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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康熙朝(1662-1722)

    “玄烨”的由来

    许多人都知道,康熙皇帝名叫玄烨,可是康熙帝为什么会叫“玄烨”呢?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这要从400多年前紫禁城里一位西洋人说起了。

    这位洋人可以在紫禁城自由出入,给皇宫禁苑带来了西方最精密的西洋钟以及望远镜。他是中国钦天监第一个洋监正,观象测天几千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通神通天的职业,大清朝廷却放心地将这个行当的第一把交椅送给了这个“西洋远臣”。他官居一品,三代荣受皇封,并且可以世袭,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他一生都没有结婚,笃信天主,生于泰西,殁于中土,葬于北京。这个人便是汤若望。

    玄烨出生于顺治十一年(l654),在玄烨出生前后那几年,正是西洋天文机械之学在清初朝廷里最走红的时期。“玄”字代表的是汤若望传授的包括天文、历法、机械以及天主教信仰在内的、为顺治皇帝深深服膺的一套学说。

    顺治十年,皇帝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之封号,加奉一级。顺治十四年,为汤若望御撰《天主堂碑记》一文,并赐“通玄佳境”堂额。顺治帝给儿子取的名字带着“玄”字,给洋“玛法”(爷爷)的赐物里也两次带有“玄”字,可见这个被顺治帝在重大场合频繁使用的“玄”字,在顺治皇帝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清代宫廷后妃制度

    清入关以后坐镇北京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帝玄烨确定了清代宫廷的后妃制度:

    尊皇帝的祖母为太皇太后,母亲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慈宁宫,太妃、太嫔随住;

    皇后坐镇中宫,主持后宫事务;

    皇后之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别居住于东西六宫;

    嫔以下设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定数,随着皇贵妃分别居于东西六宫。

    清代的后宫制度里还规定,皇帝在结婚之前,选八位比皇帝大的宫女,供皇帝进御,即献身皇帝。这八位宫女都是有名有分的,授以宫中四个女官的职衔:司账、司寝、司仪、司门。

    康熙帝有多少妻妾

    清代有“正式文件”对皇帝老婆的基本数量做了含糊其辞的规定:皇后一人,皇贵妃二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而嫔以下的贵人、常在、答应等,就没有规定具体的名额了。所以给皇帝留了很大的自我掌控的余地,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限扩军。

    康熙皇帝一生当中曾拥有多少妻妾呢?被史料记载在册的有五十五个:四个皇后,三个皇贵妃,一个贵妃,十一个妃,八个嫔,十个贵人,八个常在,十个答应。这仅仅是“有名位”的那一小部分,就已经是创纪录的了,想必“大头”还在没有名位的那一部分里。据说,他实际拥有妻妾达两百百多个。

    热衷于考察地理的皇帝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其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他们不能随随便便离开皇宫,这点康熙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出巡、征战便为康熙提供了考察地理的良机。所以康熙只要出京便会带上钦天监官员和测量仪器,一到了驻地,必要对当地的天文地理进行考察。

    长江、黄河、黑龙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河,康熙都曾派人勘察过。康熙不仅在南巡的时候对治黄工程进行了规划和检查,还利用亲征噶尔丹到宁夏的机会,从横城口乘船顺黄河而下,体验黄河的汹涌激荡。

    康熙四十三年,派侍卫拉锡等人前去考察黄河的源头。他指示:“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人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康熙政要》) 四月初四日,拉锡奉谕旨率随员西行,到达青海的时候是五月十三日。他们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之下,对黄河发源地的星宿海、札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和形成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且还绘制了黄河从鄂陵湖流出的路线图。在此之后,玄烨在拉锡奏报的基础上,写了一篇短文《星宿海》,记叙了黄河之源的情况。

    从此次考察的奏报中可以看出,其考察结果与现代地质学家对黄河河源地理环境的考察基本上是一致的。康熙帝在三百多年前组织的这次黄河河源考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壮举。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

    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张诚向康熙呈上一份从欧洲来的缺少中国详情的亚洲地图。康熙受到启发,于是有了组织人力绘制一份全国地图的想法。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通又不方便,绘制地图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并是几个传教士就能解决的问题。对此康熙做了长远打算,经过近十几年的培养人才、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才开始。

    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绘制了一幅幅各省地图。康熙五十六年,全图告成。康熙把这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由此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皇舆全览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它是我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虽然还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却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出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1幅﹐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但西藏及蒙古极西地方多空白。

