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理路
韩复榘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一生的行止是多色彩的。本文是一篇“三亲”史料，反映了韩复榘治鲁的一个侧面；本刊现予发表，仅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韩复榘是“七七”事变前山东的统治者，抗战之初，被蒋介石枪毙。社会上流传过不少关于韩复榘的奇闻逸事，人们引为笑谈。如有一段相声《关公战秦琼》，说的是韩复榘的父亲作寿的事，流传甚广，其实，韩复榘当旅长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根本不可能来山东作寿。韩也没有在山东为他的父亲作过“冥寿”，这段相声可算是十足的无稽之谈，其他传闻也有类似情形。韩复榘统治山东的真实情况，外间知道得并不多。先父何思源先生在山东任教育厅长15年（后改任民政厅长及山东省政府主席，共近20年），其间与韩复榘共事八年，为时最久，可以说对韩复榘有深刻了解。他曾写过一篇《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与见闻》（见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但远没有把他的见闻都写进去。在这里，我再就先父的亲身见闻，谈谈韩复榘统治山东的一些事实真相。
何思源是在1928年第二次北伐进入山东后，蒋介石留他在山东做教育厅长的（他原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训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到1930年韩复榘任省府主席，已经换了三任省主席（石敬亭、孙良诚、陈调元）。韩接任省主席，所有省政府委员、厅长都更换了，韩本来向蒋介石保荐他的参谋长张钺为教育厅长，并已向他的部下宣布，但蒋介石不准，只发表张钺为省府委员。这大出韩的意料，因此很不高兴，对何思源态度冷淡，他的部下更对何极力排斥打击，企图把何挤走，取而代之。他们对何思源的第一个打击就是缩减教育经费。在省府预算审查委员会上，他们故意低估收入，使预算收入不敷支出，相差几十万元，财政厅长王向荣和秘书长张绍堂领头提出缩减教育经费，当时全体赞成，先父坚决反对，他们就拿军队来威吓，说不减教育经费，就得减少军队协款，换句话说，不减教育经费就是反对韩复榘。何思源认为这是关系全省教育前途的大事，绝不能让步，如果因此触怒韩复榘，就此散伙，也可得到下台的好理由，就去找韩，对他直说这是财政厅故意低估收入，打击山东教育，表示不仅本年度教育经费不能减少，而且今后还要逐年增加，因为今后要开办新学校，增加新班次，经费必须每年相应增加。何思源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关系全省若干万教员和几百万学生的事，关系到能否提高全省后代青年文化水平的事。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这一着使韩复榘无法躲闪，结果他表示决不减少教育经费，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说，韩复榘不是一个阴险的人，对他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不转弯抹角，倒是容易相处。真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韩对何的态度反而转好。
