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有这么一个非常奇特的群体：他们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技能培训，掌握当时各行各业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本来可以依靠精湛的技艺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却无一例外地放弃享受。如同苦行僧一般，从事着极为艰难的事业。
与其说是事业，不如说是苦役。他们为“有利于天下”的理想而奋斗，凡是对天下人有好处的，他们都去做。凡是对天下人有害的，他们都坚决反对。辛苦的劳动和长久的暴晒，使成员们面目黧黑，手脚磨出老茧，身上衣服破烂，与底层工人、农民的外貌一样，完全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
他们懂得最实用的技术，最崇高的艺术，却对金钱没有什么欲望；对外做工，收费低廉；所到之处，都会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成员间有能力就相互救济，有感悟就互相分享。他们有强有力的组织，有统一的领导，接受的是“巨子”的指挥，要遵守组织上严苛的纪律，行为准则就如同绳墨一样，一切都有画好的准线。成员不得越轨，不得犯法，一旦违背规矩，哪怕是巨子的儿子也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处置。
成员们完全脱离低级趣味，从不问自己有什么欲望，只希望能够实现共同的理想，成就美好的天下。为了这个理想，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主张人与人无差别的爱，爱陌生人如同爱自身。他们还认为相互有爱的体现，就是人与人彼此的尊重，故而人不应该有相互攻击的行为。
他们身体力行，当弱诸侯国遭到侵略的时候，成员便成百上千地组织起来，帮助弱诸侯国进行抵抗。成员听从巨子的安排，以侠义之精神，履行入会时的承诺。而巨子则派成员中学识优良者到各国入仕，不停地游说君王，扩大组织的影响力。
这个神奇的组织，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墨家的初代巨子，就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
墨子是个神奇的人。他是宋国贵族的后裔，不过家庭早已没落。他早先学过儒家思想，却并不认可儒家的许多观点，于是效仿大禹，穿着草鞋丈量天下。他擅长学习，通晓了当时最尖端的黑科技。他在访查民间疾苦时大有感悟，便以极其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执行力将墨家学说推广开来，使墨家成为当时与儒家并列的两大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当时，天下的学者，如果不是儒家的，那么多半就是墨家的，可见墨家声名之盛。
只是，众所周知，这样一个神奇的学派，居然很快就没落了，以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墨家也是有传承的，墨家的每一代巨子，临终前都会指定下一代巨子，就如同君主指定继承人一样。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墨子死后，当然要有巨子接任。只是，巨子必须非常智慧，被绝大多数人崇拜才行。但社会上不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人，于是，才过了几十年，墨家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分裂成了三个不同的门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
墨家的分裂，就如同基督教的分裂。由于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由原先的一个教派分裂成了东、西两派。东、西两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对方是异端。
为了争夺基督教的最高权力，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势不两立。西派标榜亲民，名为“天主”。东派标榜正统，名曰“东正”。后来，天主教内部严重腐败，人们奋起反抗，又形成了一个脱离于天主教的新教派，名为“新教”。
墨家分裂成三个宗派后，也经历了相互诋毁、攻讦的阶段。
墨子的学说太过庞杂，执行上有很大的困难，不便于人人遵守。因此，他们都做了不同的理解与取舍，挑选了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内容去实行，摒弃了对自身发展不利的部分。
本来这样的取舍有助于思想的传播，但也导致了所谓的正邪之争。三派都将自己定性为“本墨”，把其他门派称作“别墨”。认为别人的都是假的，只有自己这边的才是真的[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墨）]。
好在分裂也不影响传承。墨子死后指定的巨子，可能就是孟胜。孟胜与阳城君交好，受阳城君的委托，答应守护阳城。阳城危急的时候，他亲自率领180名弟子赴难。
弟子徐弱劝他说，阳城君已经跑掉了，阳城怕是保不住的。我们这些人前去帮忙有什么用呢？连事主都跑了，我们还能帮谁呢？这样做对阳城君没有任何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搞不好会让墨家遭受灭顶之灾。
可墨家崇尚侠义，十分重视承诺，又兼爱百姓，既然已经答应了守卫阳城，那就一定会这么做。于是，孟胜毅然决然地赴难了。同时派出三个弟子传信，声明把巨子之位传给贤德的田襄子。