    康熙五十八年(1719),印行铜版图﹐以纬差8度为1排﹐共分8排﹐41幅,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经纬度分幅方法。文字记注方面在内地各省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注满文。已详绘有西藏和蒙古极西地方﹐分省图和地区图增至32幅﹐其范围东北至库页岛(萨哈林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西南至列城以西。在西藏边境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康熙六十年(1721),又刊印了一次木刻版﹐木刻版的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与1719年的铜版图相似。后来﹐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又刊木版小叶本﹐以省﹑府分幅﹐计227幅。

    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康熙字典》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但却是我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该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展开编撰工作,康熙五十五年(1716)一月十三,《康熙字典》出版,共用了六年时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汉字辞书,由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合力完成。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命张玉书与陈廷敬一起主持编纂字典,本来张玉书担任总纂官,陈廷敬辅助,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继任总纂官。

    字典是以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全书共分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康熙字典》所收录的汉字共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是汉字研究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康熙是个全能人才

    康熙帝无疑是个全能的帝王,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无论是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还是文史、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一定的研究。康熙所写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八九十篇,他亲自审定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

    据史料记载,康熙能够熟练掌握、可以口头表达和文字书写的有本民族的满语和自幼就学习的汉语。成年之后又学习了蒙古语(但未见其书写)和少量拉丁文。康熙康熙六巡江南,留下了很多题词,题词充分表明康熙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题词的书法也很好。“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

    此外,康熙还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小时候开始到老了,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为何六下江南

    康熙帝曾经六次南巡,留给人们许多的故事,、影视更是大肆渲染,把史实涂得看不出本来面目。那么康熙六下江南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康熙帝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政绩卓著。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其核心目的便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

    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所以,康熙帝每次南巡都是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的。康熙帝努力在这里践行他的“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其作为一代圣明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为何三度亲征噶尔丹

    清朝时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要求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由于形势紧急,康熙决定亲征噶尔丹。公元l690年,康熙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吃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人,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康熙命令左军统帅福全反击。叛军被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公元l694年,康熙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

    公元l696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劝康熙班师回北京。康熙气愤地说:“朕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当下,康熙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最终叛军死的死,降的降,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然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几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

    走投无路,只得服毒自杀。

    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l720年,康熙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皇权的进一步加强

    满清皇权到了康熙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居《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认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

    为此,康熙帝通过各种手段、措施,对满洲贵族的权力进行来了限制,例如剥夺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了“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等。与此同时,康熙亲自控制用人、奖惩的权,大臣不得干预;设立密奏制度,以便于广泛体察下情。之后这种统治方式在雍正、乾隆二帝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之后的皇帝所沿用。

    清朝农业的发展

    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清朝入关以后,就仿效历代帝王,在京南设立了先农坛,把祭先农神列为国家中祀之一。同时,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一亩农田,叫做稽田,专供皇帝每年春天到这里来行耕糟礼。

    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如果论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其付诸实践,可以说做的最好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并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把重农仅仅体现在每年春天的耕糟礼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某些植物、土壤及栽培技术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做了一些有效的试验。

    据记载,康熙研究考察过的植物多达二十几种,如黑龙江麦、御稻、吐鲁番西瓜、樱额果、葡萄、果单、菱角、杨柳、枫树、竹子等。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及根、茎、叶、花、果的性能、用途、味道等等,都做过较深入的考察。

    在康熙考察过的二十多种植物中,他亲自试种过的有十来种,如稻麦、人参、花木等。康熙南巡时,十分喜爱江南的香稻和菱角,他便带了一些种子回京试种。结果没有收获,试种失败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才悟出种庄稼不能生搬硬套, “南方虽有霜雪,然地气温高,无损于田苗。……南北地气不同,节候各异”。以后康熙又留心改良土壤,提高地温水温,终于使他的栽培试验取得了成功。

    在康熙进行的若干种栽培试验中,最有成效的是御稻的培育。康熙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试种御稻,到晚年时,还曾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在江宁、苏州等地进行过推广。据史书记载,御稻第一季亩产在四石左右,与当时苏州稻田的亩产量接近,第二季亩产量一般都在二石至二石五斗,两季加起来,比原来就增长了五成左右,所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御稻在江南曾流行过一段时期,但当时还没有解决在一块土地上不倒茬、连种的种种弊端,同时农民也缺乏长期栽种双季稻的积极性,御稻慢慢地就绝迹,。

