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鹰犬的，下场都差不多，或早或晚，都要进汤锅，但鹰犬永远也绝迹不了。即使你告诉人们这个道理，依旧会有人做鹰犬，为皇帝的事业，奋不顾身。
官府不容侠士
现在学界的主流说法，士与侠同源，西周的低级贵族士，到了春秋时期，或者演变为后来以学干禄的士，或者变为行侠仗义的侠。其实，这种说法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来从私学里学出来的士，好些并非出身贵族，庶民也有，甚至非国族的野人也有。东周分际，非贵族的庶民，大多都是从贵族圈里坠落下来的，低级贵族能做的事，凭什么他们就一定不会做呢？礼崩乐坏的潜台词，就是原有的身份秩序乱了。大小山头，竞争加剧，竞争需要人才，用人之际，才俊之士也就有了机会。至于从哪个途径出人头地，要看个人的机缘。孔门之徒，大抵走仕途，学成之后跟着卿大夫做家臣，一步步爬上去。鬼谷子门徒，则直接寻到君主，凭兵学的造诣，带兵打仗。而墨家的门徒，则走的是侠士一路，扶危解难，行侠仗义。墨翟这个人，好像就不是贵族出身。
在西周的秩序里，学是王官之学，身份是宗法等级规定好的。人都生活在礼制框架一个一个的格子里，谁也别想僭越，躐等。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设计得很好，但其实在悄然之间，局面已经在发生变化。平王东迁，只是一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标志性事件。变了之后，当然也不是没有秩序，但人的身份地位，多少可以自己做主了。
春秋战国之际的侠，大抵习武。习武这点事，原本是贵族教育里有的。西周实行的是贵族兵制，在战车上持戈拿张弓和驾车的，都是贵族，最不济，也是士。从王官之学脱胎而来的私学，当然也要习武。所以，混出来的人，无论相还是将，抑或知名的侠客，都会武。连苏秦张仪这样的舌辩之徒，照样可以领兵打仗。当然，侠士为人做刺客，技击的本事，要大一些。只是，那时的刺客，也并非职业杀手，无非报恩，拼将一死酬知己而已。要离、专诸、聂政和荆轲都是。豫让本是智氏的谋士，为了酬答主人，也就变成了刺客。当然，大概没有一个侠客，有武侠里的形象，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所不能。他们那点功夫，也就是比一般人强点而已。像荆轲，都近到秦始皇身边了，还是没能得手。三两招之间，居然拿不下一个深宫里的帝王。
不过，侠士的为人都不错，重然诺，轻生死，拯危扶难，行侠仗义，却不留姓名。这样的人，想要不喜欢都难。西汉的时候，这样的侠客，还是不少，像朱家，仗义疏财，救人急难，唯恐人知。帮助季布脱离危难，但季布发迹了，朱家却避而不见。剧孟也是如此，人望极高。景帝时七国作乱，为首的吴楚两国，居然没有寻剧孟帮忙，周亚夫马上抢先找到他，认为七国不会有作为了。事迹传世最多的，是郭解。郭解的父亲就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官府杀掉，但郭解照样子承父业。年少时倒是经常干犯律条，动辄杀人，亡命江湖。但成年之后，不再干这样的事，跟朱家一样，扶危济难，行侠仗义，为人排解纠纷，人望大著。
郭解最大的特点，是讲道理。他姐姐的孩子跟人喝酒，强灌之，被人一怒之下刺死。他姐姐弃尸道旁，逼郭解出手，找出凶手。凶手在郭解门客的追索之下，不得已现身，来见郭解，把事情始末讲清楚。郭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孩子该死，你没事。”把人放了，自己出来把外甥安葬。洛阳有人相仇，本地贤豪怎样调解都无济于事。郭解去了，几句话，双方就和解了。郭解说：“这样一来，我岂不是让洛阳的贤豪没面子了吗？我马上走，你们待会儿等当地贤豪来，听他们的话和解吧。”
但是，这样的人，皇帝不喜欢。郭解先是被强制迁往茂陵，当时迁徙的都是富豪，有一定财产标准的，郭解身无余财，不符合标准，但皇帝一定要他走。要他走，就是拔掉他在当地的根。然而，入关之后，关中豪杰，知与不知，争相与之交结。到了这个地步，郭解就只能死了。不久，因为一个旧日门客的杀人案，郭解被牵连进去，不仅自己死了，连累族人也一道被祸。
官府不喜侠客，表面上，是因为侠客蔑视法令，像韩非子说的那样，以武犯禁。其实，他们是不喜欢民间形成另外一种权力中心，不喜欢民间借侠义抱团，团抱紧了，一旦官府不讲理，反抗也就来了。老百姓，要抱团，只能团结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如果不能，最好是一盘散沙。两千多年，朝廷和官府反复打击镇压，侠客也就渐渐没了。到了清代，里的侠客，都不过是清官帐下的鹰犬而已。
皇帝胳膊上的苍鹰
汉代的时候，官吏不分。不像后世，官吏分途，吏不过是供人奔走的办事人员，与衙役为伍，统称胥吏。官吏不分的年月，人们习惯称官为吏。《史记》《汉书》上，有循吏传，也有酷吏传。一般来讲，循吏都是儒家门徒，治理地方，讲究教化，而酷吏，则是申韩之术的信奉者，崇拜严刑峻法，杀人不眨眼。但比较起来，反倒是酷吏比较清廉，不捞钱。酷的前提，是他们行得正。
原始的儒家学说，如果要讲其宗旨的话，讲究的是礼制秩序，君主也在这秩序之中，如果君主破坏了秩序，那么至少理论上也可以被当独夫诛掉的。然而，申韩之术的法家学说，君主则成了终极目标。他们也要秩序，但这个秩序，无非是君主的秩序。所以，真正讲究忠君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所以，信奉法家思想的酷吏，个个都是忠君爱君，“三忠于、四无限”的斗士。对他们来说，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君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六亲不认，自己的六亲不认，家人不当回事，连皇亲国戚也不认。只要符合君主的利益，就没有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执法，不避权贵，也不畏艰难，胆大妄为，不讲人情，也不通人情。
郅都是西汉排名靠前的酷吏，此人官爵不高，但出头较早。所以，《汉书》酷吏传，他排第一个。郅都是怎么混入干部队伍的，已经无从可考。一露头，就是汉文帝的郎。郎这种小官，地位不高，有的时候还需要持戟站班，但好处是能接近皇帝，如果忠心耿耿，而且有眼色，没准就升上去了。所以，到了景帝的时候，郅都的官大了一点，成中郎将了，成为皇帝的侍从。在朝堂之上，经常不给大臣面子，说话一味向着皇帝。但是，尽管如此，郅都还是不受重视。皇帝的侍从多了，走到哪儿，都一大群人跟着，某个人说话再直，只要说不到点上，也难以换来皇帝的青眼。就像一个人养了一群狗，无论某条狗叫得再怎么凶，主人也未必会因此而多给它一根骨头。
