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皇位是否是篡来的
在清王朝历史中，雍正帝确实是一位很难准确描述的帝王。这位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位仅短短十三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勤政有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当中又有残暴多疑的一面。从继承大统到离奇死亡均是迷雾重重，更使得这位帝王尤为神秘。
雍正帝（1678-1735），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储君之位时采取低调政策，以孝心著称，康熙帝驾崩后，在十三皇子胤祥的帮助下继承帝位。
雍正继位的疑案，历来说法不同。雍正继承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还是篡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现在尚没有定论。
有的说雍正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康熙，篡位。传说康熙病重时，雍正给他父亲敬了一碗人参汤，毒死了他父亲，并就此继承大统。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康熙对医学和药学很有研究。曾说人参对北方人不是很相宜，所以他很少吃人参。父亲不喜欢吃人参，雍正怎么会用向父亲敬人参汤来表示孝心？另外一碗有毒的人参汤是没那么容易敬得上的，还有人试药，所以这种说法有些不靠谱。
有人认为，康熙晚年他遗诏就是传位十四子，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了，这等于篡了他同母弟弟的位。但当时这个“于”字是繁体“於”，要将“十”字改成“於”操作起来就有点难了。清朝习惯称作皇十四子，皇四子，前头有个皇字，如果改的话，那就变成“传位于皇于四子”，就不通了。当时传位的诏书是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即使汉文可以修改，但满、蒙文是由字母拼成，无从修改。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改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无法成立。
最后就是合法继位额，也就是遵照康熙遗诏雍正继位。康熙六十一年病重，派雍正代他到天坛祭天。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祭天是大事，由此可以看出有意让雍正继位。康熙在临死这一天早上四点钟左右，召见了他的七个儿子和隆科多，向他们宣布了谕旨，而口谕的内容便是让雍正继承皇位。
在深圳市档案馆展厅，一幅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康熙传位遗诏”似乎能对雍正继位之谜做一个解答。“遗诏”长155米，宽08米，诏书上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是同一内容。汉文大概共有一千七百多个字，最后关键的话：“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短短的三十一个字，似乎可以澄清存留了近三百年的谜团之争。所以，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雍正是根据康熙的遗诏继位，是合法的，疑案当解。
目前，虽然对于这份遗诏是否是出于康熙之手尚有争议，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却逐渐被学术界认同。康熙皇帝认识到自己晚年过于仁慈，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大清需要一位能彻底整顿吏制新皇帝，于是铁面无私、政绩卓著的皇四子就成了最佳选择。另外，康熙很喜欢雍正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选择雍正，也保证了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因此，雍正篡位应该其政敌制造的谣言，并无依据。
秘密立储制度
秘密立储制度指的是皇帝生前秘密亲书预立皇太子名字的“御书”，密封匣内，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后，嗣皇帝是哪一个皇子不作公开宣布，在皇帝临死前或者死了之后，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共同启示，按“御书”所定，嗣皇帝即位。
在雍正朝以前，是不存在固定立储制度的，因而皇位继承都很混乱，努尔哈赤死后没有指定继承人，皇太极与多尔衮长年争权。皇太极还未立储就暴亡了，皇弟多尔衮、皇长子豪格剑拔弩张，最终由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清代以前的王朝，基本上是采取公开建储——即预先册立皇太子，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
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以结党的形式表现出来，持续了四十余年。其中卷入了许多宗室王公、外戚、满汉大臣、一部分中小官僚和士人，涉及的社会面相当广泛，使清朝陷入政治危机中，造成康熙帝末年社会矛盾的加剧。储位斗争削弱了清朝的力量，降低了行政效率。而雍正帝正是从储位斗争中走过来的人，深知其害，自身成了当权者后，更加体会到它对皇权的危害，对稳定政局的妨碍作用。
雍正帝借鉴历代建储的诸多弊端，实行秘密立储制度，对于这样点，史册上是有明确记载的。至于有关秘密立储的具体办法，却存在不同的传说和记载，而秘密立储的直接档案文献，则从来没有见过。
雍正元年(l723)八月，雍正帝发布上谕称：“……建储一事，必须详慎……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知之。”秘密立储制就此始行。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庄亲王允禄等开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封，宣诏皇四子弘历继位。
秘密立储，虽然连储君本人在内的群臣都不知道是谁，但国本已经确定，不会发生动乱，另外，如果皇帝发现他不合适，可以随时更改，遇到的阻力也会小得多，影响也小。秘密立储还避免了储君与皇帝的冲突，诸皇子不知道储位属于谁，也无攻击目标，不会产生皇子与储君竞争的现象。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相继采取这个办法立储。这种嗣位制度是历史上的一个创造，也是雍正帝政治才能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清代康熙朝以前历代争储斗争的一个产物。
雍正朝密折制度
清代臣对君的报告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一种非常正式的报告，手续繁复，又很容易泄密。奏本手续相对来说简单很多，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没有丝毫的机密可言。密折的关键所在便是这个“密”字，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没有权利拆看，保密性相当强。密折制度实际上就是告密制度。本来告密这种事许多人都以之为耻，但在雍正帝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雍正帝刚刚即位，便下了一道谕旨收缴前朝密折，密折逐步形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帝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是绝对不能乱来的。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缮写，并且有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必须由本人亲笔书写，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中，锁上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派专人送达。
