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
1942年冬到1943年春，这一段最艰苦的岁月，我们冀南党政军民终于度过去了。敌人的扫荡、蚕食，灾荒的连续袭击，根据地环境的恶化和惊人的流血牺牲，都没有把我们吓倒。这期间，我和宋任穷、王宏坤、王蕴瑞、朱光等冀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多是分头到各个分区活动，只在召开碰头会时才集中几天，然后再分散，以免集中一起遭敌合围。
1943年4月，我们军区领导机关住在南馆陶以西的南彦寺村。这个村庄很大，很有点名气，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范筑先先生和我三分区司令员张维翰同志，都是这个村的人。该村是当时我三分区根据地的中心，控制着周边不少村落，构成一块很大的根据地，多住些天没什么危险，若遇敌人扫荡，也便于分散转移，或钻地道。因为，这里各个村庄的地形全被改造了。村里主要街道、胡同都筑起短墙，敌人的汽车、骑兵进来无法活动；地下全挖了地道、地洞，家连家、村连村，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在地道里隐蔽或转移。当时，分区机关多是在地洞里办公，具体在这里负责的是孔庆德和王幼平（孔庆德时任分区副司令员）；肖永智、高厚良带领分区的部分机关、部队，在比较艰苦的永（年）肥（乡）曲（周）三角地带活动；赵海枫、甘思和带领滏西支队在永年以北、临洛关以西的格子网里来回钻。三分区领导干部分散活动的办法很好，在最艰苦的时期，主要领导虽然有负伤的，但没有牺牲。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在南彦寺开过碰头会之后，上级决定让我到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我当时不大乐意，一是不愿意离开正在共渡难关的战友们；二是我爱人在四分区快要生孩子了，丢下她有点不放心。宋任穷同志说：“上级叫咱们轮流去学习，这次你先去，下次王宏坤去。你路过永年时带上养伤的刘志坚，我这次陪你去看看他。”（刘志坚时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4月12日晚，三分区派人护送我和宋任穷由南彦寺出发，向永年地区进发。途经的第一道封锁线是侯村至平固店的公路，由于这一带原来是老根据地，我们小部队也经常在这里活动，所以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是安寨至北口的公路，第三道封锁线是大由至许庄的公路，这两条公路上碉堡林立，隔里就有敌人一个炮楼。晚上炮楼上都点着长明灯，护送我们的战士们称它是“鬼火”，是笨蛋们搞的“指路灯”，一看这灯，就知道是敌人住的地方。我们从炮楼下边不远的地方穿过公路，炮楼上伪军盘问，带路的同志不知回答的什么暗语，伪军便不问了。这样，我们又顺利地过了两道封锁线，来到塔寺桥至肥乡的公路。这条公路两侧都挖有深沟，我那匹骡子见到不敢过，我的警卫员在前边拉，战士们在后边推，才算把它弄过去。
4月14日，我们到了甄庄，三分区路西指挥部的肖永智、高厚良热情地接待我们。在永年滏阳河以东，四周都可以看到敌人的炮楼、碉堡，路西指挥部的同志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能够如此长期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斗争，真是个奇迹。我们在这里住下后，肖永智拖着一只受伤的腿跑进跑出，为我们下一步行动作准备。肖永智说：“你们二位首长在这里要听我指挥。你们先休息吃饭，我先到刘志坚主任那里去，让他准备好，等你们一到就走。”吃过饭，高厚良向我们汇报了情况，宋政委向他们讲了形势和任务，并提出让他们准备轮流到太行山整风学习。
当晚，高厚良派部队护送我们出发，临行前有人建议我换上便衣，以防路遇不测，我说：“不用换，和部队一块行动没关系。”1942年发冬装时，冀南部队大都发的是便衣，当时我也做了一套，但始终没穿过，因为我主要是带部队打仗，穿着军装便于指挥部队作战。另外我想，就是真的被敌人捉住，穿便衣也没用，因我是湖北人，一说话就会听出我是“南蛮子”。
