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仁者爱人，义者尊老”，人们尊敬老人，是因为老人阅历丰富而身体日衰。阅历丰富，则在对人性的见识上有许多可取之处。身体衰弱，则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与此同时，人们希望自家的长辈在外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帮助，便因此以己推人，去尊重、帮助社会上的其他老人。
然而，有一句对老人很不客气的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是用来骂那些年老而无德的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拿它来攻击整个老年群体。陆士谔《新水浒》中，时迁说：“岂不听见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那寿长的人都是贼子。”就直接把所有长寿之人说成贼了。
“老而不死是为贼”是孔子的话，但这句话其实是有背景的。
事情的起因，是孔子去探望自己的老相识原壤。当时原壤的娘死了，孔子去吊唁。与弟子来到原壤家，看到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原壤的屋里、院子里，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说是狗窝都侮辱了狗。
原壤本人也是一副颓废的样子，孔子在外头没看见他，因为他躲在屋里。客人来了，没见孝子迎宾，还以为孝子因悲伤过度晕了过去。但其实原壤倚在屋里的墙上，跷着个二郎腿一动没动。
孔子非常生气，还是忍着怒火问：“棺椁呢？”原来自打进门就没看见棺材，也不知道他这个丧是怎么发的。
只见原壤随手指了指搁在一边的棺椁，人们这才发现原来那落满灰尘的板子就是棺材，刚才愣是没看出来。于是，孔子就和弟子一起把棺材擦了一遍。擦完以后，棺材很亮，原壤就高兴了。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棺材旁说：“好久没唱一首悲伤的歌了！（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没等孔子和学生们反应过来，他就拍着棺材扯着破锣嗓子唱：“狸猫的脑袋上有花斑，而我牵着你的手好柔软！（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
这大概是一首情歌。
不唱不要紧，一唱就真把孔子给气坏了。但孔子还是决定不与他一般见识，装作没听见走开了。这时，孔子的弟子受不了了，问道：“老师，您能和他绝交吗？”孔子说，还是别了，亲人终究是亲人，故友终究是故友。
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就发生在孔子进门以后，原壤唱歌以前。当时的孔子非常生气，于是骂他：“年轻的时候你不孝顺，不友爱，长大了一事无成。老不死的，你可真是个害人精！（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他还气得拿拐杖敲原壤的小腿。
原壤原本也是个大好青年，当年同孔子的关系很好。但是他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整个人都很颓废，无论是家庭还是自己的生活都不去经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亲朋之间的关系也不维系，总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以前的朋友见他那样，都离他而去。这不他母亲死了，亲朋都没来吊丧的，只有孔子带着学生来了。
孔子知道他后来差劲，却没有和他绝交。再次见面，孔子就把话说得很重，气的就是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做坑人鬼。我们无法确知原壤到底是怎么坑人的，但亲朋确实嫌他坑人而纷纷远离。母亲死后，他连棺材都懒得擦一下，也不知道人死了多久才通知到孔子，结果还得等孔子师徒来帮忙收拾。
原壤是自在的，可自在只是自己的。在孔子看来，这是不仁、不孝、不友、不悌的体现，是在给别人添堵。这种人年轻时还好，老了又能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谁关心他他就继续跟着谁呗。
故而孔子骂他“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实质上是老友之间的辛辣的讽刺和鞭策，就好比你的一个朋友太不像话了，你便教训道：“你天天不干正事，上课不学习，骂人家学习好的都是书呆子。你有别的特长也行啊，什么都没有！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醒了就知道玩手机，还瞧不起别人，男女老少都不爱搭理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后来你出名了，经常有人引用你的语录，逢人便讲：“活着有什么意思？”还说这是你说的，你说你有多冤枉？
不过，话说出去，成了语录，解释权就不在说话者那边了。后世的一些人，便老拿“老而不死是为贼”去骂老人，对于真正的老年贼子，就更不客气了。
