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宗室爵位
清崇德元年，皇族宗室爵位定制为九等，顺治六年，更定为十二等：
1和硕亲王
2多罗郡王
3多罗贝勒
4固山贝子
5镇国公
6辅国公
7不入八分镇国公
8不入八分辅国公
9镇国将军
10辅国将军
11奉国将军
12奉恩将军
清朝人为什么要剃发留辫
清朝人为什么要剃发留辫子呢，这就要从他们的祖先说起了。满族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长白山、黑龙江一代，以打猎捕鱼为生。剃去前额和四周头发，留存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脑袋后面，是为了行动更方便。这样能够避免穿山越岭的时候枝藤刮发，以及射箭瞄准的时候眼前的乱发遮当视线。
满族人信奉的是萨满教，依照萨满教的说法，头发生长在头的顶部，是人身体上最靠进天的部分，是灵魂栖息的地方，非常神圣。进关之后又受汉人孝悌观念的影响，认为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毁坏的。满族战士如果战死沙场了，可以把尸骨埋在外地，但辫子是必须剪下来送回家系上姓名籍贯来招魂安葬的。
清朝人的辫子不是简单的“留辫子”，而是剃掉一部分头发，然后把剩下的编成辫子，这是东亚民族普遍的一种习俗，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都是会把前面的头发剃掉的，这样骑马打猎方便，头发不会挡到眼睛，阻力也小很多，当然了，也不用费时间去梳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那个时代也是剃一部分留一部分的，日本(和族)在明治维新以前，男子发型跟成吉思汗时期的发型相类似，从浮世绘上可以看到这种习俗可能与南洋群岛凿门齿的习俗是同一起源，是有意造成身体某一部分残缺的成人礼。清朝男人发型遵循的是满人的习惯，表示各族人对入主中原的满州人的臣服。
发式和服装的改变
中国人对于衣冠服饰一直都是十分重视的。《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族人成年后便不可剃发，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把头发绾成发髻。而满族的发型则截然不同，满族男子都会剃光前颅头发，而后脑的头发则编成一条长辫子垂下。汉装的主要特色是交领、右衽、无扣，而满装则以立领、对襟、盘扣等为主要特点。
清朝是由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人建立的，“剃发易服”政策的推行可以追溯到满族入关之前。在他们还没入关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就已经在关外实施“剃发易服”政策了。他们征服汉人之后一律强令剃发、更换服装，明朝降将也必须剃发易服以表示臣服。
1644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就曾颁发了“剃发令”，但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最终不得不公开废除了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之后，在汉臣孙之獬的提议之下，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的地方，无论官员还是平民老百姓，都必须在十天之内把头剃了，削发垂辫，不这么做的就要砍掉脑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没得商量。
于是，汉族人民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来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对此，清朝统治者暴力镇压。最终的胜利者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大部分汉族生者剃发结辫，改穿满族服装；坚决不愿改换衣冠的或被杀掉了，或逃到了海外，也有的遁入了空门，带发修行。针对当时汉人此起彼伏抗争的情况，时人陈名夏曾说：“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他就因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了。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推行“剃发易服”呢？通常认为是满族统治者想要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人民，特别是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使得满族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从形式上消除了被“汉化”的潜在危险。从之后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措施所起到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汉人不再执着于本民族服饰，他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大清帝国被推翻了，号召人民剪去辫子的时候，有许多人不愿意去剪。当然这面面还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对汉族的影响之深。
“剃发令”始作俑者
1645年，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而这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本在1645年六月的时候，多铎下过一道这样的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便下令汉人必须全部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什么在这短短一个多月里，事情就发展到了这一境地呢？这要从一位山东淄川的名叫孙之獬的汉臣说起。
孙之獬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官至侍讲。他在清军入关之后俯首乞降，做了礼部侍郎。当时明朝的降臣上朝的时候是可以穿明朝服侍的，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