给皇帝上密折不仅仅是一种特权，也更是一种荣誉。史料载，康熙年间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扩大到了一千一百多人，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在密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上白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密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雍正帝授权官员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也使得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同时，雍正帝也是很讲究官僚体制的，绝对不允许发生下级超越职权的情况。密折被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就使宫廷有了新的生命力。
密折制是雍正帝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密折，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力，也可以有效控制官员。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虽然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但它的影响却远超过了一般的官衙的置废。
封建帝王当中最勤勉的一位
雍正在执政的l3年中，一直在忙于国事，他在短时期内所完成的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可以说雍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勤勉的一位皇帝。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即使是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能跟他媲美的。
雍正精明强干，乾纲独断，事无巨细，必躬亲过问，夜以继日地为完成他认为自己必须处理的大事。他说：“朕自朝至久，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13年中，他亲自批阅的奏折、部本、通本有二十二万多件，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批注。康熙、乾隆都曾多次离开北京外出巡行，而雍正当皇帝后除去过离京师很近的景陵(康熙陵)外，没有离开过北京。
雍正从不贪图轻松安逸，可以说他朝夕戒惧，不敢有一丝怠惰。通常雍正用白天的时间来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也是雍正紧张的时刻，批览奏折常常到深夜，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从他即位以来，不论寒暑，一直如此。雍正由于早年夏天中过暑，以后很畏暑。但即使这样，到了酷热的时节，他仍坚守帝王的职责，不敢浪费一点时光，努力从事政务。
雍正勤政的最好纪录便是朱批，他一直坚持着这一做法。虽然雍正八年(1730)以后，朱批分量有所减少，但他的励精图治的精神仍然洋溢其间。雍正勤政，加上他的一套行政办法，使他办事非常迅速。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天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还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除认真而外，处理也非常及时。即使是件很小的例行公事的事情，雍正也会在两三天内做出答复。如此迅速处理事情，可见他的行政效率是非常高的。
雍正皇帝在治政务实上也做了表率，让官员们照他的样子去做。雍正不仅自己日夜操劳政事，而且要求大臣们也勤于政事。不仅要求大臣们治政要勤，而且要求他们勤于务实的工作，不要勤于那些于政事无补的工作，雍正本身办理事物认真，并以此要求臣下，反对马虎粗疏。雍正六年二月，新任御史鄂齐善、曾元迈值班早退，大学士马尔赛请把他们交部议处。雍正讲不要按常规处罚，他们是新进小臣，就这样怠惰，不严加教导，就不能警戒那些越礼偷安的人了。因此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散班。他们住在城里，这样的当班确实够他们受的了。
雍正自己身不离京，但却通过私自察访和派亲信官员私自察访的办法，掌握中央和各地官员的优劣和政绩，及时给予奖罚。作为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雍正能做到不光听大臣的书面奏报，而是想方设法甚至自己亲自私访以了解官员治政实况，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是非常难得的。封建帝王中像雍正这样勤于政事，处事缜密，确实少见。
处理乱收费问题
历朝历代贪官污吏们的发财之道里，是怎么都少不了滥设名目、强收杂费的，这在清朝的时候尤为严重。雍正帝倾力整顿，治吏安民的政策里面便有一条禁止地方官员乱收杂费，治立效果非常不错。
地方杂费很多是相沿成习的。例如奉天府，老百姓做生意时，如有车辆进出，就需要去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要收取十六钱，大车一辆要收取三十二钱，每年收到的银两有两千两之多，最后这项银两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等官员分掉。另外，有猪羊贩卖进出也是要收费的，每口需要交三钱。而官吏的勒索直接导致了边口地带的物价很高。
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这件事情之后，上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刻便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遵奉谕旨，马上革除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分文都不能再收。雍正帝对其办理效率非常满意，夸赞他办的非常及时，应该表彰。
还有地方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给官员送礼，例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数不胜数，上司一但收受了这些东西，属员必定会加征税课于人民，而且以后遇到请求也不容易拒绝了，危害是非常大的。于是雍正帝下令，裁革各地规礼。
扭转娶老婆花大钱的风气
雍正帝是个崇尚节俭的皇帝，他常常训诫百官：“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雍正元年，监察御史向日正奏报，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事实上就是铺张浪费。多的二三百两，少的也要四五十两。即使是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弊端实在是多。为了娶亲，一些百姓家尽然得变卖房产。若男方家里凑不到这些钱，那就只好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
雍正帝看到这份奏折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扭转奢侈的不良民风，雍正帝先把婚嫁礼仪制定出来，然后又于雍正元年五月，具体规定了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的家庭，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家庭只允许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灯六盏、吹鼓手十二个，平民限灯四盏、鼓乐人八个。
