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五代皇帝。汉景帝刘启之子，母为王夫人。7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即位为天子，在位54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帝王，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和独特性格的帝王。
汉武帝即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改汉初盛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作风，大兴儒术，实行学范。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这样的文治武功，使他成为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人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时代。
1窦太皇太后与武帝之争：武帝失败
一位既有雄才大略又能善于用人的盛世君主，在家族之争中也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其实质是大权暂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汉景帝于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去世，16岁的刘彻即皇帝位，也就是著名的汉武帝。
汉初国力比较虚弱，统治者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极为适宜的。到汉武帝继位时，国家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步繁荣昌盛，国力也已相当强大。刘姓皇朝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国家在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尖锐的矛盾，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此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汉武帝刘彻决心解决这些矛盾。于是，他首先从招揽人才入手，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并亲自召见他们，询问国策，史称“贤良对策”。
贤良对策后，汉武帝就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从小深受儒学影响的武帝开始实施新政：他首先罢免了丞相卫绾，让魏其侯窦婴接任其丞相职务。又让母舅田蚡做太尉，掌管军队。窦婴和田蚡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和王臧又推荐自己的老师、《诗经》博士申培改革祭礼、研究明堂制度。汉武帝派人用蒲车和礼物聘迎申培到长安做太中大夫。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决定与这些儒臣合作干一番大事业，进行政治改革，推行多方进取的政治措施。当时朝廷面临的第一个政治隐患，是郡国富豪实力日益强大，直接影响到了朝廷政令的推行。汉武帝为严格法制，诏令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如果情况属实则予以贬职。为了抑制、打击诸侯王，武帝坚决采取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下令居住在长安的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去；他有时还召来诸侯王的部下，迫使他们检举诸侯王的罪过。诸侯王们为此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汉武帝又施行了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如年满80岁的老人，他家里免除两个人的口算钱；年满90岁的老人，还免除家里的口赋钱，并免除一个儿子服役；废除关卡的税收制度；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贫民耕种；减省“转置迎送”的卫士10000人等。他还施行恩德，振兴教化；继而又设明堂，起草巡狩、封禅制度，准备变更历法和服色，顺利进入太平盛世。
但此时朝中大权仍操纵在“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皇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自文帝时就被立为皇后，在宫中可以说是地位高、权势大，武帝自然是得让她三分。窦氏一族有三人封侯：兄窦长君早死，其子窦彭祖封为南皮侯；其弟窦少君封为章武侯；其侄窦婴，任命为大将军，封为魏其侯。窦氏家族在朝廷的势力很是庞大，恃宠怙势，为非作歹，遭到检举和贬谪的人很多，窦氏列侯的夫人们多是公主，他们在京城的势力盘根错节，都不愿回到封地去。这些皇亲国戚们不断到他们的总后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新的政治措施，另外加上窦太皇太后本人“好黄帝、老子言”，不喜欢儒家思想，因此，窦太皇太后极力反对新政。为此，在朝中，以窦太皇太后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集团，钳制了汉武帝的新政。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上书说：“现在皇上已经继位，请太皇太后不要再干预国政，把大权都交给皇上吧！”这等于是取消窦太皇太后的特权，窦太皇太后大发雷霆，立刻让汉武帝废除新的政治措施，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关押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赵绾和王臧后来在狱中被逼至死。汉武帝的新政措施被迫中断了。继任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职务的分别是许昌、庄青翟和石建，他们都是窦太皇太后的人，并且不是儒士。此时政权基本上操纵在窦太皇太后手中，汉武帝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时机。
这件事表面上是赵绾和窦太皇太后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被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帝与极好“黄老”思想的窦太皇太后之间的斗争，这一回合窦氏家族赢了，表明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中。
2思想上：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随着皇权的加强，经济实力的增强，疆域的扩展，汉武帝认为有必要加强思想上的统一。不同于采用焚书坑儒等强制性手段的秦始皇，汉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
公元前135年，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去世了，时年22岁的武帝独揽朝中大权。从此，汉武帝终于告别了政治的“禁锢期”，开始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
