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分
※原文
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
※译文
大凡君主一定要明辨君臣上下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能到来，奸诈邪僻的道路才可以阻塞，浊气鬼病才无从产生。休养自身同治理国家的道理、方法是一样的。现在许多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是因为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每个人各耕作一块土地速度就快，是因为没必要掩藏自己的力气。君主也有田地，臣子同君主同耕作一块田地，那么臣子就有可能藏匿他的力气了，君主就没有办法避开负累了。
※原文
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
※译文
大凡做善人的事就困难，任用善人就容易。凭什么知道呢？人同骏马一起跑，那人就超不过骏马；坐在车上驾驭骏马，那骏马就超不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的事，那就如同人与骏马一起奔跑，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能力达不到。君主也有他所坐的车，不离开他的车，那么众多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那谄媚奸邪的人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私心，坚定正直忠义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君主的车，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四方边远之地也可以拥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依靠自己的能力，刚愎自用，教令下得多而又师心自用，像这样的话，各级官吏都害怕、骚动，尊卑上下不成体统，各种邪恶一起产生。权威分散转移，不能够善终，不能够施教，这是国家灭亡的风气啊！
※原文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
※译文
王良驾马的经验在于明察驾马的要领，抓住马的缰绳，从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的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办法中，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呢？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是治理臣子的“缰绳”。所以根据实际明辨名称，以便求得真实情况；听取言辞后弄明白它的类别，不让它们悖逆混乱。名称有许多不合实际，事情也有许多是功用不正当的，所以君主不可不明辨君臣上下的名分。不明辨君臣的名分，这是厌恶壅塞却越加堵塞了。壅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不是全都仁义，汤、禹的臣子不是全都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抓住了驾驭臣子的要领；桀、纣的臣子不会全都鄙陋，幽、厉的臣子不会全都邪僻，他们国破身亡，是没有抓住驾驭臣子的关键。
※原文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于全乎去能，于假乎去事，于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译文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喊马的名字，想要马却喊牛的名字，就必然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如果他因此就生气发威，主管的人一定会批评怨恨他，牛马的管理一定被扰乱了。百官是对所有官职的统称；万物将牛马包括在内。不辨明名称，不区分职分，却多次地使用刑罚手段，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名义上说一个人聪慧通达，实际却是愚蠢糊涂；赞赏一个人高尚贤明，实际上却是卑怯低下；表扬一个人品德高洁，但随即就显露出贪得无厌；委任一个人执掌公法，做事却贪赃枉法；因其勇敢才任用他，但他实际却疲惫胆小。这五种情况都是把牛当作马、把马当作牛，都是名分不正。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了，各级官员就混乱悖逆了。国家灭亡，荣耀、爵位的损害就由此而生了。想要白，反而更黑了，想得到却更得不到了，大概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要达到国家安定，当务之急是辨明名分。名分辨明了，君主就不忧愁劳苦了，耳朵、眼睛就可以免于烦忧了。询问却不下指示，知道却不去做，温和而不自我吹嘘，事情做成却不居功，不使静止的东西运动、运动的东西静止。依照法令利用外物，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传播到天地四方，功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显现，流芳千古。这就叫把性命确定在太空之上，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的人忘掉了人，就非常得人心，难道不是道吗？知道万物之理就忘了显露聪明，就得到了大的智慧，难道不是万物之理吗？非常有智慧的人不察外物，虚静就明白清楚了，难道不是明白吗？非常明智的人不做小事，整治万物使它们成长就是做事，难道不是伟大吗？得道清静的人什么也不会，保全了天性也就无所不会了，难道不是全会吗？所以着眼于大的智慧就要去除杂念，所懂得的道理就很精妙了。像这样，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中安然适应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人知道他的姓名，这样即使不全具备上述五种条件，也一定是喜好这些的。