韩的部下还几次与何思源为难，有一次韩的军务处长坐汽车横冲直撞，轧伤济南女一中学生数人，何思源非常气愤，说主席回来一定告状（时韩不在济南）。他们就先发制人，秘书长张绍堂、财政厅长王向荣、民政厅长李树春和几位处长正式见韩，要求撤掉何思源的教育厅长，换上张钺。韩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山东人，又是学历很高的人。我们班子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才，连这样一个人也容不下？不要把圈子弄得越来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他们碰了个大钉子。自此以后，他们就渐由反对转而与何交结了。对以后韩引用青年党，信任乡建派，再没有敢说话的了。
后来先父与韩复榘搞得关系较好，在共事八年中，韩履行了他的诺言，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增加，使山东的教育事业得到相当发展，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增设了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一所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学校，几所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还扩充了省立剧院（用费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虽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全由山东省供给。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增加了一笔教育经费，这些都得到韩复榘的大力支持。在教育方面一些重要措施，如整顿全省各地教育款产，建立各级教育基金的保管、稽核组织和制度，按田赋丁银带征教育附捐等，也都得到韩的支持和合作。特别是韩对教育工作能依靠教育厅放手去做，没有向教育厅安插一个人，也没有妄加干预，有意见则采取商量态度，这是很难得的。因此山东的教育事业在当时华北各省中是比较先进的。
1938年韩复榘被扣时，蒋介石问何思源“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何据实回答说：“韩复榘从来不欠教育经费。”
自1933年到1935年，三年中黄河三次决口。第一次1933年8月11日在河南兰封蔡家楼乡小新堤；第二次1934年8月12日在河北长垣县石头庄；第三次1935年7月1日在山东鄄城。三次决口，山东都受灾，尤以第三次灾情最重，淹没鲁西七八个县，黄水直冲到徐州，波及苏北。何思源奉韩复榘之命，乘孙桐岗驾驶的双座教练机连续三天飞往灾区上空视察，只见河水漫溢，一片汪洋，菏泽、钜野、成武、曹县、东平、鱼台等县城都被大水围困。当时灾区各县因电线被水冲毁，电话电报都不通，与省府失去联系，只能用飞机空投命令和传单，准许各县动用省款和物资就近救灾。何思源回来向韩复榘报告灾情，他非常焦急，但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
1935年长江也闹水灾，比黄河较早。国民党中央政府对长江灾情很重视，成立救灾委员会，通令全国公教人员一律扣薪救灾，而黄河水灾到来，仅派人视察几次，一个钱也未发给。正当韩复榘发急时，南京又派卫生部部长刘瑞恒来视察灾情。韩对何思源说：“你去招待他，对他说，中央来视察灾情的人已有几起，我们连招待费都花不起了。刘瑞恒不拿救灾现款，就不要来见我！”何思源老实不客气地把韩的原话转达，并详述亲见灾区的严重情况，刘瑞恒也觉得难以为情，立即与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长孔祥熙通话，要来10万元。韩见了刘瑞恒，态度冷淡，说话带威胁口气，那时华北局势紧张，韩举足轻重，所以他敢于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刘瑞恒见势不妙，赶紧飞回南京，孔祥熙只得亲自到山东来。