汉武帝招贤良对策，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见，接受武帝策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一文中系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思想范畴之内，才能使法纪统一，人心统一，行动统一。另外，董仲舒还提倡“君权神授”和儒家专政。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不仅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这是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武帝为实现其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对统一思想、统一舆论、巩固国家政权、稳定国家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对传播先进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满足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官吏的需求，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网罗人才，重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公元前140年，武帝怀着“任大而守重”的使命，下诏全国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到朝廷接受策问，一次就由各地推荐上来100多位人才。武帝实行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令郡国每年举一次孝廉，每次各举一人；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汉武帝还建立了征召制，把那些具有才能而又不愿出仕的社会贤者、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征召入朝，为朝廷服务，如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均在此列。“贤良对策”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把教育与选官有机结合起来，定期向朝廷输送文官。
汉武帝下令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仅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蜀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儒学便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也因之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太学和地方学校的创办，极大地提高了官员们的文化素质。
汉武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汉武帝也是中国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3政治上：推恩削藩，裁抑相劝
削藩、剪除贵族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官营盐铁，是汉武帝政治统治上的关键措施。
经过汉初几代君臣的苦心经营，虽然到武帝时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但政治上依然是隐患重重。
登上皇位之后，武帝最不能忘的是帮助他顺利登上皇位的几位至亲。他先封母亲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又封长公主刘嫖的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了他小时候“金屋藏娇”的诺言。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行多方进取的政治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继位之初，所用丞相大多为开国功臣，位高权重，权力往往超过皇权，直接影响着皇上的统治。为此，他便逐步进行改革，目的是削弱相权，强化皇权，最终加强中央集权。
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在景帝时就已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以窦太后亲属的身份为大将军领军平叛七国之乱，立有大功，因此受封为魏其侯，权倾朝野。当时，武帝母舅田蚡只是一个郎官，对窦婴极力巴结，说话、敬酒时总是跪着，恭敬如父。为此，窦婴对他也全力栽培。窦太皇太后死后，窦婴失势，以侯爵的身份闲居在家。这时，只有曾任过中郎将和燕国之相的灌夫仍然和他要好。
建元六年六月，武帝任命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田蚡五短身材，相貌丑陋，为人奸诈贪鄙，本属缺德少才无功之徒，仅仅因为是王太后的弟弟而受封为侯，窃据相位。由于有王太后这个政治和权力背景，又结交了许多诸侯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所以田蚡的权势得以渐长，百官都对他趋炎附势。
田蚡自恃有王太后为靠山，非常骄横奢侈，大量接受公卿百官、诸侯、郡县的贿赂，家中的金玉、美女、狗马、古玩器物，不可胜数。他建有最豪华的宅第，占有最肥沃的田园，每天去各郡县购买物品的车辆，络绎不绝。他所进言的政事，都是出于他豢养的宾客之谋。田蚡每次进宫奏事，总是夸夸其谈，所奏之事不准不罢休，一说就是大半天，因而他的奏请，武帝往往不得已才采纳。田蚡还独揽任官除吏的大权，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他所推荐的人，有的甚至从平民一下子便做到二千石的高官。武帝对此极为反感，一次，田蚡又拿来一大串任官的名单，武帝终于忍不住说道：“你要任官的人有没有个完？朕也想要任命几个呢！”
田蚡为相后，不再把窦婴放在眼里，反过来还要夺取窦婴的田地。灌夫是一个军功卓著、性格耿直、疾恶如仇的老将军，他见田蚡如此忘恩负义，以势欺人，心中愤愤不平。在一次宴会上，灌夫借着酒劲，指桑骂槐地把田蚡大骂了一番。田蚡怀恨在心，便捏造罪名，串通王太后逼迫武帝于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冬，将灌夫和救护他的窦婴处死。田蚡以诛杀公卿一事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淫威。
田蚡害死两位大臣后不久，便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疼，身上如鞭子抽一般，疼得叫唤不已。侍从请来许多名医，但都诊断不清病情，急得他号哭谢罪。汉武帝和王太后听说了以后，便请来一位方士为其求神问卜，方士说：“丞相曾杀害了两位大臣，是这两位大臣用鞭子在他身上狠抽，报他们的一腔怨气。”
田蚡一听，十分害怕，没几天就死了。
窦婴和田蚡的死，对汉武帝来说，是一件大好事。窦、田二人的斗争，其实也是窦氏势力和王氏势力的斗争，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冲突。在武帝来说，不论窦氏掌权还是田蚡掌权，都会成为他独裁的绊脚石。
田蚡死后，武帝再也不任外戚为相，并收回了宰相任命官员的权力。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任命没有爵位的儒士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再封他为平津侯。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彻底破除了军功贵族的特权。他不仅削弱相权，还经常对丞相谴责、黜免，甚至处死，弄得大臣们视当丞相为畏途。由此，武帝完成了他走向皇权专制统治的第一步。