孙之獬求宠心切，有一天上早朝的时候，他浑身上下焕然一新，不仅把头发剃掉留了辫，还穿上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走到了满族大臣的行列里。满族大臣可都是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怎么可能容得下孙之獬与自己同班，当然就把他逐出班外了。汉臣见了这种情况，大多都在取笑他。孙之獬自讨了没趣，只得走回汉班了，可是汉臣们对于他的逢迎求宠很是厌恶，于是一个紧挨着一个，不让他入班。这下他进退不得，狼狈得很。
孙之獬恼羞成怒，便向清帝顺治上了一道这样的奏章，“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之从汉旧，而非汉旧之从陛下，难言平定，难言臣服也。”
顺治当时只不过是个七岁的小孩子，决定大事的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听孙之獬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而且鉴于辽、金、元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其中最关键的警示便是防止上层“汉化”。尤其是辽、金两朝，“汉化”让皇族变得消沉、懦弱了。孙之獬的进言挑起多尔衮的警惕心，为了避免被“汉化”，决定先下手来个全体汉人“满化”，于是下令“剃发易服”。
那么，这位“剃发令”的始作俑者后来怎么样了？三年多以后，孙之獬因受人钱财卖官而被革职遣还老家淄川。刚好赶上了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了淄川城，愤怒的民众杀死了孙之獬全家。孙之獬本人就更不说了，被五花大绑十多天，头皮上被戮满了细洞，人们都抢着要为他用猪毛重新“种头发”，并且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密密缝了起来，最终肢解碎割而死。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皆云罪有应得。孙之獬行为的卑劣，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个以出卖祖宗和灵魂为代价来换取好日的恶棍在风光了几年之后，终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嫡福晋、侧福晋、庶福晋
顺治十七年规定亲王、亲王世以及郡王的妻子封福晋，侧室便叫做侧福晋。也用来封蒙古贵族妇女。
皇子的妻妾分为嫡福晋、侧福晋、庶福晋。正房叫做嫡福晋，偏房则是侧福晋或庶福晋。把正房叫做嫡福晋，意在强调是“第一夫人”。嫡福晋是经礼部册封的，有朝延定制的冠服。侧福晋也是受正式册封的，身份一般也不低。但侧福晋的子女却仍不是庶福晋所生子女可以比较的，地位也不同。而庶福晋是没有经过朝廷册封的，地位又要低很多了，相当于婢妾，庶福晋只不过是一种客气的称呼。
嫡福晋的地位尤为突出是清朝入关之后的事了，在清朝入关之前，嫡福晋和侧福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些女子皆出自名门，都是被作为妻子对待的，所生子女也都是嫡出，仅仅是嫡福晋的出身或其他方面要稍微好一点点，所以才居于女主人之位。而庶福晋则的地位就远远不如侧福晋了，她们相当与妾，是侍女或女奴之类的身份，所生子女也就根本无法跟嫡福晋、侧福晋的子女相提并论了。
清宫独特的“选秀”制度
清宫 “选秀”制度，不仅是皇帝为自己挑选后妃，顺便也为皇子、皇孙和血缘关系密切的宗室“赐婚”。那么，清宫为什么要采用选秀女这种方法来充实后宫呢？它又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大清会典》记载：“选秀女，顺治年间定。”顺治帝是大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也正是顺治帝扩大了联姻的范围，把满洲官员和外藩王公大臣家的女子纳入了皇后的选择范围。顺治六岁登基，十四岁的时候迎娶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位新娘——博尔济吉特氏。但是在三年之后，顺治帝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室。跟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顺治帝于两个月之后，下旨布告天下：“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内满洲官员之女，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而改变满族统治者婚姻方式的正是这次以选皇后为由进行的选拔，从而确立了清宫“选秀”制度的基础，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朝的多次修订，直到光绪末年成为定式。幼年登基的康熙、同治、光绪皇帝都直接通过选阅秀女组成他们的后宫，成年以后登基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则多是在即位之后，把做皇子时候的嫡福晋册立为皇后，这些福晋是皇子的祖父、父亲选秀女的时候为他们选定的。
皇家家族管理机构——宗人府
清代宗人府设于顺治九年，沿袭自明制，是掌管皇族户籍，生死、婚嫁、祭祀、封袭、升调、降革、奖惩、抚恤、教育、赡养、土地、刑名、继嗣、朝会行礼、编修牒谱等事务的机关。宗人府的现代职能相当于皇家的私人家族管理机构，不光是犯了错，得了功也都是要在宗人府记录的。长官称宗令（正一品），由亲王或郡王内选充。宗令的位置就相当于族长，负责本族事务的处理。宗令以下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府丞、堂主事等官职。宗人府所属有经历司、左司、右司、银库、黄档房、空房、左右翼宗学、八旗觉罗学等部门。宗人府主要办理宗室内部诸事，记录宗族经历和成长，记录家族成员脉络、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以及对皇族人员的奖励、惩戒等。比如皇族的人战死，则已死的人的爵位由谁世袭，家人的抚恤，对战死皇族族人的嘉奖，战死人的子弟的教育，生活等。清代宗人府位居内阁、六部之上，以抬高皇族成员的身份。到了清朝末期的时候，宗室人员不断增多，疏通推广宗室升途成为宗人府的一大难题。
清朝官员的服饰及轿饰