※读解
君主一定要明辨君臣上下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能到来，奸诈邪僻的道路才可以阻塞，浊气鬼病才无从产生。休养自身同治理国家的道理方法是一样的。就像许多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是因为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每个人各耕作一块土地速度就快，因为没必要掩藏自己的力气。君主也有田地，臣子同君主同耕作一块田地，那么臣子就有可能藏匿他的力气了，君主就没有办法避开负累了。
王良驾马的经验在于明察驾马的要领，抓住马的缰绳，从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的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办法中，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呢？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是治理臣子的“缰绳”。所以根据实际明辨名称，以便求得真实情况；听取言辞后弄明白它的类别，不让它们悖逆混乱。名称有许多不合实际，事情也有许多是功用不正当的，所以君主不可不明辨君臣上下的名分。
※事例
晏子谨慎 马夫改过
晏子任齐国丞相期间，有一位替他驾车的马夫，因自己随时陪伴在大名鼎鼎的相国身边而深感自豪。
有一天，马夫的发妻躲在自家门口偷窥相国出巡，却看见了一脸趾高气扬的丈夫。待丈夫归来后，妻子就对他说，自己再不愿服侍丈夫了，要舍他而去。
马夫遭此突然的打击，深感莫名其妙，便问妻子缘由。
妻子说道：“晏相国身高不足六尺，操持国家大权，让天下诸侯敬服，却处之泰然，严谨而有风度。反过来看夫君你，身长八尺有余，远甚于晏子，却位居仆役之职，你不因此而感到羞耻，反倒自满得意，如何成得了大事呢？”
遭妻子的当头棒喝之后，马夫再出行时，便收敛了先前那股骄气。晏子乃是心思细密之人，很快便发现了马夫不同以往的表现，便询问其原因，马夫将妻子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晏子。晏子认为马夫乃知道羞耻之人，是可造之才，便举荐他担任大夫之职。
晏子一生勤俭自持，身居相国之位，却在饮食、衣着上俭约质朴，让人称道。有关晏子的品行，《晏子春秋》一书详加记载。太史公余暇便勤读其事功，常为其“进思忠，退思补过”的风范所感动。
君守
※原文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
※译文
得道的人一定要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好像不知道，才可以同他谈论君主的原则。因此说内心的欲望不流露出来叫作封锁，外在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作关闭。既阻塞又封闭，天性的施行很精密，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安静。静而又静，可以当天下的主宰。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藏起来，因而实情就不能被窥见了。《鸿范》上说：“上天庇护着人民，并使他们得到提升。”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有所提高。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往外看就能知道天的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
※原文
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
※译文
那些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具体方法却能安定国家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鲁国鄙人赠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元王在全国号令，有技巧的人都可以来解这个连环结。没有人能解开它。兒说的弟子请求去解连环结，只能解开其中一个，不能解开另外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解不开，是本来就解不开。”向鲁国的鄙人询问，鄙人说：“是的。这连环结本来就是解不开的。我制造它就知道它是解不开的。现在这个人没有制造它就知道它是解不开的，是比我还要灵巧啊！”因此像兒说的弟子这样的人，用“不解”来解决了问题。郑国的太师文终日弹瑟，站起来后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无穷无尽。”所以像太师文这样的人，先是致力于瑟，长相厮守，就能适应它。因此思虑就会自我伤害，智巧就会自取灭亡，逞能就会祸及自身，担负责任就会使自己疯癫。所以极端的神妙就能逍遥自得，稍纵即逝，人们却看不见它的形貌；极端的圣明就能移风易俗，却没有人了解自己在跟从谁；超群脱俗却没什么不和睦；君临百姓之上，称孤道寡，却不受阻塞壅蔽。这样就能摸清奸诈邪僻的真实情况，同时阴险邪恶、说人坏话、阿谀奉迎、投机虚诈的人就无法进入王宫了。大凡险恶奸诈的人，都是有依靠的，依靠什么呢？靠的是君主的作为。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任职务的人就放弃职守，迎合君主的行事。迎合君主的行事，当那人有了过错，君主就没法批评他。这样，君主一天天受损害，臣子一天天得志。这样，该运动的静止了，该静止的运动了；尊贵的变成卑下的，卑下的变成尊贵的，由此就产生了。这是国家衰弱、敌国侵犯的原因。
※原文
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译文
奚仲制造车子，苍颉创造文字，后稷发明耕作，皋陶制定刑罚，昆吾创造陶器，夏鲧发明筑城。这六个人所做的事情都很得当，但这却不是做君主的办法。因此说创造的人忙乱，因袭的人平静。只有那掌握了当君主方法的人，能得悉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僵硬，这就叫全人。
