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生母是谁
乾隆皇帝是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本名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1711年9月25日子时），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终年八十九岁，公元1736至1795年在位。
清朝有十二个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高宗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创制满文，他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理解。但是乾隆不一样，乾隆是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出生地不确定，生母是谁存在颇多争议，这事就蹊跷了。
关于乾隆的生母，在诸多说法当中，最盛行的有两种：一是钮祜禄氏；一是热河行宫李氏女子。
官书记载，乾隆生母是钮祜禄氏，但存在很多疑问。钮祜禄氏家境贫寒、出身卑微，十三岁被赐侍胤稹。时胤稹已有了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均出身名门，钮祜禄氏只是侍女身份。生下乾隆之后，她仍没有名份，继续被人们称了十多年的“格格”(“格格”是满语“姐姐”的意思，并不是影视剧中公主的专称)，直到雍正元年(1723)二月，才被封为熹妃。但《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保留了一件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妃嫔上谕的原始档案，这件档案与实录记载二月十四日雍正册封妃嫔的上谕有惊人不同：被封为熹妃的居然不是“格格钮祜禄氏”而是“格格钱氏”。《清世宗实录》是由大学士张廷玉主纂，乾隆钦定。为何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被改成了“钮祜禄氏”，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有人说乾隆帝的生母是热河行宫李氏女子。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有一次去木兰围场狩猎，射到了一只鹿，便把鹿杀了饮血。由于鹿血奇热，有壮阳的功效，雍正一时躁急无法自制。但秋狩的时候是不准带妃子的，雍正正难受着，恰巧行胄中有位汉族宫女，尽管长得不怎么入得了眼，但仍召来侍寝。第二天雍正便回京了，之后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最后此女子生下一子，这个孩子便是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关于乾隆生母不是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一位汉族女子的说法，有的学者提出诸多旁证，他们列举了一些史书中的相关记载，从而推断出此结论。然而，这些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书中虽然记载了雍正前往热河请安，但是理由可以假设若干种，一定要说他是奉皇父康熙之召，赴热河被质讯山庄宫女怀孕一事，则未免过于武断。
还有传闻说乾隆出生于浙江海宁陈家，是汉人。据说雍正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与陈世倌家关系很好。正巧两家同年同月同日生产，雍正叫陈氏将他的儿子抱过来看。等还回去的时候，陈家发现居然变成了一名女婴。陈家惊恐极了，但也不敢声张。这个被换走的男孩便是后来的乾隆帝。关于这个说法，很容易否定。雍正时年三十四岁，弘时已经八岁，另一个妃子耿氏也怀孕五个多月，是男是女尚不知晓，为什么要去换别人的儿子?清代皇子皇孙诞生后验看奏报程序非常严密，谁敢偷梁换柱?退一步说，就算这事能凑巧办成，此后雍正又生了好几个皇子，皇家最重正宗龙脉繁衍，怎会让汉家的后代继承大统?
所以，关于乾隆帝的生母是谁，现在还没有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朝疆域有多大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极盛时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周边还有许多国家都是清朝的藩属国，盛清之时的藩属国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以及南洋的兰芳共和国等。
清代的世爵制度
军功民爵，是为酬劳功臣勋旧，推恩外戚，褒奖阵亡。主要用于封功臣及外戚，宗室皇亲另有制度。
努尔哈赤时，列有总兵、副将、参将等五等，皇太极天聪八年，加上公爵，更设一、二、三等昂邦章京、梅勒章京、扎兰章京、牛录章京。
顺治元年，加上公、侯、伯，并且正式更定昂邦章京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为阿思尼哈番，扎兰章京为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增加拖沙喇哈番。
乾隆元年，比照汉称，更定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尼哈番为男爵，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乾隆十六年，定制世袭七品为恩骑尉，这样，正式确立了清代的世爵制度，分为九级二十七等，它们是：
公爵，分为一到三等，超品。
侯爵，分为一等侯兼一云骑尉，一到三等侯，超品。
伯爵，分为一等伯兼一云骑尉，一到三等伯，超品。
子爵，分为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一到三等子，正一品。
男爵，分为一等男兼一云骑尉，一到三等男，正二品。
轻车都尉，分为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到三等轻车都尉，正三品。
骑都尉，分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一到二等骑都尉，正四品。
云骑尉，正五品。
恩骑尉，正七品。
世爵岁支俸银：
一等公700两，二等公685两，三等公660两。
一等侯又一云骑尉635两，一等侯610两，二等侯585两，三等侯560两。
一等伯又一云骑尉535两，一等伯510两，二等伯485两，三等伯460两。
一等子又一云骑尉435两，一等子410两，二等子385两，三等子360两。
一等男又一云骑尉335两，一等男310两，二等男285两，三等男260两。
一等轻车都尉又一云骑尉235两，一等轻车都尉210两，二等轻车都尉185两，三等轻车都尉160两。
骑都尉又一云骑尉135两，骑都尉110两。
云骑尉85两。
恩骑尉45两。
还有不列等的闲散公255两，闲散侯230两，伯品级官205两，子品级官180两，男品级官155两，轻车都尉品级官130两，骑都尉品级官105两，云骑尉品级官80两。凡在京八旗世爵，每俸银1两，兼支给米1斛。
十二家铁帽子王
铁帽子王是对清代世袭罔替的王爵的俗称，其身份高贵且封爵牢固似铁。清朝封爵方式有功封与恩封两种，袭爵的方式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降等承袭，一种是原等承袭。
降等承袭是惯例，子孙（通常为嫡长子）承袭爵位的时候，每代要递降一个等级。由和硕亲王递降至奉恩镇国公，多罗郡王递降至奉恩辅国公，多罗贝勒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固山贝子递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奉恩镇国公递降至镇国将军，奉恩辅国公递降至辅国将军，之后便不再递降，以该爵一直承袭下去。
原等承袭叫做世袭罔替，乃是由皇帝颁诏允许，在子孙承袭爵位的时候，可以依照他们前代的原有等级来承袭，世代不变。如果没有子嗣，那么便由旁支后代奉始封祖先祀，并承袭该爵位。
从清朝入关之前一直到清朝结束约三百年的岁月里，获原等承袭殊荣的满清贵胄仅有十二位。在十二家铁帽子王当中，头八位是有军功而受封，因其在清朝开国以及入关统一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剩下的四位是中后期在政治斗争中受到皇帝的重用而受封。
乾隆按“功封”诏定清朝初年的八位铁帽子王：
礼亲王：奴尔哈赤次子代善。礼亲王世爵共传十世，十二人袭爵，二人被夺爵。
