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有“同光三大案”，分别是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四川东乡血案。本讲即j讲述其中的东乡血案。此案虽然知名度不如前两案，但历时八年、经大小审判十四次，上自总督下至升斗小民数以百计的角色牵涉案件，历史意义更胜于前两案。案情惊心动魄、牵涉极广，丝毫不亚于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东乡血案暴露了当时社会结构紧绷、官府虚弱无力，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夜的征兆。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炎热的夏季笼罩在大巴山南麓的四川省绥定府东乡县（今四川达州宣汉县）。炙热的水汽环绕在山梁沟壑，气压低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东乡即将进入最令人难耐的酷暑时节。五月十九日，开始有七八百人聚集在县城州河南岸的观音崖，扛着一面白布大旗，上书“粮清民安”四个大字。人声鼎沸混合着热浪，一波波冲击着对岸的县城。如此阵仗吓到了官府，知县长廉下令关闭城门，除非有紧急事务禁止出入：不得入城的人群在河南岸聚集了三日三夜，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增至二千多人。不少人持杵高呼：“粮清民安！粮清民安！”
无论是摇旗呐喊的百姓，还是围观的人群，或者是各级官府，没有人能料到此事会逐渐摆脱各方的控制，犹如脱缰野马一般扫荡东乡的城镇与乡村，持续数年之久，吞噬难以计数的鲜血。那么，这起围城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粮清民安”又从何谈起？困守县城的官府又会作何反应呢？
东乡百姓围城，是苦于税负太重。皇粮国税，原本天经地义，但如果粮税征收得不清不楚，百姓感觉日益沉重，自然民心不安。按制度而定，清朝的税负并不算重，且征收简便。早在康熙朝，朝廷就宣布永不加赋，将康熙年间的税收数量，作为之后征税的标准。理论上讲，随着清朝中期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每个清朝人的纳税额度不断稀释。人们的税负感应该越来越轻松。雍正皇帝执行摊丁入亩改革，将按人头征收的丁银摊入按土地征收的田赋之中。存在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消解在了田地之中，清朝人只要缴纳一种正税“地丁银”。伴随税种的简化，百姓纳税的程序进一步便利。官府事先告知每家每户应缴税额，百姓在征税期内封银拿到官府，官吏检验足额盖印后，百姓自行将封银投入银柜，全过程称为“自封投柜”。清朝在制度上确实做到了轻徭薄赋，与民为善。
问题在于，制度遭遇复杂残酷的事实，往往在实践中面目全非，甚至走向狰狞可怕的反面。四川东乡县的税收实践，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清朝的税收基本以货币形式缴纳：白银和铜钱，是通行于大江南北的两大货币。朝廷颁布的兑换标准是，一千文朝廷制作的铜钱（制钱）对应一两白银。但是在征税过程中，东乡县官吏不断提高兑换标准，强迫百姓按照一两白银对应两千文甚至更高的标准缴纳铜钱，考虑到这是当时地方官府通常的做法，且白银实际购买力确实在不断提高，所以东乡的缓慢加征，尚且没有触及百姓抗争的临界线。突破百姓忍耐红线的行为，发生在咸丰初年。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东南半壁江山陷于战火，税收无望，而军费逐年激增，国家财政几乎崩溃。
清朝便把目光投向了相对安定且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省。官府在四川省加征“津贴”，填补财政窟窿。津贴仍不敷军用，同治初年四川省再加征“捐输”：四川省在下辖的一百六十个州县中，除了最贫瘠的几十个州县外，每年都派定加征金额，仅捐输一项，派下来的金额就在正税地丁银的两倍左右。除津贴、捐输两项律有明文的加征外，地方官吏巧立名目，额外收取各种补贴、陋规等，统称“杂费”。种种苛捐杂税，在比较富庶的州县近乎正税的十倍，在一般州县也达到了五六倍。民不堪赋，广袤巴蜀大地上的官民矛盾时有发生。
税额高企，百姓缴纳困难，而上缴钱粮时，州县官员为完成任务，发展出了种种土办法。东乡县地处四川省边缘大巴山区，山地占九成以上，四面皆山，崇山峻岭，峭壁悬崖，自然条件较差，百姓并不富裕，自然不能及时缴纳逐年增加的税额。但是，即便偏僻乡村也有富贵人家，一些有财力又有想法的绅士就代替乡亲缴纳捐税，称为先行“垫缴”，再慢慢向四乡八村征收。
他们当然不是做慈善，而是拿到乡亲们的完税证明后渔利。包揽税赋的绅士们杂派之上再加杂派，作为自己的劳务，同时加速提高白银与制钱的折合率，吞没其中的溢价。种种额外加征，统称“浮收”。浮字妥帖地描述了少数绅士法外敛财，无律可循，又不加公示，无掘可查的模糊的特征。东乡县从事此勾当的绅士们，颇有心机，要求百姓先完纳各种杂派，再缴津贴和捐输，然后才允许交正税地丁银。不按此顺序缴纳苛捐杂税，就拿不到完税的串票；拿不到串票，官府就要上门治以抗粮之罪。朝廷赋税在东乡的实践，演变为了“包税制”的变种。少数地方绅士决定了税收标准、把持了收税实权。
从“自封投柜”到“包税制”的转变，既是州县政府财政窘境和权力萎缩的反映，也是乡绅势力的膨胀，掌握了实质的收税权的表现，更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在关乎切身利益问题上的没有话语权与任人宰割的可悲现实。
沉重的税负和贫瘠的现实，碰撞出了反抗的火花。古往今来，巴蜀山区不乏反抗传统。早在康熙年间，东乡一名武生不满官吏任意哄抬银钱标准，千里迢迢告御状。康熙皇帝为此批示：“许每两银子折合一千两百文，永著为令，立碑铭之！”东乡县将康熙御批铸成铁碑，立在县衙门口，接受百姓监督。可叹的是，铁碑终究还是败给了地方官吏的奸猾无赖和加征冲动，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到同治年间，东乡的包税行为已经相当成熟稳定了。
全县税收由“捐输局”负责，全县四十八个场镇每场公举一人进局办公，筹划东乡税收，称为“局绅”。每年，知县将税收责之于捐输局，局绅们“垫缴”后议定杂派多少、银钱比例，再取之于民。
话说，东乡陈家坪有一个监生，名叫李金良。李家是乡里数得着的殷实人家，李金良又有功名在身，有心竞争局绅岗位。富户似乎觉得只有跻身局绅行列，才能常保家业。李金良便经常往县城捐输局里跑动，希望迎合局绅得一位置。可是绝大多数现任局绅和李金良一样在意捐输局的位置，所以讨厌李金良这个既有格局的“改革者”。同治末年的一天，李金良与某位局绅发生了口角。局绅给丁李金良一巴掌。清脆的巴掌声，回响在东乡的大街小巷，进而深深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堪称是改变历史的偶然事件。
李金良将这巴掌视为奇耻大辱，一下子从拥护包税制的“改革者”变为了“革命者”。他和哥哥李金都，联络本乡本土同样不得意的地主、富户，向捐输局报仇。捐输局本就是非法机构，李金良决定拿到台面上来依法办事，便以东乡局绅“垫粮浮收”、破坏朝廷税制为由发起诉讼。他清楚包税制是四川许多州县的惯常做法，向四川各级官府起诉，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干脆直接上北京告御状。可是，李金良又不想吃翻山越岭的苦、不想面对京城衙门的刁难，所以需要找一个既信得过又有一定能力的人出面，作为抱告京控。于是，东乡血案的主角——袁廷蛟，闪亮登场了！
袁廷蛟，东乡袁家坪人，人约生于道光十五年（15年），是李金良的远房亲戚，按辈分叫李金良舅舅。袁廷蛟家有薄田三四亩，粗通文字，还曾在东乡县衙门充当过白役，也就是编制之外的差役。虽然后来遭到辞退，但袁廷蛟也增长了社会阅历，磨炼了胆略，具备了相当的社交能力，非一般的贩夫走卒可比。因此，李金良认可袁廷蛟是既可以信赖又有办事能力的抱告人选。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三十七岁的袁廷蛟在东乡部分乡绅的支持下京控，告东乡县局绅垫缴浮收。或许是同治末年的京控案件太多导致朝廷并不重视，也或许是四川的包税势力早已买通了相关衙门，袁廷蛟上诉到步军统领衙门，被以“鲁莽叩阍罪”押解回川，交四川总督处理。时任四川总督吴棠责令杖打李金良一百，枷号三十日；杖打袁廷蛟九十，枷号二十五日，交东乡县发落。当过差役的袁廷蛟，途中寻机逃脱了。东乡县也没有穷追袁廷蛟和李金良的罪责，估计还不想撕破脸皮。
同治十二年十月，东乡前河部分乡绅也与局绅王宗恩爆发矛盾，加入到李金良的“革命行列”，一同支持袁廷蛟继续诉讼。袁廷蛟便向时任东乡知县长廉状告局绅王宗恩、冉正江、向若璠等十三人私加捐税。知县长廉认为所控各款都是东乡百姓商议后征收的，而且历年如此，判定袁廷蛟污蔑局绅，驳回指控。之后，袁廷蛟多次赴成都控告。四川总督吴棠都饬令东乡知县查复。局绅势力就推出候任知府、也是局绅的张裕康上下运作，贿赂四川省、绥定府、东乡县官员敷衍了事，不认真查办。凡是自身有问题的人，当问题爆发后不是想着去解决问题，反而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东乡的局绅们把矛头对准了李金良。王宗恩、冉正江等人找李金良谈判息讼的条件。最终，李金良如愿以偿进入了东乡捐输局，列名局绅的一员，李金良自然退出了告状的行列。局绅和李金良等人想当然地认为，离开了乡绅富户的支持，袁廷蛟的诉讼行为也会消解于无形了。
然而，所有人都错看了袁廷蛟！
李金良退出后，袁廷蛟继续艰难的诉讼。他已经不是为了李金良的私利，而是真正把矛头对准了苛捐杂税。事实上，没有了李金良的幕后约束，袁廷蛟迅速将东乡，乃至四川省搅得天翻地覆！首先，袁廷蛟再次向四川总督衙门控诉，明确提出逐层清算税负、核定永久性规章的要求。吴棠再次饬令派员查办，又一次在局绅的运作下不了了之。正常法律途径走不通后，袁廷蛟付诸自下而上的实际行动。光绪元年三月，袁廷蛟率三十多名百姓到局绅向若璠等人家中要求算清历年粮账。向若璠等人态度蛮横，不予理睬。局绅的傲慢，增强了袁廷蛟动员百姓的号召力。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千人围城的场面。光绪元年五月十九日，袁廷蛟聚集七八百各乡亲在东乡城州河南岸观音崖，竖白布大旗，明确提出“粮清民安”的诉求！至此，袁廷蛟和东乡县开启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业，密集地出现在官府文书之中。分析相关档案文献，秉承客观原则，后人大致可以勾勒出事件的发展：
东乡知县长廉向绥定知府易荫芝告急。知府易荫芝先派邻近的太平县（今四川达州万源市）署理知县祝士棻赶赴东乡调停官民矛盾。祝士棻来县后，抚民为主。百姓纷纷表示现行税赋征收不清不楚，只求降低苛捐杂税，减轻负担。局势有所缓和。可是等祝知县进入东乡县城后，局绅们强硬要求上级官府查办暴民，对查账、降税绝口不提。祝士棻调停未有实效。
知府易荫芝随后赶来。易知府也一心缓和百姓情绪，许诺从第二年开始减征捐税，同时答应袁廷蛟等百姓代表和东乡局绅一起到知府衙门清算历年粮账。围城百姓的诉求基本得到满足，大家纷纷散去。从事件发展来看，淳朴百姓们缺乏斗争经验。易荫芝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而已。随着袁廷蛟屡次缺席知府衙门的清算现场，清算工作一拖再拖，没有了下文。易荫芝见东乡围城困局已解，没了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不把矛盾放在心上，东乡的问题远远谈不上解决，甚至基本搁置了。