一品：红珊瑚顶戴（纯红），九蟒五爪蟒袍，仙鹤补服。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二品：红起花珊瑚顶戴（杂红），九蟒五爪蟒袍，锦鸡补服。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三品：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顶戴（亮蓝），九蟒五爪蟒袍，孔雀补服。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四品：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顶戴（暗蓝），八蟒五爪蟒袍，雪雀补服。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五品：水晶及白色明玻璃顶戴（白），八蟒五爪蟒袍，白鹇补服。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六品：砗磲及白色涅玻璃顶戴（白），八蟒五爪蟒袍，鹭鸶补服。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七品：素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补服。
八品：起花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练雀补服。
九品：镂花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练雀补服。
未入流：镂花金顶戴（白），王蟒四爪蟒袍，黄鹂补服。
监察御史、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的顶戴、蟒袍均按正常品级，但补服的图形却一律绣獬豸，以示司法公正。
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多铎率领清军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徐州、亳州、盱眙，并乘势下淮安，夺泗州，渡淮河。顺治二年四月十九日，兵围扬州，守将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弧城，四月二十五日，弹尽粮绝，扬州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多铎百般诱降，史可法坚定地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后被杀害。在这种情形下，史可法的部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清军一路南下极少有阻挡，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了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这也就惹恼了清兵统帅多铎。
清军攻破扬州城的当天大雨倾盆，多铎下令屠城。对于如此英雄、富庶的城市，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侵略者的兽性。于是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称“扬州十日”。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空谈，聊欺后世而已。
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是清兵屠杀中原汉人的罪恶见证，它永远地将野蛮和罪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嘉定血腥三屠
“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一种历经千年的伦理观，这种思维方式在汉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颁布之后，遭到了知识分子的抵制，同时也激怒了下层百姓。剃发，对于当时的汉人而言，在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这不仅是对传统的违背，更是一种侮辱。于是那本来已经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
七月初一，大约有十几万嘉定当地的平民百姓集合了起来反对剃发。清廷派明朝叛将李成栋前往镇压。李以骑兵冲击，刚一交战，乡兵便四散奔逃，败下阵来。七月初四，李成栋攻破嘉定城，下令屠城，遇害的大概有三万多人，嘉定城之内“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百姓们并没有被恐怖的杀戮吓倒。李成栋走了之后，四处逃散的民众又再一次聚集了起来，反清义士朱瑛率五十人进城，集合百姓，再次控制了嘉定。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前往镇压，由于居住于嘉定的百姓听到消息都逃走了，这次行动的重点便放在了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这便是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依然在继续着。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李成栋恼怒，嘉定再一次遭浩劫，连着平息吴的造反以及屠戮的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害。这便是嘉定第三屠。
经过了嘉定三屠，反抗的余波终于被野蛮的血腥压制住了。由于平定江南战功赫赫，清廷提拔李成栋为江南巡抚，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往东南平定南明隆武朝。值得在这里提一下的是，李成栋降清后，曾作为多铎的先头部队，充当攻打扬州的前驱，“扬州十日”也有他的份儿。李成栋最终的下场如何呢？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永历的许诺更具诱惑力，于是李成栋又反清而去，最后被清军所杀。
孝庄有没有下嫁多尔衮
都说寡妇门前事非多，就连孝庄文皇后也不能例外。后人但凡谈到清史，必定会引出太后下嫁的诸多传言，久而久之，孝庄太后是否下嫁就为清朝历史中的一大谜案了。
顺治五年(公元l648年)，多尔衮被封为“皇父摄政王”。这个无比怪异的称呼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许多人都认为，只有皇帝的母亲屈尊下嫁，才使多尔衮有了这种尊称。