睿亲王：奴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睿亲王世袭共传十一世，不算追封的，共八王。
豫亲王：奴尔哈赤十五子多铎。豫亲王世爵共传九世十三王，其中二人被夺爵。
肃亲王：皇太极长子豪格。肃亲王世爵共传九世十王。
庄亲王：皇太极五子硕塞。庄亲王一支共传八世十一王，其中二人夺爵。
郑亲王：奴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六子，是唯一非帝王直系子孙。郑亲王世爵共传十世，十七王。其中五人夺爵。
克勤郡王：礼亲王代善长子岳托。克勤郡王世爵共传十三世十七王，其中三人夺爵。
顺承郡王：礼亲王代善之孙勒克德浑。其父为代善三子萨哈辚。顺承郡王世爵共传十世十五王，其中三人被夺爵。
中后期“恩封”的四位铁帽子王：
怡亲王：康熙烨十三子允祥。乾隆时定怡亲王爵世袭罔替。怡亲王世爵共传八世九王。
恭亲王：道光第六子奕欣。恭亲王世爵共传三世二王。
醇亲王：道光第七子奕谖，其子载沣袭爵。光绪三十四年德宗死，载沣子溥仪入继大统，载沣为监国摄政王。1951年载沣病逝于北京。
庆亲王：乾隆第十七子永磷的嫡孙奕匡。奕匡是最后一位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1918年病死。其王爵只有一代。
满清避讳制度
清朝从康熙皇帝即位后开始，避讳制度突然间变得无比严格起来。当时的避讳用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康熙皇帝的名字，一是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全部在避讳之列。朝廷规定：用“元”字来代替“玄”字，用“煜”字代替“烨”字。“烨”字还好，不怎么常用，“玄”字就有点可怜了。当时无论写字还是刻书，都要严格地执行用“元”字代替“玄”字的规定，如《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句话，便要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朝廷修书或大臣奏本的时候，金朝时的“金贼”，一定得改成“金人”，辽朝时的“虏将”，要改为“辽将”，宋朝时的“胡虏之地”，也只能写作“异地”。
到了雍乾年间，避讳就更加严了。为避雍正名字胤祯，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著名诗人王士祯，死后十年，还被改名为王士正，后又钦命再改为王士桢。就连明朝崇祯皇帝，也被改为了“崇正皇帝”。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能幸免，只好叫赵匡允了。天下的地名，只要涉及到讳字的，也要一律改动。
乾隆皇帝比起他的父亲来，又更甚一步了，简直就是一个避讳狂。不仅要避讳自己的名字弘历，也要避讳父亲、祖父的名字，儿子的名字还得避讳，几乎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就连死了上千年的历史上的皇帝名字还要避讳，实在是没事找事啊。
乾隆四十四年，王锡候篡改《康熙字典》为《字贯》案，本人被判斩立决，子孙七人被判监斩候，妻子媳妇都被赐给功臣为家奴。同年，冯王孙著《五经简咏》不避庙讳案，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刘莪印刷《圣讳实录》贩卖给应试的童生，借以谋生，不小心把“庙讳”及“御名”“全体写刊”，被斩首。同年，年老多病的生员吴英，写了一通《上陈时务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迟处死。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统记》案，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诗抄》案，等等，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脑袋，当然亲属也都受到株连。
这些犯人大多是潦倒书生、小商小贩、市井贫民，根犯上作乱连边都不沾，而乾隆皇帝却肆意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严惩不贷，让当时的百姓处于恐慌当中，来维系至高无上的皇权。
乾隆朝严酷的文化政策，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清朝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三代统治者统治长达一百三十八年，执行严酷的避讳制度，给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一场浩劫。
乾隆朝的文字冤狱
乾隆是一位才识过人的帝王，他在康熙、雍正两代杰出帝王建立的基础上，让清朝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更大的繁荣，然而“文字狱”却是乾隆朝最大一弊政。
“文字狱”的首创者不是乾隆，也不是清朝，早在清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便有因言而获罪是事例。大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戒备之心始终都很严，从顺治帝起，开始兴文字狱，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字狱有十来桩，雍正在位十三年，文字狱有数十桩。等到了乾隆朝，更是变本加厉，文字狱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统治，效法祖先大搞文字狱，制造的文字狱有130多桩。乾隆朝的文字狱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80之多，在这么多案件当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便意味着活着的凌迟、已经死了的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的连坐立斩，而这个结果却又多半是由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而造出的。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惨遭凌迟，可谓荒唐之极。王锡侯《字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
除此之外，乾隆帝为了搞思想统治还屡下禁书令，大量有价值的图书被销毁，尤其是他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时，烧毁了大量“违禁”书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文字狱、毁书、禁书等政策禁锢了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近代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
《四库全书》编撰背后的故事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撰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十年编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所以毁书更多。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向全国征集图书，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诏谕天下，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是，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屡见不鲜，民间都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搜书的效果非常不理想。