    康熙重视农业、关注农民,不仅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还体现在他的农业政策上。众所周知,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就是在康熙朝彻底废止的。当时还规定,奖励垦荒,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晋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地的农户,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康熙朝曾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实施重农政策,全国耕田面积由顺治时代的五亿五千万亩发展到康熙时代的八亿亩,农业生产得到显著发展。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国力呈现了盛世局面。

    康熙朝的经济发展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在这期间,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清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康熙在位期间,除了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他对民生经济问题的关注充分展现了其仁爱的一面。

    康熙下诏书废止了“圈田令”,取消了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把土地让与百姓耕种。清初的规定是垦荒三年内免税,之后又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个政策很好地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得耕地面积有了迅速的增加。而对于哪些农民耕种的原本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照常耕种,并且不需要支付田价。

    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康熙年间的文字狱

    康熙年间,仍有明朝后裔四处兴风作浪,手执“反清复明”的大旗招兵买马,所以康熙帝对这一类问题十分敏感,以致当时的一些章表诗文,一切能够得上影射、暗示,甚至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

    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16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这便是著名的康熙年间制造的文字狱。文字狱的犯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告发者往往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因此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

    《明史》纂修始末

    康熙四年(1665),康熙帝下令征集《明史》资料,康熙二十一年(1682),修撰《明史》被正式纳入了国家重要议事日程,由满汉大学士共四人负责《明史》的编撰工作。

    康熙对修《明史》工作特别重视,把这看作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已完成了三百一十卷的全稿,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完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史》纂修时间很长,最早从顺治二年(1645)开局,至乾隆四年(1739)定稿,历九十五年,经四朝,中间是有间断,但主要工作是在康熙年间完成的。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失误之处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不仅在此,而在其刻意隐蔽历史真相。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的关系。其所隐没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隐没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长达20多年的历史。

    说到清初修史的避讳,必须要提一下清初的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其实本里面并没有讪谤清室的语言,关键在于提到清兵入关的事,迹未加避讳而直接用“夷氛”、“夷寇”、“奴酋(努儿哈赤)”这些字。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便是清太祖,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这是清廷最忌讳的事情,庄氏以及其他修史的人全部因此遭大祸。

    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论斩。所有为《南山集》作序的人,如方苞等数十人,全部受到株连。

    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结果。由上面两大文字狱案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如何敢冒杀身之祸而写其事实呢?就算有人写了,以清初文禁之严,又怎么能下只言片语于官修史书之中呢?

    牵连甚广的《庄氏史案》

    庄廷鑨《明史》案,又称《庄氏史案》,是清初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文字狱”案。

    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鑨购得部分明史稿后,聘请学者对还没有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定名为《明书辑略》。之后庄廷鑨去世,他的父亲庄允城为遂子遗愿,请人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冬正式在书坊出售。

    《明史辑略》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其余罗列的“参订者”十八人。

    顺治十八年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湖州知府陈永命接受了庄允城数千金的贿赂,拒不审理。庄允城也不向吴之荣行贿。不料吴之荣敲诈不成,再度告发,事情越闹越大,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

    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拔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廷铣、朱佑明被逮至京城。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

    此案牵连的人员很多,成为清初最大的“文字狱”。结案被捕杀的除庄氏、朱氏家属外,还包括参与此书写序、校阅、卖书、刻字、印刷的人,甚至购买该书的人。同时,一些地方官吏也被捕杀。史载,在庄氏史案中被处死刑的达70余人,被流放的家属达数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达两千余人。

    著名的黄培诗案

    “黄培诗案”发生在康熙五年(l666),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黄培隐居在家,他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 “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最后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每一个上台的皇帝都希望本朝局面稳定,都希望能够把老百姓思想和嘴巴管住,遂大兴文字狱。明初朱元璋也大兴过文字狱,由此可见文字狱其实是当朝皇帝为控制百姓的异端思想,为使本朝政治更稳定而实行的一种独裁措施。