最高统治者纂书自辨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雍正朝期间，受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曾静、张熙不满于满洲人的统治，于雍正六年（1728）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装作同意了，骗出了口供，逮捕了曾静、张熙二人。在刑部的审问之下，曾静认罪，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帝。
曾静反清事件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案，在当时也轰动一时，情况复杂，牵连较广，雍正处理的方式也异乎寻常。
雍正帝赦免了曾、张二人，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两方面的。一是雍正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对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雍正帝刊版发行此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现身说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误入邪教歧途。
虽然《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都经过精心挑选，远非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但这本书仍然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除此之外，本书还反映了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尽管材料零碎，但其中的部分内容仍是别的书籍上不曾记载的。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宣传。但这本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揭示了一部分康熙朝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以及之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本书刊行之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反而在传播了对清王室极为不利的言论，但这也正是这本书独特的史料价值所在。
神秘的“血滴子”
在民间，关于雍正皇的帝流言蜚语流很多，他所施行苛严的强权统治在世人眼里是非常恐怖的。雍正在即位之前便老谋深算，即位之后更是冷酷无情，耳目广布，让很多的人谈之色变，其中同雍正帝有关的“血滴子”更是备受关注。
关于“血滴子”的最早来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血滴子”是诡秘、残暴、铁腕的象征，他所处的背景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以及密折制度。
在历代文人家的笔下，雍正帝多被刻画成超级阴谋家，他精谙武艺，手下有一批技艺绝伦的杀手，操持着一种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的杀人利器“血滴子”同时，血滴子也就成为这批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帝的八弟“阿其那”、九弟“塞思黑”就是死在“血滴子”之下的。
很显然，这些荒诞的描述是家演绎出来的，不能作为信史。但是雍正帝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处于弱势的。他能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登上宝座，除了工于心计并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之外，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个组织后被命名为“粘杆处”，“血滴子”便是由这个组织大量培养出来的。
特务组织“粘杆处”
“粘杆处”从字面上看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清朝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掌协助护卫并随侍皇帝钓鱼娱乐。是个普通官署，亦称粘竿处。在雍正帝登基之前，府邸内院长着一些高大的树木，到了夏天的时候，枝叶繁茂，蝉鸣声不断，很是烦人，胤稹是一个喜静畏暑的人，于是命人操杆捕蝉。
胤稹于康熙四十八年从“多罗贝勒”晋升为“和硕雍亲王”，随后，康熙帝皇子间的争储角逐也进入了白热化时期。胤稹看上去没有争夺之心，暗地里却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高手，训练家丁队伍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帝在登上皇位之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于是便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可以想象，雍正帝是把政治上的敌人比作蝉、蜻蜒一样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粘杆处的头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名为“粘杆侍卫”，他们多半是胤稹府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由小特务充任，名为“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金并不高，但由于能跟随胤稹左右，所以炙手可热。当中所谓的“血滴子”便是指粘杆处的这些人。
虽然粘杆处属于内务府系统，但总部却是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雍正把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而并没有改覆黄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让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说法，之所以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乾隆帝为了消除他的父亲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的时候，已彻底翻修，把这些痕迹都销毁了。
在紫禁城内设有一个粘杆处的分部，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在御花园堆秀山的御景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昼夜，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送往雍和宫，再从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继续利用“粘杆处”来控制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渐渐废除了。
清朝中央司法机关
清朝中央司法机关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遣。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初审以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以大理寺为主。
刑部执掌全国的法律事务，管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大案要案和发生在京城的笞杖以上的重案，并且审理中央官员违法犯罪的案件。刑部最高长官有两人，一人为满洲人，称“刑部满尚书”，另一人是汉人，称“刑部汉尚书”。
