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领导只要是个明白人，都得用能人，品质好的能人。但前提是，必须得让他放心。
扯淡的马前泼水
朱买臣在西汉，不算一个大人物，但他的名气在后世却出奇地大。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是一个刻苦学习，靠苦读做官的模范典型。白衣致卿相的故事，在科举制实行之后，倒是有不少。但在汉朝，这样的美事并不多见。刘邦的沛县那帮偷鸡摸狗的兄弟，布衣致卿相，是因为跟着主子打天下了。天下已定之后，小百姓要想混官场，一般都得从小吏干起，还要有牛人推荐。大把的机会，都给了富人。在那个时代，像朱买臣这样，虽能读书识字，但家贫如洗，最后靠讲经得到皇帝赏识的，其实是个异数。宣称要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急切需要若干通经之人做装饰，他欣赏的博士公孙弘以及朱买臣，都是这样的饰件。这样的饰件，像汲黯说的那样，无非“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即使是模范典型，如果故事缺乏戏剧性，也不大容易走红。而朱买臣的故事，恰好有这样的因素。这个靠砍柴卖柴为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措大，居然有一个妻子。朱买臣出场的时候，这个妻子已经在台上，看起来已经跟他吃苦若干年了，并没有嫌弃他。只是觉得自己的丈夫边卖柴边大声朗读有点搞笑，总是制止他，又制止不住。最终，到朱买臣四十多岁时，看看日子毫无起色，实在熬不住了，离开他另找人家。朱买臣还劝，说自己五十岁上肯定能发迹，没几年熬头了。显然，这样的安慰，估计是街上每个穷措大的托词，没法让人信的，所以，朱买臣妻还是往前走了一步。
另嫁人的买臣妻，对朱买臣并未恩断义绝，后来跟后夫上坟，看见朱买臣吃不上饭，还“呼饭炊之”。但是，没有了妻子的朱买臣，生活终于有了变化，不再卖柴，跟着太守的上计吏做跟班了。所谓上计，就是每年进京负责应付上级的考核。为了应付考核，各个郡不仅要有专门人员，还有驻京办事机构——守邸。就这样，朱买臣进了长安，伏阙上书，没有消息。正在饥寒交迫之间，幸好得到了乡人严助的推荐，得以面见皇帝。朱买臣见皇帝，说春秋，言楚辞，说得汉武帝高兴。于是就做了官，中大夫——皇帝的侍从。恰好武帝要置朔方郡，宰相公孙弘以为不可，于是武帝便令朱买臣去跟公孙弘辩论。看来朱买臣杂书读得比较多，口才也好，辩来辩去，把公孙弘辩得没脾气了。其实，汉武帝置朔方郡，从经济角度，完全不合理，他自己也说服不了宰相。当时的朱买臣，原本就是被武帝当作东方朔这样的弄臣的，跟弄臣辩论，谁是敌手呢？
再后来，东边的越人老是叛乱。朱买臣献策，说他有平叛之法。于是，汉武帝就命朱买臣做了他家乡的会稽太守。临行之前，说了一句：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你这下子抖了吧？
朱买臣进京做官期间，也有不走字的时候，有一阵儿官也丢过，他就跑到会稽郡的驻京办去混饭吃。这回，捧了会稽太守的印绶，他依旧穿着往日的旧衣服，再次来到会稽郡的守邸，正好赶上上计之时。上计吏和守邸里的办事人员正在一起喝酒，见朱买臣进来，也没有人起身。朱买臣一屁股坐下就跟着大伙一起喝，酒致半酣，守邸的小吏突然发现朱买臣身上有印绶，近前仔细一辨，发现居然是会稽太守印绶。大惊，出来告诉上计吏，人家不信，告诉守邸之丞，也没人信。小吏急了，拉他们近前去看，果然。那年月，一郡的太守，跟九卿同品级，而且在郡里大权在握，可以生杀予夺。属吏们给太守拜寿，是要呼万岁的。发现向来不起眼的朱买臣，猛然之间变成了太守，所有人都惊呆了，发呆完毕，呼啦啦跪倒一大片。
朱买臣富贵还乡，家乡人无论贵贱，都来迎接。朱买臣发现，他的前妻和丈夫，一个修路工人，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于是，朱买臣命人将这夫妻俩都带进了太守官邸，养了起来。但是，从卖柴人到太守，这个反差实在太大，刺激也够大，一个月后，他的前妻还是自杀了。
后来，朱买臣和妻子的这段故事，被后人演绎成《马前泼水》的杂剧，到清朝又变成京剧经典剧目，一直演到今天。说是朱买臣还乡，看到前妻之后，有种种的羞辱，前妻还要求回来。朱买臣命人在马前泼了一桶水，让他前妻收起来，能收起来，就收回她。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以前妻自杀告终。这个编出来的戏剧故事，还产生了一个成语：覆水难收。
其实呢，朱买臣没有这样做。仅仅是令人把前妻和丈夫带上一辆车，也就完了。从此，前妻和丈夫，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只是，需要天天面对这个威风八面的前夫，未免懊悔，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估计也挺不住。朱买臣作为刻苦学习的榜样，倒也罢了，但把朱的前妻打成嫌贫爱富的反面典型，加以鞭笞，一鞭笞就好几百年，真的有点过。那个年月，女人也是要吃饭的，一个连老婆都养不活的人，人家跟了好些年，走道（改嫁）之后，还能给前夫饭吃，要论人品，其实真的不差。
调和阴阳的宰相
调和阴阳这样的事，后世一般都是医生在做。中医的理论，但凡生病，就是阴阳不协，治病，无非调和阴阳。实在调和不了，人也就翘了。当然，另一种说法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命里该死，医生再怎么高明，也无力回天。但是，西汉年间，一说起调和阴阳，人们都会想到宰相。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三公的职掌，就是调和阴阳——为人间社会调和阴阳。而宰相为三公之首，自然首当其任。
汉宣帝时，丙吉为相。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件逸事。有天丙吉在大街上走，看见一群混混殴斗，打得死伤枕籍，血流满地，丙吉置之不理，驱车而过。又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头牛趴在那里喘气，他却停车下来，一个劲儿地问牛的主人，是不是路赶急了，把牛给累着了。跟着他的掾吏（随员）不解，问他，有人斗殴致死你不管，一头牛喘气你却问个没完，这是为什么？丙吉说，混混打架，是长安令和京兆尹这些地方官该管的事，他们管不好，年终考核记上一笔就是。现在刚刚初春，还不到热的时候，牛就喘，如果不是累着了，那就是出大问题了，不该热的时候热了，必定是阴阳不调。三公职掌，就是管这事的，焉能不问？
三公负责调和阴阳，大概发端于董仲舒的理论。天人合一，天象如何，跟地上人的作为有关。阴阳不协，不是冤狱太多，就是统治者做了其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非得宰相出面打理，才能把不协调的阴阳再调和回去。这样的说法，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但凡有了灾异，无论水旱，王朝都会在自身政治上找原因，做一番自我的检讨和调整。如果调整过后，灾异如旧，那么宰相的位置就保不住了，换人。西汉因为这个事，换掉的宰相有一大把，难怪丙吉见了牛喘神经紧张。其实，真要是人事影响天象，第一个该换的是皇帝。可惜，君主制下，偏偏就是皇帝换不了。
丙吉是狱吏出身，在西汉后半叶儒风大炽的时代，其实是做不了宰相的。但这个高级狱吏，恰好在汉武帝跟卫太子闹翻，穷制巫蛊之时，在廷尉府干狱监。因职务之便，善心大发，救了卫太子的遗孙，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后来，汉昭帝死后无嗣，霍光拥立昌邑王失败，最后找到刘询继位，是为汉宣帝。说起来，丙吉是汉宣帝的大恩人，但当时汉宣帝尚在襁褓之中，不知此事。继位之后，虽然丙吉也在朝为官，却只字不提。直到后来有人争功，争来争去，汉宣帝发现，真的功臣，是这个不说话的丙吉。由是大感动，让他封侯拜相。丙吉谦让再三，还是接受了。