光绪元年秋天，东乡知县长廉接到其他差委，庆符县知县孙定扬署理东乡知县。十月，孙定扬置历史问题于不顾，接受局绅的倡议，东乡的银钱比例再提高五百文，一两白银的捐税折合成四千七百文铜钱征收。官府还派出丁勇四处催缴。暂时稍熄的火焰，迅速升腾起来，民间炸开了锅！袁廷蛟继续鼓动百姓与局绅清算税账，百姓纷纷如入。
十二月，山区的冬天十分寒冷。袁廷蛟一行人到官渡场的局绅梁天贵家算账。梁天贵安排清账代表当夜宿于场上的文昌宫。半夜，文昌宫发生了火灾。官渡场团练的团首李开邦、吴芳体认为是袁廷蛟等人纵火，鸣锣聚众，捕捉清账代表一行人，袁廷蛟仓皇逃脱，但有九名清账代表被李开邦等人砍伤。鲜血不会白流，它将要索取相应的代价。原本就异常紧张的绅民关系，如今再无回旋余地。那场寒冷冬夜的“神秘火灾”，宛如旷野火种，迅速蔓延成熊熊烈焰。转天，袁廷蛟带领上百号人到官渡场寻李开邦报仇，没有发现李开邦就砸毁了场上的盐店、花行。局绅与团首李开邦等人报告袁廷蛟“纵火滋事”，知县孙定扬下令本县把总许安国率乡勇百余人前往官渡场追捕袁廷蛟。愤怒的百姓反而将许安国的队伍缴械，夺去了马匹、器械。局面进一步失控。局绅代表张裕康与李开邦等人进一步要求“请兵剿办”，孙定扬同意了。
袁廷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东乡县积压的各种矛盾纷纷借抗捐清算一事爆发出来。首先是帮会势力闻风而动。四川“特产”袍哥，袍哥在川东势力强大，一度发挥着“拜官府不如拜码头”的作用。由于袍哥组织游离于朝廷律法之外，官府视之为“会党”，加以打压。官渡场风波发生之后，隔壁县“会匪”头目吴奉山就带人参加了打砸抢活动。考虑到袍哥早已和民众融为一体，且吴奉山的公开口号是帮助穷苦兄弟们报仇，袁廷蛟等人难以拒绝，更难以分清谁是真正清算的乡亲、谁是浑水摸鱼的会党。可在局绅和官府眼中，这便是袁廷蛟勾结会匪劫掠村镇。
其次，盐枭马洪仑也来“借花献佛”。四川盛产井盐，私盐贩子走街串巷，历来有之。东乡的盐商自然严厉打击私盐贩子，雇佣巡丁，遇到零星盐贩就缉拿送官。盐贩为了自保，逐渐结伙成群，形成盐帮。两派冲突在东乡愈演愈烈，道光初年一度爆发了血腥火并，闹出人命。东乡盐商大多是局绅，比如冉氏兄弟，因此盐枭与盐商的矛盾转移成了与局绅的矛盾。同治八年，马洪仑率领盐贩捣毁南坝场冉永兴的盐店；同治十三年曾与盐商冉正儒爆发争斗。袁廷蛟率众围城，盐枭马洪仑马上行动起来。数百盐贩声称要进城“保卫”县衙，其实是因为去年纠纷中，杜姓盐贩被东乡县衙监禁，他们想趁乱救出同伙。
苛捐杂税是导火索，引燃了东乡这个火药桶。黑云压城城欲摧，各种看似相关或不相关的因素挤压在一处，碰撞、试探，在暗处发生着化学反应……东乡抗捐事件会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困境中各方找到破解之道？或者是黄沙百战穿金甲，在猜疑中各方厮杀得玉石俱焚呢？
绥定知府易荫芝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接到孙定扬的禀报。他烦透了。
围城事件发生不久，易荫芝便亲赴东乡安抚民众。在他看来，自己已然允诺清算捐税，召集东乡绅士和百姓来知府衙门查账，百姓纷纷散去，事件就此宣告结束。即便之后袁廷蛟没能按期到衙门查账，事情没有下文，矛盾继续存在，但这不是知府的责任。易荫芝自认为在东乡事件中已经恪尽职守了，只要把表面上的冲突安抚下去，就是一个合格的知府。敷衍与圆滑，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没想到，矛盾还是在自己任期内爆发了！根据孙定扬的报告：袁廷蛟勾结外匪，烧毁房屋、抢劫店铺，到处滋事，恳请剿办。易荫芝决定快刀斩乱麻，派出绥定驻军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带兵一百名赴东乡查办。
光绪二年正月初二，杨开泰等正行进在距离官渡场四十里的双河口，突然听到一阵竹筒号声，四周民众蜂拥而来，手持刀枪农具将官兵团团围住。扬开泰威吓说：“我乃奉命查案的千总，尔等速速散去！”老百姓纹丝不动，七嘴八舌地骂杨开泰等人是假冒官兵，还有人说他们是县里著名局绅王宗恩雇用的私人武装，要去官渡场找乡亲们寻仇！蔡启祥放下身段，好好解释，百姓们还是不听。杨开泰见老百姓情绪越来越激动，场面逐渐失控，主动下令官兵放下武器、脱下号褂，并留下旗帜、马匹，全队空手撤退回城。官兵在此事上保持了克制。
遭到局绅围绕的知县孙定扬，本就恼火乡下乱象，听闻杨开泰一行狼狈而逃，又写了一道呈文，语气进一步加重，而且呈请绥定知府转四川总督发兵剿办。呈文写道：袁廷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勾结外匪，聚匪劫掠四乡，聚众三四千围城，县城危在旦夕！”易荫芝痛定思痛，觉得东乡一事已经敷衍遮盖不了了，一边向邻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将孙定扬的呈文发往成都。
二月，局绅冉正杓、张裕康，团首李开邦、吴芳体等人联名向四川总督控诉袁廷蛟“迭次抗粮阻捐，纠众围城，勾结外匪吴奉山抢劫场市，焚掠乡村”，还自证是受害者，说正月间袁廷蛟、吴奉山等率数千人鸣锣吹筒，将他们的住宅抄毁，“器物、银钱、粮米、账簿等件扫楼一空”，恳请发兵剿办。
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令记名提督李有恒率所部虎威宝营两千人，管带律武中营总兵雷玉春等率一千五百人，管带裕字营游击谢思友率裕字左营五百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镇官兵五百人进驻东乡戡乱。二月初四，谢思友率部最先抵达东乡，雷正春和川北镇游击金武德随后赶到。十天后，李有恒率湘军系统的两千官兵赶到东乡。他是本次戡乱行动的总指挥，麾下有四处汇聚而来的兵马四千五百人，下令部将刘道宗、李光岳率队分别进驻厂溪、官渡。
李有恒，湖南新化县人，咸丰二年投军，先后在两湖、云贵、四川等地作战，在贵州期间曾率队冲入遭到太平军重围的毕节县城，与官民等昼夜坚守孤城达七十余日。二十多载戎马生涯，李有恒因功先后获赏花翎、勇号、黄马褂和三代一品封典，累升为记名提督。何谓记名提督？
提督是清朝绿营军队最高军职，从一品，主管一省水陆军务二提督以下军职分别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绿营军队的建制从上到下分别是镇、协、营、汛。镇的长官是总兵；协的长官是副将；营是绿营最主要的作战单位，长官从参将到守备不等，因事而异；汛的长官是千总、把总。在和平时期，一个士兵要成长为提督，异常困难。
清朝后期，战争频发，立功的官兵不在少数，加上封疆大吏滥保荐举，很多将士得以快速升迁。在湘军系统中，参将、游击多如牛毛，提督、总兵也不在少数。但是军职有限，僧多粥少，许多立功升迁的军官没法获得实职，只能候补。“记名”一词就此出现。李有恒具备了出任提督的资格，朝廷先记下名字，等有空缺职位后再行补授，称为“记名提督”。他的部将刘道宗也是记名提督，雷玉春是记名总兵，谢思友的头衔在档案中一会是游击，一会是总兵，都比千总要高。他们在现实中都高官低就，李有恒和雷玉春都率领三个营，类似副将的角色，刘道宗、谢思友率领一个营，实际上是营官的角色。记名军官太多了，又出现了“尽先”名目，意思是出现空缺尽量优先授予的意思。
有官才有俸，仅有空衔没有实职的军官是享受不到更高的待遇的。加上绿营军队日常待遇平常，官兵们的额外收入全靠作战补贴和奖赏，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肖官兵的劫掠行为，所以绿营军队从上到下的“作战欲望”都相当强烈。那么，大兵压境后在东乡，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目呢？
现存的较早的记录东乡戡乱情形的是四川总督的奏折。四川总督吴棠抱病在身，早在光绪元年十一月就奏请开缺，光绪二年正月正式奉上谕卸任。总督出缺，四川布政使文格暂护四川总督。文格于光绪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奏了李有恒戡乱情况：
袁廷蛟党羽极多，主谋有王盛祥、赵尚仁、赵元作、赵富仁、杨千祥、赵登寅、邓洪熙、马洪仑父子等；替他招募匪徒的有吴奉山、王锡三、张老五、周老牛等，盘踞在黄金口、厂溪、官渡、程家坪、袁家坪、乌嘴寨、尖峰寨、虾耙口一带山寨。
大兵初到东乡，袁廷蛟党羽假扮百姓，来到各营请求免剿，以为缓兵之计，同时窥探官兵虚实。袁廷蛟同时散播官兵要血洗东乡的谣言恐吓百姓，欺骗不明真相的百姓加入匪党自卫。李有恒会同新任绥定知府王元晋、东乡知县周瀚贴出告示，晓谕乡民只抓首犯袁廷蛟，让乡亲们安心旧业。受胁从的百姓散去大半，其中包括畏罪潜逃的会匪吴奉山。开县官府严密查缉，二月二十八日在开县将吴奉山拿获。吴奉山供认他与袁廷蛟合伙滋事，纠集朋党，意图大举。各营也抓住了吴奉山匪党，在匪徒王锡三身上搜获会党号片一张，上有“青龙山白虎堂”字样。
二月三十日，驻扎官渡场的虎威宝前营长官刘道宗接到探报，袁廷蛟将率领两三千名匪徒，分作三股，直扑官军营垒。刘道宗会同道员李光岳、提督李凤友分三路迎击，打得匪徒败回山寨，坚闭不出。三月初二，刘道宗又接到情报，袁廷蛟将在第二天进攻官兵营垒。刘道宗当即整军备战，并约友军助剿。三月初三天明时分，官军遥见山后竖立大红帅旅，袁廷蛟、杨千祥等数千人布满山顶，炮响筒鸣，声震山谷。刘道宗主动出兵，仰攻山梁，李光岳、李凤友友军接应，三路扑上山顶，激战约三个时辰，匪徒溃败而逃。官军乘胜追击，毙匪数十名，缴获刀矛枪炮旗帜数十件。匪徒受伤坠落崖涧者不计其数。日暮收队回营，查点十七名官军受炮伤石伤。生擒匪徒七人，都是甘心从逆的闪犯，就地正法。此战堪称“官渡寨子梁大捷”。
大捷后，李有恒协调各营于三月初四进攻各寨。初四日黎明，前营刘道宗、中营李凤友分别督率部队进攻乌嘴寨、渊篼寨。乌嘴寨匪徒捆绑头目王盛祥献给官军投降。渊篼寨则抗拒官兵，官军攻破头卡，杀死悍匪赵元作二十余人，其余数十匪徒出寨乞降。旋即，官军围攻中河乡的红岩寨，奋力攻破寨门，杀死悍匪赵尚仁等数十人，缴获鸟枪、抬炮、刀矛多件，其余匪徒跪求免死。经过这几场硬仗后，附近各寨闻风丧胆，赴营请罪，纷纷弃寨归家。只有尖峰寨、新寨倚仗着地势险要，赵登寅、赵富仁、杨千祥等人盘踞山寨，不时吹筒放炮，顽抗到底。初五，刘道宗、李光岳进攻尖峰寨。各营将士从羊肠小道攀缘而上，寨内飞石滚木纷纷掷下，官兵们冒险向前，枪炮齐施，攻破险要关卡数处，同时很多官兵受伤。李有恒遥望发现尖峰寨悍匪都聚集在寨前及寨左右，后寨的石蹬天梯几乎无人防守。他命令李光岳督令亲兵，以肩承足艰难爬上后寨，再用火蛋掷烧匪徒窝棚。百长胡享清最先突入寨中，被守门的悍匪砍伤右额。官兵们见状，义愤填膺，振臂高呼，蜂拥而进，攻破尖峰寨，阵斩逆党三百余人，色括赵登寅等头目。尖峰寨一战，官兵阵亡一名，受伤三十名。攻破尖峰寨后，官军转战新寨，配合李凤友的部队攻打新寨。两部官军奋力仰攻，枪炸火蛋齐施，成功攻占山寨，杀死悍匪徒四十余人，生擒二人。官兵受伤四名。
两次大规模作战后，东乡局势基本稳定。官军进入扫荡剩余山寨阶段。三月初十，雷玉春和律武营分统兼带律武后营提督王照南督队攻破千金硐，杀死悍匪多名，余众投降。南城寨、斑鸡硐各处匪徒纷纷弃械出寨请罪。律武、虎威等营逮捕了袁廷蛟的父母袁公钦、袁李氏。而袁廷蛟诡计多端，不知所踪。文格最后奏报说，李有恒正会同各军乘胜进剿，务求擒斩袁廷蛟；同时咨请陕西省派军入川协剿，防止袁廷蛟等匪徒跨过川陕交界逃往陕西汉中地区。
文格的奏折，表述清晰，立场鲜明。首先，袁廷蛟聚众占据山寨，对抗官府，还主动进攻官军营垒（扑营），率先挑起战争，是十足的谋反叛逆行为。其次，李有恒等官员劝谕无效，遭到扑营后英勇反击，经历两大战役近十日战斗，终于镇压叛乱稳定局势。最后，主犯袁廷蛟在逃，官军正全力追捕。文格的说法，也得到了陕西巡抚谭钟麟的旁证。
谭钟麟在战斗尚在进行的三月初八，奏报陕西省派遣两营官军跨境协助东乡戡乱，提到了东乡的局势：正月间袁廷蛟以减税为名聚众滋事，经太平知县祝玉棻前往调解，大部分百姓散去，余党不多。但等祝玉棻到了东乡县城，被害的乡绅纷纷请兵剿匪。当时，开县会匪吴奉山纠集数百人，想与袁廷蛟联合，袁廷蛟拒不接纳，说“我辈求减粮价，并非谋逆”，还给了吴奉山一笔钱遣散会党。想不到，吴奉山离开袁廷蛟后竟然抢掠各乡，听到李有恒大军抵达才远逃而去。官军到处张贴告示，宣布只抓袁廷蛟等为首五个骨干，但始终没有抓住袁廷蛟。之后，战火就降临了东乡，汉中地方官员报告谭钟麟，后者再转述给朝廷。