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仍不见有献书者。乾隆自然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献书，并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不会加罪，跟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系。并说明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在这样一种善诱之下，各省份献书的劲头可谓踊跃了很多。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乾隆又颁布了对献书者的奖励，以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规定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并且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献书的人多是爱书的，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于是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
对于藏有“违禁”之书的，乾隆则采取威逼的方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谕旨一位督抚，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暗含威胁。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此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了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心存侥幸的藏书人，也不得不献出了所藏之书。
书既然已经献出来了，藏书家就做不了主了。那些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的命运自然不用多说了。据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也由此获罪，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受尽了煎熬。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历史的残酷性正体现在这些不为人所熟知的细节里。
血浸《康熙字典》
乾隆时期，江西举人王锡侯因改编《康熙字典》，编写《字贯》，最终惹来杀身之祸。王锡侯善于考证字音字义，因此对《康熙字典》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发现《康熙字典》收录的字很多，然而依照笔画查找，使用字典的人查到字却无法知到这个字所有的组词用法，并且字与字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锡侯便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起，取名为《字贯》，并很快刊行了。
之后王锡侯被仇家告发了，江西巡抚海成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乾隆皇帝，并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以作惩罚。乾隆看到奏折之后，初步定罪为妄行著书立说。但等他把《字贯》翻看了一下之后发现，王锡侯居然无所避讳地直书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于是勃然大怒，下谕治王锡侯大逆不道之罪，斩了王锡侯，被一起治罪处决的还有王锡侯的儿子和孙子。江西巡抚海成也因为替罪人说好话，上奏所拟刑罚太轻被一并治罪，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等人也因看过《字贯》，却没检查出书中的悖逆而被革职，案件上下牵连了近百人。
但凡大部头的书，皆会牵连一些士人因字获祸，《四库全书》这样，《康熙字典》也同样没能幸免。
皇后的丧仪制度
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叫富察氏，乾隆与富察氏夫妻关系不错，雍正五年，十四岁的富察氏嫁给了十五的乾隆做嫡福晋。乾隆二年，册封富察氏为皇后，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年仅36岁的富察氏死在了随乾隆帝南巡的途中。
富察氏的死让乾隆非常伤心，乾隆在大运河的宝船上，写下了痛悼爱妻的挽诗。富察氏去世当天，清廷向天下公布了噩讯。富察氏死后也享受了高规格的丧仪。
妻子去世，丈夫通常是不穿孝衣的，但是乾隆给富察氏穿了白孝服，并且辍朝九日。大臣们自然也是要为皇后的死披麻戴孝的。
当时，按照总理丧仪王大臣所议“有例不灭，无例不兴”原则，定出丧制：
1皇帝辍朝九日，仍循以日易月之制，服缟二十七日；
2妃嫔、皇子、公主服白布孝服，皇子截发辫，皇子福晋剪发；
3亲王以下，凡有顶戴的满汉文武大臣一律百日后才准剃头；
4停止嫁娶作乐二十七天；
5京中所有军民，男去冠缨，女去耳环。
据说责办丧事的总理丧仪大臣怕办的让乾隆不满意，于是决定学习明朝“援引宋例”的方式，放弃本朝《会典》，效仿明例，援引《大明会典》所记载的皇后丧仪，奏请外省也一律按照京师治丧。乾隆很快便同意了。于是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开始：
1摘除冠上的红缨；
2齐集公所，哭临三日；
3百日内不准剃头；
4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
5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
富察氏丧仪有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之后成为了清朝惯例。
折腾了半年的“剃头案”
满洲人的习俗，男子要把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许，这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父母之丧及国丧以外，是要随时剃掉，不能养长的，但在丧事期间，则不能剃。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嫡子永琮因天花而夭折，方二岁。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孝贤皇后随帝东巡崩于德州舟次。接连而来的打击让乾隆帝悲痛万分，因而性情暴躁，对办理丧仪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严加惩责。一批官员因“违制”于百日之内剃发。而发生了“剃头案”，遭到严惩。
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丧仪”规定，在京王公百官，咸缟素二十七日，百日剃头。六月二十二日，因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于孝贤皇后丧事百日之内剃头，被巡抚、副都统题参，乾隆帝下谕，严令惩办，并将此禁载入会典。谕旨说：“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 。”“此百余年来，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嗣后将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头，违者立即处斩之处，载入会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
乾隆帝说是根据祖制来把国恤百日之内剃头的人处以死刑的，但是，这个依据是不成立的。
努尔哈赤逝世的时候，没有臣民服仪制的记载。皇太极丧葬仪制规定，臣民截发辫，官员百日之内不宴会，军民十八日之内不宴会。顺治帝“大丧仪”，官员截发辫，百日内不嫁娶不作乐，军民一月之内不嫁娶，百日不作乐。康熙帝“大丧仪”规定，王公官员截发成服，一年内不作乐，百日不嫁娶，军民百日不作乐，一月不嫁娶。雍正帝大丧仪与此类似。上面这五位皇帝的“大丧仪”，不管是谕旨，还是会典律例，都没有百日之内不许剃头，违者处死的规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以皇后身份逝世的共有五位，丧仪基本相同，王公官员二十七日内不嫁娶不作乐，也都没有百日之内不许剃头的禁令。
乾隆帝以前有四位皇太后和一位太皇太后去世，只有被康熙帝尊为孝惠皇太后的顺治帝第二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丧仪”才有“俟四月初七日后(即百日以后)，始行剃头”的谕旨。但此谕旨没有明确规定违此谕旨怎么惩治，不能与斩立决划等号。而且此谕是康熙五十六年谕旨，离乾隆十三年不过三十来年，不能当作“百余年来，人所共尊”的“祖制”。这是皇太后之“丧仪”，也不能当作皇后的丧仪来办!