有人认为孝庄为了保顺治帝的皇位才被迫下嫁的，也有人称当时顺治帝是为了孝顺，考虑到母亲的孤苦以及跟多尔衮多年的情谊和多尔衮对自己拥立帝位的恩情，在大臣的提议下议请多尔衮与母亲结合。父死子娶其庶母，兄死弟娶其嫂，这在当时的满洲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有人说有一“下嫁诏”，顺治帝曾颁诏天下：爰择于本年某月某日，恭行皇父母大婚典礼，谨请合宫同居，着礼部恪恭行事，毋负朕以孝治天下之意。孝庄死后，并没有到沈阳的北陵和皇太极葬在一起，而是被葬到清东陵，于是后人猜测孝庄觉得对不住皇太极，有失皇家颜面，故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一处。另外，有一名叫张苍水的学者写了一首七绝《建夷宫词》，其中里面有四句话：“上寿殇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其实上面提到的这些理由都不怎么能站得住脚。顺治帝的皇位是经过非常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才确定的，而并不是只要孝庄嫁给多尔衮就能解决的。且皇父摄政王的称呼也并不是指多尔衮就是顺治帝的继父。到目前还没有人看到过顺治帝下的那道谕旨和诏书，清史档案和文献里也没看到。孝庄死前有言在先，她说皇太极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坟启开的话就惊动了亡灵。雍正帝在给太祖母解决葬地问题时考虑是很周全的，把昭西陵建在陵区外而又靠近风水园墙，既解决了辈份不适宜的问题，也划清了两个不同体系的界限，同时也遵循了孝庄“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的遗嘱，也是相当周全了。
找不到有关太后下嫁的资料，有人说太后下嫁的诏书被毁掉了，这么大的事情清史怎么可能没有记载呢? 按清朝制度，太后下嫁是国之大庆，当然要颁诏天下。而后世的清朝君臣如要否定这件事，也必须用公开的方式否定。张苍水的那首诗倒是明确提到孝庄下嫁了，这也是惟一直接说到太后下嫁的。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太后下嫁”说是当时汉人的政治谣言和出于民族仇恨心理对清皇室的歪曲诽谤，民间流言纷纷，多是出于猎奇心理。而野史也借机推波助澜。
至于多尔衮与孝庄的情愫不一般想来应是事实，若多尔衮不爱孝庄，何以忠心耿耿辅政十多年，亲自率军南征北战，为大清入主中原一统江山立下赫赫功劳。多尔衮绝非一介武夫，他的文韬武略并不比皇太极逊色，在其权倾天下之际，若举兵造反，恐怕深宫中的孝庄母子根本不是对手，后人的困惑大致便来源于此。
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她和多尔衮是否有过一段暖昧的感情历程，都已成谜。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顺治帝和孝庄皇后这对孤儿寡母当时的处境确实是既尴尬又险恶。
多尔衮是怎么死的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不慎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一代枭雄多尔衮去世，年仅39岁。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多尔衮摄政7年后突然死去，关于他的死因，官方史书记载含糊。
多尔衮死时正值壮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呢？
多尔衮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患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用豪格诅咒他的话说，他是个“有病无福”的人。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日趋穷侈极欲。他的妻妾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有名分可查的至少有10个妃子。还四处搜访美女，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纵欲过度，久病缠身，这成为他猝死的又一个原因。
顺治六年(1649)三月，多尔衮年仅36岁的的亲弟弟多铎出天花而死，两个弟妹坚持一同殉死；接着两位嫂子（阿济格的福晋）也因出天花而相继去世。不久，他的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又因天花去世。亲人们接二连三死去，让本就体弱多病的多尔衮心头笼罩了很大的阴影，因而也加剧了他的病情。
顺治帝鞭尸多尔衮
顺治七年(公元l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围猎中坠马身亡，年仅39岁。第二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一个月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多尔衮十大罪状。之后没收了多尔衮的家产，罢免了他的封爵，剥夺了对他的奖赏，撤销了对他的国丧，诛杀了所有胆敢追随他的党羽。不仅如此，多尔衮的陵墓被掘开，他的头颅被割下，他的尸体在遭到棍子和皮鞭的蹂躏之后被抛置于荒野。
掘墓鞭尸、焚骨扬灰、不准人去坟上祭扫，这是对死人最严酷的刑罚，目的是使其下辈子不能投胎转世，让其永世不得翻身。顺治帝鞭尸多尔衮，毫无疑问，他对多尔衮的仇恨的确是刻骨铭心的。
崇德八年(公元l643年)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在沈阳即位。作为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天下终于归属在福临名下，但福临却被掌握在多尔衮手中。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再到后来的“皇父摄政王”，距离真正的九五至尊只剩一个称号了。名义上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起摄政，但实际上济尔哈朗早已被他排挤出了权力的中心，帝国的权力被他一个人牢牢地攥在手中，此刻的他成了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一个君临天下的霸主，一个没有封号的太上皇。多尔衮做了七年的摄政王，浴血拼杀、颐指气使，与此同时，身为天子的福临则危如累卵，战战兢兢，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当然会非常记恨他了。
然而福临仍表现出了一个帝王应有的气质和不可冒犯的尊严，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历史记录下了他登极前的一件小事：当迎接福临前往笃恭殿举行登位大典的仪仗队整装待发的时候，他的乳母居然提出要与他一起乘坐仅供皇帝专用的辇车。虽然这个表面放肆的要求其实是乳母出于对他年龄的担心，但福临却坚持辇车只能由他一个人乘坐，他的理由成熟得超越了他的年龄——那辆看似普通的辇车代表了一个皇帝的尊严，没有人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