刚刚继位的武帝，既要限制诸侯王实力的膨胀，防止他们对帝位造成威胁，又要利用其血缘关系来维持以自己为首的刘姓天下的统治。这时，主父偃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区）人，早年学的是纵横之术，到了中年后听说汉武帝重视儒术，他才改行学习《春秋》、《周易》，因此齐地的儒生都看不起他。主父偃在家乡穷困潦倒，始终得不到地方诸侯王的重视。于是他决定直接上书武帝碰碰运气。谁知这次运气竟是出奇的好，上午将书信递进去，下午就得到了武帝的召见。武帝很欣赏主父偃的见解，任命他为郎中。
主父偃看穿了武帝的心意，向汉武帝建议说：“当今诸侯王封地太大，难于控制，父子传承，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恐怕他们会立即反叛。如今每个诸侯都有十几个儿子，而只有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得不到任何封赏，长此以往，也容易引起哗变。如果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既能体现您的恩德，又可以分割诸侯王的国土，削弱他们的势力。”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四年的时间，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年—前87年），又有44人封侯，有时一日之内甚至有24人同时封侯。
“推恩令”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实际上是缩小诸侯王的地盘，剥夺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使之无法割据一方而对抗朝廷。经过一番推恩削藩的举措，诸侯势力进一步衰弱，中央的集权统治得到加强，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仍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就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出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借此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汉武帝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了中、外朝，形成了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减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汉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刺史由朝廷派遣，不处理一般事务，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不过，刺史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举中丞，请求上级处理。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的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通过实施以上政策，汉武帝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皇权，为以汉武帝为首的刘姓家族扫除了许多政治障碍，也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杀主父偃：妥协诸侯，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于诸侯问题不能一味地纵容，但又不能打击过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汉武帝很清楚，有时表面妥协也是避免不了的。
自从实行推恩制度以后，主父偃便成了武帝的宠臣。随后，他建议汉武帝继续向各诸侯王派驻中央命官，对诸侯王进行严厉打击，因为这是汉高祖就开始的一种制度，所有诸侯国只是敢怒不敢言。从此，国相由朝廷任命，其权力要高于诸侯王。
主父偃大量掌握着一些诸侯王的违法证据，他对此毫不客气，进行坚决打击。他首先拿燕王刘定国开刀。
刘定国是刘氏远房宗亲刘泽的孙子，刘泽因诛吕有功，文帝即位后，改封刘泽做了燕王。刘泽做了大概一年多时间的燕王就病死了，死后谥号敬王，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刘嘉，死后谥号康王。刘嘉死后，王位传给儿子刘定国。
刘定国是一个没有人伦的色鬼，他不但与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生下一子，又霸占弟弟的妻子为姬妾，而且还与自己的三个女儿通奸。除此之外，刘定国还违法无度，杀死了肥如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多次上书向汉武帝告发刘定国不可告人的事实。经主父偃调查，证实确有此事，民愤极大，汉武帝便处死了燕王刘定国，并且同时取消了燕国的封号，改设为郡，收归朝廷。
第二个被处置的，是齐国厉王刘次昌。
刘次昌因与姐姐通奸而被告发。主父偃上书武帝，言齐国富强然而齐王与皇帝的血缘太过疏远，又提及齐王的不伦之事。
于是汉武帝派主父偃去任齐国国相，并办理刘次昌的事情。主父偃来到齐国之后，就加紧审问齐王后宫宦官中帮助齐王和他姐姐纪翁通奸的人，宫中宦官侍女揭发了齐王大量的罪行。在政治高压笼罩下，年少的齐王，害怕自己和燕王刘定国的下场一样，就饮毒药自杀了。齐厉王死后无嗣，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收归朝廷。
这时的汉武帝对主父偃言听计从，视之为谋主，一时之间，主父偃的权势炙手可热。朝廷大臣不得不巴结他，贿赂给他的金钱达到数千金之多，而主父偃也都坦然接受。也有人劝说主父偃稍微收敛一下，主父偃仗着自己受宠，没有听朋友的劝说，依然是我行我素。
赵王刘彭祖是汉景帝的第六个儿子。公元前156年，刘彭祖受封为广川王，4年后改封为赵王，建都邯郸。刘彭祖是一个不肖之徒，为人奸佞，表面上谦恭温和，内心却刻薄残忍，是当地一手遮天的土霸王；而且刘彭祖贪婪成性，搜刮百姓，征税甚至比朝廷还多。他做王六十余年，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撵国相无数，许多国相让他整得不是被诛杀就是被处以刑罚。刘彭祖生活奢侈糜烂，姬妾成群，生养了很多儿子。燕王、齐王事发之后，刘彭祖怕受制于主父偃，便先告主父偃收取贿赂一事。汉武帝听后十分生气，念在主父偃是个人才，暂时没做出处理。不久，又听说主父偃逼齐王刘次昌自杀，汉武帝再也无法忍受了，就召回主父偃并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杀死了他。
汉武帝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自己统治的角度考虑的，他认识到皇帝与诸侯的关系必须是恩威并重，既不能无限度地纵容，任其发展；又不能打击过猛。他对诸侯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拉一拉、打一打的办法。一方面要打击他们，另一方面还要利用他们。为此，他怕主父偃继续这样做下去，激化自己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所以出于政治考虑，杀了主父偃，与诸侯王之间表面形成一种妥协，这样他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5维护专制权威和统治：杀郭解惩治布衣游侠
专制制度下，怎样才能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不外乎杀一儆百。
郭解是轵县人，个子不算高，但在当地名望很高，人称大侠。郭解早年是个亡命之徒，还当过职业杀手，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及至年长，思想突然发生转化，变成了一个行侠仗义之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就吸引了不少人跟随他，在地方上形成了一股势力，给轵县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隐患。