但是，命好的人，机会总是有的。有一次，他陪皇帝逛上林苑。西汉的上林苑，大得不得了，活像今天非洲的野生动物园，里面各种动物都有，而且就这么散放着。皇帝游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防护，所以，汉代还出现过妃子挺身而出，挡在老虎面前，遮蔽皇帝的英勇事迹。但是这次，不是皇帝遇险，而是汉景帝心爱的妃子贾夫人出事了。贾夫人走到半途，要上厕所，进了厕所之后，一头野猪也进去了。这下把皇帝吓坏了，马上看着郅都，意思是赶紧救人。郅都装着没看见，不动。皇帝急了，抄过一支戟来，要亲自冲进去玩英雄救美。郅都连忙拦住，说死一个女人，再进一个女人就是，如果陛下这样玩命，怎么对得起你的老娘，对得起宗庙社稷呢？于是，皇帝止步了。而那头野猪，也没伤到贾夫人。我们看汉代的陶制家居模型，厕所下面就是猪圈，人的粪便，就是猪的食物。猪是杂食动物，无分家野，对于人的粪便，都有强烈的兴趣。上林苑里的野猪，大概也是这样，看见美女进了厕所，也跟了进去，没有劫色的意思，只是要吃美女排泄出来的东西，吃完也就走了。当然，如果换了老虎，贾夫人估计就没这么幸运了。
事情过后，当然贾夫人不会高兴，但是景帝的母亲，强势的窦太后很高兴。郅都说，为了太后，不要在意那个小妖精，简直说到太后心坎里去了。因此，太后赏了郅都金百斤，皇帝当然也不能落后，也赏了金百斤（此处的金，应该是黄铜）。从此而后，郅都就开始走运，不知是皇帝的意思，还是太后的意思，反正，郅都官做大了。
第一个大官是济南太守。济南当地有个豪族大姓，三百余家人，根深叶茂，谁做两千石（太守）也惹不起，惹到了他家，什么事也别办了。郅都做了济南太守，一上任，就把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抓来杀了。剩下的，都吓得不敢吱声了。由此，济南郡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第二个大官是中尉，相当于京师卫戍部队司令（北军的头子），但兼管京师地区治安，所以，一些涉及宗室高官的案件，也可以管。此人不避权贵，不管你是谁，只要皇帝有那点意思，就穷追猛打，毫不宽假。列侯宗室侧目以视，人送外号——苍鹰。
这个苍鹰，挂在皇帝的胳膊上，听从主人的命令，时刻准备扑出去抓猎物。临江王刘荣，原本是皇太子，后来被废，变成临江王，声名不错。但由于做过太子，尽管是汉景帝的亲兄弟，但实际上为政敌。终于，政敌犯了点事，皇帝让他去中尉处对簿公堂，落到郅都手里，那还有个好？无奈，临江王要求给个刀笔，写封信给皇帝，郅都不给。后来临江王想法写了封信，写完就自杀了。这一下，皇帝虽然趁心了，但窦太后不干了。于是，郅都也就交恶于太后，由于皇帝保护，没有丢命，仅仅被免官。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郅都再度开复，做雁门太守。据说匈奴挺怕他，设法让他着了道，掉入法网。这一次，汉景帝还是想开脱他，窦太后不干。没法子，面对强势的老娘，景帝只能让步，郅都的脑袋掉了。
做鹰犬的，下场都差不多，或早或晚，都要进汤锅，但鹰犬永远也绝迹不了。即使你告诉人们这个道理，依旧会有人做鹰犬，为皇帝的事业，奋不顾身。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人，皇权之下的人。
酷吏即是爪牙
哪个朝代，都有酷吏。西汉酷吏里，最有名的是张汤和杜周。张汤小时候，父亲外出，让他看家。结果回来时发现家里的肉被老鼠拖走，小张汤由此挨了一顿胖揍。一怒之下，张汤将老鼠用烟熏出活捉，挖开老鼠洞，找到剩余的肉。然后将“赃物”（余肉）和老鼠放在一起，开庭审理，并加刑讯。写了判决书，把老鼠判处死刑，凌迟处死。他老爹见了他的判决书，文辞如老吏断狱，大惊。由此，自家断狱的公文就不劳动别个了。
打小就展示出强烈断狱爱好的张汤，长大之后，自然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从廷尉吏、廷尉，一直爬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爬了上去的张汤，让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很是受用。皇帝喜欢点缀点儒学，他决狱就征求博士的意见。董仲舒以春秋断狱，就是张汤屡屡求教弄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是尊重董博士，而是讨好皇帝。一般来说，皇帝所是，他必是之，所非，必非之。但如果碰到危及皇帝核心利益的案子，即使皇帝有意宽宥，他也不饶。偏偏这样的廷争，后来都会得到皇帝的认可。
汉武帝对匈奴大动干戈，导致海内空虚，贫民流离。宰相束手，但张汤有办法，铁盐官营，国家垄断，出告缗令，对商人额外征税。杀富济国，无非杀鸡取卵，但一时之效，还是有的。只是民怨沸腾，张汤千夫所指，人人痛恨。张汤病了，人人拍手称快，恨其不死，但皇帝却亲自到他家探病，宠信无比。匈奴要求和亲，博士狄山认为可以答应。连年用兵已经导致海内空虚，不如和亲。但张汤却骂狄山迂腐无知。狄山反唇相讥，说我固愚忠，但你张汤是诈忠，名曰爱皇帝，实则害皇帝。汉武帝对狄山说，让你主掌一个边郡，你能否挡住匈奴？狄山说，不能。一个县呢？也不能。那一个关隘呢？狄山一想，若再说不能，命该没了。于是答应说，能。结果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士，就被派去守关。未几，脑袋就被匈奴人砍了。
张汤虽然过分，但比起杜周来，还要逊色一点。杜周是张汤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做廷尉，整个按皇帝的意图办案，皇帝要怎样，他就肯定怎样，绝不走样。有人质问他，你作为执法者，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皇帝）的意思办，这是应该的吗？杜周反问道，三尺法又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不就是皇帝的意思吗？于是杜周办的诏狱一年达上千起，逮人六七万。抓人抓多了，抓人的人，就不够用了。于是，廷尉之吏，增加到十万余人。皇帝的直系警察部队，猛烈扩张，比皇家禁卫军的人数还多。