多尔衮被顺治帝鞭尸之说来自于当时在北京居住过的两名外国传教士，他们后来回国后写了本书叫《鞑靼战记》，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这本书是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眼见所闻的，应该比较可信。不管顺治帝有没有毁多尔衮的尸，他的坟墓的确是被毁了几次。根据多尔衮恶焰滔天，欺压皇室宗亲等斑斑劣迹，想来顺治帝不会放过他，也只有掘墓鞭尸以泄怒气了。
另外，顺治帝当时曾下旨任何人不得为多尔衮扫墓祭祀，让其不能得享血食，这算是封建时代最为严厉的惩罚了。此后百多年间无人敢论及多尔衮，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平反”，命多尔衮的五世孙淳颖承继睿亲王爵位。
董鄂妃入宫疑案
有关董鄂妃的身份问题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问题，第一种说法就是正史说；第二种说法是她本是襄亲王的福晋，是福临横刀夺爱；第三种说法是她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被南下的清军从她先前的丈夫冒辟疆手中夺来，并被作为礼物进贡给了皇帝。
正史记载，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即董鄂妃，本是顺治朝内大臣鄂硕女，她在18岁时入宫。因美貌和贤良，颇得顺治帝宠爱，刚入宫一个月就晋封为皇贵妃。顺治十五年(公元l658年)生皇四子荣亲王，不久爱子病逝，董鄂妃十分伤心悲痛，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顺治七年(公元l660年)八月病逝，时年22岁。死后三天被追封为皇后，可谓红极一时。
另外，关于董鄂妃还有一个传说。一些史学工作者经过考证，认为孝献端敬皇后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而博穆博果尔正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主要依据就是钦天监洋人汤若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载：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妻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训斥他的夫人时，竟被顺治帝亲手打了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愤而至死。顺治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老婆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公元l660年产一子，顺治帝还准备立他为皇太子，但数周之后夭折了，而其母于其后不久薨逝。文中所述军人的妻子便是后来顺治帝的董鄂妃。汤若望与顺治关系密切，他的这段回忆可靠性、可信性很高。但这位自杀的军人是否一定是博穆博果尔，却令人怀疑。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第十一子，生母为懿靖贵妃。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封襄亲王，翌年七月初三死，年仅l6虚岁，实足年龄才l4岁零6个月。孝献皇后的前夫是否就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却并无证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那么，董小宛又是谁呢？她跟这位受尽福临宠幸的董鄂妃有关吗?她们会是一个人吗？经史学家多年考证，认为孝献皇后与董小宛根本就是两个人。历史上董小宛确有其人，她生于明朝天启四年(公元l624年)，名白，字青莲，后来成为秦淮一带的名妓。她l9岁从良，嫁给江南才子冒襄(辟疆)为妾。二人感情真挚，相敬如宾。清军南下时，为避战乱，夫妻二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达9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累过度，于顺治八年(公元l651年)病死，年仅28岁，葬于影梅庵，当时名人赠吊的挽诗很多。当顺治帝呱呱坠地时，董小宛已15岁。到顺治二年，顺治帝刚7岁，而董小宛已22岁，7岁的皇帝怎么会纳22岁的汉族妓女为妃子呢?孝献端敬皇后是顺治十三年入宫的，那时董小宛已死5年。显而易见，董小宛绝不可能是孝献端敬皇后。把董小宛和孝献端敬皇后说成是一个人，是文人墨客为了使故事情节离奇采用的移花接木之术。其实孝献皇后姓董鄂氏是译音，许多史书也有译为“栋鄂”、“东古”、“东果”的。这样看来，她二人之间更没有什么联系了。
白玉扳指与寝陵选定
最早的扳指是古人拉弓射箭时保护手指的器物。玉扳指又叫玉阁，是拉弓射箭时扣弦用的一种工具。”女真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以放牧狩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迁徙、食肉寝皮的游牧生活，骑马射箭是当时每一位成年男子必须掌握的本领，于是弓箭和扳指也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物品。本文中要介绍的这只白玉扳指意义非凡，它可是确定顺治帝陵寝的一件堪称“国宝”的物件。
有一天，顺诒皇帝率领众臣到河北省遵化县一带狩猎，捕获了大量猎物。顺治帝纵马扬鞭登上了高山，极目向南望，金星山如锦屏翠帐，朝北看，昌瑞山山峦重叠，林涛如涌，景物秀美，如同仙境，顺治皇帝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站在山巅，凝视着远方，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后事。它向苍天默默地祷告，轻轻取下佩戴在大拇指上的白玉扳指，小心翼翼地扔下了山坡，然后向众臣宣诏：“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的寿宫，扳指所落之处为佳穴，即可启工。”众部下顺着玉扳指滚落的方向找去，在草丛中发现了白玉扳指，并且立桩以为标记。清东陵中的第一座陵寝——孝陵也就在这里落成了。
落成后的清东陵具备了科学性和艺术性。选址、设计，到布局、结构都很周密、讲究，难道这一切都始于顺治皇帝的那枚扳指吗?史料记载，康熙六年7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要去看守孝陵，康熙帝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回答说，“世祖皇帝在世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幸甚!’”苏克萨哈又说：“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这段史料可以说明，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的确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至于说是否由顺治帝的那枚白玉扳指而定，目前还是个谜。