从悬挂在养心殿内的帝后诞辰、忌辰表还可看到，即便乾隆帝费尽力气硬要套上不剃头者斩的所谓“祖制”，他也不能根据这个来处罚违禁剃头者，因为总理丧仪的大臣和礼部，并没有在告知各省督抚的讣告中，向各省“传谕”百日之内不许剃头、违令者斩的新禁令。
尽管无理无据，乾隆帝还是硬将一些百日之内剃头的官员严加重惩，将湖广总督塞楞额、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革职勒令自尽，锦州知府金文淳革职，发往直隶修派城工，“赎伊重罪”。国丧期间的“剃头案”，折腾了半年，朝野为之震动，成为乾隆年间政局的一件大案。
清朝后妃们的“工资”
宫妃们的年俸早期是实物的形式发放的，如稻谷、生活用品，唐朝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则多以支付金银为主。
在清朝，从后妃们的脂粉钱这类化妆品开支，到冬天取暖买炭的“烤火费”，都一一列明、配给，这种种后宫日常开支被统称为“内廷经费”。
据乾隆七年编纂的《国朝宫史》记载，清朝后宫的年俸分九等：皇太后年俸最高，每年20两黄金、2000两银子。皇后1000两银子、皇贵妃800两银子、贵妃600两银子、妃300两银子、嫔200两银子、贵人100两银子、常在50两银子、答应30两银子。
历朝都存在类似这样不同等级宫妃年俸差别很大的现象，这些银两折合成人民币该是多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相对于汉妃动辄上万、十万斤稻谷的年俸来说，清妃的年俸可能并不高。但清妃除了银子之外，还能得到大量贵重物品。如绸缎、貂皮之类。例如说“妃”，除了一年300两银子外，每年还能得到：
蟒缎1匹、织金1匹、妆缎1匹、倭缎2匹、闪缎1匹、金字缎1匹、云缎4匹、衣素缎2匹、蓝素缎1匹、帽缎1匹、彭缎3匹、宫1匹、潞2匹、纱4匹、裹纱5匹、绫5匹、纺丝5匹、杭细5匹、棉纳5匹、高丽布5匹、三线布2匹、毛青布10匹、深蓝布10匹、粗布3匹、金线10络、绒5斤、棉线3斤、木棉20斤、裹貂皮10、乌拉貂皮20。
当然了，遇到过节、产子、祭祀、生日等特殊的日子，还会有另外的“例钱”收入。以皇后为例：过生日皇帝会“恩赐金90两、银900两、上用缎纱等45匹、蟒缎9匹、缎9匹、宁绸9匹、宫绸9匹、纱9匹、春绸9匹、绫9匹”。
生孩子、孩子满月，皇帝也会发红包：“恩赐皇后银1000两、币300端；皇贵妃银500两、币200端；贵妃银400两、币100端；妃银300两、币70端；嫔银200两、币40端；贵人银100两、币20端；常在银100两、币20端；答应银50两、币10端。”
平常每月也会发给“零花钱”，有的时候让皇帝开心了，还能获得额外的类似于奖金性质的“赐俸”，如上好的衣料、珠宝之类。
供养一名妃子要花多少钱
皇宫的开支是很庞大的一笔数目，不仅因为有年俸、赐俸，更大一笔开支是众多嫔妃的日常生活费、房间用品配置。
据《国朝宫史》记载，清朝“妃”的房间杯盘碗这类配置超过三十种：
银茶瓯盖1、银匙1、银镶牙箸1双、银茶壶1、银铫1、银束小刀1、铜蜡签4、铜剪烛罐1副、铜签盘4、铜舀1、铜簸箕1、锡茶碗盖2、锡茶壶4、锡铫3、锡火壶3、锡坐壶2、锡喷壶1、锡唾盂2、镀金铁云包角桌1、镀银铁镊1、黄地绿龙瓷盘2、各色磁瓷20、黄地绿龙瓷碟4、各色瓷碟8、黄地绿龙瓷碗4、各色瓷碗30、黄地绿龙瓷钟2、各色瓷钟12、瓷缸1、漆盒2、漆茶盘2、羊角手把灯1。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奢华的床上用品在内。而每天的食物配置花样也是挺多：
猪肉9斤、陈粳米1升3（合5勺）、白面3斤8两、白糖3两、核桃仁1两、晒干枣1两6钱、香油6两、豆腐1斤8两、粉锅渣8两、甜酱6两5钱、醋2两5钱、鲜菜10斤、茄子8个、黄瓜8条、白蜡2枝(各重1两5钱)、黄蜡2枝(各重1两5钱)、羊油蜡2枝(各重1两5钱)、红箩炭(夏5斤，冬10斤)、黑炭(夏25斤，冬40斤)、鸡鸭共10只(每月)、羊肉15盘(每月)、六安茶叶14两(每月)、天池茶叶8两(每月)。
仅猪肉一个妃子一天就要供给9斤，以现在一斤猪肉十块钱的物价来算，光着一项每天便要花掉90块钱，一个月便是是2700元。而更高级别的，如贵妃、皇贵妃、皇后、皇太后，每一级费用都是要翻倍的，皇太后每天需要供应一头猪。即使是级别最低的答应，每天也要供猪肉1斤8两。由此可以看出，供养一名妃子每年要花掉的钱可真是不少。
事实上相对而言，清后宫的开支还是比较省的了，清妃每天吃的也并没有多么精细，荤菜主要是猪肉。假如往前推，有的朝代就更加惊人了。隋炀帝一次下扬州，随同宫人多达10万，每人1元一天，还要10万元生活费。
极富传奇色彩的香妃
相传回部有一位王妃，生得十分漂亮，而且生来就带有一种独特的香气，人称“香妃”。在清朝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乾隆知道这件事情，便嘱咐西征大将军兆惠务必弄明白。后来，兆惠将军打败了大小和卓，将香妃带回京城。乾隆帝很喜欢，建了宝月楼给她居住，楼外是一色的维吾尔毡房，希望能讨得香妃欢心，以解她思乡之苦。但香妃始终不忘国破家亡之恨，常随身带着一把匕首。后来太后得知此事，便趁乾隆祭天住清斋宫之际，赐死了香妃。那么，历史上真有香妃这个人吗？
实际上，在乾隆的四十二位后妃当中，的确有一位来自西域回部，她的封号为“容妃”。容妃就是香妃，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曾经有过争论，现在基本上达成共识。乾隆帝只有一个来自新疆的妃子。她们“二人”都来自新疆，都是维吾尔族，都信奉伊斯兰教，最后的封号都是妃。而且她们“二人”的父亲、哥哥、五叔、六叔是相同的。如果是两个人，不会这样巧合。