酷吏张汤，也是个廉吏，即后世所谓的清官。死的时候，家产不过五百金。安葬时，有棺无椁，跟明朝的海瑞海大人类似。但杜周却家产丰饶，抓人的时候，看来没忘了抓钱。不过，所谓的酷吏，无论贪还是廉，都是皇帝的鹰犬，而且是特别凶悍的那种。一个在效忠皇帝时，公而忘私，一个则顺便捞点好处。但他们的存在，都是替皇帝咬人的。只要皇帝乐意，哪怕冤狱遍地。像汉武帝这样的人，外尊儒术，内宠法家，一门心思好大喜功，为了推行他的意志，不能不对严刑峻法情有独钟，自然，酷吏也就应运而生了。
杜周说的其实不对，帝制时代的法律，固然会体现皇帝的意思，但绝非皇帝说什么都是法律。法律制定的过程，更多的时候，是法律专家在起作用。而皇帝干预司法太多，势必乱法。稍微明白点的皇帝，都知道如果法乱了，离天下乱也就不远了。所以，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直接干预司法过程。西汉实行的是地方官主掌司法的制度，多数的案件，地方郡太守有终审之权。交给廷尉或者御史台审理的，只是特殊案件，而所谓的诏狱，往往限于谋反等大案。诏狱横行，不仅中央侵犯了地方的司法权，而且是皇帝加诸地方官之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也不知道，这把剑什么时候落到自己的头上。
不过，如果人得罪多了，官怨极大之时，皇帝也会拿酷吏的头来安慰一下众怒。所以，酷吏，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没好下场的酷吏，却每个朝代都缺不了。
飞将军李陵
飞将军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名号，但是，李广的孙子李陵，也是飞将军。李广有三个儿子，俱是勇将。长子李当户有个遗腹子李陵，从小弓马娴熟，不仅自己神射，麾下五千勇士，个个善射能打，凶悍难当。
汉武帝天汉二年，武帝再次发兵击匈奴，用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帅。原本让李陵做后勤，但李陵不肯，要独当一面，自将麾下五千人，侧击匈奴。武帝说，独当一面也不是不可以，但没有马给你了。李陵说，那我不骑马也可以。于是，李陵带上五千步卒，从居延关出发，行三十日，抵达淩稽山，与匈奴单于大队人马相遇。李陵一连跟匈奴主力辗转接战数十日，有时一日接战数十次，杀敌万余，边战边将匈奴引向汉地边塞。尽管汉武帝对于李陵的行踪是知道的，但援兵却迟迟不见。最后只离边塞百余里处，李陵军四面被围，矢尽粮绝，但匈奴这边，也没了歼灭他的信心，打算退兵了。可是，在这个关头，李陵部一个小军官因为跟上司闹矛盾，逃到敌营，向匈奴单于泄露了李陵军队矢尽粮绝，伤兵满营，外无救援的内情。结果，李陵终于失败，力竭被擒。全军最后脱逃者，仅四百余人。
说实在的，以步卒五千，抗匈奴人数万铁骑，能有这样的战绩，在汉人与匈奴的战争史上，是仅见的。此前卫青、霍去病的战绩，都是以多胜少，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农耕人与游牧人之间，原本就有着体力、机动性和耐力的巨大差异，农耕人要想占便宜，一般都得以多打少，靠自己巨大的人力、物质和武器优势，才能将对手赶走。一边是骑兵，一边是步兵，一边三万多人，一边五千人，这样的对阵，能打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此次战役，李广利带的三万骑兵主力部队，连匈奴的毛都没摸到，李陵一介偏师，却在跟敌人主力缠斗。按道理，李广利应该马上回师驰援才是，即使李广利不动作，汉武帝也应该派人增援。但是，汉武帝在李陵与敌苦斗之际，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抓来，看住，作为人质，防止李陵投降。
听闻李陵没有死节，落入敌手，汉武帝特别生气。不久，又听了一个谎信，说是李陵在教匈奴那边的人如何对付汉兵，马上就把李家人都给杀了，连他的老母亲也没放过。武帝周围的大臣，都在说李陵的坏话，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争辩了几句，说他提五千步卒，深入敌境，力敌数万骑，矢尽道穷，才落入敌手，虽古之名将不过也。相比之下，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主力出征，则无功而返。结果，司马迁落了个死罪，甘受宫刑，才免于一死。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任用外戚为将，是汉武帝一贯的作派。此前的卫青、霍去病，是他命好，正好撞上两个会用兵打仗的。现在这个小舅子李广利，其实是个资质平平的庸才，皇帝让他出征，不过是为了给他封侯拜相添加一点借口而已。无功而返，又怎么可能问罪？司马迁写史，很有见识，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书呆子，替李陵说话，何必要扯上李广利？害得自己丢了命根子。
这边的亲人都被杀光，李陵也就只好在匈奴安家了。李陵深受匈奴单于的优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封他为右校王，日子过得不错。但居匈奴二十余年，从来没有替匈奴算计过汉朝，更不消说领兵南下了。汉武帝死后，霍光和上官桀秉政，俩人当年都跟李陵有交情，遣使去想招李陵回来。李陵不肯，说了句：丈夫不能再辱。
其实，西汉的时候，要臣子一定死节的道德氛围并未形成。当初汉武帝让李陵做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后勤，其实有让他为李广利保驾的意思在里面。李陵不识趣，一定要自己独当一面。独当一面，遇敌苦战，战到死，杀伤众多，李陵固然可以得到死后的褒奖，但功劳却一定要记在小舅子李广利头上。没想到，李陵居然没死，而且书呆子司马迁，偏要把他跟寸功未建的李广利相比。窗户纸被捅破，李陵就只能变成叛徒，才能彰显自家小舅子的伟大。这个冤案，就这样坐实了。霍光和上官桀当然是明白人，知道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李陵蒙此大难，看透皇帝的嘴脸，现在回去没事，谁知道以后怎样？以后皇帝翻脸了，再次追究他的罪过，岂不是再辱？
必须提一句的是，李夫人死后，李广利日子也不好过了，最后的结局，竟然也是投降匈奴，而且受到李陵的好朋友卫律的羞辱，自杀了。
土围子里的土豪