极受宠信的德国传教士
在福临短暂的一生当中，对天主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关系至为密切，思想上深受其影响。
汤若望(1592-1666)，德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明万历末年来到中国传教。于顺治元年十一月任清钦天监监正。福临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旨治好了病，被尊为“义父”，福临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福临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
汤若望向福临呈递了三百余封奏帖，其中许多谏言得到采纳。福临曾对左右大臣说，汤若望的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令人泪下。他还把汤若望与左右大臣作了这样的对比，认为有的大臣是为了求利禄而爱国君；汤若望则不爱利禄，因而他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渐次频繁的交往，使两人的关系日趋密切，以致突破了君臣界限。凡有垂询，福临即宣召汤若望入宫，并许其随时径入内廷，两人开怀畅谈，每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汤的寓所，随意浏览教堂书房及花园，有时共进便餐，欢洽之情似家人父子。甚至福临的19岁生日也要在汤若望家里过，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在福临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顺治三年，授太常寺少卿衔；顺治八年，叙通议大夫；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顺治十五年，晋光禄大夫，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然而，由于顺治十四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的努力终于无成，但他始终受到福临的尊重。
汤若望在顺治的心目中威信很高，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汤若望也确实在顺治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顺治是个“火烈急暴”的脾气，发起火来就不顾一切。作为封建帝王，有时“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灭了”。当时朝中所有的大臣对此都无能为力，而“唯独汤若望有胆量和威望，他不顾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 由此不难看出，顺治与汤若望的关系非同一般。顺治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
想做和尚的皇帝
大家都知道，顺治皇帝对佛教十分痴迷，以致自己想出家当和尚，至今对于顺治是否出家五台山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顺治皇帝亲政之初，励精图治，常与儒臣探讨治国之道，对佛道并不崇信。由于汤若望的影响，曾一度对天主教有兴趣，但始终没有达到入教受洗的地步。但是后来顺治对佛教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甚至达到笃信佛说、欲脱尘欲、遁人空门的程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顺治帝钟情佛教呢?原来，他先后接触过几位高僧，以致改变了他的思想信念。
顺治十四年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就召人宫廷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福临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福临还通过性聪了解了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瑗(即玉林绣)、道志和茚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福临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瑷为福临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道忘则吹捧福临为“承愿示生”、“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都深得福临的欢心。在他们的熏陶下，福临对佛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竞对道志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七年八月，福临宠爱的董鄂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茚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命茚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瑗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命人取来柴薪，要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这才迫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不久，福临又听从玉林瑗的建议，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于阜成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并没有打消。玉林瑗后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见他的时候，还有如下一番对话。福临问玉林瑗：“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