为彻底安定地方，当务之急是缉拿脱逃的袁廷蛟。文格采取“明纵暗擒”的策略，将李有恒大军撤往成都，只在东乡留驻一个营、在绥定府留驻两个营绥靖。暗地里，府县两级衙门及局绅、团练武装，明岗暗哨、遍布耳目，并通告邻近府县，全力追捕袁廷蛟。抓住袁廷蛟，好判他个谋反大逆的死罪！
四川官府在扫尾全功，东乡的战事即将沾染上历史的尘埃，看似要碾压进历史的车辙。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镇一道奏折递进了紫禁城，石破天惊，硬生生逼停了历史的车轮！
吴镇是绥定府平昌县（今四川巴中市平昌县）人，咸丰十年进士，由翰林院转任御史台，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以遇事敢言著称。作为绥定老乡，吴镇始终关注东乡事件。四川省奏报的事件经过，与吴镇耳闻的完全不同。他描述的事件过程如下：
地方官糊涂不作为，一误再误，将普通的民间骚动当作叛乱向省里请兵剿灭。最先抵达的统带武字营长官谢某，听说袁廷蛟已畏罪潜逃、其余百姓耕作如常，就知道并非民变。再看到百姓并无军火器械，反而有数十名长者呈文诉苦，谢某更觉得没有发兵必要，于是带勇回省。而之后统带虎威宝营的李有恒到境后，看到的与谢某相同，却因为部下官兵逼奸民妇，遭到百姓惩治，遂纵兵报复。百姓惊慌失措，纷纷躲进山寨，哭声震野。李有恒借清查袁廷蛟为名，骗入山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屠杀殆尽，并殃及邻近太平县的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李有恒的部队对妇女先奸后杀，事后留下数百名相貌出众的女子，船载而去！
东乡事件并非镇压叛乱，而是官军烧杀淫掠的一桩血案！吴镇愤怒指出，袁廷蛟聚众滋事，自然应当严惩，可东乡知县及局绅们也应查明责任，依法审理；绥定知府易荫芝办理不善，轻率请剿，难辞其咎；统兵将官李有恒，先滥杀无辜、祸害乡里，再假冒军功，实属祸国殃民的大恶之人。
同一事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况且涉及数以千百计的生灵，关系重大，不容遮掩蒙混。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御史吴镇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吗？
光绪二年七月初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的一处轿屋门口，一个外地装扮的中年男子，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看着贩夫走卒在宣武门奔走进出。他似乎在享受白日里难得的闲暇，又好像在静静地等待什么的到来。
突然，几个官员率领一帮凶神恶煞的差役兵丁，飞跑过来，将闲坐的男子团团围住，为首者质问他：“你可是四川绥定府民袁廷蛟？”男子没被吓住，反而镇定地回答：“小的正是。”“带走！”
顿时有铁索套上袁廷蛟的脖颈，几个差役押起他就走。四川全省正动员千百人、全力缉拿的要犯袁廷蛟，就在千里之外，被京城的巡城御史轻松抓到了。七月初五，御史吴镇遣家丁报告巡城御史，说袁廷蛟住在宣武门外某处。后来民间传说，袁廷蛟来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刚直敢言的同乡御史吴镇告御状，可是没想到吴镇告密出卖了他。又有传说，吴镇此举不是出卖，而是藏有深意。他从袁廷蛟处得知东乡血案实情，捅到了皇帝那里。可在案情查实之前，袁廷蛟始终是叛逆谋反的要犯、四川方面的眼中钉，随时可能死于非命。为了保住袁廷蛟的性命，吴镇便和他演了一出苦肉计，安排袁廷蛟在京城坐牢，避免落入四川方面的魔爪。
话说巡城御史抓获袁廷蛟后，奏报皇上，并按制移交给刑部审讯。刑部尚书随即奏报了审讯慨况，并附上了袁廷蛟的供状。
如今，东乡事件当事人袁廷蛟的供状，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亲历者的视角诉说当年的情形：
我是四川东乡县人，今年四十岁，在县属袁家坪地方居住。
本县往年征收粮银一两、津贴一两，都有旧章可循，同治三年，贼匪窜扰东乡，本县所属四十八场被王宗恩、向若璠、程有芝、梁添溃、李开邦、吴芢堂、庞春山、王启严等共四十八人贿求县官长老爷按场设局，每场设绅一名，议定银粮、勒派捐输。他们把每两银子定为二十七八串制钱不等，霸管数年，浮收渔利，从不向我们老百姓清算捐税，也不悬挂清单，因此乡民不服。
同治九年至十年间，学政夏大人挂牌示谕，东乡的文武童生这才知道家乡赋税不敷，有大额捐税没有上缴。全县百姓向局绅王宗恩等人要求清算捐税，王宗恩等藏匿账簿拒绝清算，同治十一年，百姓到府里、省里各衙门控告，都批示让县衙门清算。王宗恩等人贿赂县官，仍不清算。四十八场捐户商议进京告状。
同治十二年八月间，我进京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呈内原告列有李金良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步军统领大人将我咨送回四川总督衙门，交发审局审讯。王宗恩得知后，花两千两银子买通李金良的哥哥李金都，改名李进城，让他充当了局绅。
去年五月十九日，我同众捐户进城找王宗恩算账。城内因见我们人多，关闭城门。数日后，绥定知府易老爷来县里查讯，随后下令按旧章交粮，并勒碑永远遵行，要求王宗恩等人与百姓清算钱粮。百姓遵照知府大人的示谕解散了。
到本年正月十二日，我们到丰镇场找向王宗恩清算。王宗恩花钱雇用了假差役捉人，诬告百姓。大家都很不安。正月二十八日，太平知县祝老爷来查核，众人禀报祝老爷要求算账、并未聚众滋事。祝老爷也让局绅王宗恩等人清算账目，王宗恩等人藐视不遵，再次贿赂知县孙老爷设计陷害我们。孙老爷随即请兵围剿我们。
二月十九日，谢大人统兵至东乡县，接收百姓呈词六十余张，知道我们不是聚众滋事，于二十八日撤兵回省。在此前后因为防备土匪，各乡操演团练，尖峰寨等地练团，插有团防旗帜，并非竖旗聚众。到三月初三，我们才知道李提督、雷总兵统兵抄杀尖峰寨等处，我们因未见张贴告示晓谕，不知何故？……当时，袁家坪各户老弱人口及衣物、银钱、谷粮搬往班金硐躲避。
李提督兵到，百姓因存有钱谷，没开寨门，但也没有拒敌，李大人纵兵抄杀，先后共抄杀道寨乡堡十二座、硐十八处，连掳带杀一千余无辜百姓，奸掳妇女二百余人，烧毁民房五百余间，寨硐衣物银钱谷粮抢烧一空，并将我父母妻子掳去，在东乡县监禁，我叔侄弟兄均收卡房。后来，我听说父亲被押身死。我和其他九人赴成都躲避，不料官兵追拿，四人被捕、其他人都逃散了。……我于六月二十九日到京，在宣武门外同乡轿屋寄住，听说吴御史老爷是乡亲，七月初三想向吴老爷呈诉，并未见面。初四，我在茶馆吃茶，不料吴老爷家人带着官人将我拿获了……
袁廷蛟的供述，大体与御史吴镇的弹劾相符，同时提供了更准确详细的细节。袁廷蛟最后还总结了几点关键信息：首先，王宗思等局绅侵吞捐款，贿赂知县请兵剿洗；其次，李有恒、雷玉春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烧毁民房、抢劫钱粮；最后，也是他着重强调的，东乡百姓并没有造反、没有拒敌，更没有向官军扑营。
供述上报后，中枢鉴于东乡事件所有案卷、人证均在四川省，命令将袁廷蛟押解回四川；催促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原湖广总督李瀚章抓紧到任，会同文格“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稍涉回护”。毕竟两方面讲述的事实相差太大，真相究竟如何，确实需要彻彻底底查询、实事求是研判。那么，李瀚章、文格能揭开东乡事件的真相吗？
新任四川总督李瀚章尚未真正埋头彻查东乡事件，便又奉旨回任湖广总督。几个月时间里，两次变动职位。估计，李瀚章的四川总督生涯，基本都浪费在折返于武昌与成都之间的艰难旅途中了。在新任总督到任之前，依然是文格护理四川总督，依然由他来主持东乡事件的彻查工作。于是在七月二十八日，文格奏报了复查李有恒出兵东乡的情况。
文格重复了袁廷蛟勾结外匪、抢掠村镇，导致地方官员请兵援剿的事件起因，并指出“调派兵勇，系前总督吴棠任内之事”。意思是说，决策派兵围剿的是原四川总督吴棠。这一个小内容的增加，凸显文格的心机。吴棠是举人出身的四川总督，而且是在四十八岁之后突然得到擢升，之后坐火箭一般历任布政使、巡抚、总督，历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同治六年调任四川总督后在任近十年。清朝后期，进士出身况且仕途艰难，吴棠一介举人，反而平步青云，而且是在年近半百之际得到重用的，这其中会有什么样的隐情昵？清末官员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吴棠的发迹依仗于他是慈禧太后的恩人！
传说当年，清河知县吴棠听说友人丧船途经清河，让仆人送去赙仪白银三百两。仆人阴差阳错把银子送给了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的丧船上，让扶柩回乡的惠征家人喜出望外。清代俗语有言：“死知府不如一只活老鼠。”如今，当地官员竟然主动赠赙仪，怎不令人感佩在心？事后，吴棠也将错就错，又专程到船上吊唁惠征。这更加让惠征家人感动落泪，简直视吴棠为天下第一好人了。当年趴在惠征棺柩上哭哭啼啼的女儿，就是如今端坐紫禁城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慈禧对吴棠不吝嘉奖提拔。一场阴差阳错，换来了十年封疆、一世荣华。
这个传说的准确性，已经被研究否决。主要依据是惠征去世与吴棠在清河做官时间不符。但是，慈禧太后对吴棠的赏识和超拔，是真实存在的。吴棠已于光绪二年闰五月病逝于安徽。文格将发兵的责任推给了吴棠，大有拿太后红人当挡箭牌之意。他还强调自己护理督篆后，考虑各营统带素未深悉其人，恐于用剿用抚之际未能动合机宜，复委候补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瀚驰赴东乡，会同各营先散胁从，严拿首恶，妥为筹办，营造了安民抚恤、妥善务实的个人形象。
针对吴镇、袁廷蛟描述的版本，文格一一作了回应。关于“李有恒纵勇奸淫，并掳掠妇女多人”一事，文格承认在成都已有传闻。早已命令新任绥定知府王元晋密查。王元晋回复说，东乡并无此类传闻，只是三月初破寨后，李有恒所部有散兵游勇抢夺百姓耕牛数十头。李有恒已经将耕牛还给失主，且将抢牛兵丁就地正法。至于妇女被奸被掳之事，李有恒一路回省，府县官员都在河边相送，且百姓观者如云，都没看到有妇女随行。此外，文格认为，如果部队有不法行为，都已经过去两三个月了，也没有见百姓前来揭发控告。况且，李有恒回防后，士绅官民爆竹欢迎。可见，这是袁廷蛟其党散布谣言。
关于军官谢某判断东乡没有民变一事，文格指出谢某就是统帅裕字营的游击谢思友。官军初到东乡时，犍为县有土匪聚众滋事，文格调省城官兵前去剿灭，造成省城一带兵力空虚，所以将谢思友一营调回成都，并非谢思友主动撤军。文格当时询问东乡情形，谢称百姓基本解散了，谁知他拔营第三日便发生了乱军扑营事件，可见“是谢恩友之所见所闻，毫无足据矣”。
关于破寨后滥杀无辜一事。首先，官军缴获军火器械众多，怎么能说乱民是无辜的？其次，渊篼、红岩、新寨三寨，百姓一开始抗拒，后来投降，不存在滥杀。尖峰寨地势最险，平时没有居民，扑营的暴民被官军击溃后，全股奔入。官军攻入寨门时，守卫悍贼率队冲出，将虎威营百长尽先参将胡享清砍伤。官兵因此愤起，短兵相接，杀伤暴民较多。至于将四寨搜杀无遗，将妇女先辱后杀，以及战后劫掠之说，查属子虚乌有。询问其他前往绥定的官员，也没有听闻。
