝的思想没变，穆彰阿的地位就不可撼动。载铨等人用力一场，只是对着空气挥拳而已。
穆彰阿的处置决定，导致所有涉案现职官员一概革职留住。各个官员根据数额多寡勒限缴完，由宗人府和刑部具体负责追缴。这是清朝自雍正之后最大规模的追缴运动。因涉及官员太多，不得不以戴罪之人来查“罪”。穆彰阿在一年后陆续缴清赔款，数年之间其他官员也陆续完纳。因此一项，国库弥补了二百万两左右亏空。
涉案官员中肯定有贪官，但其中不乏懒官、庸官。他们没有励精图治之心，也没有监管执行之力，但并没有贪污，没有浑水摸鱼。这些懒人庸才只是随波逐流而已。要说他们对库丁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那也太小看他们了。如此长时段、大金额的亏空，但凡正常人都会有所察觉。多数官员不闻不问，是典型的明哲保身。不爆发问题，官继续当，钱继续拿；问题暴露了，最大的责任又不在自己，因此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况且，揭发国库亏空案的官员，无疑是以一个人去对抗庞大的利益群体。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更要触动那些威风凛凛的库丁们的利益。库丁们都不是善茬，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一般官员还真惹不起他们。如今，这些懒官、庸官要为明哲保身埋单，也算是罪有应得。
如此大面积的玩忽职守、尸位素餐，令道光皇帝寒心。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就没有官员跳出来揭发弊政。难道，大清的官员就都是贪官、庸才和懒人吗？
抱着这个疑问，道光皇帝亲自审问了库吏：有无官员没有收受陋规？库吏回答道：有一个半。怎么还会有半个人呢？这一个，指的是监察御史骆秉章。骆秉章不仅自己没有接受贿赂，其仆隶也没有接受钱财。那半个，说的是监察御史周春祺。周春祺拒绝了贿赂请托的白银，但是，他的仆人却私下收取了银库的钱财。
道光皇帝饱受打击的内心，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乌黑的官场中还是有闪光的个体存在，道光赶紧调查两人的详情。
周春祺年长，于道光十年查库期间发现了国库积弊，都草拟奏折要揭发了。结果，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是周春祺的姻亲，亲自出面当说客，极力阻止上奏。汤金钊称：“此案若发，必籍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汤尚书认为周春祺不能只满足自己的正义感，沽名钓誉，而兴起大狱。最终，周春祺听从建议，此事遂止。对于周春祺的自爱，道光皇帝非常赞赏，准备召见。可惜，周春祺已经于数年前病逝、周春祺是江西南昌人，嘉庆中期的进士，仕途终于吏科给事中。
骆秉章晚于周春祺十年，于道光二十年受命稽查吏部银库。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是道光十二年的进士，也以监察御史身份查库。到任后，骆秉章清查陋规，严格核验进出官银。官吏们不能徇私枉法，所以想方设法要把他弄走。恰好都察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就有人提议升迁骆秉章，将其调离。时任管库大臣的穆彰阿，是骆秉章的科场老师，见自己的学生清查国库分毫不沾，大为感慨。他召骆秉章说：“你清查库银之严，空前绝后。我要让你留任三年，这将对国库大大有利。”骆秉章回答：“学生留在此地一年，官吏就已经非常难做了，如果让我留三年，恐怕官员们要造反啊！”穆彰阿便让他任满了一年。从这个情节也可以看出，穆彰阿并非不了解银库积弊。他对实际情况一清二楚，就是不想革除弊病、树立新风。他挽留骆秉章，是想在现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损失。这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育的病人，身为主治医生的穆彰阿只想用汤药延续其生命，而不敢动大手术。
案发时，骆秉章也在追赔名单里（可见追赔制度不合理）。当时，骆秉章已经五十一周岁了，却还是个中级官员，始终没有升迁或外放的机会，仕途眼看就要到头了。估计他连凑足赔款金额都很困难。谁料到，机会就砸到了他这个寻常的老京官头上。
道光皇帝对骆秉章的自尊自爱、刚正不阿大为赞赏。他单独召骆秉章面谈，对骆秉章的谈吐见解更加欣赏。道光皇帝感慨道：“若非国库亏空，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要好好渎书，认真做官，将来为国效力。”当即下令骆秉章以庶子用。庶子指詹事府的左右庶子官职，正五品，是供翰林院官员进一步升迁的台阶。果然，骆秉章很快就外放地方布政使，历任湖北、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骆秉章与曾同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他的崛起，算是处理国库亏空案的一个副产品。
纵观国库亏空案，道光皇帝将责任推在了相关的官员、吏役身上，习惯性地忽视了制度的因素。道光朝的君臣都没有细究亏空的具体原因，盗窃确实是一大原因，但“积欠”等因素也客观存在。各省向国库押送的官银不及时、不足额，就是“积欠”。同时，“报销”制度不规范，也可能造成国库亏空。道光皇帝选择性忽视制度因素，根本原因是内心对既有制度十分迷信。清中期后，积欠严重。道光朝末期新旧积欠日趋严重，呈膨胀的趋势，户部有案可查的总额就在千万两之上。而地方官把拖欠国库官银视为惯例，积欠日多，完结日少，朝廷催促一次地方就缴纳一点。督抚大员们就等着全国性积欠高达一定数额，来换取朝廷普惠性的减免。道光皇帝在了解这些财政弊端的前提下，还选择性地忽视制度因素，不知道他的迷信从何而来？
上行下效。道光皇帝穿着打补丁的龙袍，大臣们也争相将新朝服打上补丁来上朝。满朝节俭，国库却越来越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