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彦琇
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有个名叫东胜的小镇，镇上有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它非常醒目地矗立在城边一个土丘上。
有一天，一位老人来到这里，在革命烈士纪念塔旁的荒地上安营扎寨，顶着高原的风沙和严寒，用辛勤的汗水播种和培育着绿色的生命。慢慢地，这里的绿色多了，花多了，游人也多了起来。
20多年过去了，老人的足迹在这块土地上印了一层又一层，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去世了，当地的报纸发表了题为《留得春花满人间》的文章，歌颂了老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的贡献。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侯义卿。
侯义卿的家乡是河北省涞源县土巷口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涞源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曾因黄土岭战役打败日本中将阿部规秀而闻名全国。
日本占领涞源城那年，我才七八岁。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残暴的罪行。为躲避日本兵的残害，我常常跟着父母亲一起“跑反”，白天晚上都躲在山沟沟的土窑里。
一天，我的父亲侯义卿对我叔叔和叔伯哥哥说：“咱们总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不会有出头之日。只有把日本鬼子赶走才会有安稳日子过。国民党和有钱有势的人也是欺侮咱们穷人的，依我看八路军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咱们应该去和区干部和八路军联系，和他们一起打鬼子。”
我虽说小，又是个女孩子，但也觉得父亲讲的很有道理。我当时上学时间不长，日本人就来了，害得我们念不成书，连学校也散了。听了父亲的话，我也希望自己能帮他们干点什么。
不久，我父亲当上了村武委会主任，后又光荣地入了党。哥哥也成为小区常委和区小队指导员，叔叔参加了八路军。
侯义卿当上武委会主任之后，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他常常带领民兵协助部队攻打日本人的据点，带路、察看地形、抬担架、送公粮，什么都干。打金家井据点那次，就是侯义卿带着民兵先冲上去打开城门的。
取得几次胜利之后，侯义卿打日本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他手下的两个特等民兵也出了名。一个叫张文斌，外号“飞毛腿”，一个叫侯银榜，外号“不怕死”，两人后来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从此，不管是区政府还是县政府，都经常给侯义卿分配任务。自然，他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从梦中惊醒，我父亲赶快上房跑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娘。我吓得直发抖，我娘刚用大笸箩将我扣住，日本汉奸就冲进了屋子。
他们指名道姓要侯义卿出来问话。我娘装糊涂说：“你们要有事我带你们去找保长李连（名为保长，实为我们的人），他是给日本人干事的。”这些家伙赖着不走，在我家磨了好半天，最后看看没指望，只好抬腿走人，不过临走还撂下一句话：过几天还来。
果然，没几天他们又来了。说这次非抓到给八路军办事的侯义卿才走，见不到人就得给钱，反正不能白来。
我母亲想着法儿和他们对付，我一声不吭地贴在母亲身边站着。过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们有走的意思。我借故出去小便，偷偷溜到隔壁二伯母家，叫来了叔伯哥哥和二叔。
他俩一进屋，哥哥就对日本汉奸说：“我叔叔不在家，你们有事跟我说吧。”
“我们不找你，就要侯义卿！”
“你们别忘了，你们也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的人，他们也没都住在堡垒里。你们再来威胁我家的老人，我们就对你们家的人不客气啦！”
汉奸见哥这么硬气，马上软了下来，改口说是日军让他们来要粮的，他们奉命而来，也是出于无奈。
哥一听他们改口，就势把他们带到保长那里去了。
侯义卿并没有因为敌人的威胁而退缩。他不顾自己及家人的危险，将我家作为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上级领导经常来我家开会，秘密文件也让我们保存。为此，我家挖了三个洞，一个藏枪支和需长期保存的文件，茅房里那个小洞保存紧急文件，中间柴房里还有一个洞，前边放柴，后面可藏人。因我村离鬼子据点仅五里地，八路军和区、县干部执行任务，经常早早躲在这里，半夜才出去。区长蔺大军、区委书记杨满、副书记陈喜都是我家的常客。
一次，杨满书记对侯义卿说：“头可掉，但绝不能泄露机密文件！”
父亲指着我说：“你放心。别说我，就连我这么小的孩子也能做到这点。”
父亲的信任使我感到很自豪。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帮父亲多做些工作。
有一次，区干部正在我家开会，我和别的孩子一边在村边玩踢毛毽，一边警惕地为他们站岗放哨。突然，我发现日本兵快到村边了，撒腿就往家跑。
区长他们听了我的报告，马上转移了。我和娘急忙把文件藏好，并往外赶烟味儿。因为他们抽的是边区烟，味道特殊，一闻就能闻出来。我一急，抄起剪子就把窗缝剪开了，往出赶烟，娘在火盆里点上火，改变烟味儿。