文格还拿出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法宝，指出李有恒久历戎行，转战多省，同治三年经前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留在川有十多年了。如果他平日为人残暴，纵兵肆恶，作为“中兴名臣”的骆秉章驭将严格，岂能留他？想必吴棠也不会姑息纵容他？在这里，文格多拉了一位朝野公认的能臣干吏来“作证”，接着特意指出如果因为临时剿贼而对李有恒加以“妄杀”之名，恐怕以后各军遇到类似作战，都会担心事后议论、心怀疑惧，只肯观望不肯卖力战斗了！他的潜台词是，如今正是地方不稳戡乱频繁的时节，如果处罚了李有恒就可能懈弛了军心。
文格也认为东乡事件演变为流血冲奕，终归有人做错了事。原绥定知府易荫芝一味敷衍了事，办事颟顸，不能胜任知府工作，请旨将易荫芝降为通判；原署理东乡知县孙定扬为慎重地方起见请求发兵，并无不妥。只是他和本任东乡知县长廉是否有听任局绅把持税收、盘剥百姓的行为，应将局绅等提省审讯。孙定扬、长廉解职，接受调查。
文格认为浮收捐税的确是四川省一大顽疾。“奴才前在藩司任内，曾经通饬各属不准巧立名日，设局滥派粮捐”，原则上除津贴捐输外其他苛捐杂税一概裁撤。即便是应该保留的项目，也只准减不准增加。“如有阳奉阴违青， 一经查出，官则撤任严参，绅则提省重办。”
统观文格奏折，内容务实，没有回避问题，在坚持先前说法的基础上强化了细节。只是，他摇吴棠、骆秉章的大旗，给自己呐喊的行为，多少让后人有点不舒服。而在当年，文格这第二道奏折一经公布，就激起了言官们的攻击弹劾！
九月初四，掌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上奏，直指文格奏折疑点重重，就差说文格胡说八道了。清朝以刚直著称的御史几乎都是“杠精”，打嘴仗一流。而诸多真相，往往能在嘴仗中披露出来。李廷萧一共指出文格说法的八大疑点。我们一起来看看杠精御史的风采：
一、文格说东乡县民风刁悍，近年屡次聚众围城。李廷萧就说，教化百姓是地方官职责，你这是说地方官没有尽职尽责吗？东乡屡次发生围城之变，事关重大，为什么之前隐匿不奏？你是在揭发骆秉章、吴棠两位前任失职吗？
二、袁廷蛟围城在上年五月，据寨在本年二月。围城时，派了一个知府弹压了事；到据寨时，却要大兵围剿。按说围城比据寨严重，为何缓急失宜、标准不一呢？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民间居寨者甚多，如果将寨民都指为聚众抗拒，天下还有良民吗？
三、袁廷蛟如果真聚众数千，凶悍已极，绝不能让他脱逃漏网，为什么李有恒激战数日，先后攻破十余寨，杀毙匪党数百人，每次单单就漏了袁廷蛟？况且首恶在逃，李有恒就调兵回省，算不算擅离防所呢？愚民无知，不幸丧命兵甲，足以可怜。李有恒回省，为什么府县爆竹相迎，四川官员的爱民之心都哪去了？
四、文格说李有恒从无纵勇滋扰之事，多年来军纪严明，为什么忽然有抢牛数十只之事？如果是散兵游勇所为，那么李有恒是怎么治军的？都让游勇随营生事了还算军纪严明吗？牛都抢了，就没有抢劫其他财物吗？
五、文格说主动撤军的谢思友见闻毫无足据，他怎么就得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印象呢？在东乡的官军，除虎威宝三营外，还有律武二营、裕字一营、川北镇兵。为什么匪徒和虎威宝营激战，律武等营都在袖手旁观吗？况且“用兵莫难于仰攻城寨”，将士必多损伤，为什么受伤者只有一个胡享清？这个伤亡率也太低了吧。
六、文格委派原参与东乡戡乱的知府王元晋复核。王元晋和李有恒共同用兵，岂肯自暴其短？他说李有恒没有搜杀劫掠，就可信吗？
七、袁廷蛟要求清账。知府易荫芝开始也答应算账。孙定扬到任后说本年钱粮已完，次年新赋未征，既无粮之可征，何以有清账之事？易荫芝开始答应的，又是算什么账呢？文格第一次说匪徒以减粮为名，第二次又说并非因粮激变，自相矛盾，前后不符。
八、对于文格拉吴棠当垫背，李廷萧毫不客气地指出调派兵勇虽然发生在吴棠任内，但是在吴棠卸任以后、李瀚章到任以前，如果有约束不严、查办不实，是谁的责任呢？文格说袁廷蛟等人视围城为常事，是回护孙定扬；又说袁廷蛟勾结土匪，进犯官军，不管真相如何，是他在袒护李有恒；说李有恒是骆秉章任用之人，是借前督为护符，指他人以谢过。
李廷萧总结道：文格复奏各节，欺饰良多。文格本就是原审之人，难免不掩饰遮盖。他建议朝廷专饬新任总督秉公严讯，或另简大员前往查办，务求将东乡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做成铁案。
光绪二年九月初四，都察院接到了一份联名诉状，给“滥杀无辜”一说提供了重磅筹码。
当时在京的四川籍京官由内阁中书萧宗璃领头，包括内阁、中书科、翰林院、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等诸多衙门的同乡官员，以及在京的四川籍候选知县、贡士、举人等共计四十七人，联名向都察院呈控李有恒率部洗劫乡里、滥杀无辜。诉状说：
本年春天，东乡县百姓袁廷蛟滋事，四川官府派兵弹压。我们在京接到家乡亲友的信函，以及从四川来京参加科举的同乡所见所闻，都说是李有恒诬杀良民、掳掠妇女。袁廷蛟是因为本县浮派勒收而闹事，知县孙定扬则以勾结土匪为名请兵剿灭。提督李有恒抵达后，百姓还到营呈诉。李有恒意在冒功，竟将呈诉的多名百姓一律捆斩，兵勇又大肆淫掠。百姓在惊恐之下，仓皇多上山寨。李有恒以搜捕袁廷蛟为名，大肆杀戮。官军所杀所掳之人，确系良民，并无匪徒。官军到官渡场之时，恰好是当地赶集日期。官军竟然将商贾货财一并杀掠，附近庐舍全部焚劫殆尽，掳走妇女，装载多船，由绥定府达县、渠县顺流而去，众目共睹。李有恒的部队沿途张贴告示，谎称与叛军接仗，有阵斩杀毙匪徒无数等语，都是乡亲们耳闻目击的。
朕名诉状是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打抱不平和愤怒指控。诉状附上了李有恒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写有“尖峰各寨搜杀无数”等话，明显与文格宣称的“并无搜杀寨民”矛盾。诉状有理有据，可信度很高；且呈控者身份特殊、人数众多，朝廷不得不重视，要求文格重审东乡事件，全面汇集袁廷蛟等相关人员、调集全部卷宗仔细核查，不得再有疏漏，
早在得知京城御史弹劾东乡事件后，文格就清楚此事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很快刑部又押解袁廷蛟返川，文格更加确定自己即将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后人已经无法确切知道文格在此事中的真实角色：他到底是一个疏于管理，失察下属为非作歹的昏官；还是一个忠于事实，确信官军没有胡作非为的好领导；抑或是随时准备从暂护四川总督的位置上离开的过客……如今，暂护期间爆发的事件发酵得朝野皆知，成了爆炸性新闻，而正式的总督大人又迟迟没有上任，文格只好硬着头皮独自善后。
未雨绸缪，几乎在萧宗璃等人呈递诉状的同时，文格秘密委派候补知府庆善前往东乡一带查访。庆善改装易服，在东乡及沿途四处密查，不知是个人能力原因还是其他条件限制，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不多。在东乡，庆善查出虎威前营有官兵将一户庞姓人家的未满周岁男孩抱走；在曾经激战的尖峰寨，庆善查出有好几位姓赵的百姓被官兵砍伤，但都没有身亡。尖峰寨附近一带，赵、王等姓的乡间房屋遭人焚毁。庆善询问原因，有人说是土匪所为，有人说是官兵所为，说法不一。最有价值的信息发生在九月十一日，微服私访的庆善在潼川府城遭遇了李有恒率领部分军队回撤。李有恒住进了福升客栈，庆善发现竟然有女轿同入客栈，偷偷询问店小二，得知是李有恒的一个小妾、一名仆妇和两名使女。十二日，庆善又在太和镇遭遇了同样率领部队回撤的刘道宗。刘道宗住店，不仅携带了两名女眷，还有四名男女儿童、一名仆妇和一名使女。庆山询问店小二，得知也是刘道宗的家眷。
文格得到庆善的报告，于十月二十一日向朝廷奏报。他认为根据密查的结果，不能判定李有恒等人滥杀无辜，但是朝廷军纪严明，李有恒所部官兵涉嫌抢夺儿童、打伤百姓、烧毁民房，如果查明属实，国法难容。李有恒、刘道宗涉嫌携带女眷随营，实属公然违背军纪，只有将相关将领一同归案审讯，才能查得确情。因此，文格请旨将统带虎威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分带虎威前营记名提督刘道宗分别革职，一并交给派查此案的督臣审讯。文格因为没有事先查明这些违法违纪行为，自请处分。
在这里，文格请求将李有恒、刘道宗交给“派查此案的督臣”审讯，是因为朝廷已经任命了正式的四川总督！他就是以勇于任事、刚正不阿著称的丁宝桢。而文格也升任山东巡抚，被朝廷调离了四川。有人猜测，文格终于离开了四川这个是非之地，又接替了丁宝桢的遗缺，可以和丁宝桢相互遮盖原辖区的问题、狼狈为奸。这是他花银子走了宫廷后门才得的好结果。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这样的猜测。更大的可能是，文格身处争议的旋涡，迟迟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朝廷便将其调离事发地，改派更信得过、也更有能力的大臣来办案。
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今贵州省织金县）人，是真刀实枪干出来的晚清名臣。他考中进士之时，正值内忧不断、烽烟四起的动荡岁月。丁宝桢捐家产募兵，奋勇与起义军作战，因功快速升迁。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表现丁宝桢“勇于任事”的特性。第一件事，同治七年，捻军北上冀中，兵锋直指北京。京畿震动。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率领数千精兵，日夜兼程勤王，迅速出现在北京南边狙击捻军，英勇奋战。此役，统兵将领事后都受到皇帝训斥，只有丁宝桢获得嘉奖，加太子少保衔。第二件事，同治八年，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借采办物资为名出宫，沿大运河南下，一路骚扰地方。沿途官员敢怒不敢言。等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丁宝桢死磕安德海没有正式圣旨，属于“私自出宫”，将安德海先斩后奏。慈禧事后抓不住丁宝桢的毛病，相反还要夸奖他维护祖宗成法。此举赢得了群臣一片叫好。如今，敢干事能干事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能将东乡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吗？
客观而言，丁宝桢的查办效率并不高。一直拖到大半年后的光绪三年五月底，丁宝桢才简单汇报了一下查案的进度。他说自己会同四川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溶颐，并调集候补知府彭名湜、易履泰，共同悉心彻查。记名提督李有恒，刘道宗两人归案受审，并调游击谢恩友、总兵雷玉春及现任通判的原绥定知府易荫芝、前任署理绥定知府王元晋、前任署理东乡知县周瀚来成都接受询问。丁宝桢初步的审讯思路是：袁廷蛟滋事是东乡事件的根源，但如今案情重点已经转移为李有恒是否纵兵滥杀无辜，而有没有纵兵滥杀无辜，又必须以袁廷蛟当日有没有武装聚众、有没有主动进攻官军营垒为关键点。为此，丁宝桢委派候补知府熊绍璜、候补知州李传骏前往东乡再次实地调查。同时新授绥定知府志润、署理东乡知县梁融，都是事后到任的官员，丁宝桢认为他们没必要回护前任官员，调查会相对客观。丁宝桢的全面部署展开后，调查有条不紊地展开。