孔祥熙不来济南，直接去济宁灾区，韩复榘不得不去济宁相陪。这时何思源去曲阜主持每年8月23日的祀孔典礼，路过兖州车站，正遇见韩和孔祥熙在韩的专车上谈话。韩向孔要赈粮，并以长江水灾全国扣薪为例，要求铁路征收附捐，没有听到他们谈的结果。孔祥熙走后，韩就向济宁的实验区长官王树常（当时鲁西十余县划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设行政长官驻济宁）下令，组织灾民到铁路上去阻截火车，不交款不许通过，并派兵保护灾民，谁敢动灾民一下，就向他开枪，竟要耍野蛮手段。王树常只得唯唯，但觉得这样做太不妥，就央求何思源和民政厅长李树春出来打圆场。他二人就商量一个加税筹款的办法，由何思源出面对韩说：“救灾全靠中央不行，我们回去开会自己想想办法，可先在本省地丁加收一次救灾附捐，每两丁银加收一元，除灾区免征外，大约能收400多万元。主席来山东五六年，没有增加过人民负担，为救灾抽一次捐也不为过。此外还可想别的办法。截火车影响太大，不大合适。”韩复榘的命令原是因与孔祥熙谈不投机的一时气话，正需要有人转圜，他也就借此收场。后经省政府会议通过，全省地丁（田赋）每银一两（约合上中下土地20亩至40亩之税额）加收救灾附捐一元，除免征者外，当年收入四百五六十万元。
1935年黄河水势特大，上游大雨，决口处源源外流，向南流入江苏。江苏省在徐州北90里处筑堤堵水，把水迫向东南顺着运河故道向苏北流；江苏省又在运河入境处堵截，这样就把大水全堵在山东境内，数十县尽成泽国。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自知这样做不对，先汇寄10万元，作为帮助山东堵口的协款。其实这时七八月间正当雨期，黄河流量最大，还谈不上堵口。韩复榘不理睬陈果夫的举动，即派兵一团协助当地灾民强行扒开截堤，才使部分黄水顺运河流入长江。听说在扒堤时军队开了枪。
对这次救灾工作，韩复榘下了很大工夫。鲁西灾民无家可归者达30余万人，怎样安置？韩复榘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灾民分送到鲁东及胶济、津浦两路沿线未受灾各县“代养”一个冬季。开始，人们都怀疑这样多的灾民，以当时山东的运输力量，短期内怎能运完？韩复榘却很有信心，他亲自指挥调度。过去，他曾为他的军用装甲车保留有一部分机车，这次为救灾又扣留机车数辆，共掌握二十几辆列车，又动员全省长途汽车，派李树春驻济宁督催，日夜运送，灾民随来随上车，每列车都有军队护送。在津浦、胶济两路，灾民车优先通行，一切客货车都得让路。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天，居然把30万灾民全部运到目的地。就当时环境条件和工作效率来说，可算是一个奇迹。
这些灾民在各县也给地方官带来不少麻烦，韩复榘对各县县长说：“灾民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并把招待灾民列入各县考成，还派省府各厅长分赴收容灾民各县视察指导。各县长不敢怠慢，都尽力设法使灾民吃饱穿暖，没有发生流离失所的情况。
由于三年连续大灾，鲁西灾民在水退后仍有一些人无法重返家园，韩复榘就在黄河下游的滨县、蒲台、利津、沾化地区建立了一个垦区（今垦利县），移民开垦。次年移往垦区的有1万多户，省府借给移民迁移、居住、开地、购买农具耕畜各项费用；发放口粮、种籽，甚至妇女放足者每人还发给几尺布。移民安定后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此项借款并未收还。抗战时期何思源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在鲁北打游击，就是以该垦区为根据地。那里尽是鲁西同乡，见面非常亲热。他们谈起韩复榘来，都说他的好话，虽然那时韩早已被枪毙了。
韩复榘统治山东八年，杀了不少人。有人估计，他在山东实行禁烟、禁毒、肃清土匪以及处理案件中，杀了5000至8000人。究竟有多少，很难断定，肯定有一些无辜者被滥杀。
韩复榘杀土匪，也用土匪，如鲁西湖田局局长刘耀庭（单县人）、特务一队队长张步云（诸城人，抗战时任保安二师师长，后投敌）、特务二队队长朱世勤（单县人，抗战时任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与日寇作战时阵亡）就是著名的土匪头子。韩利用他们去招诱土匪，然后集体屠杀。这样做有三四次之多，每次都在百人以上。