    中俄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652年(顺治九年),已经征服了西伯利亚全境的俄国人东入黑龙江,在乌扎拉村于与宁古塔驻防军交战。这是发生在中俄之间的第一场战斗。1657年,沙俄正规军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合流处建立了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之后中俄之间外交、军事冲突便接连不断。1685年,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派军前往雅克萨。5月22日,将军彭春从瑷珲起兵五千人,于5月25日攻入雅克萨。可是等到清军撤军之后,俄军便又卷土重来了。1686年,清军再次攻打雅克萨并围城。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罗斯全权代表陆军大将费耀多罗·戈洛文伯爵和清政府全权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佟国纲在尼布楚(现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定《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涅尔琴斯克条约)。这是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清政府跟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条约。条款如下:

    一、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五、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条约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以拉丁文为准,并勒石立碑。此条约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分两国边界,但没有确定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地区的归属。

    1693年,俄国派使节前来觐见,要求通商,由于俄国使节行三跪九叩礼,康熙帝很高兴,特别准许俄国在北京建俄馆,每三年可以派两百人商队入京逗留八十天,其他国家不得享受此待遇。

    中国称此条约为“清朝做了让步的平等条约”,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该条约中放弃了从额尔古纳河到贝加尔湖的领土,该条约实际上不利于中国,是不平等的条约。在尼布楚会议上,清朝代表提出的第一方案是以勒拿河至北冰洋为界的,继而让步提出了即以外兴安岭的北支(诺斯山)直至亚洲大陆最东北的没入大海深处的诺斯海岬(即楚科奇半岛)为界的第二方案。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再次让步,放弃了第二方案和这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甚至连以贝加尔湖为界的第三方案也放弃了。最后以额尔古纳河至外兴安岭至乌第河为界,西伯利亚那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从此归俄国所有了。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则称此条约为“不平等条约”,据此条约,俄国失去了鄂霍次克海,并声称俄罗斯在《瑷珲条约》中收复了在《尼布楚条约》中被中国人强占的失地。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取代此条约,确立了俄国和中国的现代疆界。

    流放者之地宁古塔

    关于宁古塔之名的由来,流传着各种说法,《宁古塔记略》上是这样记载的:相传有六个兄弟,占据了这个地方,满语称“六”为“宁古”称“个”为“塔”,所以叫就做“宁古塔”了。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在此驻扎军队。宁古塔是清政府设在盛京(沈阳)以北统辖黑龙江,吉林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清代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

    “宁古塔”,这三个看上去平静无害的字却是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恐惧的符咒。当时清朝朝廷的在案以它作为句点,金銮殿离这里很远但又很近,或许你一觉睡醒,便会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到了宁古塔,什么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无底深渊,出来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无可避免的,宁古塔这三个字便常常会悄悄地潜入许多人的恶梦里,吓出一身的冷汗。

    宁古塔是从顺治帝时期开始接收清廷流放人员的,康熙年间,吴江学子吴兆骞曾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其好友顾贞观以《金缕曲》二首言于纳兰性德,通过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的父亲),才结束了其长达二十三年的流放生涯,得以回到故园,最终于三年后病逝,有《秋笳集》传世。

    据《研堂见闻杂记》载,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但另一方面,流放者的到来,传播了中原文化,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教给他们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使得当地的农业耕作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鳌拜的政治命运

    鳌拜出身自将门,精通骑射,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此外,鳌拜性格梗直倔强、敢于抗争。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忠义之臣。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去世,无可避免地帝位继承上出现了矛盾。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立。鳌拜是“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他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坚决拥立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这场皇位争夺战以福临继位告终。为此,鳌拜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故主皇太极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福临也继承了皇位,鳌拜完全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的,这在官场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鳌拜面对这样险恶的处境,仍不屈不挠,始终不曾迎合多尔衮。

    假如顺治能够活得更长一点的话,这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轻的福临去世。从此,鳌拜的政治命运进入了一个转折期。权力是一个魔杖,能够改变很多东西。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逐渐变形,于是在康熙初年,虽没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但鳌拜势力不小,行动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变。康熙不露声色,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整日在宫内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以为皇帝年少,沉迷于嬉乐,不以为意。

    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康熙先把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换自己的人掌握京师的卫戍权,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布置逮捕鳌拜事宜,然后召鳌拜入宫觐见。鳌拜是宫廷的常客,接道召见,他根本没当回事。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下达命令,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骁勇战将就这样戏剧化地败在了一群少年人的手下。