丁宝桢等人先提讯了东乡的局绅和团首王宗恩、向若璠、吴芳体、李开邦，以及原先支持袁廷蛟告状的李金良、李金都等人这些人众口一词，指控袁廷蛟借口减粮聚众闹事，勾结土匪吴奉山等人，烧毁房屋，抢劫资财。他们都是受害者，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在公堂上，李开邦呈上袁廷蛟党羽名册一本，吴芳体呈上袁廷蛟的一封书信。此外，东乡的秀才何景福、龚少鹤、李春芳等人指控袁廷蛟砸毁并抢劫了监生王成全家；程文纯、赵登科等人指控袁廷蛟一伙围困杨开泰率领的绥定营官兵，抢去军火；陈宪高、艾玉兰等人指控袁廷蛟强迫他们带上七八百人，手执器械，到县城外隔河驻扎，还放枪放炮助威。绥定府传他们到知府衙门算账，袁廷蛟不到；廖吉万、冉时帆等人供称他们之前在捐输局经手银两，都缴官申解，并没有浮收舞弊，相反他们指控袁廷蛟因为京控未遂，聚众抢劫了冉正江的盐店。
东乡县证人的供词，对袁廷蛟非常不利。丁宝桢等人随即审讯了袁廷蛟。袁廷蛟坚持自己是邀约乡亲到县城算粮，知县不肯开城，只好在城外驻扎。光绪元年十二月，李开邦叫人来请袁廷蛟到官渡场算账，袁廷蛟带三十余人就去了，夜宿文昌宫。当夜李开邦放火，反诬袁廷蛟纵火抢劫，带人来捉，杀伤了宋青山等九人。正月初，宋青山查出当夜是太林孝花行出钱雇人抓人，就带领一百余人到官渡场寻李开邦复仇，找不到李开邦和太林孝，就砸毁了太林孝花行、冉正江盐店，但没有抢劫财物。袁廷蛟则带人到丰城场找王宗恩算账，也找不到王宗恩，结果族邻把王宗恩的房屋砸毁了。
袁廷蛟对于官军进驻后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雷玉春入驻虾耙口后，先杀了袁廷蛟的侄女。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刘道宗所部进驻官渡场。有百姓来找袁廷蛟，说官兵下乡强抢柴草、奸淫妇女。袁廷蛟就说，要把这些官兵捉拿捆送官府。三月初三，数百名乡亲各拿器械，在官渡场的后山梁上点名。李开邦就向虎威营诬告说袁廷蛟要带人扑营，刘道宗就派兵主动出击，把王盛祥等人捉去，乘势烧毁房屋上百间。三月初五，官军进一步攻破尖峰寨，杀烧千余户百姓。袁廷蛟还听说李有恒部队的官兵掳去妇女二百余名，用船载走，但他没有亲眼看见。
接着，丁宝桢提审了相关将领。刘道宗说，袁廷蛟三月初三勾结马洪仑等匪徒，共千余人竖立大旗，鸣炮吹筒，要进攻军营，自己发兵是为了自卫。至于所部抢夺百姓男孩的事，是百长贺元林的胞兄贺喜林住在附近的渠县，来东乡军营看望弟弟，当地一名妇女，贫困无依，情愿出卖儿子。贺喜林就以钱二千、布一匹的价格，买来作为子嗣，带回了渠县。丁宝桢将贺喜林及男孩押来审问，确实是人口买卖，并非抢人。
李有恒坚称自己初到时，以解散为主。聚众的百姓解散了大半，只有袁廷蛟及其死党分踞寨硐，并向官兵扑营。初五，李有恒率军攻尖峰寨，寨中飞石顽抗，官兵多有伤亡，破寨以后难免多有杀戮，但并未屠杀老弱妇孺。坠岩摔死的人倒是有的。之前微服私访的庆善，查出赵姓数人被官兵杀伤，是破寨后双方短兵相接、互有杀伤，并非滥杀无辜。有散兵游勇乘乱抢夺牛马，李有恒已将其就地正法，传令百姓领回牛马。至于庆善在太和镇所遇的女眷，是李有恒的胞弟、候补道李岳恒的家眷。李乐恒从湖南取道川北前往成都，沿途被误认为是李有恒。至于部队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仅有“攻破尖峰各寨，杀毙无数凶横”的文字，并没有搜杀字样。
实地查访的候补知府熊绍璜等人，也报告了调查结果：
袁廷蛟聚众清账，知县长廉闭城不出。知府易荫芝为安民起见，答应减收地丁，统归县官办理，不再设局绅。易荫芝还传各位局绅到知府衙门清算之前的历年账目。老百姓闻讯纷纷散去。但是局绅们赴府报到后，袁廷蛟屡次给限不到，相反还和会匪吴奉山、盐枭马洪仑等人打砸盐店、花行，抢劫财物。局绅们则在商议第二年捐税时，于四千二百文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之外，加派五百文。袁廷蛟趁机鼓动百姓，声势大涨。知县孙定扬派军官许安国前往弹压，许安国畏惧百姓人多，中途逃回；知府易荫芝派军官杨开泰前往弹压，杨开泰所部一百多人遭到上千百姓围困，最后丢弃号衣、旗帜、军械、马匹落荒而逃。孙定扬即以官兵被围下落不明、县城危在旦夕为由请兵援剿。官军抵达东乡后，先出示谕令，只拿首恶。聚众百姓散了大半。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驻扎官渡场的刘道宗派兵抓获匪徒王英祥。袁廷蛟率王姓宗族上百人并邻近百姓数十人于三月初三日携带旗帜器械，在军营后山梁上大声呐喊，要求释放王英祥。刘道宗带兵抄杀上山，袁廷蛟败溃。官兵杀死王石匠一人，烧毁房屋数十间。初十，刘道宗攻寨子梁、乌嘴寨、红岩寨，百姓逃避，只杀赵姓百姓二人，烧毁房屋十余间。官兵将猪牛大半搜尽。初五尖峰寨一战，百姓遇害或投岩而死约三百人，一半是老弱妇孺，受伤未死三十余人，烧毁房屋上百间。初七，雷玉春进攻千家硐，杀伤男女四十余人，烧毁民房四十余间，猪羊被抢劫一空。当日，军队将数十名妇女关押在宋姓百姓家中，三天后释放。
刘道宗携带家眷随军，虎威营官兵砍伤赵姓百姓等都确有其事。但装载掳掠的妇女而去，官兵逼奸民妇、滥杀官渡场赶集百姓抢劫货物，及殃及太平县百姓，实无其事。
前期的审讯与查访，至此告一段落。丁宝桢对东乡事件的查问，是事发后最大规模的、最全面的调查。相关人员说法不尽一致，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描述。这到底是因为立场不同导致的不同说法，还是观察视角不同导致的不同结论？
但凡勇于任事的人，都是有性格的。圆滑敷衍的人注定不会勇于任事，而敢干事的人注定自信，甚至有些自负；坚强，甚至有些偏执。丁宝桢这个人便是如此。他从贵州崛起，一靠勇敢镇压地方叛乱，所以对地方骚乱带有天然的反感；二靠大刀阔斧地干事，一旦作出判断后坚决执行。多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也让丁宝桢对行政实践有自己的固定观念。这一切，都影响了东乡事件的判断。
丁宝桢查阅了整整七十卷档案文书，首先看到的便是吴棠当年下令“剿匪”的公文，认为官军是抱着剿匪的初衷前往的东乡。结合绝大多数证人都指认袁廷蛟聚众抢劫，他认定后者纠众、勾匪、围城属实，只是烧抢村镇、抗拒官军的细节存在出入，于是提审袁廷蛟。丁宝桢声色俱厉地质问他：当日绥定知府已经答应清算捐税，召集大家到衙门算账，你为什么屡次拒不到场？你带人生事，砸毁店铺、焚烧房屋，大家众口一词，你有什么话说？你说在官渡场没有向官军扑营，那么刘道宗派兵迎战，到底迎的是谁的仗？至于绥定官兵被围，夺去军械马匹，阖府官兵百姓人所共见，你又有何话说？丁宝桢严厉讯问之下，袁廷蛟“俯首无词，自甘治罪”。
袁廷蛟罪行清晰后，更大的问题是官军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卷宗中有李有恒到东乡后的安民告示，丁宝桢据此认为李有恒确实是“先礼后兵”，但是迟迟查不出袁廷蛟的踪迹，实属玩忽职守。至于百姓伤亡最多的尖峰寨攻守战，丁宝桢认为官军杀死百姓三百余人，另有百姓坠岩摔死。原因在于李有恒追击匪徒太急，寨民无知抗拒太强，双方相互仇杀，导致杀伤众多。这不能算是滥杀无辜。至于破寨之后，散兵游勇抢夺牲口；刘道宗携带女眷随营，都暴露出李有恒治军不严，办事草率。李有恒也“无辞置辩”。同时，丁宝桢也审问了雷玉春、刘道宗，他二人也对部队军纪不严，无可置辩。
光绪三年九月初六（事发后一年半），丁宝桢上奏了各方等待多日的调查结果：
东乡事件爆发的根源是东乡县浮收钱粮，而袁廷蛟“身为革役，人素狡猾”，以减粮为借口图谋私利。动乱萌芽之时，知府易荫芝如果能将浮收的地方官撤参，一面认真解散乡民，一面捉拿袁廷蛟严惩，本可以平息事态。可惜易荫芝既不认真查明百姓是否已经解散，又不捉拿袁廷蛟惩治，听任他带领百姓沿乡滋扰。知县孙定扬到任后，竟然以匪徒滋事、县城危急等夸大情况请兵援剿。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担心匪乱蔓延，派拨官军至四千余人之多，又意图速剿，严檄各营“迅图扫荡”。李有恒等人到东乡后，先以安抚为主，声明只拿首恶，按兵不动。各乡百姓尚无十分惊疑。此时，孙定扬与局绅议派次年捐输，置历史问题于不顾，还要提离银钱兑换比例，加重百姓负担，人心严重不安。孙定扬又进一步在官渡场设捐输局、招募兵勇，要抽场内百姓的商品税充作兵费。愤怒的百姓砸毁团局。局势严重恶化。
等到袁廷蛟官渡扑营事件发生，官兵反击，大败暴民。老百姓都怀疑官兵要“痛剿”，纷纷退避山寨。而大巴山南麓和川东一带山区，自古就有结寨自保的传统，“依山为寨，因岩为硐”，以各寨硐为据点，预先囤积刀枪器械。百姓一感觉危险，就躲入山寨。咸丰年间社会动荡，东乡各地纷纷兴办团练。团练与原有的结寨自保传统结合起来，老百姓就拥有了相当强大的组织、武装能力。事发前的光绪元年四月，恰好有巴县土匪窜扰东乡县，各场寨纷纷动员起来自卫，将土匪打散。外来的官军见山寨人声鼎沸、旗甲鲜明，自然怀疑百姓武装顽抗，就用力进攻。“攻者愈急，守者愈固”，典型的“安全困境”场景就爆发于此。官军疑极生忿，杀戮遂至数百人之多。
在丁宝桢看来，东乡事件是一起因为赋税沉重引起的，被狡猾的袁廷蛟所利用的，因为府县官员处理不当而恶化的，官军与百姓相互猜疑而爆发厮杀，最后恶化为数百人死亡的流血事件。丁宝桢关注的要点，不是赋税，不是腐败，而是东乡特殊的社会组织，即农民的高度组织化与军事化。一盘散沙的农民一旦组织化、军事化，再因为资源或权利的分配不公上升为反抗，就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历朝历代都防范农民形成固定、半固定的组织（比如帮会、山寨、地下宗教等）更严禁农民组织军事化。可是当社会动荡之时，朝廷又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允许百姓抱团自卫。清朝后期的地方团练、民团等形式就是例证。萁中的度如何把握，就考验地方官府的施政智慧与控制能力了。东乡悲剧的要点，在丁宝桢看来就在于当地农民力量的失控。
依据以上事实，丁宝桢对相关人等的处理意见如下：
袁廷蛟纠众围城、勾匪烧抢、围困官兵抢夺军装马匹、率众扑营，按“谋反”罪判斩立决。
东乡知县长廉，不能革除弊政，又在袁廷蛟起事之初不能立刻查办，工作疲软，革职；署理东乡知县孙定扬处置严重失当、刺激百姓，又仓皇请剿，致使事件升级为军务，酿成大案。孙定扬革职，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孙定扬声明老母现年八十三岁，自己是独生子，符合“亲老丁单”的免罚条件，申请免于发配；绥定知府易荫芝，做事糊涂、作风不实，因已经降为通判，免于处罚；继任知府王元晋、继任知县周瀚未能禀报袁廷蛟闹粮、带兵将领纵容掳掠等实际情况，工作疏忽，请求交部议处。
记名提督刘道宗、记名总兵雷玉春率部杀伤百姓，属于正常战斗伤亡，但治军不严，且刘道宗携眷随营。刘道宗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雷玉春革职，杖八十，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记名提督李有恒并无滥杀无辜、携眷随营等事，但身为总指挥，不能整饬军务，对部将携眷随营、兵勇军纪涣散情况毫无觉察，属于溺职，革职处分；地方军官许安国、杨开泰、蔡启祥等原本可以将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却在带兵查办时，畏众潜逃，并丢弃军火、器械、马匹，懦弱无能到极点，一并革职。
局绅王宗恩、团首吴芳体等人经收的税粮都缴官呈解，并无勒派浮收，且都受袁廷蛟的严重伤害，不另行处罚，无罪释放。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骤然调动大军，办理并非恰当，交部议处；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失察部队军纪，交部议处。
丁宝桢基本维持了文格的观点，同时增加了众多细节和判断。奏折递上去后，慈禧太后以“此案重大，人命攸关”为由，交给六部九卿会同审理。东乡事件已经成了朝野关注焦点，且涉及数以百计的人命，慈禧要求务必公正清楚，做成铁案。丁宝桢的结论下发朝廷各大臣、各衙门后，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提出诸多疑问。尤其是四川籍官员，义愤填膺，斥责丁宝桢陈述并非事实。因此，大多数公卿大臣拒绝在文书上签字。