都察院是清朝的中央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裁决的案件，主管官员称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刑部准备判处死刑的案件。刑部审理不当，可以驳回更审。正副长官称大理寺卿、少卿。
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的案件，习称“三堂会审”。对于特别重大或疑难案件，由“三法司”和五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组成“九卿会审”，是中央最高审级。但判决的执行仍须皇帝最后核准。
三法司以刑部编制最大，达千余人，日常工作最繁重。相比之下大理寺的司法事务远不如刑部繁重，人员编制较少。都察院除司法事务外，还主管监察，所以编制较大理寺为大。
雍正帝为何赐死年羹尧
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他身处边陲，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雍正还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然而到了最后，为何雍正帝却杀了年羹尧呢?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极少有能相匹的。对于政务方面的事情，雍正帝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也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帝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雍正帝也时常以手谕告知年羹尧父亲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帝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此待遇堪与杨贵妃相比。
年羹尧的失宠和被整肃是在雍正二年( l724年)十月，这是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在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事实上正是由于雍正帝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群臣的侧目和雍正帝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年羹尧。
客观地看，年羹尧一直是忠于雍正帝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帝抱有很大幻想。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帝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帝非常恼怒。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帝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帝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自裁保全名节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雍正并不惧怕年羹尧反，知道年羹尧是反叛不了的。雍正一步步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丝毫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野史，一些学者也这么看。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
抛开雍正帝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就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贪赃受贿，植党营私，不知到谦逊自保，不恪守为臣之道，已为舆论、国法所不容,更为雍正帝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的大忌，势必难以善终。
雍正朝很不好混
雍正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很讲究原则跟效率，在他手下办事，平庸无为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更不用说那些贪官们了。
有个大臣名叫王云锦，他在上完朝回到家之后很无是聊，于是找了几个朋友在家里玩起了叶子牌。玩了没多会儿，他们发现不知怎么的牌居然缺了一张，于是大家都起来寻找，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牌是玩不成了，王云锦叫来下人把牌局收拾了，另外安排酒菜，又同朋友们喝起了酒。
第二天早上，王云锦像往常一样上朝去了，到了散朝的时候，王云锦被雍正帝叫住了，问他昨天散朝之后都干什么了，王云锦很老实的做了回答。雍正见他挺诚实，并没有撒谎，于是没多说什么，从袖子里取出了一张牌，递给了王云锦：“是这个吗？还给你，接着去玩完你那局牌吧。”王云锦接过牌看了一下，确实是昨天丢的那一张。由此可见，雍正朝确实很不好混啊。
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雍正帝即位后，曾静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曾静供认不讳，被免罪释放。同时，大兴文字狱，将吕留全部遗著焚毁，死者甚众。
吕留良（1629-16）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出家为僧。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
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表现为激烈行动的，清康熙五年（1666）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自由生存空间的。
雍正十年（1732），吕留良已经死了49年了，受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罪名。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他在日记中多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被定为“思想罪”。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次子毅中改斩立决，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因吕案受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朝廷给他定的罪是“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呼？”还有一个受牵连的人是严鸿逵的学生，叫沈在宽。因为吕案受牵连的人还有：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与、房明畴、金子尚、张圣范、朱羽彩、朱霞山、朱芷年等。
雍正十二年，吕留良的60多个后人，经历了长途跋涉，历尽艰难，被从江南水乡发遣到宁古塔。到后，拨给宁古塔驻防旗人为奴。按着清代法律，对于“谋反大逆”为奴的人身控制，远比一般奴仆为严。即使已经过了好几代，仍然不允许改变身份为民，世代被置于“奴籍”的深渊之下，饱受人间的屈辱。
清初屡兴文字狱，而由武力镇压完全转向思想统制，则是从雍正朝开始的。这一“思想统制”的结果是终于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
雍正朝的御用和尚
雍正帝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皇帝，他日夜忧勤国事，不喜奢华娱乐。但是，皇宫之中，雍正也有一批好朋友，他们既不是朝中大臣，也不是宦官阉党，而是得道高僧，这是为何呢?