古人打仗，攻城为难。所以，孙子兵法，将攻城视为下下策，那意思，即使万不得已，也别攻城。古人也发明了好些攻城器械，但是，进攻一方的利器，守方总有办法对付。《墨子》里讲的墨子跟公孙班（即鲁班）的斗法，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古人最经济的攻城之术，就是长期围困，让城里矢尽粮绝，易子而食，就不攻自破了。但是，这样的长期围困，围城一方也有个粮食供应问题。因粮于敌说说容易，但人家城的周围，哪里那么巧，就正好有粮食可以供你掠夺？大军的口粮，还不是得靠外面运来。弄得不好，城里的人没饿到，自己先匮乏了。所以，在古代，只要城池足够坚固，深沟高垒，里面屯了足够的粮食，水源充足，就会有点安全感。南北朝之前，所有割据自雄的豪杰，都喜欢修土围子，当时人叫坞，高大一点的，叫作京。那年月，几乎所有的城，包括长城，都是夯土建成的，所以，所有的围城，都是土围子。
三国故事，从大将军何进开始。何进召集四方豪杰进洛阳，于是来了凉州土豪董卓。这个董卓，兵强马壮，力压群雄，却也喜欢守城。守城不守洛阳，也不守长安，非得筑一个郿坞城。城池坚固，储存上几十年吃不了的粮食，没事就躲进城里待着。四方诸侯来勤王，并没有将他打进郿坞去，自己反而散了伙。但他却被自己的干儿子吕布，联合王允干掉了。《三国演义》上编了一个美女貂蝉的故事，很好看。这故事也有那么点影子，吕布之所以跟董卓闹翻，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勾搭上了董卓的侍妾。所谓貂蝉云云，那时候的侍女丫鬟什么的，大抵安在哪个头上都没问题，并不是个具体的人名。吕布的叛变，已经告诉了后来的土豪，堡垒很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高筑墙，广积粮，其实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靠谱的。
董卓玩完之后，当日勤王诸侯之一的公孙瓒，也迷上了土围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公孙瓒在最初的军阀混战之中，颇有威势，杀了很有实力和威望的刘虞，袁绍和袁术都怕他，纵横幽、并、青、冀四州，无人可敌。只是，公孙瓒出身寒微，既非董卓那样的地方豪强，也不是袁绍那样的门阀，出人头地，得巴结郡太守，从小吏做起。太守得罪朝廷，发配烟瘴之地，为了博名声，他也要跟着去。去之前先祭拜自家先人，说是昔为人子，今为人臣（东汉的习惯，郡吏之君，就是太守），从此一去，兴许就回不来了，就此别过。周围的人感动得鼻涕眼泪一把把的，但太守很快就被赦免，从此他声名大振，得以混进了中高级干部的行列。大乱到来，他也成为一方诸侯了。
得志之后，公孙瓒既不安抚土豪，也不巴结门阀，他将大批的高干子弟，都给派到幽州边境地带，下放锻炼。这样一来，他的日子也就慢慢不好过了，周围的豪强，辽东的胡人，刘虞的旧部，都来打他。对此，公孙瓒有准备，路数跟土豪董卓一样，在易这个地方，修了一座坚城。光深沟，就挖了十道，里面筑高墙，高五六丈，墙里还建高楼，中间最高的高楼，高十丈，自家待在里面。城里储粮三百万斛，多少年也吃不完。根据是童谣说了：“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觉得，童谣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易，今天河北易县一带。袁绍发兵围攻，他传信给人家，说兵法上讲，百楼不攻，今我楼高千重，你还攻个什么劲儿啊！可是袁绍就不信这个邪，硬是围攻，几年攻不下来，愣不撤兵。里面的人马包括公孙瓒自己，虽说没饿着，但心理却大坏，被憋急了，几次三番想冲出来，都冲不出来。最后，袁绍的兵挖地道进去，直入核心。楼，一座一座地塌掉，公孙瓒见大事不好，杀了家人，然后自杀了。
古人没有火炮，即使土围子，也不好攻。但只要被围的人外无援兵，被人围在里面，即使有吃有喝的，时间长了，日子也不好过，单一样就麻烦——排泄物没办法运出去，积累多了，里面的人即使不生病，熏也熏得差不多了。味道闻多了，心理就自然焦躁。所以，单纯依靠土围子自卫，就是一种土豪的思路，靠这思路保命，堡垒即使不被内部攻破，外面的人迟早也得进来。
董卓和公孙瓒，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月，都算是豪杰。但这俩豪杰，都给自家的土豪心思毁了。
不起眼的张郃和耀眼的诸葛亮
张郃在《三国演义》里，是个三流的小角色，比龙套稍微强点。但实际上这个人却是个智勇双全的战将，比起三国任何一个排在前列的猛将都不逊色。可是，《三国演义》奉的是蜀汉正统，刻意突出诸葛亮。这样一来，三国舞台上的次要角色变成主角，曹魏阵营整体被矮化，自然，张郃这样的，就数不上了。
为了拔高诸葛亮，对手也得相当。此公六出祁山，对手不是曹魏的头号人物曹真，就是司马懿。六出祁山最惹人注目的失街亭一出，后来被演绎成京剧，大唱而特唱，捧红了不知多少艺人。对阵双方，一边是诸葛亮，一边是司马懿。按罗贯中的意思，若不是马谡处置失当，守山不守城，被张郃断了水道，山上军队渴得不行，只好投降，这一仗，原本是该诸葛赢的。
其实呢，此役诸葛亮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战事过程，倒是跟《三国演义》上叙述得差不多，只是张郃，而非司马懿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要不是马谡的偏将王平在城边上扎了一个小营，马谡可能连尸骨都回不来了，当然也不可能被诸葛亮斩了。
当然，马谡的战法，其实是合乎兵法的，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又说，兵形像水，避高而就下。还说，高陵勿向。马谡不是不知屯兵于山上容易被人断了水道，他要的就是这种战场形势。当日韩信，井陉之战，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就是这样打败了敌手。他想的是，先把自己摆在死地上，然后居高临下，冲将下来，魏兵必败。但是，他哪里知道，当年韩信面对的形势是，战败了做俘虏是有可能被杀的，项羽就坑了二十万秦卒。而三国时期，人力短缺，各国都在互挖墙角，招降纳叛，战败投降，肯定不死。所以，韩信置自家兵于死地，士兵会玩命，马谡故技重演，士兵们就投降了。
写《三国演义》当然不可能没看过《三国志》，张郃的这个战功，就被罗贯中给轻飘飘地抹掉了，为的就是突出诸葛亮。即使是马谡的罪过，总的来说，诸葛亮也是要负责任的。这一仗，是六出祁山中败得最惨的一次，败给了不大有名的张郃，这个人丢不起，对诸葛亮高大全的形象有碍。没办法，只好委屈张郃了。