玉林瑗回答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法，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王，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这表明福临还在时刻幻想当和尚。只是因为两个月后他即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
有传说认为他后来抛弃皇位，超脱红尘，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长期以来，流传着关于“顺治出家”的轶事。如说福临因痛悼宠妃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寺出家为僧，以寻求宗教的安慰，甚至指出该寺中一个和尚的肖像即为顺治皇帝；还有的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山西五台山为据，推断福临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其实，这多半根据福临生前欲当和尚的想法而编造出来的，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多尔衮的独生女儿
在清朝的历史中，毫无疑问，多尔衮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他执政期间，清王朝入关定鼎中原。而他错失皇位的遗憾和僭越皇帝的行为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是，随着多尔衮的死，关于他的一切似乎也都断掉了线索，这其中便包括他唯一的骨血东莪格格的命运。
爱新觉罗·东莪，生于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独生女儿，也是他唯一的骨血。生母为妾李氏，李世绪之女，朝鲜宗室女子。东莪这个名字，是多尔衮为纪念他长姊东果公主（东果为东果格格夫家的部落名和姓氏“董鄂”，不是她的名字）所取的名字。
在多尔衮死后，东莪被顺治下旨交于信郡王多尼府中看管，这是清史中关于这个女孩子唯一的记载，此后，史册中便再没有任何记载了，不知所终。
东莪最终结局应该是嫁到了蒙古。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内有一座恪靖公主府（康熙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府邸）。据《公主府志》记载，尔衮的曾外孙女曾在这里居住过。这虽说是地方记录，肯定会存在一些错误，但作为文献来说，还不至于捏造事实，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信息。
多尔衮的过继子
睿亲王多尔衮并没有亲生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乃是过继自同母十五弟豫通亲王多铎第五子，名叫爱新觉罗·多尔博。
多尔博的生母是多铎继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索诺穆台吉的女儿，多尔衮五娶福晋的亲姐妹，也是孝端文皇后的亲侄孙女，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或许由于多尔博的生母是多尔衮五福晋的亲姐妹，所以相比其他的侄子，多尔博有更近一层的亲缘关系，后来他过继给了多尔衮为嗣。
多尔博在顺治七年的时候袭睿亲王爵，八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封多罗贝勒，康熙十一年去世，活了三十岁。乾隆四十三年为多尔衮平反，恢复其了睿亲王爵位，多尔博及其后嗣也恢复了爵位。
下诏求言失败原因
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少年天子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顺治帝主政之后“下诏求言”，想要通过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解决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可惜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顺治帝预期的效果。“下诏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而直接导致这个结果的则正是极力倡导这件事的顺治帝本人。
顺治帝在发布求言谕旨的时候曾承诺，对于所有大臣的进言，对的采纳，说错了也不会去追究责任的，然而实际状况却并不是这样的。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功劳，认为对他的处罚太重了，建议恢复其封号。顺治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仔细研究彭长庚的意图，然后把最终处理结果报上来。大臣们揣摩顺治帝的意思，给彭长庚扣了个“以进言为名，紊乱朝纲，煽惑国家”的帽子，这罪本该杀头的，还是沾了“奉旨进言”的光，才得了个从宽免死，流放宁古塔。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皇上苦求言路，但是官员们看到说错话就被流放或杀头，永无出头之日，吓得战战兢兢，039039以言为戒，谁还敢进言呢。
顺治帝的后妃
董鄂妃无疑是个幸福的女人，连《清史稿》都给予“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的定论。顺治帝对董鄂妃用情之深，可以说有目共睹。相对于董鄂妃的幸运，顺治帝的其他几个女人自然就是不幸的了。
孝陵里陪伴顺治的，除了董鄂妃，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后。顺治生前对她很冷淡，孝康皇后也早早去世了。如果不是生了之后的康熙帝这个好儿子，她是不能入孝陵地宫的。
孝惠皇后和顺治帝的关系也很不好，曾经一度被废。幸有孝庄老太后做主，才勉强坐在了皇后的位子上。顺治死后，孝惠做了五十六年寡妇，康熙把她当亲生母亲一样孝顺，得以安安稳稳地做了五十六年太后，这多少是对孝惠身单影只的一种补偿吧。孝惠皇后死后埋在了孝东陵，算是清朝第一座皇后陵了。她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康熙五十六年了，且丧葬制度也由火葬改为土葬，所以不适合再入孝陵，于是为她在孝陵之东建了陵寝，叫孝东陵。