雍正对佛教情有独钟。他继位前的府邸就如同一所殿阁重重的寺院，处处供奉佛祖，香烟袅袅。雍正三年，他的府邸改名为“雍和宫”，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喇嘛寺。他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佛教僧侣来往密切。他当时曾宣扬佛家的出世思想，但只不过是为他积极谋位作掩护。即位后，他仍然继续尊崇佛教，把自己和诸大臣都比作真仙真圣，生来就是为凡间百姓做善事的。雍正自称“破尘居士”、“园明居士”，还公开招了十几个门徒，经常谈佛说经，甚至干涉佛教内部事务。
与此同时，有些佛教僧侣也直接参与政治。其中，西岳华山的住持长老文觉禅师，足智多谋，曾被封为“国师”，在宫中侍奉雍正。雍正处理军机大事，也常请文觉发表意见。他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深受雍正赏识，成为雍正的心腹。雍正意欲除掉恃功骄横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个重臣时，也曾把文觉请来商议。文觉从来不公开露面，当众发表意见，但背地里却帮雍正处理了不少难题，虽无官无品，却有权有势，朝内文武大臣都对他敬畏有加。雍正十二年，雍正命其前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都以王公规格迎送，仪卫尊严非同一般。
还有一个和尚性音，是京师大觉寺的住持，也是雍正颇为器重，并视为知己的人。性音佛学造诣很深，常常语出惊人。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四年后圆寂。雍正曾追赠其为国师，赐谥号，并将其著述收入藏经。然而，数年之后，雍正竟削黜其封号，从藏经中撤出其著述，令人大惑不解。据推测，可能他参与了雍正即位前的许多最高机密，其先荣后黜的经历与年、隆二人相似，如此结局并不足为怪。
据说雍正还有一个佛门高足超盛和尚。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夸奖他听了自己的讲经后，能“直捣三关，洞命妙义”，超过所有同辈僧人。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因为是自己耳提面命的高足，自然在密谋大事上，免不了会参与其中，只是无人知晓此中秘密罢了。
至于这些御用僧人参政的详情，因无正史可考，野史又语焉不详，传说又难说可靠，留给后人的则成了一团谜。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很清楚地看到，雍正采用和尚参政，是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正是他生性多疑，才不得不用这些在政治上与自己没有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和尚密谋，以达到打击政敌的目的。
天子没有私事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有一天六阿哥去找他，守门的门房见是六阿哥，立马请安，并问：“请问王爷有什么事？”
六阿哥气势汹汹地说：“我要见皇上！你立马给我去禀报主事。”
门房报到了雍正的主事那里，主事便问：“有什么事啊，这样慌张？”
门房报告说六阿哥要见皇上，主事听了，回答说，“你去告诉六阿哥，倘若是朝中大事，请找张中堂就可以了，要是军机，请他去问十三爷。如果是私事的话，你就告诉他，天子没有私事。”
绍兴师爷名满天下
在清朝，绍兴师爷可以说是天下有名，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
清朝的师爷举足轻重，左宗棠、华蘅芳、包世臣等人都曾经做过师爷。就连林则徐，在未科考中的之前也曾经做过西江都督百龄的幕宾。在当时便有大清国“绍兴三流行”的说法：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多都是家道中落、无缘取仕的人。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三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
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应该算是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幕下邬先生的事迹。《清代野史》载，邬斯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天邬先生向田文镜说：“您想做天下的名督抚吗？”田文镜说：“当然想。”邬先生说：“那这几天您不要管我，放手让我去做。”田文镜答应了他。几天后，邬先生上了一道奏折，田文镜连看都没看。田问邬先生奏折的内容，邬答：“弹劾隆科多，奏折一上，您的大名就成了。”这下可把田文镜给吓着了，那隆科多功勋赫赫，而且 还是皇亲，这下篓子可捅大了！后悔莫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满心忐忑地等待。但没过多久却传来了隆科多获罪下狱的消息。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雍正的舅舅隆科多在雍正登基中立下汗马功劳，但他却借此而骄恣不法，雍正早就想把他除掉了，但没有人弹劾，邬先生的奏折正好给审查隆科提供了一个借口。
田文镜在雍正朝宠遇日隆，邬先生是由很大功劳的。后来邬先生与田文镜发生矛盾，邬气愤离开。田文镜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但写上去的奏折屡次因为不合上意被斥责，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离不开邬先生，于是备好厚礼把邬先生请了回来。雍正也知道田文镜的奏折是邬写的，因而很多次批阅田文镜的请安奏折时，就写“朕安好，邬先生怎么样？”