其实，张郃在历史上，一直表现都挺抢眼。在袁绍麾下时，击破公孙瓒，他的功劳居多，官渡之战，作为武将，他是唯一一个能出谋划策的人，但袁绍却不肯听从。兵败之后，反而听信郭图的谗言，要害张郃。张郃降曹操，曹操比之为韩信归汉，马上拜之为偏将军，封都亭侯，委以重任，让他带兵攻打袁绍，势如破竹。此后破马超韩遂，击张鲁，他都屡建功业。守汉中时，在主帅夏侯渊突然战死的情况下，率部众全身而退。这样一个有胆有识，善用谋略的将军，应付诸葛亮，其实是足够的。蜀汉毕竟是偏安之局，人才有限。人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王平这样老卒，后来都做了大将了。诸葛亮用马谡，多半也是不得已，总得培养几个后备干部啊，谁想到一下子碰上张郃，一炮就打哑了。其实，诸葛亮再出岐山，对手依旧是张郃，还是在张郃面前，毫无作为，只好自己退走。陈寿在《三国志》上说张郃：“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样的话，罗贯中打死都不肯认账的。
但是，张郃最后还是被诸葛亮杀了，这也是事实。不过，这事，要怪司马懿。诸葛亮三出岐山之时，与司马懿和张郃相持一阵之后，再一次退走。张郃不想追，但主帅司马懿非要张郃追。张郃说，兵法上讲，归师勿遏，最好不要追击。但司马懿坚持己见，张郃没办法，只好带兵追了上去，结果中了埋伏。《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很精彩：一声梆子响，箭如雨下，张郃被射成了刺猬。诸葛亮还说，此番围猎，原本要猎一马，结果误中一獐。好轻飘！其实，张郃只是右膝盖上中了箭，如果放在平日，也许无事，但此番埋伏，蜀兵所用之箭，可能喂了毒，所以张郃居然因此而死了。
就从张郃看，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连张郃这关都过不了，还想问鼎中原？最积极的评价，也就是以攻为守。夺取中原，实现刘备的遗愿，不过说说而已。
口称“艾艾”的将军
天底下口吃的人很多，这毛病给别人一乐，给自己则是说不出的痛楚。如果是个人才，有口说不出，或者说不清楚，骡子没准就卖个驴价钱。历史上有两个名人，都有口吃的毛病。前一个周昌，刘邦在沛县时的狗肉朋友，做了太子刘盈的师傅。刘邦晚年跟戚夫人如胶似漆，爱屋及乌，要废长立幼，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周昌急了，大声抗议，期期不肯奉召。司马迁写出“期期”两字，是摹写周昌的口吃之状，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有点道理。口吃的周昌，能混上去，因为人家是皇帝小时候的光屁股朋友。另一个口吃的名人三国时的邓艾，没这么幸运，开始混的时候，因为口吃，无论如何都做不了官，只能做一个看草的小吏。饭都吃不上，却经常比画军事部署，何处扎营，何处排兵布阵，当然被人笑，估计多半被视为精神有毛病的人。
邓艾出身农家，少时为人放牛，什么机缘识的字，史家没有说。东汉时民间教育有一定的水准，但一个放牛郎想要上学，却也不容易。那时尚未有印刷术，书籍更是罕见，他从哪儿得知的兵学呢？莫非像张良一样，得奇人相授？这都是谜，没人说得清。反正一个放牛娃，就是识字了，读书了，而且读陈寔碑，被碑文上“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所感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叫范，字士则。却不知为何，人们还是叫他邓艾。我很怀疑，这个艾字，是人们嘲笑他口吃，给他起的绰号。
不过，被人感觉精神有病的邓艾，经常自言自语，比比画画，嘟嘟囔囔，口吃的毛病，大有改善。后来邓艾居然做了上计吏，可以往京师出差了。三国跟两汉一样，官吏尚未有严格的分野，但上计吏已经算是官了，责任也相当重大，负责进京汇报当地一年成绩，如果应对不好，则本郡太守的官位就玄了。在上计吏这个位置上，邓艾见到了把持朝政的司马懿。口吃的邓艾，一紧张，结巴得更厉害。司马懿打趣说，你口称艾艾，到底有几艾？经人这么一调戏，邓艾倔劲上来，居然应声答道：凤兮凤兮，故有一凤。反应够快的，司马懿忙于夺天下，用人之际，被邓艾打动，留他做了自己的属员。从此而后，在司马帐下，无论策划屯田，还是南征北讨，邓艾功勋屡建。领兵打仗，无论对付难缠的西蜀，还是内部的叛乱，抑或抵御胡羌，从来没有失手过。很多时候，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西蜀大将姜维，几次伐魏，都败在他的手上。微贱之时的比比画画，看来都派上了用场。的确堪称司马阵营中的人中龙凤。
司马昭兴兵伐蜀，亲信钟会率十万大军正面出击，结果在剑阁关与姜维相持。而邓艾则率三万偏师，自阴平道崇山峻岭之间，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由于没有路，行走艰难，粮食将尽，几番陷于危境。最后居然把牛角尖钻通了，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让毫无防备的蜀人大吃一惊。临时凑起的军队，在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带领下，也没能抵挡住邓艾拼死冲击。于是，那个蜀国的国主阿斗，就只有投降了。一介偏师，居然建了灭蜀的大功，让自命不凡的钟会，很是吃味。
建了不世之功的邓艾，被司马昭捧上了天，不仅封为太尉，万户侯，而且比之为白起、韩信、吴汉和周亚夫。而邓艾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诸事自专，小恩小惠，安抚蜀国军民士大夫，让被征服的人等对他深表感激。而且上书司马昭，讨论征吴大计，建议暂时不要把阿斗迁往京师，待蜀地安定之后，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一鼓拿下吴国。