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掾，出于对维护治安的需求，他决定把郭解提名迁徙到茂陵。郭解得知此事后，不惜花重金打通关节找到了卫青，请卫青向武帝求情。卫青向武帝替郭解求情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武帝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能让卫青替他托关系走后门的人，肯定不简单。于是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答复说：“一个老百姓竟能让卫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他家也应该不是很穷嘛。”就这样，武帝驳回了卫青的说请，郭解还是被迁徙到茂陵去了。临行前，郭解的那些追随者们凑了一千万钱的动迁安置费送给他，可见其在轵县当地的势力之大。本来郭解被遣送了也就没事了，可偏偏追随他的那些人不甘心，他们多方打听谁是幕后主使，终于打听到是杨县掾所为。出于报复，郭解哥哥的儿子便杀了杨县掾，后来又杀了杨季主。从此杨家与郭家结了仇。
于是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到京城告状，又冒出个郭解的追随者在宫门外把杨家告状的人给杀了。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认为郭解的门徒敢在宫门口杀人，根本就没把王法放在眼里，气焰太过于嚣张，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听到风声后，首先把母亲安置在夏阳，然后自己偷偷潜逃到临晋县。临晋县当地有个叫籍少翁的士绅，本来郭解不认识他，可郭解打探出籍少翁在当地也是个人物，就壮胆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两人相识后，聊得很开心，籍少翁马上送郭解出关。出关后郭解跑到太原。当时追捕郭解的官吏追查到籍少翁家里，籍少翁讲义气，就自杀了，郭解的线索就中断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查他的罪行。
与此同时，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座谈，在座的还有郭解的门客，在座谈调查的过程中，郭解的门客不停地夸郭解怎么怎么行侠仗义。这个儒生看不惯这些人的言行，便插嘴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的门客听到这话，事后就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下了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可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者是谁。主审官员向武帝报告案件审理过程，认为郭解无罪。主管刑罚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认为应该将郭解杀掉，他说：“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玩弄权诈之术。他的门客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武帝批准了公孙弘的建议，按大逆无道之罪诛杀了郭解全族。
武帝杀郭解这件事看似一件小事，可是如果继续纵容像郭解这样的人，那么就会导致地方恶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嚣张。长此以往，肯定会给中央集权造成威胁。武帝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对维护中央集权、安定地方、稳固刘氏江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外交上：开疆拓土，击匈奴通西域
汉武帝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治理国家，不仅解除了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大一统的对外交流。
汉朝建立初期，由于国力虚弱，急需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所以实行“无为”政治，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为以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给西汉王朝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也给西汉边疆的吏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从高帝到景帝，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继位时，国内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安定，兵强马壮，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力量来制止匈奴入侵。
此时的汉武帝再也不愿忍辱负重，他开始制订反击匈奴的政策。由他领导的抗御匈奴的战争，持续了43年，其中最关键性的战役有3次。经过这些反击，匈奴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力量对中原进行骚扰了。
元朔六年（前123年），武帝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从小喜欢征战、善骑射，被提拔为侍中，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在汉匈激烈交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骠姚校尉。汉军出塞后，大将军卫青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霍去病率800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
这支骑兵虽小，但战斗力极强，他们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在这次战争中，汉军斩敌2000多人，以少胜多，大胜而归。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不幸的是，霍去病24岁那年得病死了。汉武帝十分悲痛，深为这年轻武将的英年早逝而惋惜，特意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
由于汉军的英勇杀敌，西汉王朝取得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巨大胜利，汉武帝的抗击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汉建国以来的百年边患基本得以解除。匈奴被迫北迁，出现了“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维护了汉朝边郡先进的农业生产，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和侵袭，使中国北部地区继续得到开发，边境得到安定，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