    接下来便是对鳌拜的审讯了。经议政王大臣等审实,宣布了鳌拜三十条罪状,应处以立斩。跟据法国传教士白晋的记载,当时鳌拜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皇太极留下的伤疤。累累伤痕和对上两代皇帝的功绩保住了他的性命。康熙也念在鳌拜屡立战功,且没有篡弑的迹象,免了鳌拜的死罪,将其禁锢起来。其党羽或死或革。没过多久,鳌拜便在禁所死去。

    长公主的婚姻悲剧

    在清代历史中,有一位公主下嫁给了汉人为妻,这便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四女——恪纯长公主。长公主是皇太极最小的一个女儿,为庶妃奇垒氏所生,但刚满周岁不久就被皇太极破例册封为和硕公主,作为一个庶出的公主,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l653年,孝庄太后主婚,把十三岁的长公主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嫁妆丰厚,赏赐颇多, 婚礼非常隆重。转眼之间,长公主与吴应熊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吴世霖。儿子出世之后,夫妻日渐和睦,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康熙帝亲政,“三藩之乱”渐起。l673年11月,吴三桂发动叛乱,康熙皇帝下达了坚决的命令,武装平叛。1674年大年刚过,康熙帝在几经犹豫之后,最终下定决心杀了吴应熊,“朕欲容你,奈国家法律不能容你,按大清律例,你父反逆,诛灭九族,无论你是否与你父通同谋逆,罪亦当诛,你的儿子也不例外。你父子不必怨朕,需怨你父吴三桂。”遂将已关押三个月的吴应熊父子斩首示众。

    就这样,年仅三十三岁的长公主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桩政治婚姻的悲剧发生了,而这杯苦酒最终得让无辜的长公主咽下。

    长公主独守额驸府,她怨自己命苦,嫁给了汉人。她怨恨吴三挂,是他株连了吴应熊父子。她怨恨康熙帝,不顾姑侄亲情。对于康熙帝所说的吴应熊与吴三桂通同谋逆她也不相信。直至l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从吴三桂五华山居处搜出了大量吴应熊给吴三桂的信,她才真正看清了吴应熊,羞愤交加之下又一次病倒了。康熙帝深感长公主可怜,因此很关心她的生活,公主病倒的消息传入宫中,康熙帝立即派御医前往诊治,并且亲自前去探视。

    康熙四十三年,六十三岁的恪纯长公主终于结束了她独守空帏三十年的生活,走完了她饱受政治婚姻之苦的生命旅程,。

    长公主的命运是不幸的,这桩政治联姻从决定那天起就已潜伏了巨大的危机,因为她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首鼠两端的明末辽东总兵、清初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别号亭林,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叩关南下,明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

    1645年,清兵南渡长江,大肆屠杀。史可法扬州殉难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殉国,留下遗言:“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之后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县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

    晚年,顾炎武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撰修《明史》,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助手,面对清人的诱降顾炎武毫不退缩的选择不合作,宁可从容赴死。

    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

    满清第一词人

    纳兰性德(1655年3月19日-1685年7月1日),满族,实为蒙古族,满族正黄旗为政治身份,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纳兰性德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

    纳兰少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继承满人习武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康熙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后升为一品。

    妻子两广总督、尚书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诰赠一品夫人,婚后三年,妻子亡故。吴江叶元礼亲为之撰墓志铭,继娶官氏,赐淑人。妾颜氏,后纳江南沈宛,著有《选梦词》“风韵不减夫婿”,亡佚。有三子四女。一女嫁与骁将年羹尧。

    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那么,这位以出生自满清贵族的词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纳兰性德出生于天皇贵胄之家,父亲是康熙王朝的权相明珠。少年及第,二十二岁授进士,官至康熙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厌恶官场的争名夺利和尔虞我诈。他无心于功名利禄,只想寄情于诗词歌赋之中。他只是想宁静安然地过着平淡的日子。可是,世家的出身,注定他要在官场中辗转。只好在诗词中轻轻地诉说心底最纯最真的愿望,悲伤成了他诗词中不变的基调。

    1674年,二十岁的纳兰性德在家人的安排下成亲了。妻子是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比纳兰性德小两岁,性格温婉,长相清秀。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婚后仅3年,卢氏因难产过世。卢氏的死,成就了纳兰性德心中永不倒的丰碑。这段姻缘,就这样始料未及地结局了。