一个狱吏出身的人，当然知道其实一个王朝的冤狱，是永远断不了的。西汉的法律，在条文上比秦朝少，某些特别残忍的肉刑，也因为缇萦的上书，被汉文帝废了。但严刑峻法之风，却贯穿王朝始终。不管多大的官，只要犯事进了监狱，就得扒层皮。好些名臣，比如李广和周亚夫，都因为不愿意进监狱受辱而自杀。如果人事真的会影响天象，那么他这个调和阴阳的人，恐怕怎么也做不好。所以，他做宰相之后，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尽量别在自己手中害人。宰相府的掾吏，不管犯了什么错，他都不将之投入监狱，顶多放个长假，让他们自己识趣离职就是。一个赶车的车夫，因为喝醉，吐在了他的车上。左右要赶这个酒鬼走人，他也不让，说是不能为了一辆车，砸了一个人的饭碗。这样宽厚待人，能不能让天象变得协调一点，我们不知道，反正，他的政敌的确不多。
丙吉的特殊之处，是绝不因为他跟皇帝的关系而显露丝毫的特别。除了宽厚，没听说他有什么政绩，更没见他在调和阴阳方面，有什么表现。但他的位置很稳，一直做到死。死前，皇帝还特意征求他的意见，谁可以接任。一个在民间吃过苦的皇帝，知道感恩，一个同样在民间混出来的高官，不居功自傲。虽然不是明君配贤相，倒也令人感动。
班固说，做高官之后，丙吉也开始读诗礼了，而且皆通大义。但他的宽厚，却跟这些儒家经典，关系不大，只能说是天性。或者，在做狱吏时，见了太多的残忍，后来良心发现了。
循吏的猴子屁股
西汉中期的黄霸，是个人物。后汉儒生，每每称道之，班固的《汉书·循吏传》上，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汉的循吏，是以“师儒”的身份从事教化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黄霸这个人，就会发现，此人其实不算是一个儒者，许多同时代官僚，至少通一经，有过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历。但他学习儒家经典是在监狱里，听起来并不靠谱。他的治理之道，骨子里，还是申韩之术。只不过，他执法较为宽容而已。
黄霸进入仕途，是通过纳赀，即买官。汉武帝大动干戈，国库空了，于是大肆卖官鬻爵，黄霸就是这么混进来的。买官之人，官场上没人看得起，总觉得他们将本求利，是进来捞的。但是黄霸表现不错，很清廉。大约家里有钱，没打算借官生利。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执法比较宽，能放人一马，就放人一马。西汉走到宣帝这儿，一直都是秦朝的调子，严刑峻法，只有文帝时稍宽了一小会儿，汉武帝就又开始老调重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酷吏当道，百姓稍有干犯，小命必定不保。官吏的日子也不好过，不管多大的官，一旦有过失，马上投进监狱，即使不死，也剥层皮。
西汉到了宣帝时分，问题已经比较多了。黄霸来自民间，懂得严刑峻法给民间带来的痛苦，也知晓酷吏的冷面对于官僚集团的伤害。于是，他要改弦易辙。慢慢地，黄霸这样执法较宽的人，就浮出水面了。
黄霸崭露头角，是在做廷尉正的时候。廷尉掌天下刑狱，下面的郡县，但有疑难案件，都交由廷尉衙门审理。廷尉正，是廷尉的主要助手。一个执法尺度宽的人来做这个，好多人的命就保住了。但是，酷吏势力不小，老是宽纵，也会得罪人。在廷尉正任上，当时的大儒长信宫少府夏侯胜，因为非议诏令得罪，他给压下了，因此，被人举报，他也进了监狱。罪当死，不知怎么就没行刑，跟夏侯胜关在一起。一关就是三年，跟着夏侯老先生学了《尚书》。三年之后，俩人都出狱，重新为官。汉代监狱环境，以恶劣闻名，黄霸有学习的条件，实在难得。
这一回，黄霸可就抖了。做颍川太守，皇帝特许他的车盖高一丈，遮不了风，挡不了雨，但招摇得紧。只是，学了《尚书》的黄霸，到了颍川之后，干的活儿好像跟儒学也没多少关系。首先是分遣良吏，对百姓宣读皇帝诏令。然后把当地的百姓按军队编制编伍，类似保甲制度的做法，以父老做保甲头目，说是要劝善防奸。然后磨磨叽叽地劝百姓种树、耕田，务桑蚕。最搞笑的是，他让当地的乡官（三老之类）和邮亭，都在自己的官舍里养鸡养猪，说是可以救助穷人。当然，实际上很可能是让这些工资不高的基层干部，明目张胆地搞点副业创收。县以下设置政府官员，是秦制，但行到汉朝，这个制度已经有点乱了，最基层的干部们，都有点混不下去了。黄霸想要干点事，不动员乡里三老和亭长们，多半没戏，于是，先来点优惠。
有准保甲制度，加上他又比较勤政，经常下去溜达，所以，他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底下的官吏，有人干了什么没他不知道的。有一次，一个小吏下乡，不在邮亭吃饭（里面都养鸡养猪了，味道很不好），自己带了饭在道旁凑合，结果饭里的一块肉还被鸟给叼了去。小吏办完事回衙门，黄霸出来迎接，以表扬的口吻，把这事说了。小吏吓得半死，以为自己干什么都瞒不过长官，于是什么也不敢瞒，坏事也不敢做了。一个小吏如此，别的也一样。
显然，黄霸在颍川干的事，跟儒学没有什么关系。劝农这事，法家更在意。保甲这玩意儿，原本就是商鞅的发明，广布耳目眼线，明察秋毫，也是法家治理之术的应有之义。这样法网严密的治理，盗贼当然没有藏身之所，所以就比较太平，监狱里重犯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黄霸驭下较宽。有郡丞年老重听，按旧例该淘汰，但黄霸不许，说就让他凑合干好了。换个新的，送往迎来，还要花钱。这事呢，有点像黄老之术。
等到皇帝提拔他做京兆尹（首都市长），他这一套就不灵了。因为京兆达官贵人太多，人口成分复杂，没法建保甲。所以，京兆在他任上，混乱如故，换了能吏张敞才好点。后来，黄霸做了丞相，就更不灵了，连班固都说，他不若前任的丙吉。一日。原来待在张敞家的鹖鸟成群飞到丞相府，黄霸不认识这种鸟，以为是神雀，想要启奏皇帝，说是祥瑞。结果，被张敞一通奚落。后来，作为侍从的侍中史高大受皇帝的亲爱，黄霸拍马屁，提名史高做太尉。结果马屁拍在马腿上，皇帝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近臣可以做军事首领，黄霸反而遭到皇帝的一通数落。还好，没有罢他的官，于是，黄霸在丞相任上死掉了。
其实，西汉的循吏，跟酷吏的底子差不多，骨子里都是申韩之术。黄霸是个只能做地方官的料，放在丞相位置上，未免进退失据。但是，汉宣帝需要宽政，黄霸有这样的名声，成了符号，只能用他。
班固为黄霸做传，结尾的时候，写了这么一个故事，黄霸年少时，做过主管捕盗的乡官。一次，跟一个善相面的人出游，见到一个妇人，相面的说，此妇当富贵，如其不然，则相书都可以烧了。黄霸一打听，此妇即本乡巫者的女儿，于是黄霸便娶了这个妇人。提这件事，不是说黄霸后来的富贵，沾了老婆的光，而是说这个循吏，功利心还真的很重。猴子屁股那点红，最后还是露了出来。
儒官的正反两面
西汉自武帝之后，儒风越来越炽。虽然独尊儒术什么的还只是个幌子，但公孙弘这样的儒生毕竟可以做宰相了。混进干部队伍的儒生越来越多，并不限于做博士。只是，具体到统治术，还是秦政那一套，为政极为严苛。汉宣帝人称中兴之主，关起门来，王霸杂用，但却想改改辙儿，让统治多一点教化色彩。这种时候，韩延寿这样的人登台了。
韩延寿不是儒生，但托自家老爹的福，一步登天，到朝廷做了官——谏大夫。韩延寿的爹爹当年是燕王刘旦的属吏，为谏阻刘旦谋反被杀。后来有人说，这个人，简直就是比干再世，应该起用他的后代，表彰他的事迹。于是，作为烈士后代，韩延寿就做官了。
韩延寿做了好些地方的太守，每到一处，讲究的就两个字——教化。他做颍川太守时，前任是赵广汉，采用的是法家手段，鼓励人们互相告讦。结果当地打小报告成风，人人自危。韩延寿想要改变风气，无从下手。后来找来数十位当地有德望的老者，酒食款待，商议和睦亲爱，消除积怨之道，介绍了一些儒家礼仪，要大家婚丧嫁娶遵行之。然后让郡中的儒生，戴了皮帽子，下乡主持礼仪。据说这一招还挺好使，风气为之大变。后来调到东郡，他也是这样，再加上开学校，礼聘贤士，表彰孝悌，让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做到左冯翊太守——半个首都的长官，依旧如此。道上传颂着许多他的事迹，令人感佩。有些事迹似乎是可信的。说他一次出行，随行的骑吏迟到，他让郡功曹惩罚之。后来因为一个门吏进谏，说这骑吏原本早到了，碰巧他爹来看他，为了迎接他爹，结果晚了一会儿。显然，提倡儒术的太守，不能责罚一个孝子，于是，门吏和骑吏都受到了表彰。有的事迹则有点矫情。说他对待下属，恩施甚厚而约誓明志，不许违规。哪个负约违规，他自己先痛切自责，把自己骂得跟孙子似的。结果那些负约违规的人，就后悔得拔刀自刺。韩延寿知道了，哭得稀里哗啦的，厚葬其人。有的事迹则有点可疑。比如说他在左冯翊期间，一次巡行各县，看见兄弟两个在打官司争田产。然后他就大悲痛，说是自己不能推行教化，导致骨肉争产，实在惭愧。于是，称病不干事了。害得一郡的官吏，都把自己捆了，跪在他的门前求他。争产的兄弟闻之，也立刻羞愧得不行，立马表示不争了，把田产让给对方。于是韩延寿大喜，开门出来，跟大伙大吃一顿。共产主义道德由此大发扬，满郡的人，都成雷锋了。