※读解
“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说的就是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藏起来，因而实情就不能被窥见了。鲁国鄙人赠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元王在全国号令，有技巧的人都可以来解这个连环结。没有人能解开它。兒说的弟子解开了其中一个，还发表了一番似非而是的言论，这就是说用“不解”来解决了问题。
大凡险恶奸诈的人，都是有依靠的，依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君主的作为。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任职务的人就放弃职守，迎合君主的行事。迎合君主的行事，当那人有了过错，君主就没法批评他。这样，君主一天天受损害，臣子一天天得志。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事例
班婕妤巧免祸患
最初，许皇后与班婕妤都受汉成帝宠爱，班婕妤是班超的妹妹，非常有才华。有一次，汉成帝在后宫庭院游玩，想跟班婕妤同乘一辆车。班婕妤推辞说：“我观看古代的图画，圣贤的君王身旁，都跟随着名臣，而三代末世君王身旁，才有宠妾。现在陛下想让我同车，是不是有些相似呢！”汉成帝对她的回答很赞赏，也就不再勉强。太后听说了，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班婕妤把侍者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受到宠幸，也被封为婕妤，赐姓“卫”。
后来，汉成帝微服出行，经过阳阿公主的家，喜欢上公主家的歌舞女赵飞燕，便召她入宫，对其大加宠爱。赵飞燕有个妹妹，也被召入宫，姿容艳丽，汉成帝左右的人看见她，都惊叹赞赏。有位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汉成帝身后，却吐唾说：“这是祸水呀，定会颠覆汉王朝！”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婕妤，一时尊贵荣宠，压倒后宫。许皇后、班婕妤都失宠了。赵飞燕还向汉成帝进谗言说，许皇后、班婕妤用妖术诅咒后宫得宠的美人，甚至连皇上都骂到了。
汉成帝听信了赵飞燕姐妹的谗言，把许皇后废了，迁居昭台宫。许皇后的姐姐许谒等人全被诛杀，许皇后的亲属被逐回原郡。汉成帝审讯班婕妤的时候，班婕妤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修行持正，尚且没有得到幸福，如果做邪恶的事，就更不用想会有好结果了。假使鬼神有知，不会听取诅咒主上的恶毒咒语；假使鬼神无知，向鬼神诉说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用妖术诅咒之事，我是不会做的。”汉成帝认为她说的有道理，就赦免了她，并赐黄金百斤。赵飞燕姐妹更加骄横妒忌，班婕妤怕时间长了终为其所害，就请求到长信宫侍奉太后，汉成帝同意了。
任数
※原文
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于静，目之见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译文
大凡官吏，治理得好就任用，治理不好就惩处。若是治理得不好却不加惩处，那么混乱就更加严重了。君主喜欢显露自己的才能来倡导自夸，大臣就用不谏诤来保持自己的官位，用曲意听从取悦君主，这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而自己做主管官吏，这样大臣就得以追随其后来提高自己的职位。君主与大臣的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听了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看了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行动，这是形势使他这样的。大凡耳朵能听见是借助于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道理。君臣交换了各自的职责，那么以上所说的三种官能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听不见，他的眼睛不是看不见，他的内心不是不知道，君臣大乱，上下不分，即使听了又能听到什么？即使看了又能看见什么？即使知道了又能了解什么？把没听到当作听到，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这是愚蠢的人所达不到的。达不到就不懂得，不懂得就不相信。没有骨骼的虫子，不可能让它知道冰雪。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灾祸就不会来了。
※原文
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左婴右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译文
再说耳朵、眼睛、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研究那些方法、辨查那些规律才可以。韩昭厘侯视察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小了，韩昭厘侯命令官员更换它，官员又把这只猪拿了出来，韩昭厘侯说：“这不是原来那只猪吗？”官员无言以对。韩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惩罚他。侍从说：“君主是怎么知道的？”君主说：“我是根据耳朵。”申不害知道这件事后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否；怎么知道他的眼睛看不见？根据他的眼睛好否；怎么知道他疯狂？根据他言语妥当否。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就能听清楚了，去掉视觉无法看就能看清楚了，去掉智慧无法知道就能公正无私了。这三样东西不使用就能治理好，三者使用就治理得不好。”用来说明耳朵、眼睛、心智不足以依靠。耳朵、眼睛、心智，它们能了解、认知的东西很有限，它们能听到、看到的东西很肤浅。