雍正帝非常喜欢狗
在当今的社会，养宠物狗仿佛已成为一种时尚，事实上，宠狗并不是现代社会所专有的，早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就非常喜欢玩狗。
雍正让太监在宫内养了很多只狗，他时常会忙里偷闲去亲近它们。这些狗也确实给日理万机的皇帝带来了不少的欢乐。雍正还亲自给他们赐名，其中有两条叫做“造化狗”和“百福狗”，这是他最喜欢的，雍正还亲自为他的爱犬设计制作衣服。
雍正给他的“造化狗”设计过一种老虎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了之后，他又觉得套头衫没安耳朵，穿上之后耳朵得窝在衣服里，很不舒服，又让人在虎式套衫上再加上两个耳朵。他还为“百福狗”设计过一件麒麟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雍正又觉得不太满意，然后又让人在麒麟套头衫上再安上眼睛、舌头。“百福狗”穿上之后眼睛从麒麟眼中露出来，俨然一个活生生的麒麟。
此外，雍正还命人制作了虎皮狗衣、猪皮狗衣、豹皮狗衣等，并且他还会亲自查看每件狗衣的试穿效果，丝毫不马虎，只要有一点不大妥的地方，就要返工。
雍正帝不仅对狗穿的衣服上心，他还亲自为狗定做狗笼、狗窝、狗垫等用具。雍正六年的时候，他曾命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细致的小圆狗笼。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简直就一舒适的安乐窝了。
雍正帝喜好炼丹
雍正帝在做皇子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那时他曾写过一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宛若一幅炼丹写真图，可以看出，雍正帝早喜好炼丹，由来已久。
据《紫阳道观碑文》载，雍正帝对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特别赞赏，雍正帝登基后，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崇祀。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常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他觉得服后很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l730)春天，雍正皇帝大病了一场。雍正帝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内容相同的手谕，命他们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雍正帝还要求地方大员务必留神，不可视作可办可不办的事。一旦访得这样的人，要优厚安排他们的家属，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来京。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即使推荐的人不合适也不会怪罪。若听说外省有，也要奏报上来。最后，雍正帝嘱咐，这件事情属于绝密，千万“慎密为之。”
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究竟有多少份,发给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内容一字不差。通常发给各地官员的谕旨内容文字相同的话，都是由亲密大臣代笔，唯有这道密谕，全是雍正帝亲笔所书写，且非常工整，可见雍正帝是多么的重视这件事情。
雍正皇帝爱喝酒
雍正帝几乎是每天都处于繁忙当中，他根本没有时间像康熙或者乾隆那样外出南巡或是北狩。当然了，帝王也有心情郁闷的时候，特别是对于雍正这个不能外出游乐的帝王而言，要怎么来排遣呢？既然没时间出去玩乐，雍正就喝点小酒补偿一下了，他尤其喜欢喝宁夏产的一种羊羔酒。
雍正曾在发给年羹尧的密令里这样写：“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现在已经有二十年停止不进贡了。朕非常喜欢喝这种酒，宫中现在没有了，你秘密寻些送进宫来，不用太多，百瓶左右就够了，喝完了朕再发旨通知你。”可见雍正确实是爱极了这种羊羔酒。
坚决支持雍正的十三阿哥
雍正即位后在打击政敌的同时，加紧培植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好是在兄弟辈中找几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阿哥。无奈徒生凄凉，二十多个兄弟大多是雍正的政敌，只有十三阿哥胤祥相交最厚。
爱新觉罗·胤祥(1686-1730)，清康熙帝第十三子（实为22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自三十七年（1698）七月，十三岁的胤祥第一次跟随皇父去盛京谒陵之后，直到四十七年九月废太子事件发生前，整整十年间，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必定会带着胤祥。就此便能够看出康熙帝对他是另眼相看的。胤祥继承了满洲人的传统技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且诗、文、书、画俱佳。但在第一次废太子时，胤祥不知因何缘故受到牵连，失宠于康熙，终康熙之世，便再没有重用他，也没有受封。
弟兄间，胤祥惟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在争夺即位的生死搏斗中，胤祥始终坚定地站在四阿哥胤祯这边。胤禛继位，即封为和硕怡亲王，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胤祥日理万机，处理了许多繁重艰巨的政务。