有一次，何思源到省政府去，只见大堂内外血渍满地，触目惊心。原来刚刚杀过一批人。那是刘耀庭由鲁东招安来的一股土匪，150余人，把他们带到济南，说是到省府军法处礼堂听韩主席训话。刚进入军法处院内，预先布置好的大刀队和手枪队就包围上来连杀带打，一时净尽。只有十余人向外冲出，其中有几个跑到大堂内被杀，有两人冲到二门被砍倒。后来听说这批人中有一些不是土匪。原来土匪们以为受了招安，就可像刘耀庭那样，就此走上升官发财的捷径，于是呼朋招友来扩大人数，企图取得较高官职，不料都做了韩复榘的刀下鬼。
韩的部下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在诸城沂水一带大肆屠杀黑旗会（农民武装），第七区专员张骧武（外号张剥皮）镇压文登崑嵛山起义，滥杀老百姓，等等，也都应由韩复榘负责。
韩复榘一心想做清官，因此喜欢人称“韩青天”，便常常自己亲自问案。他审问草率，又易为部下所蒙蔽，往往不分轻重，不问主从，统统枪毙。枪毙人都是用省府的五号卡车拉到千佛山下刑场执行，所以许多人见了五号卡车就害怕。韩复榘有时也用暗杀手段杀那些无法公开杀的人，这些人大都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杀掉他们倒是大快人心。
先父曾说，韩复榘也并非以杀人为快事，他痛恨土匪，痛恨烟毒，但想不出其他肃清土匪、禁绝烟毒的办法来，所以只能“杀一个，少一个”了。
说到韩复榘剿匪，刘黑七确是遇到了对头。刘黑七即刘桂堂，山东费县人，为著名悍匪。1936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下，窜扰河北、察哈尔、山西、河南、江苏等五个省40余县，到处烧杀淫掠，所向无阻，到江苏赣榆县，几乎屠了城，烧杀之惨，人不忍闻。
韩复榘听说刘匪到了苏北，即令谷良民师越境追剿。谷到苏北，赣榆县已被焚烧，谷回省向韩报告惨状，韩听后大为气愤，发誓非把刘黑七消灭不可。他亲自出马督率部队日夜追剿，使刘匪无喘息之机，最后把刘匪残部几百人包围在日照县海滨全部消灭。刘黑七本人仅以身免，换装乘渔船逃往天津。被俘的匪徒100余人，他们说在山东未能攻开任何城镇，已经十几天未得休息，身上所带成摞的钞票都是从外省抢来的，已被汗渍浸透，粘在一起，揭不开，认不清了。
刘黑七逃走，韩仍不死心。经调查刘黑七藏在天津日租界里，韩就买通刘匪在天津的旧部下孙某（此人抗战时在山东章丘打游击）去行刺，许以2万元赏金和中校副官的官职。结果刘黑七身中数枪而未死。韩死后，刘黑七又回山东活动，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
1943年何思源由山东赴大后方，途经费县，在刘的防地住过两天，那时他已是堂堂的刘桂堂师长了。刘详述当年被追剿情况，极力赞扬韩复榘的负责精神。他说：“那时如果其他省负责人有一个像韩复榘那样尽力，我们早在外省被歼灭，至少也被打散，也不至于在家乡丢丑了。”原来刘当时计划回山东老巢，创立一个像冀东伪组织那样的局面，以“成家立业”，想不到遇上韩复榘被消灭了。实际上韩复榘不仅是消灭了一股悍匪，而是粉碎了日本人的一个破坏阴谋。
山东原是个烟毒泛滥的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以青岛、济南为基地，在山东大量贩卖烟毒，日本浪人和“高丽棒子”（朝鲜浪人）沿铁路两侧设有许多贩毒点，四出兜售，甚至深入到农村，最多时贩卖烟毒者达万余人（日本在山东侨民共4 5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化、剥削中国人民最毒辣的手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不用说了，即在国民党陈调元当山东主席时，也公开在省政府摆大烟盘子。韩复榘一到山东，就雷厉风行地禁烟禁毒。吸食鸦片者关押起来强制戒绝，累犯者枪毙；查出“白面”等毒品，不论吸、卖、运一律枪毙。在韩复榘统治山东初期几年，五号卡车拉去枪毙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烟毒犯。甚至日、韩浪人潜往各县贩毒的也被秘密活埋，日本领事也无可奈何。
