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奭（前75年—前33年），西汉第八代皇帝。属马，为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显儿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初元元年即位，在位16年。谥号“孝元皇帝”，庙号“高宗”。元帝是一个柔弱之君，在他的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1权力之争：皇权旁落，外戚飞黄腾达
一个柔弱的皇帝，给了外戚集团活跃的时机，从而导致自己皇权的下放以及王朝的灭亡。
汉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势而起，展开了争权夺力的斗争。任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元帝也不例外。外戚是一个直接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集团。其中，以汉代后期的外戚集团最为活跃，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汉元帝时期外戚实权者大概有三派人物，并且都是承接汉宣帝时期的权势而来的。一是汉宣帝母亲王翁须一系，有王接、王商（汉宣帝舅父之子），王接于汉元帝时继史高为大司马，王商于汉元帝时为右将军、光禄大夫，汉成帝时继匡衡为丞相；二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一系，有史高（史良娣兄史恭之子，汉宣帝表叔），在宣帝末年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受遗诏辅政一直到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三是汉元帝的母亲许氏一系，有许延寿（汉宣帝岳父许广汉之弟）、许嘉（许延寿之子），许延寿在汉宣帝时为大司马，是史高前任，许嘉于汉元帝时继王接为大司马。
史高、王接和许嘉三位大司马是前后顺接而来的。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为此，宣帝十分信任他，让他掌握朝中大权，地位在其他人之上。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又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辅佐汉元帝，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萧望之、周堪等人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的想法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萧望之、周堪、史高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受到排挤，心里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等人嫌隙日深，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结。这就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公元前43年九月，发生了天降陨石和霜冻等自然灾害，使得全国庄稼歉收，饥民遍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御史大夫薛广德、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都以灾异为由上书皇帝，请求准许告老还乡，汉元帝准奏。之后不久，侍中、卫尉王接被封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两年之后，即公元前41年七月，左将军许嘉继王接去世后被封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元帝利用中朝来控制外朝，大司马大将军是中朝的首脑。汉武帝之前，原本没有中朝和外朝之分。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统帅百官，总管政务。汉武帝时期开始在以丞相为首的“三公六卿”朝臣系统之外，另在皇宫中又设立了一套机构，叫中朝。由侍中、左右曹、台中大夫、光禄大夫、尚书和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等天子宾客、心腹重臣组成，能出入宫禁，直接为皇上办事，从此形成惯例。实际上大司马的权力远远要高于丞相，只在皇上一人之下。由此可以看出史高、王接和许嘉三位外戚把持了整个汉元帝时期的大司马职位，当时他们在朝中确实拥有一定的实力，所以，汉元帝时期的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外戚手中。在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史氏、王氏和许氏的整个家族势力在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掌权之后，会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外戚专权加速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2权力之争：外戚宦官勾结，与儒臣争夺权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外戚可算是费尽心机。他们极力结党攀亲，排斥异己，加速了西汉王朝的衰败。
宦官，是封建时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其职务原来只是看门守院，扫地除尘，但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地位，比任何大臣接近皇帝的机会都多，因而也最容易擅权。甚至有许多宦官几乎成为皇帝的代理人，权势甚至超过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在朝中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汉元帝在位期间，除了重用外戚之外，还委政于宦官，致使政治渐趋腐败。
汉元帝体弱多病，即位后，不亲政事，又耽于享乐，尤其是喜好音乐，因此，信用中尚书宦官的现象愈演愈烈。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基本上专断把持了中朝之权。汉元帝重用宦官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他们在朝中无亲无故，非党非派，不会拉帮结伙，危害朝廷，所以对他们十分放心，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们办理。其实这与实际情况大为相反。
石显年少时因犯法受宫刑，之后在内廷充任中黄门、中尚书之类的宦官职务。汉宣帝的时候，信用中尚书宦官，任用明习文法的宦官弘恭为中书令，石显则为中书的副长官中书仆射。汉元帝时，能说会道的石显，又得到了元帝的信用。弘恭死后，石显即代为中书令，不论大小事务，都由石显裁决。在当时，朝中上下没有一个不尊敬石显的，可以说是贵幸朝野。