司马昭是司马家的第二代，跟司马懿比，心眼小，心胸更小。邓艾灭蜀，功高震主，掌握大兵和蜀地的资源，俨然就是第二个蜀国之主。这样的态势，不由得司马昭不生猜忌。按道理，司马昭给了你万户侯，还送了一大串特别高的高帽子，你就该死命地辞掉，转过来称颂领导如何英明，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在领导名下。然而，邓艾大剌剌地都收了，连谦虚一下的表示都没有，反过来还对如何安置阿斗，如何平吴发表意见。这种事，按规矩，领导不问，你是不能乱说的。尤其是如何处置蜀国的前国主，不移送京师，放在你的身边，平白增加主子对你的猜疑。于是，司马昭暗命监军卫瓘，早做准备，让卫瓘跟邓艾说，以后凡事多汇报，不要专断。邓艾居然抗命说，大夫出疆，只要利于国家社稷，专权是可以的。这一下，司马昭的猜忌，被落实了。钟会这样的野心家，原本就醋海翻波，抓住这个机会，上书言之凿凿地说邓艾要反。于是，卫瓘领了诏命，出其不意，抓了邓艾，派人押送京师。邓艾一离开，钟会进入成都，联合前蜀将姜维，真的要反了，但事干得太糙，被不听话的乱兵所杀。此时，邓艾的部下，追上押送邓艾的囚车，把邓艾放了出来。但由于人数太少，被卫瓘派人半道截杀。邓艾父子二人，俱死于非命。在洛阳的其他儿子也一并被杀，妻子和孙辈被发配西域。卫瓘擅自杀了一员大将，但司马昭却对此感到欣慰，卫瓘回京之后，加官进爵。平蜀之后，有功的战将，就成了小心眼主子的心病，替他去了心病，当然得赏。
邓艾当然是冤枉的，西晋统一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鉴于舆论，也给邓艾平了反。但是，论情势，当时邓艾却非死不可。有大才而口吃的人，性格多少会有点偏执。言语表达不畅，容易招人误会，误会了还难以解释清楚，时间一长，未免会生出牛性子。立了大功，手握重兵，身在容易割据的蜀地，原本就瓜田李下，还要跟小心眼的主子耍牛性子，独断专行，哪里会有活路？
坞壁林立中的祖逖
姓祖的人，人数不多，但出大名的却还真有几个。第一个要算祖冲之，中学生们都知道他。陈寅恪给北大清华出高考题，写了个“孙行者”求对。理想的对子里面，除了胡适之，就是祖冲之。第二位，就是祖逖。眼下成语有点不吃香，但“闻鸡起舞”想必还有人知道，这个成语，说的就是祖逖的事儿。练武的人，天不亮就起来练功夫，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祖逖却因此而出名。西晋那会儿，士大夫流行的是吃酒嗨药带泡妞，没有人早起练剑，有个把的，就新鲜。
第二个跟祖逖有关的成语，叫“中流击楫”。这事，就比较大了，要打仗。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士人纷纷南下，老百姓也跟着逃难。走不了的，纷纷结成坞壁自卫。所谓的坞壁，或者为山寨，据险结寨而成；或者是修筑围墙，深沟高垒。这样的坞壁，对付小股甚至中股的流寇和游牧人的侵扰，无疑是有效的。有了坞壁自保，很多人就不用长途跋涉，背井离乡了。有人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坞壁的折射。只是坞壁里的生活，是武装人员主导的。仰武人的鼻息生活，估计日子不会那么浪漫。祖逖当时的行动，介于南下和自结坞壁之间，他带了亲族数百家，避地淮泗。在这样的南北交界之处，战乱还是避免不了的，几百家，数千人，需要时刻准备着，应付骚扰和侵袭。由于祖逖的谋略和勇武，这伙人得以保全。躲到江南的晋元帝司马睿，给了他一个徐州刺史的空头衔。
拥戴司马睿称帝的那帮人，想的是经略江南，成偏安之局，但祖逖想的却是恢复中原，收拾旧河山。南渡的士族不少，但大多只能喝点酒，清谈扯淡，大不了想家难受了，对着北边的家乡，哭上一鼻子，造出一个成语，新亭之泣。像祖逖这样的人，大概只有一个当年跟他一起闻鸡起舞的刘琨。而晋元帝司马睿，是个连做龙床都要拉着王导的弱主，周围的人只会喝酒哭鼻子，那么他也只好喝酒哭鼻子。恢复中原这点事，就只能靠祖逖自己了。
所以，胸怀大志的祖逖从晋元帝那里，只得了一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头衔，一千人的口粮（大概也就是千人一天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甲仗，没有武器，说你可以自行招募士兵，乐意北伐，就北伐吧。那意思，大概是让祖逖知难而退。作为偏安的皇帝，他没有这个心思去招惹北边的游牧人，闹得不好，引来北兵，自己连小皇帝都做不安稳了。
其实，这期间，扰乱北方的匈奴人和羯人，族群人数不多，占据北方尚且力有未逮，哪里有心思南下。后来得势的羯人石勒，即使控制中原，也要靠众多的坞壁主，没那个本事将他们一一扫平。祖逖的心愿如果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也不是水中月，镜中花。
皇帝指望不上，祖逖没有打退堂鼓。他渡江北进，过江的时候，以楫击水，发下毒誓，说若不能克复中原，就像这大江一样，有去无回。
祖逖恢复中原的算盘，打在坞壁上了。其实，此时的祖逖，也是一个坞壁主。刚过江时，他的部众不过两千人，皆为“暴桀勇士”，动辄杀杀打打，攻掠富户，他也不加约束。当年的坞壁中的战士，大抵如此，上面的秩序早就没有了，战乱期间，物质匮乏，诸坞壁互相攻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者为大盗，小者为小盗，无非一群占山为王的土匪。祖逖嘛，不过是一个有志向、有想法的土匪而已。
这个有想法的土匪，对于众多坞壁主，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该打击的打击，该拉拢的拉拢。继续依附石勒的打击，有心合作的拉拢。打下来坞壁，缴获的粮食、马匹和武器，既用来壮大自己，也用来拉拢同盟者。喜欢良马的给良马，喜欢美女的给美女，毫不吝惜。这样一来，不仅留在他活动区域黄河以南的众多坞壁归心，连河北的坞壁，也跟他互通消息。石勒也只好跟他休战罢兵，修缮祖逖母亲的墓，以示和解，建议两边互相做买卖，祖逖也默许。买卖一旦做起来，祖逖获利不小，部众不再闹穷，纪律也好多了。所控制的地区，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能不能赶走石勒，不好说，但毕竟开辟了一大片地盘，让名义上属于东晋的土地，延到了黄河边上。
然而，偏安的朝廷，却开始对祖逖有了猜忌。给他派了一个戴若思在上面做都督，监视他，防止他回师江南。这主意，多半是丞相王导的。此公一生没有别的本事，就会玩平衡。祖逖做大，就需要有人平衡。这一平衡，一心恢复中原的祖逖不高兴了。心里一堵，就生了病。病无良医，还要干事，遂致一病不起。代他领军的，是他的弟弟祖约。祖约跟哥哥大不相同，是个抠门、爱财、胸无大志的公子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降得住众多的土匪豪杰，于是，大家散伙，祖约回到江南做官，攒钱，发财，生儿子。祖逖的事业，就这么完了。
临死时祖逖感叹，天杀他，此乃不佑国也！其实，天不佑国，多半是因为国不佑其贤才。
陈桥兵变那点事