历史上的容妃即香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容妃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十五日，是大小和卓波罗尼都的远房妹妹，乾隆二十二年(1757)，霍集占和波罗尼都兄弟二人发动反清叛乱，容妃之兄图尔都和五叔额色尹协助清军平息了叛乱，立下了功勋。三年后，他们受乾隆召见，图尔都二十七岁的妹妹也应召入宫，册封为“容贵人”，入宫第三年册封为容嫔，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晋封为容妃。她入宫以后，一直身着维吾尔服装，姿容俊俏且具有独特的西域情调，还长于舞剑和骑射，在乾隆帝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先后九次随侍乾隆帝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并前往木兰围场，与乾隆帝打猎尽兴。还曾跟随乾隆帝南巡、东巡，参加了在福陵、昭陵祭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隆重典礼。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容妃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她的灵柩被送往河北遵化昌瑞山南麓的清代帝后陵园中安葬。
目前，流传于世的、被称为香妃画像的有四种，一是身穿红色旗装的半身像，二是身穿欧式盔甲、手握战刀的半身像，三是身穿西式长裙、一手提花篮、一手拿花铲、头戴凉帽的坐像，四是太仓陆夫人在东陵裕妃园寝拍照的香妃吉服半身像。
乾隆在香妃死后三年吟咏香妃生前所居的宝月楼，曾有“卅载图画朝夕似”之句。可见香妃确曾有过一幅画像，另外，容妃的头骨经过有关部门复原，认为她是圆脸庞，高颧骨，前额稍突出，与肖像颇为吻合，基本可以确定这幅“香妃旗装像”就是香妃(容妃)的画像。
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对容妃地宫进行了清理，棺椁已被盗墓人砍了个大洞，头骨滚落在棺木外的西侧，身骨已经融蚀，陪葬宝物大都荡然无存。从棺头正中金漆手书的阿拉伯文《古兰经》“以真主的名义”来看，她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她的信仰在死后也受到了尊重。其实，这不仅关系着她一个人的荣辱，也关系着清廷对周边民族的统治。
乾隆帝为何挤入罗汉行列中
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三世佛殿里面，有一尊名叫“破邪见尊者”的罗汉，穿着墨绿色的铠甲，头上戴着缨络战盔，胸前的护心镜上有两条银龙，脚上踏着着一双战靴。在不远的碧云寺罗汉堂内有一尊罗汉是这身打扮。
罗汉不应该都是光着脑袋、身披袈裟的吗？为何只有这尊罗汉如此奇怪，完全不像个出家人？原来这尊罗汉是清朝的乾隆帝，那么为何一代帝王会成了一尊罗汉呢?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一、二、三、四不同的果位，其中四果成就最高，是为罗汉。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直至玄奘法师翻译了《法住记》后，十六罗汉的名字才在中国正式出现。而之后的十八罗汉，推测画家原意可能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也画在一起。但后人却把这误认为十八罗汉。
有人认为乾隆帝一生信奉佛教，说乾隆帝认为自己的修行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认为自己的修行是有了一定成就的。乾隆十年，罗汉堂还未兴建，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有这样一句：“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乾隆十三年，罗汉堂兴建，乾隆帝认为，罗汉金刚能够长时间的存在，给自己塑个金身罗汉像，可以一直受人们供养，让人们思念，于是便下令把自己挤入了罗汉当中。
除了上面这种说法之外，有人推测，是大臣们阿谀奉承才把乾隆帝挤入罗汉当中的。五百罗汉数目众多，很少有人能一个一个对上号，即使是十八罗汉也很少有人能记清他们的名字。章嘉活佛在与乾隆帝商量把降龙和伏虎两罗汉补上之后，为了讨乾隆帝高兴，取消了一位罗汉，大臣们又设计出那个身着战袍的像，乾隆帝默许了。或许乾隆帝自己也觉得有点儿过分了，才说：“禅流颂悉檀，忌堕妄语戒。”意思就是说：佛教的流派不同，不要多说了。
其实，这位“破邪见尊者”的称号并不一般。李增新、高寿仙编著的《五百罗汉》上面记载：“破邪见尊者，即破邪见魔菩萨，因德行立名。”这位清除邪见的菩萨，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正直慈和，道行很大。
总而言之，堂堂帝王挤入罗汉堂中，确实颇为有趣，到底为的是哪般? 还有待于深入考证。
运气最好和最会享受的君王。
乾隆皇帝是个运气非常不错的帝王，他一生身体健康，没有大灾大病。他在二十五岁的盛年继位，没有任何波折地获得了最高权力。他登上帝位的历史节点也非常好，在此之前，康熙、雍正这两位伟大的皇帝七十多年的统治，给他打下了史上最好的统治基础。
乾隆皇帝不仅运气好，还很会享受。乾隆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和最丰厚的财富，与此同时，他还拥有最敏感的味蕾、最挑剔的眼睛、最精微的触觉。他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的气质，在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上的造诣不俗。并且还收藏家和鉴赏家。他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勇武精神，对骑马、射箭、围猎、冰嬉、摔跤均擅长。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旅行家之一，生性好动，他们没有像父亲那样把自己限制在小小的紫禁城里，一有机会便外出巡游，六次南巡，四次东巡，还有无数次其他巡幸，领略了中华大地各处奇景。他这皇帝的生活过得还真是丰富多彩而情趣盎然。
纪昀嗜烟如命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