只要有人不签字，会审就通过不了，事情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拖过了年。光绪四年正月，著名的清流党人、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弹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张佩纶指出，传闻李有恒事先买通劣绅为自己鸣冤，丁宝桢被蒙在鼓里；也有传闻，丁宝桢派人实地调查，得出的并非实际情况，而是事后粉饰过的。京城里还有人说丁宝桢一开始就对地方骚乱抱有成见；甚至有人说丁宝桢回护文格，是因为他在山东就不干净，需要文格同样替他同护。总之，丁宝桢不具备审明案件的客观性、公正性，张佩纶奏请直接派员专查此案。
二月初一，上谕推翻丁宝桢的结论，启动重审，委派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查明案情。李宗羲是何许人也？李宗羲是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地方任职期间遭遇太平天国起义，遂积极镇压太平军，敢闯敢干又能干成事，积功升迁至封疆大吏，历任多地巡抚、总督，经验丰富且有清正廉洁的名声。光绪元年，李宗羲因病卸任，在开县老家休养。开县与东乡县相邻。从多方面来衡量，李宗羲都是合适的查案人选。于是，李宗羲继文格、丁宝桢之后，成为第三任查案的朝廷大员。那么，他能挖掘出真相吗？
光绪四年四月初四午后，东乡南关外胡金华的客栈里，来了两个穿着布衣长衫的年轻人，一个三十岁上下，另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模样，前来授宿。一名挑夫挑着行李紧随其后。胡金华殷勤接待，两人自我介绍说是万县人。胡掌柜又询问姓名，一个自称王松圃，另一个自称王仲辅，此行是前往东乡县黄金口省墓。当日夜晚，两位年轻人在楼上饮酒，招呼胡金华同饮。三人天南海北地闲聊，很快谈到了两年前袁廷蛟围城一事。二人问胡金华有无看到乱军、有无刀矛器具。胡掌柜略微迟疑了一下，随即将知情之处一一告知。第二天早起，年幼的王仲辅感染风寒，在客栈养病两日。初六，两个年轻人告别胡金华，朝县城北门走去，说要雇船下河前往黄金口。四天以后，也就是四月初十的下午，两人返回客栈宿夜，向胡金华诉苦说银两用尽，缺少盘缠回家，提出将行李抵押给胡金华借贷几两银子。胡金华看二人相貌端正、衣冠整齐，一口应承了下来，当场借出五千文铜钱，并不要两人的行李。王姓二人答应回家后差人来还，并于第二天雇了两乘轿子，动身返乡去了。
四月二十二日，一个爆炸性消息在东乡县城疯传开来：两江总督李大人驾临！当日晌午，李宗羲一行十余人入住了东乡城内后街的同升客栈。胡金华好生羡慕同升客栈。谁知第二天晚上，有人打着硕大的两江总督部堂灯笼，登门拜访小店，说是总督大人的二少爷、侄少爷来还借款本金五千文、外加利钱二百文。胡金华这才知道十多日前住店的两个年轻人，年轻的是李宗羲的次子，年长的是其侄子。胡金华只收下五千文，谢绝了利息。第三日晚上，硕大的灯笼又照耀胡金华的小店，李家还是要送利息，胡金华继续谢绝。如此高调的你来我往，顿时宣扬了胡金华的诚信品德。大家皆大欢喜。
同升客栈的掌柜廖化龙细心接待李宗羲一行十一人。领头花甲之年的老人，高额长眉、气宇轩昂、不怒自威；身后有一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主动料理一切，他向廖化龙自称是袁宾瑜，是李大人的门生兼亲戚。两人带有挑夫二名，轿夫五名，跟班二名。东乡知县梁融闻讯，迅速赶到，手持名帖恭恭敬敬求见。袁宾瑜领着梁知县到李宗羲客房谈话。此时，袁廷蛟的母亲也闻讯跑来同升客栈，大喊冤枉，要投递呈词。袁宾瑜命跟班拦住不接。袁母悻悻而去。
四月二十三日，梁知县差人将东乡案件相关卷宗文书，一并送到客栈。李宗羲赴知县衙门礼节性回拜。途中，袁廷蛟母亲拦轿喊冤，呈上状词。李宗羲接收了下来。朝廷大员入驻东乡，县城内外议论沸腾，都认为是彻查袁廷蛟事件而来，向廖化龙打探消息者不在少数。可惜，李宗羲一行保密工作做得极好，廖化龙并不知晓什么内幕情况。他只是注意到二十三日早饭后袁宾瑜就出城去了，李宗羲则逗留至二十五日早上返回开县。几天后，廖化龙听说袁宾瑜返回过县城，但没见着。不过，总督大人大驾光临，足以让廖掌柜炫耀多时了。
光绪四年六月初六，李宗羲上奏了查访结果。对于事件的前半段，李宗羲与丁宝桢的结论大致相同，认为是官绅通同浮收、袁廷蛟聚众算粮、知县孙定扬冒昧请兵。李宗羲在丁宝桢的调查之上增加了细节，厘清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东乡税银向来以钱完纳，地丁、津贴、捐输、茶税四项合计，十倍于正税。这还不包括本地特有的斗厘、猪厘等苛捐杂税。地方局绅提前垫银交官，然后加上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向百姓征收。乡民不堪承受，怨声沸腾。
第二，袁廷蛟响应知府易荫芝调解，要去府里算账。局绅们骗他回县里，说先和四乡局绅清算再去府里，导致袁廷蛟违限不到，算粮之举不了了之。袁廷蛟得知后，和局绅矛盾激化。比时，团首李开邦、吴芳体邀请袁廷蛟到官渡场，与局绅梁天贵算账。当夜住在文昌官。李开邦、吴芳体指使放火，诬告袁廷蛟抢场，并杀伤九人。会匪吴奉山带着数十人闻风而至，扬言替袁廷蛟报仇，其实是乘机抢劫。花行、盐店就是在此时遭到打砸抢。
第三，知县孙定扬听说官渡场滋事，最先是派局绅张裕康带数百名兵勇前去探听情况。老百姓最恨张裕康这样欺压乡亲的劣绅，男女齐占高山同声谩骂。张裕康吓得跑回县城，谎称袁廷蛟叛乱，怂恿孙定扬请兵剿灭。在请兵一事上，局绅们不顾是非、态度积极、怂恿官府，难辞其咎。
大军进驻之后，李宗羲调查认为：李有恒等人借口搜查袁廷蛟，攻破寨硐，滥杀无辜。这个结论与丁宝桢截然相反。
官渡扑营一事，起因是官兵漫无纪律，在乡村抢夺食物，且强奸了赵尚达的儿媳妇。百姓愤而聚团，要讨个说法。恰好此时团首李开邦、吴芳体对入场交易的粮食每斗抽一升捐税，遭到百姓王英祥的反对。李、吴便诬告王英祥为袁廷蛟党羽，官兵将他拘拿营中。王英祥的哥哥王盛祥，带上团练百余人，在官渡场后山梁吹筒喧嚷，要求官兵放人。刘道宗以为百姓要扑营，派兵出战。战火就此点燃！此战中，王盛祥、王英祥兄弟及无辜百姓一名先后被杀，百姓更加恐惧，纷纷躲进山寨，误会进一步加深。
关于尖峰寨战斗，李宗羲访查结果是战场被杀及坠崖而死的一半是老弱妇孺，其中有七十多岁的赵尚和、庞张氏等老人，也有三四岁的王长生、赵富元等小孩。官兵还掠去了寨中的年幼妇女，大部分妇女被家里人用钱赎回，只有赵尚友、赵尚功的妻子，至今没有消息。千金硐攻破后，也存在绑架妇女的情况，艾玉娣、程戌娣、艾李氏、程于氏等八人至今没有消息。有艾英芝、程文汉呈词为据。
李有恒破寨之后，又轻信李开邦、吴芳体的指使，继续进攻千金硐。百姓闭硐固守，李有恒就令宋家坪素有善人之名的罗心仁到硐前劝说，承诺只搜袁廷蛟并不滋扰百姓。结果，赚开硐门后，不分老幼，官兵屠杀了四五十人。先骗开大门，再滥杀无辜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小尖峰寨、斑鸡硐、灰包硐、巴壁硐等地。此外，官兵借搜索为名，将粮食、衣物、牲畜劫掠一空。烧毁瓦屋数以百计，茅草屋不计其数。
李宗羲还调查出诸多案中案：袁廷蛟算粮之初，盐枭马洪仑率领上百盐贩，浑水摸鱼，将与盐商冉正儒纠纷时遭官府监禁的杜姓盐贩抢走。李有恒大兵驾到后，局绅向若璠、冉正江挟仇，诬告马洪仑是袁廷蛟同党，把袁廷蛟藏匿在寨中，请兵剿办。李有恒发兵攻破雷公、凤头二寨，杀死上百人。马洪仑夫妇服毒自杀，李有恒破寨后，斩马洪仑首级送东乡示众。平时与向若璠有隙的唐乐籍一家，也遭到官兵洗劫。唐家遇害十三人，财物掳掠一空，向若璠的团丁还轮奸了唐家女眷唐向氏、唐郭氏、唐王氏。有唐乐籍的孙子唐占元控状为凭。李有恒的滥杀不只于东乡，还分派官兵，以捕拿要犯为名到附近各县作恶。被官兵找上门的人家，轻则倾家荡产，重则毙命。李宗羲查处东乡十五甲的李廷鸾、开县道林寺的僧人普集，都死于官兵的袭扰。李宗羲说：“李有恒奉调回省，而人心乃定已。”可见李有恒所部在东乡祸害之深。
纵观整个事件，李宗羲认为东乡局绅侵蚀捐税多年，而且每次都联名倡议，如果株连过多，将影响地方稳定，建议重点惩治劣绅。团首李开邦、吴芳体与局绅向若璠三人，是东乡著名痞棍，无恶不作，撒谎请兵，又公报私仇，民怨最深。尖峰寨、千金硐、凤头寨百姓亲眼看到三人在阵前向官兵指手画脚，引导官兵抢掠。李宗羲沿途收到百姓控状十余份，大多是控告三人。李有恒身为统领，不确切查明袁廷蛟踪迹，却妄攻寨硐，杀死数百人，且军纪败坏，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李宗羲认为这四个人是东乡血案的罪魁祸首，应该严惩不贷。
一案两说，到底孰是孰非？
丁宝桢在李宗羲查访期间，密切关注。拿到调查结论后，丁宝桢有针对性展开复查。他委派诚实干练之人改装易服，再次前往东乡查访，同时差传李宗羲提到的原告、被告及证人等到成都受审。这一传讯，反而又生波折。
之前向李宗羲呈控的李春发自称是怀疑妄控，反悔撤诉了；原告宋明芳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家病故，妻子宋胡氏说有人假冒亡夫的名字告状；原告监生邓启才查无此人；原告周华贵等是开县人，均传唤不到。在传到成都的原告中，唐占元告向若璠、赵尚益告李开邦两案，原告都没有证据。丁宝桢再三讯问，唐占元、赵尚益都承认是公报私仇的诬告，请求免于追究；原告邓洪熙则声明自己并未告状，是其他人窃名妄控，再三追问之下矢口不移。李宗羲提供诉状中，唯一能够查实的是李仕映、陈应奎告冉正杉等案。原告指控侵吞的津贴捐输经查是两任知县孙定扬、周瀚筹办城防动用了公款。款项用来修城墙筑炮台，都是应办的公事，与袁廷蛟之事无关。丁宝桢下令由两任知县分别赔缴。原告被告双方都恳请发回东乡自行算清。奇怪的是，李宗羲报告涉及的被告，总共十八人，一听说丁宝桢提解，都自行来到省城投案。经查大多是在事件中遭害之家，丁宝桢讯问后认为供状确凿，与自己之前的调查相符。
光绪四年九月初，丁宝桢就李宗羲的调查，上奏为自己辩解。他承认自己入川之前就知道东乡事件，只是鉴于“人言无定”，只有实地讯问东乡百姓才能得到实情。丁宝桢也承认在一年多的审讯中，袁廷蛟供词“狡展”，自己主要示依靠事件前后的案卷文书，以及其他人的证词，“确核卷据，研讯众供”，最终得出的判断。袁廷蛟也“不能狡辩，俯首认罪”。
李宗羲调查提到的“王廷英”，丁宝桢也承认存在，但定性为“土匪”。土匪王廷英纠众抢毁官渡场，局绅等人赴驻扎该场的刘道宗营中求救。官兵将王廷英拿获。袁廷蛟率众围攻军营逼索王廷英，这才拉开了官民战斗的序幕。袁廷蛟败退尖峰寨中，李有恒亲自带队捉拿。尖峰寨既不献出袁廷蛟，又不准官兵进寨查看，还飞石抵击，打伤官兵多人。官兵各营激愤攻寨，最终杀戮数百人。袁廷蛟恃众扑营、踞寨抗拒，谋反确有其事；而李有恒奉命剿匪，在当时局势下不能不带队进攻，实无重罪可科。
丁宝桢尤其指出：李有恒在四川多年，交游广阔。丁宝桢一开始担心调查官员与李有恒碍于交情而有所舞弊，特意挑选了熊绍璜前往东乡实地调查。熊绍璜家丁此前曾在灌县一带招摇生事，被当时驻扎灌县的李有恒揭发查办。熊绍璜与李有恒因此结下了梁子。丁宝桢认为熊绍璜会认真调查李有恒的劣迹。熊绍璜调查后，揭发了素无嫌隙的刘道宗携眷随营，却证明向有积怨的李有恒没有滥杀无辜。同时，现任绥定知府志润、东乡知县梁融的报告，也与熊绍璜相同。丁宝桢最后说，刚听说血案传闻时，也感到出奇的愤怒，“本有重处李有恒之成见，实无轻纵李有恒之成见”，但是仔细研究全部案卷和众人口供，才觉得耳闻不如目睹，真相比成见更重要。
丁宝桢坚持己见。东乡血案的两个说法，一个由现任四川总督力挺，一个由前任两江总督坚持。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慈禧自然无法钦定谁是谁非，只好正式派前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查办。这是继文格、丁宝桢、李宗羲之后，第四批负责东乡事件的主审官。