凭着肤浅的知识推行天下、安定不同的习俗、治理全体人民，这种主张一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距离，耳朵就听不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看不到；三亩大的宫室，内心就不知道。用它向东到达开梧、向南安抚多（左婴右页），向西降服寿靡，向北怀柔儋耳，能怎么样呢？所以做君主的，不能不明察这些话。治乱存安危亡，本来就没有第二种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就是丢弃聪明，最大的仁义就是忘掉仁义，最大的德行就是不要德行。不说话、不思考，等待时机，时机到了做出反应，心里闲暇的人取胜。大凡时机到了作出反应的道理，应该是清静无为、公正纯朴，使事物自始至终都端正。如此来治理，就会虽然没人倡导，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很少，因袭的多。因袭，是当君主的方法；做事，是当大臣的准则。做事就会忙乱，因袭就会平静。顺应冬天的寒冷，顺应夏天的暑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就得到了当君主的要领。
※原文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于得道术乎？
※译文
主管官员向齐桓公请示工作，桓公说：“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仲父。”主管官员又请示，桓公说：“去告诉仲父。”像这样有好几次。周围的人说：“第一次说让找仲父，第二次还是仲父，当君主太容易了！”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之前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还是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尚且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的呢？
※原文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译文
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只能吃没有米粒的野菜汤，七天没有尝到粮食。白天躺着睡觉。颜回去讨米，讨来后烧火做饭，快要熟了，孔子看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假装没有看见。一会儿，饭熟了，颜回拜见孔子并端上饭菜。孔子起来说：“今天我梦见先君，饭要洁净，用来祭祀。”颜回说：“不行。刚才煤灰掉到锅中，扔掉食物不吉利，我就抓出来吃了。”孔子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仍然不可信；所依靠的是内心，可是内心仍然不可靠。弟子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因此有所知并不难，孔子知道了解人才是困难的。
※读解
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困的时候，颜回作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还差点受到孔子的怀疑，看来，眼睛、耳朵真的不能作为考察一个人的依据啊！
耳朵、眼睛、心智，它们能了解、认知的东西很有限，它们能听到、看到的东西很肤浅。凭着肤浅的知识推行主张、安定不同的习俗、治理全体人民，一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距离，耳朵就听不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看不到；三亩大的宫室，内心就不知道。那么根据什么才能知道呢？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就得到了当君主的要领。
※事例
阴险虚伪的王莽
当初，太后王政君有兄弟八人，唯独弟弟王曼早死，没有封侯。太后怜惜他，就把王曼的遗孀供养在东宫。王曼的儿子王莽，因为从小就成了孤儿，不能与其他人相比。那些兄弟的父亲都是将军、王侯，可以凭父亲当时的地位恣意奢华，在声色犬马、放荡游乐方面互相竞赛。而王莽却屈为下人，态度谦恭，勤学苦修，学识渊博，穿着朴素像儒生一样。在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亡兄的孤儿，十分尽心周到。同时，他在外结交俊杰之士，在内对待诸位伯父叔父，礼敬有加。
大将军王凤病重时，王莽侍候他，亲口尝药，一连几个月没有解衣入睡，因而蓬头垢面。王凤将死时，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汉成帝，王莽因此被封为黄门郎，以后又升任射声校尉。很久以后，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表示愿意分出自己封地上的土地和百姓，请求皇上封给王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都是当代名士，也都为王莽美言。成帝因而认为王莽贤能，太后又屡次以此嘱咐成帝。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后又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在宫廷谨慎尽心，爵位越加尊贵，他的礼节操守就越加谦恭。他把自己的车马、衣物、皮裘等周济给门下宾客，而自己却家无余财。他收罗赡养名士，结交很多将、相、卿、大夫，因而在位的官员轮番向皇帝推荐他，善于游说的人也为他到处宣传，声誉隆盛无比，压过了他的诸位伯父、叔父。于是，他敢于做违俗立异的事情而又安然处之，毫无愧色。王莽曾私下买了一个婢女，兄弟中有人听说了，王莽就辩解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此女有适合生男孩的相。”当天就把婢女奉送给朱博。他就是这样隐匿真情博取名声的！
王莽外表严厉，言谈方直，想要做什么，只需略微做一点暗示，手下的党羽就会按照他的意愿公然上奏。王莽却叩头涕泣，坚持推让。他用这种办法，对上迷惑太后，对下向众人显示他的谦恭可信。