韩复榘易受部下蒙蔽，有人说：“韩主席是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有一次他可“照亮”了自己。那一天何思源和其他厅长有事去找他，省政府没有，家里没有，进德会（韩办的俱乐部）没有，各处打电话也找不到，原来他出门“避难”去了。韩有一得力副官张某，跟随他多年，张的老婆又拜韩的太太为干娘，韩认为张可靠，派他为省会公安局商埠分局局长。张某乘机为非作歹，包庇烟毒，并自己贩卖鸦片，韩查出实情，下令立即将张某绑出枪毙。韩回家，太太求情；到省府被参议副官包围；坐车出门，张某的老婆堵门卧路不起。韩知张某神通广大，关系网太多，无处可去，就坐汽车满街转悠，避开众人。张某终于被枪毙。
何思源和山东教育界对韩的禁烟禁毒积极支持，并建议他结合禁烟提倡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在济南修建了一个可容2万余人的体育场，当时是华北最大的体育场（南京、青岛、开封、天津等处体育场修建均在此以后，只有东北的体育场较早）。为配合禁烟，教育厅所属实验剧院排演《林则徐》话剧，在进德会大会堂演出，何思源亲自去请韩看戏，他本不喜看话剧，因为盛情难却，只好来了。那次演出很成功，演到烧烟一场时，全场观众热烈鼓掌欢呼，韩复榘也大受感动，当场对何思源说：“我们有不少存烟，也可焚烧。”他也想做林则徐了。果然几天后就在商埠市政府广场上焚烧鸦片。他为了扩大影响，嘱市政府邀请各国驻济南领事来参观。焚烟时群众情绪很高，不料有一箱毒品爆炸，伤了许多人，德国总领事柏恩也受伤。柏恩是何思源在柏林大学的同学，何特去探视，柏恩也盛赞韩复榘禁烟的决心。
韩复榘在山东严厉禁烟，全国闻名，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是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扣押时，蒋介石接见何思源，首先就问：“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先父冲口答道：“韩复榘并不卖大烟。”在那次接见时，蒋介石问韩在山东的罪状，何思源本想说韩在山东救灾、剿匪、禁烟有功，因蒋先说韩在山东卖大烟，也就不敢再提禁烟了。后来枪毙韩时，宣布的罪状就有“强迫鲁民购买鸦片”一条。
这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当日军打到沧州、石家庄一线时，山东各机关纷纷向后转移，韩也将军需物资向后方运送。当时有两个问题，韩提交省府会议讨论，一个是中央各银行库存2000余万银圆，是强迫随“我们”移动呢？还是听任中央运走呢？南京派来运银圆的专车已在车站等候几天，交涉多次，韩只是不放，大家都认为现在与以往不同，中央领导抗战，应该放行。后来南京又派人交涉，就运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历年禁烟没收的鸦片如何处理？其实库存鸦片主要是宁夏马鸿逵送来的，马托韩的修械所制造一批子弹，马无钱，送来一批鸦片抵价，无法处理，已存放一两年。大家不知底细，有的主张作为药品卖给医院或制药厂，也许是因为抗战物力艰难，大家忽然都惜起财来，没有人提议焚烧。最后还是韩复榘拿出主意，他说：“医院，制药厂买不多，带到后方，不好在别省卖。现在需要积蓄现款，以备将来，不如在山东卖给那些登记有瘾的人，反正他们总要吸食的。”原来韩的强制戒烟办法，往往致人死命，在他统治山东最后一两年，有些商会和地方的年老士绅向他反映，老年人戒烟太急受不了，希望放松一些，从此对60岁以上的吸烟者就不抓了，令他们向公安局登记，缓期戒绝。但对禁毒则始终未放松。所以韩复榘要把鸦片卖给登记的人，大家未置可否。后来听说登记的人并不多，鸦片卖出很少。鸦片系由军法处保管，到临撤退时，韩见卖不了多少，就令军法处不要卖了。但军法处处长魏汉章却乘撤退混乱之机，向商会强派了一部分鸦片，勒索四五万元，韩复榘并不知情。退出济南不过20天，韩即被扣，魏汉章从曹县携款10余万元潜逃，其中就有卖鸦片的款。魏行至陇海路南被他的两个卫兵谋杀，这笔钱就被两个卫兵取得。当时在曹县的省府人员都知道此事。后来韩的师长孙桐萱、李汉章都证实了这件事。