但凡一个案子，更换多轮主审，旷日持久，难以定论，就不是简单的“案情复杂”可以概括的了。真正复杂的不是案情，而是案子背后的人和人情。随着审讯次数越来越多，牵涉其中的官员越来越多，案子也越来越复杂。恩承、童华两人不能跳脱出复杂的人情网络，也不具备洞悉种种表述背后的真相的能力。相反，根据事后揭发，恩承、童华两人一进入四川境内，就接受地方官员的迎来送往，并收受礼物。其家人狐假虎威，向地方要礼要物。如此钦差，在半年后的光绪五年春天提供了调查结论。恩承、童华认为李有恒虽然不是故意杀人，但不能确切查出袁廷蛟踪迹，轻率攻破尖峰寨等处，导致数百名百姓伤亡；刘道宗掳掠牲畜、携眷随营；雷玉春纵容部下掳掠牲口；孙定扬加派捐钱，仓促请兵，酿成重案；局绅张裕康、冉正杓等人怂恿官府发兵，又加收捐钱等。基本上折中了丁宝桢、李宗羲等人的说法，了无新意，最后模糊建议“按律定拟”，属于典型的和稀泥。
光绪五年四月初三，上谕公布恩承版调查结论后，大家再次失望。多一个版本，就给血案蒙上了多一层纱布。想来朝廷发布一桩和稀泥的案情，也很无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当此拖沓敷衍之时，又是清流党人挺身而出，推动案情最终解决。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出场了。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探花，于同治十二年出任四川学政，光绪五年奉调回京，在东乡血案发生期间就在四川。他应该是对东乡血案有第一手的观察。据说，案发后，张之洞曾到绥定府主持秀才院试。有东乡县的考生不按规定答题，而是在试卷上写了很多有关东乡血案的文字。因此张之洞对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张之洞调回北京后继续留心东乡案的发展。他发现，大家的争论与他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于是，经过短暂犹豫后，书生的正义感推动张之洞接连上书，专论此事。
张之洞曾在光绪即位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赞同慈禧的主张，帮慈禧化解了光绪继位的宗法问题，为慈禧继续垂帘听政制造了舆论。慈禧太后对张之洞颇有好感。而张之洞的上书也非常艺术，连着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道奏折，步步深入，层层剖析。
他先上书说东乡案事关重大，需要慎重处理。已有的调查结论不能服人，建议朝廷重视。在得到慈禧首肯后，张之洞又将矛头对准孙定扬，认为是孙定扬违例苛敛等腐败问题，导致了百姓聚众闹粮，又蓄意诬民为逆请兵进剿，是此案的首恶。恩承等人对孙定扬判罚不当，没有抓住案情的关键。同时起兵之时，文格下令各营“痛加剿洗”，并非专指会匪吴奉山而言，致使李有恒等人以奉札剿杀为借口大开杀戒。不给文格定罪量刑，不足以服李有恒、孙定扬。张之洞建议由刑部直接调查此案。
连续几道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慈禧下定决心要将东乡案彻底了结。朝廷在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发布上谕，准张之洞所委，命令刑部直接审理东乡案，认真核查所有案卷，同时，‘已经调任库伦办事大臣的文格开缺来京，接受调查。这一回，慈禧要动真格了。
期间，李有恒的母亲李易氏京控，为儿子鸣冤，还诬陷李宗羲查办案件时并没有亲自前往，相反，李家少爷及其亲戚在东乡招摇撞骗，收受钱物，告状之人大多是冒名顶替。李易氏又状告恩承、童华等承审官员刚愎自用，只收集对李有恒不利的证词，一心要置自己的儿子于死地。如果放在往常，李易氏这么一闹，不说案情会更加复杂，起码也会拖延审讯的进程。如果处理不当，李宗羲等人还会惹上一身麻烦。如今有了慈禧认真查办的明确意见，李易氏的诬告很快就被查明了。九月底，恩承、童华就上奏说从东乡县传到十八名证人证明李宗羲亲自前往东乡密查，并没有收受贿赂等事。成都将军恒训和四川总督丁宝桢也查明回奏，李宗羲奉命查办案件确系亲往，其子并无受贿、教唆诉讼等事。李易氏诬告的影响迅速消除。
光绪五年六月十日，刑部尚书文煜领衔上奏了案情。几个关键疑问点厘清如下：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袁廷蛟派人向官渡场盐店借盐，盐店怕乱民滋事，各出食盐一包。之后，官渡场的人商议捉拿袁廷蛟，吴芳体、李开邦二人就设计，冒用该处监生梁天贵的名帖约袁廷蛟到官渡场算账。梁天贵其实不在官渡场。袁廷蛟带人到官渡场的当晚，有人夜寒烤火，不慎烧毁猪圈一间。李开邦就扬言袁廷蛟放火，导致了流血冲突，彻底关死了百姓与局绅调停缓和的大门。事后，知县孙定扬派吴芳体、李开邦担任官渡场团首，两人就对来场卖米的百姓每斗抽米一升，称为“团费”，结果在赶集之日导致乡民王英祥带头抗抽，鸣锣聚集数十人将团局旗械拿去。接着又发生了光绪二年正月初三，袁廷蛟带领数百人到官渡场复仇事件，场面一度恶化为打砸抢。
凡此种种，知县孙定扬都只得到了局绅方面的汇报，本人并未亲临现场查问。官渡场事件闹大后，孙定扬派许安国前往弹压，很快又听说许安国遭到围困，又轻率地请绥定府派来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带兵镇压。事实上，许安国这一批官兵并没有被围，事后安然无恙返回县城。相反，杨开泰率领的绥定府官兵被百姓包围。百姓怀疑他们是局绅私雇的兵勇，且不听解释，勒令他们留下号衣、旗械、马匹：孙定扬一度计划亲自带兵下乡，结果城中局绅告诉他东路一带暴民众多，且乘虚窥伺县城，孙定扬走到一半赶紧缩回县城。因此他有关东乡乱局的禀报，都是从局绅张裕康、冉正杓等人那里得来的，最终得出了“县城危在旦夕”的结论。事实上，经过绥定知府易荫芝、太平知县祝士棻的劝解，东乡局势本有化解的可能，最终却是四川总督吴棠命令李有恒统帅大军进剿。孙定扬难辞其咎。
起初，进驻东乡的官兵小偷小抢，与彪悍的乡民发生争斗，在官民关系僵化、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这些行为很快演变为“官兵剿洗”的谣言。百姓根据以往传统，纷纷上寨躲避。而官渡场团首吴芳体、李开邦因王英祥不服抽米，公报私仇，向刘道宗谎报王英祥是袁廷蛟党羽，导致王英祥拘拿军营。三月初三，王英祥的哥哥王盛祥率领上百人在官渡山梁上吹筒喧嚷，要索回王英祥。刘道宗抄杀上山，开了第一场杀戒。这就是所谓的“扑营”与“反击”。之后的交战中，官军无不大胜，陆续杀死一些百姓。在初五的尖峰寨战斗中，李有恒亲自督战，因为山陡路窄、百姓抵抗，官兵难以前进。最后是李开邦、吴芳体等带领官兵从寨后小路杀进山寨。此战，遇害百姓三百多人，一半是老幼妇孺，烧毁附近民房百余间。恶劣的先例一开，官兵的烧杀抢掠行动随之升级，百姓的鸡鸭牛羊都遭了殃，甚至有十几个百姓是在官兵沿路搜查过程中，无缘无故被害的。官兵滥杀无辜行为，确实存在。
盐枭马洪仑案则是案中案。话说，局绅向若璠与凤头寨富户唐乐籍不和。唐乐籍忌惮向若璠的势力，于是投靠马洪仑，借盐贩的声势与向家对抗。马洪仑及盐贩常驻凤头寨，以此为贩盐据点。袁廷蛟抗捐后，马洪仑也纠集盐贩浑水摸鱼。官兵进剿后，王照南在向若璠的指引下于三月十三日抵达凤头寨。十七日，马洪仑之子马金堂邀集二百余人来救父亲。王照南和陕西总兵刘楚华的部队在雷公寨迎击马金堂，阵斩盐贩数十人。马金堂逃跑，后来在湖北省境内被捕，押送东乡正法。马洪仑闻讯后，于当夜服毒，但未死。十八日，官兵攻破凤头寨，将马洪仑正法，并杀死马洪仑的妻子、雇工和唐乐籍全家。官兵在寨内共杀三十余人。向若璠还引导官兵将唐乐籍家产烧毁。刑部调查认为向若璠等局绅、团首贪婪妄为，是事件激化的重要推手。
而袁廷蛟始终踪迹全无，各营四处搜查。哨官胡小臣听说袁廷蛟曾在李廷鸾家住宿，上门搜查。李廷鸾回复说袁廷蛟并未在家住宿。胡小臣刑讯李廷鸾，导致后者当场毙命。又有消息说，开县道林寺的僧人普集知道袁廷蛟的消息。游击方荣升就跨县将普集和尚抓获，一开始移送开县衙门。后来，方荣升又向开县知县声称要自行押解回营，将普集带回客栈，第二天普集死在店内。仵作检验认为是先受伤后服毒而死。调查发现，普集平时并非安分守己之人，但游击方荣升也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
查清了基本事实，李有恒的罪责就好判定了。李有恒有无妄杀百姓的判断前提是百姓是否叛乱。首先，百姓并无围城，不存在县城危在旦夕的情况；千总杨开泰等人被围，是因为百姓误以为他们是局绅私雇的武装。如果百姓真的有心围困官兵，为什么事后又交还了官兵的旗帜军械，官兵又怎么能脱身而回，又怎么能无一人伤亡？况且，蔡启祥回绥定府就报告了百姓并无谋逆之心。其次，百姓并无扑营。如果百姓要主动进攻，会选择官兵立足未稳之时，怎么会在大兵云集、驻扎半月有余再来扑营？况且所有报告都说百姓只是在山梁上喊叫，并未下山。人都没下来，扑营从何谈起？最后，袁廷蛟等人并未踞寨。杀人夺寨，进而盘踞为己有，才称之为踞寨。早先报告袁廷蛟并未杀人，况且数千官兵攻破十余寨、搜遍东乡县，都没有发现袁廷蛟的踪迹。
那么，袁廷蛟究竟所踞何寨？何来踞寨之罪？局绅怂恿发兵的时候，还扬言袁廷蛟有军令、传牌、簿据等，但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已经无从查证了。况且东乡团练正兴，本来就有许多旗帜令牌。同时，四川各地遍布山寨山硐，百姓一有事就避居山寨，无非各居各寨、各保各家。
刑部最终认定袁廷蛟聚众闹粮、抢掠打砸，确实法所难容，但不是叛逆。既然袁廷蛟不是叛逆，叛党又从何而来呢？历经四年的漫长审讯，袁廷蛟终于卸下了谋反叛逆的大帽子。
经过将近四年的拉锯，历经四任主审官员的审讯，一桩惊天血案，终于到了昭雪的前夜。通常最具戏剧性的昭雪场景又会如何上演呢？
丁宝桢调查东乡案得出官兵自卫反击，剿灭匪徒，没有滥杀无辜的结论时，四川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溶颐都表示过反对。他俩认为，如果说是剿匪，难道东乡满地的百姓，都是匪徒？何至于每日搜杀，连破多座山寨，致使数以百计的无辜良民以及老弱妇孺惨遭屠戮？程豫、方溶颐明确认为李有恒等人“轻视民命”。但是，丁宝桢当面要求两人将个人意见删去，在初审和复审时都坚持东乡案是剿匪。
丁宝桢并非昏庸贪腐之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和他的性格有关。
丁宝桢勇于任事的性格，塑造了他轻视繁文缛节，进而不重视规矩流程，着重追求效率的行事做派。不然，他也杀不了慈禧宠信的安德海。长期处理地方复杂政务，使得丁宝桢完全站在地方官的立场之上考虑问题。比东乡血案稍早的浙江杨乃武小白菜案，是同时期发生的、由地方酿成的冤案。光绪二年，丁宝桢接受四川总督任命、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之时，正是刑部重审杨乃武小白菜案，准备翻案洗冤之时。之前历次审理的浙江地方官员，上自巡抚下至知县，都要遭到惩处。丁宝桢是强烈反对翻案的主力，有一天跑到刑部咆哮公堂，面斥刑部尚书老迈昏庸。他质疑刑部验尸有误之后，扬言：“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丁宝桢潜意识中认为地方事务繁多，地方官员工作不易，轻易不要否定甚至干涉地方的结论：这一意识，贯穿在他处理东乡案的始终。丁宝桢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地方官扩张实权的欲望与主张。