汉武帝在位期间，历时三年西征大宛，使汉威震撼西域诸国，西域诸国纷纷对汉称臣，从而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甘肃西部开始进入中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还平定了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通过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新疆一带少数民族和内地的联系。通过和亲，建立了汉朝和西域大国乌孙的联盟，开辟了西汉与康居、月氏、木夏等国的交通。
汉武帝推行抗击和“征抚”的民族政策，广开三边，拓植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中国的版图初具规模，并且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局面，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他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伟大抱负。从此，西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
7经济上：调整政策，重用桑弘羊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大权，抑制商人势力，汉武帝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平抑物价，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
汉武帝元狩年间，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文景时代国库里累积起来的巨大钱粮储存，已经被连年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关东又连年水灾，治理河道和安置灾民的花销，更使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捉襟见肘。
为了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跟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汉武帝起用了一批“兴利之臣”来进行财政改革。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这时桑弘羊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桑弘羊是河南郡洛阳人，出生于商贾家庭，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经商理财，很早就显示出过人的聪颖和才能，能够不用筹码直接心算。桑弘羊13岁时就进入宫廷，作了汉武帝的侍中，以善理财著称。
汉初，刘邦为取得地方的支持，允许冶铁、煮盐和铸钱这三种行业在民间经营。至武帝时，最大的铁、盐商贾拥有的财富已达万金之多，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为此，汉武帝下令中央收回盐铁业经营权。这样，冶铁、煮盐和铸钱就成为当时最大的三项财源。桑弘羊派人到各地去巡视，清除积弊，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又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全国共设铁馆40多处，盐馆30多处，对盐铁实行专卖。由此，朝廷增加了巨额收入。
为了统一币制，汉武帝下令把铸币权收归朝廷，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明确了皮币、白金和五铢三种货币形式；并规定钱币由上林苑的三个工房铸造，称为三官钱。这样既保证了钱币的质量，又方便了钱币的流通。这次币制改革进行得非常成功，五铢钱通行数百年，直到曹魏时还为百姓所乐用，五铢钱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信誉最佳、通行最久的铸币之一。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的手段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颁布了推行均输、平准的新法，由中央统一调剂全国的运输和物价。汉武帝在各郡设立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各郡国征收的租赋财物，向京都运送；又在京都设置平准官，统管全国运到京都的各种财物，除去朝廷所用外，作为官家平衡物价的资本，并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用于调剂有无。另外，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就是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凡不如实申报财产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罚往边境戍守一年；有告发者，一经查实，告发者得没收财产之半，称为“告缗”。这一制度的实行，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可使百姓免受富商大贾的盘剥，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农业方面的积极措施。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元光六年（前129年），起用著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渭渠的工程；同时，又征发万余民工修建龙首渠。他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在兴修水利中，劳动人民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得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成为中国第一条地下水渠。武帝也非常重视治理黄河。元封二年（前109年），他征调数万民工修治瓠子决口，亲自巡视工地检查工程，此次工程堵住了二十多年堵不住的黄河决口，此后的80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在农业上，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耕作方式和技术。武帝时，已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汉武帝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深，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豪强地主巧取豪夺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经济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汉武帝下令将郡国豪强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到茂陵。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予以严厉镇压。武帝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来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活动，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的。由于汉武帝加强了皇权，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促进了全国政令统一，因此，其在位期间，经济繁荣，西汉国力空前强大。