    之后,纳兰性德又续娶了官氏,还有颜氏为侧。值得一提的是,传言在纳兰性德最后的一年时间里,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但未入纳兰家谱。纳兰性德接沈宛于京城,在德胜门内置房安顿。由于沈的身份和血统,她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明府。他们就保持着没有名份的关系,过着情人式的生活。从沈宛的诗词中,看得出他们心灵之间有着一种相知互怜的内在联系。然而好景不长,康熙二十四年(1685)暮春,纳兰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7月1日)溘然而逝。纳兰性德突然去世,留下孤独无靠的她和纳兰性德的遗腹子。沈宛含泪返回江南,以词作抚慰她心中的伤痛。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但终不可考。

    江南人的“于青菜”

    说到清代的清官,那首先必须要提到的自然是有“大清第一廉吏”之称的于成龙了。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州(分离石县)人。于清顺治十八年出仕做官,因其卓著的政绩以及清明廉洁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也深受康熙帝的信赖,被朝廷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从小便抱有远大志向,过着耕读生活,也受到了较正规的儒家教育。他在康熙皇帝用人唯贤的庇佑和上级官员的表彰与举荐下,一路青云直上。于成龙的官阶是越升越高了,但他的生活却更加艰苦,他的清操苦节可谓享誉当时。

    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非常严重,为扼止这种风气,于成龙带头实践俭朴节省的生活作风。去直隶的时候,他用米糠和米一起熬粥,同仆从一块食用。在江南时,他一天吃一盆粗粮,就着青菜喝粥。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他在外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却没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见了一面。康熙帝曾多次表彰他,后又把于成龙安排掌管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在富庶的江浙地区任两江总督。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人家婚嫁不敢再大肆地铺张浪费,士大夫纷纷减少仆人随从,有些坏人甚至惊恐的不敢出门,还有的逃离了当地。待他去世之后,在他的居室中只看到一些冷菜羹、旧衣靴,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妨碍了各路贪官污吏的财路,遭到很多官僚的忌恨、陷害,在他死后,还有人陷害他。康熙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明白的,他说:“以前有很多人说于成龙到江南后,改变了清廉的品行。可等他死后,大家才发现他一直都是清廉的。这都是因为他性情耿直,得罪的人多,大家陷害他才这么说的。”

    于成龙逝世之后,南京的男女老少都停下手上的活计到大街上悼念他,每天持香膜拜的多达数万人,一些卖菜的、挑脚力的甚至和尚都伏地而哭。康熙帝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一生的表彰。

    朱彝尊热衷于藏书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明末清初浙江嘉兴人。诗人、词人、经学家。先世江苏吴江人,明代景泰四年迁居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曾祖朱国祚为明万历壬午经櫆。天赋异常,读书过目不忘。博通经史,擅长诗词,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又精于金石考证之学。

    朱彝尊生于浙江秀水书香门第,但到朱彝尊父亲时,家道已经败落,很是贫穷。迫于生计,朱彝尊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游幕生涯。然而这并不影响朱彝尊好书之癖,他除了购书之外,还借来别家的珍贵书籍,亲手抄下来。

    康熙十八年,朱彝尊应试博学鸿词科考,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充明史纂修官。朱彝尊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借抄公私善本秘籍来充实自己的收藏。他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有善本秘籍《读书敏求记》,锁在箱子里面,不给他人看。于是朱氏宴请钱曾及当地雅士。席间,用黄金和珍贵的轻裘买通钱曾的书童打开了藏书的箱子,让预先雇来的数十名抄手抄成副本,《读书敏求记》便这样流传了下来。

    朱彝尊供职史馆,各地进献的图书他都可以见到。他常带着一名抄书手出入史馆,随时抄录。后来有人告发了他,他便被罢去了官职。但是朱彝尊却并不后悔,他在其书椟上作铭:“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还不知是谁聪明谁愚鲁呢。”

    朱彝尊于康熙二十一年去官归田的时候拥有三万多卷图书。归田之后,又陆续获书四万余卷。康熙三十六年,朱彝尊去探望病重老友李彦贞,李彦贞把自己的著作《放鹇亭集》和两千五百卷藏书一起转托给了朱彝尊。朱彝尊七十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建曝书亭贮藏。

    朱彝尊大部分藏书都是传抄来的,所以很珍惜,所有藏书都在卷首钤印:“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同样嗜书的儿子早死,藏书没有合适的人继承,这对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据《蒲褐山房诗话》载,朱的孙子晚年的时候家里很贫穷,藏书被陆续典当、卖出,曝书亭也就废弃了,保留下来的唯剩下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