纪昀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任《四库金书》馆总纂官，删定总目提要。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堂记》等。
纪昀嗜烟如命，乾隆皇帝得知他嗜烟如命，也“赐斗一枚，准其在馆吸食。”纪昀也由此自称是“钦赐翰林院吃烟”。他烟瘾奇大，所用的旱烟袋是订做的，容量很大，有人说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这虽难免有些夸张，但在京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属罕见。因此就有了“纪大烟袋”的绰号。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纪昀不小心把他的旱烟袋给弄丢了，非常着急，他的仆人对他说：“您不用急，明天到旧货市场上看看，肯定能回您的旱烟袋来。”第二天，纪昀将信将疑地来到旧货市场，果然看到一个人正拿着他的烟袋在市场上出售。纪昀急忙上前问卖多少钱，卖的人说：“这个烟袋锅子太大，很少有人用得了，如果客官看上了，随便给几文就可以了。”于是，纪昀只花了几文小钱便买回了自己丢掉的大烟袋。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个性鲜明。“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关于八个人的名字，说法有些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今人多从李玉棻说。
“八怪”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数目之多，流传之广，可谓无可计量。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闻名世界，把徐渭的泼墨手法发挥到顶峰。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但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
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但事实并非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有无限激愤。但他们的日常行为还在当时礼教的范围只内，并不是像晋代文人那样哭笑无常，装痴作怪。所以，从日常行为来认定他们“怪”是没道理的。
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来研究他们的怪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八怪”都喜欢另辟蹊径，而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的风格独创，而是要创造“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他们的作品与人们的欣赏习惯有违，这样便让人们觉得新奇，也就觉得“怪”了些。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之所以对他们有褒有贬，关键问题便是他们偏离了“正宗”，这也便是他们被称“怪”的主要原因。“扬州八怪”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
“扬州八怪”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聪明难，糊涂尤难
郑板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他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年，郑板桥去莱洲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上在山下一老儒家中借宿，这老人谈吐高雅、举止不凡，自称糊涂老人。
老人的家中有一块石质细腻、镂刻精美的极品砚台。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好请人刻于砚台的背面。郑板桥以糊涂为引，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同时还盖上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这砚台有方桌那么大，郑板桥写过之后，还有很大一块空地，于是郑板桥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老人没有推辞，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完之后也盖了方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了之后，知道遇到了高洁雅士，顿时觉得自身的浅薄，敬仰之心犹然而生，看到砚台上还有空隙，于是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和珅为何会受宠信
和坤，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袭世职，乾隆帝时任军机大臣，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坤出身贫微，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但他靠的还不仅仅是才干，乾隆帝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的时候发现了和珅，被其吸引，此后，和坤不断得到提升，可谓备受乾隆宠爱。和坤靠着乾隆帝对他的宠幸，植党营私，招权纳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就乾隆帝却为何要百般宠幸这样一位恶贯满盈，横征暴敛的大贪官呢?