勿躬
※原文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于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译文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什么也可以当君长。因此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子；兔子变化成狗，就没有兔子可逮了。”当君主却喜欢做大臣该做的事，同这相似。他的大臣欺骗他，别人有时还制止；君主自我欺骗，那就没有人敢制止了。亲自当官员，这是自我欺骗最严重的行为。扫帚每天都用，因而不用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用心思虑就会心智衰竭，动手做就愚昧，劳作就会疲倦。衰竭、愚昧、疲倦，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的准则。
※原文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
※译文
大桡创造六十甲子，黔如创造虏首置闰法，容成创造历法，羲和创造计日法，尚仪创造计月法，后益创造计年法，胡曹创造衣服，夷羿创造弓箭，祝融创造市肆，仪狄创造酒，高元创造房屋，虞姁创造舟船，伯益创造井，赤冀创造窠臼，乘雅创造车驾，寒哀创造驭马，王冰创造驾牛，史皇创造绘画，巫彭创造医术，巫咸创造筮术。这二十位官员，是圣人治理天下的依靠。圣明的君王不能够亲自做这二十位官员所做的事情，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施展灵巧和才能，这是因为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圣明的君主所不能的地方，正是他们所能的地方；所不知的地方，正是他们所知的地方。保养自己的精神、修养自己的德行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需要劳神费力，把耳朵、眼睛搞得很疲倦呢？因此，圣明君主的品德，明亮得就像月亮刚出来时，遍照天地四方没有穷尽；显赫得就像太阳的光芒，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和道契合，天性不受损伤，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和鬼神相通，玄妙深微，却没有人能看到其形貌。有朝一日，南面而治，各种邪僻的事情都会纠正，天下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喜悦自己的心志，安心培育自己的善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敬地顺从着生命的真情，各级官员都已经治理了，百姓就归附了，美名就显赫了。
※原文
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左纟右延）；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译文
管仲向齐桓公禀报：“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把他安置在大田的职位上。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礼仪，我不如隰朋，请把他安置在大行的职位上。早入朝晚退朝，敢让君主难堪，忠心力谏，不怕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把他安置在大谏的职位上。在广阔的平原上，战车整齐而不错乱，士兵决不退后，一旦击鼓，三军将士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把他安置在大司马的职位上。判案准确，不枉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无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把他安置在大理的职位上。您假如想治国强兵，那这五个人就够了；假如想成就霸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命令五个人担任那些职位，接受管仲的命令。十年之内，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全是管仲和这五个人的功劳。管仲是一个大臣，不担负自己不能做的事，而让五个人竭尽才能，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欺骗、诈伪、危险的言论就不能进入朝廷，有职务的人就无不安心自身工作了，各级官员对自己的工作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面的不过是尽心竭力。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敢、有力、诚实、守信，就接近君道了。大凡做君主的，应处于平和之中，用道德去感化人民，使他们接受根本的东西。像这样，形体、天性越加收敛，耳朵、眼睛却更加清楚明亮；各级官员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人敢于苟且懈怠；人人都做自己分内的事，切合自己的名分。名分与实际相互支持，这就叫作懂得了道。
※读解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什么也可以当君长。做君主的不能做大臣该做的事情，这就叫作“勿躬”，意思是不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应当把这些事情交给自己的大臣来做，这样的君主才能叫作明君。
做君主的，应处于平和之中，用道德去感化人民，使他们接受根本的东西。管仲是一个大臣，不担负自己不能做的事，而让五个人竭尽才能。君主如果知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欺骗、诈伪、危险的言论就不能进入朝廷，有职务的人就无不安心自身工作了，各级官员对自己的工作就会尽心竭力了。
※事例
汉灵帝经商不听劝告