为犒赏胤祥的忠心和勤政，雍正依照先皇康熙帝时兄弟分封各赐钱粮的成例赐给胤祥。雍正帝还重用胤祥的部署，把他们发展为亲信势力。雍正三年二月，为了表彰胤祥对皇上的忠诚和处理国家事务中的突出贡献，雍正帝加封胤祥的一个儿子为郡王，任他随意指定。胤祥辞谢再三，最终没有接受这份隆恩。雍正帝执意要垂恩于胤祥，于是变换方式，于同年八月将他俸银增加万两。雍正四年七月，雍正帝亲笔挥写“忠敬诚直谨慎廉明”八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赐给和硕怡亲王胤祥，还赞誉他“公而忘私，视国如家”；当年十月，雍正帝下旨再给他本已非常显赫的仪仗增加一倍，给予极高评价和荣耀。
胤祥在雍正年间作为皇帝最得力助手的种种表现，也充分表明他除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系，是一难得人材。这也应该是当初胤祥备受康熙帝青睐的主要原因所在。
雍正帝的皇后
雍正帝的皇后乌喇那拉氏，乃步军统领费扬古的女儿。雍正九年九月己丑，崩。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
这位皇后在少年时代便入宫侍奉，康熙帝非常喜爱她，于是做主把她许配给了皇四子，为雍亲王的正室嫡福晋。雍正元年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同雍正帝关系一直都非常和睦，可惜雍正九年九月，乌喇那拉氏病逝。
乌喇那拉氏的死让雍正帝非常伤心，他自己大病刚好，想亲自去为皇后合棺送行，最后由大臣们竭力劝阻才作罢。于是下谕旨道：“皇后从小就侍奉皇父，与朕结合以来，四十多年孝顺恭谨始终如一。我患病多时，尚未痊愈，若亲临丧事，恐怕会触景生情过度悲伤，致使旧病复发。我未尽到夫妇间的礼数，心中很是难受。大臣们劝我说，没有皇后丧礼皇帝非亲自奠祭不可的规定，因此，我今特令皇子们朝夕奠祭。”言语中流露着莫大的哀痛。乌喇那拉皇后谥号“孝敬”，与雍正帝合葬泰陵。
乌拉那拉氏为人温和恭敬，在藩邸和宫廷生活近四十年，虽经历宫廷斗争，但得善终，实属不易也。
清朝皇帝的女婿
额驸是清宗室、贵族女婿的封号。清代的驸马满语称为“额驸”。额驸又以所尚（注：额驸娶公主不能用“娶”，只能用“尚”）公主的品级分为数等，尚固伦公主（由皇后所生）者称为固伦额驸，尚和伦公主（由皇妃所生）者称为和硕额驸，尚格格者称为格格额驸。这些品级均载于《清会典·宗人府》中。
额驸作为皇帝的女婿，虽然身份尊贵，但也注定了是受气的命，谁让他们的老婆是皇帝的女儿呢。
首先从名义上来说，作为天子之女的成婚，不能称为出嫁而称下嫁，而对额驸来说不能称娶妻而曰尚主，这一尚一下，已鲜明地体现出了封建的等级制。公主的爵位相当亲王一级，而驸马只是贝子公，地位又低于公主了。当然，如果说荣华富贵，额驸的生活当然不是普通人能比的，这是以妻为荣了。
依据清朝的礼制，如果额驸能在公主死了之后不再续弦，为妻守节而终生，则爵秩、待遇终生不变，并且能够荫及子孙。如果驸马另娶夫人，便要革除爵秩，并把皇室所赐的房屋、田产、珠宝、奴仆、牛马之类财产全部收回。但纳妾不在此例。
公主下嫁之后，不能在额驸家中久居，皇室会另拨银建府邸让公主居住，称为公主花园，而额驸对公主花园只有居住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驸马先去世了，则此府便是公主养老送终的场所，公主死了之后，公主的子孙需把府邸交还清廷，子孙另外迁居别的地方。如果是公主先死了，额驸在孝满后，也要把府邸及赐园交还清廷，本人回原来的府内居住，而田地财产可以继续享受，额驸名义等不变，但这也是有前提的，是对于额驸不再续弦而言的。所以公主健在时驸马可以说衣食无忧，而一旦公主去世了，便会顿感窘迫。
额驸和公主由于受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在生活上并不是很美满。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驸马不可同公主同居一室，而是需要在仪门外另辟一室独自居住，每日早晚，需要穿着合制的衣服，到公主住处阶下帘外向公主问安。公主让进来，太监或妈妈（女仆）传话：“额驸爷请进”。驸马才敢进来。如果帘里传出的是“额驸爷请起”，那驸马便不能擅自进入，是要转身退出去的。按大清朝礼制，公主和额驸是不可以同席饮食的。公主死了之后，也不能下葬在驸马祖茔内，也不能跟驸马合葬，内务府会另外拨官地重新营建公主坟，所以旧时北京四郊都有红色的公主孤坟。
上面所说都是对于公主下嫁满族旗人而言的。如果公主下嫁的是蒙古王公。额驸又分为驻京和随旗两种情况，随旗额驸是有些王公兼任盟长或旗札萨克（旗长），无法在京师久驻，结婚一个月之后，公主需要随额驸回到蒙古居住，称为随旗。但清廷也会在京师赐建公主府，以备公主回京省亲之用。如果王公在领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职责，就要在京与公主长住，称为驻京额驸。但府邸不称公主府而称王府，因蒙古为藩部，地位要高于公主。但就待遇而言，蒙古额驸的待遇要远逊于满族额驸，俸禄还不到满族额驸的三分之一 。
清代的试婚格格
在清代公主的婚姻当中，有一条历代均无的“试婚制度”，还有一种身份特殊的“格格”。
在公主嫁出皇宫之前，随同嫁妆一道送到额驸(驸马)家中的还有一位皇太后或皇后挑选的宫女，宫女在当夜与驸马同床试婚，称之为“试婚格格”。
第二天，这位试婚格格便会马上派人把昨天晚上的体验，诸如驸马有无生理缺陷、有无阳痿等隐疾、床上性格是否温存等详细情况回报宫中。
待公主正式下嫁后，这位试婚格格可以当驸马的侧室，也可以继续留在公主身边当佣人。
清朝的这种试婚之仪，仅仅限于皇室公主，一般王府贵族是不可以有试婚之举的。
雍正为何猝然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去世。雍正帝死的很突然，不管是皇后皇子还是身边宠臣，都毫无心理准备。