和珅此人之所以深得乾隆宠信，最重要的一条是揣测上意，他能够时刻替皇帝赴汤蹈火，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乾隆帝一直以来都十分喜欢野游，一天与和坤说起江南的风景，乾隆帝叹息说：“朕想去游幸一次，只虑南北迢遥，要劳动官民，花费许多金钱，所以未决。”和坤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并没有多少怨咨，反都称颂圣祖功德。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巡幸是古今盛典，先圣后圣，道本同揆，难道当今万岁，反行不得？况且国库充盈，海内殷富，即使费了些金银，亦属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欢仿效圣祖，又最喜欢学尧舜，听了和坤的话，当然正中下怀了，高兴地说：“你真是朕的知己!”于是降旨预备南巡。皇帝烦心的事情，和珅来办，久而久之，乾隆就把和珅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当然会重用了。
据说，乾隆帝宠幸和坤是有来由的。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见到了一位雍正帝的妃子，弘历被妃子的美貌打动，从后面去蒙妃子的眼睛。妃子以为是宫女戏耍，拿起梳子往后一挥，右臂贴近弘历前额。弘历急忙抓住妃子的手臂。这情景正好被皇后娘娘和随行的宫女们看见，皇后想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会影响皇家的名声，就说那个妃子调戏皇子，赐给妃子三尺白绫自尽。待弘历赶过来的时候，妃子已经自缢气绝身亡了。弘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有灵二十年后再来找我。
当乾隆皇帝第一次见到和珅的时候，就发现和珅长得酷似当年死去的妃子，随口问起和珅的年纪，和珅的回答令皇上大为震惊──和珅出生的那一年，正巧是妃子死去的那一年。于是乾隆认定和珅就是那位妃子转世，就开始宠信和坤。和珅虽不明此意，但他善于曲意迎奉，讨好皇上，官也就越当越大。但这毕竟是野史，是不能当作史实来看的。
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于。初名“军机房”，不久后改为“办理军机处”。到了乾隆朝之后，省去了“办理”两字，简称为“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这是清代中枢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
乾隆五十六年(1791)，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军机处原本是为了办理军机事务而设的，但由于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职权愈来愈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俗称“大军机”、“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
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随时处理皇帝临时交办的一切事物。但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也没有俸禄。军机处没有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的任命以及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乾隆统治初期，在驻藏大臣和拉藏汗旧部颇罗鼐的治理下，西藏的形势稳定。乾隆四年(1739)，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不和，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他袭杀了忠于中央政府的哥哥珠尔默特策布登，阴谋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实现割据为王的野心。乾隆十五年(1750) 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宣读圣旨为名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其接诏跪拜的时候，从后面诛杀了他。但由于手下只有百余人，寡不敌众，两位驻藏大臣被贼党包围为国捐躯。乾隆得到消息后，命策楞、岳钟琪率军入藏平叛，当清军攻进拉萨时，达赖喇嘛的卫队在西藏僧俗的协助支持下，平定了这次叛乱。
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乾隆下令废除“汗王制”，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设噶伦（噶布伦、噶卜伦）四人，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办理一切行政事务。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提高了中央对西藏事务直接控制的权力。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侵略军开始入侵西藏。西藏各负责人畏难怕事，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并假造廓尔喀投降的捷音奏告乾隆皇帝。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结束。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派遣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统率满、汉、藏、蒙等各族军队万余人入藏，快便彻底击败了侵略军。
乾隆在驱逐廓尔喀侵略势力出藏后，又推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乾隆五十七年(1792)颁行“金奔巴掣签制”。原来达赖、班禅和大小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时，经常操纵在一批反动的大农奴主手里。他们擅权行私、欺骗中央，随意指认本族亲贵为“灵童”，成为内争不休和产生祸乱的根源。
乾隆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拉萨大招寺内供存一尊金奔巴瓶，当达赖、班禅和其他大小活佛前绝后继时，把呈报出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上，放进金奔巴瓶内，诵经七日，然后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再呈报皇帝批准，才能有效。这样，就解决了大农奴主操纵达赖、班禅等转世的问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又颁布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力。通过《钦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实行，乾隆对西藏的各种制度实行了一次全面改革。从此，达赖、班禅继承人的确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乾隆从小就很推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康熙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江浙，对此乾隆更是羡慕不已。乾隆没有在即位之后立马南巡，而是其继位十四年后才首次提出，十六年方得以举行，最关键的原因是：乾隆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东南游玩，对自己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后再巡幸东南。从即位到乾隆十四年(1749)，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服了四川的金川土司，社会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乾隆初年未能举行南巡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朝中管事的是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他们资历很深，影响很大，且凡事谨慎，为政清廉，当他们在朝时如提出南巡一事，恐怕很难不遭到抵制或反对。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去世，十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南巡基本上就没什么障碍了。
乾隆十四年，南巡时机成熟，乾隆便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初八，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还在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分别举行了另外五次南巡。前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进行的。三十年后，皇太后年纪大了，经受不住千里辛劳，南巡之事暂时停止。皇太后病逝后，乾隆又两次南巡，到此六次“法祖省方”最终结束。
乾隆历次南巡，于正月十五前后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达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部队，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京，到安佑宫行礼，回到圆明园。
康熙下江南，不讲排场，每次“扈从者仅三百余人”。一路上不设行宫，一切供应均由中央直接开支，严禁地方官借此扰民。而乾隆下江南呢，每次必提前一年开始准备。指定一名亲王担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路线，修桥补路，修葺名胜古迹，修建行宫等。他六下江南，仅行宫就修了三十多处。并且除了带上皇太后、皇后、嫔妃外，还有大批的王公大臣、侍卫，每次都有两千多人。陆路上走要用马五六千匹，水路走要用船一千多只。六下江南，共花了白银两千多万两。两淮盐商在乾隆南巡时都捐出巨款，他不但不拒绝，还称赞他们，加恩赏赐。他这样一做，各地官吏、富商纷纷仿效，使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乾隆如此声势浩大地举行了六次南巡，既表现出清朝国势的强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同时更多的却是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负。
八旗的生计问题
八旗制度是在满清入关之前创立的，适应当时的战事情况，是清朝制度的根本所在。
随着清军的入主中原、统治的最终确立，国家便把八旗子弟供养了起来。他们不工不农，也不经商，只是以骑射为本务。国家按一定标准发放钱粮给当兵的人，但是士兵数额有限，钱粮的标准是祖辈定下的，不能调整。随着八旗人口急剧增长，每个家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钱粮是不变的，再加上物价的上涨，生活奢侈，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步浮现出来。
在康熙末年的时候便出现了八旗生计问题，到了乾隆朝，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例如增加兵额，添加“养育兵”，政府给八旗子弟拨款还债，资助在京八旗子弟迁居东北开荒等，但收效甚微，因为增加兵额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速度慢很多，国家的财政负担加重了，但战斗力却没有加强。而政府拨款还债，让让八旗子弟更觉的没什么可愁的，只要等着政府拨款就好了。去东北开荒就更别提了，八旗子弟养尊处优惯了，谁会愿意去呢。此后历代清帝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直至大清帝国灭亡。
大清帝国从极盛走向没落