8后、妃之争：卫子夫受宠，陈皇后遭废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众多皇族成员之间为了权势而明争暗斗，自相残杀，一个皇族的发展及延续，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谋略和才能，看他有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家族。
汉武帝即位以后，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成为皇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的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皇后阿娇从小生活在宫中，任性刁蛮，便把感情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一眼就看穿了武帝的心思，便向他推荐了自己最得意的奴婢──卫子夫。卫子夫出身卑贱，母亲卫媪是平阳侯曹寿家的婢女，曹寿是开国元勋曹参的后代，娶武帝姐姐平阳公主为妻，因此而地位显赫。后来，卫子夫被平阳公主带到长安的公主府，教她歌舞，成了公主府的一名歌伎。
汉武帝对卫子夫一见倾心，遂将其带回宫中。
陈皇后得知此事后，非常恼火，但因自己入宫十余年而无子，也不可大吵大闹。她每天一面看着汉武帝，怕他去找那个卫子夫；一面求神拜医，烧香吃药，看能否怀孕，可一天天过去，仍是没有成效。
因陈皇后之故，卫子夫入宫一年多都没有得到武帝宠幸。恰好武帝外放宫人，卫子夫就流着泪请求武帝放她出宫。卫子夫楚楚动人的样子再次博得汉武帝的好感，此时她才真正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
汉武帝除打理朝政游猎读书外，几乎都住在卫子夫这里，再不去陈皇后那儿。甚至有时他去游猎，都要带着卫子夫，这让陈皇后十分恼火。但更让皇后恼火的是，这个新得宠的女人，竟很快怀孕了。看着卫子夫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陈皇后妒火中烧，她要除掉卫子夫。
汉武帝对皇后的脾气了如指掌，早就料到皇后会这样做，便派了侍从注意。陈皇后果然闯进卫子夫宫中，要和她拼命，汉武帝让人把她拖了出去。
早就对皇后不满的汉武帝，肯定不会放过这件事。皇后受了委屈便去找母亲大长公主。大长公主心疼女儿，便多次责备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阳公主说：“用无子，故废耳。”
陈皇后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便和母亲长公主商量谋杀卫子夫与同母异父的弟弟卫青。 但在卫青朋友公孙敖的帮助下，卫青得救了。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怒，想借此压压长公主母女的气焰，于是就宣卫青进见，当着皇后阿娇的面，任卫青为建章宫监，加衔侍中。不仅如此，就连卫青的同母兄弟姊妹也一并加封。武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又封卫子夫为夫人，升卫青为中大夫。
皇后阿娇并没有接受教训，后来她听说有一女巫楚服法术极高，能用咒语使皇帝回心转意，还能使自己所仇恨的人死于非命，便冒险派人把楚服请入宫中作法。楚服煞有介事地召集一群徒子徒孙，在宫中设坛祭祀，召请各路鬼神。武帝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查处此事。楚服被重刑拷问，以大逆罪处以极刑。楚服的徒子徒孙和宫内的使女、宦官，受牵连者多达三百余人，一律处死。武帝认为堂堂皇后竟然装神弄鬼，便下诏收回陈皇后的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后在长公主的请求之下，仍然受优待。
阿娇被废以后，卫子夫日益受宠，一连为武帝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武帝喜不胜言，给小儿取名为据，册封卫子夫为皇后，下诏大赦天下，普天同庆。
后宫的争夺纯粹是家族之间的争夺。陈阿娇被废，卫子夫被立为皇后，表明在这场宫廷斗争中，陈氏输给了卫氏，从此在朝中或者说在后宫，不再是陈氏的人说了算，卫氏则取而代之。
9杀淮南王刘安：维系嫡系大宗的皇统
一些皇亲国戚掌握了一定大权，便倚仗自己的地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但最终还是死于皇权下。武帝为了巩固和维系嫡系大宗的皇统，对一些皇室权贵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在刘氏众多的宗室支系中，淮南王刘安因撰写《淮南子》一书而名垂青史。淮南王族系的开基始祖名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后被封为淮南王。文帝时，刘长因谋反被废黜王爵后绝食而死。后封刘长的儿子刘安承袭刘长的爵位，出任第二代淮南王。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入京朝见皇上。与淮南王一向交好的武安侯田蚡（王夫人的弟弟、武帝的舅舅）亲自在霸上迎候他，并告诉他说：“现今圣上没有太子，而您是高皇帝的亲孙，施行仁义，天下无人不知。假如有一天宫车晏驾皇上过世，这皇位不是您的又该是谁的呢！”刘安大喜，厚赠武安侯金银钱财物品。后来天上出现了彗星，淮南王在门客的游说之下加紧整治兵器，积聚钱财贿赠郡守、诸侯王、说客和有奇才的人。各位能言巧辩的人争为刘安出谋划策，这些人胡乱编造荒诞的邪说，花言巧语蒙蔽刘安，更加坚定了他的谋反之心。
淮南王刘安因阻挠郎中雷被从军奋击匈奴等行径，破坏了对武帝明确下达的诏令的执行，应判处弃市死罪，但是武帝并没有同意，只是削了他的封地。淮南王刘安被削封地后，就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日夜和自己的宾客左吴等人察看地图，部署进军的路线。除了实际行动外，刘安也常常寻求心理安慰，自从武安侯田蚡给他吹过武帝无嗣，一旦有变，他有望入继大统的风后，他就固执地认为果真如此。
刘安召见中郎将伍被一起商议谋反之事，伍被不大情愿地说：“圣上刚刚宽恕赦免了大王，怎能又说这些亡国之话呢！现在臣也将看到宫中遍生荆棘，露水沾湿衣裳了。”刘安大怒，将伍被的父母囚禁起来，关押了三个月。
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淮南王刘安的谋逆举动很快就败露了。刘安有个庶出的长子名叫刘不害，刘安一点也不喜欢他，王后和太子也都不把他视为儿子或兄长。刘不害有个儿子名叫刘建，对其父不受刘安重视而耿耿于怀，于是就向丞相公孙弘举报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公孙弘决意深入追究查办此案。河南郡府审问刘建，刘建供出了淮南王、太子及其朋党。刘安眼看刘建被召受审，害怕国中密谋造反之事败露，就想抢先起兵，但又恐怕自己的国相和大臣们不听命于己。他就和伍被密谋先用假装宫中失火的方法，吸引国相和大臣们前来救火，然后再将其除之。谋议未定，又计划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兵卒的衣服，手持羽檄，从南方驰来，大呼“南越兵入界了”，以借机发兵进军。
此时，廷尉把淮南王孙刘建供词中牵连出的淮南王刘安太子刘迁的事呈报给了武帝。武帝命廷尉前去淮南国，逮捕太子刘迁。眼见机会一点点丧失，大势已去，太子便想刎颈自杀，不过勇气不够自杀不成。看着淮南王败局已定，伍被独自往见执法官吏，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事情，并将谋反的详情全盘供了出来，想为自己争取宽大处理。武帝因为伍被劝阻淮南王刘安谋反时言词雅正，说了很多赞美朝廷的话，本想不杀他。但廷尉张汤说：“伍被最先为淮南王策划反叛的计谋，他的罪不可赦免。”于是伍被还是被杀了。