这么好的儒官，最后的下场居然是弃市——被处死陈列于市羞辱之。但这事还真不是因为碰上了昏君，而是他真的犯了事，大事。这事跟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有关，此人名叫萧望之。萧升任御史大夫，遗下的左冯翊太守，给了韩延寿。没想到，萧望之任御史大夫之后，麾下的御史查出韩延寿在东郡时，擅自花掉了官款一千万有余。此事为韩延寿闻之，马上说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也花掉了官款几百万，下令究治几位萧望之时代的旧吏，拷掠备至。萧望之弹劾他的奏章未上，他弹劾萧望之的奏章，已经到了皇帝那儿，并借京师长官之便，派人先把萧望之看了起来。幸好，皇帝还比较明白，另派人调查，调查结果，萧望之的事子虚乌有，而韩延寿的事则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这钱花得相当吓人，韩延寿居然将之用在了扩军上。征召甲士骑士，广置马匹，而且大肆添置车马上的饰物，还招了大批的鼓吹、歌者。没事干，点校军队，比照皇帝出来的架势，摆排场，抖威风。军旗猎猎，鼓角呜呜，刀枪蔽日，铠甲鲜明，还有众歌者唱歌。
汉朝制度，郡太守亲自掌兵，但麾下的军队数量是一定的，不能擅自添加。动用郡中的公款，征召军队，有造反的嫌疑。当然，韩延寿应该没有反意，他花钱装饰军队，无非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这样一来，又有了僭越之嫌。僭越和谋反，两条犯了一条，就该诛九族了。幸好，皇帝看在他烈士之后的份上，只处罚了他一个人。
行刑的路上，鉴于他的好名声，沿路给他送酒喝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他喝了差不多一石的酒。砍头的时候，已经烂醉，没有痛楚了。
马周是个好同志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李贺的这几句诗，说的是初唐马周的故事。马周是一个唐代的传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到处招人白眼的流浪汉，凭着一纸奏章，就平步青云。此后这样的好事，就基本上没有了，读书人若要官，科举考试慢慢爬就是了。李贺原本是打算爬来着，但不幸的是他的老爹名讳中有个晋字，跟进士的进谐音，人说他为了避讳，不能考进士。李贺这样的诗界鬼才，不考进士，让他考什么呢？所以，只好对马周感慨系之了。
初唐之际，魏征爱提意见，马周也爱提意见。魏征临死，将所有奏章解集，打算传之后世。而马周临死，将所有的奏章草稿付之一炬，说是不能留下来彰君之恶。难怪唐太宗那么喜欢马周，说是一天不见都想得慌。单从这一件事上看，马周真是个好同志。
不过，马周当初没发迹的时候，却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落拓不羁，经常因酒废事。做州助教，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教官，对讲课不甚了了，每天沉在醉乡里。经常被领导骂，骂烦了，马周要个志气，不为五斗米折腰，拂袖而去，离家出走。身无分文，又不肯卖苦力，走到哪儿，都讨人嫌。曾被一个县令大大地羞辱了一阵儿，大概是挨了一顿胖揍。急了，直奔长安而来，两千多里路，就腿儿着去的。在长安边上的新丰地方，客栈里的伙计，一个劲儿地招呼过往商贩，理都不理他。马周自己要了一斗八升酒，自斟自饮。
到了长安，设法混进中郎将常何家里，做个门客，混口饭吃。此时，玄武门之变已经发生，李世民做了皇帝。初做皇帝的李世民，百废待兴，要臣子们全都上书，给他拿主意。常何是个武将，目不识丁，大犯其愁。马周知道了，对常何说，这有什么难的，交给我办吧。常何恍然，原来家中还有这么一块料。于是，马周替常何长篇大论，写了应该如何如何的二十余事。书上，皇帝还真的看了，别的都一般，就这个常何的二十余事，几乎事事都说到他心里去了。心想，常何一个大老粗，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呢？找来一问，常何是个老实人，告诉唐太宗李世民说，这是我家门客马周起草的。
就这样，马周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一直做到中书令，位备宰辅，死后得以配享帝庙。马周死于糖尿病，古代谓之消渴病。病重之际，皇帝亲自为其选良宅，找名医。李世民亲自为之调药，太子李治亲临病榻伺候（象征性的）。这样的宠信，这样的荣耀，真是到了顶了。
马周的功劳，主要是建言。跟魏征的声色俱厉不同，马周提的都是建设性意见，每个意见都很委婉，但都挺中肯。马周的建言，主要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劝李世民修养生息，别折腾；二是劝李世民别惯孩子，骄纵诸王；三劝李世民别以宗室勋臣为藩镇，将兵在外。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是慎选州县官，不要用武人对付；二是要唐太宗把唐高祖李渊的宫室好好修修，从城外挪到城里，方便孝敬。
李家人一窝战将，就是一军阀团伙。马上得天下，当然，得跟伙里的伙计们坐地分赃，武人做州县官，顺势而然。但这样的话，等于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不及时转型文治，这个天下必定坐不长久。李渊坐江山若干年，弯子没转过来，到了李世民这儿还不转，麻烦大了。这个主意，切中要害，当然好。
其次，李世民的龙椅，是发动政变抢过来的。尽管上层的关陇集团，多有胡人血统，但面上还是要装汉人。杀了自己的兄弟，逼得老子让了位，这种事，好说不好听，于儒家孝悌的大道理上，无论如何都有亏。对于李世民来说，当下的形势，亟需一种基于孝道的补救。把自己老子从龙椅上逼走，是没办法的事儿，但将之迁往城外，却是大失策。无论李世民孝与不孝，只要你还需要下面的臣民百姓讲孝道，就是装，也得装个样子。所以，马周劝李世民把老爹搬回城里，就近建宫殿居住，也好晨省昏定，早晚问候，实在是好主意。李世民其实自己也正在为此焦虑，窗户纸一捅就破，李世民马上心领神会，立即照办。
马周是个好同志，好就好在总是能提建设性意见，而且都提到某些关键点上，挠在痒处。
狄仁杰冤案
在外国人眼里，唐朝的狄仁杰是神探；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他是善于断狱的清官，资格比包拯包公还老。其实，狄仁杰只是唐朝，不，确切地说是跨越唐和周的一个能臣。断狱当然是其所长，但弹究大臣，管理财政、打理地方政务甚至领兵打仗都干过，也都干得不错。只是，老百姓眼里的清官，大多数的事迹，都集中在审案子上了。家写公案，也得这样写。所谓的清官，就是不收包袱，秉公办事，断案如神，不仅能破人家破不了的疑难杂案，而且执法公正，不徇私，不枉法。狄仁杰呢，也的确有过这方面的表现。做大理寺丞的时候，一年清理积案一万七千人次，没有喊冤枉的。但破案的事迹，还真的没见过。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力求严格执法，该办的，纵使皇帝求情，也办。不该办的，即使皇帝要办，也不办。唯一的缺憾是，狄仁杰是明经科出身，不是时髦的进士，也没考明法科，等于是弄了一个经学文凭，就出来干法律了。
狄仁杰有两件事特别出奇。第一件事，高宗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的手下误伐昭陵（唐太宗陵）一棵柏树。唐高宗李治执意要杀，狄仁杰说按律不当死。两下争得面红耳赤，狄仁杰宁死不奉诏，最后还是没杀。第二件，高宗死后，武则天当家，眼看要改朝换代，唐朝宗室多有反者，越王李贞就是一个。反了，事不成，牵连甚众。当时，李贞事发在豫州，事毕朝廷派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此案受牵连当诛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狄仁杰密奏武则天，为这些该杀的人求情，结果都改成流放。