田襄子成为巨子后，以巨子之名，命令三个送信的不要再去送死。但三人已经答应了孟胜，所以非要折返。最终，他们与孟胜在阳城一同赴死。
这180名墨家弟子中，相当一部分是受过墨子亲传的门生。如同孔子有3000学生，贤者72人。墨子门徒也非常多，180名弟子里，不少是得到真传的。可是，最精英的一批墨者已经赴难，给墨家带来的打击就是致命的。
墨家后来产生分裂，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不管分裂成什么样，墨家还是那样，执着地守卫和平，加入守城阵营。可现实是，守城一方往往非常虚弱，很快会被破城，城破后往往有屠城，屠城就会被杀。帮忙守城的墨家弟子也不能幸免，一批又一批地被杀死。
墨家就是这样艰难地传承着，靠墨者强大的感召力，一代又一代的新墨者出现又消失。同时，和初代巨子墨子面临的情况一样，后代墨者的思想，始终不能被多数国君所接受。
蔡元培认为，战国时的君王宰相正努力经营着诸侯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受欺辱。当时诸侯已经陷入了丛林法则，像儒、墨、道、农等家，讲究仁德、兼爱，都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故而他们被国君友好地接待后就被无情抛弃。而一种折中各派的学说，以道学为体，儒学为用的学术，正中了君王的下怀，这正是严苛之法家。
诸侯争霸了几百年，最终是走法家路线的秦统一了天下，结束了混战。然而秦朝建立以后，用法严苛，各级执法又不可能不变形，导致百姓苦不堪言，开始激烈反抗。
到汉初，饱受摧残的人们普遍反感法家对人细致入微的钳制，十分厌恶法家的官吏。秦末兵乱，死伤惨重，人几乎都被杀光了。活着的人们崇尚起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正是严苛之后的放松，酷虐之后的反弹。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对于许多事，官府能不插手的就不插手，能不与民夺利的就不与民夺利。这为百姓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只用一代的时间，社会就重新繁荣起来。
不过，国家的统治不可能一直都这样。管理稀松，就会出现大量钻空子的人。最终少部分豪强坐大，大多数百姓积攒的利益逐渐被侵占。此时，强大的匈奴外患，也不允许汉朝继续维持散漫稀松的状态。统治者必须选择另外的学说来改变这一局面。就这样，儒家便被推到了台前。
这时候，墨家已经失势。
墨家条律严苛，能够维持本旨的学者寥寥无几，还总是遭受灭顶之灾。墨家俭省的禁欲主义，又与贵族所崇尚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它提倡“兼爱”“尚同”，但组织中却必须遵从巨子的领导，巨子等领导者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当初，墨子最得意的弟子禽滑釐舍弃家庭，全心全意服侍墨子，形同奴婢。墨子却对他最差。
后世的墨者也都要接受这样的现状，他们对上级和同级有分享自己财产的义务，要把工资交上去扶助集体事业，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后来组织中磨洋工、投机取巧的越来越多，追随墨家本真的越来越少。随着始皇帝焚书坑儒，墨家的多数著作也被烧毁，墨家便身死魂飞，彻底消亡了。
不过，天下还是有一些懂得墨家思想的人。
汉高祖刘邦以反对暴秦之法起兵。反对法家，正是刘氏皇权的根基。儒家讲究上下尊卑的秩序，有利于统治的稳固。儒家还提倡“以孝治天下”，便能拔高尊长君父的地位、权力，顺便使老有所养，是很好取用的学说，于是被汉武帝采纳。
然而，皇权的集中并不是只靠一个学说就可以的，也要靠强有力的手腕。故而统治者往往“外儒内法”，他们外表上提倡儒家，实际采用法家的手段，其中不乏各类诡计。
大名鼎鼎的“推恩令”，就是汉武帝利用手腕削除诸侯国势力的重大举措。
本来诸侯是有相当大的势力的，他们的土地会传给下一代国君，而其他王子没有分地的资格。汉武帝却颁布了新规定，改成诸国国君死后，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土地却由几个儿子平均分掉。就这样，诸侯内部开始乱套了。王子之间争权夺势，还要瓜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土地，渐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弱国。小国之间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稀碎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对抗强大的中央，最终很容易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局面。
墨家是不懂这些的。墨家关心的是科学技术，同情的是劳苦大众，提倡的是兼爱，实行的是禁欲主义，给穷苦百姓极大的好感，但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而且它本身的延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墨家的思想毕竟还是有用的，统治者便撷取其中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他依然与道、杂、纵横、阳明、刑名等学者、官员共同治理天下。而墨家的一些学问也被传承利用，譬如攻城器械、百匠技艺就有墨学的传承。
墨家也就和诸子百家一样，汇流长江，东奔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