法吏因而包围了淮南王王宫，逮捕了太子、王后，查抄了谋反的器具，还将淮南国中参与谋反的淮南王刘安的宾客党羽一并捉拿归案，然后书奏呈报武帝。武帝接到奏报后便派宗正手持符节去审判淮南王，宗正还未行至淮南国，淮南王刘安已提前自刎而死。太子刘迁和所有参与谋反的人都被满门抄斩。刘安死后，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在这节骨眼上，衡山王刘赐仍在按部就班地行使他参与刘安谋反的计划。刘赐是刘安的弟弟。刘赐的王后乘舒生了二男一女，大儿子叫刘爽，被立为太子，二儿子叫刘孝，女儿叫刘无采。刘赐还有一个宠姬叫徐来，生了四个孩子。另一个宠姬叫厥姬，生了两个儿子。王后乘舒死后，刘赐立徐来为新王后，这使得一直想当王后的厥姬大为不满，于是，厥姬便开始挑拨王后徐来与太子刘爽之间的关系，告诉刘爽说徐来害死了他的母亲。而徐来当王后以后，她的最高目标就是废太子，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此徐来只要一有机会就在刘赐面前吹枕头风，讲刘爽的坏话，想让刘赐废掉刘爽的太子地位。
元朔六年（前123年），衡山王派人上书武帝请求废掉太子刘爽，改立自己所喜欢的刘孝为太子。刘爽闻讯，就派和自己很要好的白嬴前往长安上书，控告刘孝私造战车箭支，还和衡山王的女侍通奸，想要以此来挫败刘孝。衡山王听说刘爽派白嬴去上书，害怕他揭发出自己谋反的阴谋，也上书反告太子刘爽干了大逆不道的事应处死罪。父子相互控告，朝廷便将此事下交沛郡审理。
元狩元年（前122年）冬，负责办案的公卿大臣下至沛郡搜捕与淮南王共同谋反的罪犯，在衡山王刘赐的二儿子刘孝家抓住了重要案犯陈喜。陈喜平日屡次和衡山王计议谋反，刘孝很害怕他会供出此事。刘孝听说律令规定事先自首者可免除其罪责，又怀疑先前太子刘爽指使白嬴上书已将谋反之事告发，就抢先自首，控告陈喜等人参与谋反。廷尉经审讯，情况均属实，公卿大臣便请求逮捕审讯衡山王。武帝便派遣中尉司马安、大行令李息赴衡山国就地查问衡山王刘赐，刘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中尉、大行还朝，将情况上奏，公卿大臣请求派宗正、大行和沛郡府联合审判刘赐，刘赐闻讯便刎颈自杀。刘孝主动自首谋反之事本应从宽处理，但他因犯下与衡山王女侍通奸之罪，仍被处死弃市。王后徐来因以诬蛊谋杀前王后乘舒而犯罪，太子刘爽犯了被衡山王控告不孝的罪，都被处死弃市。所有参与衡山王谋反一事的罪犯一概满门杀尽，衡山国废为衡山郡。
淮南、衡山的这两次大狱，牵连上至侯王、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下至郡县豪杰、百姓，一共株连了数万人。
被血洗后的淮南国、衡山国和江都国已无君主，汉武帝在这几国故地分别设置了九江郡、衡山郡和广陵郡，都直接归属朝廷统领。
其实，这些侯王丧失国土，其本身的罪责是微不足道的。汉武帝是想借此机会来铲除同他血缘较远的那些诸侯王。血缘远的，总有把柄落入汉武帝手里，稍有闪失便要人头落地。汉武帝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和维系嫡系大宗的皇统和他本人至高无上的地位。
10平巫蛊之乱：铲除卫氏集团
巫蛊之祸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这是由外戚的权力斗争，以及武帝自身的迷信鬼神、过度猜忌所造成的，其结果是外戚势力受到了彻底打击。
巫蛊是汉代的一种巫术，即将木偶人埋在地下，用咒语驱使它使人得病致死。自从皇后陈阿娇用巫蛊之术试图谋杀情敌卫子夫之后，巫蛊之风便越演越烈，成为武帝时期的一种社会恶俗。
汉武帝征和元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太仆敬声因仗着母亲是卫皇后的姐姐而骄奢不奉法，私用北军钱千九百万，事发后下狱。公孙贺自请追捕获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此为儿子赎罪。没想到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揭发敬声不仅与武帝女阳石公主私通，还指使人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中埋木偶，祭祀天子。
武帝大为愤怒，立即下令处死公孙贺父子。公孙贺本是卫皇后的至亲，执金吾杜周从公孙贺父子的巫蛊案中，嗅出了卫皇后已经失宠的信息，卫氏外戚成了武帝意在扫除的势力，于是罗织罪名，广为株连。不久，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以及大将军卫青之子卫伉等都被牵连在巫蛊案中，皆处以死刑。
公孙敬声巫蛊案的株连扩大，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武帝与皇后卫子夫、皇子刘据之间展开的由来已久的复杂斗争。
刘据（前128年—前91年）汉武帝长子，母卫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年）四月丁卯，7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征和二年（前91年）八月辛亥刘据自缢而死，后来被谥为戾太子。
太子之位自古是皇帝诸儿子争宠的焦点，所谓夜长梦多，刘据做太子的时间一长，地位反而变得不稳固起来。汉武帝末年，王夫人、李夫人等都已相继生了儿子，汉武帝又宠幸尹婕妤、钩弋夫人。卫皇后年老色衰，终年难得见皇上一面。刘据为人性情仁慈敦厚，温柔谨慎，武帝认为他没有多少才能，不像自己，对他不大满意。于是宫内一些有皇子的嫔妃就打起了太子宝座的主意。
虽然武帝对太子不甚满意，但还没有废立的打算，他觉察到这一切，就特意对太子的舅舅卫青说：“我大汉建国不久，加上北方匈奴屡次前来侵扰，朕如果不制定严厉的律令，后世就无法可依；不出师征战，如何能保天下太平；为此不得不劳民伤财。但后世要是还像朕一样，那就跟秦朝末年一样要走向灭亡。太子稳重安详，虽然不能开拓疆土，却必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庶。要找一个守成的国君，有谁能比得上太子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之意，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可以给我转达一下让他们安心。”卫青连忙磕头谢罪。
然而刘据与汉武帝性格截然不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在外交政策上，太子主张和平共处，每次都进谏劝阻征讨异族，武帝则笑着对他说：“朕替你把辛苦事都办了，给你留个天下太平，不是很好吗？”在对内管理上，武帝惯用严刑苛法，刘据则宽厚仁慈，善于发掘冤狱，被武帝治罪的人，太子常常为之平反。
为此，朝中众臣分为两派，为人宽厚的都支持太子；而严酷刻薄的都担心刘据继位后会对自己不利，就不断地向武帝进谗言。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卫皇后和太子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朝廷中支持太子的大臣也越来越少了。终于让佞臣江充通过巫蛊事件，诬陷刘据阴谋叛乱，使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本名齐，他把能歌善舞的妹妹嫁给赵太子丹。后江充与丹交恶，便逃到长安告发丹的阴私，受武帝赏识，拜为直指绣衣使者。太始三年，太子刘据家使乘车马行驶在专供天子交通的御路驰道中，正好遇上江充，江充依法拘押太子家使，没收车马，并禀报给武帝，从此与太子刘据结仇。
征和二年闰五月，汉武帝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宫避暑时，突然生了病。江充曾经因为举报太子家人而得到武帝奖赏，生怕武帝死后太子即位会遭报复，就说武帝生病是因为太子在背后诅咒的结果。
“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京城里有诸多方士和巫师神婆之流，且有不少女巫往来宫中，常有嫔妃之间互相用巫蛊诅咒。武帝素来迷信，对巫蛊之流深恶痛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此时，武帝听了江充的话，深信不疑，就派他治理巫蛊之狱。
江充得了圣旨，立即带上一个胡巫去捉妖。开始为掩人耳目，便在长安城内四处寻找。到了人家屋内，胡巫含酒往地上一喷，见有祭祀的痕迹，就说此人诅咒皇上，江充马上命令侍吏将其拿下，施以种种酷刑，定要犯人诬服。巫蛊之狱从京师波及到各地，因卷入此案被杀的官绅百姓前后达数万人。但凡被牵上此案的，不管真假，必死无疑。于是，江充让胡巫奏道：宫中有蛊气，如不除灭，陛下的病终难痊愈。武帝又命江充入宫搜查，并派宠臣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宦官苏文等人做江充的助手。