救人不死的狄仁杰，却挡不住自己被冤狱牵连。唐周之际，武则天为了扫平阻力，任用酷吏，屡兴大狱。著名的酷吏来俊臣，受武承嗣指使，找上了狄仁杰。来俊臣办案，就是这个风格，安你一个罪名，不承认就是酷刑，整得你体无完肤，求生不能，求死不成，你还是得认账。狄仁杰明白这套，说他谋反，就承认谋反。因此，没有受刑，就在监狱里等死，来俊臣甚至让人代他给武则天写好了“谢死表”。这期间，审问者想要升迁快点，明白告诉狄仁杰，可以诬指审问者的上司，这样就能减刑不死。狄仁杰以头撞柱，宁死也不从。在等着行刑期间，看守比较放松，狄仁杰设法用头巾写血书一封，传给家人，儿子叩阙告状，把血书递到武则天手里。事办成了，于是，武则天召见了狄仁杰，问他，你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说，不承认，早就给用刑打死了。那为何做谢死表？狄仁杰说，没有这事，一看，是人代签的。于是，狄仁杰活命了，出来继续做官。
酷吏当道之时，所谓审案，就是刑讯逼供，供出来新人，继续抓，抓来再刑讯。攀得越多，用刑越狠，杀人越众，酷吏就越是兴奋。武则天就是要用这一招，摧垮依恋唐朝的官僚们的信念。其实，当时的狄仁杰，并非一个坚定的拥唐派。而且武则天对他，有知遇之恩。当初几次坚持公正执法，背后的支持者，都是武则天。即便如此，如果不是狄仁杰深知刑狱里的名堂，机智地告了御状，武则天也乐意过问，一百个他也没命了。
此后，狄仁杰不仅继续做官，而且是武则天特别信任的宰相。即使武家人武承嗣下蛆，都撼动不了狄仁杰。狄仁杰推荐的人，大多得到重用，武则天甚至都不担心他结党。一次，推荐到自己儿子头上了，武则天也照用，说这是祁黄羊再世，内举不避亲。他推荐张柬之为相，武则天把张柬之从荆州长史提到洛州司马，狄仁杰不肯，非一路拔到宰相，才不说话了（《旧唐书·张柬之传》上说，是姚崇推荐的）。在武则天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狄仁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点破了一个人伦迷局。如果武则天选择武姓人做接班人，那么，这个人就只能是她的侄子。现行的宗法制度，侄子是不管姑母死后之事的，那么意味她死后，祭祀就没了血食。如果选择儿子接班，那就不会姓武，而姓李，但血食可以保证的。最后，儿子李显，再次成了太子，由此奠定了李唐复兴的基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却是皇帝里少有的明白人。以她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当家立朝，也得用能人，品德好的能人，而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人。狄仁杰从豫州刺史任上回朝，武则天跟他说，你在豫州干得不错，但你知道谁说你坏话吗？狄仁杰说，如果陛下认为我错了，我就改，陛下明白我没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谁说了我的坏话。史书上说，武则天听罢，深加叹异。但是，随后狄仁杰就遭武承嗣和来俊臣诬陷下狱。其实，武则天说这话，是在市恩，皇帝给了臣子特别的恩典，臣子却不要。这不光是不给面子的问题，更牵扯到立场问题。狄仁杰在豫州刺史任上，为叛乱余党开脱，本身就担着嫌疑，武则天准了他的请求，不等于说嫌疑就消失了。此番市恩不赏脸，坐实了嫌疑。幸好，在关键时刻，狄仁杰写血书向武则天求救，洗掉了嫌疑，武则天出面，成了狄仁杰的救命恩人，也就放心了。
自古以来，领导只要是个明白人，都得用能人，品质好的能人。但前提是，必须得让他放心。
官场要说模棱话
苏味道是武则天朝的名臣，文章写得漂亮，年幼就有神童之称。那年月是个全社会看重才子的时代，所以这样的人，长大了自然科门高第，仕途顺利，混到高位。在则天朝，还做过好几任的宰相。几上几下，宦海沉浮，基本上稳坐钓鱼船。他的门生问他，做官的诀窍是什么？他用手摸着桌子的棱角，说你看我的手，棱角的两面都摸到，这就是诀窍。说话要说两面话，千万不要下决断。这事传出来以后，苏味道就成了苏模棱，模棱宰相。说两面话，含糊其辞，捣糨糊，就被称为模棱两可。只是“摸”字，在流传中变成了“模”。而苏味道，也成为历史上混事不负责任之臣的代表，留下千古骂名。
其实，苏味道多少有点冤。此人虽然模棱，但为人不坏，在历史上也没留下什么劣迹。小小不言的，也能做点好事。他的模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武则天逼出来的。时运不济，苏味道混到高位之后，不幸地赶上了武则天要做女皇，官场形势，为之大乱。一般来说，改朝换代之际，做官的人都比较难做。新主子要招新人，老人要重新站队，如果不打算给旧主子守节，就得想办法对新主子表示效忠，新主子认账与否，还不好说。说话、办事、交朋友，都要谨慎。一个不留神，吃饭的家伙兴许就不在肩膀上了。况且，武则天立的新朝，偏又是个女皇的朝代，这种事，自古没见过，多数人脑袋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虽说兴兵反抗者倒也不多，但暗中嘀咕的，委实不少。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下面有人嘀咕的。武则天消灭嘀咕的办法，是鼓励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就凭着一封封不辨真伪的告密信，像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不知干掉了多少大臣小臣。有不满嘀咕的，但也有得罪了人，被人诬告的。要想不被诬告，就必须做老好人，说话模棱，两头堵。做了宰相，不仅不能得罪同僚，更重要的是不能得罪皇帝。武则天这个天下第一位女皇帝，是个明白事的英主，但是，心狠手辣，跟臣子，无论你是哪个，都谈不上交情。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也有众多的面首，用完一个，肯定赏赐众多，封你个高爵厚土。但是，武则天的面首，用的时候宝贝得不得了，不用了，丢开就算。臣子更是如此，宠信的时候说什么都好，说翻脸就翻脸。今天的宠臣，没准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伴君如伴虎，伴女皇如伴母老虎，不好混。任是遇事模棱，苏味道也因为交友不慎，两次遭贬，一次下狱。苏味道的模棱，实在是应付官场风险的一种无奈，跟后来娄师德的唾面自干，其实是一个路数。
武则天立的大周，到她临死的时候，没有立住，最后又改回了大唐。后世史家，说起唐朝的诸位皇帝，武则天还算是一个明君。但在明君之下，还是有模棱宰相。可见君主制下的政治文化，实在不敢恭维。就算皇帝是个明白人，臣子实话实说，风险也极大。要想踏踏实实走完仕途，告老还乡，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学苏味道，说模棱话，两头堵。无论皇帝怎么想，怎么决策，我都可以应付。当然，模棱话，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没有师承，不勤学苦练，加上心有灵犀，一般是学不会的。生硬地操作起来，被人看破，反而麻烦。
过去一些高明的算卦的大师，都会这个。你问他父母如何？他告诉你，父在母先亡。无论你是父先亡，还是母先死，或者父母俱亡，父母俱在，他都说得通，立于不败之地。汉语天然的模糊性，给这样两头话提供了特别合适的工具。只要勤学苦练，下可以街头摆摊，算卦混饭，上可以登上庙堂，伴君建功。
古往今来，模棱话，就等于官话，大部分的官话。尽管后世的帝王说起苏模棱，都恨得不行，但却不耽误后世的臣子把苏模棱当作楷模，模棱下去。皇帝就这个德行，权力太大，性情又差，说起来都喜欢直言，真的直言了，立马就不高兴。别说戳了肺管子的直言，就是不大合心意的话，都不大爱听。伴君，要想伴得太平，不模棱，实在没有第二种办法。
佞臣的市场
李林甫是唐朝著名的奸相，死后被人骂了一千多年。他挨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此后这样口蜜腹剑的佞臣奸相，朝堂道上，络绎不绝。就像《西游补》里的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干吗总拿秦桧一个说事？历史是要人说的，总得找个典型来说事，找到谁，就算谁倒霉是了。