从古至今，做皇帝的人都没有自己经商的，但是东汉的灵帝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光和四年，灵帝在后宫修建了许多商业店铺，让宫女们行商贩卖，于是，后宫相互盗窃和争斗的事情屡有发生。灵帝还穿上商人的服装，与经商的宫女们一起饮酒作乐。灵帝又在西园玩狗，狗的头上戴着文官的帽子，身上披着绶带，他还手执缰绳，亲自驾驶着四头驴子拉的车子，在园内来回奔驰，京城洛阳的人竞相仿效，竟然致使驴的售价与马价相等。
汉灵帝还喜好积蓄私房钱，搜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每次各郡、国向朝廷进贡，都要先精选出一部分珍品，送交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叫作“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书规劝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都归陛下所有，难道还有公私之分！而现在，敛积各郡的珍宝，中御府堆满天下出产的丝织品，西园里收藏着理应由大司农管理的钱物，驻骥厩中则饲养着本该归太仆管理的马匹，而各地向朝廷交纳贡品时，都要送上导行费。这样，征调数量增加，人民贫困，花费增多，贡品减少。贪官污吏乘机从中取利，黎民百姓身受其害，更有一些阿谀献媚的臣子，进献额外财物，好让陛下对他们纵容，不良风气因此越来越盛。依照以往制度，选拔官员的事情应由三府负责，尚书只负责将三府的奏章转呈给皇上。被选拔者通过考核，加以委任，并责成他们拿出政绩。没有政绩时，才交付尚书进行弹劾，提请转到廷尉核查虚实，加以处罚。因此，三公在选拔人才时，都要与属僚仔细评议，了解这些人的品行，评估他们的才干。尽管如此严格，仍然有些官员不能胜任，使政务荒废。如今只由尚书负责选拔官员，或由陛下颁下诏书，直接任用，这样，三公就免除了选拔不当的责任，尚书也不再因此获罪。奖惩都兑现不了，谁还肯白白操心呢？”奏章呈上，灵帝未加理睬。
知度
※原文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
※译文
英明的君主，不是普遍地处理万事万物，而是明白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懂得百官这个要领。懂得百官这个要领，所以事情少而国家治理得好。明确了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所以大权集中，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就不来， 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修饰， 事实也就能显现了。这就叫最好的治理。
※原文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译文
治理得最好的社会，人民不喜好说空话假话，不喜好邪恶的、流行的学说。贤能的与不贤能的人都各自恢复其本来面目，按真心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修饰，敦厚纯朴，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灵巧的与笨拙的、聪明的与愚蠢的、勇敢的与怯懦的，能够得以按照法典调整官职，调整官职后各自更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有职位的安心各自的职位，君主不听他们的议论；没有职位的要求他们拿出事实，来检验他们的言辞。这两种情况弄清楚了，那么没有用的废话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顺从天性行事，去掉爱憎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益的话，这叫听朝。大凡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探讨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顺从天性行事，那讲求理义的人就来到了，法度的效用就确立了，乖僻邪曲的人就屏退了，贪婪诈伪的人就疏远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关键，在于整顿官吏；整顿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厚重而不广泛，严肃地坚守一个根本，喜爱正性。不与众人附和，而致力于学得驾驭臣子的能力。这种能力形成后，四方就会安定。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与天道相合却能达到相合。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声名显赫的缘故。”
※原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吏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肱之所际？”
※译文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而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而别人蠢笨，像这样，那么蠢笨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政令了。政令越多，请示的人就越多；请示的人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他的办法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多次被大臣弄得技穷，又将用什么治理人民呢？技穷却不知道自己技穷，只怕又将更加自高自大，这就叫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住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因势利导却不去亲自动手做，责成大臣做事，自己不妄加指示，去掉臆想，等待时机，不说大话夸耀自己，不好大喜功矜夸自己，审察名分和实际，让官员自己管理自己分内的事；把不求知当作根本，把“怎么办”当作宝物。尧说：“怎样做才能和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远人归附？”禹说：“怎样才能制服青北山、九阳山和奇肱国那样的边远之处？”