韩复榘有一个反共特务组织——特别侦谍队，系由青年党人组成，隶属第三路军军法处，以军法处名义逮捕人，检扣邮件。韩有一段时间信任青年党，曾琦、左舜生向韩献策，由青年党五六十人组织这个侦谍队，专门对付共产党。他们对韩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肃清山东境内的共产党。曾琦在山东活动，所用化名为“韩学愈”，他是侦谍队的幕后指挥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教育界的进步师生。曾琦、左舜生又向韩复榘推荐一些青年党人任县长，如邹平县长梁秉锟就是其中之一。韩复榘虽与青年党合作，却不大放心，命其亲信——济南市长闻承烈派两个人参加侦谍队，暗中监视。
何思源原不知有侦谍队这个组织，韩对何始终绝口不谈。何知道这个情况，还是在发生胡也频事件之后，通过济南高中校长张默生、一中校长孙东生从桑平伯那里得知一些内幕（何与张、孙、桑都是鲁西同乡，又是六中、北大同学，桑平伯即闻承烈派入侦谍队的人员）。
大约1931年的一天，在省府会议后，韩复榘问我父亲：“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你知道吗？听说他是共产党。”当时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的教务主任，校长张默生聘胡时，曾征得何的同意，后在工作中何与胡时常见面。何还在家中招待过胡也频、丁玲夫妇，也算是朋友了，但不知他是共产党，就对韩解释说：“年轻的文人思想难免有些偏激，不见得就是共产党，我在青年时期也闹过学潮。我们办学请教员也不容易，如果太严格了，根本请不到好教员。”何思源回家后立刻打电话把张默生找来商量，送200元路费，让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以免出事。胡当天下午赴青岛转上海，丁玲随后也走了。
胡也频的事就是侦谍队搞出来的。他们对何思源放走胡也频，使他们的“功劳”落空，非常不满，就向韩复榘告状，并在邮局检扣何思源的信件、书刊，企图从中发现材料。就是在这时，何才了解有此特务组织，于是便对他们存了戒心。
也在此时，韩复榘召集济南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举行座谈。大家都捏一把汗，但韩复榘态度很好，只说明要加紧清共，各校长应注意对学生加强教育。他的讲话简明扼要，又照顾到各方面，对各校长的顾虑和意见也作了解释和答复，而且说得有分寸，很得体，没有带一点威胁口吻。会后聚餐，韩复榘殷勤招待，大家都很满意。事后大家评论那次座谈会的发言，都说：“主席的发言讲得最好。”韩复榘也比较尊重知识分子，经常请学者、名流到省府或进德会演讲，老舍先生就去讲过不止一次。
为胡也频的事，何思源又向韩复榘作了解释，说：“我问过高中校长，不知道胡也频是不是共产党。政府既然对他怀疑，就请他走开好了。”何思源觉得有了青年党插手，将来教育界可能还要发生问题，有必要向韩复榘表示明白，就直率地说：“我作为教育厅长，不能捉教员。教员是请来的，每年送一次聘书，如果发现教员不好，那是我们请错了，下年不续聘就是了。如果教育厅捉教员，以后就不好请教员了。我也不能捉学生。我听人说某校学生不好，我都感到脸红，那都是教育厅没有办好学，没有把学生教好，又怎能去捉他们呢？我的权力只能开除学生，最大限度，也只能停办学校。”又说：“天天同教员学生见面的教育厅长不能撕破了脸。”韩复榘说：“以后我们两人唱双簧，学生闹事，我说厉害的，你可以说好的。”先父觉得韩很聪明，就说：“好，好。不过，主席拉弓，可不要放箭！”韩哈哈一笑，就算二人的约定。