古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亲慈祥了，儿子才会孝顺，兄长友爱了，弟弟才会恭敬。老年人如不慈，对家里无德，是不配赢得“孝顺”的。人们早已把孝当成法律去遵守，老而不慈，就更让人鄙夷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提倡孝道，孝是与“忠君”并列的。在皇帝垂范为臣民榜样的时代，百姓孝顺尊长，就如同臣子服从君父，这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为此，《周礼》有“不孝之刑”，汉代《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统治者为“孝”出台了法律，“孝”也就成了有法律依据的固定的伦理，造成了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即便君父不慈，臣子也要尽忠、尽孝，否则君父就可以降罪于臣子。
明代葛天民的《明镜公案》中有一桩依据真实案例改编的案子，其中有言：“母欲治子，如俯地拾芥。但告他不孝，令官府打死他。”意思是在古代，一位母亲想修理自己儿子，只要告他不孝就可以了，官府真的能把儿子打死。当时的长官李太府提醒状告儿子的洛氏：“母告子死，无有不死。”
回看这个案子，原来是一个名叫樊见的少年，见寡母洛氏与道士万允正私通，就不许万允正登门。母亲去道观的时候他也跟着，生怕他们约会。现代离婚或夫死再嫁是天经地义的，在古代却不是这样。古人以守寡为德，少年樊见的行为，就是这种思想作祟。但樊见的做法是符合古人道德操守的，没想到这却惹恼了洛氏和万允正。
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因此非常气恼。在万允正的建议下，洛氏便去官府状告儿子，好让官府把儿子打死。此事经李太府细心审查，才没酿成冤案。如果是不耐烦的糊涂县官，真的会把人打死了结。
现成的例子就有一个。《刑案汇览三编》记载，道光二年（1822），一个名叫江泳青的青年因忤逆父亲被判死刑。
起因是他的父亲江玉鐀外出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走到家门口，乱骂一气。到屋里又喊饿，让媳妇曾氏给他煮饭。恰逢曾氏外出，没人应声，于是他又开始破口大骂。
这时候江泳青从外面回来，见父亲又喝那么多，很生气，劝他歇歇再说。江玉鐀一听就不乐意了，开始怒骂儿子。江泳青说父亲，家里那点钱你全拿出去喝酒，不如多买几个馍馍吃，也不至于忍饥挨饿！
江玉鐀被儿子忤逆了，暴怒起来，大骂儿子不孝，摸起一根棍子（锄柄）就打。江泳青抱头鼠窜，江玉鐀则在后面追赶，结果一个不小心被绊倒，脑袋恰好磕在了石头上，左侧额角被磕坏，儿子立即折返把他搬到床上，躺了四天，死了。
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案子，官府都会过问。经过审理，县官按照“子不孝致父自尽”处置，说是因为儿子不孝顺导致父亲自杀。如果真是这样，应该判“斩决”，直接砍头。
但这个案子明显就不该如此，因此审案的官员又酌情判了个“绞候”。江泳青“忤逆”父亲，导致父亲生气，才有了磕死的后果。儿子还是得死，只不过要等到秋后或朝审后再执行。好在朝里有明白人，部里复核的时候，大臣们发现江玉鐀之死根本怨不着江泳青，于是“另行审拟，以昭慎重”。
总之，从这样可怕的例子足以见得，如江泳青确实“忤逆”了他的父亲，劝他少喝酒省点钱买干粮，导致江玉鐀想不开上了吊，那么江泳青是一定会被砍头。这在现在简直难以想象。
在我小时候，我总听老人们说以前（特指民国及以前）的人再坏也都很孝顺。这并非虚言，正是法律长期的偏向，使民间形成了“不孝死罪”的观念，确实再浑的人也不敢拿父母怎么样。反过来，如果父母因小事去告儿女，则舆论反而不偏向父母。因为一旦这么干，儿女就会死，导致了一些儿女欺善怕恶的风气。
孝敬的观念，因为法律加持而影响深远。古时的官员，总拿“天下无不是底（的）父母”替皇帝的错误开脱，也经常借此委婉表达对皇帝的不满。
除去法律与制度规定，多数情况下，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是真诚的。
中国很早就有养老院以及养老制度，“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夏、殷、周，三朝天子举办老人宴，都要根据户籍核查老人的年龄，还规定家中有老人可依法免除部分徭役。因此才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观念。
但在现实中，尤其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多数百姓根本没有养老保障，全靠儿子孝顺（女儿通常外嫁，因此无法近前侍奉）。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不动活，又因为户籍限制，没有退休金，创造不了价值，被一些人视为累赘。在这样的嫌弃、挤对下，老人会产生严重的自卑感。他们或是看见了孝顺孩子拼命干活，而觉得自己只是个累赘，产生负罪感，有了“寿有何罪？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感慨。或是在遭遇事情时，行为变得扭曲。譬如自己不小心跌倒，就拼命抓住无辜的路人，一口咬定是被人家撞的，以免再度增加儿女的负担，再度验证自己的无用。如此不仅不怪自己不小心，还能为家里多带来些钱，有了用，就能活得下去了。这样扭曲的价值观，长期存在于毫无保障的老人群体中。
近几十年，宗族社会全面瓦解，老龄化社会逐渐形成。原子化的人们，更多地要依靠政策抵御风险。养老体制的完善，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的新问题。
而提倡“孝道”，是制度保障不可及之时，最为稳健的养老方式。现代社会，对老人来说，更需要的已经不是金钱、食粮的支持，而是精神上的陪伴与心灵的慰藉。他们曾年轻，我们也将老去，尊重他们，也就是尊重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