娘俩正忙着，我家的大黄狗叫了起来，娘赶忙跑到院里，日本鬼子已冲进来了。一个鬼子冲娘举起了枪，娘拉着狗一声不吭，别的鬼子也唏里哗啦地拉着枪栓。我哭喊着冲出屋子，扑到娘怀里，以为他们要冲娘开枪。幸好，枪没有响，但从此也把娘吓出一身的病。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侯义卿更忙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又去山沟里开会。在跳一道沟坎时，他不小心把脚崴了，脚心都翻到了脚背上。小区常委侯彦珍是我叔伯哥，他将父亲背回家里。那时医疗条件极差，跟前也没个像样的大夫，只请来个稍微懂点医的人给他治疗。每治一次，他都疼得昏死过去，幸亏我父亲那时年轻力壮，总算挺过来了。
没想到，时隔不久，又一件令我和娘担心的事发生了。
那天，日军来我们村抢粮，在他们返回据点的路上，侯义卿带着区小队又将粮食截了回来。当时大家就想到，鬼子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来报复。于是，侯义卿带着民兵，在鬼子来的路上埋好了地雷。然后，他让民兵掩护乡亲们转移到山沟里去，他又返回村里察看是否还有没撤离的人。
我和娘在山沟的土窑洞里，坐立不安地等着父亲回来。左等右等不见踪影，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侯义卿被鬼子抓走了！”我们听了一愣，谁都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出去一问，原来那人也是听说的，只好耐着性子继续等下去。
我娘急得在窑洞里直打转儿，不时钻出洞探望。忽然看见保长李连来了，他证实了父亲被鬼子抓走这一消息。我一听，扑到娘怀里大哭起来，娘也直抹眼泪。李连劝我们不要着急，说他明天带人去保父亲。
这一晚，我和娘没有一丝睡意，我依偎在娘身边，眼睁睁地盼着天亮。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李连就带着人去了。我和娘只好在土窑里焦急地等着，盼着。
漫长的一天过去了，天又暗了下来，我父亲没回来，连保人也没有回来。两天滴水粒米未沾牙的我和娘彻底失望了，不再往好处想。
第二天天刚亮，娘叫我在土窑里等着，她拿了件父亲的旧棉衣就走了。娘说，她豁出命也要给父亲收尸去。
娘急匆匆地上路了，两只小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起来是那样艰难。她刚走了一半儿路，发现对面一瘸一拐走过来个人，等走近仔细一看，竟是父亲，人都给折磨得快认不出来了。娘惊喜地迎上去搀住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后来听我父亲说，那天回村，他刚走到山河庙街上，就碰到了鬼子，被抓了起来。他们还抓了一位烈属老太太和她侄子向子。老太太患有白内障，眼神不好，鬼子让翻译骗她，说他们是八路军，问她有什么困难。
老太太说：“村干部给我的小米少，玉米多，我想多要点儿小米。”
“谁给你送的粮食？”
“侯义卿他们常给我送来。”
一听到这儿，她的侄儿向子急了，他怕大娘万一认出侯义卿来就麻烦了。他一边机警地用身体挡住侯义卿，一边提高嗓门喊道：“大娘，你瞎了！大娘，你瞎了！”
老太太听侄子这么一喊，任鬼子再问，她也不开口了。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就把审问目标转向了侯义卿。
这时，侯义卿灵机一动，对鬼子说：“我是保长，在这儿专等你们来呢。”
翻译说：“今天皇军来什么也不要，就是来烧你们村子的。”
侯义卿说：“烧了我们村，老百姓也不能给你们送粮食了，也不能给你们送水了，你们吃什么？”
正说着，侯义卿转身看见了日本宪兵队长王庭兰。王庭兰知道侯义卿是八路军的干部，因前些天侯义卿刚带人去过他家，动员他投降。他本来已答应带队投诚，连家里的财产都转移到了保长家，可后来此事被汉奸康志孝知道了，对他一通威胁，他不敢动了。鉴于这种情况，侯义卿压低声音对他说：
“今天如果把我杀了，你和你们一家也好不了！”王庭兰听了，也为父亲在鬼子面前周旋。
这时，鬼子说要到别的村扫荡去，让侯义卿在前边带路，蹚地雷。村子保住了，侯义卿松了口气，在鬼子刺刀的威逼下向前走去。
侯义卿知道地雷埋在哪儿，等走到跟前，他紧走几步绕了过去，随后，鬼子的马就踏上了地雷。谁知是两个臭雷，没响。鬼子发现后，把侯义卿毒打一顿。侯义卿说，我又不知道这里有地雷，知道我就不会从这儿走了。
此时，侯义卿已经一夜两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了，身上被鬼子的枪托、耳光、拳脚打得没有一块好地方。
第三天，鬼子将侯义卿带回了金家井据点，又是一顿严刑拷打。一个鬼子将明晃晃的军刀架在侯义卿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你带我们抓几个八路军的干部才放你！”
侯义卿毫不含糊，他说：“你要了我的命，我也抓不住。”
侯义卿被鬼子折磨了一天，也没吐露一句实情。鬼子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就认为侯义卿真是老百姓，保人来保，就把他放了。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危险和挫折，侯义卿有一条始终不变，就是永远跟党走，做好革命工作。
我父亲侯义卿去世已有好几年了。如今，鄂尔多斯高原上那个小镇已是高楼林立，还开发出了大煤田、天然气，发展前景广阔，他亲手创建的那个小公园也更加迷人了。长眠在那里的父亲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欣慰，这不正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愿望在一步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