我和宋任穷一行离开甄庄，途经李胡寨、宋寨之后，又沿滏阳河南岸西行到了南沿村。这里距永年城有十来里，我们还没到村边，肖永智就带着几个伪军来迎接我们（伪军都穿着黄军衣）。我当时有点惊奇、纳闷：“肖永智怎么指挥起伪军来了？难道说这里的伪军都和我们有关系？”在村里的一个院落，我们见到刘志坚、刘莱英夫妇，还有一个医生、一个警卫员，大家相互亲切地握手、问好。刘志坚能站起来了，但还不能走路，他指着身边的韩荫亭说：“我们在这里住这么些日子，多亏了韩荫亭同志。”原来自去年10月，受伤的刘志坚被从敌人手中救出来，由军区作战科科长赵晓舟护送到这里来养伤，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一直受到韩的保护照顾。南沿村附近的十多个村庄，都是韩荫亭的地盘，他名为“反共自卫团”团长，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实际却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经过曲折，他在家乡组织起一帮队伍，打着合法的“伪军”招牌，暗中为抗日出力。敌人扫荡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伤病员经常到他这个“伪军据点”避风。虽然刘志坚当时没暴露出自己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只说是“团政委”，韩仍旧尽力保护，安排吃住和买药治伤。他也察觉到刘志坚要比团级干部大，不然为什么肖永智、高厚良、滏西支队司令员赵海枫和邯郸县长尤醒五，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来探望他。肖永智为此从部队挑选了两支最好的德国二十响驳壳枪送给韩荫亭。这时我们才知道，赵海枫和三地委书记李福祥同韩荫亭都是抗战前在永年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后来，韩荫亭带着队伍过来，编为三分区独立团，韩为团长；以后又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一直打到广东。
宋任穷和我当时向韩荫亭表示万分感谢，称赞他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保护了刘志坚主任的安全，并希望他多加小心，不要被敌人发觉。韩亦为能保护首长的安全感到光荣。
我们考虑这里不宜久留，时间长了被坏人发现对韩不利，决定尽早离开南沿村，直奔邯（郸）磁（县）以东地区。我骑着骡子，肖永智带着部队抬着刘志坚上路了，宋任穷和我们依依告别后，即赴永（年）北检查工作。
我们走了一夜，到达邯郸以南、磁县东北交界地之郭小屯。负责开辟这个地区工作的高镜、王俊将我们安排在一个隐蔽的住处，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大米、白面、猪肉等，让我和刘志坚一行美美地吃了一顿。
白天，我忍不住想出去看看，肖永智说：“不能出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高镜也说：“陈司令，这里不是咱们的根据地，也不是游击区，只能说是隐蔽活动区。你穿着军装，一出门就露馅儿了。出了事，我们可担当不起，傍晚我们领你出去看看。”接着，他们把这一带的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他们是1942年下半年，率领一支精心挑选的小部队到这一带活动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他们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援，并和许多民团、伪军建立了关系，还建起了比较安全的交通站。我们到太行山去的许多干部都是从这里出发，然后由这里的交通员带路，通过铁路线、封锁沟，顺利地到达太行山的。沿途只要不碰上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危险；碰上死硬的伪军，打他几下，也就过去了，这些人都是怕死鬼，只有跟着日本兵，他才敢耍威风。
高镜、王俊两人装束不同，各有特色。高镜穿着长袍大褂，白面书生，我说他像个教书先生，刘志坚说他像个教授。高镜是八旅二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去年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回来就被派到这里工作，很有水平。王俊则是另一种打扮，上穿一件紧身夹衣，一排布扣不知有多少；下穿灯笼裤，腰插手枪，像个武打的。他是四川南部县人，原是八旅二十二团一位英勇善战的老营长，打起仗来不要命，现任邯磁大队的大队长。听罢情况介绍，我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位一文一武，搭配得不错嘛。”王俊说：“在这里施展不开，憋得慌，小打小闹的不过瘾。”我和刘志坚笑了，告诉他们先忍耐坚持一段，以后会有好仗打的。
一切准备就绪，王俊带领一个加强中队，几挺机枪，乘夜护送我们过铁路。从郭小屯到铁路边30多华里，中途还要过滏阳河。这条河是横穿冀南南北的一条大河，河床虽不宽但水很深，日军巡逻艇经常来回行驶，我们是从敌人碉堡旁边的一座木桥上悄悄过去的。队伍走到邯郸、磁县之间的光录车站附近，就听到火车的隆隆声，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照得四周通明耀眼。我们只好卧倒在地，可偏偏我那匹骡子不听招呼，就是不肯卧倒。平时让它卧就卧，可能被眼前火车的鸣叫声吓坏了。战士们好一番折腾，总算让它卧下去了，不然这家伙暴露了目标可就麻烦了。