从乾隆朝以后开始，清朝便实行起全面闭关锁国政策，最初的时候还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剩广州一口对外开放通商了。进出口贸易由十三行垄断，而且还限制了进出口货物的种类。
当时西方科技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逐渐超越了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如果清廷没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而是更多地接触西方世界，那么中国便不会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清廷这一自大的闭关政策为后来中国百年积弱积贫的落后埋下了伏笔，而乾隆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一天天加大着。在西方世界发生一系列划时代巨变时，中国却在闭关锁国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处于了停滞状态。人们的思想被八股取士、文字狱所禁锢，资本主义萌芽被重农抑商所压制。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清朝统治者不鼓励科技发明也就算了，却还要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根本不屑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中国科技水平越来越落后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世界发生着划时代性的巨变，西方国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而清朝统治者却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断地加强着皇权。虽然清朝在康、雍、乾时期，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与西方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却终究相去甚远。中国和西方实力此消彼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从此进入了苦难的时代。
英国使团访问中国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6日），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斯当东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历经九个月，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此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迫切的需要开辟新市场。因此，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清王朝的大门。
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六十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乾隆皇帝接到两广总督关于英使来华“进贡”的奏报很高兴，命人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先在圆明园休息几天，然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庆典。
清政府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但却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按清朝规定必须要行三跪九叩礼，英使不愿，双方争执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八月初六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跪九叩礼。
英使带来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有座钟、地球仪、望远镜、测报气象的仪器、手枪、步枪、榴弹炮等。这些礼品代表了当时英国先进的科技，乾隆帝看过礼单，震惊之余让负责接待的官员在无意之中向对方闲谈，他们国家所贡的物品天朝也由。清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赏赐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三千多件。
英使团参加完庆典返京，马戛尔尼递送的表文由在京传教士翻译了出来。英国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乾隆帝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时乾隆帝意识到英使来华是有别的企图的，于是催令他们赶快起程回国。
马戛尔尼按临行前英王的训示给乾隆帝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下面七条要求：开放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
对此乾隆帝断然拒绝，并且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在钦差大臣松筠护送下，于九月初三离京，并传令沿途地方提高警惕，以防英国人滋事。英国使团于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乾隆帝完全拒绝英国的要求。通过此次访华，马戛尔尼看出了中国“纸老虎”的面目。乾隆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终于在英国军队的坚船利炮之下得到了。
西方世界的划时代巨变
在乾隆执政的六十年间，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这说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
乾隆三十九年（1774），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乾隆四十八年（17），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美国通过《人权法案》并正式生效。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处死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此外，乾隆二十年（1755），莫斯科大学成立；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而在清朝，读书人还在抱着呆板的八股文做着举人、进士梦。
西方世界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十三日，当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梦境当中。乾隆帝根本看不到西方工业科技的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还在傲慢地声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等等。
乾隆退位、嘉庆继位后，白莲教起义，大江南北，烽火四起。乾隆盛世下的危机，全部暴露了出来。这个烂摊子，只好由他的儿孙们去承受和收拾了。
乾隆禅位于嘉庆内幕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年2月9日），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在古代众多的帝王中，生前传位的皇帝寥寥无几，并且绝大多数是被迫的。乾隆皇帝是一个例外，他在位六十年，统治巩固，八十五高龄之时，主动举行了传位大典，三年以后，方才寿终正寝。
乾隆传位的思想形成甚早。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举行即位大典之时，他就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六十年的为君生涯，使得乾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传位思想一度发生了变化。为了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他表示，只要自己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六十年)，也不行传位。后来，他虽然下令昭示“予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同时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这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对传位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崇庆皇太后去世，乾隆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一年多以后，锦县生员金从善投递呈词，要求建储立后的事件。在乾隆看来，这是对自己坚持不行传位的挑战。他气恼交加，下令将金从善斩首示众。在强压之下，臣下再也不敢就此建言了，八十五岁归政的诺言几乎被完全放弃。
其实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乾隆帝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的不断恶化。四十五年(1780)时，乾隆因两臂疼痛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以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又曾患失眠之症。此后，乾隆的记忆力显著减退，精神昏愦，身体虚弱，使他不由又想起了即位之初许下的诺言。于是八十五岁传位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公布了早在三十八年订下的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颞琰为皇太子，次年新年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一，内外王公文武百官与外藩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恭候乾隆乘舆殿内升坐，举行了全国瞩目的传位大典。据说乾隆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这下可把几位大学士给急坏了，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且传出去有损乾隆形象。于是连哄带劝，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
八十六岁高龄乾隆当了太上皇后仍不服老，说自己身体很健康，仍能处理大事。他认为嘉庆统治经验不足，还须学习。但嘉庆也不是无事可做，乾隆觉得自己年近九旬，对于登降跪拜等礼节，已经做得不很好了，因而将“郊、坛、宗、社诸祭祀”的行礼事交给颐琰来做。乾隆还要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章疏，甚至连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也要“嗣皇帝一同披阅”，以便效法乾隆的所作所为。乾隆不服老，实际上是不愿放弃权力。直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也没有离开养心殿。
禅让之说，起自尧舜，但只是史册传闻之词，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秦汉以来，鲜有尝试。像乾隆帝这样为了践行诺言而主动传位者，可以说前无古人。即使退位退得不彻底，也是非常难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