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战争刚刚停止，张学良虽然不能拿徐庭瑶的部队怎么样，但是立马就对何遂的部队下手了。他派万福麟、何柱国、缪澄流等部下，以“不守军纪”的罪名，包围了何遂的部队，并缴了他们的械，取消了部队的番号。这件事的发生距离方振武和吉鸿昌被中央处理还有一段时间。何遂被处理之后，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中将。于是蒋介石任命他为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就一直待在南京了。
当时，《大公报》越来越支持南京。张季鸾在蒋委员长心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因此，张季鸾每次从天津来故都，都有长期呆在东车站、专门侦查重要人物往来的侦缉队探子，打电话给侦缉队长马玉林，派人跟踪他，然后向张学良报告他的活动。对此，张季鸾很坦然，有时还回头看着跟踪的人，大声说：“替我跟马队长、赵局长说一声，今天晚上我在韩家潭请客，有空的话请过来坐坐。”跟踪的人经常因此而非常尴尬。
我的朋友丁春膏当时担任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经常要到上海去和理事长李思浩、另一名副理事长邓某商谈储蓄会的事务。不料竟然有小人向张学良打小报告，污蔑丁春膏受南方的指使，要在故都设立一个秘密电台，报告张学良的行动。张学良很生气，于是下令给警察局长鲍毓麟，让侦缉队秘密包围了丁春膏的住处。然后让宪兵司令邵文凯、警备司令王树常调来了五六十个军警宪兵，天亮之前跳墙进入丁春膏家，好像在对付敌人一样，弄得四周的邻居都很惊慌。除了把丁春膏逮捕了以外，他们还进行搜查，把所有的信件都没收了。他们留了几个侦探在丁家，用来监视丁春膏家属的行动，幸好电话还没有被切断，所以丁春膏的家属还能用电话向朋友们求救。
当时华北的局势非常复杂，人们都不愿意多管闲事，以免给自己招惹麻烦。河北省工商厅长吕咸和民政厅长孙奂仑，虽然都与丁春膏有很深的交情，但是也怕张学良怪罪自己，不敢管这件事。只是告诉丁夫人，让她请我和美国人福克斯想办法救丁春膏。
邵文凯和王树常全家人都是我的病人，所以我立刻给他们两人打电话，表示愿意把丁春膏保释出来。但是因为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两人也没有权力让他得到保释。我又请他们想办法把守在丁家的侦探撤掉，以免影响了丁家的正常生活，两个人也找借口拒绝了。我又请他们允许丁家的全部家属搬到我这里来住，如果有逃跑的，就拿我问罪，在给丁春膏定罪之前，对他要好一点。并且我告诉他们两人，我已经求天津的日本朋友向东北的元老们说话了，请他们为丁春膏求情。我又给于学忠打了电话，请他为丁春膏讲情。于学忠是东北军里面头脑比较冷静的人，和我非常熟悉。沈阳事变之后，他的部队是全军里唯一一支抗打的部队，因此虽然不是奉系的嫡系部队，但是地位一天比一天高。
在天津的日本人秋山虽然没有官方的职位，但是很善于交际，尤其擅长在幕后筹划。他认识的中国人非常多，而且他为人很讲义气。有兴致的时候，喝点小酒，听他谈论政坛里的一些趣闻，也是非常好的消遣。因此虽然我和他的政见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交情还可以。
秋山得到消息后，果然立刻去了东北军的元老们那里打点。邵文凯和王树常两人也驳不开面子，答应让丁春膏的家属搬到别处去住，避免受到打扰。还给公安局长鲍毓麟下令，让他在局长办公室左边的房间里，设一间优待室，把丁春膏关押在那里，衣食被褥都可以从外面送进来。
王树常问我：“你认为丁春膏真的没有什么吗？”
我说：“我担保丁春膏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有几个朋友也可以为他作担保。”
我带着司机开车来到丁春膏家，帮他一家大小九人搬到了我那里，有他的夫人、妹妹、弟媳、儿子、女儿、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从这以后，丁春膏的朋友才敢来见他们，不过也只是说几句安慰的话而已。只有张季鸾、管翼贤、张恨水三个人表现得不一样。张季鸾和管翼贤叮嘱各家报纸，不要发布消息，以免把事情闹大，将来没有办法收场；张恨水则亲自执笔，替丁夫人写信给张学良，质问他为什么无故逮捕丁春膏。
当时，丁家一家老小都不断地哭，好像任人宰割的羔羊，境况非常凄惨。我和丁春膏有兄弟般的交情，更加觉得应该为他出尽全力。于是我和福克斯秘密商量，如果丁春膏真的不幸定罪了，那么一定会殃及他的家人，我们两个再加上秋山，就分别负责把丁家九口人护送出险境。福克斯虽然人已经老了，但是非常热心，更让我比不上的是，他还和那些孩子一起玩耍，夜深了也不离开。第二天早晨，王树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要紧的事情商量，请立刻来我这里。”
我觉得丁春膏一定是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于是我分别给福克斯和秋山打了电话，然后开车去王树常那里。不过这件事我丝毫没有跟丁夫人提及。
到了王树常那里，公安局长鲍毓麟已经到了。王树常问我：“你和丁春膏一向很熟悉吗？”我说：“是的，我们是结拜兄弟。”
王树常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样的话，那你写一张保证书，我就可以把丁春膏还给你。”
我听了之后喜出望外，立马写了保证书。王树常又说：“我叫鲍局长到这里，就是为了陪你去接丁春膏。”
路上，鲍局长告诉我说：“这次纯粹是误会，是有小人诬告。丁春膏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了，没有可以作为罪证的。因此少帅明白过来了，立马下令释放他。”
此事过后，张学良趁着过节，送了丁春膏几两高丽参、一件上好的皮裘，以表达歉意。丁春膏想要还回去，被他的朋友拦住了。
没过几天，秋山告诉我，向张学良告密的人，是二十九军总参议，驻故都的代表，吉林人萧振瀛。我问丁春膏：“你认识萧振瀛这个人吗？”
丁春膏说：“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中原大战的时候，韩复榘向中央投降，让萧振瀛做代表，其实是为了借助我和孔祥熙的关系。萧振瀛虽然有点小才能，但是非常自大，自认为帮助韩复榘投诚了，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功绩，只有部长这个职位才能配得上他的功劳，并且还托我向孔祥熙转达了这个意思。孔祥熙虽然表面上答应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帮他说话。萧振瀛没有得到官职，就怪罪到我的头上，认为是我在孔祥熙面前诋毁他了。于是，他就处处跟我作对，而且还经常在别人面前说：‘古时候就已经有大义灭亲的事情了，更别说结拜兄弟了。’”
事过之后不久，邵凯文叫我去赴宴，恐怕也是为弥补当初没能相助的遗憾。席上，他也跟我说：“总是萧振瀛那小兔崽子在捣乱，这个狗娘养的！”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看不起萧振瀛这个人。不料他又在做天津市长的时候陷害丁春膏，先是向日本人，后又向宋哲元，诬告丁春膏为南方秘密设立电台，私下报告消息。日本方面当时消息比较灵通，立刻就识破了他的阴谋。但是宋哲元竟然非常愤怒，打算命令潘毓桂逮捕丁春膏。后来秦德纯向他转述了林世则的话：“逮捕丁春膏的谣言，已经被日本的一位客卿知道了。他大笑着说：‘丁春膏有电台的说法，日本人好像早就听说了。假如日本人到现在都没对丁春膏动手，那就证明电台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
宋哲元听了之后认为很对，于是萧振瀛的阴谋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