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日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我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日本领事馆中有人看我一个人在外国，也没有亲人，便常常顾虑我被中国朋友和佣人所包围，因此对时事的态度和掌权者不同。他们还常常含蓄地劝我：“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还是搬到其他地方为好。”居留民会中也有人看我没有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与日侨的交往，或者流连于日本俱乐部中，觉得非常奇怪。更是有不少不清楚身份的官场中人，经常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每天待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真的让我很苦恼。只是这一生的事业都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国家的朋友对我也很好，怎么能就这样舍弃，再从头做起呢？
最为奇怪的是，当时驻屯军的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对我的医术非常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军医的信任，因此多半的人都请我为他们治病。就算遇到调任到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也会把我介绍给后来的继任者。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上奉行大鱼吃小鱼的原则，而且态度也多半比较傲慢，但是他们的心机则远没有其他领域的人那么难以预测。
虽然他们多次评价我为“愚蠢的慈悲心”“胸无大志”，而且经常嘲笑我，但是即使我家世代是武士，也没有人把我当作“不安定分子”。而且在官场交际场合，还为我解决纷争。因此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只有作罢。
而此时也常有一些中国的青年学生，打着治病的名义，在候诊的时候，和我的职工交谈，劝他们不要为日本人工作。我的药剂师和传达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辞职走了，之后还有人跟厨子说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