※原文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译文
赵襄子当政的时候，用任登当中牟令。任登在呈递全年总结的时候，对赵襄子说：“中牟有两个士，叫作胆、胥己，请您召见他们。”赵襄子召见他们并让他们做中大夫。相国说：“我想您只听说而没有见过他们吧？像这样就任为中大夫，太容易了吧？这不是晋国的旧例。”赵襄子说：“我提拔任登的时候，已经耳闻目睹他了。任登推荐的人，我再去亲耳听、亲眼看，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就没有尽头了。”于是就不再询问，任命他们当中大夫。赵襄子把“怎么样”当作任用人的原则，那么贤明的人就竭尽全力了。
※原文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
※译文
君主的弊病，一定在于任命人官职而不能用其言，或用其言而又与不明智的人去商议。渡长江的人依靠的是船，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良马，称霸称王的人依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渡船和良马啊。不任用自己的父兄和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人和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这是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途径，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好像大工匠建造宫室，量一量大小就知道要用多少木料，估量一下工程的规模就知道要用多少人。因此，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止是渡船和良马呢？
※原文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译文
那成就霸业的当然有人，亡国的也有人。桀重用羊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于是天下人就知道那些国家要灭亡了。不是这等贤能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如同夏至这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朝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尚且吃力，更何况平庸无能的君主呢？
※读解
本篇主要讲的是君主的为君之道。渡长江的人依靠的是船，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良马，称霸称王的人依靠的是贤人。君主的弊病，一定在于任命人官职而不能用其言，或用其言而又与不明智的人去商议。英明的君主，不是具体地处理事物，而是明白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懂得驾驭百官这个要领。懂得这个要领，所以做的事情少而国家治理得好。
桀重用羊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于是天下人就知道那些国家要灭亡了。不是这等贤能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如同夏至这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朝着天却想射中一样。
※事例
唐太宗论君
唐太宗曾经询问魏征：“君王怎样做算是明，怎样做算是暗？”魏征回答：“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叫明，只相信个别人的意见就叫暗。从前唐尧征询下面民众的意见，因此知道有苗的罪恶；虞舜耳聪目明，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的视听；秦二世偏信赵高，使自己遭受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自取困死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酿成了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王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么身边的大臣就无法蒙蔽君王的耳目，下情就可以上达。”唐太宗听后说：“非常正确。”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同意开仓赈济老百姓，而叫老百姓到山东去找饭吃。隋炀帝凭借着丰富的粮食储备，奢侈浪费，大肆挥霍，最终失去了天下。仓库中储备的粮食只要能应付荒年就行了，多余的又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说天子是至尊，没有可惧怕的事情，朕则认为不是这样。朕对上害怕上天的监视，对下害怕众臣的仰视，整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还担心上不合天意，下不得人心。”魏征说：“这确实是天下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有始有终，这就很好了。”
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事最重要的是公正。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南夷，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李严都悲痛哭泣，李严甚至因悲伤过度而死。如果不是公正无私，能让人这样吗？再如隋朝宰相高绢，他办事公正，懂得治国的要领。隋朝的存亡，与高绢的生死密切相关。既然朕仰慕前世明君，你们也要效法前世的贤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