当年，过铁路可不容易，且不说沿线有敌人巡逻，仅是铁路两侧挖的两人多深的封锁沟就够人犯难的。你想填平一段过去，不知要动用多少人力，费多长时间。王俊他们决定出敌不意，不从有沟的地方过，干脆从光录车站附近的伪军炮楼下边穿越铁路。这大胆的一招儿真灵，我们竟然成功了。顺利地过了铁路，肖永智和我们告别，我紧紧地握住肖永智的手说：“你要注意身体，不要拖垮了。我们会见面的，再见吧！”谁料到分别才几个月，他就牺牲了，当时才28岁。冀南人民为了纪念他，曾将清平县改为永智县。
我们过铁路后，继续西行，要穿过最后一道封锁线，走出接敌区，然后才能到达安全地带。这段路程有几十里，顺利的话，天亮前可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
月夜，我们沿着小路向西疾进。两边不远的地方，灯火通明，可能是峰峰煤矿和磁县的陶瓷厂。我这时也不便去详问，只是想快点走，争取今晚过了这道难关，千万别出什么事，因为刘志坚不能走路，遇到大股敌人就麻烦了。王俊让战士轮流抬着刘志坚快步西行，我骑着骡子在后边一溜儿小跑地紧跟。紧赶了几十里夜路，进入丘陵地区，西边的高山已隐约可见，只是天也快亮了，四周的碉堡可以看得很清楚。王俊惋惜地对我说：“司令员，天明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是过不去了。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我决定不走了，先在这个村隐蔽住下，傍晚再走。”我同意了。
在村里刚休息一会儿，忽然传来急骤的枪声，原来附近敌人发现了我们，开始向这个村逼过来。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我好办，可以带着部队打，可刘志坚怎么办？绝不能让他第二次落入虎口。经侦察，来的敌人是伪军，我当即决定边打边走。王俊说：“我带部队前边打，你们在后边跟。”几挺轻机枪突然开火，把敌人压制住，我们奋力向西冲去。碉堡内的敌人一边喊叫一边向我们射击，埋伏在公路边的敌人也用火力拦截。王俊率队一顿冲杀，我们才闯了过去。我们正要渡河，后边的敌人又追上来。我让王俊断后掩护，猛打追兵，自己带着两个排在前面开路，耳边不时传来敌人的狂喊：“捉活的！捉活的！”
好一番前打后阻，边打边走，热闹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进入山区，见到了太行山我们的小部队和民兵，这时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长距离穿越敌占区，我们无一人伤亡，刘志坚也很安全，这真是我多年征战未遇过的奇迹，幸亏有王俊这位猛将保驾。
部队休整了一下，继续西行，到了西达城，进入太行根据地。我让王俊休息两天后返回冀南，他非要再送我们到一二九师师部，拿到收条才肯回去。直到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派人来接我们，王俊才被说服。临分别前，我拉着王俊的手感激地说：“等学习完了回冀南时，我一定再从你们邯磁地区过。请代我回去问候高镜同志。”王俊也很动情：“司令员，我们等着你。我愿意和你在一块儿，知道你爱打仗，边打边走多痛快！”王俊带着英雄们东返了。多好的同志啊！想不到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地区作战时，王俊、高镜两位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实在令人痛惜。
我们很快到达了涉县地区的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赤岸。刘师长、邓政委亲切地接待我们，说我们总算幸运没出事。我开玩笑说：“刘志坚命大，许多险关他都能闯过来。”刘说：“我不是命大，是命苦。你们真刀真枪的和敌人干，我却躺在担架上活受罪。”刘、邓首长听罢都笑了，还赞扬我们在冀南那么艰险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是件了不起的事。我感叹说：“干部牺牲的太多了。”邓政委说：“冀南各界牺牲的干部比其他地区都多，现在已采取措施。你们冀南要有大批干部轮流来太行整风学习，一是学习提高，二是为了保存干部。”谈完之后，我提出请师部给宋任穷同志发个电报，告诉他，我和志坚已安全到达并转告三分区的同志。刘师长说：“马上就发报，你们放心休息吧。”邓政委接道：“发报时告诉任穷，再道同志的爱人生下小孩，就设法把她送到太行山来。”听完这关怀的话语，我心里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1943年5月，我告别了留在师部养伤的刘志坚，来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我们住在麻田附近一个小山庄，这里距彭德怀副总司令住的地方不远，约有半里路，原打算抽空隙去看看彭总。