这是一个被人说烂了的故事，一个令以后多少代帝王一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故事。后周建隆元年，也就是北周世宗柴荣去世后的第一年，小皇帝后周恭帝刚继位，北边传来边警，契丹入侵。于是，小皇帝身边的宰相，派出大军前去抵御。领兵的统帅，就是殿前亲军的都点检赵匡胤。然而，军队到了陈桥驿，出大事了——赵匡胤被军士们披上了黄袍，拥立为帝。在那个年月，黄袍加身，就等于造反的投名状，一旦披上，这个皇帝即使你不做，也得掉脑袋。
有消息说，赵匡胤是头天晚上喝得大醉，在沉睡中被披上黄袍的，在山呼万岁中醒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有消息说，披上黄袍之后，赵匡胤将黄袍取下，然后让军士们回营，意思是我还是不干。这时，军士们抓来了宰相范质，逼着范质拜了新皇帝，才算生米做成了熟饭。还有消息说，这事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赵普密谋的，赵匡胤被逼上的道。还有花边消息说，被逼披黄袍的赵匡胤，非常惶恐，跟家人说，怎么办，怎么办？还是他的姐姐出来，“面如铁色”，拿擀面杖狂打，一边打一边说，大丈夫临事，该自己做主，跑到家里说什么鬼！于是，赵匡胤主意乃定。
其实，后世的人们，一般都断定这事就是赵匡胤自己的主意。什么军士拥戴，黄袍加身，酒醉不醒甚至挨擀面杖之类，都不过是演戏。凡是想当皇帝的人，大抵都会演戏，假装不情愿的戏。即使自己不会，别人也会教你。不然，怎么会刚一出征，京师内外都哄传，点检做天子。
反过来说，即使赵匡胤真的不知情，真被人绑票的，这样的事情，也一样会发生。五代十国，有多少的皇帝，都是这样产生的。五个朝代，梁、唐、晋、汉、周，后唐末帝之后，皇帝都是这样出来的。十国之中，这样的国王，也稀松平常。只要骄兵悍将们对皇帝或者国王不满意了，转身工夫，就可以找另外一个主儿，一个新皇帝，就这样诞生了。当然，话说回来，找的新主子，多少得有点地位，有点人望，大家都认可，否则，万一打起来，主子就换不成了。赵匡胤符合条件，身为最精锐的殿前亲军统帅，又是周世宗时代能征惯战的宿将，投名状不替他递，谁递？
五代无伦常，武人如此，文人也如此。这一点是后来修五代史的欧阳修每每要呜呼痛哭的。但无论伦常，其实是武人当家的通病，不见得是因为武人不读书，不知书，不会背诵五经，而是他们习惯性迷信武力，认定只要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长枪大戟，就可以打天下，定天下。他服别人，是因为武力，别人服他，也是因为武力。打得过，你就是老大，打不过，就只能做孙子，要不就是尸首。没理可讲，也没法讲理。生成的秩序，都是暂时的，就像山林里的猴王一样，力气大的坐几年江山，然后就被后来者取而代之。被取代的，都是年老力衰之辈，而后来者，都是年富力强的。在这样的武力秩序中，文人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脖子上没有刀架着，范质之流，也只能屈身下拜，毫不犹豫。事实上，他们也不大想犹豫。范质的前辈冯道，身历四朝，每次送旧迎新，高高兴兴的。文人，在武人秩序中，不过是弄些文字，完成改朝换代仪式的司仪，不过是为武人征粮征税记账算账的会计，哪儿来的那么多讲究！
不消说，五代本身的历史证明，这样的武人秩序，都是动荡而短命的。每个朝代，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就完了。长枪大戟管用，管的只是眼前的用，再往前走几步，就不管用了。你有长枪大戟，别人也一样可以用。能人外面有能人，能人自有能人降。武人之间的升降周期，转得飞快，而又铁面无情。
幸好，赵匡胤虽是个武人，却是一个明白事儿的武人。在行伍里从小兵混成大将，他知道他周围的那些粗汉兄弟，都是些什么货色。好些老行伍，今天喝酒时，可以两肋插刀，转天对方多给了二两银子，就可以把你卖了。所以，被黄袍加身，或者说自己策划黄袍加身的他，不想再把这轮盘赌玩下去了。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来那些拥戴他的行伍弟兄，逼着他们解除了兵权，让他们享福去了。此后，武人的地位直线下降，赵匡胤，开始玩文治了，这一玩，换来了两宋差不多三百多年的江山。挺合算的。
偏是文人喜谈兵
文人喜谈兵，自古皆然，宋代尤甚。查点古人留下的兵书，以数量计，宋产为最。一直都说北宋积弱积贫，今天看来其实未必。弱则弱矣，贫倒未必。政府弄的钱，比唐代多七八倍不止。工商业兴盛，尽管政府刮钱多，但社会还是能应付。但是，由于政府刻意限制军队的缘故，在对付北方游牧人压力方面，捉襟见肘。一个契丹对付不了，又来了一个党项。中央的禁军扩充到百万，严格挑选，个子高，力气大，可是上阵大抵白给，打一仗败一仗。一百阵下来，能赢一次，都是捡的。没办法，只能奉上金帛，以贿赂免灾。无奈哄了今天，哄不了明天，胡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贿赂也未必能保太平，还是不断地挨打。
缺什么，就喜欢说什么。宋人谈兵，大抵如是。文人未必不能打仗，但光纸上谈兵不行，得放出去到阵仗上练练，练几次，文人也就成了将军，未必能骑马上阵，斩将夺旗，但运筹帷幄料无问题。可惜，宋代制度，偏不让文人将兵，也不让他们有机会上战场。虽说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都是文官，但这样的文官，却既见不到士兵，也没有机会到前线历练。指挥战役，只能在庙堂之上，跟皇帝画阵图。画好了阵图，算是圣旨，交给领兵的将军，让他们按图作战，排兵布阵。否则打赢了，也得受惩罚。
有这样机会的文人，一共也没有几个。多数热血文艺青年和中年以及老年们，只好在战场之外徒呼负负，给后世留下一本又一本的兵书战册，也留下一段段的轶事佳话。其中一个人，在当时就大大的有名，此人姓彭名几，字渊材。
彭几是个白丁，但书却读了不少。自负不羁之才，好谈兵，每每出口成章。一日，到兴国寺喝茶吃斋，菜与茶俱美。食毕，要从人付钱，从人说，我忘带了。彭几大窘，同去的朋友说，你不是有谋略吗？快想办法。彭几趁人不备，一闪身从后门溜走，一路撩起衣袍飞一样地狂奔，一直跑了好几里路，才停下喘口气，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
彭几游学京师，住在太清宫。自负绝学，可以以周易地舆之术找水。说是进入胡地行军作战，每患乏水，如果会找水，就已先立于不败之地。没法进入契丹，就先小试牛刀，在太清宫空地上四处勘察。掘一处，则无水，又一处，还是没有。几天下来，把个太清宫的院子里，挖得到处都是窟窿，一滴水也没找到。又从郭太尉游园，郭太尉家园中多蛇，彭几自称读过禁蛇方，晓其咒语，遇上蛇，但念咒语，则驱使如走狗。话音未落，蛇来了。郭太尉说，你快念咒啊！彭几口中念念有词，但蛇根本不加理会，直奔过来。彭几落荒而逃，一边逃一边道：这是你家宅神，不听话的。