据雍正《起居注》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但仍召见百官。二十二日，雍正没有再召见百官，皇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以防有什么不测。到了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雍正帝病情突然加重，宫中传出急诏，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觐见。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雍正帝驾崩。
官书正史上并未言明雍正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时人后人都对雍正的死因枉加猜测。雍正帝的灵柩在清宫停放了十九天，然后移到雍和宫永佑殿。他的灵柩为何会如此着急从皇宫中移到寺庙里来，难道雍正的死确实有不正常的地方？
第一种说法，就是雍正帝是被吕四娘砍了头死的。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因文字狱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遣戍，吕四娘落网了逃跑，没有被杀掉。后来吕四娘拜师学艺，有所成后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乘机砍掉雍正的脑袋。雍正没有头无法发丧，传说做了一个金头给搁上，埋在了泰陵。这个传说很生动，但毕竟只是传说。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全部严禁，不可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严加监视起来，吕女怎么可能逃脱掉。因此，吕四娘行刺雍正之说，实属无中生有，绝不可信。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雍正帝死于服丹药中毒。雍正帝崇尚方术，为了求长生，经常服用道士们进献的丹药，朝鲜史籍中有关于雍正帝沉迷方术，以至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动的记载。另外，人们还从乾隆帝这里找到了一些证据。雍正帝死后仅隔了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便下了一道谕旨，驱逐圆明园中炼丹的道士出宫。新君刚继位，雍正大丧未完，乾隆别的事情不去做，却急着先下令驱逐道士，这种做法确有些奇怪。在驱逐道士的同时，乾隆还另外降下一道谕旨，谕令宫中的太监、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乾隆帝为何要下令禁止宫中太监宫女乱说，难道真的有什么隐情不能让外人知道吗？联系前面乾隆对和尚道士们的处理，“中毒身亡”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且后人把现代医学知识，来对比雍正死之前的症状，发现雍正皇帝死之前的症状与中毒而死的症状很相似。
上面是两种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至于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进一步考证。
雍正帝在位时间不长，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留给后人诸多疑惑。或许事实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不过是后人的传言给其强行披上了层层面纱,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而已。
清朝为何会分东西两个陵区
清代共有五处皇陵：辽宁沈阳的北陵(又称昭陵)和东陵，辽宁新宾的永陵(又称兴京陵)，河北遵化的东陵和易县的西陵。河北境内的东、西二陵是对都城北京而言的，东陵在北京东面，西陵在北京西面。清人关之后，共传了十代皇帝。末帝溥仪未建陵，东陵葬有五个皇帝， 剩下的四个都葬在北京以西一百二十多公里处的西陵。
清代入关之后的十个皇帝为什么不按历代实行的“子随父葬，祖辈衍继”葬在一起，而要分成东西两个陵区下葬呢?这就要从雍正皇帝说起了。传说雍正皇帝篡改诏书得以即位，死后不敢在地下见其父康熙皇帝，想来这种说法纯属瞎猜，并无事实依据。对于雍正帝迁陵的原因，史书上是有记载的，为雍正皇帝寻找陵址的大臣认为清东陵已经没有吉地了，于是选址建清西陵。 清西陵一带是丘陵地形，地域广阔，西有紫荆关，南有易水，东南为燕国下都遗址。四周群山环绕，峰峦叠障，林木茂盛，殿阁嵯峨，透露出一派皇家气势。
雍正继位不久便开始张罗陵寝。顺治、康熙陵都在遵化，当然就在遵化选择陵址。但开始施工的时候，发现土质不怎么好，于是便放弃了这个地方，另外寻找。雍正命人勘察，在易州镜内泰宁山天平峪发现了“万年吉地”，雍正认为觉得这里离父祖陵寝比较远，与建陵一制之理不合，于是让臣下给他找合理的根据。大学士等上奏，列举了古代帝王类似分葬的情况，所以在易州设陵，并不违背古礼，且遵化与易州都离京城不远，建陵是完全可以的。就这样，雍正算是解决了舆论问题，决定在易州建造陵寝。并下令在泰宁山下动工修建泰陵，首辟西陵陵区。泰陵于雍正八年(1730)开始，至乾隆二年(1737)竣工。泰陵雄伟壮丽，并且位于西陵的中心位置，是西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
雍正本想叫乾隆也追随他葬入西陵的，但乾隆却违背了父意，选址于东陵，又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陵选址建陵，因此，东西两陵的规模大体上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