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意思是才德俊秀之士，又叫生员。在古时，考取了生员，就意味着步入了“士农工商”中“士”这一阶层。
在明清里，秀才的形象总是寒酸的。他们有个外号叫“穷措大”，也叫“穷醋大”，是说他们穷、酸，且高傲。
《儒林外史》中的吝啬鬼基本都属于士人阶层。譬如有个胡三公子去买馒头，店家要卖他三文钱一个，他不愿意，非要给人家两文钱。店家不愿意，他“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
古代的秀才真有那么寒酸吗？
多数是的，但也要相对而论。拿县里普通的秀才和省城、京城的达官贵人比，当然显得普通秀才极为寒酸。可要和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和城市贫民比，秀才的身份、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高了，经济条件也往往处于当时社会中等偏上。
海瑞年少时，在乡下曾看见一桌子父老吃席，正肆意谈笑，突然来了一个秀才，于是“敛容息口”，所有人一脸严肃，都不敢说话。秀才坐下，所有人都恭敬得如同见了县官。秀才说什么，都要洗耳恭听。秀才动筷子，大家才敢动筷子。“惟秀才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时间久了，有人憋不住，想开个低俗玩笑，也不敢大声说，只敢窃窃私语。
古时乡间，秀才就是有这样的地位。而“士”与“农”的区别就在这里，秀才的地位高一级，就有高一级的待遇。
士人的权利不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而是实打实给出来的。因为是士人，所以不用干农活，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形象上就比庄户人家好很多。士人没有徭役的烦恼，还不用受粮长和衙役的盘剥。且如果是廪生（名列前茅的秀才），还能从公家领吃领喝。他们走在路上，都是挺胸抬头的。路边的人望见他们，都会满含景仰地对人介绍：“这就是某斋长。”
范进中了秀才后，胡屠户嘱咐：“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证明秀才同种田的打招呼，就是丢了身份。后来范进又中了举，就更了不得了。
读书人大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但亲邻期盼的却总是富贵荣华。理想的光辉下，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大家都想要逃避苦役，坐享利益。所以每个有能力攒钱送孩子读书的家长，无不把乡里的秀才当作后辈学习的榜样，鼓励孩子们一定要成为那样的人。
识字班的儿童背负着这样的期盼，便开始了日复一日紧张刻苦的学习。朝代早期，人丁稀少，贫民子弟能比较容易地考上秀才。可是，随着婴儿潮的到来，越来越多被期待着成为人上人的孩子加入角逐，考秀才的难度开始飙升。
明朝朝廷鼓励全民学习，热衷于兴建学校。人们的求学热情也空前高涨，所有人都相信读书就能改变命运。童生们拥挤在同一条路上，都有同样一个小目标——考上秀才，接下来考举人，甚至考进士，这导致了人才的“通货膨胀”。
历来乡间的教育资源都是很匮乏的，考上秀才的人不多，在所有能读得起书的人中也属于百里挑一的人物。所以在乡下，秀才依然能得到尊重。可在京、广、苏、杭等大城市里，秀才的地位却一落千丈。由于秀才越来越多，他们从原先衣冠楚楚的玉衣秀士，变成了人人都可调笑的穷酸人士。
科举是朝廷收拢读书人人心的一种手段，光考试而不给结果是不行的。由于社会上太多人想受人尊敬，但考试录取的名额完全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朝廷就将名额一加再加。即便公家不给发任何补贴，人们也都愿意挤进去当秀才。
城市的生员非常多，而农村的生员非常少；城市的生活好，而农村的生活差；城市资源多而农村资源少。于是许多乡下的生员，就没有留在乡里授课，而是选择去城市打拼，与城市本来就有的“秀士”们聚在一起，造就了“极卷”的秀才生活。
想要不受人白眼，当然应该继续考试。由秀才考取举人的乡试，就是一种全省范围内的选拔性考试，也是从秀才里面百里挑一的考试。一开始，举人地位崇高，可以做官，甚至能当上知县。但随着举人数量增多，后来的多数举人，就只能徘徊在州县佐贰官的级别里混不出头，很难找到升迁的机会，想要做大官，只能继续参加会试，去考进士。
乡试拔尖的学生，实在找不着出路，也有一套“如何考上理想大学”的创收方法。优等生们本身没有什么好出路，考上学以后，便开始教别人如何考学，出些应试心得与真题。有一类名叫“程墨”的教辅书，正是科考赢家亲自挑选的符合程式的考卷，送到书坊加以刊发，由考生购买。如“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和现在的《5年高考3年模拟》是一样的。
多数秀才的仕途都不顺利，加上有了家庭，只能另谋出路，很多都投身到了“网络文学事业”。之所以说那是“网络文学”，是因为假设不以传播途径来论，那些存在于古代的、稀奇古怪的，性质确实就和网文一样。