固执地从地方行政角度考虑，丁宝桢确确实实轻纵了李有恒，伤害了无辜的受害者。前任四川总督吴棠命令李有恒“相机剿办”；文格护理总督后，明确修正命令为吴奉山一股应尽力剿洗，袁廷蛟一股应分别剿抚，后来根据李有恒报告的情况再次修正为“拣派队伍挨次搜查，如有恃险负隅不开寨门者，破一二处”，目的是震慑不法分子。同时，文格明确要求“约束勇丁，不得乘势打扰”。李有恒显然没有落实好上司的命令，破寨后杀戮众多，就算寨中有附和袁廷蛟的百姓，也罪不至死，何况更多的是扶老携幼相率避祸的良民，他们何罪之有？李有恒之前狡辩，说是在搜索之时，各寨拒绝献出袁廷蛟，又不指明袁廷蛟踪迹？还不准官兵进寨搜查，不得不破寨搜捕。可是，袁廷蛟本来就不在寨中，百姓如何献出，又如何指明踪迹？况且之前官兵军纪不严，百姓耳闻目睹，如果为了保全身家，闭门不纳也在情理之中。而四川省之前的动荡背景和民间普遍存在的民团组织、持有的旗帜军械，在官兵看来当地百姓就是顽抗，因此奋力进攻；而百姓怀疑官兵要血洗山寨，坚守山寨，进一步扩大了悲剧。
官府调查时，那些受伤未死的妇孺老幼，伤痕尚在。这些可怜人事后几乎没有出面诉讼的，主要是担心民告官，官府不会秉公处理，反而将百姓视为袁廷蛟的匪党，遭受株连。即便是敢于告状的，当日在仓促慌乱之间也不知道凶手究竟是何营何人，无法辨认被告。这是事后丁宝桢没有收到诉状的主要原因。
如今，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溶颐都向刑部陈述了意见。孙定扬、易荫芝、向若璠、王宗恩、李开邦、吴芳体、刘楚华、谢思友等人都供认不讳。最后提审李有恒、刘道宗两人，他俩还强词解释，经过再三开导、逐层剖析案情，并拿其他当事人的供词加以佐证，两人虽然理屈词穷，但仍顽固不肯认罪。
最终，刑部将东乡案认定为是官兵滥杀无辜事件。“袁廷蛟既非叛逆，则众寨民之非逆党自明。寨民既非逆党，则统兵官之妄杀已定。”李有恒为罪魁，孙定扬为祸首，两人都依故意杀人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东乡局绅张裕康、冉正杓作恶乡里，怂恿地方官请兵剿民，败坏局势，依怂恿诬告他人与犯人同罪至死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因为两人都是候选知府，有官员身份，再加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张裕康已经闻风潜逃，四川官府将严密通缉。监生李开邦、吴芳体狼狈为奸，抽取苛捐；贡生向若璠，作恶多端，三人都怂恿发兵，酿成巨案，革去功名，流放四千里，发到极边远地区充军，永不释回。
提督刘道宗、提督王照南、总兵雷玉春纵军杀掠，草率冒功，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总兵刘楚华放任官兵作恶，且致使唐乐籍全家毙命，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游击方荣升将僧人普集打伤后致使其服毒毙命，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继任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瀚无能、溺职，革职。游击黄开泰、参将尹化龙、已革知县长廉、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已经病故的把总许安圈，均免于处罚。
值得叹息的是本案的起源之人袁廷蛟。袁廷蛟起初未必没有私心，但在抗捐过程中转变为了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民的公心。况目，刑部调查确认他并无叛逆谋反行径。但在官府眼中，袁廷蛟还是聚众闹事、挟制官长的刁民，且对事件恶化升级为大屠杀有不可推卸的影响，因此难逃死罪。刑部本拟将袁廷蛟斩首。不料，丁宝桢比刑部更讨厌地方行政的“刺儿头”，已经将袁廷蛟并其子袁能柏暗杀于成都狱中。人犯已死，免于处罚。
东乡血案最终得到平反，袁廷蛟却没有得到昭雪，没有迎来大团圆的结局。不过，宣汉县乡间至今流传着袁廷蛟抗捐的传说，这是对袁廷蛟最大的肯定与昭雪！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没有详查情况就派重兵剿办，因已病故，毋庸再议。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对李有恒等人罪行未能查出参办在前，又对李有恒等人下达了包含“痛加剿洗”关键词的命令，且对总兵谢恩友反映的真实情况置若罔闻，属于办事粗糙草率。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对于特旨交办事件，涉嫌轻纵罪犯，且面谕官员将反映的真实情况删去，属于办事不悉心斟酌，始终偏执。文格、丁宝桢因为是封疆大吏，如何处置，奏请圣裁。
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初十，东乡血案正式结案。朝廷批准了刑部的所有判决。另外，丁宝桢轻纵案犯、办事不力，降为四品顶戴，留任四川总督，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客观而言，丁宝桢不是贪腐昏庸之人，相反是积极进取的干将。但在审理东乡血案时，他偏执顽固，偏离真相，使得案件沉冤，责任不小。好在降级处分并没有打击他，丁宝桢此后在四川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政绩依然卓著。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死在四川总督的任上，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文诚”。与丁宝桢相比，文格显得昏庸无能，责任更大，被革去库伦办事大臣职务。此后再无他在政坛上的踪影。李宗羲对东乡血案翻案，居功甚伟。光绪六年，朝廷征召他进京。李宗羲因病难以成行，光绪十年病逝。
恩承是奉旨查案的钦差，虽然没有厘清案情，但在事后针对四川苛捐杂税倡议削减，直指各地巧立名目横征加派。不久，恩承遭人弹劾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东乡血案至此完结。
东乡血案和江宁刺马案、余杭杨乃武小白菜案并称清朝“同光三大案”。刺马案表现的是清朝官府内部权力矛盾与斗争；杨乃武小白菜案集合了司法腐败和朝廷内部派系斗争，并借助近代媒体和口耳相传，成为最为知名的清朝大案。而发生在西南山区的东乡血案，虽然知名度不如前两者，却折射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矛盾等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社会的均衡关系，是社会整体在官府、宗族、乡绅、宗教、行会等势力之间保持理想的平衡关系。各方力量各管一方，又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传统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就好像一个生态系统，各种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存共荣。
可是，东乡县的社会结构过于特殊。东乡县地处川陕边缘，人口成分复杂。原先的土著居民，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伤亡殆尽，长江中下游的大量移民充实到东乡。到同治年间，东乡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占一半，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的移民占了剩下的百分之三四十。可以说，东乡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个社会，需要稳定持久的发展，才能培育出强大的宗族、行会等势力。在事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宗族的强大身影。东乡不像东南地区的乡村一样，一村一镇几乎都是同姓族人聚居。复杂的地形和贫瘠的山梁，使得当地社区耕读传统不强，也缺乏支撑书香门第的经济基础。礼教不兴，则给各种旁门左道的流行提供了空间。东乡县是大巴山区白莲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但是，白莲教远远没有获得一统地位，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东乡保有一席之地。多种宗教盛行，分散了信众，使得东乡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教力量。东乡的老百姓，似乎还处于比较早期的社会阶段，大家散居在山丘沟壑，定期到场寨交易，自得其乐，却又缺乏横向联系，需要独自应对风浪。
官府称东乡县是“五方杂处，无族性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特殊的社会结构使清代的东乡成为难治之区。官府势力最大的合作者就剩乡绅了。清朝山区的县衙门，缺乏强大经济后盾和雄厚的外力输入，势力往往弱小。乡绅阶层就成了处理家乡事务、维持地方安定的主导力量。东乡县衙要依靠、仰仗乡绅来处理地方矛盾、完成钱粮赋税任务。而乡绅既有官府支持，又缺乏其他力量的制约，一枝独大，慢慢膨胀成了奇葩。在东乡案件中，捐输局的成立、包税制的推广、银钱兑换比例的不断提高，都表现了乡绅势力的恶性膨胀。缺乏制约的局绅们，犹如在生态系统中没有天敌的野草，恣意生长，汲取一切养分、遮蔽太阳光芒，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东乡的社会不是系统崩溃，而是在这之前以内部斗争的形式就爆发了出来。四川方面称“东乡民气刁悍，实为嗜乱之区”，说的是当地百姓的斗争传统。跳脱了种种束缚的东乡人，勇于反抗不公。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四川省的首义地点就是东乡县。文格称东乡“近年来屡次聚众围城，习为故事”，虽然有所夸张，但当地百姓经常奋起抗争，确实是事实。吴棠、文格、李有恒等人进兵围剿，可能也有遏制百姓抗争蔓延的考量。想不到，最终是社会系统中看似一盘散沙的普通人的抗争，成了遏制一枝独大的乡绅最大、也是最后的力量！遗憾的是，这种遏制表现为数以百计无辜生命的丧失。
东乡唯一能对乡绅势力构成制约的是官府的公权力。遗憾的是，代表官府的易荫芝也好，孙定扬也罢，即便不是当时官员的下限，也绝不在官员能力素养的平均值之上。易荫芝深得官场敷衍圆滑之道，孙定扬则昏庸无脑，非但不能制约乡绅的胡作非为，反而被局绅牵着鼻子、怂恿得团团转，不仅使得公权力在化解地方矛盾时缺位，而且引入了暴力机器。李有恒等暴力机器的出现，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最终平反处置的结果，事实上也沉重打击了乡绅的力量。包括张裕康、向若璠等头面人物在内，东乡乡绅受处置的数以十计。动乱时的打砸抢，事后大规模的追责，没有一方是受益者！
在理想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官府充当相对超脱的仲裁者的角色，维护规则的底线，避免类似东乡事件的“全输”结果。遗憾的是，东乡县、绥定府都没有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张之洞曾在奏折中提议嘉奖原太平知县祝士棻，认为他平和务实有手腕，一度使得东乡局势朝着化解的方向发展。因为史料缺失，不知道祝士棻有无得到褒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设光绪元年是祝士棻处在孙定扬的岗位上，说不定大屠杀是可以避免的。这也说明，官员个体素养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毕竟官府公权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