江充来到后宫，先从失宠妃嫔处挖起，渐渐地挖到了皇后、太子的宫殿，他纵横挖掘，遍地开花，弄得皇后与太子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然后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木人特别多，并且附有写着谋逆事端的帛书！要向皇上禀报。刘据又惊又怕，急忙和少傅石德商量，准备假托皇上之命，抓住江充等人严加审讯，揭穿他们的阴谋。七月壬午日，刘据假托诏命，逮捕了江充，韩说不肯就范，被当场杀死。章赣受伤，与苏文逃回了甘泉宫。刘据痛骂江充道：奸贼，竟敢离间我们父子么？手起剑落，将他挥为两段，又将胡巫烧死在上林苑中。然后刘据调兵控制了宫城，以做防卫。苏文逃回甘泉宫后，告称太子造反。武帝起初不相信地说：“太子必定是害怕遭祸，又痛恨江充，才会发生这等事。”便立即派使者到长安城中召太子，哪知使者早被苏文串通，根本不曾入城，却回来谎奏道：“太子真的造反了，要杀臣，臣只得逃回来了。”武帝这才勃然大怒，命令丞相刘屈髦调发近县士兵，进攻长安。刘据也矫诏赦免长安狱中囚徒，配合宫中卫队，又临时武装了部分市民，与丞相军大战三天三夜，双方共死伤数万人，长安城血流成河。这时武帝驾临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大家听说后纷纷传言太子造反，于是刘据的部下渐渐散去，刘据终于战败。
刘据逃至长安南城，城门官田仁认为父子至亲，不愿过分相逼，就放他出了城。刘据逃到湖县，躲藏在一个百姓家中，这户人家很贫穷，只能靠日夜编织草鞋出售来供养太子。太子很过意不去，想起自己有个老朋友在湖县，且家境富裕，便派人向他求助。不料被当地官吏发现，派兵围捕，刘据悬梁自尽，他的两个儿子与这家主人都被杀害了。
在这场巫蛊之祸中，卫皇后自杀，刘据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女婿平舆侯尚也同时遇害。博望苑的诸多宾客全被杀光，跟刘据起兵的官吏与放他出城的田仁都被灭了族。那些讨伐、搜捕刘据有功的人则升官封爵，大加赏赐。
一年多后，事情渐渐弄清了，所谓巫蛊一案，多属虚妄。汉武帝终于明白太子是被逼无奈才发兵自卫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意图，但已追悔莫及。由于感念太子无辜身亡，心中伤痛，汉武帝就在长安建造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修筑归来望思之台，盼望太子的灵魂能够归来与自己重会于台上，共叙天伦之乐。
征和元年的巫蛊之祸是一场政治清洗的开始，是武帝打击卫氏外戚集团，为废长立幼扫清道路的信号。这场巫蛊之祸，主要是武帝本人酿成的，江充其实是“善合人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用心良苦：杀母立子，安排顾命大臣
中国古代封建皇位的传承，以父传子继这种家天下的继承模式，来避免其他家族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封建帝王为了使得自己家族延续统治可谓用心良苦，少不了伴有流血事件。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之外，考虑最多的便是皇位继承的问题。武帝共有6子。卫皇后生故太子刘据；王夫人生子刘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立为齐王，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病死；李姬生子刘旦、刘胥，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立刘旦为燕王，又立刘胥为广陵王；李夫人生子刘髂，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立为昌邑王，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病死。钩弋夫人即赵婕妤，生子弗陵。太子刘据死后，只有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和幼子弗陵三子还活着，也就是说汉武帝将从这三人中挑选一人立为太子。
自皇太子刘据自杀、齐王刘闳病死以后，燕王刘旦年龄居长，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刘旦自以为理所当然会被立为皇太子。刘旦为人善辩，有才略，广纳游学之士。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燕王刘旦上书，表面上请求回京师入宫宿卫，暗地里即是要求立自己为皇太子。武帝大怒，下令将送书的使者斩于未央宫的北阙之下，削夺燕王封国中的良乡、安次、文安3个县。这件事显然是向燕王和天下示意，不准备立燕王为皇太子。而广陵王刘胥，虽然勇猛雄健，但好倡乐逸游，常常违犯法度，一向不被武帝所喜，自然也不在立储之列。
武帝最喜爱的是幼子弗陵。他长得很像武帝，很合武帝心意，形体壮大，相貌英俊，慧敏多智，为此武帝早有立其为太子之意。但弗陵年龄幼小，其母钩弋夫人又很年轻，武帝担心将来弗陵为帝，母亲钩弋夫人必干政，恐怕危及汉家社稷，为此他一直在考虑寻找一个稳妥的立储办法。
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决定，如果立弗陵为太子，首先要选好辅政大臣，其次就是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钩弋夫人赐死。随后，武帝部署预立弗陵，物色大臣辅助。当时，朝廷中大臣有丞相田千秋（即车千秋）、搜粟都尉桑弘羊、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侍中驸马都尉金日、大鸿胪田广明、御史大夫商丘成、太仆上官桀等。武帝认真考察群臣，认为只有霍光性情忠厚，可以承担辅保社稷的大事。霍光字子孟，河东平阳人，与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十余岁被霍去病带入宫为郎，出则奉车，入侍左右，侍奉武帝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从无过失，很得武帝信任。武帝命黄门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谕霍光。因此，左右群臣都知晓武帝要立少子弗陵为太子。
几天后，武帝因为一点小事，在甘泉宫谴责钩弋夫人，夫人不知为什么武帝会如此大发雷霆，于是卸脱簪珥，叩头认过。武帝主意已定，毫不为动，断然传命把她押入掖庭狱。夫人边走，边回头求饶，武帝厉声说：“快走！你命里注定是不能活的！”最后，赐钩弋夫人死在云阳宫。事后，武帝问左右侍从：“外面对这事有何说法？”左右告诉武帝：“大多不理解，说既然要立弗陵为太子，又何必除去他的生母？”武帝这才说了他的意图：“你们这些愚人是不会明白朕的意思的。过去国家造乱的缘故，多数是太子少母壮，母亲专政。你们没听说过吕后吗！所以不得不先除去她。”武帝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皇帝，他诛杀钩弋夫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吸取吕氏专权的历史教训，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司马光说：“孝武以孝昭之生，神异于人而复有早成之资，戈违长幼之次而立之。鉴于诸吕，先诛其母，以绝祸源，其于重天下谋子孙深远矣。”此外，武帝选顾命大臣时也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的。由于连年的战争，国库亏空，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他需要谦逊恭谨的人来帮他完成大业。武帝试图通过对辅政大臣的选择，勾勒出身后十年的政坛图景，试图为儿子打造出另一个盛世，这样的深谋远虑可谓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