当然，李林甫被当典型抓出来示众，也有点理由。唐朝走到开元盛世，如日中天，呼喇一下，就陷入战乱，从此往后，只能苟延残喘了。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担，李林甫恰逢其时。史家众口一词，酿成安史之乱的罪魁，就是他和杨国忠。杨国忠不过是个赖子，而李林甫口蜜腹剑，一个奸相的标准形象，所以，不批他批谁呢？
其实，唐朝由盛转衰的罪魁，是唐明皇李隆基。李林甫这样的人，你说他口蜜腹剑，当然也可以，但《旧唐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这样的人，在政治开明之时，就是能臣，而在政治黯淡之际，则为奸相。为非作歹，需要有条件。具有这样性格的人，大抵都是做官的好坯子，心里那点坏能不能使出来，关键看皇帝喜欢什么。史书上记载，李林甫当政，总是背后坏人，阴人。传统社会，就是熟人社会，朝堂之上，也是如此。一个人城府再深，总是背后整人，时间长了，总是要露出马脚，除非，他每次整人都恰好迎合了皇帝的意旨。
总是迎合皇帝的人，被人称为佞臣。没有皇帝不喜欢人家迎合他的，但是，只要你想着励精图治，就得忍着。容忍臣子提不同意见，然后假装高兴，奖励敢于逆龙鳞、讲怪话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人，无论女子还是宦官，不管有多喜欢，都得压制，尽量不听他们在耳边吹风。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人经常坏事，而且坏大事。
但是，盛世来了，尽管隐忧不少，但总的看来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歌功颂德的声音，调子越来越高。一心励精图治的皇帝，也就飘飘然了。一飘，脾气就大，身边的宦官和宠妃，腻了吧唧的甜话儿，也就听得进去了。李林甫就是走宦官和宠妃的路子上来的，他能进入宰相班子，本身就说明唐朝的朝政已经出了问题，问题不在李林甫，而在政治制度的机制。历史上王朝政治的三大祸患：宦官、女主与外戚专权，无一不是制度的机制出了问题。皇帝制度本身，就存在这些隐患，需要皇帝时刻注意，严防死守，才能避免出事，但有松懈，就会有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正常的政治运作被干扰，而非正常的因素冒了出来。
在一个讲究文辞的时代，李林甫既没有诗，也不能文。唯一留下来的一首诗，堪称唐朝最差，类似今日的老干体佳作。《旧唐书》上还说，他好多字都不认识，把庆贺人家生子的弄璋之喜，写成弄麞。但是，他察言观色功夫一流。最好的武器，就是迎合，而且迎合得你没话说，恰到好处，不觉得他在溜须拍马。
玄宗朝最后一个贤相张九龄，按照老规矩，觉得不合适的事就反驳，宣称不奉诏。唐朝的规矩，如果一项政令，宰相不认可，即使皇帝坚持，也没戏。除非皇帝罢免了宰相，找人另议。如果是以前，当然是皇帝让步。但是，此时的唐明皇李隆基，已经飘起来了，当然不肯再忍。李林甫的贡献，就是暗中迎合，让皇帝的良好自我感觉，得到印证。其实，就是没有李林甫，张九龄也干不长，早晚都会被越来越自负的皇帝赶走。
皇帝听不得杂音，李林甫才会对御史们讲皇家仪仗队里的立仗马的故事，不要他们乱说话，最好不说话。而乱说话的御史周子谅，居然真的被皇帝杀了，这下，御史们就真的成为一声不响的立仗马了。
李林甫秉政二十余年，阴掉不少人，但皇帝信任的宦官高力士，他不会碰，皇帝崇宠的陈希烈，他也不碰。后来凭着杨贵妃上来的杨国忠，他更不敢碰。搞掉的人，固然罪非其罪，但都是皇帝的旨意。但凡哪个人有皇帝恩宠在，他连碰都不会碰。
史书上讲，李林甫为了防止文臣出任边帅，立功后再任宰相，影响他的权势，所以劝玄宗专任番将。番将无文，无法做宰相，所以，他可以一直维持老大的地位，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其实，唐朝用番将，是一个传统。安史之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玄宗开边（对外扩张）的瘾发作，边帅竞相立功。边帅要有作为，权限必然要扩大。而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允许他们扩权。武人掌兵，做了节度使，再掌民政，有了财权。自主性是强了，行动力也增加了，但反叛的危险，也随着抬高。这事，李林甫的作用，也就是煽了一点风而已。
在后人眼里，恶贯满盈的李林甫，得到了善终。可是，他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就被杨国忠诬告，说他跟番将勾连谋逆，并诱使李家的族人出来作证。于是，李林甫遭到了死后的惩罚，被诏夺一切官爵，废为庶人，已经做好的华贵棺材被废掉，换成庶人的小棺材。
李林甫也许想到了，他死后，杨国忠会整他，但却想不到，他临死前郑重托付后事的杨国忠，竟然用他的方式，毁了他和他的家族。恶人被恶人的方式磨掉，正义即使得到体现，也是一个扭曲的结果。
明君帐下的无赖宰相
自古以来，外戚专权，属于朝政的大忌。忌就忌在外戚专权，很容易让江山易主。一个王莽，一个杨坚，都是外戚学习的好榜样，在忠于原朝的臣子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但是，王朝政治的三大祸患，宦官、女主加外戚专权，其实都是君主自己惹的祸，赖不得别人。这些人专权的权，都是皇帝自己送的。
比较起来，三大祸患之中，如果没有太大的篡权危险的话，外戚秉政，还是一个比较能让人接受的事实。宦官和女主，在制度上是被排斥的，但制度从来没有规定，外戚不能做官参政。一般来讲，皇帝的配偶，身份地位特别低的也不多，像汉武帝这样，把个舞娘变成皇后的，并不多见。所以，外戚多半出身富贵之家，教育状况尚好，多少都会有点教养。东汉末年，清流们如此在意道德，对于外戚也是可以接受的。真正让士大夫受不了的，是没有命根子的宦官，出来吆三喝四，指手画脚。
但是，唐朝却出过一个无赖的外戚，而且这个外戚还做了宰相，一个一手遮天的宰相。此人，就是杨国忠。
杨国忠也不是无名之辈，他的舅舅是武则天的宠臣兼陪床的面首张易之，堂妹杨玉环，是王妃，后来又成了皇上的贵妃。但在杨玉环尚幼，还没有入选做王妃的时候，杨国忠可就是个市井无赖。那时候他叫杨钊，偷鸡摸狗，赌博打架，连带偷香窃玉，无所不为。这样的无赖，要想做官，当然没门。混不下去了，就去投军。他这样的人，投军能干吗呢，做屯优，给大兵说唱表演解闷的文工团员。大男人干这个，当然让人看不起，伺候人伺候不好，挨揍也是难免的。但是，伺候好了，也真能升上去。就这样，杨钊混进了干部队伍。这期间，杨玉环也被皇帝发现了，生生从儿子怀里夺过来，变成自己的枕边人。杨钊，也就变成了监察御史。
成为监察御史的杨钊，抱住当时宰相李林甫的大腿，按他的指挥棒咬人，屡兴大狱，杀人无数，破家无数。待到杨钊成了气候，官做大了，名字也被皇帝赐为国忠，就该轮到李林甫倒霉了。李林甫的左膀右臂，一个接一个地被杨国忠干掉，李林甫只能看着，毫无办法。还算幸运，李林甫在被问罪之前，病死了，死前，还郑重其事地把家族后事托给杨国忠。但是李林甫未及下葬，杨国忠就收买了李家的族人，诬陷他谋反。结果，做了二十年宰相，位极人臣的李林甫，被贬为庶人，下葬的棺材都改成小的了。
杨国忠成了宰相。唐朝是集体宰相制，凡是三省长官，或者皇帝钦点的人，只要头衔上加上中书门下平章事字样，就是宰相。但杨国忠入相，别人都得听他的，因为他有一个皇帝离了饭都吃不下的妹子。
唐明皇李隆基是个情种，老来弥笃。大诗人白居易为之写了长诗，后人则编了一个又一个剧本，传唱至今。但在当时，他跟杨贵妃的爱情，却把大唐人民坑惨了。杨贵妃是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的人，不见得会干预朝政，但皇帝爱屋及乌，杨家的男人女人，都抖了起来。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排列成行。男人则封侯拜相，杨国忠怎么折腾，谁也不敢跟皇帝多半句嘴，杨国忠也就可劲儿折腾。
杨贵妃的姐姐被封为虢国夫人，经常出入宫禁，在长安招摇。杨国忠跟虢国夫人，是堂兄妹，但却勾搭成奸，也不避人，在大街上就手挽手地晃。唐朝虽说开放，也没开放到堂兄妹可以乱搞的地步，但却没有人敢说什么。