从此以后，凡经教育厅处理的事，韩复榘不说捉人，他要捉人的事也不告诉教育厅了。曲阜省立第二师范事件就是这样。第二师范是一所较进步的学校，以演《子见南子》话剧引起轩然大波而闻名全国。何思源因此受到孔府和孔祥熙、张继等人的攻击。后将校长宋还吾调走，换上张郁光（抗战时在聊城与范筑先一起牺牲）为校长，外面又造谣说“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何思源曾几次去曲阜向学生讲话，邀教师座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特别侦谍队的青年党人却得到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们先在学校周围布置便衣监视，又组织了一次突击围剿。六七月间一天晚上，全队人员带领手枪旅一个连秘密出发，乘装甲车到曲阜站下车，急行军跑到城下，半夜叫开城门，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学校，捕去师生多人。当时连曲阜县长都吓得惊慌失措，不知二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这次行动，也是针对何思源的，想借此进行报复，可能还有搞垮何思源，以便攘夺山东教育权的企图。有的教员在狱中写信给何诉说苦情，表示抗议，何几次去找韩复榘请求放人，韩不表态。后来他们审讯无所得，才把人放了。
韩复榘另一次镇压学生运动，是解散济南高中。高中的学生闹风潮，要上街游行请愿，韩认为校内一定有共产党，要捉人，对何思源说：“他们如到省府来，我叫手枪队各持棍子一根，专打下半截，叫他们走着来，爬着出去！”随即下令教育厅解散高中，并派手枪旅一个营进驻高中，持名单逮捕四名学生。何思源想此事既然通知教育厅，就是在“拉弓”，但又怕韩复榘“走了火”，便去嘱咐那位营长说：“这是对待学生，不是打仗，不能实弹，也不能开枪。”结果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捉到学生，但高中却被解散了。
何思源曾对韩复榘说：“处理学潮，不宜在学潮中逮捕学生。那样只能引起连锁反应，反而把风潮扩大。”后来发生的学潮都是教育厅自己处理，韩复榘没有插手。
那个特别侦谍队因青年党人胡作非为，闹得声名狼藉，经闻承烈建议，韩把它取消了。
韩复榘初到山东时，他的第三路军有三个师、两个旅。不久，两个旅改编为师，计为：第二十师孙桐萱、二十九师曹福林，二十二师谷良民、七十四师乔立志（后为李汉章）、八十一师展书堂，另有手枪旅旅长雷太平（后为吴化文）。七十四师和八十一师原系由旅改编，又曾一度缩编为旅。三路军的军费每月约100万元，由南京政府发给60万元，其余由山东省作为协饷发给。因手枪旅不在国军统一编制之内，全部饷项均由山东供给。所以山东每月协饷总数也有60余万元。
为军费问题，韩复榘曾两次截留国税。第一次在1932年，蒋介石“九一八”后曾一度下野，汪精卫出长行政院，孙科任财政部长，韩复榘趁机接管了山东境内的中央税收机关，换上自己的人（只有盐务局的外国稽核未换），截留了中央国税税收。数月后，蒋介石复职，宋子文再任财政部长，蒋介石派蒋伯诚来山东交涉，韩交还了国税。三路军军费每月60万元由蒋介石总部发给，就是这时规定的。
蒋介石总部的军需机关非常腐败，贪污公行，例向领饷单位索取回扣，有“大八折”、“小八扣”之说，即军需机关扣大二成，每10000元只发8000元，副官处又扣小二成，每10000元扣200元，对非嫡系部队克扣尤甚。韩的驻京办事处处长唐襄回济南报告他到江西蒋总部接洽情况，韩非常生气，对省府委员们说：“军饷不要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他没有说明蒋总部军需机关扣留的数目，但他说了一个笑话：四川刘湘经蒋介石批准给100万元，派人去江西领取时，由于内折外扣，只剩下20万元，领款的人不敢领，打电报向刘湘请示，刘湘回电说：“20万也领，聊胜于无。”就在这时，韩复榘再一次截留国税。这次换人更彻底，连电报局、烟台海关也换了韩的人。这时是1935年，正值华北局势紧张，韩复榘举足轻重，他就乘机扫清“中央”在山东的势力。
蒋介石又派蒋伯诚来，宋子文也从中调处，才决定三路军军费不再向蒋总部领取，而由中央在山东的税收中就地拨支，韩复榘委派的人员由中央加委（只有山东邮政局长由中央改派徐某）。这符合韩复榘在山东自成一个经济财政体系的初步愿望。
