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治国，即治理国家。本篇主要论述农业生产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文章开篇就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认为富民是治国的基础，而要使民富则必须发展粮食生产，所以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为了发展农业，作者提出强本抑末，即努力增加粮食产量、禁止奢侈品生产的主张。文章最后用粮多粮少作对比来归结粮食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原典】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1]，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2]，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注释】
[1]危：不安心。
[2]陵：侵凌。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为什么这样看呢？百姓富裕就安于乡居而不愿意离开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民众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乱国必然是贫穷的。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原典】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1]，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2]。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注释】
[1]七十九代之君：不详其从何代算起，当泛指前朝君主。
[2]粟：借指粮食。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重视农业。凡是以治国为急务的人，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原典】
今为末作奇巧者[1]，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2]。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3]。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注释】
[1]末作奇巧：指经营奢侈玩好物品的手工业和商业。
[2]倍贷：指借一还二的高利贷。
[3]庸：通“佣”。
【译文】
如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一日的劳作就可以得到五日的食用。而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舍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按月计算则收入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又不根据时节，农民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国家的税收。但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而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从农民手里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达到四项，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即使对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都是因为粮食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原典】
常山之东[1]，河汝之间[2]，蚤生而晚杀[3]，五谷之所蕃孰也[4]。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5]，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6]。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贰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注释】
[1]常山：地名，在今河北中部正定一带。
[2]汝：水名，发源于河南伏牛山，东南流经安徽西北部入淮。
[3]蚤：通“早”。
[4]孰：通“熟”，成熟。
[5]粥：通“鬻”，出卖。
[6]作一：专务一业，即专务农业生产。
【译文】
从常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得早而凋落得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生产粮食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原因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轮换其行业，这样每年的收入，谁也无法互相超过。因此，农民专一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就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农业荒废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将会灭亡，粮食生产仅够消费的国家只能靠武力维持，粮食生产充足，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就王业。粮食，是民生之本；粮食，是财用之本；粮食，是疆土之本。粮食一多，天下的物产就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徙的时候，发展农耕而建成小邑，第二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大都，到第三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国家。舜没有采用严厉的刑罚、严酷的禁令，而民众都归向他。这是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
【原典】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欧众移民[1]，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2]，治国之道也。
【注释】
[1]欧：通“殴”，驱赶。
[2]途：道路。
【译文】
先代圣王往往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人民安乡爱家，对于移风易俗，驱使调遣，甚至有所杀戮，都不会憎恶。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君主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轻视家园，轻视家园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坚决执行，君令不能坚决执行，禁律也不能做到坚决落实，禁律不能坚决落实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落实，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增产粮食，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君主的首要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