如果仅仅限于男女之事的混乱，倒也罢了，关键军国大事，他也一手遮天。南诏王子阁罗凤原来在长安为质，不知怎么出逃回国。其实这算不了大事，但膨胀的唐玄宗李隆基面子受不了，一定要讨伐。打仗的事，也由杨国忠说了算。杨国忠这种人，用的将领是什么东西，不问可知。第一次征伐南诏，八万精兵，全军覆没。杨国忠谎报军情，说是打赢了，还将败将升了官。然后再派一拨人去，这回七万精兵，再次覆没。杨国忠还谎报军情，依旧说是赢了。前前后后，先后发兵二十余万，俱是久战之锐士，都扔在西南烟瘴之地。害得后来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朝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兵了。但是，就这样折腾，一向英明的唐明皇李隆基，居然对真情一无所知，杨国忠的位置稳稳的。看来，即使所谓的明君，沉湎女色，昏起来也是真昏，两眼一抹黑。
杨国忠的麻烦，在于他跟安禄山结了怨。安禄山造反，打的就是清除杨国忠，清君侧的旗号。说实在的，这样的旗号，还真有点号召力。当时，军事上外重内轻，安史所部，俱是劲旅，朝廷临时拼凑出来的军队，据函谷关坚守，也许还凑合。前方带兵将领，是老于行伍的哥舒翰，他的意思，也是要坚守。但皇帝急于扫平叛乱，要哥舒翰出击，杨国忠也跟着起哄。严旨威逼之下，哥舒翰不得已出击，一败涂地，长安于是不守。皇帝带杨贵妃和杨国忠西逃路上，在马嵬坡，御林军兀自乱了。先杀了杨国忠，然后逼皇帝令杨贵妃自尽。杨家兄弟姐妹，众国夫人，都在乱军之中丧命。不仅遮天的富贵没了，连命都没了，尸骨无存。
皇帝未必都专制，但真要专制，谁拿他也没办法。就是坑他自己，也得让他坑。一个历史看起来风流倜傥而且励精图治的皇帝，说要昏起来，就能让一个女人加她一个无赖兄弟，把自己的江山给毁了。因为，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人敢出来劝他一句，告诉他真实的情形。
缝补匠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的四朝元老，不仅侍奉过李、石、刘、郭、柴五姓的皇帝，还伺候过灭晋之后，打算在中原立足的契丹主耶律德光。如果都算上的话，说是五朝元老也可以。一般我们讲三朝、四朝元老，都是指伺候过三个四个同姓的皇帝。但是，冯道是真的经历了五个朝代，在其中的四个朝代，都位居高官。
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基本上别人不说，自己也会愧死。自打三纲五常之说问世，士大夫的名节，跟女人类似，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奉二主。跟主子跟多了，就像女人嫁了若干男人一样，脸上不好看，别人在背后嚼舌头。但是，且慢，五代特别。这个时代，女人无所谓节烈这一说。军阀混战，大兵们纵横劫掠，女人无非猎物，你抢来我夺去，即使被轮奸过，还是要跟个人家。有权势的人家，转瞬之间，靠山倒了，家眷依旧成为猎物。当家的主子，也不讲什么伦理道德，梁朝开国皇帝朱温，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放过，排班进宫侍寝，下面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按东汉班大姑的说法，社会道德，是靠女人来维系的，女人一旦没法讲究贞洁，男人也就随大溜了。所以，五代像冯道这样的文臣，一把一把的，改朝换代，多数人都是官职依旧，连衣服都不用换，接茬伺候新主子就是。文官如此，武将也差不多，除了某些特别倒霉的，基本上上面一茬一茬地换主子，下面的武人，还是旧人。文武的区别在于，文官对于改朝换代，无可奈何，而武将却是改换之事的发动机，只要他们有意，轻则换皇帝，重则换朝代。至于忠诚二字，文官字典里没有，武人呢，没有字典。
欧阳修重修五代史，对于冯道，深恶痛绝，评价完全负面。他人在宋朝，文治已经确立，士大夫道德也开始重整。文人对皇帝像贞女对丈夫一样，忠贞不二，不仅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而且也符合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俗语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买主只有一个，当然得强调忠诚，才能卖个好价。但是，冯道所处的年代，是个武夫横行的时代，文人除了歌功颂德拍马屁，就是做会计，帮武人征粮征税。满世界都是长枪大剑，耀武扬威。文官们，在这个杀来打去的年月，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草芥一样的若辈，其实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忠诚。即使有哪个傻帽刻意表现自己对某个主子的忠贞，只能被嗤之以鼻，当笑话看。
冯道晚年自称长乐老，对自己的一生挺满意，对百姓，对君主，对家人，都对得起。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欧阳修所谓的大节这回事。其实，他更该庆幸的是，他毫发无损地活下来了，家人也没有遭什么大难。一方面要归功于他比较机智，从来都见机行事，不能说的话不说，总是及时地送往迎来，安排新朝皇帝的登基仪式。后唐李存勖信任伶人，他不说话。石敬瑭父事契丹，他也不说话，契丹人进了中原，他也没有逃难。这种时候，他说话也白说，不仅挽救不了时局，连自己的小命也会搭进去。但是，碰上后唐明皇李嗣源，他说话了。因为这个武人皇帝比较厚道，能听进去话。讲一点奖励农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建议，多少让饱经武人横暴蹂躏的百姓，得到一点喘息。四朝经历，他只有对后周的柴荣，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但柴荣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明主，所以他也没事。只有在契丹耶律德光灭了后晋之后，胡人肆虐，到处打谷草（烧杀抢掠）之际，他才冒险说了些话，得以让这个胡人早一点撤走，因而少杀了不少百姓。
另一方面，冯道能够安然无恙地活下来，还是因为他没有娶娇妻美妾，没有像张式那样，因为有个漂亮的妻子，引起武人的觊觎，最后遭遇不幸。他也没有攒很多的钱财，不会有人打他的主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冯道虽说身为四朝高官，但也只是苟活而已。在那个乱世，只有这样的苟活，才能活下来。所谓的“长乐”，无非是知足常乐而已。
冯道不幸，生于一个什么规矩都不讲的乱世。在这样一个皇帝和武夫把文人当草芥的乱世，要求文人讲求做臣子的气节，当然是扯淡。一个文人，如果不想死的话，能像冯道这样，做一点补救工作，也算是救时了。唐代，人称姚崇为救时宰相，其实，真的救时宰相，是冯道。
告密者沈括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沈括，因为他记录了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至少有一种，跟他的名字相关。后来，又知道他不仅在《梦溪笔谈》里提到过活字印刷，还记录过石油，而且石油这个名词，也是他第一次命名使用的。而且，人家在天文历算方面，也有大把的成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怪不得宋代那么多文人笔记，就他的记录了活字印刷。由于北宋的活字以及印刷品已经失传，如果没有他的记录，国人的这一项盖世功业，兴许就湮灭了。再后来，举国批儒评法，扬法抑儒，才知道这位著名的科学家，跟王安石一样，还是一个著名的法家，王安石变法事业的战友。
沈括的大名传到今天，法家的形象现今已经没什么人提了，但科学家的头衔，还依然闪耀。相信多数少年宫里，古代科学家的栏目中，沈括肯定在里面。打开百度百科，里面沈括的条目，被他的功业堆满：科学成就、变法成就、天文历算成就、数学成就、兴修水利的成就、出使辽国折冲樽俎的成就……退休之后，还能为人看病，是个良医。这样正面的形象，近乎完人。
可惜，这样的完人，也有不小的瑕疵。这个瑕疵，体现在苏轼苏东坡身上。沈括跟苏轼是同事，一起做翰林学士，也同样以诗词名世。当然，他的文名，要比苏轼差点。宋神宗即位，锐意变法，苏轼的议论，多有不合，于是外放到杭州，做了通判。不久沈括被任为两浙访廉使，出巡南方。到了杭州，老同事重逢，分外亲昵，诗酒酬唱，无日无之。临行，求苏轼手书近作一通，说是作为纪念。当年，苏轼的诗词以及书法，已经相当值钱了，作为朋友和前同事，求个墨宝，理所当然，苏轼也就写了几首近作给他。没想到，沈括返回京城，向皇帝交差之际，把这几首诗详加批注，说是首首涉嫌谤讪新法，恶毒攻击朝政，然后呈给皇帝。由此，兴起了一场文字狱。御史李定和舒亶顺藤摸瓜，找了一堆（差不多有百首）苏轼的诗词，从中挖出了不少恶毒攻击的罪证。于是，苏轼被逮入狱，吃了牢饭，差点丢了脑袋。