军费问题解决后，唐襄建议向蒋总部和有关部门的人送礼，以免得罪他们。韩与大家商量不送现款，买了些山东特产，如博山玻璃丝屏，潍县嵌银丝文具、手杖，烟台花边、台布之类送了礼。韩为避免蒋介石疑忌，又根据唐襄的建议，在南京政府分给的一块地皮上盖了一所大房子，以表示倾向“中央”，要在南京立根之意。但韩自己没有住过，可能也没有见过，借给冯玉祥住了。
韩复榘的兵力始终是五个师、一个旅，没有扩充。有一次何思源同他谈起兵力问题，问他为何不扩充军队，他说：“军队扩充多少是好呢？你有多少军队，就有多少军队来对付你，冯先生有30万，不是也垮台了吗？”所以韩复榘在山东八年，没有因扩军增加百姓的负担。“七七”事变后，韩复榘利用乡农学校（相当于区级行政组织）加紧训练壮丁，撤退时带走大批壮丁民枪，结果补充了中央军。第二区专员孙则让所带壮丁8000人，到了漯河，被何应钦看作宝贝，编入炮兵。何应钦曾对何思源说：“山东人身高体壮，可做最好的炮兵。”何思源在鲁北打游击时，还曾为何应钦招了一部分学兵。山东解放时，蒋介石把集中在鲁西、皖北和青岛的山东学生八九千人，以及集中在青岛的残余游击队万余人，装船运到澎湖，被刘安祺强迫编入军队，听说也是做炮兵。
韩复榘的军队装备不好，枪支陈旧，曾有人建议买德国、日本的枪，都有人来接洽过，韩都拒绝了。他说：“我不能拿山东人民的血汗来扩充军队，当军阀。”不管这是真话还是骗人的话，他没有买外国枪却是事实。1937年12月间，韩复榘过河与日本作战，吃了大亏，险些被俘，就是因武器太差，又没有大炮的缘故。韩有一个修械所，造步枪和轻机枪，但每月经费只有3万元，也造不了许多。
有一次几个法国商人经人介绍来济南，向韩卖飞机，任凭法国人说得天花乱坠，韩就是不买。何思源负责招待这些法国人，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韩复榘个人有多少收入呢？何思源说：对韩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多次说：“我决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他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20000元，这些都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中包括支给顾问、参议的薪金、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支出。如冯玉祥带着一连卫兵在泰安居住二三年，即由此款供给。在韩死后，何思源曾问财政厅长王向荣（王在抗战时仍任原职），韩是否还有其他收入？王向荣说，财政厅有一项小牌照税收入，每年十二三万元，全部给韩主席。这样，韩复榘个人每月可自由动用的款不过3万余元，纵令侵吞贪污也是有限度的。比之那些贪婪无厌、拥资亿万的大军阀，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韩的私生活也是比较朴素的，穿衣和士兵一样，不过比较整齐清洁，吃的也不甚讲究。有一年冬天到了，他的姨太太纪甘青穿皮大衣外出，韩追到二堂口，（韩的眷属住省政府内）揪着头发把她拉回来，骂道：“我的兵还没穿上棉衣，你敢穿皮的出去！”
有一次韩复榘去青岛，青岛市长沈鸿烈除隆重欢迎外，还用嫖赌来招待他。后来沈鸿烈当山东省主席时，和我父亲谈及此事，说：“韩先生这个人真奇怪。你说他好赌么，他只打打麻将，而且打不上四圈就让给别人；你说他好嫖么，他常常睡干铺。”
本文开始时说到韩复榘的父亲不可能在山东作寿，但韩复榘本人倒是在山东作过一次寿，而且十分铺张，还由北平邀请名角马连良、王又宸、刘宝全等在省政府演戏。不过那是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和胶济铁路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为巴结韩复榘出钱操办的，非出于韩的本意。韩曾对先父说：“这样办，对外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