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上厕所、下厨房’，而不是‘下厕所、上厨房’？”
有人回答，古人认为厕所的五行属水，厨房的五行属火。如果说下厕所，就成了在水下，说上厨房，就成了在火上。在水下的被淹死，在火上的被烤死。因此只能说上厕所、下厨房，并由此得出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结论。
这个结论一点儿没错，但论据实在是牵强附会。如果古人确实拿五行来确定上下，那么“下坡（地/田）”“下乡”“上床（炕）”“下海”“上城里”，就都解释不通了。
其实问题远没那么复杂，不管是“北上南下”，还是“上厕所”“下馆子”，抑或是“上九天”“下五洋”“下黄泉”“上班”“下榻”，都只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或社会地位有关。
与“下厨房”对应的，不是“上厕所”，而是“上厅堂”。
不管是皇家宫苑还是普通百姓的院落，厅堂基本都是坐北朝南的。因为南面有阳光，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同时又因为水是往下流渗，倘使厅堂的地面太低，必然返潮。为了避免潮湿侵袭，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抬高地面。
普通农户常以石砌地基内填充土壤抬高室内地面，财大气粗的富户则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垒上台阶，给室内铺上青砖、石板。如此一来，堂屋的地面会比院落的地坪至少高出一尺。
这并不是古人故意要增加进屋的难度，而是他们意识到“卑湿之土，斯病尤众，不为此疗，冤死极多”。不垫高地面，任凭潮湿侵害，是会让人染病的。
古代家庭通常都有院子，厨房在院子里。相较于院子，厨房被抬高的却并不多，甚至许多厨房没有被抬高。人们在厅堂就餐，厨房只是烧水、做饭的地方。
相较正堂，厨房的位置本身就低，所以人们说“下厨房”，厅堂位置较高，所以是“上厅堂”，也带着地位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内，女人是上不得厅堂的。倘使家里来了客人，女人只能下厨做饭。这种陈腐的规矩，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卑下。除了女人，小孩也不得上席。30年前，我还是个黄毛小孩，不会做饭，就负责烧柴、沏茶、倒茶、端盘。结果我做了那么多事，大人们却不许我上席吃东西。
厨屋里倒也有小份饭菜供女人和小孩吃喝，我依然不乐意，因此“大闹天宫”。于是满门亲朋，无人不知我是个要上大席的孩子，当然这在当时是非常没家教的体现。
传统庭院中的厨房，一般在院落的西边（也不一定），厕所在院落的东边，因为要拉开人与粪便的距离，所以位置较高。因此上厕所也叫“登东”。
冯梦龙《古今笑》里有个笑话，大学士彭彦实去解大溲，“往文渊阁东如厕”。刚好碰见少保陈方洲来了，彭彦实立即抬腿就跑，抢在了陈方洲前头，让陈方洲在外边苦等。
文渊阁东侧的厕所，和民间绝大多数的厕所一样，只有一个坑。假如被陈方洲占了，彭彦实就得等。陈方洲这人可能便秘，一旦蹲下一刻钟都不会出来。彭彦实实在憋不住了，选择当仁不让。
清代《蒙童须知》中写道：
便时必如厕，切宜防污垢。
上则去外衣，下则必盥手。
上厕所有卫生要求，上完厕所要洗手，可是为什么要更衣呢？
这是因为古人的外衣宽大，蹲下以后容易拖在地上。当时所有的厕所都是旱厕，地面很脏，想要保持干净，进去以前就要先把外套脱了，这就是“上则去外衣”。“更衣”也就成了“上厕所”的雅称。而“下则必盥手”是说厕所台阶下面会有个大缸或水盆，即便没有，院子其他地方也有，解完溲必须要洗手。
同理，“北上”“南下”，是因为古人知道中国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才有的说法。所谓“天高西北，地陷东南，水自西北以发源，自东南而顺注”。不管是“藩欲提师南下”“北归诸臣南下”，抑或是“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纷劝义隆不可东下，免遭毒手”，都是从地理位置而言的，与五行没多大关系。
在这样的基础上，古人也常依据身份地位的尊卑说“上”论“下”。
我们常讲的“下馆子”，一开始可不是这么叫的，叫“上馆子”。清代《人海潮》中写道：“那人便是此间居停主人华木斋……终年不穿华服，不上馆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官场现形记》写道：“黄三溜子不晓得，一定要拉他上馆子吃饭，饭后又要逛西湖。”
当时没有“下馆子”的说法，这是因为最开始馆子并不是穷人能吃得起的，甚至连城市里的普通人也非常羡慕上馆子吃饭。馆子的消费太高，想要打牙祭时才肯去。
不过，明清时期馆子的发展，就和国外一些品牌快餐店一样，在人们的心中经历了“高档—中档—低档”的转换过程。
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以前真的有人在国外品牌快餐店里举办婚礼，还误以为这是一种低调的举动。实际上对当时人来说，那种快餐店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在这种地方办婚礼，是新潮、时髦的体现。
后来，尽管快餐店的模样还是那样，但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快餐店也确实算不上什么高档场所了，请客吃这个都嫌臊得慌。
馆子的发展也是如此。明清时期，它确实不是多数平民能消费得起的。苦力们一般就在天桥底下，卤煮铺、路边摊对付两口，这就算打牙祭了。他们也喝一文钱的大碗茶，对付着三文钱的烧饼、馒头，一小碟咸菜。
馆子？那是连进都不敢进的。
最初的馆子，比如“苏式（苏州样式的）馆子，里面三个大堂，座头是很多的”，非常华丽。后来苍蝇馆子就多了起来，《人海潮》里，璧如和衣云想吃点东西，璧如说：“实惠些，还是上没肉吃的馆子。”衣云很惊讶：“什么馆子没肉吃的啊？”璧如说：“你跟我来。”两人一起去吃没肉的馆子了。
再后来，苏式的馆子一窝蜂地开，格调逐渐下降。有的馆子“脏得了不得，怎样坐得下”？在上海虹口，适合平民消费的苍蝇馆子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相当泛滥。
至此，“上馆子”这一时尚高档的行为，变成了“下馆子”的消遣。中产不再说“上馆子”，改说“下馆子”，平民也就跟着喊“下馆子”，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
年少时的我，曾惊讶于老师教导我们把炸鸡汉堡叫作“垃圾食品”，我困惑了很久，实在想不出它们哪里垃圾，鸡肉难道不是上等的补品吗？而现在，人们的确把瓜果粗粮视作上品，对油腻的炸货充满戒备。
生活水平的提高，颠倒了上与下的次序。但不变的是，不管是“上”还是“下”，都是与别人的生活比较得来的。不管如何，同级别的情况下，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确实是比古人优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