当然，苏轼倒霉之际，就是沈括飞升之时。此公升了，就任当时权力超大的三司使，主管朝廷的财政，成为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助手。然而，王安石罢相，吴充上台，沈括马上转向，上书言新法诸多不便。结果被御史蔡确奏了一本，说他当年说新法如何如何好，现在王安石罢相，他又说种种不好。前后矛盾，是何用心？其实，此时的皇帝，还没有想废新法，沈括的急转弯，来得太快，结果让他也随之失势。不久又因为宋军永乐城的失败被牵连，贬了又贬，从此退出政坛。
有皇权专制，就免不了因言治罪。宋朝是个对士大夫相对宽容的时代，居然也有乌台诗案（即迫害苏轼案，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有人引为宋代之耻，其实没什么奇怪。乌台诗案中御史在苏轼诗作寻找反动内涵，其实跟清代文字狱的思路，是一脉相承，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只是，沈括作为士大夫名流，从朋友那里骗出诗来，然后详加批注，加以陷害，即使在士大夫品格低下的清代，这样的事情也不多见。那些告密的，多半是下层小文人，或者是别有用心卖身投靠的官僚。正经文人，干这种下作事的，还真稀罕。
当然，古人今人，人性变化不大。今之读书人，纵然做到教授，告个密，诱人进陷阱什么的，也不稀罕。能这样下作，多半是因为借机上升的诱惑太大。诱惑大了，人就把持不住。沈括的那个时代，新旧之争过于激烈，而苏轼恃才傲物，不满新法，目标比较大。黑掉了他，讨得皇帝并王安石欢心的可能性相当大。为官一世，谁不想出将入相呢？于是，沈括就做了小人，士林不齿的小人。
晚年的沈括，创作了不朽的一部笔记《梦溪笔谈》，但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他续娶了一位张氏夫人，是个标准的河东狮子，一声吼，房子也要抖三抖。不仅吼，而且经常性家暴，打得沈括满地找牙，头发揪得掉了一地，有时，被揪掉的头发上，还带着血。任是这样，沈括还挺舍不得的，河东吼一朝去世，翻来覆去地思念，神情恍惚，不久便过世了。
苏东坡下放
苏东坡入仕以来，一帆风顺，才名大著，落拓不羁，交接甚广。号称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什么人都能混。诗、词、文并字都有人捧，在京师时，一幅字可以换好几十斤羊肉，加上薪俸不低，补贴又多，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外放之后，也大抵在杭州、湖州这样的富庶地方做官，名流多，富商多，附庸风雅者更多，人人都乐意贴钱给他，日子比起京师，只好不坏。
但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吃下来，苏轼贬斥黄州，做团练副使，不签公事，即不能管事。北宋一州的军事长官为都监和钤辖，团练使是负责训练乡兵，即今日所谓的民兵，其职能有点类似各地的武装部部长。宋代干强枝弱，地方正规部队都老弱充斥，不堪敷用，何况民兵？团练使就是一个闲差，一个闲差的副职，还不能签公事，就等于挂个衔什么都不做的闲中之闲的闲官。大抵，就是发到下面，下放劳动，插队落户了。
对于被贬之人而言，闲倒无所谓，无事可做，可以游山玩水。但不签公事，补贴就没了，外快也没了。从前的日子，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就快。初来乍到这么个地方，人地两生，一时间也没有人帮衬，一向大手大脚惯了的苏东坡感到了困窘。此时苏东坡已经人到中年，家累不小，有妻有子，还有妾，当然也少不了仆人。一大家子人，每月收入只有四千五百钱，多一个子也没有。怎么办？厉行节约。每月开支日，苏东坡领回钱来，将这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日用一份，用叉子挑下来一份。量入为出，尽量节省。如果没有用完，就放在大竹筒里，平时就用这个钱待客。
光节流不行，还得开源，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轼开了五十亩稻田，养了一头牛，自己种地。一次，牛得了豆斑病，即出天花，看看要死。没想到夫人却懂兽医，弄来青蒿，磨成末喂牛，救过来了。从此以后，一家人吃饭不用买米了。
苏东坡还尝试着自己酿酒，貌似也成功了。可惜酿出的酒没法喝，喝了就坏肚子。屡试屡败，最后只得放弃。苏轼酿酒不成，但做肉却大成功。黄州多猪，但当地人不会吃，烧出来的猪肉难吃得要命。苏东坡想出了办法，把肉切成大块，放点佐料，用瓦罐柴火慢慢炖，炖好之后，味美至极。后世人称这道美食为东坡肉。然而今天的东坡肉，却变成了红烧肘子，跟当年的东坡肉除了都用猪肉这点外，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尽管黄州地处偏远，富人不多，绝少名流，但时间一长，人们也知道了苏东坡的大名。请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求诗、求墨宝者也多。苏东坡爽快，只消酒喝到位，但凡有人相求，每每一挥即就。贩夫走卒，甚至营妓，都有他的墨宝。但不像从前，写字可以换钱，换羊肉吃，无论写多少，都是尽义务。有个名叫李琪的人，经常跟着苏轼吃酒，但一直到苏东坡离开，始终未得一字之赐。临别之时，李琪隆重敬酒，取下领巾，向苏轼求诗。苏轼令其研磨，取笔大书云：“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人谈笑，将要终席之时，李琪再拜相请，苏轼大笑，说，差点忘了。随即续道：“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这么好玩的诗，题也就题了，一文也挣不到。
这样的吃法，黄州当地的美食，也跟着名人沾光。一次苏轼去当地人何秀才家吃饭，秀才家的油果特别酥，东坡食后，赞赏不置，问秀才，这果子叫什么名？主人答，无名。又问：为甚酥？旁边人大叫，就用“为甚酥”三字命名甚好。于是，当地从此就有了“为甚酥”油果，传到今天。
经常有人请吃饭，自己家的开支就可以节省一点了。但有几日不出来，没准就会出另外的麻烦。有一次，苏东坡害眼病，眼睛红红的，一个月不好意思出门，坊间竟然传说他死了，害得外地的朋友，闻讯大哭，哭得呼天抢地，才晓得他其实没死。
苏东坡是北宋一等一的名流，而北宋又是一个市场经济颇为发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名流都有极大的市场价值。然而，经历文字狱，众口铄金，名流也难免遭难。不得皇帝欢心，众人也就不感冒了。还好，宋代的专制还不过分，被贬之官，还不至于是政治上的不可接触者，不是所有的人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黄州偏远，有名人来了，还是会有人来捧场的。正因为如此，后来苏轼即使被发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还是能活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气，使地老天荒之境，追慕风雅，这也算是名流下放“插队”的副产品。
说不完的沈万三
沈万三在江南一带，大大有名。小的时候，妈妈和外婆一说谁谁有钱，都不忘加上一句，快赶上沈万三了。见诸于文字的沈万三，颇有些小小的歧义。有的说，他的名字叫沈万三，也有的说，其实是沈万山，还有的说，他名字叫沈秀，万三是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比较靠谱的说法，此人姓沈，名富，字仲荣，行三，吴人呼之曰万三。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应该是有的，是个元朝末年的江南富户，非常有钱。
关于他钱的来源，一种说法是他因为积德，救了一群青蛙，由此得了一个聚宝盆，所以，钱多得不得了。后来他被明太祖朱元璋发配云南，聚宝盆没丢，所以，到了云南，子孙照样是富人。另一种说法是，他是个商人，既做国内贸易，也搞国际贸易，海船直航海外。元朝不过是诸蒙古国的一个，原无所谓海内海外。国内生产不发达，但海外贸易却繁盛。所以，这也是中国唯一发行纸钞的朝代。沈万三因贸易而发家，一点都不奇怪，只要他有本事把相关的蒙古老爷打点好了，就没问题。