在顺治帝的诸后妃当中，最惨的应该是静妃了。她本是顺治真正的皇后，由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做媒嫁给了顺治帝，史载“后丽而慧”，寥寥几字就勾画出了一个美丽聪慧的身影。然而也许因为后来受多尔衮的牵连，最终落了个被废的结局。顺治说因为皇后无能所以要废，朝臣质疑：“皇后正位三年，没听说有什么失德，现在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事，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皇帝皇后犹如天下臣民的父母，普通人家的父亲如果要休掉母亲，孩子们还要念及感情先行劝导，又怎么能连母亲犯了什么过错都不知道就休掉她呢？”但是顺治是铁了心要废后，静妃是孝庄的侄女，连孝庄也挽回不了。最终顺治一纸诏书，降为静妃，改居侧室。
秦淮河畔的恋恋风尘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绝代佳人。明末清初，这是个非常堕落混乱的年代，南京秦淮河畔那一座座香浓衣翠的绣楼里，却生活着一群对明朝的前途甚感忧心的风尘女子。她们犹如污泥中的莲，不染纤尘，她们才华横溢，有爱有恨，当时文人墨客慕名而来者何止百千？最终更归于一声叹息，留待后人评说。
秦淮河一派笙歌彻夜的景象，这里是风尘女子的世界，俨然是最为繁华的歌舞地。许多青楼都收留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童女。教给她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舞。等到她们长大后便成为青楼中的招牌。其中金陵八艳，可谓色冠一方！不仅相貌才气出众，更可贵的是她们关心天下事，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不让须眉。她们中的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与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方以智，冒襄的风流韵事被时人传为美谈。
李香君遇到了侯方域蓦，这本应是一段才子佳人式的风花雪月，只是可惜选错了时代背景。随着满清铁蹄的入关，明朝大厦快速地坍塌。朱氏亲王仓皇南渡，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在南京匆匆地成立了南明政权。由于种种无奈，侯方域挥泪离开了南京，这段短暂的爱情也仓促地画上了一个伤感的句号。
明末四公子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他们成立的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又一重要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其中方以智为大明朝作过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任崇祯帝翰林院检，明亡后他为光复明朝而奔走，任南明永王定王的讲官，永历帝的宰相。清一统天下成定局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反清复明活动，慕名投奔者成千上万。
柳如是、顾眉生、寇白门后来都从良跟随明末的历史名臣。明亡后，八艳中许多人都因政治原因而遭追捕。陈圆圆，董小宛也由此出现在当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生命中。
吴三桂控制着长城要塞，他投在闯王李自成麾下。李自成麾下另一将要抢夺陈圆圆，吴三桂大怒：“我手握重兵竟连一女子也保护不了！”自此吴三桂起兵投清倒戈相向。清统一天下后，吴三桂因其功高而被封为西南藩王。若当时陈圆圆未被抢，吴三桂未必会倒戈相向，历史的发展也就不一定是现在这样了。
一代佳人，或悲或痴，她们已不再单纯是封建社会下的产物，而是一种封建社会女性文化的象征。
文坛巨子金圣叹
金圣叹(1608-1661)，清代文坛巨子。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名喟。苏州吴县人。享年五十四岁。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金圣叹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金圣叹从小就很有才气，名动乡里。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喜欢批书，而且还是位幽默大师。
金圣叹参加乡试，考题是“西子来矣”，要求评说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金圣叹面对试题写道：“打开东边的城门，西子不来；打开南边的城门，西子不来；打开北边的城门，西子不来；打开西边的城门，西子终于来了，西边的人来了。”主考见他无视功名，简直是在闹着玩，也在卷上批道：“秀才没了！秀才没了！”金圣叹便毫无悬念地名落孙山了。
有一年，上面派人下来考生员，随手从《孟子》中拈来一句“如此则安之动心否乎”当做考题。许多生员实在摸不着头脑，又死要面子，总不能交白卷啊，于是拼命瞎扯。金圣叹也在被考之列，他的卷子上是这样写的：“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白露蒹葭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他一连写了39个“动”字，字体又大，正好填满了白卷。考察官见了忍俊不禁，却不得不装着恼恨的样子：“岂有此理，莫名其妙！”金圣叹很正经地说：“孟子说，吾四十不动心；孔夫子也说，四十而不惑。意思便是人在四十岁以前还是很容易‘动心’、很容易被‘迷惑’的，孔孟也不例外。四十岁之前的孔孟见到黄金万两、有美一人，难道不心动？即便心动了也是再正常不过了的。所以我一连写了39个‘动’字，一个‘动’字代表一年，正好在四十岁以前。倘若我写了40个‘动’字，那就是辱孔孟之道了。
清朝大兴文字狱，金圣叹很是愤慨，他奔走呼叫“孔夫子死了”，并带着学生去哭孔庙，以示不满，最终被判处死罪。
据顾炎武记载，他儿子带着梨和莲子前往探监，父子相对，涕泣如雨。金圣叹口占一联：“莲（怜）子心中苦，梨（离）儿腹内酸。”语义双关，对仗工整。临别，儿子询问他有什么事要嘱托？金圣叹悄悄对他说：“腌菜和黄豆一起吃，有胡桃的味道，只要把这秘密传给你我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金圣叹临刑前不忍看其他人被杀的惨状，于是悄悄地对行刑的刽子手说：“我手中攥着二百两银票，要是你肯先把我杀了，银票归你。”刽子手第一个杀了他，扳开金圣叹手一看，手里果真有一个纸条。刽子手大喜，打开一看，却是一张白纸，上写两个字：真痛！
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就这样陨落了。金圣叹的怪，怪到了骨子里，怪到了至高境界。后人读之，唯有心痛、感叹，恐怕上帝观之也不得不叹口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