彭几在宋代，一向以滑稽闻名。不过彭几的滑稽，却不是他刻意做出来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呆里呆气，还自以为是。做出事来，让人不笑都不行。这骨子里的呆气，来自书本。找水也罢，咒蛇也罢，都是书害的。这样的书，别人见了，也许并不以为意，一笑置之，但他却当真，而且认真操练，不出笑话才怪。曾经有人跟他推销两只仙鹤，说这鹤有仙气，别的鹤下蛋，它们是胎生的。他见刘禹锡《嘉话》里提到过胎生的仙鹤，于是信以为真，花大价钱买了下来。跟人炫耀，说我得了仙品，不下蛋，直接生小鹤。话刚说完，下人来报：咱家的鹤昨晚产一大卵，大如梨子。彭几喝道：不许你诽谤仙鹤！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眼前这只鹤立刻蹲在地上，又下了一个蛋。彭几一见，愤愤地说：刘禹锡骗人。
尽信书，不如无书。道理是这样讲，但尽信书的呆子，从来都不绝种，也绝不了种。战国时，能有几本书？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就造就了一个纸上谈兵的典范。到了宋代，作家踊跃，书业繁荣，纸上谈兵者焉能不多如过江之鲫？只是，众文人都往谈兵这个方向使劲，还是跟当时的情势有关，边患不断，国家孱弱。士子们忧国忧民，顺便也想着一鸣惊人。看了几本书，就觉得天下兵事尽在自己胸中了。
刺字黥面的兵
刺字黥面，是古之刑罚的一种，但是，宋代的大兵，不是罪犯，却也刺字黥面。起因是有的地方以罪犯为厢兵（地方部队），罪犯都是要刺字黥面的，人称配军，或者贼配军。后来，管兵的人发现，刺字之后，这些兵不大好逃了。于是刺字扩大化，不是罪犯的厢兵也刺字。再后来，皇帝的禁军，逃亡的也多，也普及刺字。最初的时候还好，脸上只刺两个字：指挥。不是说这些兵都是指挥官，而是标明他们隶属指挥使，官家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兵，但平时出门头发披下来点，将就可以遮住，爱美的年轻人，还能忍。到了后来，逃亡愈见其多，字刺得也多了起来。刺上部队番号，接着再加上籍贯，如果逃亡了，抓回来，再加刺若干字。直是把人家的脸当作业本，胡写乱画了。有的部队长官文明一点，把字刺在手臂上，就跟拳王泰森似的，不刻意伸胳膊卷袖子看不见。但更多的当官的，却乐于把字刺在脸上，而且趋于多多益善。很简单，只有这样，抓逃兵的时候才方便。
北宋名将狄青，出身行伍，后来因为战功卓著，身居高位，爬到枢密使了，但脸上的刺青犹在。皇帝让他用一种药除去字迹，他说算了，留着它以后带兵有好处。岳飞脸上没刺字，但投军之前，老娘先在背上给他刺了字，也算是跟士兵们打成一片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当时由于靖康之难，战乱之际，朝廷军制乱了，没人顾上讲究，岳飞的脸上才免于被人当作业本。
我们小的时候，刺青是流氓才干的事。抓出来的流氓团伙，里面的人好多都有刺青。大街上如果见到哪个小伙子胳膊上刺着一条龙，不用问，多半是哪个团伙的。但是现在刺青已经大流行了，时髦男女，在身上到处刺字，刺画。胳膊、大腿、小腿、屁股，甚至私处，不管能不能露出来，刺上点什么东西，都是一种范儿，个性。其实，宋朝那会儿，也是这样。身上皮肤光洁的男子，刺上一身好花绣，脱下上衣一露，也是仕女争看。《水浒传》上小乙哥浪子燕青，在泰山庙会上跟擎天柱任原摔跤，露出一身好花绣，一把将大个子任原摔到台下，其实是有社会史依据的。尽管如此，无论古今，还是很少有人乐意在脸上刺字。黥面，在古代就是一种羞辱的标志，不然的话，也不会被作为刑罚采用。一朝被黥面，一辈子都是坏人，等于把坏人两字刻在脸上了。虽然传说有药可以医，但古人没有今天的整容本领，就算药敷上可以除去字迹，但印迹肯定还在。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还不如不费这事。
在北宋，当兵是个苦差事。薪饷不高，长官还克扣。服役期超长，一直得干到六七十岁。京剧《空城计》里，两个颤颤巍巍的老兵，很是扎眼，以前我每次看到，都会想，怎么可能有这样老的老兵呢？但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老兵，在北宋是一种常见的形象。地方的厢兵，几乎多半都是这样的货色。以至于很多州县，碰上不多的盗匪团伙，都抵御不了，干脆拿钱买太平，给钱送客。然而，即使是中央的禁军，老兵没有这么多，平日也不训练。兵无论老少，平时都得干活，锻造兵器，修筑城墙，架桥铺路，都是士兵们的业务。更常见的活计，是为官员服役。送往迎来，抬轿打旗，挑担运输。只要官员动一动，士兵们就得成群结队地跟着动。不仅公务要劳动，官员的私活也要动用士兵。如果有哪个达官贵人需要建个大宅院，那么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大半都是这些可怜的士兵。士兵不比工人，工人工钱所需很多，而且不能强制，否则人家就散了。但士兵们没辙儿，只要顶头上司肯卖命，他们就得跟着卖命，不干，就军法处置。
这还是和平时期，一旦有战事，士兵的命就更糟。北宋军制，兵将不见面，平时互相完全不通气。打起仗来，将领下阵图，不管战场形势如何变化，就只能按阵图打，几乎打一仗败一仗。战败了，做将领的，多少身边总有几个护卫，逃生的机会比较大。而前面的小兵，就是任人宰割的牛羊，成片地死掉。逃得快的，捡了一条命，下次还能想当兵吗？
正因为如此，朝廷才出此下策，靠刺字黥面来遏制逃亡。即使逃回家了，当年有保甲制，地方官一查，也能查得出来，再把你抓回去就是。但是，把士兵当罪犯看待，连起码的面子都不肯给，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抓来抓去，黥来黥去，士兵是越来越不肯卖命。北宋的军队，也就越来越弱，无论碰到西夏人、契丹人还是金人，都是豆腐渣。只有在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时，才有点用，还主要靠的是西北的蕃兵。辽国末年，国力已衰，被金人打得一塌糊涂，但打宋军，还是跟喝粥似的。北宋灭亡之后，朝廷改了点章程，军队制度灵活了一点，大部分部队，士兵也不刺字黥面了，才算有点改善，好歹没让金人把整个中国都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