当然，沈万三之所以有名，不光是因为他的富有。在元末，估计江南一带，像他这样的富商，不止一个两个。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跟朱元璋搭上了关系。有记载说，在朱元璋初露头角时，沈万三就带头送钱送粮，帮助这个草头王。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如果没有沈万三的支持，多半实现不了。当了皇帝，朱元璋又让沈万三帮忙修宫殿，修好了宫殿，修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城墙加城门，都是沈万三的手笔。修完了城墙，沈万三还要犒赏军队。大约是口气大了点，惹得皇帝不高兴了。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礼贤下士，到处装孙子的朱重八了，脾气随着位置的加高，陡然见长。长得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所以，皇帝一不高兴，沈万三的脑袋就要丢。幸亏朱元璋还有个共过患难的马皇后。这个马皇后，没有夫君那样神经质，还有正常人的理智，觉得人家沈万三没有过错，干吗要杀呢？由于马皇后的进谏，沈万三保住了首级，但死罪免过，活罪不免，活生生给发配到云南去了。
今日的江南，还有很多沈万三的遗迹，真真假假，说不清楚。但在江南文化里，直到今天，著名的旅游点周庄，还有许多沈万三的传说。这说明，在文化里，沈万三还活着。但云南却没有听说沈万三的故事，看来，被发配到那里的沈家人，没有折腾出什么事来。从古至今，即使是富人，也是有根的，拔了根，多半长不好。
过去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历史学家也好，总是告诉我们，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朱元璋这个总代表，却对沈万三这个阶级弟兄，薄情寡义，甚至可以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其实，朱元璋得天下之后，打击豪强富户，是有计划的行为。被打击的，绝不止沈万三一个。如果说，这个出身贫雇农的皇帝，是出于贫下中农的阶级本性，打土豪分田地来了，当然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打了土豪，财产都归了他自己。历朝历代，只有他对收进宫里的阶级姐妹最狠，死了，还得叫她们殉葬。
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大地主不假，但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却名不副实。不光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也没有什么阶级意识。穷人帮穷人的事儿，当然是有的，但穷人整穷人、抢穷人、欺负穷人的事儿更多。同样，富豪之间，有互相帮的，也有互相整的。改朝换代之际，新爆发的不抢老富豪，怎么可能？不仅新老之间要发生战争，新一代内部，也照整不误。哪个高官犯了事，还不是抄家籍没，财产都便宜了昔日的同僚和皇帝。
人与人之间，比较靠谱的关系，当然不是阶级。两个互不相识的富人或者穷人，见了面断然不会格外地亲，不互相坑害，已经相当不错了。道义的讲究，更可能发生在熟人之间，即使不是熟人，同乡也靠谱。同一种言语文化，风俗习惯，会带给人们亲和感，即使非要互相整，刀子也就下去得不那么狠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沈万三其实在元末已经死了，所有的故事，都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即便如此，朱元璋打击豪强富户的事，也不是假的，明初“巨族皆谪戍”，是载于史册的。沈万三的故事，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和珅的罪过
世人皆知，和珅是清朝第一号大贪官。人们甚至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当然，如果算上晚清，和珅是不是第一贪，还不好说。别人不讲，单一个盛宣怀，就比和珅有钱。一个既做大官，又做掌管国有企业的官商的人，和砷怎么比？
和珅被逮，是命里注定的。从来做皇帝的，老子的宠臣，多半是儿子的仇敌。老子越是牛，宠臣越是受宠，这份敌意就越是重。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把孝道挂在嘴上的皇帝们，几乎个个对上一代的宠臣怀有不共戴天的恶感。只要老子一蹬腿，就迫不及待地一改为父之道，把父亲信任的人干掉。如果弗洛伊德见此，肯定大欢喜，以为这就是儿子的仇父情结的证据，没有跑的。
嘉庆的老爹乾隆爷活得长，做皇帝以及太上皇的时间也长。和珅作为乾隆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倒不是没有预见到自己以后的命运，也想着如何八面玲珑，把后面的皇帝也打点好了。况且，尽管雍正以后清朝就实行了秘密建储制度，但嘉庆的皇帝，是在老爹没有死，升格为太上皇的情况下做的。虽然大权不在，但王朝下一个接班的是哪个，已经公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和珅断然没有这个胆子，敢得罪嘉庆。为了讨好嘉庆，他甚至冒险提前把乾隆立储的消息透露给这个未来的主子（倒霉的是，这件事居然成为他的罪状）。只是，两姑之间难为妇。同时伺候两个主子，实在难。一时半会儿看不到的，只能忽视小的，不能忽视老的。所以，即使没有仇父情结，种下怨恨，也在所难免。
所以，乾隆一死，和珅必定跌倒。但跌倒的和珅，真正的罪名，其实不是贪腐，而是逾制和僭越。
不用说，问案者的倾向，来自当今皇帝。他就是要通过强调和珅的逾制和僭越，来突出这位父皇宠臣对父皇的不敬，从而伸张他惩罚奸臣的正当性。同时也堵了某些潜在的批评者的嘴——我不是不孝，而是为父找场子。当然，如果和珅真的逾制和僭越，从礼法上讲，也的确罪过大于贪腐。好些人以为，帝制时代的御史，就是惩治贪腐的。其实不对，御史的首要使命，是矫正人们的非礼行为，进而遏制逾制和僭越，将不臣之心泯灭在萌芽里。
所以，我们看到，有关和珅案的审理，和珅的某些过失，比如紫禁城骑马，大内里面乘轿之类的事，都成了重大问题。乾隆重病之时，和珅跟人说话，谈笑自若，也成了大逆不道。还有一条，就是和珅将一个出宫的宫女纳为妾，似乎也很不像话。查抄和珅的家，抄出来一座楠木的房子，里面有多宝阁及隔段样式，都是模仿宁寿宫的，也成了逾制的大问题。甚至，抄家抄出来的金银珠宝，不是追究其赃物的来源，而是强调它们比宫里的还要多。比如，有极大的宝石宫里都没有，珍珠手串，和珅家有两百多串，而宫里只有六十余。其实，这些事，都是欲加之罪。紫禁城骑马乘轿，是乾隆特许的。至于谈笑自若，这玩意儿哪里有证据，人家这样指控，你又能怎么样？楠木的房子，无非就是一个大家具，那年头家具模仿宫里是时髦，多宝阁跟宫里一样就有罪了，那么桌子椅子呢？查一查，谁不都这样，怎么会扯到逾制上去了？
不过，和珅的态度却是很好很配合。清朝所有的诏狱，案犯的态度没有不好的。只要审案的人问到的，基本上都承认，即使有个别事项实在离谱，也就是轻轻辩解几句，然后还要诚恳地说道，总之，是臣或者奴才糊涂、该死。当了阶下囚的人都明白，到了这个份上，自己的脑袋肯定是保不住了。问案的，代表的是皇帝，面对皇帝，态度很重要。自家认罪态度好，兴许还能保住家眷，如果一味实事求是，弄得不好，全家，甚至家族的人都会跟着遭殃。不过，一般来说，涉及贪腐的案子，凡是牵连到的人，大抵会被追究。皇帝也贪得很，赃银能多追一点是一点，但唯独和珅的案子不然。固然他宣称，给他送钱的人多到不可记忆，但还是咬出来好些，好些大人物。不听不知道，连福康安这样传说是乾隆私生子的重臣，也要拍和珅的马屁，给他送大块的宝石。一位铁帽子王爷，在袭爵问题上有小麻烦，居然得送他大宅子。不过，行贿的人，无论大小，最后都没有追究。显然，嘉庆并没有把揪出和珅看成本朝反贪腐斗争的一场胜利。他的本意，就是为了扳倒和珅，而且出师有名地扳倒他，扳倒，也就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