在明代的图书市场上，有海量的口水，基本全是落魄的秀才写出来的。这一行业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到清代末年，更是出现了日更万字的快手作家，如陆士谔。他写的《新中国》，讲了古人穿越到现代参观“万国博览会”的故事，可以说是穿越的经典之作。
古代网文也经历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起初，卖得好的单行本多多少少都“诲淫”（涉黄），官府多有禁止。等这股风气被整顿后，又诞生了一批半黄不黄，但爽感十足的意淫文。其内容大都是什么美女爱上穷书生，狐狸精爱上穷书生，穷书生修身后位列仙班，等等。
与此同时，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改编自知名作品的同人文，多是人物设定不变，自编另外一套情节。如《西游记》之后有《新西游记》《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记补》，《红楼梦》之后有《红楼圆梦》《红楼春梦》《红楼幻梦》《后红楼梦》《续红楼梦》《复红楼梦》，等等。
如此海量中，劣质作品固然很多，但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读者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满足于那些质量较差的作品，市场上就涌现出许多相当优秀的作品。那些销量高的优秀作品，读者看后还会不断催更。
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完稿后，火爆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受不了天天有人追问，加上自己又是出版商，既然能赚钱，他就立即着手写《二刻拍案惊奇》，这便是“三言二拍”中“二拍”的出书过程。不过，绝大多数作者没有凌濛初那样的财力，只好靠写书维持个温饱，过着“清苦低贱”的生活罢了。
拥挤的市场已经人仰马翻，生员们必须另谋出路。起初，他们还顾及面子，不愿意去做“下等人”做的事。可后来，各行各业也都有了先生们的身影。
一些秀才投靠官府、乡绅、商贾做事，形成了庞大的师爷群体。这些师爷也是有传承的，以绍兴为最，老师爷在绍兴老家开班授课，培养下一代师爷。这些师爷中，很多都老老实实做事。但毕竟人的秉性是不同的，有的师爷却很无赖，揽讼滋事，鱼肉乡民。
公家的位置毕竟有限，没有投靠、依附他人的机会的生员，也就因为没有编制，找不到工作，生活上没多大进步，又不想沦为“下贱”的工人、商人，甚至成为太监（但确实有穷到顶的秀才自宫当太监的），还是想享福，就产生了严重的“躺平”的思想。
生员躺平，有真有假。譬如，有的人总要在的开篇放几首看破红尘的诗文，有的更是一口气放十几首。这些诗文都是平日里他们自己写出来却发不出去的，只好堆在文章前头，号召大家不要去争，不要去抢，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可一转眼，真到了缺油少盐，吃不上饭的时候，这些人又不得不去争，不得不去抢。
尤其是人数众多的附学生员，相较于从国初就有定额的廪生，他们不能从公家领钱，又不愿意做“屈才”的工作，导致“俯仰不足，婚丧无藉”。有的穷得就剩个大裤衩子，天天喝稀饭，清明节跑去偷坟墓前的供品者有之，觍着老脸下乡蹭席吃者亦有之。
他们没钱买米，没钱结婚，生不起，死不起，于是越想越气，便“集公门告歉称匮”。到这时候，数不胜数的寒酸秀才便会堵在官府前面索要待遇。遇上好心的县官，可能会挤出点钱来补贴一下他们，买“城东丰腴田一百二十余亩令佃”，用这点地租给秀才们发点粮食。但遇上没那么好心的普通县官，这点补贴也是没有的。
想想也是，农民出苦力，种粮食，一年到头，好赖都能自食其力。秀才又不干活，干也挣不出吃的来，再不发东西接济，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
在“士农工商”的界限如此清晰的古代，让士人去从事“鄙业”就算是一种侮辱了。虽然也有秀才被迫下海从商，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很瞧不起商人的，有商人穿戴生员的服装，还会被较真的生员抓住一顿羞辱。
范进尽管考上了秀才，还是很穷困，因为他的经济地位配不上社会地位，他的岳父胡屠户便瞧不起他，言语之间极尽刻薄。直至听说老女婿范进中了举，有了足以改变生活的资本，胡屠户才话锋一转，态度一变，说他的这个女婿乃是“文曲星下凡”，打也打不得，动也动不得。
古代士子“躺平”是不得已的，是本就不多的优质资源被人抢光后，导致了行为上的“不进取”。实际上他们一直渴望改变命运，无法改变命运时，便想要摆脱别人踩过的陷阱，绕道旁人经历过的旋涡。这与现代社会迷茫的人们是很像的，人们倒想无争，但实际上还真不能躺着，因为人们所得的太少，却背负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