谁知一天晚上，我正在屋里学习，彭总忽然推开门走进屋里。我慌忙站起来，向彭总敬礼，彭总却很快拉过我的手紧紧握住，一一询问我的学习、生活以及冀南战斗的情况。我向彭总作了简要汇报，彭总高兴地说：“你们冀南党政军民不畏艰险，坚持斗争，干得不错，令人敬佩。”我们又谈了很长时间，彭总真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过去我曾见过他，他也到冀南去过，但面对面亲切交谈这还是第一次。夜深了，彭总要离开了，临别时他竟先向我敬了一个举手礼，感动得我一时不知所措。第二天，炊事员又告诉我，彭总让他们每餐给我多加一个菜。我说：“谢谢首长的关怀。但是，不能加菜，大家都很困难，我们冀南来的也不能特殊。”
有一天，我到总部去看望彭总，正碰上他和滕代远同志在吃饭。我一看，一个人一个饭盒，饭盒里一半是饭，一半是菜，十分简单。我心想：“你彭总都吃这样的份饭，却还要给我专门加菜。”一阵不安和感动之情涌了出来。
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通知，说我爱人张双群快要到达太行山了。她在师部招待所住下后，就赶来看望我。一见面我就说，看你这样子，活像个逃难的。她说：“我就是化装成难民才出来的。”原来，她在南和县孔村生下孩子后，军区来人通知她到太行山去，并说要从新开辟的一条路走，有专人护送。孩子才生下来3天，她便将其寄托在老乡家，抱着第一个孩子，打扮成逃荒的，由敌工部门的同志带着她赶赴邢台。那时正碰上冀南闹灾荒，逃难的群众比较多，他们不太引人注目。我们的敌工人员抓住时机领着她在邢台乘火车到邯郸住了一夜，又乘火车南下在磁县附近一个车站下车，然后辗转到达太行山。她得意地对我说：“这次我算享福了！想不到比你强，还能坐上火车。”我从心里感激护送她一路平安的同志。
当时，从冀南到太行的干部，过铁路，过封锁线，真是五花八门。我们是边打边走；张双群是坐火车；还有的化装成阔佬，坐轿车从敌占城镇穿过；有的由交通员领着就过去了；等等。不管怎样通过敌占区，都有很大的冒险性。好在我们敌工工作做得好，保障了交通线比较畅通，多数过封锁线的同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也有个别同志牺牲、被俘。
1943年10月，我接到北方局的通知，让我到延安学习，并让我作为冀南区的党员代表参加党的“七大”。这样，我又和爱人带着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离开了太行山，向延安进发。
当时去延安真不容易，不光翻山越岭，还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当时由太行派人护送我们到太岳军区一分区，陈赓因故不在，是王新亭、李成芳等人接待我们。多年不见了，他们特别热情，尽管太岳地区生活很苦，却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得好，休息好。我们原三八六旅的老底子基本上都留在太岳军区，许多老战友得知我们从这里路过，都赶来看望。我心里热乎乎的，真想多住些时间。谁知好景不长，住了不久，敌人便对太岳地区发动了大扫荡。把张双群和陈赓的爱人隐蔽起来，我和李成芳就带着两个连在太岳山区和敌人往返周旋。多年不见山，今天又在山地打仗，我真想打它个痛快。有一次，我们在转移中遇上一股敌人，我和李成芳指挥部队就和敌人打了起来。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两个警卫员牺牲了，两匹马也被打死了，另一股敌人又乘机包围上来。我们冲出包围圈，带着部队往敌人据点附近靠，因为我们知道敌人都外出扫荡，据点反而兵力空虚，靠近那里比较安全。敌人果然没想到我们会转向他们的“老窝”，更没料到我们待敌人撤出战斗区，又悄悄返回了原来驻地。李成芳说：“这次幸亏你没事，多危险！我真担心。”言罢，我俩都笑了。
在太岳区又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我们穿过同蒲路、汾河等封锁线，过了黄河，才安全到达延安。这时已是1943年年底了。
延安，我又见到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我曾到延安开过会，这次来，可算是旧地重游。清清的延河，挺拔的宝塔，雄伟的城墙，举目可望的清凉山，窑洞、黄土高坡，令人备感亲切。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欢乐气象，乍从战争环境来到这里，简直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看不到敌人的炮楼、封锁线，听不到枪炮声，不用往地洞里藏，晚上睡觉也可以脱衣服，更看不到逃荒要饭的灾民。延安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好地方呀！