石显执掌中书大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极力勾结朝臣。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等人结为党友。对于那些拥有权势名望者，石显更是极尽拉拢笼络的本领。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女儿又为汉元帝后宫昭仪。石显想依附他们，便推荐冯昭仪的兄弟冯逡担任侍中这一职务，后冯逡因检举石显的专权而被元帝罢官。
石显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大肆排斥异己。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并且总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有口皆碑，汉元帝对他的倚重可想而知，萧望之因此成了石显想方设法对付的重要目标。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原本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竟然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身边的，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却由宦官把持，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
石显看到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郑朋是个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便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之后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便非常讨厌他，再也不理他了。后来，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宫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还是与以前一样，原地未动，一怒之下，郑朋便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并当众揭发萧望之，说他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郑朋还说，如果大家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
石显找来郑朋和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华龙，叫他们俩向皇上劾奏萧望之，之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汉元帝手上，汉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石显都是宦官，早已结成了同伙。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回答，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串通，多次反对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当时，汉元帝即位不久，对一些奏折上的“谒者召至廷尉”的字眼不甚明白，就草率地批准了这道奏章。
等过了很久，汉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这才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元帝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在追问的过程中才知道“谒者召至廷尉”就是逮捕入狱的意思。后来汉元帝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便进见汉元帝，说：“若要将他们无罪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自己食言了，从而极大地影响您的威信。”汉元帝年轻识浅，认为史高说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萧望之三人，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就这样，在宦官和外戚的合力之下，大批正直的官员受到陷害。
石显因为陷害了德高望重的萧望之等人，害怕天下的儒士都骂他，便想方设法结交当时的名士贡禹，利用贡禹的名望来骗取舆论的赞誉。石显的诈变、心机由此可见一斑。
汉元帝时期，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宦官与外戚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儒臣。而汉元帝却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实际上石显之流早有中外党，不仅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并且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加之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逢迎，元帝得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受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3太子之争：史丹为太子保驾护航，易储不成
皇族内部的战争极为激烈，为了争夺地位，他们费尽了一切努力，采取了一切办法。
汉元帝即位不久，就立原来的太子妃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年仅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但是，汉元帝当时只是随便一指便宠幸了王政君，与她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为此王政君母子在汉元帝的心中日益被疏远，没有什么地位。经常陪着皇帝的是傅昭仪和冯昭仪等人。这样便使得皇位继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傅昭仪为汉元帝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刘康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甚得汉元帝的欢心，被封为定陶王。汉元帝一生酷爱音乐，常常把骑兵用的军鼓放在宫殿台阶下，然后倚着走廊的栏杆，用手把小铜丸一个个抛去击打鼓面，使之发出和谐的节奏声，就和直接用手敲打鼓面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汉元帝经常这样做。这样的“绝活儿”，刘康不但非常喜欢，而且也能玩一手，很像他的父亲。后宫妃子和左右侍从里懂得音乐的人都做不到。汉元帝经常在众人面前夸奖他，甚至多次想立刘康为太子。
皇太子刘骜长得一表人才，在爷爷汉宣帝时就被称为“皇孙”，5岁又被立为皇太子，地位最为有利。刘骜小时候确实表现得不错，经常读经诵典，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享乐之中。汉元帝因此认为他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素养，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太子岌岌可危之际，与太子关系紧密的外戚史丹，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
史丹，是外戚史高的儿子，担任驸马都尉、侍中等职务，经常与皇帝同车陪乘，很得宠信，并受命监护太子。他极力维护皇太子刘骜的既定地位，听到皇帝夸奖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他就上前来说：“所谓才干，是聪敏而好学，温故而知新，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以丝竹之技来评定才干的话，那么乐府令手下的陈惠、李徽二人比匡衡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是不是也让他们来治理国家呢？”汉元帝不好意思地笑了。
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骛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
刘竟名分上是刘骜的叔叔，但二人年龄却相差不多，从小一起在宫中游玩，十分亲密。汉元帝看见了儿子之后，就想起了这位幼弟，悲哀之情难于抑制，而看见刘骜却面无哀戚之容，汉元帝很生气，狠狠地说：“像你这样心肠狠毒之人怎么能君临天下、继承父业呢？”
史丹于是急忙上前说：“是我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怕因此损伤您的身体，所以在太子进来之前，就私下叮嘱他不要当面哭泣，以免感伤陛下。罪责在臣下，当死。”汉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一面。元帝的情绪随着病势越来越重，也变得怪异暴躁，并好几次询问尚书，想废掉太子改立刘康。这时皇后王政君的父亲王禁早已去世，由其长子王凤袭爵为阳平侯，并在朝中担任卫尉。王政君、刘骜和王凤忧心忡忡，感到前途不妙，最后还是请史丹出面，以稳定皇太子的地位。
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一次，趁寝殿中只有元帝一人时，史丹独自进入室内，伏在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的身份而立，已有十多年了。全国百姓，家喻户晓，万众归心，都愿意为臣子。可如果太子地位不保，改立刘康为太子的话，朝中公卿及以下官员，必然以死相争，不奉陛下诏书。臣愿陛下先赐我死，以警示群臣。”元帝心肠软，见史丹泣不成声，大为感动，然后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这样，皇太子刘骜的地位才稳定了下来。
史丹这段话，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上绵里藏针，措辞相当强硬。汉元帝很早就看出皇太子刘骜耽于酒色而不胜大任，但在皇后家族和部分大臣的反对之下，最后还是没有如愿地废除。史丹是太子的师傅和监护人，太子妃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汉宣帝母亲家族那一支王姓的代表王商也拥护太子，太子母亲王政君家族更是把太子地位看作命根所系。这样，当朝有势力的外戚都拥戴刘骜，朝中匡衡等高位大臣以及宦官石显等也是太子一党。太子已经羽翼丰满，其身后支持的势力就更多了。傅昭仪母子，除了得到皇帝的欢心之外，根本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作为后盾，在朝中也没有政治盟友作为辅佐。汉元帝当然知道自己一意孤行的严重后果，也就不得不退却让步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史丹一言定乾坤，但在史丹背后晃动的应该是王凤的影子。由此可见，在太子的废立之间，是大有玄机的。
太子刘骜的存废问题，反映了当时皇氏家族之间内部斗争的激烈。
4对外：平灭郅支，选策和亲
在皇权面临外敌威胁时，汉元帝积极求和，稳定边境安宁，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被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到了汉元帝期间，汉匈关系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匈奴郅支单于，一件是昭君出塞。
陈汤字子公，山阳人，不拘小节，文章通达，爱读书，属于那种懂诗书但决不受诗书约束的人。可是因为家穷整天借钱，乡里乡亲的都不喜欢他。于是陈汤想找一个出头的机会，就去了长安，很快就博得了富平侯张勃的赏识，向元帝举荐了他。
陈汤当然不能满足仰人鼻息的情形，没有家世没有财宝的他，选择请求外放以寻找立功的机会。当时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气焰很嚣张，匈奴分裂后互相攻杀，杀到最后只剩下他和呼韩邪单于。后者不是对手，便向汉朝称臣，而郅支单于开始的时候也向汉朝示好，等击败了呼韩邪之后就狂妄起来，做了一些杀害汉朝使者等不利于汉匈团结的事。于是，陈汤被升到了西域副校尉，作为甘延寿的副手来到西域都护府。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并且有与汉绝交之意，在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势力的发展，直接威胁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陈汤奉命到西域了解情况。当陈汤得知郅支强大的消息后，便感到匈奴必将成为边疆之患，趁甘延寿生病之机，他矫诏调集各处屯田队和西域一些小国的兵力共4万人马，进攻郅支，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畅行无阻。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算是稳定了，内心十分感激，一心想和汉朝和好。于是，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宫女王嫱不仅人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还颇有见识，她为了自己的终身和国家利益，毅然选择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
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王嫱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但当历史提供给她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政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了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
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还把中原文化传给了匈奴。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意指“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汉匈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有所发展，边境安宁，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百姓得以免遭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